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伟大转折的前夜

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历短暂和平，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经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再到战略决战，进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消灭国民党军主力，全国性胜利指日可待。在伟大胜利面前，在擘画新中国蓝图之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深谋远虑，向全党发出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和保持“两个务必”优良作风的伟大号召。

三大战役奠定全国胜利基础

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这是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单方面撕毁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在各个战场奋起反击，全国解放战争拉开序幕。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国民党军不得不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向山东和陕北地区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一决定对解放区军民起到巨大鼓舞作用。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西北野战兵团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于1947年3月至5月初，连续开展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三战三捷，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诱敌深入。5月13日至16日，在山东孟良崮地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装备精良的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共3万余人，击毙国民党中将师长张灵甫，在国民党军内部引起很大震动。3月至6月，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共歼敌40.7万人，基本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歼敌6万余人后，刘邓大军于8月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粉碎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创建鄂豫皖边根据地。同时，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晋东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转战豫陕鄂边区；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挺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8年5月，创建和巩固了有3000万人口的新的中原解放区，胜利完成战略任务。

至1948年8月，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并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等几个战场，用于战略机动的兵力已所剩无几。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派系倾轧，再加上严重的经济危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得人心。各大解放区却日益巩固壮大，面积发展到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人口发展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特别是老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广大翻身农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为做好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打倒国民党”的战略方针，以及“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

战略决战锁定胜局

根据“九月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起，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采取攻城打援、分工协作的部署，集中强大兵力发起济南战役。经过8昼夜激战，歼敌11万人。济南攻克后，各地敌军纷纷弃城逃窜，山东全境基本解放，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随着济南战役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因势利导，及时将秋季攻势引向就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大兵团的战略决战，先后组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

首战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7.2万余人，实现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1948年7月至11月，国民党军总兵力骤降至290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则增至310万人。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a

辽沈战役刚结束，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华东战场上逐步展开。194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决心在南线同敌人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组织淮海战役。为统筹指挥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敌委员会，刘、陈、邓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历时66天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华东、中原战场的56个师55.5万余人，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这一胜利，使得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淮海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周密运筹，启动了另一场大战役——平津战役。平津战役最初预计从1949年1月开始。1948年11月上旬，由于淮海战役发动和胜利进行，孤悬于华北的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开始以北平、天津为中心收缩兵力。毛泽东洞悉傅作义既想固守平、津、张（张家口）地区，又想在形势不利时西撤或南逃的踌躇心理，考虑到蒋、傅两系军队随时可能分别从海路和平绥线逃跑，而敌军或逃走或收缩均对大局不利，于是决定提早发动平津战役。

针对傅作义既有意和谈，又自恃有力量而固守待变的复杂情况，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确定对傅作义集团实行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方针，通过“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部署，实施军事打击，彻底孤立北平，迫使傅作义接受和谈条件。

按照部署，在西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12月21日首攻新保安，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1.6万余人，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又在张家口守敌倾巢出逃之际，全歼敌军5.4万余人，解放张家口，使傅西逃的希望化为泡影。在东线，为彻底断绝傅作义南逃，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采纳林彪、罗荣桓等前线指挥员意见，不打塘沽，改攻天津，并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及城市接管等一切工作。到1949年1月初，平津前线已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

由于傅作义借故拖延，未在规定期限内接受谈判条件，1949年1月14日，攻城部队向天津发起总攻，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3万余人，生俘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等，创造了以强大军事力量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军的“天津方式”。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乘船逃跑，塘沽遂告解放。

天津被克后，北平变为孤城，被严密包围1个月之久。毛泽东特别注重保护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他向包围北平的前线指挥员提出：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等处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应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应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以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对于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等重要工业区，亦应充分注意保护。他进一步强调：在积极准备攻城时，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为此，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作一项纪律去执行。

经过持续不懈的政治争取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有力工作，加上民主人士及傅系内部开明人士多方劝说，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2日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其25万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这就是著名的“北平方式”。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2月2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亲切会见傅作义，称赞他：“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毛泽东的肯定，消除了傅作义的疑虑，促使他后来亲自去绥远，说服其旧部实现起义。由此，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又创造了第三种方式——“绥远方式”。

平津战役中创造的“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及后来的“绥远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最后解决国民党100多万残余军队的主要方式。

通过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在4个月零19天的时间内，连续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基本摧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自此，全中国的解放已成定局。

共产党人面临全国执政新考验

三大战役奠定全国胜利基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历史日程，中国共产党全国执政新考验也即将到来。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和优良作风、确保党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中国革命事业实际出发，擘画了新中国蓝图。

“三个转变”的思想准备

伟大历史转折时刻，中国共产党面临“三个转变”重大历史考验，即工作重点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从领导革命向领导建设转变，从局部执政向全国执政转变。毛泽东抓住历史转折重大契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成果，为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主要从事城市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逐步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创造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为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设想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经过长期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然后再发展到社会主义。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展开，中国共产党接收和管理的大中城市也随之增多。1947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总结解放和管理石家庄的城市经验，要求各部队参考学习。1948年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首次城市工作会议。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加强对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还着重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b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帝国主义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任务；同时，又带有前瞻性地指明，中国将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呢？

对此，毛泽东做了具体分析。他说：“‘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c毛泽东的想法是，在经济上即发展生产力方面，不能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同时，毛泽东又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尖锐提出：“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d这句话的历史内涵和警示意义是极其深刻的，鲜明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考验。

李自成进京的历史殷鉴

1949年初，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较量胜局已定，广大党员干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深谙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洞悉矛盾着的事物“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想得更多的是怎样吸取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胜利进京不久便败亡的教训，怎样跳出封建王朝几千年兴亡更替的历史周期率。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300年前的甲申年——1644年3月19日，闯王李自成进京，明朝灭亡。郭沫若以诗人的浪漫情怀和历史学家的睿智沉思，写出《甲申三百年祭》一文，3月19日起在《新华日报》连载。文章以明末的政治腐败暗讽国民党，借李自成功败垂成的例子警醒后人。

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文章所论述的明王朝、李自成和清兵三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在当时具有极大现实寓意，引发人们对历史兴亡的感叹，也激发人们对未来中国的思考。该文刊出后，在重庆遭到国民党围攻。在延安的毛泽东却洞悉其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指示《解放日报》加发“编者按语”，进行全文转载，还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学习和时局》报告时，特别提到这篇文章。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我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e

据薄一波回忆，1948年底，中共中央任命接管平津两市的领导干部后，毛泽东和时任华北局第二书记的薄一波谈话。其间，除了讲接管大城市的方针政策，又谈到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对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薄一波还记得，这个时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当着中央和大区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泽东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者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f

北平和平解放后，作为第一批进北平城的接管部队，东北野战军第41军开展入城教育，组织干部战士们排演与观看京剧《闯王进京》等节目，告诫大家吸取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经验教训，起到很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毛泽东不仅吸取李自成进京因骄矜而惨败的历史教训，还一直思考如何避免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1945年7月，毛泽东与应邀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长谈。黄炎培感慨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黄炎培还谈道：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对共产党的事业是赞同和支持的，希望共产党的事业能够兴旺发达，世代相传。面对这样的厚望和诤言，深谙历史规律的毛泽东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g

警惕“糖衣炮弹”、提出“两个务必”

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从1946年6月起用5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然而，时局发展之迅猛出人意料。到1949年3月，中国革命已经临近胜利关头。正如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不利和困难的因素大量存在。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面对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反革命分子的暗中破坏，“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h。

最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担忧的是，中国共产党进城执掌全国政权后会不会腐化，能不能经受执政考验、巩固国家政权。解放战争后期的城市接管工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如一些机关团体和部队，在城市中占领与争夺公共房屋和家具，或一个小机关占据极大极多的房屋，任意糟蹋毁坏，不负任何责任；一些干部擅自在城市的公共房屋中设立私人公馆、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等等。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i

毛泽东深刻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这段话，后被简称为“两个务必”。

任弼时也十分重视党的建设问题。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也要与之相适应。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农村奋斗，现在党员的成分85％到90％是农民，“这是很自然的，但这也是一个弱点，就是容易产生散漫无纪律等偏向”。入城以后，“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任弼时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和组织部门：必须有坚强的干部经常注意党务工作，包括支部建设、党的领导方式、工作作风、党员的思想动态等，“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这“对于我们党将要在全国范围成为执政党的时候是特别重要的”。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这个防微杜渐的警告，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走上全国执政地位的一次重要预警，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实践中历久弥新的重大课题。

选择北平为新中国首都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加快步伐，首都选址问题首先被提上议事日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驻地的设想与变迁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发展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将中国革命指挥中心东移的问题。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根据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全国形势将发生“伟大的历史转变”的判断，做出“力争华北，坚持华中，抢占太原，重视上党地区”的战略决策。8月23日至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和研究如何加强对解放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并开始酝酿将中共中央驻地向华北转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