正文

第一章 少年皇孙

崇祯帝大传 作者:晁中辰 著


第一章 少年皇孙

1610年八月,明朝第十四代皇帝朱常洛在即位一月后即病死,围绕他的皇位接踵发生了“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他的第五子即后来的崇祯帝朱由检,曾默默地看到了这一切。这个在宫廷中成长起来的皇子,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幸运。他的生母刘贤妃,在他五岁时即抑郁而死。在光宗病逝后,天启皇帝继位,他被封为信王。天启帝在位七年,身后无子,他继位为皇帝。

第一节 深宫童年

崇祯帝朱由检生于万历后期,神宗万历皇帝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是后来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光宗泰昌帝,即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他的长兄是朱由校,即后来继光宗即位的天启皇帝。他的生母是刘贤妃,他很小的时候刘贤妃即抑郁死去,光宗遂将朱由检交庄妃抚养。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继争国本后又连续发生了“三案”之争,都不同程度地与崇祯帝的命运相关。这期间,明宫廷里烛影斧声,纷纷扰扰,伴着崇祯帝度过了童年时代。

生母之死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明皇宫中又有一个新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人们后来所习称的崇祯帝朱由检。他的父亲朱常洛这时二十八岁,看着自己又添了第五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在朱常洛众多的嫔妃当中,刘贤妃的地位很低,但母以子贵,自己为朱家皇族生了个儿子,其地位马上就会有所提高,所以最高兴的还是刘贤妃。十二月的北京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滴水成冰,虽然宫中生着火炉,还是难以驱除寒意。宫中可供驱使的奴婢很多,但宫中诡秘,互相倾轧的事接连不断。尤其是这些日后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说不定神不知鬼不觉地会遭到什么人的暗算。因此,刘贤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凡护养儿子的事都尽可能亲自料理。这时已近春节,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噼啪作响的爆竹声,宫中的诸色人等都忙着张灯结彩,希望能过个快乐年。这时神宗万历皇帝又添个皇孙,按说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了。但皇宫的人似乎都在习惯性地各人做着各人的事,谁的脸上也看不到笑容。除了刘贤妃和朱常洛以外,其他人好像没有谁把朱由检的诞生当回事。相反,皇宫中充斥着一种阴冷的气氛。十一月一日刚发生了日食,这被认为是上天示警,万历皇帝不得不修省一番,以禳灾祸。这年又因“旱灾异常”,山东、河南、四川等数省纷纷向朝廷请赈,河南等地还发生了以陈自管为首的农民起义,辽东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势力连败明军,各地官兵纷纷向朝廷请饷。面对纷纷扰扰的政局,万历皇帝却躲进深宫,不见朝臣,只是要臣下献“足国长策”,并明令臣下不得请发内帑。在这种情景下,万历皇帝的心情一直很烦躁,所以他并不关心朱由检这个皇孙的诞生。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代的许多皇帝一生下来似乎就有许多吉兆,这在史书中可谓俯拾皆是。而崇祯皇帝诞生时却是这幅景象,这大概预示着他日后的帝王生涯必定多灾多难。

崇祯帝的生母刘贤妃祖籍海州,后来迁居宛平。她初入宫时为淑女,贤妃的称号是后来追封的。自从生了崇祯帝朱由检,刘贤妃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刘贤妃自恃生了个皇子,自然不满足于以前那种卑下的地位,渐有些气壮起来。这很快招致了其他嫔妃的嫉妒,不时在朱常洛面前进谗言,使刘贤妃很快在朱常洛跟前失了宠,不久便将刘贤妃重谴一通,迁居别室,不许进见。刘贤妃忧郁成疾,不久死去。这时崇祯帝才五岁。光宗朱常洛为此非常后悔,害怕此事被他的父皇万历皇帝知道,就严戒宫中诸人不得外传,悄悄地将刘贤妃葬于西山。

崇祯帝幼年丧母,自然是一大不幸,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创伤。刘贤妃死后,光宗朱常洛将崇祯帝交李选侍抚养。光宗有两个李选侍,分别称东李、西李。东李的身份要在西李之上,但受宠远不及西李。后来由于西李参与移宫案等政争,名声大噪,致使李选侍几乎成了西李的代名词。西李曾抚养过崇祯帝的长兄天启帝,此时天启帝已十一岁,已出阁就学,所以光宗又将年幼的崇祯帝交西李抚养。但西李不久生了个女儿,光宗便又将崇祯帝交东李抚养。东李称庄妃,心地善良,不大与人言笑,因自己不曾生育,便将爱心都倾注在崇祯帝身上。年幼的崇祯帝失去了母爱之后,在庄妃这里得到不少补偿。庄妃素恨魏忠贤弄权,在背后常称魏忠贤为“女鬼”,遭到魏忠贤的忌恨。天启年间魏忠贤和客氏串通一气,将庄妃宫中应供应的衣食一减再减,使庄妃终日闷闷不乐,只是当崇祯帝从外面回来后,她这里才有点欢乐。庄妃即使抱病在身,也尽可能地陪着崇祯帝到庭院中游走游走。

崇祯帝原住在徽音门内的勖勤宫。夏季的某一天,天气闷热,崇祯帝在宫中午睡,渐入梦境。他梦见两条乌龙盘在殿柱上,正觉得好玩,突然一声惊雷将他惊醒。降雨过后,天气顿时凉爽好多。院里有一眼井,这时水位也变浅了。崇祯帝去井边汲水,桶中居然有一条金色鲤鱼,长约尺余。崇祯帝十分高兴,随后又汲一桶,又上来一条金色鲤鱼。崇祯帝遂将这两条金鱼放在西苑水池养了起来。后人为此事还写了一首诗:

勖勤宫里雷初动,西苑池中浪几重。

金柱旧曾占好梦,锦鳞今始识真龙。

崇祯帝向庄妃说起梦境和得金鱼的事,庄妃笑颜稍开。这种笑容是崇祯帝很少能看到的。庄妃对崇祯帝说:“这是你以后大福大贵的吉兆。”刚说了这句话,庄妃的脸色就沉重起来,颇为伤感地说:“我大概见不到那一天了。”庄妃长期遭受魏忠贤和客氏的虐待,心情抑郁,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所以此后不久就死去了。崇祯帝继失去生母之后,这时又失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庄妃,其伤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宫中是非多

历代皇宫中都有许多是是非非,即人们所常说的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由于皇宫处于权力的中心,看来是皇家的私事,实际上成了天下的公事。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明宫廷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个大案,对明代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祯帝作为皇族的一员,亲自经历和目睹了这些案件的经过,甚至可以说他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些事件度过的。这在他年轻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印记,并影响到他日后观察和处理政事的角度和方法。

崇祯帝诞生时,他的父亲朱常洛已被立为太子。在外人看来,他们父子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了,其实不然。朱常洛一直生活在危疑之中,甚至可以说一直蒙受着屈辱,并时刻有被废黜的危险。

崇祯帝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他的母亲王恭妃原是穆宗皇后的宫女,被万历皇帝私幸而怀了孕,生下朱常洛。按民间说法,朱常洛就是万历皇帝的私生子。因为这事不光彩,万历皇帝起初不愿认这个儿子。后来万历皇帝的母亲进行了干预,并拿出他和王恭妃私幸时的信物,要万历皇帝无论如何也要认下这个儿子,这是朱家皇族之福。但万历皇帝以王恭妃身份卑贱,还是不愿认。他的母亲便很动感情地说,自己原来也是个宫女,也是被隆庆帝私幸而生了万历帝。你还不是一样当了皇帝吗?母亲把老底一揭,使万历皇帝羞惭满面,无地自容,便不情愿地认下了朱常洛这个儿子。认是认下了,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按明代宫廷旧制,皇帝有了儿子,应该马上立为太子,以定“国本”,即此事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尽管有大臣们不断奏请,但此事却久拖不决。

不久,即崇祯帝的父亲五岁的时候,万历帝所宠爱的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即福王朱常洵,深得万历皇帝的欢心。万历皇帝还私下向郑贵妃许诺,以后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认为郑贵妃有异谋,意在夺嫡,纷纷上疏请早立太子,但万历帝却一直不许。于是,在明宫廷上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直到朱常洛二十岁时,万历皇帝不得不正式册立他为太子,但受宠却远不及他的弟弟朱常洵。不久发生了“妖书案”,即有人投书,谓万历帝要更换太子,指斥郑贵妃。为此,一时受株连被捕者达上百人。后发现此书乃皦生光所为,便将他磔杀,算是结了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人上疏,谓郑贵妃指使同党搞巫蛊,想谋害太子。所谓巫蛊,即用巫术诅咒人。汉武帝时曾因“巫蛊之祸”而废太子。这次幸赖内阁首辅叶向高弥缝其间,未起大狱。这些事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朱常洛太子地位的危疑处境。崇祯帝这时是个孩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能得到父亲的爱抚。

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天发生了“梃击案”,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之一。五月四日傍晚时,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了看门人,后终于被宫中的人抓获。慈庆宫是崇祯帝父亲朱常洛的住处,张差闯慈庆宫行凶,被认为是郑贵妃所指使,意在谋害太子。一时议论鼎沸,有人甚至指名道姓,说此事乃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所为。经审讯,连及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和刘成。如继续追查下去,牵连会越来越广。万历皇帝多年没上过朝,这时也专为此事召见群臣,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声言父子友爱,决无废太子之事。

崇祯帝的母亲刘贤妃为此十分高兴,在朱常洛回宫后便向他祝贺,认为既然万历皇帝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表了态,他皇太子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了。刘贤妃万没想到,她这番祝贺反招来一顿责骂。朱常洛说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还好多嘴舌,并立即将她赶出慈庆宫。刘贤妃郁闷成疾,很快死去。

“梃击案”惹得满城风雨,如要认真追查下去,说不定会引出更大的事端。朱常洛不愿过多牵连,极言张差疯癫,郑贵妃决无谋害自己之心。于是,万历皇帝遂命将张差秘密地毙于狱中,随后将庞保、刘成磔杀,草草了结了此案。越是这样不明不白,人们就越多方猜测,致使此案成为历史上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悬案之一。明末清初的大名士顾炎武说到此事,谓自古以来,当一个王朝衰败时,常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事关国运气数,“亦法禁浸弛所致”。要说运气的话,崇祯帝生活在这种时候确实不是好兆头。

在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的同时,朱常洵被封为福王。福王这时已二十岁,应立即赴洛阳就藩。但是,尽管臣下一再奏请,万历皇帝还是不让福王离京。外廷为此乃流言不断,谓郑贵妃和福王还在伺机夺嫡,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仍处在危疑之中。为此,廷臣请求尽早让福王就藩的章奏连续不断,“数十百奏”,但万历皇帝一直不予理睬。这事拖延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才就藩洛阳。但明眼人都清楚,福王虽然离开了京师,但对皇太子地位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万历皇帝驾崩,朱常洛于八月一日即皇帝位,庙号光宗,年号泰昌。对于崇祯帝朱由检来说,父亲这时终于当了皇帝,成了天下之主,日子总该好些了。但好景不长,父皇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为此还引发了一场纷纷扬扬的“红丸案”。原来朱常洛长期受压抑,终日难见一笑,这时登上皇位,群臣向他“山呼万岁”,自然得意万分。郑贵妃这时也进献给他“四女乐”,即四个能歌善舞的美女。有人揣测,这是郑贵妃想讨好光宗,以消除嫌隙。有人认为,这是郑贵妃想用女色迷惑光宗,包藏祸心。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的确看到,光宗即位十来天就显出病态,虽然仍支撑着坚持上朝理事,但身体虚弱,面无血色。如此支撑了几天,随后就一病不起。先由御医崔文升诊治,本来是下痢的病,他却使用泻药,名为辨证施治。不幸的是,这样用药后,光宗的病更加严重,下痢更厉害,以至于一天要拉痢几十次。光宗这年三十九岁,在常人看来,这正是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但可怜的光宗皇帝只几天工夫,就拉痢拉得不成人形,枯瘦如柴,一刻也离不开病榻,稍一动就虚汗淋漓。这时郑贵妃仍住在乾清宫,她和光宗所宠爱的李选侍串通一气,请光宗册封她为皇太后。光宗拗不过她们的一再乞请,便颁诏册封。这又引起了一场风波,礼部侍郎孙如游认为这有悖常典,拒不应命,并上疏光宗,请收回成命。光宗将此疏转示郑贵妃,意在要她主动撤回前请。但郑贵妃哪肯轻易罢休,仍极力活动。光宗外家王、郭二勋戚,这时遍谒群臣,泣诉宫禁危急,郑贵妃和李选侍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并说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不当用泻药而故意投泻药,居心叵测。杨涟和左光斗几个大臣直接往见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郑贵妃尽快移出乾清宫,并主动收回前请,要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成命。郑养性看到群情激昂,郑贵妃也怕惹出大祸,所以就移出乾清宫,并请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诏敕。

看着光宗一天病重一天,鸿胪寺丞李可灼上疏,称自己有仙药可治帝疾。光宗和众大臣也不细究,就要李可灼进药。李可灼进上红丸一粒,光宗服下后顿觉舒畅许多,四肢和暖,气喘变得舒平,食欲也来了,要下人进饮食。众大臣也很高兴,李可灼也更有了信心,随后又连进两粒。光宗傍晚服下药,夜里病情即急剧加重。天还未明,宫中就传出急旨,要诸大臣马上入宫。当大臣们赶到时,光宗已命归西天。这就是长期纠缠不休的“红丸案”。

众大臣哭临礼毕,却不见太子朱由校的影子,都感到十分惊异。按照常理,父皇病逝,太子和众兄弟都应该在场守灵。但光宗死时,不仅皇五子朱由检不在场,而且太子朱由校也一直留在李选侍的身边,没有出来。礼部侍郎刘一燝问道:“皇长子安在?”但没人回答。刘一燝颇气愤,遂大声喊道:“谁敢藏匿新天子?”别的大臣也纷纷附和,群情颇为激昂。太监王安是太子的伴读,知道太子在李选侍处,遂领着刘一燝等人前往。王安先进去秉告李选侍,说事关重大,劝她放太子出来。这时李选侍拉着太子的手,正和魏忠贤密谈。经王安如此一说,李选侍便放太子走了出来。太子刚走出门口,李选侍又后悔了,便上去拉住太子的裙子。王安用力推开李选侍,抱起太子走了出来。刘一燝等人上前连喊万岁,马上将太子扶上辇,直奔文华殿行礼。因李选侍这时住在乾清宫,不可回,太子遂暂居慈庆宫。乾清宫是皇帝、皇后平时住的地方,李选侍既不是嫡母,也不是生母,不应在乾清宫住。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上疏,要李选侍移出,有的大臣主张暂缓。周嘉谟等人担心缓则生变,力主马上移出。李选侍不得已移至仁寿殿,太子复回乾清宫。九月六日,太子朱由校正式即皇位,即天启皇帝,大局粗安。

在短短的数天之内,明皇宫中连续发生了“红丸”和“移宫”两大案,人情汹汹,几乎酿成大的祸乱。这时崇祯帝十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皇祖死了后又死了皇父,年幼的皇兄在纷纷扰扰中当了新皇帝。这一幕幕,他都是亲眼见到的。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他虽然难以分清其间的是是非非,但皇宫中如此复杂和诡诈,必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印记。

第二节 藩王生涯

崇祯帝当信王前后的这段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宫廷中度过的。在老百姓看来,帝王子孙们的宫廷生活一定非常幸福。其实不然,除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以外,其他的乐趣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都要一本正经,不能有半点儿戏。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地诵读儒家经典。只是当他们偶尔到郊外走动时,才能目睹到一些民间的生活情趣。

天启二年(1623)九月二十二日,朱由检被皇兄天启皇帝册封为信王。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典则,皇长子继承皇位,长子的诸弟都要被封为藩王。诸藩王享受的待遇礼仪“下天子一等”。明初的藩王权力很大,边塞上的几个藩王都拥有重兵。明成祖原来就在北平(今北京)当藩王,时称燕王,后来发动了“靖难之役”,用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明成祖深知藩王权重对皇权的危害,即位后大力削夺藩王的权力。他将权势较重的几个藩王迁徙到内地,大幅度削减其护卫军;他禁止诸王节制武臣,将军事指挥权转移到朝廷任命的将领手中,并禁止藩王干预地方事务。宣德时又增加了许多藩禁措施,如皇族人员不得参政、出仕,也不能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出城二王不能相见,严禁藩王与官府交结。明中期又增加了一些藩禁措施,甚至规定藩王不得入朝。于是,明宗室成员就成了“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寄生虫。对于崇祯帝来说,五年的信王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阶段。他比皇兄天启帝小五岁,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二人十分友爱。这时有皇兄的庇护,自己又有了信王的身份,侍候自己的人又那么多,无忧无虑,尽可以痛痛快快地过日子了。

如果说信王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生母死得太早,使自己过早地失去了母爱。自己当了信王,生母也才有了“贤妃”的封号。她生前一直是身份很低的淑女,死后七年才母以子贵,得到了个“贤妃”的正式称号。随着崇祯帝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儒家孝道思想的熏陶,他越来越怀念自己的生母,有时坐在屋里暗自流泪。当时他仍住在勖勤宫,有时问近侍:“西山有申懿王坟吗?”近侍回答说:“有。”因为自己是信王,不能随便出京,违犯了藩禁,那可是大事,所以就偷偷地交给近侍一些银两,要他买些烧纸香烛,代自己到生母坟前祭奠一番,算尽点孝心,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安慰。

崇祯帝当信王前后的这段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宫廷中度过的。在老百姓看来,帝王子孙们的宫廷生活一定非常幸福。其实不然,除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以外,其他的乐趣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都要一本正经,不能有半点儿戏。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地诵读儒家经典。只是当他们偶尔到郊外走动时,才能目睹到一些民间的生活情趣。

每当皇帝要举行大祭时,信王都要去助祭。例如郊祭,即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谒庙,即谒祭太庙,这里供奉着朱家皇族的列祖列宗,另外还有元旦和冬至举行的大型朝贺,信王都要参加。凡遇到这类隆重的场合,信王都要“服衮冕”。“冕:五彩、九旒;衣五章,裳四章”。即帽子有五种颜色,九条飘带。“衣”是指上身服饰,有四种颜色。这类祭仪和朝见成了信王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场合都要规规矩矩,虽然年龄还小,但绝不许嘻嘻哈哈。第一次参加可能还觉得挺新鲜,但时间一久,其枯燥乏味是可以想象的。

宫廷生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儒家经典。自明初以来,这类宫廷教育一直很严格。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没机会上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所以特别重视对子孙们的教育。皇宫中建有大本堂,作为皇家子孙们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典籍,以供这些皇家子孙们观览。征聘一些大儒,轮班为这些孩子们授课,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尤其是讲到历代兴亡事迹时,都要详细说明某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为了提高这些皇家子孙学习的兴趣,还经常从外廷找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进来,以充当伴读。起初,这些伴读都是找功臣子弟,明中期以后,有时用一些伶俐的小宦官充任。如天启初年任秉笔太监的王安原就是伴读,朱由校、朱由检兄弟都和他在一起读过书。朱由检在这种地方读书,平时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惬意的事。

朱由检除了要读儒家经典外,还要读《昭鉴录》《祖训录》等书。这是明朝宫廷的传统读物,是朱元璋命儒臣们编写的。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一些善恶事迹,借以教育大明王朝的后世子孙。这实际上就是明朝皇室进行宗法教育的读本。朱由检平时不苟言笑,读书认真,字也练得舒展流畅,在学堂从来不惹是非,颇得老师们的喜爱。

朱由检当信王不久,平时抚养他的庄妃抑郁死去。这使朱由检极为悲伤。庄妃虽不是他的生母,但平时都以母子相称,二人相依为命。庄妃的去世打乱了朱由检平静的生活,终日恍然若有所失,闷闷不乐。天启帝很心疼弟弟,就命张皇后为弟弟选婚。当时由神宗刘昭妃掌皇太后宝,张皇后就和刘昭妃商议,选中大兴的周氏为信王妃,也就是崇祯帝即位后的周皇后。她身体虽然比较孱弱,但体态端庄,性情谨慎,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二人相亲相爱,大大减轻了因失去庄妃而带来的苦闷。自成婚以后,朱由检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外,整天和周氏厮守在一起,儿女情长,道不尽的恩恩爱爱。不久,朱由检就显得精神萎靡,没精打采,接着就病倒在床。下人忙召来御医诊治,但朱由检并不服药。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因,所以他向御医解释自己不服药的原因说:“服药千剂,莫如独宿。”朱由检这时才十六岁,两个御医听到这个年轻人能说出这番话,颇为敬佩,认为他“天性过人”。果然,他独宿了一段时间,经调养,身体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按照明代皇朝旧例,每年从三月四日起,宫眷们都开始穿绫罗。这时春暖花开,此后的一个月是宫眷们赏花的时节。尤其是观赏牡丹,在宫中最称盛事。当牡丹花开时,宫眷们用彩绸做成小棚,来保护这些花中之王。如宫中没有什么大的变故,在这一个月里各宫相邀,于花园中设宴,写诗献赋,殆无虚日。天启七年(1627)春天,魏忠贤献给信王府二百株牡丹,植于庭院,第一株为“御袍黄”。当年秋天,天启帝即驾崩,朱由检继位。许多人私下议论,朱由检春天得御袍黄牡丹,大概就是继位的吉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魏忠贤颇工于心计。

历史上有许多偶然因素,有些偶然因素甚至影响到整个事态的发展。崇祯帝继位就纯属偶然。这是因为,如果天启皇帝有儿子,就绝不会由崇祯继位。崇祯帝只是光宗第五子,除了天启皇帝外,他还有三个哥哥,即使天启皇帝没儿子,按轮序,崇祯帝只能排在三个哥哥的后面。说来也巧,他这三个哥哥都早早地死去了。正是由于这些偶然因素,才促成崇祯帝继承了皇兄的帝位。

本来,天启皇帝是可能有儿子的。天启皇帝的张皇后性严正,不阿附魏忠贤、客氏等人。天启年间,魏忠贤和客氏相互勾结,倾陷正人,张皇后数次向天启皇帝说及他们的过恶。客氏是天启皇帝小时的乳母,自恃对皇帝有养育之恩,颇为骄横。客氏和魏忠贤为“对食”,形同夫妻。在明代,宦官和宫女结为“对食”的情况很普遍,虽然他们不能过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但可以相互体贴,也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张皇后看不惯客氏的恶行,曾把客氏召来,要绳之以法。因有他人劝解,便将客氏训斥一通后放回。有一天,天启皇帝回到后宫,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读的什么书,张皇后说:“《赵高传》。”张皇后显然是用秦时的大宦官赵高来隐喻魏忠贤。天启皇帝听了以后若有所悟,却沉默了好大一阵,没有说话。魏得知后,恨得咬牙切齿。客氏和魏忠贤在外边广布流言,谓张皇后并不是张国纪之女,而是某一个罪犯的女儿,几乎使天启皇帝信以为真,差点将张皇后废掉。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了孕。天启皇帝也很高兴,盼望生个儿子,以便日后继承自己的皇位。但是,张皇后身边的人,只要对客魏不俯首帖耳,就被撤离,换上客魏的私密心腹。这些人暗中使用狠毒的手法,使张皇后不正常流产,“竟损元子”。天启皇帝的范慧妃生有一子,但又夭折了。因此,天启皇帝死时没有儿子,几个年长的弟弟也已死去,所以只能由皇五弟朱由检继承皇位了。如没有这些偶然因素的巧合,也就没有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历史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朱由检在宫廷中度过了少年时代。这段生活对他的影响可谓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来看,他在宫廷中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字也写得很好。同时,王朝的典章制度、宫廷礼仪等,他都十分熟悉。这对他日后当皇帝来说,都是有利条件。从坏的方面来看,他长期生活在宫廷中,不了解民间疾苦,对地方官吏如何向农民巧取豪夺,他缺少真切的感受。人们看到,崇祯帝即位后,今天加派这饷,明天加派那饷,但很少见他赈济饥民。他缺少实践知识,只知道老百姓可供自己驱使,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老百姓也能把他这个皇帝拉下马。另外,这个时期已处于明朝末期,各种腐朽倾向都暴露出来了,宫廷的矛盾和斗争分外激烈,致使这一时期各种恶性事件在宫廷里频频出现。而且,朋党之间相互倾轧,各种阴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非难分。这使他日后惩治大臣显得特别果断。果断则果断矣,但经常失于明察,使不少有作为的大臣被冤杀。再加上崇祯帝幼年丧母,失去母爱后又很少能得到父爱,经常寄人篱下,没有可以完全信赖的人。这也助长了他孤疑多变的品性,对大臣们不能推诚任用,动辄以斧钺相加。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相”,成为历史上的奇谈。仔细看一下崇祯帝的成长过程,就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性格和行为都可以在他的少年时代找到深刻的根源。

  1. 本书中的月日仍使用旧历,不注公历。
  2. 《明史》卷21《神宗本纪二》。
  3. 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
  4. 《日知录》卷30《妖人阑入宫禁》。
  5. 《明史》卷120《诸王列传五·福王常洵传》。
  6. 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
  7. 《明史》卷114《后妃列传二·熹宗懿安张皇后传》。

上一章目录下一章

Copyright © 读书网 www.dushu.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备15019699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