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赵氏闺媛诗（代序）

岑玲

黔地自古为边远穷荒之地，历来远离中原发达文化，在唐代时更被柳宗元称之为“播州非人所居（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之地，但在清代中后期的一百多年间，在黔北一片方圆不过十来里的神奇土地上，却出现了“沙滩文化”这个贵州文化史上的奇迹，它所产生的文化效应，绵延千里，历时百年，沾溉甚远，历来为研究地方文化者所关注。

沙滩文化最具代表的文人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历来研究郑莫黎者都论及了他们对贵州文化的振举之功，但少有涉及家学渊源对其女眷的影响，本书是将西南硕儒郑珍之女郑淑昭夫家赵氏一门的闺媛诗加以注释并简评，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晚清时期遵义的女性文学创作，不至使之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被人所遗忘。

一、赵氏一门闺媛事迹

郑珍之女郑淑昭嫁与郑珍所器重的弟子赵廷璜为妻，在家族文化的影响下，赵氏闺媛一门风雅，吟诗唱和，从相关的历史材料中得知，她们其中四人有诗集传世，这在贵州晚清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她们是：郑珍之女郑淑昭（赵廷璜夫人）、赵廷璜妾唐贞、郑淑昭长子赵怡之妾罗绵纤、次子赵懿之夫人华璇。

郑淑昭（1826—1877年）：赵廷璜夫人，字班班，生于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二月初十，卒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夏六月十二，终年52岁。道光28年（公元1848年）23岁时嫁与赵廷璜，为夫妇29年。有子三，赵怡、赵懿、赵恒。赵怡为进士，另二子为举人。郑淑昭诗凡五十六首，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由其长子赵怡刊印于京师，为《树萱背遗诗》一卷。“树萱背”为郑淑昭住所之名。

唐贞（1869—1900年）：字云英，四川新都县人，赵廷璜妾。生于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卒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终年32岁。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16岁时嫁与赵廷璜为妾，侍赵廷璜至綦江五年，随赵廷璜到次子赵懿名山令之官所又三年，后又随赵廷璜到嘉定、重庆、叙州、綦江、万县、云安之间又八年，与赵廷璜为夫妇16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七月二十二日，赵廷璜病逝于綦江寓所，唐贞悲痛欲绝，安顿好丈夫的后事后服毒自尽殉夫，以此得到朝廷的旌表。唐贞无子女，以族孙赵宗复为嗣。其诗凡九十九首，由赵廷璜长子赵怡整理刊刻，为《云英吟卷》一卷。“云英”为赵廷璜赐唐贞的字。

罗绵纤（1876—1914年）：四川什邡罗村人，赵怡（赵廷璜与郑淑昭之长子）妾。生于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卒于民国4年（公元1914年），终年39岁。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17岁时嫁与赵怡为妾，此时赵怡妻郑纨（郑珍之孙女）已过世四年，但她仰慕郑纨的贤德与大家风范，故终以小妾之礼侍赵怡，随赵怡至新津石泉任所及其他官所。辛亥年（公元1911年），年仅17岁的儿子宗祜病死于路途中；次年（公元1912年），年仅15岁的女儿琚又病死于锦里（成都）。1914年七月二十五日，赵怡病逝，罗绵纤亦效仿婆婆唐贞，服毒自尽以殉其夫，与赵怡为夫妇22年。其诗凡一百一十六首，在罗绵纤生前其诗经赵怡审定，在她殉夫死后，赵怡弟赵懿嘱山阴胡薇元（胡薇元中进士后曾在四川为官）删节，使成定本，为《香草楼诗卷》一卷。香草楼为罗绵纤住所之名。

华璇（1857—1907年）：赵懿的夫人（赵廷璜与郑淑昭次子）。生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终年51岁。华璇是遵义华正伦之女，华联辉之侄。其诗凡一百五十余首，诗集名为《问字楼诗稿》，惜其散佚难寻，仅于《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列传七得其佚诗六首。问字楼为华璇住所之名。

二、女性涉足诗坛的时代风气影响

中国向称诗礼之邦，中国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在漫长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一部中国文学史其实就是男性的文学史，就是那些缠绵悱恻的闺怨宫怨乃至弃妇之类的诗词也都是出自男性之手，女性文学从来就是缺席的。但从相传许穆夫人所作的《载驰》开始，历代皆有杰出的女性作家，其中不乏一些直欲压倒须眉之才女，如李清照。但在浩瀚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女性作家毕竟是寥若晨星，而这种状况在明代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有女作家凡4000余人，而明清两代就有3750余人，占中国古代女作家的90％以上，特别是清代女作家更多，约3500余人，其中江浙两省又占了80％。对于明清两代妇女文学的繁荣及其原因，近年来论者多有探讨，不外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原因，此不赘述。

女性文学创作在明清之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这种繁盛的局面又表现出几个显著的特征：

创作主体的家庭化

明代末年，江南女子已有姐妹、母女、婆媳一门皆诗的风雅之事，如明末清初吴江叶氏午梦堂，一门风雅，相映生辉。叶绍袁妻沈宜修，是明代大戏曲家沈璟的侄女，工诗词，所生五女八男均有文采，第六子叶燮为著名诗论家，长女叶纨纨、次女叶小纨、三女叶小鸾、五女叶小繁、三儿媳沈宪英均工诗词，著有诗集。其作品统由叶绍袁汇刊入《午梦堂全集》，广为流传。到了清代，诗风益炽，特别是富庶的江、浙一带，闺中诗才辈出。女子于相夫课子之暇，也能以词章播名艺林。据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作考・自序》所言：“清代妇人之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

创作题材的多样化

举凡诗词、曲赋、小说、戏曲、弹词等等，女性作家均有佳作，并且介入了文学评论，其中特别是女性评女性的作品，更是值得研究的题目。

女性创作的团体化

女性从闺阁吟咏走向闺阁之外结社，这是女性文学由个体走向群体活动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末女子也如男性文人一样结社立派，此风到清时尚盛。如清初钱塘御史钱肇修的母亲顾玉蕊，工诗文骈体，曾集合能诗之女子，成立蕉园诗社，当时有著名的“蕉园五子”（徐灿、柴静仪、朱柔则、林以宁、钱云仪）。她们或在节日相邀，饮酒赏花、或闺中聚首，谈论琴棋书画和切磋诗艺、或登山泛舟，或访古探幽，每次雅集，均会有诗词唱和。结社吟诗作为一种时代风尚流行开来，清代女子便不再满足于一家一户自我娱乐的唱和，而希望有交流、竞争的机会，于是同里女子结诗社之举应运而生。《红楼梦》中的海棠诗社就是此种风气之真实写照。

女性创作的社会化

明清时期，文人都喜好招收女弟子，如晚明的李贽，清代中期的袁枚、陈文述以及晚清的俞樾等，设帐收徒，其中就有不少是当时的闺秀。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的繁荣和风气的开通使得文人能够不拘于世俗偏见，欣赏并推崇才女；另一方面，较之平常女子，才女求证自我能力和价值的愿望也更强烈一些，所以更希望得到名师指点。袁枚招收随园女弟子，此举虽遭道学家们的强烈攻讦，但这种新的趋向表明了社会逐渐对女性文采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正在逐渐松散和走向瓦解。这些女诗人互通声气，以诗会友，对世俗偏见形成了有力的挑战。袁枚曾经编辑《随园女弟子诗选》，又著有《随园诗话》，表彰门下女弟子。

尽管清代女诗人不乏才情，并结社联吟，颇有声势，但“数逾三千”的清代妇女诗文集，能够流传至今的并不多。且因妇女生活的相对封闭状态，作品内容题材仍难出闺房之囿。

遵义地处偏僻，妇女的文学创作规模及成就故不可与江浙一带的蔚为大观同日而语，但赵氏闺媛诗歌创作的现象受时代风气之影响，也有上述女性文学创作的特点。

首先是它的家族化。婆媳四人均有诗集传世，这在贵州实属罕见，且沙滩文化本身就具有家族化的特点。

其次，时代风气之影响。明清之际，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著作之丰，人数之众，为历代所未有。黔地虽僻远，但也受此风浸润，加上沙滩文化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圈的特点，故而在赵氏闺媛诗中也不乏与诗友的宴集唱和、赠答之作，如唐贞的《次卢雪漪春山闲望韵》、《和陈静宜落花》、《分咏得班姬辞辇》、《分咏得绿珠坠楼》、罗绵纤的《村居次希道原韵》、《咏白莲次希道公子韵》、《次韵碧箫听莺》、《次韵和碧箫梦鹿亭玩月》、《偶咏赠碧箫》、《闻蝉次韵碧箫》、《咏雪》等就表现了这种风气。有的时候就是家人的唱和，或是随情赋诗。如郑淑昭的《病起抒怀再次前韵》、唐贞的《次韵答次咸病中作》、罗绵纤的《武阳官舍初夏偶兴呈郎主》、《立秋日呈郎主索和》、《春日同人宴集二仙庵》等。此类诗的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它毕竟反映出赵氏闺媛诗在特殊的文化氛围中受时代风气之影响表现出来的诗歌创作的半开放性。此种情形在遵义的其他女诗人的创作中也能见到，如郑珍辑录的播州自明万历至清咸丰252年间诗歌的诗集《播雅》中，辑有明代一人、清代八人的女性诗歌，其间多是女诗人的身世悲慨之作，虽不属于同一家族，但也同样有次韵之作。这些都可说明女性文采风雅的时代风气对僻远穷荒西南一隅的辐射影响。

三、家学影响及本人潜心努力

明清两代，由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出现了许多文学世家。这种文化氛围对女性产生影响，于是形成家庭中一代或数代女性的文学群体，往往是一门风雅，作家辈出。这种家庭文化的繁荣，既有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更多的还是根基于人文环境氛围，即诗礼之邦、书香门第的文化传统，以及重视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对女性的熏陶。

被誉为“西南硕儒”的郑珍，在诗歌、文字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历来得到研究者极高的推崇，如钱仲联先生言“郑子尹诗，清代第一”，“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以郑珍为代表的郑、莫、黎所组成的沙滩文化群体，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对遵义文化乃至贵州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沾溉甚远，流波所及，直至今日。在当日家族文化氛围中，女子也浸润诗风，研墨习诗，最具代表性的是郑珍之女郑淑昭从小就得到父亲郑珍的悉心教育，深得郑珍学问特别是诗才之陶冶。在适遵义县平水里人赵廷璜后，其家学渊源影响了赵氏一门，婆媳四人有四卷诗留世，这确是遵义文化的一个奇迹。山阴胡薇元在为罗绵纤所题《罗烈妇墓志铭》中云：“何赵氏之多贤媛而悉善诗耶？则闺门穆雍，诗礼之有以陶淑其性情也。”这里已清楚地指出了赵氏家族的文化氛围对一门闺媛的深刻影响。

首先，家族的文化氛围，使得这些女性能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女性文学创作的条件和机会，同时，身为才子之妇，也驱使着她们想尽量去融入这种文化氛围之中。如郑淑昭的《抄录历朝闺秀诗毕，书八韵于后》：

追溯闺人杰，名章汉魏遐。柔情咏纨扇，哀怨诉胡笳。后世趋浇薄，文言尚缛华。断肠怜句苦，漱玉诩词葩。黄屈先朝雅，柴王近世夸。笔宜称大手，慧岂拾人牙。妇事原非重，前修亦罕加。女才何足贵，姑姪羡班家。

诗中几乎是列举了历朝妇女文学创作中所有卓有成就的才女，欲踵武其后之情溢于言表，这些才女的作品正是赵氏闺媛学习诗歌创作的最佳范本。

如唐贞的《读书有感》：

生小农家女，何知古与今。自惭葑菲质，幸亲儒雅林。德门萃贤媛，雅伴联幽襟。巾栉多闲暇，典籍得研寻。初诵曹家诫，口齿涩难禁。十年学拈毫，偶或成一吟。近来抛女红，古癖奄在心。居然陶令居，卧起弄书琴。女君实贤圣，未及侍巾簪。时持一瓣香，魂梦亲容音。萱背有芳躅，怀嚮亦何深。

诗中写了读书的万端感慨，有嫁于书香门第的庆幸，有与众贤媛结伴吟诗之乐，有十年读书之艰辛，有终有所成的喜悦，有对身为女性的惋惜，有对家乡和亲人的怀念，真是百感交集，集于笔端。

另如罗绵纤的《读蔡女胡笳十八拍》、《学张夫人拜新月》也表现了向古代女性作家学习诗歌创作的情况和仰慕之情。

其次，赵廷璜直接受教于郑珍，是郑珍学问的传承人之一。赵廷璜少时，家本寒素，喜读书而没有条件，故常常怀揣书本而劳作，“有富贾劝锡龄（赵廷璜之父）曰：‘一门孝秀而不救贫，盍弃儒而习贾乎？’廷璜泣告母，不肯废去，于是从学于征君（即郑珍），得涉许郑门户，旁及金石篆隶之书，诗古文辞，悉深研究之。”（《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上，列传一）正是这种对学问的慕求及刻苦得到了郑珍的赏识，也成就了他和郑淑昭的姻缘，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其诗风跟郑珍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同时也对身边的女眷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再次，郑淑昭是郑珍的女儿，在父亲的身边，耳濡目染，也会对郑珍的诗风有所体悟。在赵家，郑淑昭事亲敬，教子严，“濡染家学，妇德母仪，一世楷模，诗词亦绰有大家风范”（《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三列传五．列女）。其诗承传乃父风范且又有女性的温婉细腻，加上郑淑昭贤淑善良带来的德隆望尊，也对其他的女眷有带动之力。综观赵氏闺媛诗，我们不难看到郑珍以学问为根柢的古朴典雅诗风之影响。

除了上述家庭文化背景的影响之外，还有赵氏闺媛自身的潜心努力。她们浸润于家族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孜孜不倦，刻苦学习，天长日久而终有所成。

赵廷璜所作的《亡室郑宜人墓志》云：“宜人性孝谨，嗜读六经四子书，间亦学吟咏。自归我，值奇穷，频年饥驱，客诸侯间，每除夕一归省，过上元，即又橐笔负砚出。……暇则手执一卷，或抄或读，与诸儿女讲诵不辍。”

赵怡所作的《云英吟卷・事略》云：“孺人幼，虽识字未博，然尝诵诗、四书，及先府君授以刘向列女传，及班大家女诫诸篇，益达妇女大义。……怡家多藏书，女子皆喜谈文史，孺人泛观古今传记，以及稗官野乘，里巷不典之书，而至其忠贞义烈，名节独行故事辄好寻人与共谈说。”

赵恒《云英吟卷跋》云：唐孺人（唐贞）“初亦识字，及归我先大夫，入门，见吾家多藏书，又门内皆喜吟讽，曰：‘吾何修得此者，不今之学，辜负此生矣。’遂奋然读书，每至夜分灯灺，犹咿唔伏案不辍，若恐人先我知。见古今名媛诗辞书画，虽片纸靡不欣赏咨嗟，自恨弗及。十余年来，积诗数百首盈妆箧，手录成卷，置枕上，背人辄吟哦塗窜，期当意乃已。”

山阴胡薇元撰《罗烈妇墓志铭》云：罗绵纤嫁到赵家，赵家“一门风雅，姒娣子女皆能诗，遂顾而乐之。时时就幼渔（赵怡字）学书，为之讲解古今大义，取古贤女事为譬喻析说，姬端立静听，有所领悟，不数年，竟能诗，与家人唱和，孜孜不倦，诗字颇近幼渔”。赵宗献（赵怡嫡子）《庶母罗孺人事略》云：罗绵纤“凡有作，必祈合先君诗法神韵风骨而后已。每当午凉夕月，茗盅香灺，众谈倾座，则默不作一语，而渺漠于烟云树鸟之趣，沉冥于铿锵韵味之间，盖已深浃，洽乎诗境矣。”

《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列传七记载赵懿妻华璇：“性沉静笃厚，自幼喜读书史。懿豪于诗，璇常吟咏，每深夜不息烛，所作诗颇有温柔敦厚之意。”

从以上所引资料看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固然有其重要的熏染作用，但是跟她们自己的聪慧与刻苦自励也有很大关系。这些诗歌都是赵氏闺媛们在诗歌的王国里刻苦追寻并以毕生心血去经营的结果。

四、清代节烈观的影响

在赵氏闺媛诗人中，赵廷璜之妾唐贞和赵怡之妾罗绵纤婆媳两人都是殉夫而死，唐贞为此还受到朝廷的旌表。从两人诗集前的墓志铭、事略及文后的跋等文中，可以看出当时赵氏一门及亲友们对这种事情的由衷推崇和由此带来的家族荣耀感。

《云英吟卷》山阴胡薇元序：“其死也能从容就义，获旌于朝，称奇烈女子，然出于赵氏礼让之门，则又习与性成，若不足异矣。”

《云英吟卷》贵阳陈矩题：“千里获从游，山川助诗思。有才不自矜，妙解尊卑意。追随十六载，殉身明大义。”

山阴胡薇元撰《罗烈妇墓志铭》：“呜呼，烈矣！夫土地定位而纲常著，奇喆倡蹈而模范立。是故板荡之交，平昔好名流，谈忠孝，一旦新旧易，冰暑更，称兵执旃，指为醜虏，形诸歌咏，举世不以为羞，以视姬之赴义从容，岂不大相悬绝也哉？……而薇元为之铭曰：于嗟烈妇正气留，生榜名贤死千秋。歌薇嫠纬志同俦，为世坊表人称讴。”

赵宗献（赵怡嫡子）《庶母罗孺人事略》：“呜呼，吾家自先大父侧室唐孺人殉节，至今仅十五年，唐孺人之贞烈特行，已足暴于人人。不幸吾先君以悼伤迁改之际，流离转徙之身，憔悴悲郁，病卒于成都侨寓。是夕，吾庶母罗孺人复以身殉，呜呼，惨矣！……孺人事先君二十三年，进退无违德，与家人居，益以卑逊自约，今年三十有九。适先君捐馆舍，复能从容委躯殉义，卒成生平大愿，谓非素稔礼教之大者，宁能如是？殆亦极妇女之难能者矣。”

从以上所引内容可看出，亲友都认为殉节是奇烈女子“素稔礼教”而作出的庄严选择，其美名足可以彪炳千秋，为世楷模。人们对殉夫这种残酷事情的赞美态度，表明了明清以来愈演愈烈的节烈观的深刻影响。

自从班昭将“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写进《女诫》后，贞节观就成为了封建礼教衡量妇女德行的标尺，从此历代都有朝廷旌表节烈妇女，从国家的行政高度推崇女性的节烈。在宋代礼教的热烈提倡下，又经过元明时代的推进，到了清朝节烈观变得异常的盛行，那种狂热和痴迷使之差不多成了一种宗教，家有烈女贞女家族将之引以为荣，安徽徽州的牌坊群可作为代表。近人董家遵据《古今图书集成》统计的明代至清前期的节妇、烈妇数量的剧增，正反映了这种趋势。甚至为了家族利益荣耀强迫女子殉节的事也时有发生，清代福建地区流行的一首民歌，就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畸形的趋从：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在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

遵义虽地处偏僻，但在明清之际封建节烈观的影响和人们的盲目效仿却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地方，从《遵义府志》和《续遵义府志》的“列女传”中，能看到太多鲜血淋漓的实例，其事迹之惨烈，人数之众多，让人触目惊心。从赵氏诗中可以看出，封建礼教不仅仅是旁人的倡导和推崇，赵氏闺媛都从历代恪守礼教的女子行为范式和《女诫》、《列女传》一类书中找到了自己的行为圭臬。如罗绵纤《夜寒不寐》：“雪竹敲窗隔绮疏，金猊烟冷博山炉。夜深香被难成梦，起读床头列女书”。当女性像殉道者一样把遵循封建道德作为自觉意识而不惜用生命去维护它的时候，就不能不说是女性真正的悲剧了。当然从唐贞和罗绵纤的生平事迹中可以体会她们生命的苍凉和无奈，唐贞无子女，丈夫就是唯一的依靠；罗绵纤的儿子和女儿在两年中相继夭折，丈夫在隔年又病逝，这样残酷的打击也实在让人难以承受，这应该是她们无意于人世的原因之一，但无论怎样，殉夫的行为也难以排除节烈观的阴影，毕竟生命是最可贵的。

五、赵氏闺媛诗的内容

纵观赵氏闺媛诗，由于囿于生活境界之狭窄，其内容大致不出古代妇女诗词之传统范畴，如伤春、悲秋、相思、离别。雨丝风片、春花秋月，都会在敏感多情而细腻的女人心中引起层层情感的涟漪。

如郑淑昭的《秋夜曲》：

商飚凄紧催檐马，梧桐叶落空阶下。凤仙灼灼绕兰闺，流萤个个粘鸳瓦。谁家长笛韵悠悠，河浅星疏子夜秋。扶上高楼望明月，月明依旧使人愁。

如唐贞的《夜雨》：

凄凄夜雨洒苍苔，独坐窗寒怯未开。滴断愁肠人不寐，秋风落叶满荒台。如罗绵纤的《寓目》：

寓目春江上，繁花水外明。山扉晴日映，溪径暖云生。燕子争巢入，凫雏逐浪轻。归帆空想望，芳草极南平。

如华璇的《秋怀》：

西风萧飒动榆枌，蟋蟀秋声不可闻。一片凄清千里泪，倚云遥洒故山坟。

在传统妇女诗词的题材范围之外，赵氏闺媛诗还注入了家风影响的特点。

郑珍家从其母亲开始，就十分重视勤俭持家、辛勤劳作、宽厚待人的良好家风的养成，这些优良品质在赵氏一门的女性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传承。

如郑淑昭的《春日种菜作歌以示女蕙妇郑纨》、《种桑吟》、《巫溪饲蚕吟》，表现了亲自劳作并对晚辈的言传身教及不辞劳苦向别人传授劳动经验的崇高责任感。

四人的诗集中，都表现了对丈夫的深惋依恋之情。如郑淑昭的《病起书怀再次前韵》、《元夜》等。其《外主五十初度》云：

瞬息光阴五十秋，艰辛艾服锦江头。两行白发知同苦，满眼黄花带远愁。自愧案眉空主馈，何时琴鹤载归舟。惟将延寿一杯酒，儿女灯前唱祝寿。

唐贞的《家主赐字云英》：

谩比云英掌上身，千春惟有妾随君。此身合伴东坡老，定是朝云是暮云。

罗绵纤的《元旦试笔呈句郎主》、《接郎主书》、《秋夜侍郎主携家人泛舟》、《除夕》等，特别是《侍郎主寻濯锦江边旧游见梅花赋赠二首》于诗后附一小段文字表现其对丈夫深深的爱恋和对此一段姻缘的庆幸之情，“忆昔与郎君初遇江头，郎君戏索花枝于群侣，皆不肯应，时余娇小，独笑献一枝，此盖有天缘也”。

另如《香囊绣呈郎主》：线比情思细，针拈玉指匀。置郎怀袖侧，时念贴身人。

《偶成》：

无才薄命愧娇柔，幸托文章学士休。不及朝云事苏子，风华人共说千秋。

在动荡的岁月，赵氏之闺媛也经历了家庭的变迁、亲人的生离死别，在她们的诗中，也往往能见到乱离之音，充满了凄楚与酸辛。

如：郑淑昭《归宁登子午山梅峐》：

少小生山中，不知世尘喧。前有梅花峐，清绝当其门。梅花冬月茂，皪的藏孤邨。阿耶过邻女，相携花底间。儿群好嬉弄，背人如飞翻。五月暗偷果，缘木轻猱猿。自从别离后，廿载经寒暄。归宁北堂上，重登故林园。荆棘深无径，梅花空自緐。回身旧庐畔，基磴没无痕。累累三五冢，悽怆祖父魂。我念黄梅子，梅子黄愈酸。将酸比世味，怛恻声为吞。

诗人重归故里，少年的欢乐时光依稀仿佛，亲人的音容笑貌宛然犹存，而斯人已逝，唯余累累冢坟。故乡的萧瑟与人世的苍凉交融于心，不能自已。

如郑淑昭的《梨花树下作》：

波涛掀空雪翻绮，昨日行吟此花里。银云散径迷西东，今日此花千树空。繁华能得几时好，况复凝姿尤易老。君看花下昔成蹊，而今寂寞谁来扫。却嫌风雨太多情，须臾幻示人枯荣。剪玉裁冰浩无数，故园此日知何如。

诗人从无情风雨催花的凄楚中，体悟到了人世荣枯的迅疾。“君看”二句大有林黛玉《葬花吟》之风调，而结句兼及了思乡之情。

如唐贞的《送乃康归故里》：

戚戚竟何事，离肠对绮筵。一身行自慎，千里喜先旋。远树遮乡国，秋波滞客船。从兹分别去，相会又何年。

诗中乃康即赵恺，为赵怡的堂弟。此为送别之诗，由堂弟的归乡而引发了离愁别绪和强烈的思乡之情。

罗绵纤的《奉送郎主扶亲柩归里》：

鄨树巴云千里阴，悽扶亲柩返乡林。王戎已是支鸡骨，更历楼关冰雪深。

丈夫扶亲柩归乡，余下的只有满目的凄楚与苍凉。

《藤花架下忆亡女琚》：

轻寒薄暖净无尘，紫蔓朱藤照眼新。依旧去年香满架，伤心不见咏花人。

去年的花今年依旧，却不见了爱女的笑颜，伤心惨怛，令人断肠。

如华璇《亡夫生日设祭》：

伤心事事成哀恸，呜呼吞声死别离。悬弧之期又今日，堂前泣奠沾裳衣。阴风惨淡魂归来，肴馐未餐我心悲。两男两女并随叩，不见举案双齐眉。嗟嗟不见举案双齐眉。

亡夫生日设祭，阴阳两隔，阴风惨淡，肴馐未餐，只有随拜的儿女，却没有了举案齐眉的知己。生离死别，令人哀恸。

在她们的诗中，还弥漫着浓郁的亲情和友情，

如郑淑昭《正月十四日先妣生辰》：

春风一夜漏声长，枕上思亲欲断肠。儿女哪知哀未忘，醒呼灯节要辉皇。

《送二子乡试》：

别路晚风侵户凉，含情独步意丝长。却同雁子衔芦去，可许双襟惹桂香。

《夜坐忆怡懿二子》

风动帘钩梦不成，黄花脚下乱蛩声。丁东漏尽芭蕉响，忆尔同心恋母情。

如唐贞的《思亲》：

十年犹未见阿娘，枕上思亲泪数行。恰梦归宁又惊醒，此生合姓女萝唐。

《怀远》：

十年无此别，江上已深秋。绿竹含凄韵，黄花动远愁。清砧孤梦坼，寒月旅魂收。风雨故人在，晨昏伯子忧。平生最萧瑟，扶老锦城游。（时长公子鄨生弃官归蜀从侍）

其他如《中秋夜望月怀朱娣》、《立秋夜怀长公子鄨生吴中》、《留天水族朱娣》、《问玉芙孺人病》。

如罗绵纤的《闻碧箫为作绣履先作诗谢之》、《得碧箫锦城书》、《夏日怀碧箫》等。

在赵氏闺媛诗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诗中展示的异乡风土人情，让人们感受到了诗人走出山乡后眼界及诗歌内容的拓展。如罗绵纤的《酉山晚眺》描绘了羌族聚居山寨独特的景致，诗歌展示了羌族当地的历史文化，而“趁墟”、“羌女”、“渡笮归”等富有浓郁的异域生活气息。

六、赵氏闺媛诗的艺术特点

赵氏闺媛诗风格古朴典雅，颇有郑珍遗风，并具有对传统古典诗歌的继承。形式上以五七言近体诗为主，间有五七言古诗及少量杂言诗，其五七言近体诗颇见功力，诗中不乏经典的属对之句。其诗歌创作来源于家学、书本及对生活的体验，从中可见赵氏闺媛深厚的古典诗歌文化底蕴。作为生活于山区视野相对狭窄的女性而言，真真是难能可贵了。

赵氏闺媛诗同其他古代女性文学创作一样，摒弃了任何的功利色彩，诗歌于她们只是生命体验的彰显。她们把诗歌作为抒发情感的载体，倾尽毕生的精力和心血苦心孤诣地去经营它，故真情实感是其共同的特征。在艺术手法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用典：

郑淑昭《见雪偶成》“闲教女儿吟絮句，诗成宁让谢安家”，来自于东晋谢道蕴咏雪句“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典故。

唐贞《鹪鹩巢》诗题取意于庄子《逍遥游》中“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于河，不过满腹”，《读书有感》：“自惭葑菲质，幸亲儒雅林”。源自《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句。《病起》“分付侍儿帘乍卷，蔷薇时送晚香来”，取意于李清照词《如梦令》“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句。《次咸五公子暨其孺人生日，奉家主命作诗寿之》“莱衣双锦列椿堂，儿女成行跪拜忙”，此出自古代孝子老莱子戏彩斑衣以娱双亲的典故。

罗绵纤《新秋夜》“谁家已动班姬怨，纨扇清歌哀韵流”，用班婕妤作《怨歌行》以纨扇寄寓失宠之悲辛的典故。

化用诗词成句：

唐贞《春初忆鹤岩》“草木依春发，山城未见花。风光何处好，应到野人家”。源自欧阳修《戏答元珍》诗“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句。《戊戌元旦》“昨宵爆竹匝街声，万户新桃日正晴。客思欲归归未得，春风依旧动乡情”。源自王安石诗《元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句。《登楼闲望》“高楼闲望满山春，桃李菲菲柳色新”，源自于王维诗《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句。《送乃康归故里》“从兹分别去，相会又何年”，源自李白诗《送友人》“挥手从兹去，萧萧斑马鸣”句。《怀远》“平生最萧瑟，扶老锦城游”，源自杜甫《咏怀古迹》“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东江关”句。

罗绵纤《接郎主书》：“尺素朝随宾雁来，窗前开看独增哀。归期曾报秋池雨，秋已深时又不回”。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月夜江楼有思》：“花风送一帘香，冰簟银床水阁凉。思寄愁心与明月，湘波上下逐仙郎”、《得碧箫锦城书》：“我欲将心倩明月，幽情还寄浣花湄”，化用李白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春晴》：“一片春心觅谁寄，西楼独上脉无言”化用李煜词“无言独上西楼”。《水亭偶咏》：“后溪花落知多少，尽日流红过水亭”，化用孟浩然诗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江晓偶兴》：“晓看红湿处，水外白家林”，化用杜甫诗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暮春杂咏》：“众绿渐肥红渐稀，瑶阶芍药映香帏”，化用李清照词“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綦水暮春》：“江上蘼芜绿无尽，雨丝风片满南州”，化用汤显祖《牡丹亭》中曲句“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次韵碧箫听莺》“花边闲倚雕阑立，细听娇莺自在啼”，化用杜甫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立秋日呈郎主索和》“何妨燕子将如客，忍别双栖玳瑁梁”，化用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

华璇《送夫弟恒还里营葬先夫》“行行复行行，泪洒霜林丹”，化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喜用冷僻之词：

唐贞《暮春》：“昨夜闻风雨，今朝见落花。园林春欲尽，婪尾几枝斜。”“婪尾”为芍药的别名。罗绵纤《村行》：“一径村家竹，檀栾剧可怜”，“檀栾”用来形容竹秀美的样子、《春夜》：“子规啼竹外，么凤宿桐阴”，“么凤”指一种像凤凰但体型较小的鸟、《夜庭月坐》：“刍尼翻树顶，猧子卧花阴”，“刍尼”是梵语，指喜鹊、“猧子”指小狗。

赵氏闺媛诗以温婉细腻，含蓄蕴藉为主，但于主体风格之外，偶见豪放之别调如郑淑昭的《梦》：

六龙飞空系不住，奔随海水长流去。南风悠悠吹野心，卷入浮云最深处。

浮云如絮絮如烟，碧海青天无尽年。九琳之堂八琼室，瑶光宝雾何莹然。

纷纷燕蝠争晨瞑，蛱蝶联翩呼不醒。举头一笑杯自空，蓬莱九万云霞红。

此首诗一如李清照的《渔家傲》词，以记梦的形式，表现了人性拘束下渴望精神自由的强烈愿望，那“系不住”的旷世豪情，想落天外，那“举杯一笑”中，又蕴涵了多少现实的无奈与悲哀。

七、余论

综上，赵氏闺媛诗从内容及艺术技巧上，均大致不出清代妇女创作一路，但它具有家族同一性之特点，且出现在穷荒远僻黔北一隅的狭小地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她们诗中对人生的体悟、对亲情友情的啜饮，对苦难的哀吟，对自然山川的赞美，对历史文化的追慕，还有那深厚的古典诗歌功底，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强烈的震撼。作为郑珍为代表的沙滩文化之旁枝，对她们的研究可以深化沙滩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作为晚清黔北的女诗人群体，她们也应该是晚清黔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研究的重要价值而不应被人们所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