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转折的前夜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短暂和平，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经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再到战略决战，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国民党军主力，全国性胜利指日可待。在伟大胜利面前，在擘画新中国蓝图之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深谋远虑，向全党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和保持“两个务必”优良作风的伟大号召。

三大战役奠定全国胜利基础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是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单方面撕毁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在各个战场奋起反击，全国解放战争拉开序幕。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不得不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向山东和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一决定对解放区军民起到巨大鼓舞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于1947年3月至5月初，连续开展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三战三捷，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5月13日至16日，在山东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的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灵甫，在国民党军内部引起很大震动。3月至6月，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共歼敌40.7万人，基本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歼敌6万余人后，刘邓大军于8月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粉碎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挺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8年5月，创建和巩固了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胜利完成战略任务。

至1948年8月，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并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等几个战场，用于战略机动的兵力已所剩无几。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派系倾轧，再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各大解放区却日益巩固壮大，面积发展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发展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特别是老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为做好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以及“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

战略决战锁定胜局

根据“九月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起，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采取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部署，集中强大兵力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歼敌11万人。济南攻克后，各地敌军纷纷弃城逃窜，山东全境基本解放，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因势利导，及时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大兵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首战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7.2万余人，实现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1948年7月至11月，国民党军总兵力骤降至29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则增至310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a

辽沈战役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华东战场上逐步展开。194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心在南线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组织淮海战役。为统筹指挥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历时66天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华东、中原战场的56个师55.5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这一胜利，使得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周密运筹，启动了另一场大战役——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最初预计从1949年1月开始。1948年11月上旬，由于淮海战役发动和胜利进行，孤悬于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开始以北平、天津为中心收缩兵力。毛泽东洞悉傅作义既想固守平、津、张（张家口）地区，又想在形势不利时西撤或南逃的踌躇心理，考虑到蒋、傅两系军队随时可能分别从海路和平绥线逃跑，而敌军或逃走或收缩均对大局不利，于是决定提早发动平津战役。

针对傅作义既有意和谈，又自恃有力量而固守待变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确定对傅作义集团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方针，通过“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部署，实施军事打击，彻底孤立北平，迫使傅作义接受和谈条件。

按照部署，在西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12月21日首攻新保安，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1.6万余人，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又在张家口守敌倾巢出逃之际，全歼敌军5.4万余人，解放张家口，使傅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在东线，为彻底断绝傅作义南逃，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采纳林彪、罗荣桓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不打塘沽，改攻天津，并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及城市接管等一切工作。到1949年1月初，平津前线已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

由于傅作义借故拖延，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谈判条件，1949年1月14日，攻城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等，创造了以强大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军的“天津方式”。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逃跑，塘沽遂告解放。

天津被克后，北平变为孤城，被严密包围1个月之久。毛泽东特别注重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他向包围北平的前线指挥员提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等处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应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应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以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对于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等重要工业区，亦应充分注意保护。他进一步强调：在积极准备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为此，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经过持续不懈的政治争取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有力工作，加上民主人士及傅系内部开明人士多方劝说，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2日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其25万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这就是著名的“北平方式”。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2月2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亲切会见傅作义，称赞他：“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的肯定，消除了傅作义的疑虑，促使他后来亲自去绥远，说服其旧部实现起义。由此，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又创造了第三种方式——“绥远方式”。

平津战役中创造的“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及后来的“绥远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最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残余军队的主要方式。

通过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内，连续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基本摧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自此，全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

共产党人面临全国执政新考验

三大战役奠定全国胜利基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历史日程，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新考验也即将到来。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和优良作风、确保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中国革命事业实际出发，擘画了新中国蓝图。

“三个转变”的思想准备

伟大历史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三个转变”重大历史考验，即工作重点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从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毛泽东抓住历史转折重大契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成果，为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城市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为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设想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经过长期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然后再发展到社会主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开，中国共产党接收和管理的大中城市也随之增多。1947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总结解放和管理石家庄的城市经验，要求各部队参考学习。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加强对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还着重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b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同时，又带有前瞻性地指明，中国将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呢？

对此，毛泽东做了具体分析。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c毛泽东的想法是，在经济上即发展生产力方面，不能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同时，毛泽东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尖锐提出：“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d这句话的历史内涵和警示意义是极其深刻的，鲜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

李自成进京的历史殷鉴

1949年初，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较量胜局已定，广大党员干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深谙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洞悉矛盾着的事物“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想得更多的是怎样吸取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胜利进京不久便败亡的教训，怎样跳出封建王朝几千年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进京，明朝灭亡。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和历史学家的睿智沉思，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3月19日起在《新华日报》连载。文章以明末的政治腐败暗讽国民党，借李自成功败垂成的例子警醒后人。

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文章所论述的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在当时具有极大现实寓意，引发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感叹，也激发人们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该文刊出后，在重庆遭到国民党围攻。在延安的毛泽东却洞悉其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指示《解放日报》加发“编者按语”，进行全文转载，还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我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e

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任命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干部后，毛泽东和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谈话。其间，除了讲接管大城市的方针政策，又谈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对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薄一波还记得，这个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大区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泽东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者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f

北平和平解放后，作为第一批进北平城的接管部队，东北野战军第41军开展入城教育，组织干部战士们排演与观看京剧《闯王进京》等节目，告诫大家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毛泽东不仅吸取李自成进京因骄矜而惨败的历史教训，还一直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1945年7月，毛泽东与应邀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长谈。黄炎培感慨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还谈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对共产党的事业是赞同和支持的，希望共产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世代相传。面对这样的厚望和诤言，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g

警惕“糖衣炮弹”、提出“两个务必”

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1946年6月起用5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然而，时局发展之迅猛出人意料。到1949年3月，中国革命已经临近胜利关头。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h。

最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工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如一些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一些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等等。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i

毛泽东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段话，后被简称为“两个务必”。

任弼时也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问题。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这个防微杜渐的警告，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地位的一次重要预警，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实践中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

选择北平为新中国首都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加快步伐，首都选址问题首先被提上议事日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驻地的设想与变迁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中国革命指挥中心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做出“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

新驻地曾首选承德。承德位于冀热辽与东北的中间地区，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主要通道，交通便利。194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警备团一分为二，组成中央警备团和先行中央警备团。任命吴烈为先行中央警备团团长，带领先行中央警备团随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到承德，为中共中央迁移承德做准备工作。然而形势的发展阻断了这一计划。10月13日，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外交特派员蒋经国和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达成协议，苏方允许蒋介石5个军在葫芦岛、营口登陆进入东北，中长路及大城市将被国民党控制。同时，人民解放军10万人进入东北后，也遇到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东北形势急剧变化。中共中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已没有可能在东北创造独立局面并控制大城市，遂放弃中共中央迁移承德的决定。

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曾有过迁至离南京很近的淮阴的想法。1946年1月10日，历经多轮谈判和争取，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同日，召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5项协议。当时情形下，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国共关系能够顺利发展下去，国内和平将指日可待，故开始考虑把中央机关办公地点从延安搬到南京附近。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商议认为，如果建立联合政府，蒋介石回到南京，中共中央可考虑南迁，以利于就近共商国是。当时，淮阴为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路交通枢纽，地处华中（苏皖边区）要地，在边区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各项建设事业成绩斐然，被誉为民主建设的楷模，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南迁的优选之地。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无视国内外舆论，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不断进犯解放区，多次派飞机在苏皖边区首府淮安上空盘旋、侦察和扫射。同时，极力散布“武力收复苏北”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取消了南迁淮阴的设想。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70万兵力分别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胡宗南率领20多万人马向陕北进犯，矛头直指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只有约2万兵力，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中共中央于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3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紧急会议，做出将中共中央一分为三的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刘少奇为书记，率部分中央机关干部前往华北；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邓颖超等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总司令。

中央工委决定留在晋察冀边区后，经过细致研究与慎重考虑，最终选择西柏坡为中央工委驻地，并于1947年7月初正式进驻西柏坡。1948年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期抵达西柏坡，中央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委胜利会师。5月1日，中共中央宣布在西柏坡开始办公。毛泽东因准备赴莫斯科会见斯大林而暂居城南庄。由于情况变化，他于5月26日离开城南庄，到达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胜利完成从陕北延安到华北西柏坡的战略转移，西柏坡成为解放前夕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前的所在地和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中国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设想把新中国首都放在东北的哈尔滨。当时的哈尔滨，是共产党最早占领和掌握的大城市之一，工业门类比较齐全，拥有较发达的轻重工业，而且地理位置邻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于取得苏联支援。出于上述考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后来，随着三大战役胜利，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赴偏居一隅的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这一设想遂没有得到实行。

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历史背景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诸侯国蓟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都城。后燕国打败蓟国，迁都蓟，称为燕都或燕京。秦汉以后，北京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重镇。1153年，金朝正式建都于此，称为中都。此后，元朝、明朝和清朝以及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均建都在北京。1928年随着北洋政府垮台，蒋介石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更名为北平，成为特别市，直到新中国成立，再次定都北京。

作为长期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下光辉的革命烙印。新文化运动在这里兴起，“五四”运动在这里爆发，翻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页，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非常熟悉北京，很多人都在这里学习、工作过。青年毛泽东于1918年、1919年两次到北京，对北京的古老文化、美丽风光留下美好记忆，曾感慨：古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生活阅历。正是通过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正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首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召开的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徐向前谈话，透露出他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心愿。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辽沈战役顺利结束后，毛泽东开始部署东北野战军南下夺取平津。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北平解放后，薄一波先行赴平，为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j

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回忆：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知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用军政两手解决北平问题的打算”，“和平解放北平的前景是存在的，而且时机越来越成熟了”，“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k

罗荣桓听后，对聂荣臻的想法表示同意。有一次，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在作战室研究完如何攻打天津后，聂荣臻说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只要我军能够打下天津，傅作义的逃跑道路就全部切断了，这样就有可能迫使傅作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北平地下党提供的情况，说明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把这种可能性通过不断努力变成现实”。

林彪听了聂荣臻的意见后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这只是幻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来解决问题。为了说服林彪，聂荣臻接着说，攻打天津和北平很容易，但“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应尽力把这个文化古都保全下来，因为枪炮一响，准得把北平打个稀巴烂。何况对胜利以后建都的问题，党中央已经初步选定了北平”。

无论聂荣臻怎么说，林彪还是摇头表示不同意，但罗荣桓和聂荣臻意见一致，林彪也就没再说什么。考虑到事关重大，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发了一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看后，回电表示完全同意。l

据当年参加北平接管的老同志回忆：1948年12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他带领接管干部从保定抵达房山良乡，进行1个月集训。其间，叶剑英在谈论政治军事形势时，曾明确告诉接管干部们，北平将来是红色中国的首都，我们必须要把北平的工作搞好。

1949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来到西柏坡，准备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他和夫人朱仲丽与毛泽东交情匪浅，因此在西柏坡期间，经常去看望毛泽东。朱仲丽父亲朱剑凡是湖南教育界名流，与毛泽东的老师、岳父杨昌济为至交。毛泽东在1920年任湖南省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时，应朱剑凡之邀寄宿在其创办的周南女校，二人结为忘年交。抗日战争初期朱仲丽到延安参加革命，毛泽东非常高兴，为她和王稼祥搭桥，两人喜结连理。

这一天，毛泽东和王稼祥交谈。毛泽东对王稼祥说：今后作战，夺取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目的，能和平解决的尽量和平解决。王稼祥非常赞同，说：“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毛泽东点头称是，接着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如果全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

交谈中，毛泽东问王稼祥：全国胜利在望，新中国的首都在何处为好？历朝历代不是定都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对这个问题，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决定。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王稼祥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国民党政府将是短命的。另外，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定都最好不选南京。

毛泽东点头赞许，又问西安如何。王稼祥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所以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今天中国经济重点是在沿海和江南，这样一来，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主张考虑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王稼祥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地处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追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认为，选择首都历来都是从政治上考虑，由于解放区主要在北方，北平自然是首选。他说：我认为我国首都最理想的地点应选在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较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从战略上看也比较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立即使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认为首都应定在北平。

毛泽东听后非常认可，连声称道：“有道理，有道理。”他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政权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m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选择定都北平还有国际方面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苏联两大强国为首，分别建立了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大阵营。美国支持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苏联则出于对苏美冲突的担心，对国共内战保持中立，以隐蔽方式向东北人民武装力量提供一些援助。当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十分明朗时，美国试图从中国内战脱身，苏联则逐步转向公开支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

1948年4月，在城南庄的毛泽东准备访问苏联，但后来因苏方的原因一再推迟，不能动身。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儿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此后，因交通不便，加之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在斯大林建议下，毛泽东的苏联之行暂时搁置，没有成行。

随即，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来到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意见。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新政协会议及联合政府、建都问题、经济建设、外交方针，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深入谈了3天。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赞同中共中央意见。

正式决定选择北平作为新中国首都，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讲道：“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1949年3月24日，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北平有关情况，说到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毛泽东听后，微笑着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n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胜利结束后10天，即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3月25日，到达北平西郊香山，在这里运筹帷幄夺取全国胜利、筹建新中国。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其间，27日的会议讨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决议草案》，并逐项表决。在表决国都问题前，负责该项提案的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说：多数人赞成共和国国都定在北平。北平作为中国的国都，已有700多年历史，它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北平有5000年文化记录，文物集中，交通发达，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有利条件。

沈雁冰向大会汇报第六小组讨论意见，提出定都北平的理由：“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定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便于依赖帝国主义，因为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剥削中国人民的中心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人民自己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中国人民，自不一定要建都南京了。北平建都已有近800年的历史。在政治上，北平位于华北老解放区内，人民力量雄厚，规模宏伟，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历史的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来，这里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摇篮。此外，在地理上，北平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中，将来有足够的扩充的余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达，有平沈、平绥、平汉、平沪等铁路干线联结全国各地。总之，从各种条件看，北平确实具备现代大国首都的各种资格。因此，我们提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

经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新中国首都确定设在北平，当天起北平改为北京。当晚电台播出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北京城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与人民共和国一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翻开了崭新一页。

迁移北平前的部署和准备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为了顺利向北平迁移，相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

精心勘察选择驻地

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开始筹备从西柏坡迁往北平的事宜，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主管迁移工作，派往北平的先遣队伍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领导，下设筹备、收发、招待3个处，分别负责对外交涉、备置用具、社情调查、布置警卫、营地修葺、安排过往人员住地等事宜。

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派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和工作人员刘达等前往北平，为中共中央选择驻地。范离等人到达北平后，经过细致调查，把北平西郊作为大的方向定下来，并提出初步意见。他们专程到颐和园，向在那里办公的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做了汇报。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认为香山作为党中央迁平后的临时驻地比较合适，便提笔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表示：“根据范、刘（指范离、刘达）二同志侦察和研究的结果，我们认为地区的选择，以香山为适当，只需牵动一家（慈幼院）就可基本解决。”

在了解范离等人的调查情况和叶剑英的意见后，1月27日，周恩来与杨尚昆商量，初步决定2月中旬中央机关准备“移动”，并派李克农带领一个13人的考察组先赴北平做好准备工作。

2月2日晚，李克农与杨尚昆、范离、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等商谈先期赴平工作的细节，周恩来专门赶来，强调中央驻地的警戒问题，还介绍了两位从事扫雷和无线电的专业干部。o

第二天，李克农一行从西柏坡出发，2月5日到达北平。随即指示由中央社会部干部王范、尚山羽等组成工作组，立即全面开展打前站工作。

2月7日，李克农和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程子华一起到香山实地勘察，两人都十分满意。就这样，经过勘察和确认，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和北平市一致同意将香山作为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

2月8日，李克农给杨尚昆写了一份报告，汇报确定中央驻地及有关情况，其中说：“昨与平警备司令程子华去香山一带看住址，已决定驻该地。”“林总（指林彪）已允调给吴烈师为警卫部队，最近即可调至香山一带驻守，另调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之后，修筑高射炮阵地和防空洞、抢修从西直门到香山的公路等相关工作全面铺开。

为什么选定香山作为中共中央驻地？这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主要有3个方面原因：

首先是安全考虑，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当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敌情复杂，敌特分子还未清除。青岛还在国民党军手里，从此地起飞的敌机随时有来袭的可能。而香山一带早在1948年12月14日已为人民解放军控制，且距城较远，又与西山相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形条件，有利于防空，易于警卫。

其次是有利于顺利过渡。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缺乏城市管理经验，对城市生活从思想上、习惯上都需要一个熟悉和适应的过程。

最后是能基本解决办公和生活用房问题。香山有慈幼院3000多间房子，可以基本满足中央各机关办公居住需要。慈幼院的很多房子空置荒废已久，里面人员安置问题也好处理。因此，香山作为中央和首长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是最适当的。

不久，李克农给杨尚昆发电报，建议为保密起见，中央机关驻地代号使用“劳动大学”的名字，简称“劳大”。劳动大学下设3个临时站：第一站称劳动大学筹备处，设在北平城内弓弦胡同，专门办理交涉和置备办公生活用品等，由赖祖烈负责；第二站称劳动大学收发处，设在颐和园北边的青龙桥，负责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保卫机构，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由王范负责；第三站称劳动大学招待处，设在香山，主要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租借等，由中组部干部边纪中、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办公室主任田畴负责。此外，范离负责筹备“劳大”全体人员供给事宜。香山公安局协助劳动大学收发处和招待处的工作。

当时对中央机关驻地大致安排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直机关供给部驻在香山；中央警卫团分驻颐和园、香山、西直门；军委三局、总卫生部、新华社、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委和妇委等均驻在北平城内。进城后，根据实际情况又略有调整。

此前，中共中央于2月7日致电聂荣臻、薄一波并华北局：同意华北局机构从现在起即有秩序地迁到北平办公。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于2月中旬移驻北平城内的地安门外后圆恩寺胡同办公。

移驻前的周密工作部署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决定成立中央转移委员会，由周恩来主管，任弼时协助，杨尚昆具体负责，成员还有中央秘书处处长兼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曾三和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有关负责人，处理撤出西柏坡和向北平迁移过程中的有关事宜。人们亲切地将它称为党中央机关搬家指挥部。

1949年2月10日，杨尚昆从西柏坡赶到中央办公厅驻地夹峪村，召开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准备迁移会议。他在会上强调：“此次移动与去前年（指1947年5月朱德、刘少奇，1948年4月周恩来、任弼时，1948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迁到西柏坡）均不同：①进大城市，对20年在乡村中的我们，不能不说是大变动；②北平的解放，是‘和平’的，未经过肃清，而且反动势力已有布置；③走的快，难于设想搞好后再走。同志们应警惕，应小心，同时要正确认识，不要希望太高、要求太高，更要保持我党朴素的作风。”p

3月17日晚，中央书记处正式决定，23日启程赴平。18日晚，周恩来召集杨尚昆等人开会，对住地、供给、经费等做出具体安排，并指示调集100辆卡车、20辆吉普车做好交通运输工作。

3月19日下午，杨尚昆召集各方面负责行政的同志开会，宣布中央迁移的相关事情。周恩来到会讲话，他强调：中央迁平是去工作，是去克服困难，不是去享乐，去安乐，并规定在迁移之前分头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q

当天晚上，杨尚昆与中央办公厅伍云甫、汪东兴、叶子龙等商量，决定杨尚昆和伍云甫先行，汪东兴、叶子龙押后。因为人员有所变动，决定由曾三、邓典桃、中央直属机关经济建设部部长邓洁、中央组织部干部处代理处长廖志高、方志纯5人组成新的中央转移委员会，全面负责搬迁以及善后工作。

为妥善安排机关工作人员，3月20日，中央转移委员会发出《关于人员退职的规定》的通知，规定：“年轻力壮者，不准退职”；“老弱或有疾病不能继续工作，但也不愿意退职或回地方工作者，不得劝其退职，亦不得嫌弃，仍随原机关转移，妥为照顾。”同时规定：“老弱不能继续工作而确实愿意退职者（回家后确实能生活者）可准予退职；老弱或有疾病确实不能在机关继续工作而自愿回地方工作者，可准予回地方参加别项工作。”“凡批准退职之老弱疾病人员，除必须给以足够路费外，并应按其军龄及家庭情况，对其以后生活，分别给以适当的关照。”还规定：“除现有编外人员外，不得以亲友或其他关系从地方吸收新的人员带往北平。”这些规定，既体现了组织对干部的关心爱护，又体现了对干部的严格要求。

3月21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牵头成立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成员有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警备司令员程子华、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对中共中央移驻北平的沿途警卫、对空警卫、阅兵活动等都做了严密安排。沿途每一段都明确具体分工：从西柏坡到涿县，由华北军区负责；从涿县到长辛店，由四野第42军负责；从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野第41军负责；从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问题，包括西苑机场、香山等处的对空警戒，由刘亚楼负责。

同日，中央社会部工作组在香山召开警卫稽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便衣侦察队为主，北平市公安局郊五、郊六分局协助，再加上中央办公厅和驻防西郊的解放军某师部分人员，联合组建颐和园调查组、香山分驻所和西直门、海淀镇、青龙桥3个检查站。23日，各站所建立完毕。24日，勘察沿途地形，对清华园火车站、华北农村实验场、海淀镇等重点地区进行调查摸底。r当晚，完成通往香山、西苑机场的公路沿途以及重点路口、要害部位和复杂地区的警卫力量部署。

细致的交通车辆安排

为迎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北平，先期抵达北平的李克农与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召集平津铁路局局长郭洪涛等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如何保证铁路畅通无阻，确保中央领导人的绝对安全。会后又赴西直门、清华园两车站实地查看，认为西直门车站复杂，汽车过多，清华园车站虽小，但适合于警戒，比较安全，最终确定中央领导人乘坐的列车直达清华园车站。

此后，郭洪涛与平津铁路局副局长刘建章、刘英才详细研究中央领导人专列进北平的安全、指挥、调度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涿县至北平沿途每个车站均派两位可靠同志负责落实具体措施。专列由3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列车开路，中间列车由中央首长乘坐，后一趟列车由警卫人员乘坐。为防意外，他们将沿途车站两端的道岔锁住，对专列的伙食供应也做了细致安排。

3月21日，叶剑英、李克农就赴平沿途工作部署给周恩来发请示密电，建议中共中央到达涿县后改乘火车到北平，“大家认为路途太长，乘汽车连续3天，而下车又要阅兵等，恐太疲劳，不如从涿县或高碑店，改乘火车，人既舒适”。具体布置如下：

1. 从涿县到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公里，两小时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员2名，1人守电话，1人盯道岔，并监督车辆通过。

2. 编3辆列车，每辆列车8个车皮，30辆摩托车巡道。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为轧道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及警卫人员。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1辆餐车（准备60客简单晚餐），此车即为主车。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3个行李车，专载高级干部。

3. 第一列车开到西直门车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有关人员直送香山。第二列车直开清华园车站，然后领导同志换乘汽车去西苑机场阅兵，并与工、农、青、妇及民主人士、学生等见面。第三列车开到前门车站，然后车上干部换乘汽车巡城一周，可以转移目标。

周恩来经考虑并请示毛泽东后，复电：“同意来电所提的各项布置，我们预定24日晚宿涿县，请派一负责干部到涿县等候我们。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做准备。是坐汽车还是坐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决定，请你们仍做两种情况的准备。”24日晚，叶剑英、滕代远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央领导人第二天凌晨由涿县向北平进发。

为保证中央机关顺利抵达北平，转移委员会对搬家的汽车做了具体安排。3月22日晚，第四野战军保卫部部长钱益民和作战科科长尹健受命率领四野汽车团来到西柏坡。100辆美国制造的10轮大卡车、20辆中型和小型吉普车，停在西柏坡旁边的河滩里，十分气派。

时任第四野战军汽车三团团长蒋泽民回忆：3月20日，四野总部来了命令，让我们团派车去河北省西柏坡接毛主席和中央直属机关进北平，而且要选派政治可靠、有管理才能的干部带队。我找来组织干事，让他把全团司机的档案拿来，从中选出200名政治思想好、技术熟练的司机，作为去西柏坡的驾驶员，又挑出100辆好车。我把这项任务交给曾给李富春开过车的团运输参谋严谒。3月22日晚，车队到达西柏坡后，严谒立即找叶子龙联系装车一事。此时司机们还不知道这次任务的具体内容。第二天早上装车时，才知道是接中央首长去北平。大家心花怒放，一边往车上装东西，一边高兴地说：“用我的车接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去北平太幸福了！我终生难忘这一天。”

汽车团为中央机关搬家来回行驶13万公里，圆满完成了运输任务。为感谢汽车团，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给每位司机1元钱作为纪念，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种特殊的待遇和荣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