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大传 - 第二章铲除魏忠贤钦定逆案

第二章铲除魏忠贤钦定逆案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皇帝死去，皇五弟信王朱由检纯属偶然地入继大统。当时，魏忠贤把持了宫中大小事务，他对能否玩崇祯帝于股掌之间尚无把握，而崇祯帝对魏的恶行也早有所闻。因此，崇祯帝在继位之初时的处境十分险恶，处处谨慎小心。他发现了父皇和皇兄早逝的隐秘原因。但对魏忠贤也不得不先行安抚，最后时机成熟便果断行动，将魏氏一网打尽。

第一节入正大统，战战兢兢

在外人看来，崇祯帝从其皇兄那里继承皇位颇为顺利。其实，在崇祯帝继位前后，宫廷里经历了一番云谲波诡的激烈斗争。

“弟日后当为尧舜之君”

天启皇帝比崇祯帝大五岁，至天启七年才二十二岁，正值年轻时。但是，天启皇帝于这年八月初就一病不起。原来，在上年秋季的某一天，天启皇帝和几个宦官在西苑泛舟游玩。这天本来风和日丽，但当天启皇帝的船游至水最深处时，却忽然狂风骤起，将船打翻，皇帝和两个小宦官都落入水中。幸赖其他随从紧急抢救，将天启皇帝救上岸来，那两个可怜的小宦官则溺死水中。经这一番惊吓，天启皇帝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这样勉强坚持了大约一年，到第二年秋天便一病不起了。天启皇帝自知自己不久于人世，便召皇五弟朱由检入宫，意在托以后事。魏忠贤闻知后也加紧了活动，经与同党密议，打算要某宫妃假称有孕，要天启皇帝不必匆匆地将皇位传给朱由检。待天启帝死后，将侄子魏良卿的儿子领入宫中，由魏忠贤摄政，就像王莽挟立两岁的孺子婴那样。魏忠贤自恃大权在握，各地又纷纷为自己建生祠，其淫威足以钳天下之口，于是便依计而行。

如果要某宫妃说自己怀有身孕，这必须要得到张皇后的认可。魏忠贤命心腹去张皇后处，婉转劝谕，但张皇后却拒不听从。张皇后心里很清楚，天启皇帝无子，自然就应由皇五弟朱由检继位，而她对皇五弟印象极好，对魏忠贤却非常厌恶。如不按魏忠贤及同党的意愿行事，说不定就会遭到陷害。张皇后不为所动，激愤地说道：“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二祖宗在天之灵。”魏忠贤等见此情景，一时无可奈何，只好承命将朱由检召进宫来。

当朱由检来到乾清宫时，他见到内阁、六部和科道大臣都在场。天启皇帝见皇五弟来到，精神顿时有所振作，招呼五弟到跟前来，拉着他的手，颇为动情地说：“弟日后当为尧舜之君。”天启皇帝随后用目光扫视了一下群臣，见大臣们都纷纷点头。天启皇帝心里一阵高兴，因为这表明大臣们认可了这位未来的皇帝。天启皇帝接着又对皇五弟端详半天，说道：“弟弟怎么这么瘦呢?以后可要善自保重。”在古代，皇帝瘦预示着百姓肥，是吉利话，因为唐玄宗曾说过：“我虽瘦而天下必肥。”可惜的是，天启皇帝的话并未完全应验，因为日后的崇祯帝一再加征，老百姓并没有从他那里讨到好日子。朱由检听皇兄这么说，非常惶惧，好大工夫不敢回答，只是连声问安，说皇兄的身体很快就会康复。天启皇帝要他不必谦让，并又叮嘱道：“皇后德行悠闲，你为皇叔，嗣位后要善为保全。”随后又看着王体乾和魏忠贤说：“王体乾、魏忠贤皆恪谨忠贞，可任大事。”朱由检只是连连点头。王体乾是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贤是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故当时都习称他为“厂臣”。王、魏二人听天启皇帝如此安排，心里自然高兴，以为有了天启皇帝的这番嘱咐，在新皇帝登基后仍可受到重用。实际上，受益最大的却是朱由检，因为这番话使魏忠贤产生了侥幸心理，没有在朱由检继位时为乱，从而使朱由检能比较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并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准备，以待时机成熟时将其铲除。

朱由检听了皇兄这番嘱咐后，泪眼汪汪地退出宫去。天启皇帝的心情这时却平静了许多，大概觉得已没什么牵挂，只隔了一宿，即八月二十二日即驾崩，共在位七年。崇祯帝朱由检遂继承了皇位。

战战兢兢继大统

天启皇帝死后，朱由检这位新皇帝本应立即入宫，但魏忠贤要同党不要马上外传，当然更不会立即派人去召朱由检。他将兵部尚书崔呈秀和左都督田尔耕召至密室，密商趁机夺位之事。二人是魏的死党，崔是“五虎”之首，田是“五彪”之一，都握有兵权。在此事关重大的关键时刻，田尔耕唯唯诺诺，表示可行，但崔呈秀却一直不说话。经魏忠贤一再追问，才不无忧虑地说：“恐外有义兵。”魏忠贤见崔呈秀持这种态度，田尔耕虽然允诺，但也吓得瑟瑟发抖，只好作罢。众人见他们三人密议那么好大一阵子，都提心吊胆，恐宫中有变。魏忠贤从密室出来后，命自己的心腹宦官涂文辅迎朱由检入宫，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朱由检来到乾清宫，面向西坐下，心里惶惧不安。他原以为，在这大丧的日子里，宫中一定百官凑集，熙来攘往。但实际情况大出他的意外，宫中冷冷清清，空空荡荡，除了几个小宦官以外，看不到一个大臣的影子。自己虽然马上就要继位称帝，但身边却没有一个可供驱使的人。他偶尔看到两个小宦官耳语一阵，也不知他们说的什么，却很少有人前来与自己搭话，这更增加了宫中的阴冷和恐惧气氛。原来，魏忠贤这时仍举棋未定，没有马上向群臣公布天启皇帝的死讯，虽将朱由检召入宫中，而宫中各色人等基本上都是他的私党，仍有机会除掉朱由检。只是碍于各种原因，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百官大臣因不知死讯，所以没有立即赶来。朱由检在空荡荡的皇宫中一人独坐，某个角落稍有一点动静就吓得心惊肉跳，坐一会儿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心神不定。

天渐渐黑下来，宫中似乎显得更加阴森可怖。对朱由检来说，在这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种煎熬，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他渐渐地感到有点饿了，但他却没有让宫中的人为自己上饭菜，而是自己从袖中拿出块干饼，慢慢地吞下充饥。原来，朱由检预感到宫中险恶，便听从了张皇后的劝告，不食宫中食物，入宫时便自己带了些干粮。到了晚上，朱由检也不敢躺下睡觉，一直秉烛独坐，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大约半夜时分，朱由检忽然发现门口一个身影，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小宦官带剑走过。朱由检心里猛地一怔，马上喊住那个小宦官，从他手里要过剑来，端详了好大一阵，然后把剑放在案上，要小宦官尽管放心，过几天赏给他数倍于这把剑价值的银两。小宦官见这位新皇帝这么说，也就不再说什么，随便聊了几句就走开了。朱由检心里暗自庆幸，现在身边放着把剑，正可以作为自卫的武器，因而心里也踏实了许多。

不大一会，又走过来几个巡逻的人。朱由检又把他们叫到跟前，对他们的劳苦慰劳一番。接着又问他们，自己想赏给他们酒食，应该从哪里去取呢?他们说应到光禄寺去取。朱由检于是传出令旨，命光禄寺马上备桌酒食，以犒劳这些巡逻的人。这些巡逻的人从来没得到过这种犒赏，这时忽然得到这位新天子的如此礼遇，都十分高兴，顿时欢声雷动。一天来，宫中总算有了点欢乐的气氛，多少排除了些内心的孤寂和恐惧。

第二天百官才得到天启皇帝的死讯，天一明便纷纷入朝。大臣们到殿门口，守门人不让进去，说是要按丧礼，穿丧服。大臣们急忙返回，改穿丧服前来，守门人又说未举丧，大臣们应穿平时的服装，如此往返奔波了三四次，弄得大臣们茫然不知所措。后来，大臣们向守门的宦官苦苦哀求，这才得以入宫，向天启皇帝梓宫行吊祭礼。这时大臣们看到，王体乾和魏忠贤都在场，只有王体乾吩咐各部准备丧礼，而魏忠贤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两眼浮肿，也不知是哭泣所致，还是连夜未睡和内心煎熬所致。王体乾和几个宦官商议，说天启皇帝的梓宫应停在乾清宫，就像神宗和光宗时那样，让朱由检从乾清宫移出，暂时住在殿下的廊房中。这显然有压低朱由检身份的用意。一些阁臣立即表示反对，谓天启皇帝和殿下朱由检是兄弟关系，与父子不同，梓宫可停别殿，让朱由检御文华殿，就像世宗嘉靖皇帝继位时那样。幸赖王体乾等宦官没有再争，于是就按阁臣的意见办理。

八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天启皇帝死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正式登基称帝。礼部拟进四种年号，以供新皇帝选定。这四种年号是：永昌、绍庆、咸宁、崇贞。朱由检用笔将“贞”字改为“祯”，于是便以崇祯纪元。这位皇帝也就被人们习称为崇祯帝。巧合的是，“永昌”后来竟成了李自成用的年号。

在崇祯帝登基时，魏忠贤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和众大臣一起向他“山呼万岁”。这时，空中忽然响起一阵尖厉的轰鸣声，连响三四次，使行礼的大臣们顿感毛骨悚然。不少大臣心里犯嘀咕，这可不是好兆头。

崇祯帝即位后，追封自己的生母刘贤妃为孝纯皇太后，封年已七十五岁的外祖母为瀛国太夫人。皇嫂张皇后在崇祯帝继位中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崇祯帝这时尊她为懿安皇后。信王妃周氏为朱由检入宫一直捏着一把汗，唯恐宫中有变，时时在家祈祷。这时眼见丈夫当了皇帝，真是悲喜交集。当她被正式册封为皇后时，也要向自己的夫君叩头谢恩。

崇祯帝初即位时，整个皇宫仍处于魏忠贤势力的包围之中，所以崇祯帝仍不得不处处小心。刚即位没几天，魏忠贤就向这位新皇帝献上四个美女。崇祯帝本不想接受，但又转念一想，这或许是魏忠贤在试探自己，如不接受，可能会引起魏忠贤的疑心，于是便接受了下来。这四个美女入宫以后，崇祯帝命人将她们遍体搜查一遍，没有发现别的东西，只发现她们衣带中各有香丸一粒，就像黍子粒般大小。原来这就是人们平时所说的“迷魂香”。人闻到这种香味后，就会心神荡漾，魂不守舍。崇祯帝遂命此后不得再带此物。

一天晚上，崇祯帝和几个词臣讨论治国之道，很晚还没有休息。崇祯帝忽然闻到一股异香，令人心神不定，只想近女色。崇祯帝忽地站起来，命内监点上蜡烛，查看室内有什么异物。查看了好大一阵，什么东西也没有发现。崇祯帝坐下后若有所思，也不说什么，几个词臣也不敢贸然进言。不大会，崇祯帝忽地看见殿角处有火星闪现，遂立命内监毁掉墙壁，看墙后到底有何物。原来，墙后有一个小宦官在那里端坐不动，手中拿着一支香在焚烧。经询问，知道是魏忠贤所遣。这个小宦官还说：“凡临幸之所，例焚此香。”崇祯帝遂感叹道：“这正是皇父、皇兄早逝的原因啊！”立命撤去，今后不得再用。从历史上看，宦官们如果想要弄权，都希望皇帝荒淫，耽于享乐，不理政事，这样才可以窃权行私。魏忠贤正是用这种手段将天启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他感到崇祯帝才是个十七岁的青年，用这种手段也可以将他迷惑，自己仍可以继续作威作福。于是，他又是向崇祯帝献美女，又是焚异香，尽量诱惑崇祯帝多近女色。但他对这位年轻的皇帝并不完全了解，他的那些故技未能将他俘虏，反而使他更加提高了警惕。崇祯帝当时那么年轻，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安抚魏忠贤，伺机待发

崇祯帝继位后，对魏忠贤仍予优容，大体上仍沿用天启皇帝对魏忠贤的态度和做法，使魏忠贤尽量不过早地产生疑心。对魏忠贤的羽翼则将其逐渐剪除，通过潜移默夺，在稳固自己统治的同时，慢慢削弱魏忠贤的势力。

崇祯帝入宫之初，在身边侍奉他的人基本上都是魏的私党。崇祯帝将这些人逐步撤换，用自己信王府中的旧人来代替他们。这正如《烈皇小识》中所记：“信邸承奉，尽易以新衔，入内供事。”这就逐渐摆脱了魏忠贤私党对自己的监视，身边有了一批自己可信赖的人。与此同时，对魏忠贤的私党则逐渐予以削夺。像李朝钦、裴有声、王秉恭等人，都是魏的心腹，有的被调换到新的衙门供职，换个不那么重要的角色，有的则“准其乞休”，将其提前打发回家。至于他们是否曾“乞休”，并不重要，这只是将他们打发开的托词而已。

崇祯帝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举措，即“遣散内丁”。这实际上就是一支由宦官组成的内廷武装，或者说就是魏忠贤的私人部队。就像外廷士兵要进行操练那样，这些内丁也经常进行“内操”，以便能迅速高效地执行特殊任务。这些内丁常住内廷，就在皇帝的肘腋之间，如作起乱来，危害自然就特别严重。因此，遣散这些内丁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措施，使崇祯帝既稳定了宫廷统治，又使魏忠贤失去了作乱的重要资本。

魏忠贤掌管东厂，这是他作恶的最主要阵地。东厂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特务机构，自永乐年间成立以来一直不废，且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势也变得越来越重。大臣们都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敢直呼其名。按照旧例，魏忠贤应该位在掌印太监王体乾之下，但王体乾为了免除魏忠贤的疑心，主动地让魏忠贤居自己之前。二人互相配合，挟制和打压群臣，气焰熏天。他们还创设了一种大枷，如对哪个大臣不顺眼，就让他戴上大枷，站着受惩罚。不少大臣因不堪其苦，当场毙命。用这种大枷当众惩治大臣，既不用下刑部审讯，又达到惩罚异己的目的，手段残忍，令人望而生畏。有一天崇祯帝问及此刑，王体乾回答说：“对那些大奸大恶，用普通的刑法不能惩治，就用这种大枷来惩治他们。”崇祯帝露出很难过的样子，慢慢地说道：“话虽这么说，但还是觉得这种刑罚太残忍了，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事。”话中显然不无责备之意。魏忠贤默不作声，只是和王体乾一起叩头，连呼万岁。

对魏忠贤来说，这次当众责备无疑是种信号，它反映了崇祯帝对自己态度的变化。再联想到自己的党羽乞休的乞休，调走的调走，显然不是好兆头。从表面上看，崇祯帝对自己客客气气，谁知道他什么时候翻脸不认人，说不定会突然将自己当条癞皮狗杀掉。想到这里，魏忠贤油然升起一种危机感。魏又看到崇祯帝的皇位一天天稳固，自己已没有力量将他废掉。魏忠贤想来想去，决定以退为进，向崇祯帝请求免除自己的职任。这实际上也是对崇祯帝的一种试探，如果崇祯帝立即表示同意，那就证明崇祯帝对自己的确已起疑心；如崇祯帝不允许自己辞任，就说明崇祯帝还信任自己。于是，魏忠贤在九月间就提出了辞任的请求。崇祯帝稍加思索，便予拒绝，说自己刚即位不久，正需要厂臣同心协力，以共安社稷。另外还安慰了他一番，要他尽心国事，不要有他意。魏忠贤见崇祯帝对自己还颇信任，态度也很真诚，因而安心了许多。

王体乾看魏忠贤辞任未许，自己也如法炮制，也提出辞任，也被崇祯帝拒绝。这似乎进一步表明，崇祯帝对魏忠贤及其同党并未起疑心，他们的荣华富贵并没有真正受到威胁。

兵部尚书崔呈秀是魏忠贤的死党，其母一年多以前死去，崔呈秀本应辞官，回乡为母守制三年。在少数情况下，确因公务紧急，一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代替，可以由皇帝发特旨，即所谓“夺情”，不回乡守制。崔呈秀由于受到魏忠贤的庇护，当时就由天启皇帝颁旨“夺情”，仍照旧掌管兵部。这时他看到魏忠贤和王体乾都曾辞任，都未被允许，况且自己也隐隐地有种危机感，于是也向崇祯帝提出辞任，其理由似乎更充分，即回乡为母守制。在崔呈秀提出辞任的同一天，太仆寺少卿陈殷也提出回乡守制。崇祯帝许陈殷辞任回乡，但却没有答应崔呈秀。崇祯帝这样做，显然有深意存焉。

在崇祯帝即位的头两个月，不断有各地大臣上疏，有的称颂厂臣的功德，有的请求为厂臣再建生祠。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人有大功德于民，民众便往往为他建祠，以供瞻仰和纪念。但这种祠大都建在其人死后，其人活时为他建生祠的事极其罕见。魏忠贤身为一个宦官，居然在生前就使各地为自己广建生祠，其气焰熏天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见。尤其是在天启皇帝死后，崇祯帝已继位一两个月，仍有些大臣继续称颂魏忠贤功德，请为魏忠贤再建生祠，真令人哭笑不得。如九月中旬，在汉中督工的工部郎中王惟先入朝，“奏颂厂臣”。贵州总兵官鲁钦继续请建生祠。崇祯帝对此十分厌恶，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对这类奏请都“优旨褒答”，对正在施工中的生祠也未遽令停建。但魏忠贤对这类奏请颇有些坐卧不安，遂向崇祯帝奏言，请明谕各地，禁止再为他建造生祠。崇祯帝答应了魏的这项请求，但以前颁赐的祠额仍予保留，以后不再颁赐新的祠额。尽管如此，有的地方官仍旧不时上疏，称颂厂臣，并请求为魏忠贤再建生祠。例如，在九月底，江西巡抚杨邦宪和巡按御史刘述祖分别上疏，极力称颂魏忠贤的功德，请允许在当地为魏建生祠。这使崇祯帝十分感慨，深感魏忠贤的党羽之多，势力之大，也更加坚定了尽快除掉这个祸害的决心。

为了既能除掉魏忠贤，又不致引起大的动荡，崇祯帝必须小心行事，在未行动前对魏尽可能地安抚。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已被封为太师宁国公，魏良卿的儿子魏鹏翼还是个牙牙学语的婴儿，但在这年春天被封为少师安平伯，位极人臣。崇祯帝为了安抚魏忠贤，于九月中旬赐给魏良卿和魏鹏翼以铁券。所谓铁券，是明初朱元璋设立的，用以赏赐开国功臣。铁券形状“如覆瓦”，正面刻着皇帝的制词，背面刻着受赐人及其子孙的免死次数，字都用金粉填成。铁券分左、右两券，一券交功臣本人，一券藏内府印绶监备查。所谓免死也不是绝对的，犯谋反罪者不免，其余罪过皆可免，但免死后要除掉爵封和俸禄。除明初洪武年间以外，后来很少有给铁券者。这时崇祯帝赐给魏忠贤的侄子和侄孙以铁券，这是极重的赏赐。铁券上明确规定着他们可以免死，按理说应该放心了。实际上，这正是崇祯帝从思想上解除魏忠贤疑虑的一个重要措施。

另外，崇祯帝在从重要部门撤换魏忠贤党羽的同时，在不那么重要的部门也提拔了一些魏忠贤的私党。像已故大学士魏广微，廷臣都知道他是魏忠贤的私党，十月初被崇祯帝追赠太师。这样有升有降，既有效地迷惑了魏忠贤，又不动声色地削弱了魏的势力，为日后铲除魏忠贤做好了准备。

第二节铲除客魏

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因身份特殊，故拥有不小的权势。她和魏忠贤狼狈为奸，人们便将他们二人并称为“客魏”。自然，出谋划策和作恶最多的还是魏忠贤。崇祯帝继位后，如果不想当傀儡，首先就必须要除掉魏忠贤。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准备之后，崇祯帝感到条件已经成熟，便果断地将魏忠贤赐死，掠死客氏，消除了一个大隐患。这历来被认为是崇祯时期最大的善政。

九千岁魏忠贤

按照常理，宦官只是供役使的刑余之人，或者说是皇帝的奴仆，皇帝要除掉一个宦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皇帝反而成了宦官的掌上玩物。在中国历史上，宦官之祸在汉代、唐代和明代表现得最为典型。明代的宦官之祸在魏忠贤时期达到了恶性膨胀的阶段。

从根本上来说，宦官擅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恶性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从总的趋势来看，皇权在逐步强化，相权则日渐低落。在宋代以前。尽管相权逐渐在低落，但仍不失与皇帝“坐而论道”的身份，而到了宋代就必须站起来回答皇帝的问话，即所谓“立而陈言”。到了明代，相权进一步低落，丞相回答皇帝的问话要“跪禀万岁”。丞相是百官之长，丞相地位的低落实际上代表着外廷官员地位的下降。到了洪武十三年(1370)，朱元璋废丞相不设，并把这一点立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后虽设有内阁，但也只是“备顾问”，内阁大学士“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故地位已远不能与前代的丞相相比。废除丞相之后，专制帝王就不只是代天行命的国家元首，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于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便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恐怖之感，朝夕在他身边的宦官便成了皇帝的得力帮手。自永乐以后，面对日益激化的内外矛盾，设立东厂，由宦官掌管，以侦刺天下臣民隐事，打杀天下臣民。提督东厂的宦官个个都气焰万丈，而到了魏忠贤时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正统年间有大宦官王振，成化年间有汪直，正德年间有刘瑾，但他们的权势都无法与魏忠贤相比。

魏忠贤是河北河间府人，小时游手好闲，是当地一个出了名的无赖。有一次赌博输了钱，还不起账，被人追到集市上，打了一顿，羞辱一通。魏忠贤又羞又恼，遂阉割为宦，要通过这条道路求富贵。他虽然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极有心计，而且记忆力好，大事小事，某人说了什么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长时不忘。他于万历末年入宫，后充任天启皇帝生母的典膳，即负责掌管饮食的人。天启皇帝的乳母是客氏，也颇有几分姿色，便经常和魏忠贤在一起鬼混，在宫中习称为“对食”，犹如民间的夫妻。二人在天启年间内外相结，权倾朝野，做尽了天下坏事。

原来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安，比较持正，后被魏忠贤排陷致死。以此为契机，魏忠贤将王安原来任用的人一概换掉，将自己的私党安插到各要害部门。王体乾接任王安为掌印太监，为避免引起魏的疑心，甘居魏忠贤之下。外廷有大学士沈漼、魏广微和兵部尚书崔呈秀相配合，使魏忠贤更加不可一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魏忠贤用花言巧语劝说天启皇帝，使他的一个重大阴谋得逞，即建立一支由宦官组成的“净军”，在宫中进行操练，称“内操”，演习使用最新式的火器。这支内军最初有四万人，听从魏忠贤指挥。唐代宦官之所以专权，居然可以擅自废立皇帝，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唐代的宦官握有兵权，掌管禁军。魏忠贤以前的宦官虽曾监过军，但并没有军事指挥权。只是到了魏忠贤时期，才有了一支由宦官独立掌管的武装力量，这是对内外朝臣的一种很大的威慑。崇祯帝即位不久即将这支内军撤掉，但除掉魏忠贤以后又恢复了起来。

魏忠贤掌管东厂，广布特务，侦缉天下臣民隐事，令人望而生畏。不仅大臣们处在魏忠贤的监视之中，一举一动都会有人向魏回报，而且普通百姓也处于这些特务们的控制之下。有一次，四个男子在一个小酒馆饮酒，一个辽阳男子趁着酒兴骂了魏忠贤两句，另外三人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制止。这个男子大概觉得魏忠贤不会知道，反而骂得更起劲，还说道：“看魏忠贤能剥我的皮！”不大会，这四个人就被逮至魏忠贤处。魏看着那个辽阳男子慢悠悠地说：“看我能不能剥你的皮！”一使眼色，几个东厂番役就将这个男子绑在一根木柱上，不大会就将他的皮剥下。另外三个吓得魂飞魄散，魏忠贤反而安慰了他们几句，并给了他们每人几两银子，打发他们回去。在魏忠贤擅权期间，类似这种草菅人命的事屡见不鲜。

东厂原有密封牙章一枚。凡小特务侦得的情报，当时称“打事件”，应封奏给皇帝的，都用这枚牙章钤封。魏忠贤掌管东厂，觉得原来的牙章太小，便造了个大些的，印文为“东厂密封”。这件小事也表明，魏忠贤比以前掌管东厂的权势都大。

尤违常例的是，当天启皇帝颁发谕旨时，都称“朕与厂臣”。魏忠贤作为一个宦官，居然和拥有九五之尊的皇帝并称，实在是旷代未有。魏忠贤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显赫道路，“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魏忠贤神采飞扬，对这些向他欢呼的人有时连看也不看一眼，便扬长而去。有些无耻官僚百般阿谀魏忠贤，向他“行五拜三叩头礼，呼九千九百岁爷爷”。皇帝称万岁，魏忠贤比皇帝就只差一百岁了。这听来似乎令人作呕，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魏忠贤是何等权势熏天。

天启皇帝还曾赐给魏忠贤和客氏各金印一颗。魏忠贤印的篆文是“钦赐顾命之臣忠贤印”。客氏印的篆文是“钦赐奉圣夫人客氏印”。每颗金印重二百两。二人的恩宠可谓极矣。

天启皇帝即位时才十五岁，本来就是个少年，又特别贪玩，尤其喜欢干些“斧斤之类”的事。他自己在宫廷里的一块空地上建房子，建好了拆掉，拆掉了再建，乐此不疲。魏忠贤有什么事要奏请，就故意在天启皇帝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去奏请。天启皇帝便边听边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办去，我知道了。”魏忠贤对此暗自高兴，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在天启皇帝干这些事的时候去奏请，从而把天启皇帝完全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魏忠贤俨然成了最高主宰。“事无大小，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如魏忠贤不在京师，一切政务必须“星夜驰请”，得到魏忠贤点头后，诏旨才能下达。

魏忠贤为了便于特务活动，甚至下令将宫中的路灯通通关掉。

明代的言官向以清高自许，这时纷纷向魏忠贤阿谀奉迎。例如崔呈秀，他原是御史，这时竟向魏忠贤“乞为养子”，后成为魏忠贤在外廷的得力帮凶。在魏忠贤的排斥下，元老重臣叶向高感到“事不可为”，于天启四年七月致仕。大学士韩于十一月，朱国桢于十二月先后致仕。这样，“贬削朝士之异己者，善类为一空”。为了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阉党编有《同志录》，是东林党人的黑名单。又编有《天鉴录》，先列“东林渠魁”，次列“东林协从”，后列不附东林诸人。另外还有《东林籍贯》《点将录》《东林朋党录》《盗炳东林伙》等黑名单。魏忠贤的党羽还拟过一个《百官图》，先迫害谁，后迫害谁，都做了详细规划。

魏忠贤还指使党羽编纂《三朝要典》，将万历以来的“国本”和“三案”等政争，以及魏忠贤所改变的法度都立为典章，以使后世永远奉行。《三朝要典》正文前还有天启皇帝的御制序言，意在使后世永不得翻案。这既是迫害东林党人的紧箍咒，也起到了为魏忠贤树碑立传的作用。

天启七年(1627)，一个监生上疏，请以魏忠贤配孔子。这类请旨自然是一请就准。魏忠贤的生祠也到处建立起来。最早请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桢，此后则各地群起效尤，唯恐落人之后，致使魏忠贤生祠遍布全国各地。当时名将袁崇焕正忙于辽东军务，也迫于情势而建生祠，“称厂臣伟略成算，妙有机权”。蓟辽总督阎鸣泰一人就建生祠七所。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仅在他老家陕西兴平建过一个祠，而魏忠贤“祠不下百余”，且一个比一个宏敞壮丽。为魏忠贤建生祠之风牵动全国，成为一时大害。

魏忠贤心狠手辣，为迫害异己而屡兴大狱，被陷害致死的朝臣不计其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六君子狱”和“七君子狱”。

天启四年(1624)，内阁中书汪文言遭魏忠贤党羽诬告，被逮治下狱。魏忠贤感到东林党人处处与自己作对，就想趁汪文言案大肆罗织。只是由于大学士叶向高弥缝其间，才未酿成大狱，而只罪汪文言一人。不久，杨涟毅然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魏忠贤十分恐慌，到天启皇帝面前哭着申辩，并假惺惺地表示要辞去东厂提督。客氏和王体乾也极力为之辩解。天启皇帝懵然不辨真伪，对魏忠贤劝慰一番，而对杨涟却“严旨切责”，罢去官职，逐出朝廷。魏大中等七十余人气不过，连续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种种。魏忠贤极其气恼，遂于第二年又兴汪文言狱。他令爪牙用严刑逼汪文言招供，就说杨涟、左光斗等人收受了熊廷弼的贿赂，败坏封疆大事。熊廷弼在天启初年任辽东经略，因与巡抚王化贞不和，致使明军大败，山海关外基本上落入努尔哈赤之手。如果杨、左等人和这件事联系起来，罪过自然就大了。汪文言受尽酷刑，但始终不承认，他不愿让魏忠贤借自己之口去残害忠良。掌诏狱的许显纯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竟以汪文言的口气代写供状，硬逼汪文言在上面按手印。汪文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还是瞪大眼睛大呼道：“尔莫妄书，异日吾当与尔面质！”许显纯哪里还许他与自己“面质”，当天就把他勒死狱中。魏忠贤便以此假供为凭据，立即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仕中、顾大章六人逮下诏狱。《明史·刑法志》中记有拷讯杨、左等人的惨状：以酷刑逼他们输金赎罪，两天为一个限期，如输金银不足额，则要受全刑。这些人不仅都被逼得倾家荡产，而且他们本人也被折磨得“血肉溃烂，宛转求死不得……每一人死，停数日。苇席裹尸出牢户，虫蛆腐体。狱中事密，其家人或不知死日”。他们实在不堪忍受魏忠贤一伙的酷刑，就“具承招”，以求能送刑部治罪。但杨、左等人太天真了，承招了也不准送刑部，仍在诏狱受刑，而只有顾大章一人被送至刑部狱，另五人都死在诏狱中。每个人死后，许显纯就把这人的喉骨割下，用小盒封固，送到魏忠贤处示信请赏。在囚犯们看来，与诏狱相比，刑部狱简直就像天堂。顾大章被送至刑部狱后，对前来探监的家人说：“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尽刑部狱中。这是魏忠贤制造的一个著名的大狱，有的史书也称之为汪文言狱。

魏忠贤制造的另一大狱是所谓“七君子狱”。魏想除掉周起元等东林党人，他侦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与周起元素不和，就指使党羽李永贞冒充李实上奏疏一道，诬称周起元任巡抚时曾贪占帑金十余万两，以此为资，经常和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并串入周顺昌的名字。此事在一些史籍中被称做“李实诬奏”。以此诬奏为由，魏忠贤矫旨逮治，兴起大狱。被逮治的这七人是：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其中，除高攀龙投河自尽外，其余六人全死于诏狱中。他们有的因大骂魏忠贤而牙被打掉，有的被用石头压住头活活压死，以至鼻子被压平；有的十指尽脱，有的被钉以铁钉，用沸汤浇顶，立时皮肉溃烂。因追赃不已，各人无不家破人亡。他们死在狱中数天后，才有旨让家人领尸，“而肌肤毁烂，不可识别矣”。

这两次大狱只是荦荦大者，其他借故迫害东林党人的事件不胜枚举。于是，朝中的东林党人或杀或逐，无人再敢对魏忠贤说三道四。朝中大权完全落入魏忠贤之手。外廷文臣崔呈秀等五人主谋议，号“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等五人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另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于是“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军政大权基本上都控制在魏忠贤手中。

正如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民谣所说：“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这在魏忠贤身上得到了典型验证。天启六年(1626)冬，因三殿建成，一些大臣称颂魏忠贤之功，魏忠贤遂晋为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是魏忠贤的侄子，被魏忠贤收为养子，原已被封为肃宁侯，这时也升为宁国公，食禄如同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另恩荫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不久，又因修山海关叙功，遂授魏忠贤的侄子魏希孟世袭锦衣同知，外甥傅之琮、冯继先皆为都督佥贪事。天启七年(1627)春天，又因擒获辽东奸细为功，再加上其他莫名其妙的一些功勋，魏忠贤一门荫锦衣卫指挥使十七人，其族孙、姻亲至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佥事等多人。又因袁崇焕奏宁远大捷，一些大臣极颂魏忠贤筹划之功，其孙魏鹏翼晋升为安平伯。再加上其他一些所谓的“功”，另一个侄子魏良栋晋为东安侯，养子魏良卿升为太师，还在襁褓中的魏鹏翼为少师。天启皇帝甚至命魏良卿代替自己去祭太庙，令诸大臣十分惊讶，京师臣民“疑忠贤窃神器矣”。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宁远大捷使魏忠贤一门家人纷纷晋封加秩，而取得宁远大捷的袁崇焕却没有叙什么功，也没有得到什么升赏。不少人或明或暗地为袁崇焕鸣不平，魏忠贤为掩人耳目，便为袁崇焕加秩一等。不久，魏忠贤责怪袁崇焕不去援救其他将领，袁崇焕遂乞休回籍。

魏忠贤身为一个宦官，一个被世人所鄙视的“刑余之人”，居然能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使天下臣民情愿或不情愿地为他歌功颂德，除了他个人的权术和狠毒之外，不可否认，他也确实做了一些足可邀买民心的事。自万历中期以后，政治加速腐败，各种苛捐杂税弄得民怨沸腾。魏忠贤除掉了一些延续已久的弊政，使小民从中受惠，因而便对他称颂不已。如苏杭机户，他们一直承担着为官府织造的任务，本应官府预支钱粮，让他们办料织造。但自万历中期以后，官府不仅长期拖欠机户的钱粮，而且机户要亲自进京交纳，要自备路费，京城各衙门还要索要“铺垫”，索要“茶果费”。这似乎是种小费，但实际上对机户来说是种很大的负担。如果机户交纳得不能令这些衙门满意，他们就百般挑剔，并一直拖延，不给机户开“回批”。“解户赔累倾家，尚有稽延至一两年回批未掣，司府监追逼家属，身毙囹圄，困苦万状”。魏忠贤将这些“铺垫”“茶果费”之类全部免去，使机户受惠不小。这些机户对魏忠贤颇有感恩戴德之意，而对魏忠贤的那些大奸大恶却不知情。魏忠贤还做了不少这类的“善政”，致使魏忠贤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形象还不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魏忠贤作恶的一种资本。以前，人们大都知道魏忠贤作恶多端，而对他的这另一面却知之甚少。

在天启末年，魏忠贤俨然成了事实上的皇帝，百官进退几乎完全操于他一人之手，朝中正直之士被他贬斥一空。由此可以看出，崇祯帝在即位之初为什么那样迁就魏忠贤，又为什么一定要除掉魏忠贤。

赐死魏忠贤

尽管崇祯帝不动声色，还不时对魏忠贤及其同党有些安抚举动，但人们还是觉察到许多迹象，看到崇祯帝有意对魏忠贤进行潜移默夺，魏忠贤的地位已开始动摇，说不定其末日很快就会来到。因此，在崇祯帝即位的第二个月就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的同党，到十月间就有人直接弹劾魏忠贤了，而且有不少这类的章奏就来自阉党内部。

向魏忠贤阉党首先发难的正是阉党成员杨所修。在魏忠贤的羽翼下，杨所修升至左副都御史，在天启末年调任南京通政使。从官秩上来看，并没有降级，但南京是陪都，所设的各种官员都属于清闲之职。正因如此，杨所修对自己的调任颇为不满。崇祯帝继位不久，他预感到阉党前景不妙，就上疏参劾阉党要员崔呈秀等人，说崔呈秀夺情贪位，不孝至极，吏部尚书周应秋贪墨种种。杨所修和同党陈尔翼、李蕃等密谋，力图将所有的过恶都推到崔呈秀身上，借以洗刷自己，还想以自己的死党孙杰代周应秋任吏部尚书。杨所修先发，陈尔翼和李蕃又相继上疏参劾。崔呈秀得知后大恼，气势汹汹地亲自到都察院，指着李蕃的鼻子大骂。李蕃慑于崔的淫威，吓得缩作一团，不敢答一词。崔呈秀气犹未消，又指着孙杰骂道：“你的官职从哪里来的！你的俸禄从哪里来的！你这忘恩负义的混账东西，竟然自相倾轧起来！”孙杰惶恐不安，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孙杰掌管钱粮之事，有不少贪墨行为，崔呈秀便以清查钱粮相要挟，并说，一定要让陈尔翼再上一疏，以批驳杨所修，方可不查。于是，第二天陈尔翼便上一疏，谓“东林遗孽，潜伏长安，希图翻局。请颁旨厂卫衙门，严行缉拿”。此疏与上次奏疏显然不合，崇祯帝未予理会。

没几天，即有江西巡抚杨邦宪请求再为魏忠贤建生祠疏，疏中称颂“厂臣功德巍巍”。崇祯帝一边看，一边窃窃发笑，也不发内阁调旨。崇祯帝的这种态度被魏忠贤窃知，便急忙上疏，请止建生祠，称“微臣久抱建祠之愧”。崇祯帝遂降旨，谓各地建祠，自是与论之公，“厂臣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之事遂告终止。

此后，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的章奏接连不断。十月二十三日，工部主事陆澄源上疏言四事：“正士习，纠官邪，安民生，足国用。”其中“正士习”条即专攻魏忠贤，谓近来士习日下，竟相以称功颂德为能。魏忠贤即使有功，封赏自有常典，“何至宠逾开国，爵列三等，蟒玉遍宗亲，京堂滥乳臭也！”崇祯帝见疏后却未予置问。十月二十四日，御史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直斥他不忠不孝。十月二十五日，兵部主事钱元上疏，以极为尖刻的语言直攻魏忠贤，谓近年来百官“不媚天子，而媚奸臣”，将魏忠贤比喻为“王莽之妄引符命”，“如梁冀一门五侯”，“钳制百僚，几如赵高之指鹿为马”，力请对魏忠贤及其同党严加惩处。崇祯帝看到此疏，心中暗喜，但仍未马上行动，只是“报闻”而已。

十月二十六日，刑部员外郎史躬盛极论魏忠贤罪状：“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语言极为尖锐，崇祯帝内心颇为所动。

十月二十七日，嘉兴贡生钱嘉征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一是与帝并尊，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股民，十通关节。最后请求“将魏忠贤明正典刑，以消天下之愤，彰正始之治”！崇祯帝尽管心里对此疏很欣赏，但看到上疏之人只是个没有正式官职的贡生，更何况还不想对魏忠贤立即下手，所以还是批道：“魏忠贤事体，朕心自有独断。青衿书生，不谙规矩，姑饶这遭。”明眼人不难看出，崇祯帝虽没有立即惩治魏忠贤，但已没有庇护魏忠贤的言辞。由“朕心自有独断”的话透露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对魏忠贤果断下手。同时，一个贡生，居然能将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直达御前，足见魏忠贤对朝廷的控制已大为削弱。

十月二十八日，也就是钱嘉征上疏的第二天，魏忠贤已明显地感到大事不妙，便主动上疏，自称多病，请辞去爵封。但崇祯帝只许其辞爵，并未解除他掌管东厂之职。魏忠贤的养子魏良卿由宁国公降为锦衣卫指挥使，其侄魏良栋由东安侯降为指挥同知，其孙魏鹏翼由安平伯降为指挥佥事。对于魏忠贤来说，这虽不是致命的打击，但也是对他势力明显的削弱。魏忠贤对此不仅不恼怒，反而窃窃自喜，因为那么多人弹劾他，揭出他那么多恶迹，而崇祯帝只是将他们一家人的爵位官秩降了一下，可见崇祯帝并不想把自己除掉，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了。崇祯帝也为自己的这着高招而得意。因为魏忠贤这时仍有很大的势力，如逼得他狗急跳墙，真的作起乱来，仍能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仍要安抚住他，以便先翦其党羽，从容发落。

崇祯帝心里很清楚，崔呈秀是魏忠贤在外廷的主要代理人，除掉崔呈秀就等于断了魏忠贤的右臂。因此，崇祯帝在除掉魏忠贤前，首先除掉了崔呈秀。

崔呈秀是河北蓟州人，天启初为御史，为人贪墨狡诈，不修士行。当时看东林势盛，便力荐东林首领李三才入阁，请求加入东林。因崔呈秀在士林中声名狼藉，东林拒不接纳，致使崔呈秀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天启四年(1624)，高攀龙弹劾崔呈秀贪墨多端，吏部尚书赵南星拟将其谪戍边地。天启皇帝命将崔呈秀革职候勘。崔呈秀极为恐慌，夜里到魏忠贤家中叩头乞哀，称东林党人排陷自己，并请求当魏忠贤的养子。这时魏忠贤也受到东林党人的攻击，正想在外廷找个同党，故二人一拍即合，魏忠贤从此以后就将崔呈秀视为心腹。没过多久，魏忠贤就指使人为崔呈秀诉冤，使崔马上得以复职。第二年升任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天启六年(1626)八月，又加太子太傅，并转任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既握兵权，又掌监察权，“出入煊赫，势倾朝野”。崔呈秀和魏忠贤内外相结，排斥正人，完全控制了天启后期的朝政。

崇祯帝即位不久，弹劾崔呈秀的奏疏接连不断。有的奏疏在弹劾魏忠贤的同时，连带着斥责崔呈秀；有的人出于某种目的，直斥崔呈秀，却曲护魏忠贤。例如，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十月，御史杨维垣弹劾崔呈秀就是受了徐大化的指使。徐大化本是阉党要员，一次贪银二十万两，因分赃不平，被魏忠贤勒令闲住。杨维垣是徐大化的表侄，经密谋，由杨弹劾崔呈秀，想借以洗刷自己，使徐大化复职。此疏中有这样几句话：“厂臣公而(崔)呈秀私，厂臣忠而呈秀邪，厂臣犹知为国为民，呈秀但知贪钱坏法。”从疏中曲护魏忠贤的内容可以看出，一些人还觉得魏忠贤或许能生存下去。这恰好表明，当时崇祯帝安抚魏忠贤的措施收到了成效。

没过几天，工部主事陆澄源上疏，在弹劾魏忠贤之后又直斥崔呈秀：“至若崔呈秀，贪淫奸恶，罄竹难书！”又说到崔呈秀“夺情”一事，大工未竣时还算有点理由，这时大工早已结束，崔呈秀不回乡为母守制，“意欲何为也?”崇祯帝却对此疏批道：“陆澄源新进小臣，如何出位妄言！姑不究！”崔呈秀却明显地感到大事不妙，遂上疏请罢。崇祯帝心里十分高兴，便顺水推舟，马上降旨：“准回籍守制。”于是，崇祯帝便轻松地收回了崔呈秀所掌握的兵权，使魏忠贤失去了外廷臣僚中最主要的帮手。这样，崇祯帝就可以放手地处置魏忠贤了。

崔呈秀回蓟州老家后，终日闷闷不乐。后来，当他得知魏忠贤已被赐死后，自知不免，便和宠妾萧灵置酒痛饮。他命家人将各种奇珍异宝罗列案上，每饮完一杯酒后，便用这个酒杯砸坏一件珍宝，饮完酒后即自缢，其宠妾萧灵也伏剑自杀。没过几天，崇祯帝即降旨，将崔呈秀就地戮尸，其子崔铎被除名，其弟崔凝秀遣戍烟瘴地，家资籍没入官。

崇祯帝经过一步步地潜移默夺，大局已基本稳定，魏忠贤的同党纷纷疏远魏忠贤，有的还趁机杀他的回马枪，使魏忠贤明显地日益孤立。有一天，崇祯帝将魏忠贤召至殿上，拿出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他十大罪的奏疏，命一个宦官当众宣读。魏忠贤吓得面如土色，回去后马上以重金向徐应元行贿，求他向崇祯帝劝解。徐应元在崇祯帝当信王时就随侍，颇得崇祯帝信任，他又是魏忠贤的赌友，二人交往颇密。这时魏忠贤便想让徐应元为自己说情。崇祯帝知道后立命将徐逐出宫廷。

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一日，崇祯帝降严旨，将魏忠贤安置凤阳，为皇陵司香，其家产籍没入官。在谕旨中，崇祯帝历数魏忠贤各种罪恶，“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对其滥冒宗亲俱发烟瘴地充军。其侄魏良栋封东安侯，才四岁，其孙魏鹏翼封安平伯，才三岁。崇祯帝念其“孩童无知，准释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魏忠贤虽然被发往凤阳，但随从依然很多。当时，有四十辆车为魏忠贤拉运各种珍宝，马有千匹，壮士八百人。这些人都是魏忠贤平时所豢养的亡命之徒，身怀利器，沿途“环拥随护，势若叛然”。通政使杨绍震见此，马上上疏，弹劾魏忠贤沿途拥兵自重，请早作处置，以免遗患。崇祯帝闻此十分恼怒，立命兵部派锦衣卫官校“前去扭解，押赴彼处(凤阳)交割。其经过地方，着该抚按等官多拨官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即时擒拿具奏，勿得纵容遗患。若有疏虞，罪有所归！”看来，崇祯帝这时已下决心要对魏忠贤严惩。这一则是因为魏已远离京师，不可能在京师制造大的祸乱；二则是因为魏已被贬谪，仍然如此煊赫道路，说不定日后还能继续为害。因此，必须对魏忠贤进行更严厉的处治。

兵部得旨后，马上命吴国安率锦衣卫人员前去扭解。这时魏忠贤已到新店，距阜县县城约二十里，得死党李永贞飞马来报。魏忠贤十分恐慌，知道自己已不免一死。晚上到达阜县县城，住在一个姓尤的店家。同时住店的还有一个京师来的白书生，作了一首《桂枝儿》词：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

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

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

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

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

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

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

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蛰愁。

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屋走。

夜将中，鼓鼕鼕。更锣三下……

在外厢一直唱到黎明。魏忠贤听了，觉得句句都是在讥刺自己，更加凄苦烦闷。于是，魏忠贤就和同党李朝钦一起自缢于旅舍。他的那些随从随即星散四逃。

十二月初，崇祯帝命法司追论魏忠贤罪恶，将他的尸体寸磔于他的老家河间府。有一天，崇祯帝来到赃罚库，看到抄没魏忠贤的奇珍异宝案如山积，感慨地说：“天下脂膏，被这个奴才刻剥殆尽了！”他忽然看到一个金框贺屏，乃大学士张瑞图亲书。崇祯帝极为厌恶，立命张瑞图回籍闲住。实际上，在魏忠贤一手遮天时，此类向魏忠贤献媚之事不胜枚举。

魏忠贤死后，人们联想到崇祯帝刚即位时的一件事。当时，崇祯帝问群臣，尧和舜谁贤明。群臣都说尧更贤明，而崇祯帝却说，尧不如舜，因为舜能除掉“四凶”。这时人们才明白，“四凶”就是指的魏忠贤。

魏忠贤的宅院宽宏壮丽，此时被籍没入官。崇祯帝命将此宅封存，以日后赏赐功臣。魏忠贤还在西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坟墓，即所谓“生圹”，其制作规制，仿佛皇帝陵寝。但不知什么缘故，这座生圹却长期未毁。直到七十余年后的康熙年间，才以御史张瑗奏言，康熙帝才命将此墓毁掉。魏忠贤本想在这块宝地为自己积福，以图来世会有更大的权势。但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他死后根本就没能葬于此墓。

掠死客氏，裁撤阉党

崇祯帝在赐死魏忠贤的同时，还下令掠死了客氏。如果说崔呈秀是魏忠贤在外廷的最得力帮凶的话，那么，客氏就是魏忠贤在内廷最得力的帮凶。魏忠贤之所以在天启年间气焰熏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客氏的帮助。这是因为，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深受天启皇帝的敬重，外廷臣僚无法上达的话，客氏随时都可以告诉天启皇帝。再加上天启皇帝即位时才十五岁，还是个孩子，生活起居仍依靠客氏扶持。这就为客氏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客氏本是农民侯二之妻，生有一子叫侯国兴。因天启皇帝的生母早死，客氏被召入宫，充任乳母。她有几分姿色，又颇有心计，与魏忠贤为对食，关系密切，狼狈为奸。天启皇帝即位后，客氏和魏忠贤都极得宠信，权势越来越大。天启皇帝即位还不到一个月，客氏就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被荫为锦衣千户。魏忠贤不识字，例不应入司礼监，但因客氏的缘故，得入司礼监为秉笔太监，不久又兼提督东厂。天启皇帝不久又颁诏，特赐给客氏香火田，以谢其自幼养育之恩。当天启皇帝大婚时，许多大臣上奏，请将客氏遣出宫外。天启皇帝却恋恋不舍，以皇后年幼尚需客氏照顾为名，不肯遣出客氏。后因大臣屡次奏请，天启皇帝不得已将客氏遣出宫去，但不久又将她召了进来。一些大臣上疏力谏，有的被诘责，有的被贬谪调外。于是，再没人敢对客氏说三道四了。客氏与魏忠贤内外配合，排陷异己，外廷便将他们二人并称为“客魏”。

崇祯帝即位后，一些大臣接连不断地上疏弹劾魏忠贤，其中也大都牵连到客氏。崇祯帝心里很清楚，魏忠贤之所以能那样无法无天，多得力于客氏的内援。于是，崇祯在即位的第二个月就命客氏“告归私第”。十月间，随着魏忠贤和客氏的罪恶暴露得越来越多，崇祯帝遂降旨，将客氏家产籍没，客氏本人发往浣衣局收管。在明代，宫眷有了过错，往往被发往浣衣局，行动不得自由，还要从事洗衣之类的体力劳动。

客氏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又曾抚育天启皇帝多年，虽曾帮着魏忠贤干了不少坏事，但主谋还是魏忠贤，崇祯帝起初并没有打算将她处死。但是，经崇祯帝派去的太监王文政严讯，查出了被客氏隐藏的八个宫女，大都身怀六甲。原来，客氏见天启皇帝无子，便利用自己出入宫廷方便之机，先后带出八个宫女，要她们与自家的男子同寝，使其怀孕，意在重演吕不韦故事。这些宫女经不住严讯，一个个都说出了实情，自然都归罪于客氏。崇祯帝闻知此等丑恶之事，且感到客氏志不在小，顿时大怒，立即命人赴浣衣局，将客氏用棍子掠死，随即发往净乐堂焚化。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也被处死弃市，其弟客光先和其婿杨六奇都被发往烟瘴地充军。

随着魏忠贤、崔呈秀和客氏的先后被诛灭，依附于他们的阉党集团随之土崩瓦解。崇祯帝以一青年即位，沉机独断，不动声色，连除大奸大恶，令天下人无不称颂，欣欣望治。这为崇祯帝提供了一个机会，借此平反冤狱，引用贤才正人，刷新朝政，彻底改变宦官和阉党擅权的局面。

魏忠贤的一些主要同党都先后受到不同的惩处。例如，王体乾也作了不少恶，但毕竟是协从，被革职，家产籍没入官。田尔耕被削籍为民，家产籍没后充作军饷。涂文辅曾为客氏之子侯国兴授课，因依附魏忠贤，很快由司礼秉笔改掌御马监，这时被削职籍家，随后被发往凤阳司香。

有的人看到魏忠贤势在必败，自己又作恶甚多，便想提前退身。如司礼秉笔李永贞，凡处置重要章奏，魏忠贤都让他先拟出要点。他袖中经常藏有东林党人的名录，陷害很多东林党人。崇祯帝即位后，便主动请求引退。但他的罪恶还是受到人们的不断揭露。于是，他向王体乾、王永祚、王本政三人各行贿五万两银子，以求代为解脱。这三人一是厌其反复无常，二是看到当时的气候不对，便一起向崇祯帝告发此事，并将李永贞贿赂的十五万两银子交出。李永贞闻知后，慌忙逃跑。后来又查出，在天启年间的七君子狱一案中，所谓李实奏疏，其实许多人是李永贞私自添加进去的。于是，崇祯帝降旨，将李永贞追拿归案，磔死弃市。

还有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宦官刘若愚，好学有文，和李永贞一起主笔札。关于李永贞在空印纸上窜入七君子之名一事，他亦知情，只是没敢外泄。魏忠贤败后，刘若愚亦被判处死，后减刑，久系狱中。他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名《酌中志》，叙述天启年间宫中诸事，很多为外人所不知。他在书中称王体乾、涂文辅为漏网之贼，未被处死，处罚太轻。后人研究这段历史，还常以《酌中志》作参考。

崇祯帝在赐死魏忠贤的同时，对内阁九卿中依附魏忠贤的人进行清洗。明中期以后，内阁渐渐成了外廷的中枢，内阁首辅俨然成了百官之长的丞相，其他的内阁大学士也都被人以“相”相称。因此，内阁自然首先成为崇祯帝整饬的对象。也就在赐死魏忠贤的十一月间，曾配合魏忠贤做了不少坏事的内阁首辅黄立极被罢职。十二月，崇祯帝一次任用六个外廷臣僚入阁，他们是：前南京吏部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礼部侍郎周道登、少詹事刘鸿训。第二年三月，原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被罢职，五月间李国被罢职，从而使内阁成员完全更新。

同时，六部九卿大臣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罢职闲住，有的戍边，有的罪大恶极者则被处死。至此，外廷的魏忠贤党羽被贬削殆尽。

尤其令天下人称道的是，崇祯帝在赐死魏忠贤之后，马上撤回了各地监军宦官，并一再颁诏，严厉限制宦官的权力和影响。十一月初的一天，崇祯帝御日讲过后，召阁臣入便殿，拿出蓟辽总督王之臣的奏疏说：“王之臣自云赘员，又称他这个督师为虚设，这不是内臣牵制的缘故吗?”于是颁诏，尽撤各地监军内臣。从崇祯帝的这道诏书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对内臣监军的危害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但可惜的是，他的这种认识并没有坚持下去。不到两年，他又变本加厉地用宦官监起军来，而且至死不悟。当后来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宦官们首先迎降，而崇祯帝仍固执地认为“文臣个个可杀”。因此，崇祯帝撤回监军内臣的英明之举就不得不大大地打了折扣。

七八年来，边疆一直多事，尤其在蓟辽一线，多次大的军事行动都坏于监军内臣之手。在魏忠贤擅权期间，很多大臣明明知道其中的弊端，但要么不敢直陈，要么轻轻地说上几句，亦不被重视，说得激切了说不定还会被治罪。因此，宦官监军的积弊长期不得消除。崇祯帝却一举除此积弊，被天下人称之为莫大之善政。

不久，崇祯帝又连续颁诏，进一步限制宦官的权力和影响。崇祯元年(1628)正月，崇祯帝下令，内臣“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二月，崇祯帝“戒廷臣结交近侍”。这些宦官们都被圈禁在皇宫之内，而且不许同外廷臣僚相交，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活动范围，使他们难以危害朝政。另外，崇祯帝还下令撤回苏杭等地的织造太监，表示自己不愿因衣被锦绣之工，以累此一方之民，待东南太平后再行开造。这实际上也是限制宦官权势的一项措施。

崇祯帝鉴于宦官危害朝政，故特谕礼部，严自宫之禁，即严格禁止百姓随意将自己的子弟阉割为宦，借以求富贵。当时，人们看到宦官魏忠贤等人那么权势熏天，一些愚民便将自己的儿子自小就阉割，以图日后进宫当宦官。这条路既不用受十年寒窗之苦，又不用花钱，似乎是一条谋求富贵的便当途径。当时，尤以河北、福建的男子阉割的最多。崇祯帝对此十分痛心，遂下了这道诏令。诏令中规定，一家有四五个儿子的，许有一子报官登记，待宫中需要时净身待用。以前私自阉割的不得选用，以后再有人私自阉割，本人及操刀之人皆处斩，全家发烟瘴地充军。邻里不举报者也要治罪。在当时，崇祯帝的这项措施也受到广泛称颂。可惜的是，他的这些措施都未能坚持到底。

第三节毁《三朝要典》，钦定逆案

崇祯帝虽然除掉了魏忠贤、崔呈秀等首恶，但由于魏忠贤经营多年，朝廷上下内外无不遍植党羽，故潜藏在各衙门的阉党成员仍然很多。尤其是天启年间曾钦定《三朝要典》，丑诋东林，美化魏忠贤及其阉党。在常人看来，“要典”乃老皇帝所钦定，已成铁案，不容非议。这成了扣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于是，崇祯初年围绕着“要典”问题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毁掉了“要典”，由崇祯帝钦定“逆案”，基本上摧垮了阉党集团。

毁《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是由魏忠贤操纵编定的。这里的所谓“三朝”，是指神宗在位的万历朝、光宗在位的泰昌朝、熹宗在位的天启朝。自万历中期出现“国本”之争以后，万历后期发生了“梃击案”；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即死去，一些人说是误服“红丸”所致，称为“红丸案”；熹宗继位时斗争激烈，一些大臣力请抚养天启皇帝的李选侍移出乾清宫，史称“移宫案”。这三案成为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的焦点，长期争论不休。天启年间，魏忠贤利用其显赫的权势，按照阉党的需要记述三案经过。《三朝要典》仿照嘉靖时《明伦大典》的体例编成，共二十四卷，阉党成员之一的顾秉谦为编书总裁。此书于天启六年六月编成，天启皇帝又加上御制序言，遂颁行全国。书中极力贬损东林党人，为阉党涂脂抹粉。关于“梃击案”，“要典”中称张差实属疯癫，并未受人指使要谋害太子。刑部侍郎王之寀审理此案时，谓张差受人指使谋害太子，是离间骨肉之亲，有负先帝。关于“红丸案”，书中说孙慎行等人妄疑光宗未得寿终正寝，大逆不道。关于“移宫案”，书中谓杨涟等人与司礼太监王安等相勾结，有意加重李选侍的罪过，想借以谋取拥戴之功。天启皇帝还颁旨，在重修实录时，凡涉及“三案”内容，都按《三朝要典》的说法予以改正。

《三朝要典》编成之日，也就是东林党人遭灭顶之灾之时。这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对东林党人斗争胜利的结果。明眼人都很清楚，魏忠贤还想借此将东林党人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崇祯帝即位后，在一些人弹劾魏忠贤的章奏中也提到《三朝要典》。崇祯帝鉴于“要典”乃先帝所钦定，未敢马上废除。在赐死魏忠贤半年之后，这才下令毁掉《三朝要典》。在这期间，朝廷上围绕着《三朝要典》之事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崇祯帝也只能对受魏忠贤等迫害的人们进行局部的平反。例如，崇祯帝在刚除掉魏忠贤和崔呈秀之后，立即下令，由部院、九卿和科道共同负责，对以前冤死诏狱中的诸臣从公酌议，该赠爵的赠爵，该荫亲的荫亲；被削职的人，“应复官即复官，应起用即起用”；被诬陷仍系狱中者，“应开释即予开释，勿致久淹，伤朕好生之心”。这些被平反的人有许多就是受“三案”的牵连。崇祯帝这时只能一个一个地为他们平反，还不敢重新评价“三案”，也未敢触动《三朝要典》。

当时朝中各衙门仍遍布阉党成员，其势力仍然很大。尤其是科道言官，几乎是清一色的阉党成员。在魏忠贤被赐死前后，很少见到言官中有弹劾魏忠贤及其阉党成员的。崇祯帝心里很清楚，这对整肃朝政是极为不利的。为此，崇祯帝特颁谕旨，考选言官。于是，先后授曹师稷、颜继祖、宗鸣梧、瞿式耜、钟炌等为给事中，授吴焕、成章、任赞化等为御史。他们在魏忠贤擅权时都是不得志之人，有的还受过阉党的迫害，这时升为言官，弹劾阉党罪恶的章奏渐渐多了起来。

在《三朝要典》被毁以前，阉党的势力仍然很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崇祯元年(1628)正月的“大计”中。所谓“大计”，指的是考核各地方长官，分出优劣，优者升迁，劣者贬谪。崇祯帝本来打算，通过这次大计彻底清除阉党成员，肃清朝政。主持这次大计的是吏部尚书房壮丽、左都御史曹思诚、考功郎中李宜培等人，另有杨维垣协助这次大计。人们本来对这次大计满怀着希望，认为这是“圣天子第一新政，宜将媚珰诸奸痛加扫除”。但大计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许多阉党成员并未被扫除，而是仍然盘踞在各衙门。这是因为，像房壮丽、杨维垣等虽貌似公允，实际上也是附和阉党人员，他们“互为容隐，成逃吏议，人心颇为不平”。对这类不平的议论，崇祯帝自然听到不少，他感到要彻底肃清朝政还有很多事要做。

促使崇祯帝下决心毁掉《三朝要典》的是倪元璐的奏疏。倪元璐是翰林院编修，他看到杨维垣在弹劾魏忠贤的同时，也攻击东林党人，将东林党人和魏忠贤阉党并称为邪党，心里十分不平。实际上，杨维垣这种做法代表了不少人的态度，他们害怕受牵连，想及早摆脱阉党，但又深怕东林党人翻案，故貌似公允，在弹劾魏忠贤的同时也攻击一番东林。倪元璐看穿了杨维垣等人的企图，便上疏辩驳，言辞颇为激烈，一时成为舆论的中心。倪元璐在疏中说：“如果说东林是邪党，那又该怎么样评价崔呈秀、魏忠贤等人呢?崔、魏是邪党已明，那么反对崔、魏的人怎么也能说是邪党呢?如果说东林攻击邪党言辞过激，还说得过去，如果说东林狂狷则不可。以前那么多人向崔、魏颂德不已，建生祠不已，这时又说无可奈何，不得不那样。对这种人尚且以宽厚之心百般原谅，那么，对东林那点过激的言辞又为什么如此苛求呢?”疏中还对韩的相业极力称许，还特别提到，崇祯帝本人也曾说过：“韩清忠有执。”但一些人仍百般诋毁，唯恐韩复起。

由于当时朝廷上仍有许多阉党余孽，他们极力诋毁倪元璐，而且倪疏中还提到熊廷弼一案，崇祯帝反而责怪他“论奏不当”。杨维垣也上疏反驳倪元璐。于是，又有了倪元璐的第二次上疏。

倪元璐在疏中承认，自己上次上疏就是针对杨维垣而发。随后，针对杨疏中攻击倪元璐盛赞东林，而主要依据是曾推举李三才而保护过熊廷弼，倪尖锐地反击道：“杨维垣是否知道，东林中还有冒死弹劾魏忠贤的杨涟，有首劾崔呈秀的高攀龙！魏忠贤罪大恶极，杨维垣还尊称他说‘厂臣公’‘厂臣不爱钱’‘厂臣知为国为民’，有何脸面责怪李三才呢！‘五虎’‘五彪’罪恶累累，刑官却只拟削职，杨维垣却不上疏驳正，为什么对熊廷弼却必杀而后已！”杨疏中攻击倪元璐态度矫激，倪元璐反驳道：“当天下都为魏忠贤颂德建祠之时，如果有一人态度矫激，不颂不建，天下岂不以此人为赖！”杨疏中说：“今天下如果一个人忠直，便不应以崔、魏为对案。”倪元璐反驳道：“今天正应以崔、魏为对案。正因反崔、魏，所以才有东林之名……今天以崔、魏辨邪正，正像用明镜辨美丑！今日不以此辨忠奸，又用什么来辨忠奸呢?”崇祯帝感到倪元璐所言为是，遂将他提升为侍讲。但当时内阁和各重要衙门还有许多崔、魏安插的旧人，大臣们还没人敢公开称赞东林。自倪元璐这两次上疏后：“清议渐明”，才渐渐有人敢公开为东林说话了。

崇祯元年(1628)四月，倪元璐再次上疏，请毁《三朝要典》。他在奏疏中说：“《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魏忠贤等阉党。即使其议有可兼行者，其书必当速毁。……自门户之说起，于是魏忠贤等杀人则借三案，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经此二借，三案的面门就全非了。……关于三案，天下自有公议，而《三朝要典》则是魏忠贤的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如果要全翻，过于纷扰，改亦多事，只有毁之为宜。”崇祯帝遂下令毁《三朝要典》，从而除掉了加在东林党人头上的紧箍咒。

当时，有的人公开反对毁《三朝要典》，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是孙之獬。他是翰林院侍讲，当得知有人请求毁《三朝要典》时，他上疏坚决反对：“《三朝要典》，近来有人称之为魏忠贤禁锢人才之书，如祖宗在天之灵知道此事，定会愤然不安。”他请求崇祯帝亲自为“要典”作序，置于篇首，由史馆附上崔、魏之事，这样就可使“要典自明，逆党自正矣”。很明显，孙之獬在这里仍在为阉党张目。只因他在天启时不那么锋芒毕露，没干多少坏事，故人们对他并未深究。

当崇祯帝下令毁《三朝要典》时，孙之獬又大哭着当廷力争，谓“要典必不可毁”。御史吴焕当即弹劾他对皇上无礼，许多人对他的这种举动感到吃惊，有的感到可笑，以至有许多人当场对孙之獬大加嘲弄。但是，在孙之獬所列举的理由当中却令人有难言之苦。例如，孙之獬说道，崇祯帝对天启皇帝曾“北面事之，见有御制序文在，‘朕’之一字，岂可投之火！”他还说道，崇祯帝与天启皇帝乃“同枝继立，非有胜国之扫除，何必如此忍心狠手！于祖考(神宗、光宗)则失孝，于熹庙(天启皇帝)则失友”。这种以祖宗先帝的名号压人的做法，足以使许多人望而生畏，弄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似乎要毁《三朝要典》，那就是对祖宗先帝的背叛，岂不是大逆不道！先帝在序中有自称的“朕”字，怎么能投之于火呢！一些人明知他的说法荒谬，但也不敢反驳。幸有御史吴焕上疏纠驳，说孙之獬“明以‘御制’二字压皇上不敢动”。这实在是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吴焕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谓“不孝不友”之说，明明是在诬崇祯帝不孝不友，罪莫大焉。吴焕还指出，“孙之獬亦知今日要典之毁，丝毫无损于圣祖神孙之孝慈”，孙之獬这是故意“以辩言乱政，邪说横行”，请崇祯帝严加惩处。崇祯帝鉴于孙之獬已经辞官回籍，遂传旨“不必过求”。这段小插曲表明，当时阉党仍有不小的势力。

钦定逆案

崇祯元年五月毁《三朝要典》，崇祯二年一月才钦定逆案，对阉党的处置才算有了最后的结论。这中间经历了七八个月的时间，东林党与阉党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或明或暗的斗争，促使崇祯帝终于下决心将阉党要员列入“逆案”，使其永不得叙用。

起初，崇祯帝并不想以门户分贤奸。他从各方面了解到，附和东林的人也并不都是贤才，其中也不乏沽名钓誉之人；附和阉党的人中也有的是出于不得已，有的人有才可用。所以他一再申论群臣：“分别门户，已非治征。”他要臣下“化异为同”，以“天下为公”，同心同德以共安社稷。但实践证明，门户之分已根深蒂固，不是他三两句申谕所能消除的。自毁《三朝要典》之后，不断有阉党成员或明或暗地试图翻案，臣下的言行大都有门户色彩。为了除恶务尽，他要像天启年间钦定《三朝要典》那样，也要钦定“逆案”。所谓“逆案”，大意是处置阉党逆臣的定案，或说是铁案，通过钦定的形式使人不敢轻易翻局。

如果说促使崇祯帝毁《三朝要典》的首功是倪元璐的话，那么，促成钦定“逆案”的首功则是御史吴焕。他在毁《三朝要典》后不久上疏，说不少阉党成员虽明旨受到惩处，但这种惩处就像一纸虚文，这些人仍然逍遥法外。他在疏中说：“往年被魏忠贤迫害诸臣，朝闻命而夕就逮，以至他们不敢回家与妻子告别一声。现今五虎五彪诸奸恶，屡奉明旨惩治，但诏书挂在墙上，他们仍任意优游。像刘志选、梁梦环、曹钦程等人，都是大奸大恶，有的燕处于园亭之间，有的潜藏于京邸私宅，奥援有人，朝廷无法。更有甚者，薛贞本是庙堂执法之人，却敢公然抗旨，为那些奸恶开脱！”薛贞是崇祯朝的第一任刑部尚书，他本来就和阉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极力为阉党开脱。崇祯帝察知薛贞有那么多奸情，遂下令将他处死。但是，在惩治阉党的过程中，有旨不行或有旨难行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崇祯元年大计，考察地方官员，不少作恶多端的阉党要员未受到惩处，人心颇不平。崇祯二年又要进行“京察”了，即考察京师各衙门官员。人们本来希望，通过这种对地方官和京官的考察，彻底清除阉党余孽。由于大计考察地方官的效果并不很好，所以有的官员担心，这次京察也可能搞不好。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御史吴甡于崇祯元年十二月上疏说：“马上要进行京察，恐怕崔、魏遗奸还没有尽除，借京察以掩盖奸情。他们的过恶为考功之法所不载，倾陷皇后，力促三王并封，助崔、魏肆虐，以门户坏封疆大事，借刀杀人，建生祠，修‘要典’，矫旨加衔，这些人如混入京察官员之列，执法自然不平。宜命部、院、科道官会勘，对犯有前罪诸人注明事实，于京察前赐予处分。”崇祯帝深以为是，遂于第二年初就着手定逆案。

崇祯元年十二月，大学士韩被召回，代黄立极为内阁首辅。关于考察阉党定逆案之事就交韩主持。韩是元老重臣，天启时被魏忠贤斥逐，处事沉稳，极有声望。崇祯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崇祯帝召见大学士韩、李标、钱龙锡和吏部尚书王永光，明谕定附逆诸人之罪。魏忠贤、崔呈秀和客氏为首逆，其余为附逆，分出轻重等级，分别治罪。崇祯帝将以前称颂、建祠的奏疏发下，要他们和左都御史曹于汴一起在内阁详加评阅，“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只是对那些“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之徒，还有那些“阴行赞导”之人，都要列入。崇祯帝还要他们“数日内确定，不许中书参预”。韩等遵旨详审后，拟出入逆案诸人名单，名后附上其主要罪过。韩为人端庄宽厚，不想广加株连，以免树怨，所以第一次只列入四五十人。崇祯帝看了后大不高兴，命韩等再广加搜求，并说，这些人“皆当重处，轻则削籍”。这时有人指王永光即附逆之人，王永光很害怕，便自请退出。过了几天，韩等又加入了数十人呈上。崇祯帝看后大为震怒，谓所定“不称旨”，还说：“魏忠贤一人在内廷，如不是外廷诸臣逢迎，哪里能作那么多恶。内臣中那些协同作恶的，也应一并列入。”韩和几个大学士则回答说：“外廷不知内廷事。”崇祯帝面有怒色，严厉地说道：“怎么能说都不知道呢！只是害怕树怨罢了。”第二天，崇祯帝再一次将诸阁臣召入，指着一个黄包袱说：“这都是红本，内臣作恶的实证都在这里，宜一一详查列入。”韩等人知道事关重大，内臣凡是稍参与其事的都不能逃脱。这里所说的“红本”，即“批红”的奏章。臣下上疏，先由内阁票拟，然后由皇帝用御笔“批红”，随后即发下执行。但皇帝往往懒于此事，故大都由司礼太监代批。于是，这些内臣借机行私，倾陷异己便得心应手。对这些“红本”进行细查，内臣行私之事自然能一一查出。这样一来，牵连面自然就会很大。韩回答崇祯帝道：“臣等的职责是掌票拟，三尺法非所习也。”实际上是在推脱此事。崇祯帝便召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也不敢掌此事，便回答说：“吏部只熟习考功法，不习刑名。”崇祯帝便又召刑部尚书乔允升，要他对这些人“按律定罪”。

乔允升无奈，只好与内阁诸臣一起处理此事。经过一番详查，又列上一个名单。崇祯帝看了后问道：“张瑞图、来宗道等人怎么没列入呢?”韩等回答说没有事实。崇祯帝说：“张瑞图因善书而受魏忠贤宠信，来宗道为崔呈秀之父上恤典，称什么‘在天之灵’，实在可恶之极。”又问贾继春怎么未列入，王永光回答道：“贾继春曾请求善待李选侍，不失厚道。后虽改口，稍觉反复，其所言亦多可取。”崇祯帝马上厉声说道：“正是因为他反复，所以才是真小人！”并明令这些人都要被列入。

从崇祯帝这一次又一次的召见和谕旨中可以看出，第一，崇祯帝对处治阉党的态度十分坚决，务求一网打尽，不留后患；第二，崇祯帝的态度时有变化，前后并不一致。他起初说过，有些人原出于不得已，“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韩等人正是按照这种原则处理的，而崇祯帝的谕旨却一次比一次严厉，所以也不能全怪韩等人害怕树怨。崇祯帝后来甚至说，对以前那些颂德、建祠的章奏，“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这就使得株连面十分宽了，比起初的谕旨大为严厉。惩处阉党，消除其影响，对于崇祯帝来说，无疑是必行之事。但从策略上考虑，应严惩首恶，对那些“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没有明显的过恶，则不宜株连过广。实际情况也表明，自逆案颁布第一天起，就有许多人力图翻案。当南明福王政权建立时，崇祯帝的钦定逆案果然被翻了过来。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崇祯帝本来想通过此举彻底消除门户，但门户并未消除，而且门户之争更隐蔽，更激烈，与崇祯一朝相始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崇祯朝和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地灭亡，都与这种门户之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崇祯二年(1629)三月，崇祯帝将“钦定逆案”正式颁布天下。前边有崇祯帝的“圣谕”，先讲了一通定“逆案”的必要，后边说道，经这次处治后，“纵有漏遗，亦赦不究。自今惩治之后，尔大小臣工，宜洗涤肺肠，恪修职业，共遵王路”。崇祯帝的“圣谕”后附有韩等人上的一道“本”，实际上就是对定逆案前后经过的一篇说明。随后是对入逆案诸人分等治罪。

第一等，“首逆”，魏忠贤和客氏，共两人，凌迟处死。

第二等，“首逆同谋”，共六人：崔呈秀、李朝钦、李永贞、魏良卿、侯国兴、刘若愚，皆处死不待时。

第三等，“交结近侍，秋后处决”，共十九人，像田尔耕、许显纯、薛贞等都在此列。

第四等，“交结近侍，次等充军”，共十一人，像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李鲁生、杨维垣等人都在此列。

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共一百二十九人，像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吕纯如，总督黄运泰、郭尚文，巡抚李精白等都在此列。

第六等，“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共四十四人，刚罢职家居的内阁首辅黄立极就在此列。

另外还有魏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在崇祯一朝，定逆案是崇祯帝整肃吏治的重大举动。这件事实际上有得有失。从得的方面来看，它使依附于魏忠贤的阉党遭到毁灭性打击，对肃清各衙门中的崔、魏余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此以后，朝中再没人敢公开为崔、魏涂脂抹粉，不少阉党成员虽有许多过恶，但以前一直得不到惩罚。经这次细查老账，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治。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崇祯帝定逆案也有“失”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打击面过宽。“逆案”二字已很严厉，一个人的名字一旦被录进去，就如同乱臣逆子，大有十恶不赦的味道。再加上崇祯帝“钦定”，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后人所说的“阉党”，是后人对崔、魏及依附于他们的官员的泛称，实际上当时并没有一个组织严密的这样一个“党”。就列入“逆案”中的一些人来看，不少人只是在当时与他们有些瓜葛。但是，经这么一定“逆案”，凡是列名其中的人似乎真的成了一“党”，翻案也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除了受崔、魏迫害和斥逐的东林党人以外，前朝各衙门的大臣和各地的督、抚几乎都在其中。他们的人数那么多，虽曰闲住，但影响尚在。连名将袁崇焕也差点列入逆案，因为他也曾不得已而为魏忠贤请建生祠。大概是因为他后来被魏忠贤斥逐，所以才免入逆案。即使这样，后来还有人说他漏网，“亦俱建祠”，也应与逆案中人一样论处。著名的复社首领夏允彝在举了几个例子以后说道：“……草草罗入，致被处者屡思翻局，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至南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则当局者之咎也。”另外，在对逆案中人处置的轻重上，人们也有许多微词。在逆案中拟处死者大都已死，未死的人列入逆案者又大都未拟处死。这些人散处各地，自然为日后埋下了不安定的种子。

逆案定后不久，御史张捷就疏荐吕纯如，谓吕才器可用。因吕纯如名列逆案，张捷反而因此被弹劾。崇祯帝见有人公然荐用逆案中人物，十分生气，立命将张捷免职，逐出朝廷。实际上，通过或明或暗的手段力图翻案的不乏其人。在崇祯前期任过数年内阁首辅的温体仁也暗中支持翻局。只是因为崇祯皇帝态度坚决，所以逆案在崇祯时未能翻成，而对荐用逆案中人物的大臣处置也极严厉。例如，都御史唐世济曾推荐霍维华，福建巡抚应喜臣推荐闲住的原通政使周维京，而霍、周都是逆案中人，崇祯帝立命将唐世济和应喜臣“谪戍”。人们看到崇祯帝态度如此坚定，才不敢再推荐逆案中人。但这种深刻的矛盾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隐蔽罢了。当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崇祯帝自缢，福王政权于南京建立，曾阿附魏忠贤的马士英、阮大铖以拥立有功，逆案遂彻底翻了过来。但这样一来，党争更加激烈，更加表面化，这成了南明政权一个接一个很快灭亡的重要原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
关于熹宗天启皇帝驾崩日期，史书记载不尽一致，如文秉在《先拨志始》中记道：“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熹宗崩于懋勤殿。”证之《明实录》《国榷》《明史》诸书，皆谓在八月“乙卯”，即二十二日。因此当以二十二日为是。
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八月“乙卯”。
文秉：《烈皇小识》卷1载：“上(崇祯帝)时自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宫中物。”
谈迁：《国榷》卷88，八月“乙卯”。
谈迁：《国榷》卷88，八月“丁巳”。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闻香心动》；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
文秉：《烈皇小识》卷1。
文秉：《烈皇小识》卷1。
《明实录》天启七年九月条：“东厂太监魏忠贤乞辞任，不许。”
《明实录》天启七年九月条：“太监魏忠贤乞止建祠，上优答之，其前赐额许如故，余辍。”
《明实录》天启七年九月条：“太师宁国公魏良卿、少师安平伯魏鹏翼，并给铁券。”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5《左右券内外黄》。
《明史》卷95《刑法志三》。
吕瑟：《明朝小史》卷16。
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明史》卷240《叶向高传》。
《明熹宗实录》卷76。
《明史》卷244《魏大中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明史》卷305《宦官列传二·魏忠贤传》。
《明熹宗实录》卷68。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明实录》天启七年十月条。
《明实录》天启七年十月条；《明史》卷305《宦官列传二·魏忠贤传》；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崔呈秀传》。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谈迁：《国榷》卷88；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魏忠贤谪凤阳》《魏忠贤自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张瑞图回籍》。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3《掠死客氏》。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4。
文秉：《烈皇小识》卷1。
文秉：《烈皇小识》卷1。
《明史》卷265《倪元璐传》。
《明史》卷265《倪元璐传》。
《明熹宗实录》天启七年十二月条。
文秉：《烈皇小识》卷1；《崇祯实录》卷1。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谈迁：《国榷》卷89，十二月“壬子”。
谈迁：《国榷》卷90，正月“庚辰”。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关于“逆案”中所列诸人，《国榷》《崇祯长编》《先拨志始》诸书所记稍有出入，此处难以一一详考。
文秉：《先拨志始》卷下。
谈迁：《国榷》卷90。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