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闺媛的生命乐章——评赵氏闺媛诗

王刚

赵氏闺媛两代四人，赵廷璜之妻郑淑昭著有《树萱背遗诗》，赵廷璜之妾唐贞著有《云英吟卷》，赵廷璜长子赵怡之妾罗绵纤著有《香草楼诗卷》，赵廷璜次子赵懿之妻华璇著有《问字楼诗稿》，其创作贯穿19世纪后半叶。赵氏闺媛两代四人，有二人（唐贞、罗绵纤）自尽殉夫。赵氏闺媛两代四人，以其诗稿记载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情感流程，以其两人自尽殉夫的悲壮行为，为我们展示了清朝末年时期知识妇女的生活境况和情感流向。

一

赵氏闺媛接受的是封建正统女教。总体来看，封建女教，特别是男尊女卑、贞操节烈等观念，束缚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封建正统女教也具有“凝聚家庭宗族、稳定社会结构、巩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强化大一统封建统治的功能”，同时包含了温柔贤惠、和顺谦让、勤劳俭朴、无私奉献等传统美德。（参见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568－575页）从赵氏闺媛的生平事迹和诗歌作品中可以看出，她们将中国妇女在“凝聚家庭宗族、稳定社会结构、巩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作用，以及温柔贤惠、和顺谦让、勤劳俭朴、无私奉献等传统美德发挥到了极致。

四人之中，郑淑昭的身份尤为特殊、重要。她是清代黔北沙滩文化的领军人物之一、被称为西南巨儒的郑珍的女儿，是赵廷璜的正室。其余三人，唐贞是赵廷璜的妾，罗绵纤、华璇是郑淑昭的儿媳。书香门第的出身，正室、婆婆的身份，使郑淑昭的言行举止为家风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郑淑昭按照正统女教的规范安身立命，塑造家风。对郑淑昭的影响最大的是汉代史学家班昭，班昭所作《女诫》成为她为人处世的准则。因此，其父郑珍“名之曰淑昭，而字以班班”。（黎庶昌《赵宜人墓表》）就像班昭《女诫》所要求的那样，郑淑昭严格恪守妇德、妇言、妇容、妇工，相夫教子，做好表率。其夫赵廷璜为谋生计，常常“橐笔负砚出”，淑昭“白发倚杖，破涕为笑，以送游子”（赵廷璜《亡室郑宜人墓志》）。除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还要教育三个儿子，“宜人之教诸子也，率多口授，或据灶觚，或携之菜畛，或置纺车舂臼之旁，必使随音缓读，背诵如流乃止。”在郑淑昭的教育下，三个孩子俱成大器：“怡，进士，官四川新津县；懿，官四川名山县；恒，官四川盐大使，均举人。”因此，《续遵义府志》高度评价了郑淑昭的风范：“淑昭濡染家学，妇德母仪一世楷模，诗词亦绰有大家风范。”（《续遵义府志・卷二十三・列传五》）郑淑昭去世后，唐贞、罗绵纤、华璇才先后嫁入赵家，郑淑昭对唐贞等人并无直接影响。但是，郑淑昭的妇德母仪、家教家风，特别是她所遵从的《女诫》规范，深刻地影响着赵氏闺媛。

郑淑昭去世8年后，唐贞嫁给赵廷璜。“孺人为人，明达敏断，口辩流捷，手指妙巧，精艺能，然事先府君则卑柔恐失，承意唯谨。”（赵怡《事略》）受郑淑昭的影响，唐贞“虽识字未博，然尝诵诗、四书，及先府君授以刘向氏列女传，及班大家女诫诸篇，益达妇女大义。”因此，她恪守《女诫》规范，“闺帷礼则，尺寸罔踰。”唐贞喜好读书，尤其对“忠贞义列、名节独行故事”感受颇深。每谈及女子的名节，“则见其沧凉惨凄，发于颜色，睫赮赮然若欲泪者”。（赵怡《事略》）1900年7月22日，赵廷璜逝于綦江，唐贞以身殉夫，以极端的方式履行了作为一位妇道人家的忠贞。

罗绵纤嫁给赵廷璜的长子赵怡之时，赵怡的妻子、郑珍的孙女郑纨已去世4年。罗绵纤闻知郑纨出自名门，有大家风范，因此敬重有加，“始终以姬妾礼自持。”罗绵纤出自寒门，但倾心于诗书之家。嫁给赵怡后，为赵家浓郁的书香氛围所感染，“朝夕侍读不辍”。同时，赵怡常“告以妇女立身之大义，礼仪之则，并古今贞顺贤明，名媛节行。”赵怡病逝后，罗绵纤“悲摧恸绝”，与继母唐贞一样，“从容委躯殉义，”（赵宗献《庶母罗孺人事略》）成为赵氏闺媛中的第二位烈女。

赵廷璜的次子赵懿娶了遵义著名商人华联辉的侄女华璇。华璇“性沉静笃厚，自幼喜读书史”。“懿豪于诗，璇常吟咏，”（《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列传七》）二人情投意合。赵懿43岁时病逝于名山令任上，华璇“一片凄清千里泪，倚云遥洒故山坟”，（华璇《秋怀》）忍住悲痛，抚养两儿两女，“督两姬亦能诗，教子宗畤成庠生”（《续遵义府志・卷二十四・列传七》）。

二

家国同构的儒家伦理确立了男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家庭伦理成为国家伦理的基石，而夫妇之道是天地之道的家庭呈现，男外女内是儒家伦理体系下所规定的男女性别角色的伦理位置。”（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6）赵氏闺媛“凝聚家庭宗族”的主要纽带，就是对夫权的敬重和服从，对“妇随”地位的自觉确认。正如《女诫》所说：“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于是，家庭成为她们生活的基本空间，家务成为她们毕生从事的重要事业，相夫教子成为她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郑淑昭在丈夫“橐笔负砚”出外谋生之后，抚养三子一女，承担家庭重担，“奉亲持门户，怡愉勤约，内外秩然”。（黎汝谦《赵母郑宜人家述序》）赵廷璜之侧室唐贞继承郑淑昭树立的家风，“闺帷礼则，尺寸罔踰。与家人居，尊卑分谊，虽极纤微，必宜必审，而情意周挚，佥谓为难，以故无少长皆深爱而笃敬，逾久而弥坚。”（赵怡《事略》）丈夫去世后，唐贞“摧伤恸绝”，如“天崩地坼”，与丈夫共赴黄泉。与唐贞一样，罗绵纤在丈夫去世之后，“从容委躯殉义，卒成生平大愿”，“殆亦极妇女之难能者矣”。（嫡子赵宗献《庶母罗孺人事略》）华璇在丈夫去世后，将子女抚养成人，而怀念夫君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赵氏闺媛自觉遵从“既嫁从夫”的观念，绝对服从夫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为恪守妇道，为维系家庭、家族的生存、团结与发展，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思念远游的夫君，怀念逝去的丈夫，与丈夫的唱和，成为赵氏闺媛诗歌创作的基本题材。元宵节，儿女张灯结彩安慰病中的母亲，哪知母亲的心已经飞到远在成都谋职的丈夫身边（郑淑昭《元夜》）；丈夫年届五十，妻子作诗遥致祝贺（郑淑昭《外主五十初度》）；丈夫赐字，妻子作诗答谢（唐贞《家主赐字云英》）；罗绵纤的《武阳官舍初夏偶兴呈郞主》、《元旦试笔呈句郞主》、《接郞主书》、《奉送郞主扶亲柩归里》、《秋夜侍郞主携家人泛舟》、《立秋日呈郞主索和》等诗作，或与丈夫唱和，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与丈夫分享；华璇的《亡夫生日设祭》、《登云安沧浪亭观先夫遗画》、《送夫弟恒还里营葬先夫》、《秋怀》，俱为悼念先夫之作。从诗题的“外主”、“家主”、“郞主”等称谓来看，赵氏闺媛自觉地摆正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自觉地维护丈夫在家庭中的权威。

“在父系血统纽带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中国，家庭并非只是生育、生活的基本单位，它同时还兼具生产、教养、承担赋役兵徭等诸多社会功能。……家庭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细胞，是国家赖以建立的社会结构基础。”（曹大为《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548页）赵氏闺媛脱离不了时代的拘囿，将生命的价值定位在相夫教子、维系家庭的生存与发展之上，符合正统女教的价值观念。在封建女教对妇女的要求日益严酷的封建社会末期，她们尽其所能地履行贤妻良母的职责，成为实践封建女教的楷模和典范。就这一点而论，赵氏闺媛充分地实现了她们生命的价值，也履行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

赵氏闺媛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和民主革命的初期（1826－1914）。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既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帝国主义侵略事件，又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群众运动，还有戊戌变法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的新思潮激荡。但是，由于“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由于赵氏闺媛恪守的封建女教，遵循的妇道规范，她们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去了解、去表现山外的世界。外部世界的变化进入不了她们的视野，新文化、新思潮触动不了她们的灵魂。因此，除了思夫念夫的题材外，总体来看，赵氏闺媛的诗散发山野田畴的质朴风味，洋溢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流露闺阁淑媛的缕缕情愫，充溢自满自足的由衷欣慰。

春天种菜作歌，歌咏万物的千姿百态：“春阴吹雨轻丝丝，春畦滑滑融春泥。墙根菌子万钉集，庭隅笋露千角圭。白芥添添菔生子，莴苣老去菠蔆稀。姜芽如拳蕨如爪，翠荽绿荠纷高低。微风细颤豌豆觜，葵花簸映红胭脂。”（郑淑昭《春日种菜作歌，以示女蕙，妇郑纨》）带着女儿出门欣赏艳丽春光，也赋诗一首：“并携娇女玩春华，户外临风夕照斜。欲傍新亭闲折柳，莺声宛转度林花。”（郑淑昭《两女相随出庭》）泡茶品茗有诗为证：“砖炉石铫云团茗，远汲清泉竹里煎。鹤避疏烟松际去，一瓯香净饮花前。”（唐贞《汲水煎茶》）晚间闲庭信步同样具有诗情画意：“闲步红阑小径斜，夕阳花树半人家。莺声隔叶知何处，听过亭西曲水涯。”（罗绵纤《晚亭闲步》）在华璇的眼里，野外一片生机盎然：“蝶从芳草去，莺过杂花栖。畦晚秀如织，山晴翠欲低。春风如有意，扶我过桥西。”（华璇《野外》）由于生活空间的局限，她们只能吟咏家务事、儿女情，只能面对庭院芳菲、闲云野鹤生发感慨，只能在田间劳作、生活起居中品味人生情趣。由此，她们的诗作清纯滢澈，尤如她们像晴空一样净朗的无私心地。没有男性世界的金戈铁马、豪情壮志，同样没有男性世界的尔虞我诈、放荡不羁。

其实，作为一名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女性，新思潮、新思想也激荡起她们心中的些微波澜。但是，封建女性人格的面具限制了她们情感的流露。在感时伤怀之时，在反思女性角色之时，在表露内心的寂寞感伤之时，她们“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显示出封建知识女性的良好修养。

郑淑昭有很多诗句表达了内心的惆怅：“落尽梨花雨夜凉，藤床锦枕叹更长。”（《夜眠不寐》）“秋心独对峰三两，独立阑干望远鸿。”（《晚上池亭》）“商飚凄紧催檐马，梧桐叶落空阶下。……扶上高楼望明月，月明依旧使人愁。”（《秋夜曲》）“落尽梨花”、“独立阑干”、“商飚凄紧”、“月明人愁”等意象，透露出一位甘于恪守封建女教的知识女性内心的寂寥与矛盾。一方面，她愿意奉献自己的一切给家庭和家族，另一方面，内心隐约还有一些萌动，一些不甘、不满于寂寞现状的萌动。

唐贞对“落花”与“暮春”有特别的感受：“林花有奇色，一院斗鲜妍。……却恐东风急，飘零空自怜。”（《林花》）“怪底东风情太薄，不应吹落后庭花。”（《和陈静宜落花》）“阑干曲曲绿阴遮，不忍庭前见落花。叹息人生难及尔，一年一度又纷华。”（《感春》）“飘零空自怜”、“吹落后庭花”、“庭前见落花”，实质上是对人生短暂的慨叹。而《闲身》一诗，（“闲身无箇事，薄命拚随天。络秀才知客，朝云判是仙。兰烟随梦灭，桂露得秋妍。惟有清吟好，风花满蜀笺。”）透露出女性意识的觉醒，隐约可见时代个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罗绵纤也在悲秋惜春中流露感伤的情怀：“日暮天容淡，凉风生古槐。西风忽又至，只恐年华摧。”（《早秋》）“风露满庭梧影修，碧天凉月映书楼。谁家已动班姬怨，纨扇清歌哀韵流。”（《新秋夜》）“谷雨方过客思赊，峡天风急雨横斜。一年容易春归去，又听啼鹃怨落花。”（《暮春》）

“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封建女教对女性的要求。但从赵氏闺媛的生平事迹及诗歌创作来看，她们应当是德才兼备。吟诗作对，唱和抒怀，是她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礼传家，是赵氏闺媛遵循并传承的家教家风；诗歌是她们精神的寄托，是她们生命历程中的华彩乐章。岑玲教授的《赵氏闺媛诗注评》，收集了赵氏闺媛的生平事迹，整理赵氏闺媛现存于世的数百首诗歌，为每首诗精心作注并加以评析，展示出赵氏闺媛生命的精彩华章。因此，《赵氏闺媛诗注评》的出版，对我们深入了解黔北沙滩文化的内涵，深入理解近代部分知识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会长、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