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大传 - 第三章频换阁臣党争不息

第三章频换阁臣党争不息

内阁大学士被称为“阁臣”，明后期的一些史书中也称之为“相”。明后期的内阁实际上成了明廷的政治中枢。崇祯皇帝自然特别重视阁臣的选用，外廷臣僚也围绕阁权明争暗斗，党争不息，阁臣频频更换。崇祯帝在位十七年，阁臣换了五十个，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在这“五十相”当中，周延儒、温体仁和杨嗣昌在位最久，影响最大，但下场都很可悲。阁臣频换，实际上反映了崇祯帝一直未能建立起稳定的施政中心，这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节整顿内阁

在明代，内阁事权有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崇祯时已俨如过去的丞相。随着魏忠贤及其阉党的覆灭，崇祯初年建起了一个以东林党人为主的内阁，有人称之为“东林内阁”。

由丞相到内阁

在近代，内阁是个很普通的名词。中国的内阁最初产生于明永乐年间。内阁的出现是中国官制史上的一个重大现象。它与丞相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内阁的产生和事权变化的大体脉络，这样人们就会很清楚，崇祯年间许多重大政治斗争为什么大都是围绕内阁展开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存在着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从二者消长的过程来看，皇权在一天天上升和强化，相权则一天天下降和衰落，到明代就为内阁所取代。

秦汉时期相权最重。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与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不统，负有第一线的责任。丞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事权最重。丞相上朝，皇帝还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皇帝如果在路上遇到丞相，还要下舆打一下招呼。“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这种待遇是后世丞相所不敢想望的。正因如此，所以有人称秦和汉初是丞相责任制时期，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武帝感到相权太重，便用近侍分夺丞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实际上就是他的内廷秘书处，用来参决机务，甚至还用宦官参与其间。尚书台的地位日益显赫，相权随之日益低落。东汉时，尚书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了事实上的丞相，“三公”形同虚设，即所谓“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所谓“事归台阁”，就是归尚书台。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丞相，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人同时为相，多时达十余人。他们同时议事，最后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常常派亲信“同平章事”、“参知政事”，即同丞相们一起处理章奏等事，参与知道政府事务。后来，这些人也渐渐成了“相”。即使原来的三省长官，如果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执政事。与秦汉时相比，这时的相权大为削弱了。

宋代的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的第二天，耍了个小花招，要丞相范质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机让宦官把他的座位撤掉。于是成为定制，以后丞相在廷上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而必须恭恭敬敬地站着回答，即所谓“立而陈言”。另外，皇帝对相权还进行了分割，分军事权给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丞相只管行政。这还不够，还必须由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管什么官职，都无权行事。

到了明代，君主专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与此相适应，延续了千余年的丞相制度也被废除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朱元璋乘机“罢丞相不设”，一切出自“宸裁”。他还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处以极刑。”这样，明代的皇帝就不仅是“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

因政务繁忙，皇帝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朱元璋便又设了“四辅官”，让他们“侍左右，备顾问”。这些人品级低，没实权，对皇权构不成威胁。四辅官的设置实际上是向内阁制度的一个过渡。

明成祖即位后，命解缙等七人“入直文渊阁，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于是，在中国官制史上就进入了有内阁的时代。不仅明清两代有内阁，连北洋政府时期设的国务院也称内阁。阁臣也称殿阁大学士，其职权经历了一个由小逐步增大的过程。

阁权渐重

起初，内阁大学士不仅品级低，而且事权也不重，远不能与古代的丞相相比。首先，明代的内阁不是一级正式官署，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以前，六部尚书是丞相的下属，丞相可以直接对他们发号施令。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丞相请示和回报。但内阁根本没有这种权力，六部直接向皇帝请示和回报，不经过内阁。

其次，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很低，“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明代的官阶分九品，一个五品官只是个中级官员。以前，丞相都是当朝一品，位极人臣。而在明代，就品级和事权来看，大学士反在六部尚书之下。因此，《明史·职官志》上说：“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仅就此也可以看出，内阁初设时的事权是不会很大的。

宣德时，阁权明显上升。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阁获得了“票拟”权，即对臣下的各种章奏拟出处理意见。按照惯例，内阁的票拟只有经过皇帝的“批红”后才能付诸实施。但是，皇帝的批红往往徒具形式，尤其是懒得理事的皇帝，自己连勾上一笔也不愿干，就让司礼监秉笔太监代劳。因此，一般都是按照内阁票拟的意见来执行。这看来似乎只是初步处理意见，皇帝拥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皇帝基本上都是按照票拟的意见来决定，那么，内阁的票拟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终明之世，票拟一直是内阁最主要的权力。二是宣德时内阁成员的品级明显提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三杨”当国，他们都兼有师、保、尚书等头衔，故多是一品或二品大员。这并不是大学士本身品级的提高，而是具体的大学士个人的品级本来就高，这样一来，内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大为提高了。这种状况在宣德以后基本上保留了下来。

起初，内阁大学士们都是一起议事，并没有首辅、次辅之分，故谁也无法专权。明中期以后，内阁中出现首辅，其余的大学士都唯首辅马首是瞻。票拟一般也由首辅一人执笔，其余大学士只能议论议论。因此，首辅的权力就显得特别突出。在外人的心目中，这些首辅就如同过去的丞相。嘉靖时出了个严嵩，万历初出了张居正，他们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也都是内阁首辅。这就使内阁的地位越发显得尊崇。

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自正德以后，明代的皇帝越来越懒得理事。正德皇帝就不大喜欢在京师住，讨厌繁杂的政务，忽而去张家口，又忽而南下苏杭。日常政务基本上就是靠内阁处理。嘉靖皇帝信道教，终日在宫廷里做斋醮，竟然一连十几年不上朝。万历皇帝即位时才十岁，政务基本上都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来处置。至此，内阁首辅的权势已与古代的丞相相差无几。

正因如此，内阁首辅之权就成了争夺的焦点。在魏忠贤擅权时，魏广微原为南京礼部侍郎，因与魏忠贤是同姓同乡，故魏忠贤很快将他提升为礼部尚书，并进入内阁。魏广微俨如魏忠贤的家人，在致魏忠贤的信札上书“内阁家报”，时人称他为“外魏公”。魏忠贤欲分内阁首辅之权，遂矫旨，票拟事“令众辅分任”，从而使并不是首辅的魏广微也有了票拟权。这样，魏忠贤行私就更加方便了。

在天启、崇祯年间，内阁首辅与其他大学士在办公地点上也有了明显的区别。在东阁直房前第一间是首辅办公之处，其他大学士不得随意进入。如一时没有明确谁为首辅，即使在众大学士中资历最老者也不敢居此。当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罢后，温体仁事实上成了内阁首辅，但没有明确他为首辅，所以他一直不敢在那第一间房办公。这种状况延续了将近一年。第二年端阳节，照例对阁臣有赐宴。这一天一个司礼太监来到内阁，口称温体仁为首辅，温体仁这才敢在首辅房办公。这种办公地点的差异清楚地表明，内阁首辅的权力和地位已经明显地突出起来。

崇祯初对内阁的调整和东林内阁

崇祯帝继位时，内阁中有四人：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李国。其中，黄立极为内阁首辅。天启五年(1625)，当时魏忠贤气焰正盛，黄立极因是魏忠贤的同乡，以礼部尚书衔入阁，第二年即代顾秉谦居首辅位。可以看得出，这基本上是魏忠贤留下来的班子。对此，崇祯帝心里自然也很清楚。但是，当满朝基本上都是魏忠贤私党的情况下，崇祯帝也像起初安抚魏忠贤那样，对内阁成员也没有立即进行大的调换。崇祯帝即位不久，就陆续不断地有人弹劾内阁成员。例如，监生胡焕然即对黄立极等四人大加指责，说他们身居内阁，“漫无主持”，甚至迫害元老重臣，建生祠，颂魏阉，“靡所不至”。尽管胡焕然的指责句句是实，但崇祯帝并未对黄立极等人治罪，反而将胡焕然申斥一通，并将其除名。黄立极心不自安，遂上疏乞休，崇祯帝还以“优诏报之”，要其继续理事。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这时崇祯帝继位已三个月，鉴于黄立极连疏乞去，崇祯帝遂允其罢职家居，而由施凤来继为首辅。与此同时，来宗道和杨景辰两人同时入阁。

关于为魏忠贤撰碑文颂德一事，黄立极和施凤来等四人曾一起上疏，极力向崇祯帝辩解，说他“实未尝为忠贤作碑文”，而是由魏忠贤门下的食客游士所为，其后加入他们的名字。至于票拟，“一言不合，则令改票，甚则严旨督责……臣等不尽受罪”。他们称魏忠贤犹如虎狼，“虎狼之性，愈触则愈怒”，故“不得已，徘徊其间，冀有毫发之益于国”。从中可以看出，黄立极等对在魏忠贤擅权时的一些作为，能推则推，不能推则说“不得已”。有些事可能的确出于不得已，有些事则是有意助纣为虐，他们本人就不是有气节之人。例如，施凤来，《明史》上说他“素无节操，以和柔媚于世”，魏忠贤生祠上的碑文“多出其手”。大学士张瑞图擅长书法，故碑文多为张瑞图书写。对于他们四人，崇祯帝采取逐步更换的办法予以清除。在他们四人当中，李国虽是魏忠贤的同乡，但比较持正。国子监监生胡焕然因弹劾他们四人而被逐，李国后又上疏为胡焕然说话，说他忠心可嘉，又让他回到国子监，“时人称为长厚”。他于崇祯元年五月罢归，此前还上疏推荐韩和孙承宗，亦为人所称道。

崇祯帝在赐死魏忠贤以后，觉得可以对内阁整顿一下了。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底，崇祯帝命廷推阁臣。当时廷推了十二人，以供崇祯帝点用。但这次崇祯帝却没有像过去的皇帝那样去圈点，而是独出心裁，以枚卜法来定，如同老百姓所说的抽签，或称之为拈阄、抓阄。崇祯帝为慎重其事，将有关大臣召至乾清宫，首先焚香拜天，大概是希望神灵能在冥冥中相助，使他选出治国安邦的贤才。随后，将廷举的十二人各书名字于纸上，再团成一丸，将十二个纸丸放在一个金瓶子中。崇祯帝用两支筷子伸入瓶中去夹，一连夹出四丸，展开一看，是钱龙锡、李标、来宗道和杨景辰四人。这时，有的大臣提出，国事多难，请再增加两个阁臣。崇祯帝马上答应，遂又夹出两丸，得周道登、刘鸿训两人。于是，这次枚卜共得六人入阁。他们六人中有的当时就在京师，即来宗道、杨景辰，他们二人于十二月即入阁办事。其余四人有的在外地为官，有的家居，即派人召他们入京。这六人都以礼部尚书衔入直文渊阁。

崇祯帝用枚卜的方法来选阁臣，在常人看来，颇有些荒唐色彩。这本来是件非常重要、非常严肃的事情，怎么能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呢?挑选阁臣，应看其才能、品望，用枚卜的办法怎么能保证选出贤才呢?这种办法以前只有荒唐的后唐皇帝采用过，得卢文纪为相，除身材魁伟、声音洪亮以外，才能平平。崇祯帝是历史上采用这种办法的第二人。不无巧合的是，这两人都是末代皇帝。实际上，崇祯帝采用这种办法有他独特的考虑。当时虽除掉了魏忠贤，但阉党势力仍然很大，门户之见仍深，选阁臣这件事如处理不好就会引发新的政争。至于能否一定得贤才，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破门户之争。用这种枚卜的办法，的确可以有效地防止外廷的门户之议。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用枚卜法选阁臣毕竟不是英明之举，甚至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所以免不了遭人非议。这次枚卜刚过，外廷就流传开一个笑话，说崇祯帝第二次枚卜掣签时，夹出来的本来是王祚远，但这张纸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阵风刮去。人们慌忙四下寻找，却没有找到，崇祯帝只好再夹一枚。后来才发现，这张纸落在了施凤来身后。王祚远的这个阁臣居然被莫名其妙的一阵风给刮跑了。这就更增加了这次枚卜的荒唐色彩。

从这次枚卜所得的六位阁臣来看，的确良莠不齐，其中还有阉党余孽。如来宗道，他原在礼部为官，曾上疏为崔呈秀之父请恤典，其中还有“在天之灵”的话，当倪元璐在疏中提及此事时，来宗道不以为耻，反而笑着说：“他何必多嘴多舌，词林故事，只是为了一杯香茶罢了。”对这件事，他就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语掩过，人们为此称他为“清客宰相”。崇祯帝后来钦定逆案，来宗道还是因此事而被列入。

与来宗道同时入阁的杨景辰也素无操守。当魏忠贤编《三朝要典》时，他任副总裁，一切都按魏忠贤的意旨办，还曾三次上疏，为魏忠贤歌功颂德。后来也因此而被列入逆案。

周道登不是阉党，天启五年还曾被魏忠贤罢职为民，但他“无学术，奏对鄙薄，传以为笑”。崇祯帝就曾当廷取笑过他。因此，周道登至少说不上是个贤才。

在这六个新阁臣中，李标、钱龙锡、刘鸿训比较清正有为。黄立极辞去后，施凤来继为首辅。三个多月后，李标入朝，施凤来和来宗道同时罢去，李标继为首辅。此时有钱龙锡、刘鸿训同心辅佐，政事稍清。崇祯元年十二月，韩奉召入阁，因系元老重臣，李标遂避让，以韩为首辅。这些人大都和东林声气相通，故人们称之为东林内阁。

这个东林内阁在协助崇祯帝拨乱反正、处置阉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崇祯帝显得刚果有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不坏的形象。但是好景不长，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大约两年，以袁崇焕被杀为转折点，内阁中的东林正人被贬黜殆尽。有的阁臣敢做敢当，但只在位半年多就被罢去了。

例如，新入阁臣刘鸿训，天启末年被魏忠贤罢斥为民。崇祯帝枚卜他入阁，起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遣人召见，他坚辞不出，连召三次，终于在崇祯元年四月还朝，入阁办事。当时“忠贤虽败，其党犹盛”，新进言官不断上疏弹劾阉党。因这时的内阁成员大都和阉党共过事，故态度暧昧。刘鸿训入阁后，态度坚决，旗帜鲜明，“毅然主持”，连续斥逐了杨维垣、杨所修、孙之獬、阮大铖、贾继春等人，致使“人情大快”。正因如此，一些阉党余孽便集中力量攻击刘鸿训，说他出使朝鲜时，满载貂皮、人参而归。起初，崇祯帝对刘鸿训较为信任，将攻击刘鸿训的张捷、史等贬逐。有些事刘鸿训当廷力争，崇祯帝有时则固执己见，不予允准。刘鸿训无可奈何，下朝后发议论道：“皇上毕竟是冲主！”意思是崇祯帝毕竟年轻，处事不明。这在后人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就属于大不敬，弄不好会丢脑袋。这话终于传到崇祯帝耳中，令他十分气恼。当时虽没有马上发作，但对刘鸿训来说却埋下了祸害的种子。

崇祯元年十月发生了纷纷扬扬的改敕书案。按照旧例，提督京营的不兼掌巡捕军。当时张庆臻提督京营，敕书中却有“兼辖捕营”的话，掌巡捕军的郑其心以侵职上诉。那么，“兼辖捕营”的话是怎么加到敕书中去的呢?从程序上来看，初稿由兵部提出，送内阁裁定，再交内阁中书缮写。查原稿，上有刘鸿训批给西司房的话，缮写人为西司房中书舍人田佳璧。这四个字就是田佳璧加进去的，田佳璧则说是刘鸿训所指使。一些素对刘鸿训有成见的人见有机可乘，遂借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对刘鸿训大加攻击。尽管刘鸿训极力否认，但也是有口说不清。崇祯帝认为这是一件罪不容恕的大事，对刘鸿训的连续申辩不予置理。一些大臣为刘鸿训开脱，认为没有确证。崇祯帝愈加愤怒，要处刘以极刑。幸“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刘鸿训被谪戍边疆。

刘鸿训从入阁到被逐，只半年时间。他起初坚辞不出，入阁后力斥阉党，敢作敢为，却又很快被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当时崔、魏等人已被除掉，但他们的余党在朝中仍有很大的势力。刘鸿训这次被治罪，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暗中谋划的结果。另外，也可看出崇祯帝用人不专。刘身为内阁重臣，说用就必须上任，说不用则一脚踢开，甚至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严加治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刘鸿训曾上疏“请帝久任责成”，他自己首先就未能“久任”，自然也无“成”可“责”了。

东林内阁中声望最高的是韩。他在光宗时即为大学士。光宗在位仅一个月即死去，他以顾命大臣的身份辅佐熹宗天启皇帝。后来，魏忠贤感到韩不依附自己，就用同乡同姓的魏广微入阁，并要分韩的票拟权。韩感到事关重大，便连疏求去。这正中魏忠贤下怀，不仅许韩去职，不久还将韩“削籍除名”，又诬他受贿，致使其家人数人系死狱中。崇祯帝即位后，久闻韩清正，便召韩入朝。魏忠贤余党杨维垣上疏极力反对，使韩入阁受阻。心向东林的大臣连连上疏，请求崇祯帝立即召用韩。崇祯不顾某些人的反对，遂遣人召韩回朝。崇祯元年十二月，韩入阁复为首辅。一天，崇祯帝对韩说：“票拟时务要消除门户之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以求处置不出偏差。”韩极以为是，并进言说：“内阁议事，多关系到机密要务。诸臣相互酌议，不必让外人知道谁赞成、谁反对。至于内阁诸臣，从早到晚入直朝房，势不能报谢宾客。凡是商议政事，都应到朝房相商，禁止一切私邸交际。”崇祯帝深以为是，遂谕令百官遵行。

当刘鸿训因改敕书案而遭重谴时，韩极力论救。再加上当时廷臣间的相互攻讦，崇祯帝非常生气，当廷训谕群臣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这话说得很重，显然有责备东林结党之意。韩身为内阁首辅，被公认为东林领袖人物，他不会不知道崇祯帝这些话的分量。为此，他特地向崇祯帝上揭帖，专讲植党事。其中说道：“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党疑臣。总当详核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措才能得当。若大廷上妄起戈矛，宫府中横分这党那党，恐非朝廷之福。”韩的这些话的确是不刊之论，崇祯帝也挑不出毛病。但这些话是针对崇祯帝的训谕所发，所以他还是老大的不高兴。由崇祯帝的训谕可以看出，他对东林党已有警惕之心，人们已隐约看到东林内阁短命的征兆。

韩老成持重，处处从大局出发，悉心辅佐。尽管他被人称为东林的领袖人物，但他的确不“以党事君”，对各种政务秉公处置，声望颇高。他入阁后处理的第一件政务就是定逆案一事，对那些不得已附和过崔、魏而没有明显恶绩的人，他则不予列入，尽可能不广加株连。为此，崇祯帝一再责备他“怕树怨”。在崇祯帝力主下，列入的名单不得不越拉越长。

当东林内阁形成之时，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不仅朝政混乱，而且外患日益严重。新兴的满清势力不时内扰，兵饷匮乏，边兵不时发生哗变。同时，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事如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当此多难之际，崇祯帝身为一个年轻皇帝，极力振刷，力图挽回颓势，重振朝纲。他在清除阉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东林内阁，相互配合，朝政一时颇有振作。

当时从边事上来看，最大的威胁是辽东的满清势力。这时皇太极已称大清皇帝，与明王朝彻底地分庭抗礼，并要取明朝而代之。就在崇祯帝即位的同一年，皇太极派兵征服了李氏朝鲜，使朝鲜由明的藩属变为清的藩属。朝鲜原来是牵制清的力量，这时却变成了清的后方，不时为清助兵助饷。这使辽东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东林内阁推荐名将袁崇焕督师辽东，辽东危局一时有所改观。崇祯帝如果对袁崇焕“久任责成”，辽东的战局当不至于崩溃成后来的那种样子。只可惜崇祯帝对袁崇焕任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即将袁崇焕下狱处死，辽东的局面遂一发不可收拾。此是后话，其中缘由留待专章叙述。

东林内阁对军政中的一些弊端尽力进行整饬。在保证各重镇兵额不减的情况下，清汰冒额冗兵。原来，各镇为了多领军饷，就故意增添兵额。例如，实有兵员两万，但向兵部领饷的兵额可能会有三万，甚至四万。不少驿站的驿卒也有类似情况。经过一番清查，减少了一些冒额兵员，使民困稍解。

另外，崇祯帝虽撤回了监军宦官，却不断地派出旗校侦察边情，意在防备边将欺瞒。宣府是边地重镇，自然在重点侦察之列。宣府巡抚李养冲为此上奏道：“旗校往来如织，踪迹难凭，且虑费用太繁，无力应付。”崇祯帝对此似乎大惑不解，就拿李养冲的奏疏给李标看，并问道：“边情危急，朕遣旗校侦探，怎么能说是伪呢?更何况祖宗朝即设立了厂卫，又为的是什么呢?”李标回答说：“事情本来就应该慎重。李养冲的意思是，不贿赂这些旗校的话，担心每天都有诽谤他的话；贿赂吧，则又没有那么多钱财。”崇祯帝感到说得有理。大学士钱龙锡对此事也进谏说：“按照旧例，厂卫旗校只在都城内外刺事，如要远遣边地，恐难以委信。”在这些阁臣的极力劝谏下，崇祯帝便暂时停止了派旗校侦察边事的举动。对于边疆将领来说，这为他们解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可以更专心于防务，而不必再担心厂卫特务对他们的监视了。

在韩等人的主持下，引入正人，抑制邪党，平反冤狱，革除弊政，朝政顿显清明。崇祯帝在位十七年，只是这最初的二三年显得刚果有为，为后人所称道。但是，随着袁崇焕事件的发生，短命的东林内阁也就土崩瓦解了，朝政又陷入纷争多事的泥潭。

第二节 “皇帝遭瘟了”——周延儒与温体仁之争

崇祯帝在惩治魏忠贤和阉党的同时，建立起东林内阁，朝政为之稍清。但东林内阁只维持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即垮掉，其关键事件是袁崇焕一案。随后是周延儒当政，温体仁先是与周延儒相结，却暗中排陷周延儒，终于取而代之。温体仁欲翻逆案，虽一再受阻，但朝政日非，故民间传言：“皇帝遭瘟了。”意指崇祯帝宠信温体仁，政事日益败坏。

钱谦益遭斥与东林内阁的瓦解

崇祯元年十月，入阁仅半年的刘鸿训被罢职。这是东林内阁遭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十一月间，崇祯帝第二次枚卜阁臣。首先由廷臣会推，共推举十一人。他们是：成基命、钱谦益、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汴，崇祯帝本来要像上次那样通过枚卜增加阁臣，但是，他看到这个会推的名单后不大满意。这是因为，他满以为礼部右侍郎周延儒会被推上来，但因周延儒资望轻，故未入廷推之列。这使崇祯帝产生了疑心，再加上一些人风言风语，便怀疑廷臣结党，故意排斥能臣。这时，礼部侍郎温体仁揣摩崇祯帝的心意，相信崇祯帝对这次会推已生疑心，再加上自己未被推上，正一肚子怨气，遂上疏弹劾被会推上的钱谦益，说他关节受贿，结党营私，不应该入阁臣选。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大名士，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门生故吏遍天下。温体仁疏中所指，原是多年前已结案的一件往事。天启二年(1622)，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钱千秋中举。钱千秋在首场文章结尾处用了一句俚语：“一朝平步上青天。”起初钱谦益没有发觉，给事中顾其仁察觉此事，钱谦益也马上警觉起来，感到其中定有奸人指使。钱谦益遂马上上疏揭发此事，钱千秋被遣戍边，连几个指使的人也一起受到惩处。钱谦益本人也以失察受到夺俸的处分。崇祯帝为此亲自召集百官当庭对质。钱谦益与温体仁互相攻讦，自然难有结果。崇祯帝问温体仁：“疏中谓结党，奸党是谁?枚卜大典，是谁一手操纵?”温体仁回答道：“钱谦益一党甚多，臣不敢尽言。这次枚卜，皇上务求真才，其实由钱谦益一伙操纵。”这时吏科都给事中章允儒当廷奏道：“关于钱千秋一案，早已了结。温体仁品望甚轻，所以会推不与。如钱谦益果有关节之事，为何不纠于枚卜之前?现在会推名单已上，点或不点，一听皇上裁定。”温体仁马上反驳道：“从这个言官所说可以看出，他正是钱谦益一党。在未枚卜之前，不过是冷局，参劾他有何用处?今会推之疏已上，参劾于此时，正为了使皇上能选用贤人。”章允儒也不示弱，大声驳斥道：“小人从来就善以结党之罪陷害君子。昔日魏广微欲驱逐赵南星、杨涟等，魏忠贤就在会推疏中加一个党字，致使这些人全被削夺。此事留传至今，为小人陷害君子之榜样！”章允儒越说情绪越激动，崇祯帝却勃然大怒道：“胡说！御前奏事，怎能如此放肆！拿了！”但一时却无人承旨。崇祯帝大声喊道：“锦衣卫何在?”锦衣卫指挥使这才将章允儒扶出。

对这次枚卜风波，廷臣大都知道是温体仁在挟私报怨，基本上没有人帮他说话。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也没有被会推上的周延儒。他稍后对崇祯帝说：“皇上反复询问，诸臣不敢言。一是怕冒犯天威，二是碍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钱谦益不能辞其咎。皇上不必再问诸臣。”崇祯帝深以为是，遂对廷臣斥责道：“朕要六部九卿会推阁臣，竟推这种人！会推一定要公，会推不公，还不如不会推！”周延儒遂又奏道：“大凡会推，皇上明旨下九卿科道，以为极公。不知外廷只沿旧套，只是由一两个人把持，别人不敢开口，就是开口也不行，徒然言出祸随。”温体仁随后奏道：“臣孑身孤立，满朝尽是钱谦益之党。今不只钱谦益恨臣，凡钱谦益之党无不恨臣。臣一身岂能当众怒……请皇上罢臣归里，以避凶锋。”这时钱谦益也伏地待罪。崇祯帝命钱谦益回籍听勘，曾驳斥过温体仁的章允儒、瞿式耜和房可壮等俱降三级，调外听用。

这次枚卜风波反映出几个令人忧虑的迹象。其一，崇祯帝自以为察察为明，实际上刚愎自用，对纷繁的政事缺乏准确的判断力。关于钱千秋于浙江乡试中用俚语一事，本算不了什么大案，何况钱谦益本人也揭发了此事，受遇夺俸的处治，此案已结多年，与这次枚卜并无关系。温体仁挟私报怨，翻出这笔老账借口发难，用意奸险。连与温体仁较亲近的吏部尚书王永光也不支持温体仁。但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听多数朝臣的意见，以温体仁为是，贬逐大臣多人。既失于明察，又不爱惜人才。

其二，崇祯帝在惩治阉党的同时，起用的多是东林党人。他特别忌恨臣下结党，这成了他的一块重大的心病。而“东林”的名字早已大著，许多人以附东林击阉党而自豪。那么，这些人就特别容易被人攻击为结党。从这次枚卜风波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对东林党是否结党营私已心存芥蒂，并未能推诚任用。韩入阁后就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对崇祯帝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这话的主要意思是要崇祯帝不要动不动就怀疑他们结党。

由于枚卜风波，这次会推的十一个大臣皆未入阁，即这次会推的结果全部被崇祯帝所推翻。十一月发生了枚卜风波，十二月韩回朝，李标礼让韩为内阁首辅。这时内阁只有韩、李标、钱龙锡、周道登四人。第二年一月，周道登罢职家居。周道登入阁后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且奏对显得粗俗鄙薄，崇祯帝甚至当廷拿他取笑。例如，有一次崇祯帝御讲筵，问周道：“宰相需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周道登一时答不上来，就说：“容臣到阁中查明，再来回奏。”崇祯帝面带讥笑，周道登极为难堪。崇祯帝又有一次问他“近来臣下奏事，其中多有情面二字，什么叫情面呢?”周道登回答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众人都暗暗发笑。崇祯二年一月，也就是枚卜风波发生两个月后，有人弹劾周道登，说他袒护兵部尚书王在晋，随即将周道登罢职。这时，内阁就只剩下三人了。

崇祯二年(1629)十月，清兵绕过山海关，分三路攻明，直达北京近郊。袁崇焕急忙从山海关率师入援。崇祯帝误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认为袁崇焕与清通谋，便将袁崇焕逮治下狱，后被处死。袁崇焕素与东林友善，他原被魏忠贤贬谪家居，因钱龙锡等推荐，四月间重被起用，督师辽东。既然袁崇焕以败坏封疆罪被逮治，一些素与东林为敌的人便乘机大作文章，谓袁崇焕各种大罪皆钱龙锡所指使。这时攻击钱龙锡最力的是御史高捷和史。这二人曾被吏部尚书王永光所引用，但被阁臣钱龙锡所阻。当袁崇焕案发生时，高捷和史已复为御史，二人便极力借题发挥，大攻钱龙锡。再加上定逆案时，钱龙锡在阁臣中态度最为坚决，故“奸党衔之刺骨”。他们甚至暗中策划，要另定一个新的逆案，以袁崇焕为首，以“(钱)龙锡等为逆党”，以新逆案与旧逆案相抵。崇祯帝见那么多人弹劾钱龙锡，遂于当年十二月将钱龙锡放归故里。当处死袁崇焕后，崇祯帝又将钱龙锡长系狱中，数年后将他遣戍定海卫。

钱龙锡被罢是对东林内阁的重大打击。在钱龙锡被罢的同时，周延儒以特旨入阁。一个月后，即崇祯三年元月，内阁首辅韩也罢去，由李标代为首辅。至此，和李标同时枚卜入阁的六人中已有五人罢去，他亦不自安，遂连疏乞休。三月间，崇祯帝命他罢职家居。至此，曾给人以很大希望的东林内阁彻底瓦解，围绕着内阁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周延儒掌阁事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即在钱龙锡被罢的同时，周延儒以特旨入阁。第二年六月，温体仁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九月，周延儒为内阁首辅，直到崇祯六年(1633)六月罢职，任首辅约三年的时间。温体仁因借助周延儒之势得入内阁，故两人的关系起初颇为密切。但不久温体仁即想取而代之，故两人又明争暗斗起来。周延儒起初喜与东林交游，但在枚卜风波中配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等人，从此不为东林所喜，他也转而与东林为仇。

周延儒天性机警，善于揣度别人的意旨，见机行事，这是他获得崇祯帝信任和倚重的重要原因。崇祯帝即位不久，即召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崇祯元年冬天，锦州驻兵以缺饷哗变，督师袁崇焕急请朝廷发饷。崇祯帝召集诸大臣，问他们应如何处置此事。因连年用兵，户部钱粮亏空甚多，无钱粮可支，所以大家都请求发内帑银。所谓内帑，即藏于内府供皇室花用的银钱。自万历以后，大量应该入户部的银钱转归了内府，故内帑储积越来越多，外廷财政则越来越吃紧。正因如此，自万历以来各种加征名目繁多，弄得民不聊生。皇帝视内帑犹如自己的家私，对发内帑充军饷十分心痛。崇祯帝也不例外，对诸大臣请发内帑显出老大的不高兴。周延儒揣摩透了崇祯帝的心思，便不附和诸大臣的意见，独自奏道：“国家设置关门，昔日防敌，今日却要防兵。宁远驻兵发生哗变，急忙增拨兵饷；锦州驻兵发生哗变，又急忙增拨兵饷。这样一来，各地就要纷纷效尤了。到那时，又有多少内帑可拨！”崇祯帝看到周延儒的意见与众不同，也颇合自己的心意，就问周延儒：“你认为应该怎么办呢?”周廷儒回答说：“事情紧急，不得不发兵饷，但应有个经久之策。”崇祯帝深以为是，回过头来责备诸臣，说他们不知忧国，没有长远的谋划。几天后，崇祯帝又召问周延儒，周延儒说：“发银不如发粮，山海关银不缺，只是缺粮。士兵为什么发生哗变?发生哗变必有隐情，怎么能知道不是骄兵悍将故意相煽惑以要挟袁崇焕呢?”这话也极合崇祯帝的心意，因为他也早就怀疑这是边将要挟所致。崇祯帝感到周延儒见识过人，便对他格外倚信。因此，他虽不在会推之列，崇祯帝还是以特旨命其入阁，不久又提升他为内阁首辅。

崇祯三年一月，内阁首辅韩罢职回籍，由李标代为内阁首辅。两个月后李标罢去，成基命继为内阁首辅。周延儒一直觊觎首辅一职，便唆使亲信不断弹劾成基命。崇祯帝也属意于周延儒，故成基命仅任首辅半年，即为周延儒等人所逐。于是，周延儒如愿以偿，登上了首辅的宝座。

崇祯帝见周延儒问答敏捷，所言多与自己的心意暗合，故对他格外倚重。有一次，崇祯帝将周延儒单独召至文华殿，密谈至半夜才出来，所谈内容外人密不得知。这引起了一些朝臣的疑虑。御史黄宗昌上疏，弹劾周延儒诸品行不端事，称此等人不应受如此倚信。御史李长春也上疏弹劾，谓周延儒独自与皇帝密谈不合常典。南京给事中钱允鲸也上劾章，谓周延儒与阉党要员冯铨一直友善，让周延儒入阁柄政，他一定要为阉党翻案。对这些接二连三的劾章，周延儒感到很恐慌，一面上疏辩解，一面请求罢归。崇祯帝正对他倾心倚重，认为某些人出于嫉妒，故意倾陷，所以对周延儒好言劝慰，不许罢去，还为他加上了颇为荣宠的太子太保的头衔。

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表面上与周延儒颇为亲近，诸事秉承周延儒的意旨去办。周延儒也想引温体仁为助，故入阁之初两人的关系颇为密切。温体仁和吏部尚书王永光千方百计为逆案翻案，便拿王之臣和吕纯如来投石问路。这两人都曾任官兵部，袁崇焕死后，辽东危机，他们说这两人边才可用。在温体仁和王永光的活动下，周延儒起初也支持起用这两个人。王之臣在天启时被魏忠贤用为兵部尚书，吕纯如也曾以兵部侍郎掌尚书事，是残害东林名士周顺昌的重要帮凶。这两人都被列入逆案，如他们能被重新起用，就标志着逆案已被推翻，其他人也可以被起用。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两个人能否被起用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阉党和东林的激烈斗争，对整个政局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对此，反对最激烈的是讲官文震孟。他上疏说：“群小合谋，欲藉边才翻逆案。天下有无才误事之君子，必无怀忠报国之小人。今有平生无耻、惨杀名贤之吕纯如，要借大臣为援，诡辩称冤。王永光为六卿之长，窃威行私，对人用舍颠倒，无事不专而济以狠，发念必欺而饰以朴。”他在疏中还举了几个具体事例，直刺王永光等人，言辞极为激烈。王永光大窘，上疏辩解。崇祯帝不但没有惩治王永光，反而对他好言劝慰，要他安于职守，而对文震孟却大加责备，说他“任情牵诋”，意思是他不负责任，任意攻击大臣。这件事虽不了了之，但对阻止王永光等人翻逆案的阴谋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延儒本来也支持温体仁和王永光这样做，这时他的一个亲信对他说：“他们将要推翻逆案，可外人要把这个罪名安到你头上了。”周延儒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当崇祯帝问周延儒这两人是否能起用时，周延儒故意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板地说：“如果能重新起用王之臣，那也就能为崔呈秀雪冤了！”崇祯帝顿时省悟，态度坚决起来，不许任何人为逆案中人物翻案。温体仁、王永光等人对周延儒改变态度十分痛恨，但又无法明言，便在暗中极力搜求周延儒隐事，待机而发。

周延儒的确有许多恶行。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经廷试点陈于泰为状元，而陈于泰乃是周延儒的姻亚，即其妻妹之丈夫。京都人议论纷纷，认为周延儒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告人的作用。周延儒用张廷拱为大同巡抚，孙元化为登莱巡抚，两人都是周的私人。周延儒原籍宜兴，其家人子弟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致使乡人无以泄愤，竟在夜间将周家的宅院烧掉，并掘毁了他的祖坟。周延儒的哥哥周素儒无尺寸之功，竟以锦衣卫千户的头衔冒领钱粮。他还任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温体仁暗中唆使亲信上疏，弹劾周延儒。但崇祯帝对周正倾心相倚，故不为所动。有时周延儒不自安，上疏请罢，崇祯帝还要好言慰留。

崇祯五年(1632)春天，登州(今山东蓬莱)被叛将李九成攻陷，巡抚孙元化被囚。周延儒推荐兵部侍郎刘宇烈前往视师，亦劳师无功。登州是军事重镇，它被叛将攻陷引起满朝震惊，认为这是继辽东失陷后的又一重大变故。温体仁感到机会已到，便暗中唆使许多言官连疏弹劾周延儒。御史余应桂还揭露说，周延儒曾收受巨盗神一魁的大量贿赂。给事中李春旺更直截了当，谓周延儒应立即罢去。周延儒不自安，连疏乞休。崇祯帝仍好言慰留，但内心终不能不有所动，对周延儒的眷倚之情有所减轻。

不久，温体仁指使宦府太监王坤上疏，弹劾周延儒包庇佞臣。尽管明代宦官弄权的事很多，但以前从来没有宦官弹劾大臣的先例，至多只是利用各种方便条件向皇帝进谗言，没有像外廷朝臣那样上疏弹劾大臣。为此，给事中傅朝佑上疏纠劾，“中官不当劾首揆，轻朝廷，疑有邪人交媾”。副都御史王志道说得更为激切，谓中官弹劾首辅败坏了纪纲法度。这时崇祯帝已重新起用宦官监军，对宦官正大加倚信，见言官动不动就指斥内臣，大为不快。一天，崇祯帝召廷臣于平台，拿着王志道的奏疏训谕道：“朕遣用内臣，原来就是出于不得已，早已说得很明白。你等不自己省察自己，反而借王坤奏疏大做文章。朕已责王坤诬妄。你等上疏参劾，动不动就牵连内臣，难道以前惩治那些人都是因为内臣吗?”王志道颇刚直，当即回奏道：“王坤弹劾辅臣，举朝惶惶，都在为朝廷的纪纲法度担忧。臣在为朝廷纪纲法度惜，并不是为以前被惩治的诸臣惜！”崇祯帝面有怒色，又训谕道：“廷臣关于国家大计不进一言，只是一用内臣监视，不利于徇私作奸，便借王坤之疏来要挟朝廷，真是巧佞！”这时崇祯帝一直对着王志道进行申斥，气氛十分紧张。周延儒遂出班奏道：“志道并不是专论内臣，实际上也在责臣等失职。”崇祯帝怒意稍有缓解，接着又对着王志道说：“自己不修职业，却故立高论，沽名钓誉，怎么能胜任言官掌风宪的职责呢?”王志道虽未当廷受惩，但感到崇祯帝对自己难以相容，回来后便草疏，引罪乞罢。崇祯帝遂马上准其请，令其致仕回籍。

此事前前后后温体仁都在场。他平时对周延儒显得挺亲近，在这关键时刻，周延儒本来希望他能帮自己说上几句，结果温体仁却无一言相助。这使周延儒对温体仁渐生不满，开始对他有所提防。

到崇祯六年(1633)，温体仁与周延儒的矛盾已日益公开化，温体仁加快了倾陷周延儒的步伐。他指使给事中陈赞化上疏，狠狠地参了周延儒一本。疏中说：“周延儒豢养了个游客李元功，他借周延儒的权势在外招摇谋利。陛下降特恩，今天下停刑，平反冤狱，李元功在外边却说成是周延儒之功，向平反的囚犯索取贿赂。周延儒目无陛下，谓陛下对某事处置不当，他即封还原疏，皇上即或改或留，他似乎颇有回天之力。他还说：‘皇上乃羲皇人也！’此话满朝皆知，决不是某些小人轻易泄露出来的吧！”这道奏疏实在是击中了要害。崇祯帝是个自尊心极强的皇帝，即使明明处置错了的事，他也决不肯认错，甚至把错的责任推给臣下。他刚愎自用，决不许大权旁落。周延儒居然在外边说他是“羲皇上人”，实际上就是说他是不管事的傀儡！这真是大逆不道。周延儒得知此疏后，马上上疏，请崇祯帝将他罢职，放他回籍。在明代，阁臣被劾后，一般都上疏乞休。如不是特别大的罪过，皇帝都温旨慰留。这次周延儒乞休也不是出于真心，他本来希望崇祯帝照例要对他慰留。温体仁早就垂涎首辅之位，便巧弄机权，票拟准予休告。旨出后，周延儒大感意外，对此毫无思想准备，颇不能堪。他已明知温体仁在百般倾陷自己，对此十分痛恨。他不希望温体仁代自己为首辅，便谋于某些内臣，想让他们劝崇祯帝召回原大学士何如宠，让何如宠任首辅。以前，周延儒经常借内臣之助以示威权，把政事反复归之于崇祯帝喜怒无常，而实际上阁权仍在某种程度上受内臣操纵。周延儒不时借助内臣达到私人目的，温体仁也擅长此道。这次由温体仁票拟，司礼太监代帝批红，周延儒即被立即罢去。周延儒欲引用何如宠来压温体仁的计划也落了空，只好悻悻离去。温体仁遂继为首辅。

温体仁乱政

从表面上看，温体仁待人谦恭和气，实际上城府甚深，性情刚猛，一旦与人结怨，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在枚卜风波中锋芒毕露，使钱谦益不仅未能入阁，反而被罢职家居。这一来，温体仁就等于公开与东林为敌。他入阁后力图为逆案中人物翻案，但逆案乃崇祯帝所钦定，态度坚决，凡入逆案的人物都不得起用。因此，温体仁在朝中颇感孤立。他不但不隐讳这一点，反而把这看成是自己的一种资本，经常在崇祯帝面前提及。他对崇祯帝的心理揣摩得很清楚，崇祯帝最恨植党，自己孤立正表明无此嫌疑。崇祯帝也念他孤立无援，所以处处对他袒护有加。温体仁心里很清楚，与自己为敌的人很多，所以处处谨慎，不敢收受任何贿赂。这种经济上的清白也成了他的一项重要资本。在贪官污吏诛不胜诛的情况下，崇祯帝对温体仁不贪墨颇为欣赏。因此，尽管内阁中斗争激烈，云谲波诡，而温体仁在内阁竟达七年之久，任首辅达四年。这在崇祯年间的阁臣中是极其罕见的。

温体仁一直在觊觎首辅的职位。他表面上对周延儒颇友善，而暗中却极力排陷周延儒。在温体仁入阁一事上，周延儒极力支持，自恃有恩于温体仁，所以起初对温体仁没有戒心。实际上温体仁始终没有放弃过排陷周延儒的机会。例如，大学士钱龙锡因受袁崇焕一案牵连，被逮治下狱，论以死罪。后来钱龙锡被免死出狱，周延儒对钱龙锡说：“那天皇上对你的事极为震怒，要立置典刑，解救十分困难。”这显然是讨人情的话。而温体仁后来却对钱龙锡说：“那天皇上并没有发怒。”他对周延儒的说法还故意表现出轻蔑的样子。于是，凡是与钱龙锡友善的人都对周延儒大为鄙视。温体仁暗中挖周延儒的墙角，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颇有成效。

温体仁既然已开罪东林，便极力引用逆案中的一些人物。他入阁不久，原吏部尚书王永光罢去，他便推荐自己的同乡闵洪学为吏部尚书。闵洪学自然也以温体仁为后台，两人互相配合，排除了不少异己。温体仁凡是想除掉哪个大臣，就先由闵洪学以吏部的名义提出，他自己在内阁“阴护其事”，故每每得手。御史高捷、史与阉党关系密切，前因荐举逆案中人物被罢，温体仁又重新起用二人为御史，引为心腹，经常密谋于暗室。温体仁如要排陷某人，这两人往往充当马前卒。他深知崇祯帝刚愎自用，动辄发怒，这为温体仁排陷异己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好机会。温体仁越是想排陷那个人，就越是装出对那人很宽厚温和的样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拿这人的某件事“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即触动崇祯帝的忌恨之处，让崇祯帝发怒，对那人进行严惩。他自己却躲在阴暗处，不露山，不显水。时间一长，人们便对他的真面目有所认识，私下里称他为“柔奸”。

崇祯七年(1634)八月，亦即温体仁任内阁首辅的第二年，崇祯帝命臣下会推吏部尚书。二十一日天气晴好，崇祯帝特御平台，召五府六部九卿和科道官员面对。刚过了中秋节，天高气爽，崇祯帝这天的精神也显得特别好。他先是面谕群臣道：“吏部尚书乃用人的官，需要天下第一才品。如按过去的旧办法会推，不过只由一两个人把持，称某某人精心为国等，也就完了，哪里称得上会推呢?今天由朕亲自主持，卿等明举所知。”首辅温体仁已预知此事，便预先告知了高捷等人，并唆使高捷推荐逆案中人物吕纯如，以试探崇祯帝对逆案的态度是否有所软化。高捷果不负温体仁所望，首先出班奏道：“近年来诸臣党同伐异，误尽朝廷。如在外廷会推，大家自然瞻前顾后，有谁敢犯忌呢?今蒙皇上亲临召对，谕臣等各举所知，务得天下第一才品，这就需要不计旧嫌，容臣下破格推举。”崇祯帝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举贤才不因他过去做过什么，卿等尽管举来。”这时温体仁首先推举了谢升、康世济等十余人。也不知他们是作的怎样的一种配合，高捷却独荐吕纯如、康世济两人。当众人推举过后，高捷又上奏道：“臣举此两人，皆举朝大臣所不欲用者。”随后将自己的奏本呈上。

崇祯帝停了一下，回头问科道言官：“你们怎么不推举呢?”吏科都给事中卢兆龙奏道：“会推大典，科道依例不得举荐。九卿推举，如得当，则听皇上点用；如不当，臣等则予纠劾。”崇祯帝深以为是，便拿起高捷的奏疏细看，随后问道：“吕纯如是逆案中有名的人物，高捷如何推举他呢?”高捷遂出班奏道：“吕纯如有才有品，臣所深知。逆案中之所以将他列入，是因为说他为魏忠贤颂德。今红本具在，并没有一字相及，怎么能用为魏忠贤颂德的罪名来对他治罪呢?”崇祯帝说：“他自己申辩过，但既已入逆案，不可由他来开其端。”这时崇祯帝用目光扫了一下言官：“科道对此怎么说?”卢兆龙遂奏道：“诸臣推荐，都有本有末，听皇上裁夺。至于高捷推举吕纯如，钦定逆案有名。臣等正要纠劾，刚才已蒙圣谕，皇上已有明鉴，臣等不敢再有他议。”高捷看崇祯帝的态度比较温和，还不肯就此罢休，便又接着奏道：“臣实见吕纯如清执可用。今弃之草野，实为可惜。”御史张三模接着奏道：“廷推吏部尚书，事关重大。即使吕纯如不应列入逆案，也应先昭雪后起用。吕纯如是否真贤，姑且勿论，既然已身负重累，现在就起用他怎么能服人呢?况且逆案早已钦定，如这个口子一开，逆案中人物要翻案的就会越来越多。”

在一般人看来，事情到此也就可以了结了。但是，一则由于崇祯帝这天心情比较好，没有立即对高捷等人进行严厉申斥；二则由于高捷为吕纯如等人翻案心切，并自恃有温体仁的暗中支持，所以高捷敢于顽固地坚持己见。他不但不就此罢休，态度反而越来越激动起来。他继续朗声奏道：“臣实知吕纯如是真贤，故从公推举。即使在钦定逆案中，也应加以区别。倘皇上用他不效，我愿加倍接受惩罚。”他停了一下，接着又奏道：“小民作奸犯了死罪，朝廷五年大审，每年热审，唯恐冤枉了他。何况大臣呢，如何能久蒙冤屈?”给事中孙晋见高捷的气焰如此之盛，十分气愤，对高捷申斥道：“高捷如此狂妄，怎么能这样比呢！今天皇上为重视冢臣(吏部尚书)之选，特召诸臣会推，怎么能以释放罪犯来比喻呢?”给事中卢兆龙接着附和道：“臣任清江知县时，记得吕纯如护送惠王(神宗第五子常润)就国时，沿途骚扰万状。只这一件事已见其不贤。况且屈身干魏忠贤，其人品已尽人皆知。”至此，又有七八个言官连连奏言，谓吕纯如身在逆案，断不可起用。高捷犹呶呶不休，百般巧辩！给事中姜应甲还对高捷厉声斥责道：“高捷竟推举这种人，心迹可知，居然还敢在皇上面前巧辩不已！”朝廷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温体仁在旁边一言不发。崇祯帝的脸色显得格外阴沉，立命高捷下去。接着命将各人的奏本让诸臣传阅，随即退朝。这时温体仁指使任大理卿的同乡朱大启，要他极力保荐谢升和唐世济。温体仁利用身居内阁首辅的有利条件，内外配合，终于使谢升被任用为吏部尚书，唐世济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掌任命官员，都察院掌纠察，都是十分显要的职位。温体仁将这两个职位交由同党执掌，这为他日后行私提供了极大方便。

温体仁处心积虑地要翻逆案，几次以吕纯如一案来试探，试图以此案为突破口。当时之所以将吕纯如列入逆案，罪名是为魏忠贤歌功颂德。但是，吕纯如要求遍查红本，他并没有直接称颂魏忠贤，而称颂的是其他宦官，只是言辞特别令人肉麻，这大概是当时将他列入逆案的主要原因。当他于天启时护送惠王就藩，还有太监刘兴、赵秉彝同行。回朝后，吕纯如在复命疏中对他两人极力褒美。其中有这样的话：“其爱地方也，即一草一木亦恐伤；其自爱也，受一薪一水就像对自己的玷污。仁声远布，清节可师。”至于赞美魏忠贤，人们在邸报中看到，他称“厂臣之选良才”“厂臣之率属严”等语。邸报所传抄的这些话应来自复命疏中。但查档案中红本，却已见不到这两句话了。在天启皇帝死时，吕纯如任兵部侍郎，许多人怀疑他“密弄神通，私行改换”。也就是说，吕纯如嗅觉灵敏，怕直接称颂魏忠贤的言辞在新皇帝登极后于己不利，便暗中打通关节，将那些不利的言辞改掉。定逆案以后，吕纯如就抓住这一点欲翻逆案，在朝廷上数次引起争论。这次温体仁支持高捷重提此案，经过深思熟虑，居心险恶。幸赖崇祯帝对自己钦定的逆案态度坚决，温体仁的阴谋才未得逞。

在毁《三朝要典》和定逆案的过程中，倪元璐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时温体仁欲借当政之机，推翻逆案，引用私人，倪元璐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温体仁暗示一些言官，意思是要他们上疏弹劾倪元璐。但是，倪元璐抨击阉党，为人正直，在朝中声望颇高，崇祯八年(1635)升为国子监祭酒。在当时，这是极负清望的职务。倪元璐看到，温体仁暗中支持推翻逆案，继上“制实八策”后又上“制虚八策”。用近人的话说，就是“务实”和“务虚”之意。其中有一策名为“申公议”，即直指温体仁和高捷为吕纯如翻逆案一事。这话正击中他们两人的痛处，温体仁便指使高捷再上一疏，反驳倪元璐。崇祯帝鉴于逆案并未翻成，况且温、高都矢口否认要推翻逆案，而倪元璐又极负时望，故将他们双方的奏疏都轻轻地放在一边，未作任何处置。

有一天，崇祯帝在倪元璐的名下写了一个“阁”字，并要温体仁献上倪元璐的履历。崇祯帝的意思已很明显，即准备点倪元璐入阁。于是温体仁愈加恐慌，因而更加紧了对倪元璐的攻击，必欲除去而后快。既然言官中无人愿出头弹劾，温体仁找到了武人刘孔昭。他是明初开国功臣刘基的后裔，世袭为诚意伯。温体仁察知他不愿在外任职，便许他掌京营作为诱饵，要他出疏弹劾倪元璐。刘孔昭欣然应允，上疏攻击倪元璐有“冒封”之罪，即其妻陈氏尚健在，而其妾王氏又冒充继室，又得诰封，败坏礼法，罪在不赦。崇祯帝正要重用倪元璐，这时却突然收到这道奏章，大感疑惑，遂命吏部查核。倪元璐的同乡官员刘宗周等人纷纷上言，谓陈氏早已因过被休，王氏继为正妻，并不是妾。其堂兄御史倪元珙亦亲自作证。倪元璐回家取出所给诰敕，交朝廷查验，的确不算“冒封”。崇祯帝降旨，要“该部议处”。部议不得不如实呈报，未拟治罪。但温体仁趁掌票拟之机，拟旨道：“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崇祯帝大笔一勾，倪元璐即“冠带闲住”，虽仍然保有官爵虚名，但不再任职理事。就这样，温体仁不明不白地将政敌挤出朝廷。

倪元璐的下场还不是最坏的，有的人往往因多年前的一件小事被提出，即大加惩治，甚至被治以死罪，更见温体仁的刻薄和阴毒。例如，崇祯八年(1635)，温体仁导演了一起郑鄤案。原来，大学士文震孟为人刚直，有古大臣之风，在给崇祯帝进讲《春秋》时，隐刺温体仁。温体仁不能堪，遂怂恿给事中许誉卿上疏，弹劾文震孟，使之罢去。对此，朝中许多大臣哄然不平，议论纷纷。庶吉士郑鄤激于义愤，在下边说了一些刺激温体仁的话。温体仁知道后十分痛恨，即指称郑鄤曾“杖母”，大不孝，将其下锦衣卫狱。温体仁所指郑鄤“杖母”之事发生在三十年前。郑鄤是孝廉，郑鄤之父看中了一个婢女，其正妻吴氏得知后，对这个婢女大加虐待。郑鄤父子便假借乩仙为名，谓吴氏待此婢女过于残忍，当有大灾临头。吴氏十分害怕，便交给这个婢女一根竹杖，让她抽打自己，借以赎罪。当这个婢女正轻轻地抽打吴氏之时，郑鄤在一边掩嘴偷笑。吴氏马上意识到，这是郑鄤父子制造的恶作剧，并在朝臣中到处诉说。此事已过去了三十年，温体仁又提出来指责郑鄤，虽系小事，但极为有效。因为当时朝政日非，天下多事，崇祯帝接受一些大臣的奏议，“方欲以孝悌厉天下”。按照封建道德，孝是头等大事，一个人在家要孝敬父母，在朝忠于天子。如果一个人蒙上不孝的恶名，不论他成就了多么大的事业，也定然为人所不齿。在崇祯帝提倡孝道的风头上，温体仁指责郑鄤“杖母”，时机的选择正恰到好处。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闻报顿时大怒，不待佐证，也不等刑部审讯，亦不容郑鄤申辩，立命将郑鄤磔杀。

这件事竟连累到常州的钱霖父子。钱霖与其子钱尚宾为争夺一个美貌的侍女竟动起手来，钱尚宾用刀将父砍伤。他们父子后行贿官府，此事已了结。掌刑部狱的吴孟明知郑鄤冤枉，未立即将郑鄤处死，而上疏为其申辩说：“按照刑律，如要对一个人以忤逆不孝治罪，只有父母首告。今郑鄤父母早死，此事又发生在数十年前，无从查验。如真要以孝悌风劝天下，今有钱霖父子相殴，远近骇闻。为什么要舍眼前的钱霖父子，反而去追论数十年前的郑鄤一事呢?”当时钱尚宾为应天通判，钱霖为举人。崇祯帝闻言，立命将钱尚宾处死，钱霖遣戍，郑鄤也不得减刑。这时，温体仁反而指责吴孟明不能治狱，将其革职。

由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温体仁排斥异己可谓不择手段。由这样的人任内阁首辅，自然要导致朝政日非。在他任首辅的四年间，看不到他有任何建树，反而经常看到他以细故整人。在此期间，清兵两次越关内犯，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声势日益浩大，并掘毁了凤阳皇陵，许多朝臣为此受到严惩。但温体仁却一直泰然无事。时间一久，温体仁的真面目渐有暴露，崇祯帝终于将他逐出内阁。

温体仁之败

尽管有不少人攻击温体仁，但崇祯帝一直不为所动。直到崇祯十年(1637)，崇祯帝才将温体仁逐出内阁。至此，温体仁在内阁七年，任首辅四年，是崇祯年间在内阁时间最长的一个。崇祯帝对他从倚信到罢逐，这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中国古代，一个皇帝死后，继位的皇帝要马上组织重臣为上一个皇帝修“实录”。明神宗死后，光宗继位；光宗死后，熹宗天启皇帝即命臣下修《光宗实录》。光宗虽在位只一个月的时间，但自争“国本”以后，“妖书”案和习称的“三案”都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起初，《光宗实录》由礼部侍郎周炳谟等撰修，由大学士叶向高、韩为总裁，对几个大案都秉笔直书，尚称公正。到天启六年时，随着魏忠贤、崔呈秀权势的上升，感到《光宗实录》中的记述对自己不利，便由崔呈秀上疏，说“实录不实”，请旨重修。于是，《光宗实录》被重修一遍，对“三案”等大案的记述都改为阉党的意思。崇祯帝继位后，存于皇史宬的《光宗实录》就是被崔、魏等改修过的本子。崇祯八年，少詹事文震孟上疏，谓现存的《光宗实录》“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说而应和之”，并列举出许多条荒谬记述，请崇祯帝颁诏重修，以昭后世。崇祯帝见疏后心里颇有所动，便特御平台，召廷臣面议。温体仁奏道：“今要典已毁，是非已明。今又屡奉皇上申饬，便可垂示万古。”崇祯帝交温体仁票拟，其中说道：“谕旨明申，即为定案，实录不必议改。”关于议改实录的这件大事，就这样被温体仁给阉割了。这实际上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奸人护奸”。但自文震孟疏请改修实录以后，崇祯帝感到文震孟忠心可嘉，有意大用，不久便点他入阁为大学士。此事被温体仁所阻，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奸人护奸”的真面目。

以前，在讲筵上不讲《春秋》。崇祯帝觉得讲《春秋》有利于治乱，现正天下多事，或可从《春秋》中得到某些启示。于是，崇祯帝命选择通晓《春秋》的人进讲。文震孟是治《春秋》的名家，因性情刚直，为温体仁所忌，故被温体仁隐而不举。次辅钱士升提起文震孟，温体仁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还是故意装出很吃惊的样子说：“哎呀！如不是你提醒，差点漏了此人。”遂由文震孟进讲《春秋》。当时，温体仁排斥异己，狠毒刻薄，许多大臣被他以小过逮系狱中。文震孟在讲“鲁论”时，对“君使臣以礼”一句大加发挥，反复规劝。这实际上指出了崇祯帝的一个大弱点，因为崇祯帝不爱养人才，朝中大臣往往因一件小事即被重谴，甚至杀头。温体仁利用了崇祯帝的这个弱点，极力排斥不附己的臣僚。经文震孟如此一讲，崇祯帝颇有所感悟，马上降旨，将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等释放出狱。崇祯帝还命温体仁进一步详查，看哪些人属于冤案，以尽快从狱中放出。这本来是个平反的好机会，但温体仁从中百般阻挠，只放出了少数几个人。

文震孟在进讲时，崇祯帝有一次将一只脚跷起，放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平时他们是君臣，但在这种场合讲官就是老师。这种跷起二郎腿的姿势显然是一种对老师不恭敬的表现。这时文震孟正讲《五子之歌》，便一字一板地吟道：“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并用目光盯住崇祯帝的那只脚。古人的袖子宽大，崇祯帝赶忙用袖子将跷起的脚盖住，然后徐徐地放下。文震孟的目光这才转向别处。此事一时在朝中传开，人们纷纷赞叹道：“这才是真讲官！”

崇祯八年(1635)七月，崇祯帝特点文震孟入阁。文震孟连上两疏固辞不就，崇祯帝不许，他只好入阁任事。当时温体仁恰巧因事请假回籍，回京后文震孟已入阁。文震孟素以刚直著名，平时对温体仁多有微词，温体仁对文震孟入阁自然是老大的不高兴。但温体仁老于世故，表面上装出一副很高兴、很欢迎的样子，谓内阁中有了文震孟这样的能臣，各项政务一定会处置得更允当。温体仁还表现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每当票拟时，都一再征求文震孟的意见，耐心商量。文震孟有什么主张，也直言不讳，温体仁也尽可能地多予采纳。即使温体仁已拟出初稿，文震孟认为不妥，温体仁便加修改。两个人一时合作得似乎颇为和谐。文震孟私下对外廷大臣说：“温公虚怀若谷，并不专横，为什么外人都说他奸呢?”大学士何吾驺私下对他说：“此人城府极深，不可轻信。”这样过了十余天，温体仁发现文震孟所拟有疏忽处，即令文震孟改拟。如有不从，温体仁则摆出首辅的架子，径直抹去。文震孟大为羞恼，便把许多要处理的奏疏一股脑儿扔在温体仁面前，温体仁也不在乎。这时，文震孟才大体看清了温体仁的真面目。

不久，因凤阳皇陵被农民军掘毁，许多大臣因此获罪，独温体仁安然无事。给事中许誉卿气不过，便连连上疏弹劾温体仁，谓温体仁身为首辅，难辞其咎。但崇祯帝却不予置问。许誉卿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其中有这样的话：“皇上临御多年，用法严明，却只对误国的辅臣不加置问。现在那么多大臣相继被逮治，而辅臣温体仁却从容上朝，下朝后还洋洋自得，难道他就可以超然事外吗?”温体仁十分愠恼，便指使吏部尚书谢升，由谢升上疏，弹劾许誉卿百般钻营，谋求美官。温体仁利用首辅之权，马上票拟，将许誉卿贬逐为民。文震孟极言许誉卿忠贞可任，冒死言事，不应被贬。但温体仁一意孤行，不予置理。文震孟愤然说道：“言官被逐为民，这是天下极荣耀的事，幸赖温公玉成了他。”温体仁闻知后不但不恼怒，反而暗自高兴，因为文震孟的话显然有责备皇帝之意。温体仁遂将文震孟的话告诉了崇祯帝，并在旁故意激崇祯帝之怒，说道：“这是什么话！”崇祯帝果然大怒，立命文震孟落职闲住。文震孟从入阁到被逐，只在内阁三个月的时间，是崇祯朝在阁时间最短的阁臣。文震孟素负雅望，“有古大臣风”，但这么短的时间即被逐出，人们都为他抱不平，感叹其才未尽其用。与此同时，温体仁的奸诈刻薄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清。

人们看到，崇祯帝对温体仁倾心相倚，难以将温体仁马上驱逐，便利用各种场合揭露温体仁。其中，罗喻义讥讽温体仁一事就颇令温体仁难堪。罗喻义是礼部右侍郎，充日讲官。有一次为崇祯帝进讲《尚书》，先撰讲稿，其中许多话论及时事。有一句令温体仁特别不能忍受，即谓“左右之不得其人”，显然在暗指自己。讲稿照例要先交内阁审阅，温体仁大为不快，命正字官要罗喻义改正。罗喻义颇刚直，自认无错，不需更改，便径直赴内阁找温体仁。温体仁知来者不善，不予接见。罗喻义就隔着窗户大声指责温体仁，语言尖刻，颇多羞辱之词。温体仁大为愠恼，遂向崇祯帝诉道：“按照旧例，只有在经筵上进规多，正讲少；而日讲则正讲多，进规少。今罗喻义进日讲，却使用经筵的办法，要他删改，反而遭到他的侮辱。望圣上裁断。”崇祯帝遂命吏部查议。罗喻义奏辩道：“讲官进讲，于正文外旁及时政，亦是旧制。臣引申正义，辗转进规，希望对时政有所裨益。温体仁将这些内容删去，臣担心愚忠不能上达，致开罪辅臣。今讲稿俱在，望皇上明察。”吏部按照温体仁的意旨，拟将罗喻义革职闲住。就这样，罗喻义为进讲的事丢了官。但他“雅负时望”，为此事被温体仁所倾陷，人们大都为罗喻义而惋惜，而对温体仁的非议越来越激烈。

温体仁的名声本来就不好，随着被他排陷的人越来越多，名声自然更坏。既然靠正常的途径攻不倒他，人们就用别的形式对他进行攻击。

新安千户杨光先深恶温体仁之奸，遂拟劾章一道，尽揭温体仁奸状。为了显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便命人抬一口棺木随其后，口称为朝廷除奸，志在必死。温体仁又羞又恼，便说杨光先奸人可憎。温体仁的话先入为主，崇祯帝对杨光先抬棺上朝极为恼怒，认为是奸人借此邀誉，实在可恶。他连杨光先劾章也不看，便命人将杨光先拿下，廷杖八十，遣往辽西极偏远处戍边。

山东滋阳(今兖州)知县成德为官清正，廉洁自持，从不向上官行贿，且又“赋性峭直”。原任大学士文震孟多次称赞成德，说他是个难得的好官，但因温体仁等的拦阻，成德一直不得升迁。当御史禹好善巡抚山东时，成德只以常礼相见，未向上进献钱物。禹好善认为成德傲慢，对自己有失恭敬，便上疏对成德进行弹劾。这时恰巧成德有疏上朝，弹劾温体仁。对温体仁来说，禹好善弹劾成德的奏疏犹如救命稻草，马上拟旨，将成德遣戍边疆。成德的母亲气愤不过，便亲自进京，等温体仁上朝时，拦住温体仁大骂，并用断瓦碎石投击。温体仁狼狈万状，慌忙离去。他受此羞辱，又气又恼，马上具疏奏闻。崇祯帝心里虽感到事情唐突，但眼看着自己的首辅受此委屈，自然产生几分同情，便命五城兵马司将成德之母逐出京城。此后温体仁上朝，即有五十名锦衣卫人员护送，以免路上再遭此类羞辱。此事一时传遍朝野，人们对成德之母倍加称赞，谓此举不减于南宋初年施全刺杀秦桧。用这两件事类比，温体仁自然就成了臭名昭著的大奸臣秦桧了。这件事对温体仁的打击很大，情绪好长时间振作不起来。

当时京城里流传着一些俚语，犹如现在的民谣，不少是嘲弄温体仁及其一伙的。温体仁是乌程人，人们便称他为乌龟；和他同在内阁的王应熊是巴县人，与温体仁同恶相济，人们便称他为王巴；同在内阁的吴宗达是宜兴人，漫无主张，平时只是秉承温体仁的意旨办事，被称为篾片，俗语即妇女的阴道。礼部尚书黄士俊出身状元，左侍郎孔贞运出身榜眼，右侍郎陈子壮出身探花。鉴于他们沆瀣一气，人们便将他们串缀一起，编成一首俚语：“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黄、孔)；内阁翻成妓馆，乌龟、王巴、篾片，总是遭瘟(温体仁)。”这段俚语在京师一时传为笑谈。它虽然出自轻薄人之手，但亦可从中看出，人们对温体仁一伙已何等鄙视。

在温体仁当政期间，不仅辽东危急，而且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事风起云涌，筹饷成为朝廷的头等大事。各地将领纷纷请求拨饷，为此不时发生兵士哗变，因而兵饷事也是最容易遭人攻击的事。当崇祯帝向温体仁问兵饷事时。温体仁总是推托说：“臣早晚以文章待罪内阁。皇上不知臣才能低下，将臣提升至如此显位。今盗贼日众，臣实在是万死不足以塞责。臣自知愚钝寡谋，只求票拟无期罢了。至于兵饷之事，一听皇上裁夺。”有人攻击温体仁，说他窥伺崇祯的心意进行票拟。温体仁却说：“臣的票拟多不合皇上心意，经常由御笔改定，哪里能窥伺皇上的心理呢！”这类话颇能迷惑崇祯帝，以至称赞温体仁“朴忠”。尽管不断有人弹劾温体仁，但崇祯帝对他却长期倚信不衰。

温体仁心里很清楚，自己排陷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时刻注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所以行事格外谨慎。按照明制，阁臣可以上密揭言事。温体仁称内阁为机密之地，应严禁泄密。凡内阁密揭皆不发，也不在内阁存档。他的本意是借以灭迹，使外人不知自己倾陷人的详情。他因在内阁时间长，弹劾他的章奏不可胜计。大名士刘宗周弹劾他有十二大罪，六大奸情，皆有所指。但崇祯帝却不为所动，还常以温体仁孤立无党相解脱，甚至惩治奏言者，借以安慰温体仁。为此，有的人因为弹劾温体仁而被当廷杖死。

崇祯十年(1637)，张漠儒上疏，弹劾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并支持张溥、张采等人组织复社，结党倡乱，扰乱民心。温体仁对钱谦益、瞿式耜素有旧怨，遂拟旨将两人逮系诏狱，并要借此兴大狱。钱谦益感到形势极为严重，便求解于司礼太监曹化淳。张漠儒侦知此事，密告温体仁。温体仁将此情况又密告崇祯帝，欲连同曹化淳一起治罪。崇祯帝将温体仁的密奏告诉了曹化淳。曹化淳颇为恐慌，便自请亲行究查。经一番密查，曹化淳将张漠儒各种奸贪情事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掌握了他和温体仁密谋的奸情。至此，崇祯帝才恍然大悟，原来温体仁也有党。这时，抚宁侯朱国弼恰上一疏，再次弹劾温体仁。崇祯帝立命将张漠儒用大枷夹死。温体仁很恐慌，便佯称有疾引退。根据以往的经验，崇祯帝一定会对他慰留。当宦官到他家中传旨时，他正拿着筷子吃饭，一切都好像泰然无事。当他听到将他罢职放归故里时，手中的筷子一下子掉到地上。至此，温体仁八年的内阁生涯宣告结束。在这八年间，朝政败坏，天下多事，崇祯帝要当一个中兴之主的希望破坏殆尽。

第三节频换首辅，朝政日非

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位，至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次入阁，四年时间换了五个首辅，平均每个首辅任职不足一年。首辅掌中枢大权，如此频繁更换，自然谈不上久任责成，所以这些首辅都显得庸碌无为。张至发继温体仁为首辅，不久罢去，以后由孔贞运、刘宇亮、薛国观、范复粹相继为首辅。在此期间，各地的农民起事已成燎原之势，清兵长驱内犯，明廷战和举棋不定，而朝野却党争不息，借机发难，朝政日益败坏。薛国观依重杨嗣昌，战场上连遭败绩，薛国观还因此丢了脑袋。

张至发“遵旨患病”

张至发原是外廷臣僚，不出身翰林。他在外地任多年知县，崇祯五年时起为顺天府丞。以前，内阁大学士基本上都来自翰林，以文墨为长。只是在嘉靖年间，许讚以外僚入阁，算是破了例。崇祯帝打破常规，用外僚张至发入阁，并还让他继温体仁当了首辅，说偶然也不偶然。这是因为，崇祯帝已在位十余年，用了那么多阁臣，但败事者多，成事者少。这也就成了他频频更换阁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他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个变化，认为“翰林不习世务，思用他官参之”。也就是说，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翰林官员缺乏实践经验，应该参以了解下情的人。更有甚者，有些出身翰林的大学士居然连票拟也拟不好。这不能不令崇祯帝大为失望。

例如，曾与温体仁一起在内阁供事的郑以伟以博学著称，“书过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有一次，奏疏中有“何况”二字，郑以伟误以为是个人名，在票拟中要将“何况”捉拿提问。崇祯帝见此票拟又好笑，又好气，亲自改正后驳回。郑以伟见此，羞惭得无地自容，对人感叹道：“吾富于万卷，窘于数行，乃为后进所藐！”崇祯帝从此对翰林词臣产生了轻视之意，“自是词臣为帝轻……而阁臣不专用翰林矣”。

崇祯八年(1635)六月，崇祯帝要增加阁臣，改变了以前枚卜的办法。因为他有意要选拔外僚入阁，便不经会推，自行召集廷臣数十人，交给每人一道奏疏，由每人拟旨一道。崇祯帝亲自审阅，在外僚中就选中了张至发。温体仁罢后，内阁中以张至发的资格为老，由他行首辅之职，但未明确由他就首辅之位。这种状况颇令人尴尬。明眼人都清楚，崇祯帝对张至发并不倚重，不想让他名正言顺地当首辅。有的亲近人劝张至发：“以称病为宜。”对于张至发来说，这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可以避免尴尬之苦，免得别人说他贪图禄位，又可以显得主动让贤，由崇祯帝挑选信任的人任首辅，面子上也下得来。但张至发有些执迷不悟，沉吟半天后说道：“无奈我的身体颇健壮。”友人用不无挖苦的语气与人谈及此事，谓这些实际上是奴才的高官都不肯称病，并举出宋代的蔡京来相比喻。蔡攸曾为其父蔡京诊脉，说蔡京脉势舒缓，不宜劳累。蔡京自称无病，还说：“此儿想用病吓唬我，要我罢职。”这成了历史上贪图禄位的典型事例。张至发的才能远不能与蔡京相比，但贪图禄位的心理则是一致的。

张至发在内阁代行首辅事权，一遵温体仁所为，无任何建树，而才智机变又远不及温体仁。当为太子进讲官时，许多人建议任用大儒黄道周，却为张至发所阻。一个言官为此上疏，弹劾张至发有意摒弃贤良。张至发大怒，连向崇祯帝上两道奏章，极力诋毁黄道周和这个言官。一个形同首辅的大学士与一个言官互相纠劾，许多人便讥笑张至发气量狭小，无大臣体。张至发的声望本来就不高，这时更加一落千丈。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发生了内阁泄密案，成为张至发被罢的直接原因。原来，检讨杨士聪弹劾吏部尚书田惟嘉，指斥他卖官受贿。此疏到内阁后，张至发感到此疏关系重大，先抄一份，送给了田惟嘉，让他早有准备，以便辩驳。没料到田惟嘉不等旨下，就上疏为自己申辩。这一来，泄密的事便暴露无遗。崇祯帝对此很气恼，便命田惟嘉自陈泄密缘由。田惟嘉回道，是写本人所送。崇祯帝追问道：“既然是写本人所送，那就指名速奏。”田惟嘉又回道，天似亮非亮时有人在门外喊，称有人诬陷你家主人，快快取去。守门人赶快去开门，则那个人已经离去，把写本掷在门槛内。很明显，田惟嘉为了不牵连张至发，胡乱编造，如同儿戏。杨士聪遂又上一疏，谓田惟嘉说谎欺君。崇祯帝遂降严旨，命田惟嘉“据实回奏，不许一毫支饰”。田惟嘉窘迫万状，遂上疏请罢。崇祯帝即准其“解任回籍”。田惟嘉虽未直接将张至发出卖，但崇祯帝心里已明白，此事定与张至发有牵连。崇祯帝对张至发本来就不甚倚信，此事发生后，就下决心将张至发逐出内阁了。只是因为尚没有适当的借口，所以才拖延了数天。

数天后，原总督杨鹤被复官爵。他因镇压农民起事失败被遣戍，数年前已死。内阁中书黄应恩撰文时，鉴于杨鹤之子杨嗣昌已入朝受重用，便极力为杨鹤褒美，百般为他洗刷过恶。崇祯帝见文大怒，因为杨鹤前罪即由他亲定，如此褒美杨鹤，岂不等于以前处置有误。因此，崇祯帝立命将黄应恩逮治下狱。张至发劝其他的大学士上疏论救，别人不听，他自己便连上三疏，极力为黄应恩辩解。这时，大理寺副丞曹荃上了一疏，谓黄应恩以重金行贿，希求免受重惩，其中就包括张至发。张至发又连疏请勘，并称自己当去位，但并没说自己有病。忽然得旨，崇祯帝命他“回籍调理”。以前友人劝他称病辞位，他不肯；这时未称有病，崇祯帝却要他回家养病。此事一时成为京师人的笑料，谓张至发“遵旨患病”。

孔贞运徒得佳誉，刘宇亮督军现丑

崇祯帝罢逐张至发后，即以孔贞运为内阁首辅。他是孔子的六十三代孙，这种特殊的身世也成了他分外受器重的一个原因。在崇祯帝即位的头一年，他就被提升为国子监祭酒。他曾向崇祯帝进讲《书经》，受到特殊礼遇。唐代的孔颖达曾向皇帝进讲《孝经》，历史上传为佳话。今孔贞运向崇祯帝进讲《书经》，崇祯帝以孔圣人的后裔进讲，特从优赐予孔贞运一品服。这种礼遇是别的讲官所没有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崇祯帝特别礼遇孔贞运，是为了借此向世人显示，他分外尊崇儒学，尊崇孔子。这在当时对收揽人心是有益处的。

孔贞运于崇祯九年六月入阁。当时温体仁千方百计要严厉惩治复社中人，而孔贞运起初却尽力营救，尽可能从宽发落。温体仁对此很生气。孔贞运知道后即不敢再为复社开脱，一切都顺着温体仁的意旨去办。张至发去位后，孔贞运升至首辅，马上向崇祯帝上揭帖，极力论救郑三俊和钱谦益，使他们两人得到从宽发落。这两人被称为东林首脑人物，孔贞运从论救两人中赢得了不少声誉。

崇祯帝担心臣下结党营私，故亲自考选诸臣。这种事原应由吏部主持，崇祯帝这时亲自主持，显然是对臣下的不放心。崇祯帝将自己考选的结果交内阁再议。孔贞运和大学士薛国观很谨慎，对崇祯帝的考选结果有所更动。但是，当圣旨颁下后，孔贞运和薛国观所更改的部分又全被抹去。孔贞运作为内阁首辅，见此情状颇为难堪。这表明，崇祯帝不仅对吏部不信任，对内阁也不信任。

有一天，新任御史郭景昌到朝房拜谒孔贞运，两人讨论了一阵政事艰难。孔贞运大概说到兴头上，指着崇祯帝交办的许多事说，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没想到这个新御史居然马上翻了脸，谓孔贞运少君臣之礼。他回去后马上上了一疏，对孔贞运大加弹劾。崇祯帝看这个新御史一上任就弹劾内阁首辅，且所据只是两人私下的交谈，很不愉快，便立命给予郭景昌夺俸的处治。孔贞运在这件事上虽受到崇祯帝的保护，但已不能安于其位，遂上疏乞休。他于崇祯十一年四月任首辅，六月即罢去，在首辅位上只两个月。

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刘宇亮接孔贞运为内阁首辅。九月，清兵大举内犯，崇祯帝忧心如焚。刘宇亮对崇祯帝的这种心情揣测得很清楚，便自请亲去督察军情，以为帝分忧。崇祯帝自然十分高兴，即革去总督卢象昇，命刘宇亮代往督察，忽而又将刘宇亮改为总督。这一改，其职责就迥然不同了。总督要亲自领兵御敌，而督察只是监督考察一下，并不承担具体责任。刘宇亮对这种改变极为恐慌，马上找薛国观和杨嗣昌密谋，并且自己亲上一疏，谓不宜任总督，由薛、杨两人代为解脱。于是，崇祯帝仍命卢象昇留任总督，刘宇亮仍任督察。当刘宇亮刚到保定时，就听到卢象昇已战死。刘宇亮到安平时，侦骑报告说，大队清兵马上就要来到，大家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刘宇亮也顾不上首辅的身份了，慌忙逃往晋州避难。当刘宇亮一行赶到晋州城下时，知州陈弘绪却闭门不纳。城中的将士和百姓还歃血盟誓，决不让外边的一兵一卒入城。刘宇亮吃了这么大的一个闭门羹，十分恼火，用箭将命令射入城中，命马上打开城门，让自己进入，否则军法从事。陈弘绪亦命人传下话来：“督师前来是为了御敌，今敌人马上就要来到，为什么要躲避呢?如果缺少粮饷，可以责于有司；如要进城，则不敢从命。”刘宇亮又羞又恼，遂上一疏，对陈弘绪大加弹劾。崇祯帝遂将陈弘绪逮治。晋州许多士民赴京诉冤，有上千人愿意代陈弘绪受刑。崇祯帝见此情况，便对陈弘绪减轻处罚，降级调往别处。这件事使崇祯帝对刘宇亮也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只会说大话罢了，并不是成事之人，名为督察，实际上扰民而已。

第二年正月，刘宇亮到天津，见诸将奋勇杀敌者少，畏葸退避者多，遂上疏弹劾。其中提到，总兵刘光祚临阵逗留，贻误军机。这时在京主持内阁事务的是薛国观和杨嗣昌，他们正想找机会倾陷刘宇亮，以便取而代之，便拟严旨，命将刘光祚军前斩首。这时，刘光祚恰巧在武清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刘宇亮先将刘光祚逮系于狱，随后上一疏，为刘光祚述武清之功，以求宽宥。薛国观拟严旨，责备刘宇亮两疏前后矛盾，玩弄国法，有大不敬之罪。刘宇亮上疏辩解，经九卿科道合议，拟将刘宇亮落职闲住。崇祯帝鉴于清兵未退，便命刘宇亮“戴罪图功，事平再议”。不久，刘宇亮即罢职回籍。薛国观如愿以偿，接刘宇亮为内阁首辅。刘宇亮在首辅任上只半年的时间。

薛国观弄权遭戮，范复粹请旨回乡

崇祯十二年(1639)二月，薛国观代刘宇亮为内阁首辅。在天启时，他配合魏忠贤攻击东林甚力。崇祯帝继位后，大治魏忠贤阉党，他又转过来大攻阉党。例如，陕西巡抚乔应甲即阉党成员，薛国观首上劾章，说他“纳贿纵盗”，使乔应甲被罢职，并籍其家。因有如此表现，故在定逆案时未被列入。温体仁当政时，因素与东林为仇，故引薛国观为同道，使薛国观日益受重用。

当薛国观为首辅后，尽仿温体仁所为，而才智却不如温体仁。崇祯帝为政察察，朝中大臣动辄得罪，薛国观不仅不从宽解脱，反而显得特别刻薄，有时故意摘引一些小事，激崇祯帝发怒，致使一些大臣受到严惩。这是他日后下场特别可悲的重要原因。

有一天，崇祯帝与薛国观议及朝政，感叹朝臣多贪墨，治不胜治。薛国观回答说：“假如厂卫得人，他们安敢如此！”当时，提督东厂的太监王德化就在场，一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东厂人员就严密侦伺薛国观的一举一动，将其受贿诸事密告崇祯帝。崇祯帝起初对薛国观颇为倚信，此后则渐有戒心，变得越来越疏远。

崇祯年间内忧外患不已，各地纷纷要求增兵增饷，并发生了多起因缺饷而哗变的事件。因此，国用不足成了崇祯帝的一大心病。尽管不断向全国加征，但仍是严重不足。崇祯帝向薛国观问及此事，薛国观建议，向大臣和勋戚借银。他还进一步说道：“在外群臣，由臣等负责办理；而在内勋戚，非皇上独断不可。”他还以武清侯李国瑞为例，说他储积甚丰，借四十万两银子当不为难。李国瑞是崇祯帝曾祖母家的后人，其弟李国臣与兄不和，诡言其父有银四十万两，自己应得其半，愿捐出以助军需。崇祯帝听信了薛国观的奏言，即命勋戚捐资助饷，不助者则限期严追。李国瑞为了显示自己的确无银可捐，就把家中的各种器物摆到街上，公开叫卖，以换银助饷。崇祯帝闻知后大怒，立命夺去李国瑞爵禄，致使李国瑞惊悸而死。为此，各家勋戚人人自危。这时恰巧皇五子生病，这些勋戚便串通宦官和宫女，倡言崇祯帝的曾祖母已为九莲菩萨，在半空中发话，责备崇祯帝薄待外家。先降灾于皇五子，如不改弦易辙，就使其五个儿子尽死。皇五子果然死去，崇祯帝十分惶恐，急忙封李国瑞才七岁的儿子为侯，并归还所献的金银。这件事使崇祯帝大受刺激，认为是薛国观害己，便伺机要严惩薛国观。

行人吴昌时素与薛国观不合，在考选时担心遭薛国观暗算，便通过守门人求见薛国观，意在通融。薛国观伪装热情，拟第一，应入吏科。但数天后旨下，吴昌时仅得礼部主事。吴昌时大为怨恨，认为薛国观有意卖己，便和东厂官员一起，揭发薛国观受贿诸事。这更加坚定了崇祯帝要严惩他的决心。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杨嗣昌出京督师，临行上奏疏一道。崇祯帝命拟谕旨。薛国观将所拟谕旨进上，大不称帝意。崇祯帝又将薛国观贪墨诸事一一抖出，命九卿科道议罪。起初众臣不解崇祯帝的心意，拟罪甚轻。崇祯帝遂命再议，终于将薛国观夺职放归。尽管这样，崇祯帝仍觉得处治过轻，怒意不解。

当薛国观离京时，大车小辆，珍宝甚多。东厂人员一直跟随侦伺，尽得薛国观受贿诸事。崇祯帝闻报后，立命将薛国观处死弃市。薛国观原以为必不会被处死，所以监刑人到他家门口时，他还在鼾睡。门人叫醒他后，告诉他来人都穿绯红色衣服，薛国观大惊道：“我必死无疑了。”慌忙之间连自己的帽子也找不到了，便拿仆人的一顶小帽戴于头上。宣诏后，薛国观吓得浑身发抖，只是嗫嚅道：“吴昌时杀我！吴昌时杀我！”在明代，首辅为一朝重臣，即使有罪，也大都能依礼回籍。嘉靖时只有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至此又有薛国观重蹈旧辙。薛国观固然受贿有据，但照通常情况，不至于被处死。人们都揣测，崇祯帝因皇五子死，对薛国观有私愤，认为薛国观死得有些冤屈。

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范复粹继薛国观为内阁首辅。他于崇祯十年八月进入内阁，是继张至发之后又一批进入内阁的外僚之一。当时，崇祯帝希望阁臣能熟知六部情事，故每部选一人入阁：刘宇亮来自吏部，程国祥来自户部，方逢年来自礼部，杨嗣昌来自兵部，蔡国用来自工部。因刑部无人，范复粹便以大理寺少卿进入内阁。从内阁人员的选拔来看，只有方逢年出身翰林，其余五人都是外僚，基本上按照每部一人的规则进行选拔。这显然是崇祯帝对内阁的一种改革。

范复粹才能平平，但不有意倾陷他人，持论较为公允。当崇祯帝即位之初，有人攻击袁崇焕为阉党所包庇，不可重用。范复粹毅然上疏，谓“袁崇焕功在全辽”，这类攻击实属“持论狂谬”，为袁崇焕重新被起用起了好作用。

范复粹刚就首辅之位，给事中黄云师就在一道奏疏中说：“宰相需有才、识、度，三者缺一不可。”当时首辅就被外人习称为宰相。范复粹感到这是在说自己不称职，十分生气，便向崇祯帝自陈道：“才、识、度，三者臣一项都不具备，请予罢职，以让贤者。”崇祯帝对范复粹好言慰留，而对黄云师则训斥一通，说他过于苛求。不久，御史魏景琦上疏，弹劾范复粹“学浅才疏，遗讥海内”。崇祯帝仍对范复粹持保护态度，而对魏景琦则训斥他不识大体，妄加诋毁，并将他下吏部议处。

崇祯十四年(1641)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陷洛阳，将崇祯帝的叔父福王处死。当时崇祯帝刚大病一场，在乾清宫左室召对廷臣，说到福王被害一事，泪眼汪汪。范复粹大概觉得，福王差一点儿没有被立为太子，崇祯帝的父亲光宗差一点儿没有被废掉，此即延续多年的纷纷扬扬的“国本之争”。他误以为崇祯帝对福王并没有什么感情，就说道：“这是天数。”崇祯帝显得有些不高兴，冷冷地看了范复粹一眼，没好气地说道：“虽说是天数，也赖人力予以挽回。”这实际上就是责备大臣无能，不尽心任事。范复粹半天没答上话，只有连声说“是”而已。

不久崇祯帝病愈，认为这是天下人的福气，遂大赦天下，命范复粹录囚，即查验狱中囚犯，该减刑的减刑，该释放的释放。范复粹将前兵部尚书傅宗龙等许多人放出，减刑的也很多。因此，不少人称赞范复粹是个清正的官员。

范复粹看到天下多事，自己实在无力回天，又不断有人说他学识浅薄，故连疏乞休。崇祯十四年五月，范复粹致仕回籍，在任一年。不久，周延儒复入阁为首辅，这就到了崇祯朝的末期。

杨嗣昌无首辅之名、有首辅之实

自温体仁罢去，至周延儒再次入阁为首辅，其间四五年时间，首辅频频更换，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杨嗣昌于温体仁当政后期即为兵部尚书，温体仁罢后不久又入阁为大学士，参预机务，深受崇祯帝倚信。此时辽东危急，李自成等农民军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兵部权势尤重。正因如此，杨嗣昌以内阁大学士兼掌兵部，权势极盛，虽无首辅之名，却有首辅之实。

杨嗣昌的父亲是杨鹤，因镇压农民军无功被判死罪。杨嗣昌连上三疏，请代父死。崇祯帝颇受感动，遂将杨鹤减死遣戍。他们父子原与东林友善，后因为一个列入逆案的乡人诉冤，遂与东林产生了隔阂。

崇祯九年(1636)十月，原兵部尚书张凤翼死去。崇祯帝感到廷臣中没有能胜任兵部尚书一职者，便想起了杨嗣昌。于是，下诏起用在家为母守丧的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连上三疏坚辞不出，崇祯帝却坚执不允，杨嗣昌只得走马上任。他在家数年间博览文籍，善诗词文章，又能说善辩。崇祯帝与他一交谈，感到此人满腹经纶，大加喜爱，并颇有感触地说：“只可惜用卿太晚了！”别人奏对，崇祯帝不时要他简明，而对杨嗣昌的奏对却不厌其详，所请求诸事无不应允。原兵部尚书张凤翼较为柔弱，对兵事无所区划。杨嗣昌一上任就锐意振刷，崇祯帝越发认为他是个能臣。当时天下已残破不堪，如杨嗣昌果能扭转这个局面，自不失为一个功臣。实际情况却是，他不仅没能扭转这种局面，也没能延缓这种危机，反而加深了这种危机，使明王朝加速走向了灭亡。这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首先，杨嗣昌主张加征练饷，民不堪命，天下加速走向崩溃。此前，明廷已加征辽饷和剿饷，按亩加征，全国的老百姓已苦不堪言。老百姓种田不胜加征之苦，便弃田四处流浪，其中很多人就加入了农民军的行列。这正是越剿农民军声势越大的重要原因。本来已民穷财尽，杨嗣昌又议加征，无异于火上浇油。杨嗣昌提出四项加征措施。第一谓“因粮”，即按照各地原额税粮以外，“量为加派”；第二谓“溢地”，即民间田地除纳税田以外，还有一些未纳税的土地，要“核实输赋”；第三谓“事例”，即富民可以纳银为监生，只限一年，用后人的话说就是卖官；第四谓“驿递”，通过裁减驿递，将省下的银子充作军饷。崇祯帝居然批准了杨嗣昌的奏请，还冠冕堂皇地说什么“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这次加征弄得天下骚然，民怨沸腾。这正如礼部右侍郎庄德璟所说：“嗣昌倡聚敛之议，加剿饷、练饷，致天下民穷财尽，皆为盗。”这话实在是一针见血。

其次，练兵扰民，徒费兵饷。杨嗣昌鉴于各地农民起事此起彼伏，即要各地练兵自保。但在当时那种山河破碎的情况下，练兵徒有虚名，各镇报一个练兵数额，以作为请饷的口实。现有的兵士尚不得练，组练新兵谈何容易！现额官兵亦缺额缺饷，哪有力量组练新兵！结果是，这里报抽练兵马五万，那里报抽练十万，实际上一个也没抽练。这正如庄德璟所责问的那样：“今所练兵马安在?……原额兵马俱不问，并所抽亦未练，徒增饷七百余万，为民累耳！”

再次，杨嗣昌纸上谈兵侃侃，但实际上却一误再误。面对日益强大的农民军，杨嗣昌献上“十面张网”之策，说来头头是道。崇祯帝听得颇有些心花怒放，以为消灭农民军指日可待。杨嗣昌还推荐熊文灿为督师，代己在前线指挥。但熊文灿实际上并不知兵，一意主抚，“十面张网”的策略很快即陷于破产，而杨嗣昌还极力代他掩饰。有一天崇祯帝问及此事，杨嗣昌在回奏时引了孟子的一句话：“盈城盈野，善战者服上刑。”实际上是为熊文灿主抚失事开脱。崇祯帝听了大不高兴，当场诘责道：“今天下一统，与孟子列国兵争时不同，今不过一属夷小丑。纵不能伸大司马九伐之威，也不该说这种话！”崇祯帝说这话时声色俱厉，杨嗣昌吓得叩首谢罪。

崇祯帝的另一大忧患是辽东的满清势力。杨嗣昌身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对此一无筹划，在暗中支持互市议和，甚至借天象示变来隐喻，但并未形成稳定明确的策略。结果是战不胜而和不成，辽东的形势日益危急。

尤为误事的是，当时兵连祸结，杨嗣昌为推卸责任，就据军中的报告，事事“请旨授方略”。等旨下时，军前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故一再贻误军机。这主要是为自己推脱责任。

最后，杨嗣昌用心诡秘，排斥异己而又不动声色。当时兵事正急，杨嗣昌身为兵部尚书，权力尤显威重。他又是内阁大学士，参预中枢机密，更使他增加了排斥异己的资本。

例如，余应桂为御史时，曾弹劾杨嗣昌之父杨鹤，说他曾向周延儒行重贿。后来，余应桂升任湖广巡抚，因守城有功，崇祯帝在他期满时两次延期留任，杨嗣昌表面上佯作支持。当杨嗣昌的亲信熊文灿上疏弹劾余应桂“后期误事”时，杨嗣昌在崇祯帝面前极论余应桂罪责深重。退朝后，杨嗣昌马上又上疏请罪，说道：“应桂前任御史，曾参臣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很显然，他这是为了在世人面前显示，自己是为国事，而不是为私仇。他把这种私家仇恨明白地告诉崇祯帝，并以请罪的形式上达，既显示了自己不报私仇，又显得自己光明磊落。越是这样，越显得余应桂的罪责属实。果然，没过几天，余应桂就被逮治下狱。“其转移之机甚秘，甚捷，人不得而测之也”。

明代的官员大都希望在吏部或兵部，而不愿在刑部。有些人虽在刑部任职，但也时刻钻营，希望能尽早调往别部。刑部郎中张若麒和沈迅得知，杨嗣昌与黄道周不和，便与杨密谋，由张若麒上疏弹劾黄道周，杨答应将张、沈二人调往兵部。张若麒连上两疏，在杨嗣昌的配合下，使黄道周被逐。张、沈二人本想很快就可进入兵部，但却好久没有音信。二人便亲自到兵部，向职方郎中赵光汴催促此事。第二天，兵部诸臣集中议事，赵光汴出班说道：“本司现有缺员，闻得老先生要调二人来。”杨嗣昌佯作惊奇地说：“哪有此事！”赵光汴就将昨天张、沈二人来见的经过说了一遍。杨嗣昌感到露了馅，脸色顿变道：“还有这种人！我要参劾他。”但两人不久还是调转到兵部，成为杨嗣昌倾陷其他人的得力帮手。

崇祯十一年延推阁臣，大名士黄道周当时任少詹事，亦在被推之列。但是，崇祯帝却点杨嗣昌等人入阁，而将黄道周排除在外。事后，黄道周同日上三疏，分别弹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而主要矛头还是针对的杨嗣昌。他在疏中说，杨嗣昌在兵部任事两年，先有“十面张网”之策，后有与清和款之议，皆无成效，“才智亦可睹矣”，不当入内阁。

黄道周以前在弹劾温体仁时，曾说他连郑鄤都不如，为郑鄤被治罪而鸣不平。这成了杨嗣昌攻击黄道周的重要口实。杨嗣昌在攻击黄道周的奏疏中说：“郑鄤杖母，禽兽不如。今黄道周又不如郑鄤。”他还佯装请求罢免。崇祯帝好言慰留，还对他分外倚信。

七月五日，崇祯帝召内阁和诸大臣于平台，与黄道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辩，起因就是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一事。这时杨嗣昌已进入内阁，他也是个饱学之士，早已在崇祯帝跟前灌输了许多对黄道周不利的话。因此，崇祯帝一开始就针对黄道周责问起来：“凡无所为而为者，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者，谓之人欲。你一日上三疏，正当廷推不用之时，果然无所为乎?”

黄道周态度坚定地说：“臣所上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

崇祯帝反问道：“为什么以前不奏言呢?”

黄道周回答道：“以前还可以不言，当点他入阁后再不言，以后更无当言之日。”

崇祯帝训谕道：“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饰非。”黄道周所对答多不合崇祯帝心意，故一再遭受崇祯帝训斥。黄道周在这种场合不仅不为所屈，反而据理力争。崇祯帝几次气得脸色都变了，其余大臣不敢插一言，只偶尔听到杨嗣昌向黄道周发难，气氛显得异常紧张。黄道周针对杨嗣昌说道：“只有孝悌之人才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悌者，根本既无，安有枝叶?”

杨嗣昌出班奏道：“臣不生于空桑，岂不知父母！只是念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自应在父子之前。何况列国时之君臣，可舍此去彼。今天下一统，君臣无所避于天地之间……当臣抵京时，听说黄道周人品学问俱优，为人宗师，竟没想到还不如杖母的郑鄤！”

崇祯帝接着说道：“是啊，朕正要问他这件事呢！”便回过来问黄道周：“你以前说温体仁不如郑鄤，如何解释？”

关于郑鄤一事，当时几乎成了不孝的典型。黄道周一时也解释不清，便不无诡辩地说：“我是说他的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进一步追问道：“你为郑鄤鸣屈，岂不是朋比?”

黄道周显然有些被动，只应对道：“臣是否这类恶人，众人必察。”

崇祯帝继续追问道，“你说陈新甲走邪径，托捷足，有何根据?你所说叩头折枝的人是指的谁呢?”

黄道周一时语塞，只说是：“人心邪，则行径皆邪。”

崇祯帝与黄道周诘问良久，黄道周强梗不屈，崇祯帝感叹道：“少正卯当时也被称为名人。他五大恶俱全：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记丑而博，但仍不免被孔圣人杀掉。”这里显然是把黄道周比成了少正卯。这话已极为严厉，黄道周已面临少正卯的下场。

黄道周这时倒显得很镇静，仍在抗辩：“少正卯心术不正，臣心正，无一丝一毫为私。”

崇祯帝这时怒容满面，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到里间停了片刻。平台上众大臣都屏住呼吸，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都不敢插一句话，都为黄道周捏一把汗。崇祯帝从里间出来后，立命黄道周退下，候旨处治。黄道周却继续辩解道：“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

崇祯帝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一生学问，只是为了成此佞臣！”并喝令退下。

既然被明确地说成是“佞臣”，黄道周大概在劫难逃了。他遂跪奏道：“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如果说人在君父面前敢言为佞，那么，在君父面前献谀进谗就是忠吗?如忠佞不区别开，邪正也就混淆了，那又怎么能使天下大治呢?”

经黄道周这么一说，崇祯帝颇有点儿心动，说道：“本来是这个道理。我并不是随便加你头上一个佞字。我问的在此，你答的在彼，不是佞又是什么呢?”崇祯帝这里的“佞”就成了诡辩的意思，比佞臣的佞罪轻多了。崇祯帝再次喝令黄道周退下。

这时杨嗣昌插话道：“人心刻薄到如此地步，真是太过分了！黄道周如此放肆，怎么能不加以矫正呢?”

崇祯帝本想严惩黄道周，但因他在士人中声名甚高，故多有顾虑，未立即惩治。杨嗣昌则想趁机除掉这个政治对手，于是便以张若麒调往兵部为诱饵，促使他上疏弹劾黄道周。张若麒在疏中说：“今黄道周及其徒党广布流言，亏损圣德。举古今未有的好话都归于黄道周，不好的话则归于君父。”他还请崇祯帝将前日召对始末公之于天下，以免黄道周及其徒党借以蛊惑四方。崇祯帝遂命杨嗣昌拟谕旨，传谕廷臣，戒谕众人不可与黄道周相朋比，洋洋数百言。黄道周则被贬六级调外。杨嗣昌如愿以偿，又除掉了一个心腹大患。

卢象昇也是一个有节操的能臣。崇祯十一年底清兵内犯，卢象昇主战，杨嗣昌主议和，二人所议多不合。卢象昇当面斥责杨嗣昌为秦桧。杨嗣昌又羞又恼，便反问道：“难道你就是岳飞吗?”崇祯帝命卢象昇督师御寇，杨嗣昌却用主和的高起潜监卢象昇军。杨、高二人对卢象昇处处掣肘，甚至要诸将“勿轻战”。诸将本来就怯懦，有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这种指示，大家更观望不前，使清军长驱直入，连破许多城池。卢象昇丧服出征，义无反顾，以大义激励将士，在前线奋勇杀敌。他虽说督天下兵，实际上所领兵不足两万。再加上杨嗣昌不及时增援，卢象昇终于战死阵中。这正如《崇祯实录》中所说：“盖杨嗣昌中之也。”即杨嗣昌有意陷卢象昇于死地。于是人们纷纷议论，谓卢象昇果然成了岳飞，杨嗣昌果然成了秦桧。

清兵内犯，农民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杨嗣昌本人未受惩处，而是将责任都推卸到前线将领身上。崇祯帝命杨嗣昌议诸将失事之罪，结果有三十六员将领同日被处死弃市，其中包括颇为骁勇的祖宽等人。为此，廷臣议论纷纷。杨嗣昌无奈，只好亲自出京督师。崇祯十四年三月，杨嗣昌因屡次战败，襄阳、洛阳相继失守，两藩王被农民军处死。他自知罪责难逃，遂自杀于夷陵军中。

第四节再用周延儒

在温体仁被罢后的四年间，不计阁臣的更换，仅内阁首辅就接连不断地更挨了五人。他们大体上都沿袭了温体仁的一套做法，政事日益败坏。崇祯帝对他们都不满意，这时便又想起了周延儒。与此同时，周延儒的一些亲信也极力活动，利用各种手段打通关节，使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再次被召入阁。周延儒再任首辅之初，一反温体仁等人所为，广泛起用东林正人，平反冤狱，天下欣欣望治。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弄权过甚，同党胡作非为，后竟被崇祯帝处死。至此，明王朝也到了彻底覆灭的前夜。直到崇祯帝吊死煤山前的两个月，他还在更阁臣，换首辅，致使历史上有“崇祯五十相”之讥。也就是说，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竟然先后更换过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周延儒再起

起初，周延儒与东林诸人的关系颇密。后因配合温体仁攻击钱谦益，遂与东林的关系大为疏远。在他任首辅时曾主会试，点选的张溥、马世奇等人都是东林，与东林的关系稍有修复。张溥还是著名的复社的首领。周延儒失势家居后，内心颇为惭愧。他看到，温体仁等人不仅排陷自己，而且将名声甚高的正人郑三俊、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都排斥在外。张溥等人颇为忧虑，便和吴昌时、冯铨等人相商，互相配合，为周延儒再次入阁造势。张溥亲自去宜兴周延儒私宅，诚心诚意地对他说：“公若再出为相，改变以前的做法，可以重新获得贤明的美誉。”周延儒也深以为然。于是，张溥等人就内外配合，展开了再推周延儒入阁的活动。

在舆论上起作用最大的是张溥所领导的复社。在明末，随着政治的腐败和社会动乱的加剧，江南的士大夫纷纷继东林而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文社。崇祯初年，以张溥、张采为首，联合多家小的文社，合为复社。它并不是纯粹的文化团体，而是积极参与政争，主张改良政治，挽救明王朝的灭亡。复社就是仅次于东林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经常举行大会，指点江山，品评人物，有时一次到会人数竟达数万人。显然，这是制造舆论的大好场所。他们有的是社会名流，有的是在职官僚，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能传到朝廷。由于复社和东林一脉相承，政见一致，所以温体仁等人对他们恨之入骨，几次策划兴大狱，要严惩复社诸人，但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遂愿。尽管如此，复社还是有树党的恶名，随时都可能祸从天降，遭受严厉打击。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复社迫切希望内阁中能有自己的代言人，于是就又找到了周延儒。特别是对于张溥来说，周延儒是他的座主，即周延儒主会试时他举的进士，步入仕途，所以就更卖力地为周延儒奔走。

另一个极力为周延儒奔走的人是吴昌时。此人虽与东林关系密切，但为人贪墨狠愎。他原任礼部文选郎，每公务之余便到宦官住处刺探消息，和厂卫特务机构暗中多有来往，对宫中的动态十分清楚。这也就成了他的一项政治资本，利用各种渠道为周延儒游说。他还用重金打通关节，推荐周延儒入阁的呼声日高。另外，冯铨也极力为周延儒出谋划策。他与周是“同年”，即一同举的进士，关系密切。冯铨虽辞官家居，但影响仍在。在他们内外配合下，崇祯帝遂于崇祯十四年二月下诏，召周延儒再次入阁。周延儒于九月至京，遂为首辅。

和周延儒同时被召的还有张至发和贺逢圣。当时朝政混乱，天下土崩瓦解，事不可为，所以张至发坚辞不出。贺逢圣勉强至京，但马上称病回籍，并未任事。只有周延儒喜气洋洋，再次入阁秉政。但周延儒的儿子周奕封却不喜，极力劝其父不要再出。他说夜里做了一个梦，已死去的母亲披散着头发抱着他哭泣，绝不可赴京，若赴京必有大难。但周延儒权力欲极强，不肯听儿子的劝告。后来周延儒果然被崇祯帝处死。人们纷纷议论，周延儒似乎很精明，反不如儿子和张至发有见识。

当周延儒再次被召时，张溥等人以数事与他相约。周延儒慨然说道：“我自当锐意实行，以谢诸公。”当他入阁后，尽反温体仁等人所为，革除多种弊政，的确给人一种新的气象。崇祯帝对他也显得特别信任，所奏请无不允。于是，周延儒再次入阁不久就连续办了数件好事，例如，由于连年加征加派，各地都有大量的“积逋”，即累年欠缴的赋税。以前，朝廷一再严命各地方官，限期追缴“积逋”。这成了扰乱民生的一大弊政。当时全国凋蔽不堪，民穷财尽，老百姓不堪加征之苦，便纷纷逃亡，许多人便加入了农民军。有的地方官比较贤明，实在不忍心对老百姓过分相逼，追缴不足额，因而受到严惩。周延儒经奏请崇祯帝，将民间“积逋”尽数免除。凡遭兵荒、水旱灾荒的土地，亦免当年赋税。江南五府因遭大水，当年漕粮无法完额，欠额部分许用明年夏麦代漕粮。凡是遣戍以下的罪犯，皆得宽宥，许还原籍。以前，言官以东林为多，很多人以言事获罪，这时也得以被重新召还。周延儒还向崇祯帝奏道：“老成名德，不可轻弃。”于是，颇孚众望的郑三俊被起用为吏部尚书，刘宗周掌都察院，范景文起为工部尚书，倪元璐起为兵部侍郎。这些人都颇为清廉强耿，以前都被贬谪回籍。这时又受如此重用，朝野充满了称颂之词。当时，像傅宗龙、金光辰、文震孟等被冤大臣，都陆续被平反，很多人还重新受到重用。这为奄奄一息的明王朝带来了一线生机。因此，清人在编《明史》时，将周延儒列入“奸臣传”，后人对此多有不平。

周延儒鉴于阁臣多缺，同时也想建立一个自己的班底，故请崇祯帝增补阁臣。崇祯十五年(一六四二)六月，崇祯帝命会推阁臣。此事自然由吏部主持。当时的吏部尚书是李日宣，在会推名单中有外僚房可壮、张三谟、宋玫。当时正值考核期，御史廖惟一和姻亲陈演私下请托房可壮，希望他能帮助开脱，或许还能升职。但房可壮没有答应。于是，廖惟一和陈演就广布流言，谓此番会推实由房可壮等三人操纵。这话也传到了崇祯帝耳中，所以崇祯帝格外留意此事。等会推名单进上，崇祯帝见果有房可壮等三人，顿时大怒。第二天，崇祯帝身穿青袍，于中左门召见廷臣。大臣们一见崇祯帝这身装束，心里都直打鼓，感到气氛不妙，今天一定有大臣受重惩。这一天，崇祯帝还特命太子和太子的两个弟弟到场。这三个小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敢说一句话，只是规规矩矩地在旁边站着。

崇祯帝首先严厉诘责吏部尚书李日宣：“有人说，宁背君父不背私交，宁坏公事不破情面。这是什么话！朕屡加戒谕，有的人置若罔闻。今日枚卜大典，命众臣会推，自当至公至谨。但有的人徇情行私，像房可壮、张三谟、宋玫这样的人都推上来了，这岂是大臣之道！”崇祯帝越说越生气，嗓门越来越高，不仅训斥李日宣，还训斥了两个吏科给事中。在盛怒之下，崇祯帝命将李日宣等立置典刑。周延儒出班论救，崇祯帝才答应从轻发落，将李日宣逮系狱中。这样一来，吏部尚书一职即成空缺，崇祯帝便对礼部左侍郎王锡衮说：“吏部印你先掌着！”于是，王锡衮在一瞬间由礼部左侍郎变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周延儒向崇祯帝荐举郑三俊，使郑三俊得为吏部尚书。周延儒还向崇祯帝奏请点选阁臣，以备大用。崇祯帝遂点蒋德璟、黄景昉、吴甡三人入阁。这三人资历都较浅，自然唯周延儒马首是瞻。

“朕以天下听先生”

到崇祯十五年时，天下已崩坏不堪，崇祯帝的心情也格外阴郁和沉重。举目四望，到处烽火连天，山河破碎，天下几乎无一处清静之地，延祚近三百年的明王朝已“昏惨惨似灯将尽”。崇祯帝见周延儒才思敏捷，上任不久即引用一批颇享众望的正人，故对周延儒抱的希望越来越大。他希望周延儒能重振朝纲，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内阁首辅换了那么多，都不称意，看来还都不如周延儒。因此，崇祯帝这时对周延儒特别倚重，所奏请几无不允，待周的礼节也格外重。

崇祯十五年元旦，崇祯帝在朝贺毕即走下宝座，面南而立，对内臣道：“召阁臣来。”周延儒率领几个阁臣由殿东门走入，由内侍引至殿檐，向崇祯帝行叩头礼，跪以候命。崇祯帝说：“阁臣到西班来。”按照中国古代的习俗，室外以东为左，西为右。室内相反，以入门为用，在北屋正房内以西为左，东为右。明清都以左为尊，室内自然以西为尊。崇祯帝让周延儒等阁臣到西班来，是在以师席礼遇他们。周延儒等人不明白崇祯帝的意思，几个人想分成东西两班。崇祯帝又说道：“阁臣到西班来。”随后有一个小宦官走下来，领着众阁臣上去。崇祯帝郑重地对他们说：“自古以来，贤明的帝王都崇师道。现今称讲官为先生，犹存崇师道之遗意。卿等即朕之师，正要在岁首吉日向卿等致敬意。”崇祯帝转过身来，首先向周延儒作了一揖，并说：“朕以天下听先生。”随后又向诸阁臣作了一揖。周延儒和诸阁臣受此重礼，十分惶恐，马上跪下。崇祯帝很郑重地说：“经书上说，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朕之此礼原不为过。”他停了一下，接着又说道：“自古以来，凡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太平的。”话说到这里，辞意特别重，似若有所指，也似乎是一种期望。崇祯帝最后又说道：“职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躬，调和在卿等。”周延儒等在那里跪着，都不知该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崇祯帝的训谕。这时还是周延儒答了句话：“臣才疏，实不敢当此礼。”崇祯帝回答道：“先生正是朕该敬的。”并要诸阁臣起来。诸阁臣这才站起，又一起转到下边，再次向崇祯帝叩头。

在古代，尤其是在君主专制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明代，臣下在皇帝面前都是“跪禀万岁”，从未有皇帝向臣下作揖行礼的。崇祯帝居然向周延儒等行揖礼，这是对臣下旷世未有的礼遇。它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崇祯帝礼贤下士，而是因为当时天下崩坏，希望众阁臣能齐心协力，以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崇祯帝尤其对首辅周延儒抱的希望更大，所以才说出了“朕以天下听先生”那样激动人心的话。希望大，失望也大，在周延儒极为荣宠之时，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时崇祯帝对周延儒眷倚最深，一般人认为是不可能之事，他也能三言两语予以化解，挽回帝意。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件事就是论救黄道周。当时已决定将黄道周谪戍辰州，蒋德璟以辰州辽远，担心黄道周一介书生，体质孱弱，难胜其苦。鉴于崇祯帝对黄道周怒意未消，也不敢直谏，便找周延儒商量，看能否奏请皇上，将黄道周改戍一个比较近的地方。周延儒说道：“皇上如果要用他，也就用了，何必改变戍守的地方呢?”有一天，崇祯帝偶尔与周延儒说到岳飞的事：“怎么能得到像岳飞那样的将领呢?”周延儒巧妙地回答道：“岳飞自是名将。但岳飞破女真的事，史书记载多有夸张。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说：其不用也，天下惜之。”崇祯帝默然不语。在这里，周延儒将黄道周与岳飞并列，天下人都会为他们未被重用而惋惜。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黄道周也不明不白地被谪戍。这时，崇祯帝不会不想到，自己难道就是那个受后世指责的宋高宗吗?于是，他刚回宫中即传出旨来，命黄道周以原官复职，仍任少詹事。以前多少人为黄道周上疏请命，都未奏效，有的人还因此受到惩处。而周延儒在闲谈之时，三言两语就使黄道周得救，并官复原职，这使满朝大臣惊异不已。

周延儒为张溥、张采恢复了名誉，也被士人称为一大善举。在周延儒再相以前，他们二人受到很多攻击，谓他们结党惑众，扰乱民心。张溥已于崇祯十四年病死，张采也称病回乡。这时，给事中姜埰等人连续上疏，谓张溥品行高洁，其所撰经史有功圣学，宜备皇上一夜观。有一天，崇祯帝在经筵上问及二人。周延儒回答道：“这两人是读书的好秀才。”崇祯帝又问：“张溥已死，张采是个小臣，言官为什么屡次推荐他们呢?”周延儒说：“这两人好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些言官在当举子时常读其文，又以其才未得其用，所以感到可惜。”崇祯帝说：“也未免偏激。”周延儒答道：“诚如皇上所谕，张溥和黄道周都有偏激的毛病。只是因为他们好读书，所以为他们惋惜的人多。”崇祯帝点头称是，并颁诏，征求张溥遗书。于是，有关官员先后进上张溥的著作多卷。崇祯帝留宫观览。自此以后，张溥、张采和复社的名誉得以恢复，没人再公然上疏对他们进行攻击。

周延儒另一大善举是，经奏请崇祯帝，禁止厂卫特务机构刺臣民隐事。“厂”指东厂，“卫”指锦衣卫，合称“厂卫”。锦衣卫始设于朱元璋时，它除了侍卫皇帝、掌管诏狱以外，还负责侦缉臣民隐事。东厂始设于永乐时，由内廷宦官提督，更是地道的特务机构。魏忠贤在天启年间之所以能那样权势熏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掌管东厂，故习称他为“厂臣”。厂卫互相牵制，也互相勾结，在明代做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坏事。大臣们都唯恐开罪了这些特务，他们随时都可以置自己于死地。正因如此，大臣们整日战战兢兢地生活在这些特务的包围之中，救过唯恐不及，自不敢勇于任事。这种现象愈到明后期愈加严重。周延儒之所以能够再次入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厂卫的帮助。当时吴昌时与厂卫关系密切，经行贿通融，广造舆论，终于使崇祯帝再次召见周延儒。对厂卫的诸多危害，周延儒心里十分清楚。既然厂卫能帮助自己入阁，也可能随时将自己一脚踢开。周延儒便趁崇祯帝对自己倚重之时，极陈厂卫刺事之害。崇祯帝便听从了周延儒的奏请，下令禁止厂卫刺事，“都人大悦”。但是，这也给周延儒埋下了灾祸的种子。

“朕恨其太使乖”

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二月奉召，九月到京，至崇祯十六年五月被罢去，实际任内阁首辅只一年零八个月。他罢去半年后又被赐死，是被崇祯帝赐死的第二个内阁首辅。周延儒的下场之所以如此可悲，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厂卫特务在明代得势了近三百年，连严嵩、张居正那样权倾一时的大臣都惧怕他们三分，这时竟被周延儒给削去了刺事之权，心里对周延儒自然十分痛恨。掌锦衣卫的是骆养性，他本来是周延儒所推荐的，但也因此而对周延儒大为不满。他和东厂宦官相勾结，暗中侦伺周延儒隐事，利用各种方便的渠道密传给崇祯帝。当时，厂卫虽被停止刺事，但机构仍在，仍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影响。他们齐心倾陷周延儒，逐渐使崇祯帝减少了对周延儒的倚信。他们到底向崇祯帝报告了多少周延儒的隐私事，今人已难详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倾陷周延儒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外臣所无法起到的。更何况，崇祯帝生性多疑，时刻警惕着臣下结党营私，感到用厂卫刺事作用很大。因此，表面上他虽然禁止厂卫刺事，让外臣放心任事，但暗中并未完全禁止。再加上周延儒好弄权，也并不清廉，这就必然给厂卫提供许多攻击他的口实。

第二，吴昌时挟势弄权，殃及周延儒。

在周延儒再次入阁的过程中，吴昌时立下了汗马功劳。吴昌时任礼部郎中，这是个闲职，他尚感不满意，极力想改任吏部。他曾说：“倘有一日能任吏部郎中，今生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在周延儒的庇护下，吴昌时果然得改任吏部，时在崇祯十五年八月。当时正值台省“年例”，即考选台省言官之时，吴昌时为排除异己开始大动手脚。他自恃有周延儒的支持，又与厂卫暗中相通，“于是事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在吴昌时主持下，借“年例”之机一次贬逐言官十人。言路一时为之大哗。纷纷上疏弹劾吴昌时，连及周延儒。给事中吴麟徵等一批言官甚至齐集吏部，要与吴昌时面议。他们援引历年旧例，一次只罢去二三人，指责吴昌时弄权营私。吴昌时态度蛮横，毫无悔过之意。一个御史不胜其愤，居然拿起一个小凳子朝吴昌时打去。吴昌时一边慌忙躲避，一边嚷道：“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要把你们都罢掉！”这一来众言官更加恼怒，遂与吴昌时有势不两立之势。这自然也牵连到周延儒。

御史蒋拱宸上疏弹劾吴昌时“内有通内一事”。所谓“通内”，即与宫内宦官相勾结。这类事最为崇祯帝所忌恨。于是，崇祯帝召府部和科道官一起廷讯。这一天崇祯帝还让太子和定王在一旁陪讯。一上来气氛就很紧张，崇祯帝声色俱厉，大声喝道：“传吴昌时来！”当问及“通内”一事时，吴昌时矢口否认：“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虽不才，安敢犯此?”

崇祯帝见吴昌时还敢嘴硬，立命蒋拱宸上来对质。蒋拱宸没见过如此严厉的场面，又一时举不出具体的人来，吓得浑身发抖，跪在那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崇祯帝见此情景愈加恼怒，斥退蒋拱宸。这时崇祯帝的主意已定，不待蒋拱宸对质也要对吴昌时严惩。而吴昌时自恃没有确切的佐证，故态度颇强硬，并说：“皇上如果一定要用这种罪名惩治臣下，臣下如何敢违抗圣意?自应承受。如要臣下屈招，则实在不能！”崇祯帝遂命内侍对吴昌时用刑。阁臣蒋德璟出班奏道：“殿廷上无用刑之例，请将吴昌时付法司究问。”

崇祯帝不为所动，怒气冲冲地说：“此辈奸党手段通天，若离开此地三尺，谁敢据法从公究问?”蒋德璟又奏道：“在殿廷上用刑，实在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帝打断他的话，冷笑着说道：“吴昌时这厮，也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人！”蒋德璟只好叩头而退。几个内侍上来，对吴昌时用夹刑，致吴昌时两胫骨被夹断，昏迷不省人事。崇祯帝命将吴昌时下锦衣卫狱。经锦衣卫严加刑讯，吴昌时始终不招认。又对吴昌时两个家人严讯，也未招出。随后有旨，将吴昌时移送法司治罪。人们觉得，吴昌时这样就不至于被杀了。没想到不数月旨下，命将吴昌时斩首。吴昌时前前后后的确有许多不光彩的举动，他的失势和受惩自然连累到周延儒。

第三，党争不断，臣僚相倾，周延儒就成了这类政争的牺牲品。

周延儒这次再相，一反温体仁等所为，广引东林，部院九卿科道都有较大幅度的更换。这样，周延儒虽笼络了一大批人，但也开罪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时时刻刻在观察风向，伺机待动。这种党争自万历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崇祯时虽变得比较隐蔽，但激烈程度却丝毫未减，往往一出手就想致人于死地。

周延儒这次入阁即任首辅，却又不能善待同僚，在其他内阁大学士面前傲气十足。这使一些人对他怀恨在心，总想伺机倾陷他。例如，大学士陈演，他比周延儒这次入阁还早一年，资格比周延儒老。但是，周延儒对他不仅没有应有的尊重，反而视之如属吏。这使陈演对他恨之入骨。外廷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暗中配合。陈演还时刻觊觎着首辅的宝座，这也使他在倾陷周延儒的活动中特别卖力。

崇祯十五年冬季，清兵内犯，逼至京师。崇祯帝召求直言，官民言事者可报名会极门，即日召对。行人司副熊开元欲论劾周延儒，即日请见。熊开元请密论军事，崇祯帝命左右退去，独留周延儒在场。熊开元不敢尽言，只说了一些军事方面的事就走了出来。过了十余天，熊开元又请召见。崇祯帝在德政殿独坐，周延儒领熊开元来到殿内。熊开元奏道：“《易经》上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首辅暂退。”周延儒还算知趣，当即请求退出，但崇祯帝不许。熊开元只好奏道：“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益混乱，必有其故。”崇祯帝问道：“其故安在?”熊开元答道：“陛下临御以来，辅臣换了数十人，不过陛下说贤，左右的人说贤而已，未必国人皆说贤。辅臣是天子的心膂股肱，而任之却如此容易。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人祸天殃，接连不断。倘有言官揭发他们的罪状，不是被杀就是被贬斥，致政事败坏不可救矣。”崇祯帝反复诘问其所指，他就是不明言。崇祯帝怀疑他要推荐什么人，他也说没有，只是用眼频频扫视周延儒。周延儒看出了熊开元的用意，请求退出。崇祯帝说道：“天下不治，都是朕之过错，与卿等何干！”不让周延儒离开。熊开元见此情景，便撕破脸面，直接论及首辅：“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时面奏，而辅臣却不离左右，谁还敢讲真话以招祸呢?况且昔日辅臣重刑厚敛，摒弃忠良，贤人君子都攻击他们。今日辅臣奉行德政，贤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只能私下感叹而已。”熊开元本来要攻击周延儒，但在周延儒在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假惺惺地说他几句好话。即所谓“偶有不平”，他也未说出实质性内容。崇祯帝责备熊开元有私心，熊开元予以辩解，周延儒显得颇有风度，也帮着熊开元开脱。

熊开元仍不肯罢休，再次请崇祯帝遍召廷臣，看辅臣周延儒是否贤。“陛下如不明察，将吏只顾情面，行贿赂，失地丧师的人都可以不被治罪，谁还肯为陛下捐躯报国呢?”周延儒奏道：“情面不是没有，但贿赂则绝无。”熊开元以清兵内犯为由，诘责周延儒和各督抚罪责难逃。崇祯帝命熊开元退下，补一疏奏上。当熊开元将正式奏疏献上时，其中却没敢提及周延儒的其他事。当时清兵尚未退，崇祯帝正焦虑万分，见疏大怒，立命锦衣卫逮治。掌锦衣卫的骆养性是熊开元的同乡，这时正对周延儒一肚子气，反而借审熊开元之机，将周延儒的许多隐私事揭发了出来。崇祯帝虽然没有立即惩治周延儒，但对周延儒已产生了戒心。

第四，周延儒在视师时避敌不战，谎报军功，这成为他失势的直接原因。

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是周延儒五十岁诞辰，不仅外廷大小官员准备大举庆祝，连内廷周皇后等也备了寿仪，上下都准备为周延儒添寿。恰在这时，清兵大举入塞，十一月已逼近京师，满朝惊慌，京师戒严。对于周延儒来说，不仅庆寿活动未能举行，反而为此丢了脑袋，添寿不成，反成减寿。

十一月中旬，清兵已达京师南郊。崇祯帝闻报后十分震怒，“谓边将不足恃，边抚无可依”，更恨情报不能及时上达，立命将负有直接责任的两巡抚和一镇将逮治下狱。一天，崇祯帝坐文华殿，命内臣传谕百官，有献良策者可直入勿禁，并命天下推荐可堪大任的良将。根据各处报告，有一天居然被清兵攻陷二十六座城。周延儒身为首辅，面对此情此景甚感无光，便仿效杨嗣昌故伎，在石虎胡同建大法道场，请僧道百人诵经，以求神灵在冥冥之中给予护佑。

第二年三月，清兵深入到山东一带。莒州一带春暮草茂，正宜牧马，清兵久久不去。四月五日下午，崇祯帝御平台，召见周延儒和诸阁臣，辞色俱厉，说道：“朕欲亲征！”周延儒立即觉察到话中有话，便跪下禀告：“臣愿代替皇上前往。”崇祯帝没有说话，仰脸看了看天。又摇了摇头。周延儒站起来后，陈演接着跪下说道：“首辅阁务殷繁，臣可以去。”崇祯帝仍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陈演站起，蒋德璟又跪下道：“臣实在可以前往。”崇祯帝仍摇头不语。

这时，周延儒不明白崇祯帝的心意到底如何，心里有些发慌，便又跪下，表示愿代皇上亲征。崇祯帝冷笑了一声说道：“先生果真愿意去吗?朕在宫中看过奇门，出师正应在此刻。一出朝门即往东走，一定不要往西转。”周延儒没想到弄假成真，当时就不得不谢恩而出，连家也没敢回。他按照崇祯帝所嘱往东走，在齐化门城楼上暂住了一夜，第二天上一疏，请调派随行科道人员。这时，四镇的勤王兵已赶到，便随周延儒一起进驻通州。

当时清兵主力已南下山东一带，在通州等地已基本上无什么大仗可打。周延儒坐守通州，每天接受四镇将领的参拜。他们深知周延儒在朝廷中的分量，自己日后的进退荣辱似乎都系于周延儒一身。因此，四镇将领还轮流设宴，以宴请周延儒及随征的科道言官。这四镇将领是刘泽清、唐通、周遇吉和黄得功，他们还随陪征的四言官陪酌周延儒。如此宴请，你来我往，似乎没有一点战争的气氛。周延儒先是上疏，为勤王四将领加官晋职，继而为随征的四言官上功。每天早、晚各上一疏，皆报大捷，实际上并未出城打仗。如此过了一个月，到五月六日，清兵已退回关外，周延儒与诸将领大聚会饮，以“庆太平”。五月十日，周延儒整师回京。他先入文华殿，崇祯帝拉住他的手慰劳备至。十五日，崇祯帝赐阁臣羊酒，除首辅外，还有陈演、蒋德璟等。陈、蒋二人坚辞，自谓“伴食无状，贻皇上忧”，正愧疚不已，不敢受此厚遇。崇祯帝见此景况，便收回成命。这时，崇祯帝不断收到臣下奏疏，谓周延儒未加敌一矢，却连疏报捷，欺蒙皇上。真相逐渐大白，周延儒的末日也就到了。

五月二十三日，崇祯帝传谕大小九卿，于平台候旨。旨出，原来是对周延儒的处置。其中说道：“首辅周延儒奸贪诈伪，大奸负朕，议罪回奏。”这时周延儒还在内阁，由两人扶出，用小轿拾回家中。第二天，诸臣会集西掖左府空室，这里正是往日周延儒神气活现地向诸臣发话之处，这时变成了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场所。这天周延儒也上疏请罪，自请戍边。崇祯帝还算给他留了不小的面子，赐路费银一百两，许乘驿传回籍。

周延儒罢后，弹劾他的章奏接连不断，主要是说他贪墨，许官受贿等。另一件令崇祯帝恼火的事是周延儒“通内”，即周延儒曾向崇祯帝的爱妃田妃献绣鞋一双。一天，崇祯帝去田妃宫中，见一双新绣鞋精美异常。拿起仔细一瞧，上边有一行小字，用金线绣成，乃“周延儒恭进”五字。崇祯帝顿时大怒，当时将田妃呵斥一通，吓得田妃连忙叩头谢罪。崇祯帝拂袖而去，自此数月不予召见。崇祯帝起初尚没有处死周延儒的打算，经大臣连疏弹劾，再加上“通内”这件事，崇祯帝便下决心要处死周延儒了。

七月二十五日，崇祯帝在廷讯吴昌时的同时，命缇骑南下逮治周延儒。当时，原已致仕的大学士王应熊被召，拟再次入阁。周延儒知道崇祯帝对自己极为恼怒，便在路上极力拖延，以便王应熊先入京，由他代为解脱。但此事被大学士陈演侦知，便告诉了崇祯帝。崇祯帝立即降旨，收回成命，要王应熊不必进京，立即返回故里。周延儒的这个计划落了空，心里更加紧张，只好硬着头皮进京，被安置在正阳门外的一座古庙中。周延儒上疏乞哀，有的大臣也上疏论救，皆不许。十二月七日降旨，对周延儒勒令自尽。掌锦衣卫的骆养性亲去传旨，当时周延儒已睡下。两个仆人将他从床上扶起听旨，先是列举了他数端罪状，下边话锋一转，有“姑念”二字。骆养性念到此处停了停，周延儒也为之一振，感到定会不死，连连叩首谢恩。当骆养性念到“着勒令自尽”时，周延儒一下子瘫倒在地。周延儒的两个随从在室内来回走动，看样子想偷偷逃掉，被锦衣卫人员当即逮系。当周延儒在内阁时，骆养性平时称他为老师。此时此刻，骆养性也稍稍动了恻隐之心，没有立即逼周延儒自尽。周延儒的弟弟一直跟着，这时二人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周延儒向弟弟嘱咐身后之事，颇为悲怆。不知不觉天色将明，骆养性还要回去复命，害怕复命迟了会受惩罚，就跪在门外催促：“老师，天明矣！老师，天明矣！”周延儒已感到无法再拖，便自缢而死。骆养性进去验尸，周延儒四肢尚暖润如生。骆养性担心周延儒不死，那可是掉脑袋的事，便凶相毕露，在周延儒的脑门上又钉进一颗大铁钉，这才回去向崇祯帝复命。当日得旨，许将周延儒的尸体解下，让家人收尸。比起薛国观来，周延儒的这种下场还算好，因为薛国观被赐死后，停了一个月才许收尸，遍体蛀虫，尸朽莫辨，臭气满室。

当周延儒被逮治时，他就感到大事不妙，便将自己所住的阁楼尽行焚掉。他平生所积的各种财宝都放在阁楼上，不是最上乘的宝物则不放楼上。例如，极为珍贵的紫貂皮就有十几张，清河人参有一株竟重达十两。这些宝物都被付之一炬，火焰呈五种颜色。

周延儒固然有不少恶迹，但作为内阁首辅，还不至于罪至死。但崇祯帝终于将他赐死，与崇祯帝痛恨他的行事作风有关。当周延儒被放归后，有一天崇祯帝与阁臣说到周延儒：“朕恨其太使乖！”蒋德璟将这话传给了周延儒。周延儒说：“侍候如此英主，不使乖不行啊！”所谓“乖”，大体就是指耍权术。周延儒以耍权术得再相，又终以耍权术而身亡。

崇祯五十相

崇祯帝经过频频更换阁臣之后，本来希望周延儒能为他重振朝纲，结果发现，周延儒也有许多欺蒙不法行为。至此，崇祯帝对外廷臣僚更加失去了信任，总怀疑他们结党误国。于是，“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就成了挂在他嘴边的一句口头禅。这时，他对内臣越来越倚重，对外臣越来越疏远，对阁臣仍继续频繁更换。当周延儒被罢去并继而被赐死之后，仅仅三个月，崇祯帝本人也于煤山自缢。在此期间，他又换了两个内阁首辅和数名阁臣。至此，他先后任用过五十个大学士。

周延儒被罢后，崇祯帝命陈演为首辅。陈演才能平庸，学识浅薄，但却善于交结，造成了他的一项重要资本。他刚入翰林院就与内臣相交结。当崇祯帝策问阁臣时，内廷宦官探听到崇祯帝将要问的几条内容，私下告诉了陈演，所以陈演的答对颇合崇祯帝的心意。崇祯帝感到陈演是个人才，便于崇祯十三年四月点他入阁。

在周延儒被罢后，崇祯帝最倚信的就是陈演。这时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继而攻陷陕西，然后分两路进攻京师。大明王朝已危如累卵。身为内阁首辅的陈演一无筹划，只知道广为结纳，请托受贿。原来依靠周延儒的臣僚这时大都转到陈演的门下。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大军将逼近京师，举朝惶惶，廷议将吴三桂一军辙至山海关固守，入援京师。陈演坚执不可。崇祯帝决计实行。陈演不自安，遂上疏求去。崇祯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当他入辞时，自称“佐理无状，罪当死”。崇祯帝愤怒地斥责道：“你死也不足抵罪！”挥手命他离去。他因家中财宝太多，未能马上起行。他本想尽快离开京师这块是非之地，但一个多月后李自成农民军就进了北京。他的那些财宝都成了李自成的战利品，他本人也成了农民军的刀下鬼。

崇祯帝命魏藻德接任陈演为首辅。他是崇祯十三年的状元，三四年间即升至内阁首辅，可谓升迁神速。崇祯帝对他的信任是从殿试时开始的。当时崇祯帝想得异才，召新进士四十八人于文华殿，亲行策问。崇祯帝所提问题是：“今日内外交讧，何以报仇雪耻?”魏藻德答以“知耻”。崇祯帝深感满意，遂点他为状元。崇祯十六年五月，即周延儒被罢的同一个月，魏藻德进入内阁。崇祯帝对他的期望很大，但失望也大。魏藻德在内阁一无建树，碌碌无为。如果说他有所建树的话，也只是一味“令百官捐助而已”。他任首辅只一个多月，京师即被李自成攻陷。他本人被农民军追赃助饷，拷掠致死。

除魏藻德于周延儒被罢后入阁以外，崇祯帝又先后选用了四个内阁大学士：李建泰和方岳贡于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入阁，范景文和丘瑜于崇祯十七年一月入阁。当后两人入阁时，明王朝离灭亡也就只剩两个月了。这几人除李建泰以外，都当了李自成的俘虏。李建泰较有心计，在李自成向京师逼近时，自请出京督师。他处处逗留，实际上什么仗也没打，只是为了自己逃命。

崇祯帝在临灭亡前的几个月内，又连换两个首辅，新用五个阁臣。至此，“崇祯五十相”就足足够数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造成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朋党之争，有时激烈，有时和缓，但自万历以后从来就没有止息过。有时表面上看似缓和，实际在暗中仍很激烈，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人一旦陷入朋党之中，则无是非可言。只要是自己的同党，即使办了坏事也极力庇护；只要不是自己的同党，即使办了好事也百般诽谤，甚至将功说成过。一旦某朋党掌权，则极力呼朋引类，排斥异己。另一朋党则伺机待发，时刻谋划着怎么样可以取而代之。为了倾陷对方，什么样的手段都敢用。各党中都有一些狡黠贪墨之人，这些人也就往往成了对方攻击的缺口。缺口一旦被打开，马上就株连到大批同党。如此明争暗斗，反反复复，集中表现在阁臣的任用上，就出现了“崇祯五十相”的可悲景象。内阁是朋党斗争的焦点，所以阁臣就更换得特别频繁。这正像在崇祯时曾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的王世德所说：“如其人是自己的同党，则极力庇护他，他所干的祸国殃民的事都可以不问；如其人不是自己的同党，他纵然有可用之才，也一定要多方排陷他，务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国家大事则在所不顾。”王世德曾亲自参与刑讯系于诏狱的朋党，他对此深有感触。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救过唯恐不及，自然不肯勇于任事。崇祯帝在那里走马灯似的更换阁臣，但政事却一天比一天败坏。

这些大臣在朝中都表现得一本正经，但在私下排陷对方时则凶相毕露，无所不用其极。像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编写顺口溜坏人声誉等，在当时司空见惯。在崇祯十五年枚卜时，京师中流行一种所谓“二十四气”之说，显然是没被会推上的人所编造。这“二十四气”是：“杀气吴甡，棍气孙晋，戾气金光宸，阴气章正宸，妖气吴昌时，淫气倪元璐，瘴气王锡衮，时气黄景昉，膻气马嘉植，贼气杨枝起，晦气王士镕，霸气倪仁桢。疝气周仲连，粪气房之祺，痰气沈维炳，毒气姚四季，逆气贺王盛，臭气房可壮，望气吴伟业，杂气冯元飙，浊气袁恺，油气徐汧，秽气瞿式耜，尸气钱元宪。各有诨号”。从名单中可以看出，其中良莠不齐。像吴昌时，的确“妖气”十足，而瞿式耜和倪元璐等则是清正有气节的名臣。这“二十四气”之说显然是朋党斗争的产物。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崇祯帝本人。他生性多疑，用人不专，又不善于驾驭群臣，只一味以重刑惩治。实际上，朋党之争在历史上多有所见，倘驾驭无术，的确可以给朝政造成很大的破坏。倘遇到英明之主，驾驭有方，则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危害。例如，清乾隆年间，以张廷玉和鄂尔泰为首的两党明争暗斗，但乾隆皇帝明察秋毫，沉机独断，重大节不计小过，使两党都争着为国立功，党争并未给乾隆朝造成大的危害。崇祯帝则缺少这种气度和谋略，忌恨结党而又的确有党，一有表现则非罢即杀，这就必然造成阁臣的频频更换，使他在位十七年间始终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中枢机构。

崇祯帝在频频更换阁臣的同时，大概也感到人才难得，所以有一次召问诸臣：“怎么样才能选拔到人才呢?”刚复职不久的黄道周说道：“树人如树木，须养之数十年。近来人才远不及古，况摧残之后，必深加培养。这话实际上是说，崇祯帝不知爱养人才，而只知“摧残”人才。幸好这一次说得较委婉，崇祯帝没有治他的罪。黄道周的话说出了崇祯帝在用人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弱点。

由于崇祯帝频繁更换阁臣，有的阁臣只在职几个月，故对崇祯帝到底用了多少阁臣难以确知。正因如此，后人在有关的记载中说法不一。有的书上说成四十多相，有的经过一番考证，说实为四十九相。连《明史·李标传》中也说：“先后易置宰相，几五十人。”更多的是笼统地称为“崇祯五十相”。孙承泽在崇祯时曾任给事中，入清后官至吏部左侍郎，熟悉明末史事。他在《春明梦余录》中详列崇祯帝所用阁臣名单，的确是五十人。因此，后人所称“崇祯五十相”并非言其大概，而是确指。

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用了“五十相”，不少史书称这种现象为“自古所无”。崇祯帝身处多事之秋，急于求治，求治不成则归罪阁臣。于是，更换阁臣殆无虚日。结果是，崇祯帝越是频频更换阁臣，中枢政事就越是紊乱和败坏，因而也就越发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杜佑：《通典》卷21。
《明史·职官志》。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内阁”。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顾秉谦传附》。
文秉：《烈皇小识》卷4。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黄立极传》《阉党列传·施凤来传》。
《明实录》天启七年十二月条。
《明史》卷251《李国传》。
谈迁：《国榷》卷88，天启七年十一月“己卯”。
《明史》卷306《阉党列传·来宗道传》。
《明史》卷251《周道登传》。
《明史》卷251《刘鸿训传》。
《明史》240《韩传》。
《明史》卷251《李标传》。
《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2；《明史》卷308《奸臣列传·温体仁传》《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1。
《明史》卷251《钱龙锡传》。
《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3；《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3；《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明史》卷308《奸臣列传·温体仁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3；《明史》卷308《奸臣列传·温体仁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2。
《明史》卷265《倪元璐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4；《明史》卷308《奸臣列传·温体仁传》。
《明史》卷251《文震孟传》；文秉：《烈皇小识》卷3。
《明史》卷251《文震孟传》。
《明史》卷258《许誉卿传》、卷251《文震孟传》。
《明史》卷216《罗喻义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4。
文秉：《烈皇小识》卷4。
《明史》卷308《奸臣列传·温体仁传》。
《明史》卷251《郑以伟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5。
《明史》卷253《张至发传》；文秉：《烈皇小识》卷5。
《明史》卷253《张至发传》。
《明史》卷253《薛国观传》。
《明史》卷253《范复粹传》。
《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明史》卷251《蒋德璟传》。
《明史》卷251《蒋德璟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5。
《明史》卷260《余应桂传》；文秉：《烈皇小识》卷5。
《明史》卷267《沈迅传》；文秉：《烈皇小识》卷6。
《明史》卷255《黄道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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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7《召周延儒》。
文秉：《烈皇小识》卷7。
文秉：《烈皇小识》卷7；《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崇祯实录》卷15；夏允彝：《幸存录》。
《明史》卷288《文苑列传四·张溥传》。
《明史》卷308《奸臣列传·周延儒传》。
文秉：《烈皇小识》卷8。
《明史》卷258《熊开元传》；《崇祯实录》卷1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记》。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记》；文秉：《烈皇小识》卷8；《崇祯实录》卷16。
《明史》卷253《陈演传》。
《明史》卷253《魏藻德传》。
王世德：《崇祯遗录·序》。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3《二十四气》。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黄道周经筵应对》。
王棠在《知新录》卷13中称：“崇祯一朝共四十四相，何其多也！”李慈铭在《崇祯五十相考》(见《越缦堂日记补》丙集)中称：“以上计四十九相，言五十相，举其略也。”经笔者核查，李文所举缺黄立极一人。如此，亦恰为“五十相”。徐鼒《小腆纪年》卷1称：“帝求治太急，先后易置宰相，凡五十人。”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