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

《喜宴》是我至今唯一幕前露脸的电影，只有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对着老外，我解释中国人喜宴的直接露骨。

剧本的缘起

《喜宴》讨不讨喜，都和同性恋议题脱不了关系。

1985年冯光远跟我提出拍同性恋议题的构想，他因为对中学时代好友的出柜经验太过震撼，从此对同性恋议题深感兴趣。这个人当兵时正好与我同一连，是他们那群老友中最出类拔萃的。1981年3月的某一天，朋友急电要他去华盛顿D.C.，那天正逢春假，刮风下雨又打雷的，他开了五小时的车程，却听到朋友的这番告白，因此印象深刻。不过当时我倒没多大的兴趣，一来事件本身不够一个剧本的内容，二来我对同性恋的议题也并不了解。他虽有些了解，但从拍电影的角度来看，也落伍了很多。当时我们中国人有个儿子是同性恋是件天大的事；但在海外，尤其是纽约，同性恋出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自从1969年纽约石墙事件以来，美国的电影、舞台剧里不乏佳作。这个构想因此搁置。

当年在纽约时，有观众问我《喜宴》是个什么电影，我说：「《喜宴》是部李安的电影！」我的教养、背景都自然地反映在作品里。（台湾「中影」提供）

1987年夏日的某一天，我正在洗澡，突然灵光一闪，《喜宴》的点子出现。我当时想，要是来个同性恋假结婚，爸妈都出席，天下大乱，大概会很有意思。记得在伊大念书时，参加朋友的婚礼及大闹洞房，大伙临走前逼着新郎、新娘钻进被窝里，然后把衣服一件件地丢到被子外。我想，如果两个人光溜溜地在被子里擦枪走火，这个假结婚就有意思了。这是我写的第一本长篇中文剧本，《推手》还是两年后才写的。

1986年1月惠嘉毕业，我俩一路从伊利诺伊开车来到纽约，自此一家人定居在纽约近郊。为了撰写《喜宴》，1988年年初，我迁至冯光远处住了两个月，周末回家一次。因为在家挺无聊的，惠嘉看我窝在家里不做事，也烦，所以小别尚能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

本来是我和冯光远一起写。动笔后，两人开始分工，他搜集资料，我来写，于是自家经验就成了现成的素材，《喜宴》里的许多情节都是我现实生活的翻版。那段时间，我每晚灯下埋头编剧，或与冯光远聊idea。

记得剧本还未动笔前，我先写了一个每页五百字、长达十三页的故事大纲，好友王献篪看了很热心：“我回去一定帮你讲定！”1988年春天，他以制片人的身份回台与“中影”洽谈时，我才开始下笔。其实《喜宴》的剧本写过两稿，同年暑假，我和乔尔·罗斯一起编写《邮购新娘》（Mail Order Bride）的英文剧本，至他位于长岛的度假屋去一块工作，上午两人讨论构想，下午他动笔撰写时，我则改写《喜宴》。我们也曾自费前往加州，找陈冲、卢燕等人商量演出之事。“中影”热了一阵子，又冷下来，后来不了了之。因为“中影”提出和我对半投资，各出资四百万，希望我能在海外筹到资金，那时候我怎么筹得出这笔钱！

王献篪倒是还不死心，拿着剧本遍寻机会，最后找到“中影”的子公司，还是没谈成。王献篪很不爽，后来我接着发展其他的case，就不管《喜宴》了，这事也就告一段落，为此王献篪气得有几年不理我。

当初编写《喜宴》，就打算给“中影”拍。那时林登飞担任总经理，小野和吴念真负责制片企划，他们联络过我：“我们要培植第二波新导演，你是其中之一。”只记得他们跟我谈的案子，都偏重商业电影，并不是我印象中的台湾新电影。我心中虽觉得奇怪，也只是猜测，可能他们觉得我的路数比较适合商业片吧。我那时正在申请绿卡，不好回来。他们说：“你就在纽约拍。”于是吴念真写了一个《长发为君剪》的故事大纲，我不太有兴趣。我提出《喜宴》，“中影”也有顾忌，因为当时的台湾对同性恋的话题尚不如现在开放。

《喜宴》因而受挫，我也不敢再抱希望。事隔三年，我第一次去“中影”见徐立功谈案子时，虽然觉得《喜宴》比《推手》更适合拍电影，但因为先前受过挫折就没提，徐立功也说：“哪有人不拍第一名的剧本，要拍第二名的！”于是顺理成章地先拍了《推手》，《推手》因此走到《喜宴》前头。

不过，每部电影都有一条命，《喜宴》命不该绝，翻身之后，还是“中影”拍，没想到居然是一路发。

徐立功催生成功

《推手》成功，徐立功打铁趁热催我拍新片，当时我最想拍的是白羽的《偷拳》。长久以来我对清朝的武术文化兴趣浓厚，一直梦想拍武侠片。那时要是“中影”答应，我就带着人马直奔大陆陈家沟了，想想也挺过瘾的。一个老师父“太极陈”和一个小徒弟两人间的师徒情分，郎叔演“太极陈”不做第二人想；那个到处想学功夫、又老是被人糊弄的小徒弟，其实就像我，中间有许多突梯逗趣又感人的情节。要是当初“中影”答应让我拍，说不定后来的“父亲三部曲”就变成“功夫三部曲”了。说起来，《推手》也是部功夫片，中国人练功夫讲究的是修炼，干架还是小事。

世事常常就在一念之间，说起来也是命。

那时也亏得徐立功拿定主意，频频催我拍《喜宴》，他说：“《偷拳》又打不起来，不会好看，还是来拍《喜宴》比较好看啦！”

当初他看剧本就觉得《喜宴》好看，这时他想拍，我则是犹豫不决。我以前的顾虑是，因为题材敏感，被打回票，我受过挫折。现在的顾虑则是，真要拍的话，我仔细一想，自己对同性恋还真是不很了解，怕拍不对，会得罪人。后来碰到詹姆斯，心里才比较有点底。

回纽约修剧本的那段时间，我也参加了一些同性恋族群的活动，进行了解。

临门一脚

1992年2月，我带《推手》至柏林影展参加观摩展“电影大观”时，詹姆斯也在柏林。

我问他：“《喜宴》在纽约拍，好机器会不会再参与？”

詹姆斯说：“会啊！你拍应该不错，正好可以发挥所长。”

《推手》在柏林影展卖不出去，给片商看，没人理。詹姆斯就说：“那好，我们再来干一票，再卖不掉，就不再做中文片了！”于是他开始帮忙修改剧本，这是我的电影有国际检验的开始。

詹姆斯说：“《喜宴》原剧本前面有些戏不通，鉴于上次《推手》的经验，唯一的老美主角西蒙的戏得加重，某些同性恋的素材也过时了。”有关同性恋的情节，就需要詹姆斯这种人来补充最新资料。詹姆斯够前卫，很多同性恋团体的领袖都是他的好友，所以交给他我很放心。他写了，我再写，就这样来回综合修改，成了现在的《喜宴》。其实剧本从四分之一起，伟同的双亲来美，到婚礼结束、威威怀孕的部分都保留。如果全片分成四个段落，第二、三部分都没动，只有头、尾变更，最后的结局也依旧。

第一次和詹姆斯合写剧本时我就发现，有些地方不晓得该怎么从英文转换成中文，于是从头写，英文台词当然不需要。自此我开始尝到中西合作的好处，同时也面临中西合作的尴尬。不过《喜宴》时詹姆斯改动的地方并不多，加上西蒙是美国人演美国人，因此凡与他对答也都用西式的语法与口气，又是个背景在纽约的现代故事，所以尴尬不适的状况只停留在工作过程中，还没有显现到剧本内容上来。

选角费周折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记得金素梅正在屋内练习时，郎叔到纽约，进门只看了一眼就说：“飘啊？！”老经验就是不同。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金素梅学得很认真，片中她得讲英语、普通话及上海话。她用注音拼音苦练，除了一场口白较长的英文戏由白灵配音外，其他都由她自己讲。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本来找过汤志伟，但他的档期有问题。

我先回纽约开始前置作业，同时选角，也没什么中意的人选。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还好他留了电话，于是联络他来拍了卷录影带寄来。我也没有把握，就把录影带给好机器的人看了看，他们觉得：“好啊，很cute，英文说得可以。”

但只凭录影带我还是没法做决定，就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梢，我宁可训练新人。因为当时跟略有名气的演员洽谈，他们对演同性恋都心存顾虑。我心想，那就训练新人吧！借了朋友的住处，约莫一个床垫大小的地方，筹备训练期间，他就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那间地下室里。

除了赵文瑄之外，到了拍摄时，其他演员也都从台湾来到纽约。亚蕾姐与金素梅住女生宿舍，赵文瑄搬出皇后区，与郎叔等人一起住进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有间大客厅，我们经常就在那里排戏。两个月相处下来，大家就像一家人。戏里戏外赵文瑄都管郎叔叫爸爸，喊亚蕾姐是妈。亚蕾姐真的就像他妈一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譬如有人搞不定赵文瑄，请亚蕾姐帮忙，只要她出面，一定让这个儿子服服帖帖，这种情分也只有《喜宴》有。

摸索潜能的时刻

每次拍片前期我最喜欢的两样工作，一是研究工作，一是训练我认为需要训练的演员。我会要求演员们做功课，自己先去设想角色。以前我觉得这样做有帮助，后来发现并不见得。因为有些人写得好但演起来不是那么回事，有的是白做功课。我所下的功夫不见得有用，但我可以利用做功夫的机会对演员进行观察，然后看准时机切入，摸清演员的可能性；同时这也是一个演员认识我的机会。演员偶尔就是得折腾一下，平常大家客客气气的，你看不出一个人的真正个性。有时就是要打破成规，搅和一下，常常戏剧性的情绪才出得来。

不过到了拍片前，排戏时我讲过的一切要全丢开、忘掉，全部重新来过。因为拍电影是生活的东西，是“当下”的表现。道理讲得再通，没那个样子或那个样子不中看，都不行。

《喜宴》开拍

《喜宴》的第一个镜头是在纽约市政府前拍摄的，市政府也是我注册结婚的地方。那场戏是赵文瑄打电话：“西蒙，对不起，我又忘了……”正好也是他在电影里的第一个镜头。赵文瑄以前没演过电影，不管排戏时表现如何，一个人能不能演，要拍才晓得灵不灵光。他虽是新人，一上场讲得还蛮好的，不怯场，我就放心了些。

《喜宴》开拍，传统的开镜仪式。（台湾「中影」提供）

赵文瑄是我见过的演员里有内涵的一个，很能沟通观念和感情。由于这是他第一次演戏，协调性还常有点力不从心。

在我带过的新人演员里，他大概是被我磨得最多的一个，我想他可能伤到，直到现在也许还有点怕我。拍《喜宴》时，我曾发过一顿脾气，就是他听到西蒙留言说是老爸中风住院，当他赶到医院时，只见妈妈枯坐在病房门外，后来他憋不住终于向妈妈表白自己是同性恋的那场戏。这是一个很长的镜头。其实也是我自找麻烦，用推车拍摄这么长的镜头。赵文瑄跑进来，我们将长镜头快速推进去（dolly in），只要稍差一丁点，大头就会出镜。加上器材又不好，摇摇晃晃的，老是抓不准。独立制片的工作人员又年轻，经验嫩。我们从远处开始往近拍，但他的准头就差那么一点，老是到了镜头前就偏了些，这跟演技无关。至于和妈妈告白的那场戏，必须一镜到底，他演了六七次。一个新人得讲一大串对白，然后镜头要拉出来，带到西蒙和威威两个人在旁边偷听。偏偏赵文瑄演得最好的一次，从头到尾我都很喜欢，可是镜头一退出去带到一旁两人偷听的戏时，拿麦克风的工作人员又出状况，麦克风入镜。都拍到结尾了，气得我直踢垃圾桶！因为我知道，再拍三十次，也不见得会碰上一个这么精彩的。

虽然有些小麻烦，《喜宴》还算是一路拍得很顺、结果也很好的一部电影，一如《理性与感性》。我的其他电影，如《冰风暴》、《与魔鬼共骑》拍摄时感觉都很好，得心应手，但到了剪接时却都不顺利。《冰风暴》经过再三的努力，最后得到不错的回响；但《与魔鬼共骑》的结果就不如预期；拍摄《饮食男女》及《卧虎藏龙》的过程则是事事不顺，尤其是《卧虎藏龙》。不过这两部电影的结果都有如倒吃甘蔗，尤其在海外市场，让我初尝小甜的滋味与大甜的甘美。

老中撑腰、老美吃苦的“喜宴”

我的头两部电影《推手》、《喜宴》，得到很多华侨的热心帮忙，才能拍得出那些场面。詹宏志当初也奇怪，我这么点预算，怎么可能做到？其实除了纽约的独立制片，靠的就是华侨。

《喜宴》里的喜宴场面连拍四天。不但纽约法拉盛的喜来登旅馆（Sheraton Hotel）大厅从晚上七点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都空出来提供我们拍片，同时朋友拉朋友，各方支援，大家都身着华服、自行打扮妥当地前来充当喜宴的宾客。一天一人十块钱的演出费实在不算什么，人人都找我们在钞票上签名留念。头两部戏真的是很有人情味，老美吃苦，老中撑腰，气氛十分热络，根本没什么人跟你谈条件啊什么的，就是很单纯地来帮忙，才会做出这些东西来，以后就没这种事了。现在花多少钱都请不到这么好的临时演员。那些宾客都是真的，都是朋友帮忙，硕士、博士、老板……身份、气质都对，每个人都是一身光鲜地来。我太太连女生厕所都进不去，大家都在里面补妆打扮，挤得满满的，各种年纪都有，心情也都像是吃喜酒、闹洞房的，当然不一样。喜宴的场面要拍到气氛那么对味，真的很难。现在拍片请的临时演员，气质与真实感哪能比。

《喜宴》里，我是父子、夫妻都粉墨登场。小儿子石头亮相，先是跳床，接着由太太抱着他亲新娘，大家笑得东倒西歪的。剧本里本来就有这些情节，我家有个现成的，很自然地就石头上场。不过我写剧本时，还没他呢！

我自己唯一一次的幕前亮相，也给了《喜宴》里的喜宴，就一个镜头、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这句话，我憋在心里面很久了，不吐不快。之后，我也不想再露面了，因为拍摄时，我发觉会很分神。

当时就是很单纯、很快乐，《喜宴》就这么回事。一如影片中结尾时上飞机前大家翻看喜宴的照片时，不管前因后果如何，当时的笑闹都是很值得的回忆。儿子给父母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快乐，假结婚，真孝心，感觉上真假难辨。

现在再看《喜宴》，常让我想起当时在纽约拍片的情景，大家单纯诚挚的笑闹，感触很多。我觉得《喜宴》很传神，虽然镜头简单，可能它的感染力也发自这里，因为很真。包括冯光远演的来宾吃错酒席时说：“高伟同？不是陈府喜事吗？”然后继续吃。这个场面中外观众看了都笑，真的就有这种事。不知道的人会觉得好笑，知道的更觉得好笑。

《喜宴》里的喜宴场面连拍四天。纽约法拉盛的喜来登旅馆大厅从晚上七点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都空出来提供我们拍片。（台湾「中影」提供）提供）

拍《喜宴》时的笑闹都是很值得的回忆。儿子给父母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快乐，假结婚，真孝心，感觉上真假难辨。（台湾「中影」）

头两部片子我拍了很多人情之常，也没特别强调什么自然、写实，就用一般拍戏的方法把它拍出来，因为都是蛮共通性的情感，所以很多人有所共鸣。

自家经验入戏

《喜宴》里糅杂了许多我自己的经验。

如纽约市政府的公证结婚、婚礼上的闹酒花招、父亲的训话、母亲的悲喜交加，几乎就是我的自述。片中伴郎当场被其他新人抓公差权充介绍人的情景，也是我真实婚礼中的小插曲。

而其中一幕是爸爸晨运回来，坐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儿子上楼叫父亲吃早餐，以为父亲怎么了，把手伸到父亲鼻下试探呼吸的那一幕，我也很喜欢，这是我的亲身经验。那年爸爸退休来美，见他这样睡着了，我禁不住哭了，以前他是家里的一棵大树，可是现在就这样，老了，只是大家还在维护那个尊严、面子。

我自己最感动的一幕，则是饭店老板老陈在帮老长官办完儿子的喜宴后，站在电梯口恭送老长官时，将军要跟老陈握手，老陈不敢，将军默默地拉起老部属的手，放不下身段道谢，只有拍拍老陈的手，一切的感谢尽在不言中。这也正是爸爸和一些部属的写照，这种长官与部属间的忠诚情谊，不只是主仆、上下关系那么简单。一个“忠”字，一个“孝”字（片中儿子办的假结婚，不就是为了这一个字！），管了我们中国人好几千年哪！

《喜宴》里很多东西都是从我的系统里出来的，本以为日子都过了也就算了，其实都累积在心里。事后想想，可能是因为我书没念好，爱搞戏剧，又是父亲最不喜欢的行业，无法克绍箕裘，潜意识里始终有种罪恶感，当时我虽没犯大错，但一些无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终闷在内心深处，积压很多，所以拍出这种片子来。

《推手》、《喜宴》拍完后，我都经过大约两个礼拜的杀青忧郁期。对拍电影的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台湾「中影」提供）

“父亲三部曲”都讲老爸，有些对白就是他说过的话，许多都是我家的事。《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直到2001年9月，他才在一次访问里直言：“我就像《喜宴》里最后一幕双手高举的老父！”我则是事后看了影带才知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