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遭难迁鲁,父死家贫。少时曾做小官吏,在母亲影响下,潜心学问,相传曾问礼于老子。中年后,聚徒讲学,游说各国诸侯。晚年返鲁,致力教育,及门弟子三千余人。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删修《春秋》,现存《论语》一书。
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激烈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巨大变化,原本放置在官府的《诗》、《书》等典籍散在民间。原来只能由供职官府的人传授、讲习的知识和技术,现在可以在私人间传习。私人讲学,成为历史性的风尚。孔子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倡导者,也是在私人讲学的风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圣人,其思想学术传承不已,流传至今。
一、青少年时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是微子之后。他的先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曾祖父防叔因政治斗争失败,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在鲁国做过下级官吏,很有力气。襄公十年(前563)随从鲁军打仗攻城的时候,守城的人把悬门(闸门)突然放了下来,要把鲁军隔成两边。叔梁纥以两手扶举悬门,使放不得下,攻入城内的鲁军得以退出城外。还有一次,叔梁纥与另外两人率甲士三百,打退了齐军的侵扰,立下功劳。相传,叔梁纥晚年与颜氏女徵在生孔子。
孔子幼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家境贫困。但鲁人好礼的习俗很早就影响着他,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到了15岁的时候,他立志向学,曾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都是孔子当时对待学习的态度,说明他的尊师博学、多闻、审思、明辨的精神从早年就已养成了。相传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又相传孔子曾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孔子20岁左右,做过季氏的委吏,看管仓库,计算账目。又做过乘田,管理畜牧,这都属于家臣一类的小官。
不久,孔子博学多识的声名大起来。有人愿意把子弟送过来,做他的门徒。后来他曾说,我到30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情都有了主意了,这就是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在孔子30岁左右,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只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也属于第一批门徒。传说他三千多弟子中,有七十二位贤人。
二、在齐鲁期间
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专权的季氏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权力,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见状,急忙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战败,流离在齐国的边境上。这年,鲁国在襄公庙里举行祭祀,跳万舞的只剩下两个人,多数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依照古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舞,可是鲁国的大夫季氏也以八佾舞于庭,并且先占有了公室的舞者。孔子非常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年,孔子35岁,从鲁国来到齐国。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虞舜时的古乐,所谓“韶”的乐曲,学习得十分专心。他感叹地说,想不到这音乐能达到这样了不起的地步!
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赞赏地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据说齐景公还有一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讲述了节俭的道理。齐景公听了也很满意,曾经打算把尼溪地方的田封给孔子。但因相国晏婴的劝阻,没能实现。
后来孔子再见到齐景公,景公虽然还很恭敬,却不问治国的道理了。又风闻齐国有的大夫欲加害于孔子。一次,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就迫使孔子不得不匆匆离开了齐国。
这样,孔子在齐国住了两年的光景,37岁左右,返回鲁国,继续私人讲学。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大概是因为季氏专权,所以孔子不愿从政。他认为通过教育,对政治施加影响,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做官不可。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40岁的时候,知识丰富了,遇事就不致迷惑。
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流亡在国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昭公之弟公子宋继位,就是鲁定公。定公五年,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季桓子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的一些得势的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摩擦。这时,有势力的家臣是仲梁(复姓)怀、阳虎和公山(复姓)不狃。先是仲梁怀跟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佬。但因仲梁怀的气焰更加嚣张,阳虎终于驱逐了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这样,阳虎挟制季桓子,而季桓子又挟制着鲁定公。面对这种情形,孔子不愿意出来做官,“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前502),公山不狃等五人联合阳虎,想把“三桓”的继承人都换上接近阳虎的人。阳虎又逮捕了季桓子,想要杀掉他。季桓子闻讯,用计逃脱。第二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接着又去晋。公山不狃又据费邑叛季氏。在此期间,阳虎曾劝说孔子出仕。孔子承诺了,说:“吾将仕矣。”公山不狃也曾召孔子做官,孔子想去。这时,他的弟子子路不高兴了,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赞成家臣的跋扈,但他希望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有时似也难免有屈就的意思了。当时也许他还有利用“三桓”的反对力量以加强公室的想法。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在鲁国当了中都宰。因有成绩,升为司空,又由司空为司寇。司空,仿佛是后来管理建设工程的官职。司寇,则是掌管刑狱、纠察的官长。季平子原来“葬昭公于墓道南”,与鲁国诸先公墓相隔较远,对鲁昭公有贬斥之意。孔子以司寇的名义“沟而合诸墓”,即扩大墓域,使昭公与鲁群公墓合为一块墓地,借以正昭公之位。这是一种正名分的措施。
就在孔子做司寇的时候,跟随鲁定公到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参与齐国的和约会议。
齐国和鲁国是邻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矛盾,边界上常发生纠纷和摩擦,但两国人民都不希望战争。
一天,鲁定公接到齐景公的信,约请他到夹谷开会,签订友好盟约。鲁定公决定带上几个人去,并要孔子去做相礼。孔子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哪些人?”鲁定公说:“这是一次和平会议,两国讲友谊,讲友好。齐国什么人参加我们不管,我们只去文官就行。”孔子说:“讲文事必须有武力做后盾,没有武力做后盾,讲和是讲不成的。再说,大会上可能发生某些变故,也得事前考虑周到。以前许多国家的这类会议,有很多教训。例如,当年宋襄公不就吃过没有武备的亏吗?”鲁定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让孔子去准备。孔子建议让申句须和乐颀为大将,各带五百辆兵车跟随,此外再派人领三百辆兵车,离会议地址十里安营下寨。
开会那天,鲁定公进入会场时,齐景公起身以礼相迎。
齐景公的一个宠臣名叫黎弥,这次担任会场上总的安排工作。开会之前他就对齐景公说道:“齐鲁两国之仇,年久日深。如今孔子来做大会的相礼,孔子这人有学问,有威望。他在鲁国任大司寇,如果鲁国治理好了,对我们齐国没有好处。鲁国强了,齐国不就相对弱了吗?不过我了解孔子的特点,他只懂文,不懂武;只懂礼,不懂兵。他对历代典籍很精通,但对打仗的事却一窍不通。我们可以借着这次会议把孔子收拾了,把鲁定公控制起来,那时鲁国就得听我们的,这比战场上杀伐攻战容易得多了。”齐景公有些犹豫,提出要和相国晏婴商量。黎弥说:“这事用不着和相国商量,您全交给我办就行了。”因此,这次会议的布置由黎弥一手包办。黎弥暗中约了西夷的兵,又调拨本国的五百辆兵车驻在会议地址近处。
孔子见齐国带来的兵很多,就嘱咐申句须和乐颀两员大将不离鲁定公左右,加强对鲁定公的保护。齐国的相礼是晏婴,鲁国的相礼是孔子。登坛之后,行过礼,交换了礼物,签署了盟约。会议结束时,齐国带来了舞班乐队,让他们表演,以表示庆贺。这一切都是黎弥安排的。
一会儿,黎弥就宣布要奏“四方之乐”,接着就有西夷三百多人,有的打着旗,有的拿着雉翎,有的提着刀,有的操着戈,一窝蜂地跑了进来。击鼓声、军号声、口哨声混杂在一起。他们抡刀舞剑,意在定公。鲁定公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孔子站立起来,走到齐景公面前,举起袖子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开会,修好订盟,应当行中原之礼,怎么弄了些野人来这里舞戈弄剑?赶快叫他们下去!”
晏婴不知道这是黎弥暗中施的阴谋,也觉得这乐舞不雅,就说:“孔司寇说得对,应该用中原的乐舞。”经晏婴一说,齐景公无奈,只好将手一挥,让这些跳舞的退了下去。黎弥还布置了一些伏兵在外面,本来想,等待舞蹈的人在里面动起手来,外面的伏兵一起杀入。此时见他的计划不能实现,很生气,眼睛直瞪晏婴。听齐景公宣布要奏中原的雅乐,他就故意选了一首描写鲁国文姜淫乱的诗,叫一些侏儒来唱。这些唱曲的都穿着奇装异服,打扮得妖冶异常,口唱淫词,动作轻佻,意在借此羞辱鲁国。
孔子见此情形,挺身上前,手握剑柄,眼瞅着齐景公,喝道:“匹夫羞辱诸侯,其罪当斩。请齐国国君下令,让司马执法!”齐景公不说话,齐国的司马不动手,唱小曲的优人照样在取闹。孔子大声说:“两国既已通好,订了条约,就如兄弟一般,鲁国的司马和齐国的司马一样!”接着他就举起袖子向鲁国的司马挥了一下,说:“鲁国的司马申句须上来执法!”申句须和乐颀应声跑了上来,把男女队中领班的各拿一人,立即斩首。其余唱曲的都不敢胡闹了。齐景公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孔子扶持着鲁定公走出宴会厅,黎弥本想带人堵截,看到孔子有勇有谋,不仅懂礼,而且懂得防卫,又有申句须、乐颀在护卫,不远处就驻扎着鲁国的大军,因此终于没敢动手。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因势利导,抓住鲁君受三桓控制,而三桓又受家臣威胁的时机,想借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提高君权。为此,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郈、费、成本是三桓势力盘踞的城堡。孔子以“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的古制,来说服定公以三桓违礼来消减其势力。他派子路为季氏的家宰,主持拆毁三都的部署。叔孙氏先把郈的城墙拆除。季氏将堕费,孔子以司寇的地位,派申句须、乐颀二人跟国人联合,击退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迫使他们逃往齐国,遂堕费。及至将堕成时,孟氏伪装不知,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出面违抗。定公亲自率师围城,也没有攻克。这样,三家贵族中有两家在表面上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暂时取得了胜利。
孔子对鲁定公有功,得到鲁国人们的尊重。但鲁定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不能运用孔子的学说。没过多久,齐国的晏婴死了,大夫黎弥掌握了齐国的大权。黎弥怕孔子在鲁国得到重用,想了一条计策,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去一班女乐(古代的女子歌舞团)。他说:“鲁定公好色,准会迷上这些能歌善舞的美女,准会把孔子这个只会书、礼的先生气跑。”齐景公一听,同意了,就选了几十个漂亮的女孩子,派人送到鲁国去。鲁定公一瞧,果然入了迷,以此天天听唱歌,看跳舞,意乱神迷到什么事情都到不了心里去,早把治理国家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孔子见状,非常着急,就唠叨几句,鲁定公不高兴,就恭恭敬敬地躲着他了。孔子的学生子路看不惯,对老师说:“夫子,在这儿不行,咱们走吧!”孔子叹了口气说:“我哪儿不想走哪?我想等过了祭祀再说,主公也许还是能够遵守大礼哪。不是到了没法儿的时候,我总舍不得走啊。”
到了祭祀那天,鲁定公只是到场应了个景儿,就匆匆地回宫欣赏歌舞去了。依照当时的规矩,祭祀用过的肉应当由国君很隆重地分给大臣们。可是鲁定公却把这件大事推给大夫去办,大夫又推给家臣去办,家臣又推给底下的人去办,底下的人正乐得拿来自个儿受用,索性谁也不分了,把场面搞得乱七八糟。孔子祭祀完了回到家里,眼巴巴地等着祭肉,一直等到晚上也没见送来,直叹气。子路说:“夫子,怎么样?”孔子说:“唉,我干不下去了!命里该的,命里该的!”这回他决心离开鲁国,带着子路、冉求,还有别的几个弟子,一块儿驾着车走了。
三、周游列国
孔子一行来到卫国。卫灵公当时正想把卫国发展得强大起来,一听鼎鼎大名的孔子来了,抱着一肚子希望前去迎接。他向孔子讨教怎样操练兵马,怎样打仗。没想到孔子冷冰冰地说:“我就懂得礼节、道德这些事,没学过打仗的事。”卫灵公一听这话,心里也就凉了。
卫灵公对孔子表面上敬重,依照鲁国的生活待遇给以俸禄。但不久,卫灵公就听信人言,怀疑孔子来卫有什么野心,就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发觉,只住了十个月,就悄悄离开了。
孔子打算到陈国去,就带着学生驾车南行。他们路过一个叫匡的地方(今在河南省长垣县西南),那边的人把孔子当作了阳虎,就把他们包围起来。阳虎也是鲁国人,因为谋反失败,逃跑了。他早先欺负过匡人,匡人都恨他。可巧孔子的相貌有点儿像阳虎,匡人就来找孔子报仇。在危急关头,幸亏卫灵公派人来请孔子回去,匡人才知道找错人了。孔子这回白白地受了五天罪。
于是,孔子又回到了卫国。这回给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知道了。她想利用这位道德高尚的圣贤,就打发人去请孔子。南子在卫国的声名挺不好。但孔子一听卫灵公的夫人请他,就一本正经地去拜见南子。南子见孔子向自己行礼,就笑眯眯地还礼问好。孔子见南子长得十分标致,心里想:“长得漂亮的人,难道就一定没有德行吗?”他心里还迷迷糊糊的,学生子路已经气坏了。一见老师出来,就挺生气地怪孔子不应当跟这种女人见面。孔子急得冲天发誓说:“见见面怎么了?我要是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老天爷会罚我的!老天爷会罚我的!”
孔子自从见了南子以后,卫灵公像对待南子一样对待孔子。出去的时候,卫灵公让南子一块坐在车里,还叫孔子陪着。他带着天下无双的美人儿跟独一无二的道德高人,得意扬扬地在大街上经过,觉得挺体面。但卫国的老百姓见了,却觉着恶心得要吐。有的唱道:
漂亮夫人!
圣贤先生!
上首坐着夫人,
下首坐着先生。
先生受到了尊敬吗?
看起来还不如漂亮的夫人。
孔子听了,绷着脸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离开了卫国。
路上学生冉求问颜回:“夫子为什么要离开卫国?他是心里有鬼,还是怕自己受不住南子的诱惑吗?卫国正有一个内讧的好机会,南子也喜欢夫子的主张,为什么放弃这种机会?还会有什么好时机?”颜回说:“我也不明白,但夫子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为什么不问问夫子呢?”
冉求觉得有理,就趁大家在野地里歇息时,请教孔子。
孔子说:“我不愿意在卫,有一个道理。你们想想,如果父子相残,父妃与太子、父妃与孙子间有冲突,我该怎么做呢?我实在无法从人伦与国家中找出仁义道德的好法子,就只能离开了。”
冉求心中有所暗想,就直接问:“夫子是不是怕与南子亲近呢?”
孔子说:“是啊!人说,在瓜田里,你不能系鞋带子;在李树下,你不能正冠,因为有偷人家瓜果的嫌疑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离开了卫国,南子可以好好治国了,我也算帮了一个忙,为什么不这样做?”
子贡与冉求互看一眼,心里不大赞成孔子的主张:这么做,就真能避开嫌疑吗?冉求说:“吴王攻下了郢都,公冶长说,他与吴王间找不到君臣想得的那种和谐,他愿求一死,也要劝谏吴王。”孔子叹息道:“我教你们,不是让你们去死。天下失德的君王太多了,为他们而死,不值得。人的生命可贵至极,绝不可坐以待毙。我们能做官,就做;做不了,就唱着歌,驾着车,高高兴兴地离开那里。只有卫国才是我们做官的地方吗?南子是一个女人,她主卫国的国政能有多久呢?灵公的孙子辄会是一个好君王吗?有仁德的君主,才能有圣贤的大臣。你想让吴王夫差做一个仁德君王,会有多难?我想,求啊,你该写信,要子长回来,我们再去各国。难道天下之大,就没有谁明白,我们的主张是救治天下的根本吗?”
冉求在写给曾点的信中说:夫子想走遍天下,他不信没有人懂得,他的治世道理是真正有用的,能救治这个纷乱的世界。冉求在写给季孙斯的信里说:夫子想,要是能在世上推行一种仁德治世的主张,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我们跟着夫子,盼着有人相信夫子的主张,听信夫子的道理。一旦有人愿意听信夫子的,那他的国家就是一个强国,他的庶民百姓就人人安康幸福。
孔子一行来到曹国,因无法安身,又跑到了宋国。在宋国的地界,他跟几个学生在一棵大树下歇口气,就治国的道理相互问答,并演习礼仪。
这时,宋国的一个大臣怕国君重用孔子,就想办法要把他轰出去。于是叫人把那棵大树砍倒了,先给孔子一个警告。孔子一行只好离开宋国,上郑国去了。
到了郑国,孔子跟他的学生失散了,垂头丧气地在东门口站着。子贡沿路打听他老师的下落。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在东门口站着一个老头儿,模样倒像个传说中的圣贤,可精神恍惚,好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老师?”子贡到东门口一看,果然是老师。见到孔子,他就把那个人说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苦笑着说:“要说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这倒挺像,挺对!”
孔子一行来到陈国,在一个同情他的大官家里一气儿住了三年。这时候,晋国跟楚国争夺陈国,紧接着吴国又来攻打。孔子住不下去了,就想还是回到卫国去。
到了卫国,卫灵公已经死了,他的儿孙为争夺王位,正打得热闹。孔子只好回转身来,想通过陈国,到蔡国去。
孔子与弟子站在黄河边,看着浩浩荡荡的黄河。弟子们听到了老师的一声叹息:河水啊,就这么流淌过去了,不舍昼夜。
子贡、颜回等看到夫子伫立河岸,夫子的身影与黄河凝成一幅阔大的画面。他们细细品味起夫子的人生滋味来。可逝者已逝,来者无可追,他们怎么也体味不到孔子的心绪,他们与孔子的心境相差得很远很远啊。
这里离晋国很近,但孔子不想直入晋国。因为这时已经三家分晋,分别叫作赵国、韩国、魏国。他去见谁呢?见相国赵简子吗?见晋平公吗?跟他们说些什么?弟子们见夫子这般犹豫,感到不可理解。颜回说:“夫子是厌见血腥,他不愿意见三家分晋。如果三家以血的代价来分晋,晋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被活活撕裂,变成三份,那该有多么痛苦?所以夫子的心像这条河一样化成波波心澜。”
孔子一行从陈国到蔡国的路途上,正赶上“吴伐陈、楚救陈”的战乱,遭受到绝粮的困境,跟从的弟子大多饿病。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还照常讲学、弹琴、歌唱,在镇定中度过困厄。
孔子到了原属蔡地而已成楚地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市境)。叶公当时镇守负函,虽然听说过孔子,但不太了解。他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就该说:孔子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后来叶公当面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报告他:“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让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来投奔。这是针对叶公管理迁到负函的蔡人来说的,希望他施行德政。
楚昭王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一带,就打发人来请他。这时孔子一行正被陈、蔡两国士兵围困着饿肚子,到了第四天头上,楚国的兵马到了,才解了围,把孔子一行接到了楚国。
楚昭王恭恭敬敬地招待孔子,还想封给他一块地方。楚国的令尹子西反对这件事,他对楚昭王说:“大王可千万别小看了孔子。跟他的那班人里有文的,有武的,要是有了地盘,慢慢地往大里发展,到那时候,大王想管他也管不住了。”子西这么一说,楚昭王觉得有理,一片热火劲儿,也就凉了下去。
孔子知道楚国也不能够用他了,只得又垂头丧气地走了。
他停留在楚国边境和返回卫国的路途上,遇到了一些不知姓名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物,他很有兴趣地关注着。有个好像疯狂样子的楚国人,跑到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他却赶快躲开了。
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跟弟子们一时找不到渡口。看见两个人在一起耕地,便叫子路去打听过河的地方。他们清楚了车上的人是鲁国的孔子,子路是孔子门徒以后,一人说:“孔子是圣贤,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另一人对子路说:“现在的世道是到处乱纷纷,谁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那个、选择这个的人跑,还不如跟随我们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住地翻地,不再说话了。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良久,才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走在路上,子路落在后边了,他不知道孔子走了哪条路。这时遇见一位拄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者,便问:“子见夫子乎?”老者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插起拐杖,开始拔草。子路赶上孔子后,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再打发子路去寻找,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论,无疑是对孔子的讥讽、惋惜,这是他在齐国很少遇见的。不过,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从楚国的边境返回卫国,这是卫出公四年。出公,名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因谋杀南子,被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蒯聩又回国同他争位。孔子到卫国时,政局已经大致稳定,“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有一天,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首先做什么事呢?”
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意思是一定要纠正凡事凡物的名分和名称。
子路说:“您竟迂阔到如此地步吗?干吗要先纠正这些呢?”
孔子说:“你这人真莽撞呀!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总是默不作声。不确当的名称不纠正,说话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顺理成章,事情就办不好;事情办不好,国家的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束手束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定下一个名称,一定说出来就明白;说出来就明白的话,也一定行得通。所以君子开口说话,总要一点儿不马虎才行。”
子路无话可说了。不过弟子们还想了解孔子有无在卫出仕的意图。冉求问子贡:“你看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我去探问一下老师的口气。”
于是,子贡走进孔子屋里,问:“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孔子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推让,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都跑到国外,后来是不是怨悔啦?”孔子说:“求仁而德仁,又有何怨?”子贡出来对冉求等说:“看来老师不会帮助卫君。”这就是说,孔子跟子路、子贡的两次谈话,都是针对卫出公跟他的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批评。孔子能够在卫国住下来,大概是由于卫出公以待贤者的礼节来奉养孔子。
孔子从55岁至68岁,周游列国14年,曾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的边境,并反复进出于卫国。所到的七八个诸侯国,没有一个国君给他官做,他的一套主张没有多少人听。眼看已经快70岁的人了,哪里还有气力再到处奔波?因此,他想回到鲁国。
四、晚年著书
鲁哀公七年,吴君与鲁君相会,吴要求鲁国献地,又要求季康子去禀见,幸亏子贡出面交涉,鲁君和季康子才免受屈辱。第二年,吴又攻鲁,幸亏孔子弟子有若在内的七百英武士的坚决抵抗,吴兵才退走。季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人才,就派人去卫国请冉求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求率领“季氏之甲”击退了侵鲁的齐军,立了战功。季康子问冉求:“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生就的?”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冉求对孔子倍加称赞。季康子问冉求,是否可以请孔子回来。冉求说:“想请他回来,只要不听信小人的坏话,就可以了。”于是,季康子派人带了重礼迎孔子回国。就在这一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的奔波,返回鲁国,这时已是68岁的老人了。
孔子从30岁左右就从事私人讲学。归鲁之后,又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对传统的《诗》、《书》、礼乐,加以整理,用来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他还利用官史作《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计十二公,以编年体裁和简约的文辞,记载了242年的史事,传授后学。这部《春秋》以正名为主旨,含有“寓褒贬,别善恶”的意思,使得当时被称为乱臣贼子的人,都有所畏惧。
孔子在政治上,有抱负、有见解,但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孔子常受到各国当权人物客气的咨询。晚年归鲁后,遇有大事,鲁国的当权者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用多杀坏人、亲近好人的办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回鲁后,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伤心与悲痛是不言而喻的。过了没几年,又眼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去。他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伤心得连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哭得十分悲痛。跟随他的人说:“子恸矣!”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哀公十四年(前481),齐国的国君简公被大夫陈恒杀害了。70岁高龄的孔子斋戒沐浴后朝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你向季孙、仲孙、孟孙三个大夫去说吧。”孔子又向三个大夫说了,但都不同意出兵讨伐。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路又在卫国政变中惨死,孔子再次痛哭失声。
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在弟子们的悲哀声中死去,终年73岁。鲁哀公亲致悼词。
孔子在世时的言论,弟子们进行了整理,后世流传很多,其中最主要而可信的是《论语》一书。
五、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一个具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的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却一生主要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既有保守,也有进步的一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周公!”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否定。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一)“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具体情况说的,因而强调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人民。“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所以说,“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明显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他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难以做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
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因此,“仁”包摄有“孝”、“悌”、“忠”、“恕”。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者不侮,宽者得众,信者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者足也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的,作为一个仁者,要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与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缓和一些。孔子还说过“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一定得慎重。
孔子的“仁”中,更包括了“忠”。他认为“天下有道”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样“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并且“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但当时的情形并不如此。在孔子看来,简直是“无道”,主要表现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民散久矣”。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要使得人民的力量如何向政府集中,大夫的如何向国君集中,国君的如何向天子集中。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民、大夫和国君对天子履行“忠”道。只要怀有“异心”的人都归顺起来,履行“忠”道,就能恢复被扰乱的社会原有的秩序。而“恕”,是以“忠”为归依的。“忠”与“恕”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恕”而得“忠”,为“忠”而行“恕”,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都是“仁”的表德之一。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的一段话。颜渊问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意思是,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紧密联系起来,“仁”被规定为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的理想社会表现在对“礼”的规定:“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一层一层,都能得到爱护与保全,又不致因侵夺而加速制度的改变。换言之,对于礼制的破坏,就是“不仁”。归结为一句话:“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二)历史观
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教弟子,其中有许多历史文献。弟子后学所编的《论语》中,反映出了他的历史观。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历史知识。
孔子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明他对过去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认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而“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
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做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为: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实际上都是不同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是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当时有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也可以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晚年见到鲁君的政权之不稳,如经济权被剥夺已经五代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四代了,这样发展下去,是够危险的。他考察其原因,都是由于当时,不论做大夫的也好,做陪臣的也好,士君子也好,都不理解为政的意义;只要握了权,就专横起来,各自为政。这还叫作“政”吗?于是,他在答复季康子问政时,对“政”定义道:“政者,正也。”
他这样解释“政”,一方面固然对季康子有所讥讽,讽刺季氏不仅三分了鲁国的公室,且从三分鲁国公室中,把所分得的土地,采取租佃办法,征收地租,认为这是不正。所以接着说,如果“子(指季康子)率正”的话,“孰敢不正”呢?另一方面,就是指示当时执政者一条为政的道路:除自己要公正外,对于被认为有乖于礼、有悖于名分的事情应一一予以匡正。
孔子还写了一部正名分的《春秋》,传说这部《春秋》写出来后,使得当时被称为乱臣贼子的人,都有所畏惧。
但据许多学者研究,孔子写《春秋》一事不是很可靠。当时各国都有史官记述历史,大概都叫作《春秋》。传说墨子就曾读过百国《春秋》。至于“寓褒贬,别善恶”的义例,这是当时各国史官记述历史的通例,也并不是从孔子才发明的。鲁国史官记述这部《春秋》,自然不例外。因此,不能认为这部《春秋》是孔子为“正名”而写的。
但是有一点,孔子把“作”《春秋》的“作”字当作“讲”字来说,也就是说,孔子对他的弟子,对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物大大地宣讲了一番,所以被称为讲述《春秋》,而其中以正名作为主线,“寓褒贬,别善恶”,扶正祛邪。
(三)人事与天命观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
不过,他是把天作为有意志看待的。他答王孙贾的话时说:“得罪了天,那是没法子祈祷的啊!”
有一次,孔子病了,子路以孔子是鲁的大夫,故叫他的门弟子作为大夫的家臣来招待孔子。后来孔子感到这不好,又发急地说:“我这样做,欺谁呢?难道欺天吗?”
又有一次,他答子贡说他为什么不说话时,带气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人认为这是自然之天,孔子的意思是叫人自己多做事少说话,所以以“天何言哉”为例,并没有说天无意志。
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并不像殷商、西周的统治者一样,说得那么有力,那么强调。他只是发誓时或感叹时这样消极地说天会有什么作用,如是而已。所以子贡说不曾听得夫子言“天道”,大概也就是个缘故。
孔子为什么不言“天道”、不强调天的意志呢?其原因:一是孔子知道,由于社会变动得很激烈,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致使一般人不仅不“畏天”,反而“怨天”。这样,又如何再拿“天”来维系社会人心呢?所以他只能在个人方面显示对于“天”的信赖,却不敢对人来言“天道”,说天能赏善罚恶。二是他见“天道”不行,已另行提出了“正名”的办法,来重整社会的既成秩序。三是他见“天道”不行,又另行倡导“仁”的思想,以维系社会人心,巩固周的统治。四是他见“天道”不行,又倡导命运说来支配人的意志。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子夏也述说他的话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孔子见到当时鲁国的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分四分公室;又见到“齐其归陈氏”,他的意思是:这许多,都是“不义而富且贵”,都是“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换句话说,都是“不知天命”而妄图富贵。
子贡在商业经营中发了财,孔子认为这又是不安本分,妄肆求富,所以骂他“不受命”而违反天命。
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起决定性作用呢?孔子不否认天命与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他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祍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位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人”主张和私人讲学为培养从政人才的思想是一致的。
人死了,是否为鬼为神,孔子似乎是存疑的。子路曾问怎样敬事鬼神,他大概因为绝口不谈这类问题,便来了一个关门的答复:“侍奉生人的道理还不曾弄清楚,怎的谈得上敬事鬼神呢?”子路不懂,又去追问,孔子还是不理会似的答道:“在生的如何还不知道,怎么就谈到死后去呢?”
这样看来,孔子对鬼神问题,似乎是很淡漠的。但是,他既不谈鬼神,为什么又叫人对鬼神要好。人死为鬼,叫人去服丧三年,“致孝乎鬼神”要丰盛,又叫人“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孔子不谈鬼神与他的不“言天道”是一样的,也是由于当时社会基础已经动摇,只是谈鬼神,已无法维系一般人的信任,倒不如从对鬼神的实际行为上着手,如服丧三年、祭葬以礼,等等。这样,一则“慎终追远”中督促人们趋向厚道而不怀叛意;二则,可以把宗族中纵的关系维系住。这样的不谈,比谈的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还有这样的说法:鬼神对于不是他这一族或这一等类的人而来祭奠,是不接受的。也就是说,鬼神是属于高级的,只有贵族死了才能为鬼为神,所以鬼神不会接受异族贱类的人的祭奠。
孔子也综述了这个意思,说得更明白。他说:鬼神是不接受异族贱类的人来祭奠的,如果他们要去祭奠的话,便是谄求福禄。这样说来,只有贵族死了才能为鬼为神,所以孔子只是叫贵族后裔能够“慎终追远”,促使被奴役者趋向厚道。至于被奴役者本身,不可能为鬼为神,自也“不得立宗庙”,即使给予他们以鬼神的恫吓,也是徒劳。因此,孔子也就认定,只有对有鬼神的贵族们加强他们后代子孙的“慎终追远”行动即可,没有必要对鬼神做直接、广泛宣传的必要。
(四)教育思想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学习不同而相远,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贫富、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孔子说:“衣蔽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曾参也是贫穷的人,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曾是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份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才,而不是培养耕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教育的对象是人。孔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等级之差、智愚之别,也就是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既然人有这样智慧高低的不同、认识能力的级差,所以教育的内容、深浅的程度也应不同。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
孔子实行“因材施教”,目的是培养“成人”,即使人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在孔子看来,“成人”应该具有智、仁、勇三德,再加上有技艺和礼乐的修养,既多才多艺,又清心寡欲,更临危不惧的有道德之人。“成人”的标准,不在于才力,而在于道德。人的智慧用于为人之道,就成为有道德的人。因此,人便分为上智之人与下愚之人,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为此,孔子教育弟子的主要内容是“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育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政治、外交的才干。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主张因材施教,对子弟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求问:“闻斯行诸?”孔子说:“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参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就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既然教育的前提是“性相近,习相远”,那么经过“学礼”、“习礼”、“用礼”,就可以维护、巩固人性,建立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关系,达到仁人的境界,所以孔子反复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了捍卫“仁”的最高原则,牺牲生命在所不辞。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认为,人的生存应当正直而有道德,不应当诬枉不直而侥幸苟活。所以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只要时时不违仁,处处去行仁,就会培养出“仁人”、“圣人”,最终达到“天下归仁”和恢复周礼的目的。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
六、孔子的后学
孔子的弟子,相传有3000人。司马迁《史记》立《仲尼弟子列传》,著录弟子72人,皆受业身通的异能之士。其中,有年龄、名字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35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42人。《论语·先进》特别著录孔子弟子七百人分为四种。“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大戴礼记·卫将军文》记述了子贡所称述孔门之贤者,于《论语》所举者外,有公西赤、曾参、颛孙师、南宫绦、高柴。这十几个人,可说是七十子中的佼佼者。而颜回最为看重所称道,子贡、子夏、曾参的社会影响最大。
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30岁。他以颖悟好学、安贫乐道为孔子所赞赏。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又称道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早死,孔子哭之恸。有人说:“您哭得太恸了。”孔子说:“我不为这个人哭得恸,还为谁恸呢!”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31岁。他敏于事理,善于言辞。他由衷地敬佩孔子的德行学识,坚决抵制某些人对孔子的非议。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有一个叫陈子禽的人,对子贡说:“你是谦恭罢了,仲尼难道比你高明吗?”子贡答复他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鲁哀公时,齐国田常打算伐鲁。孔子知道了,对弟子们说:“鲁是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请行,孔子都没有答应。最后,孔子派子贡到齐,说服田常,又由齐到吴见吴王夫差,到越见越王勾践,再至吴、到晋。子贡所到之处,各说其当政者以利害,打动了他们的心理,改变了国际的形势,缓解了鲁国的危局。史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把有关各国的变化,归之于子贡的活动,未免过于夸张,但子贡的活动对于当时局势的变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则是可信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子贡的辩才及其在国际事务上活动的能力。孔门对于辞令原是重视的,专门有语言一科,而子贡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子贡的活动,可能在形式上已开战国中期纵横家的做派,虽然活动的性质不同。
子贡又是做生意的好手。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值焉,亿则屡中。”他是七十子中最为富裕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死后一般守孝三年,子贡却守庐墓六年。他曾相鲁,终于齐。
子夏,姓卜,名商,少孔子44岁。他是孔门中特别重礼的人。有一次,他问孔子《诗》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他的问题,着重在最后的一个诗句。孔子说:“绚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之事,先布众彩,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文。子夏立刻就联想到礼,而说“礼后乎”,因此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又有一次,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感到孤独,子夏劝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为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游批评他,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不接受这个意见,认为子游错了,他的教育方法正是君子之道。子夏讲礼,偏重于礼的细节,极易陷入形式主义。《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子夏治学,强调知识的占有。他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早起法家李悝也为子夏弟子。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46岁。《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原书久佚。今《礼记》中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能是曾门弟子所记录整理。另有《孝经》一书,记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相传是曾参所作。这可能是因曾参以孝著名,故以《孝经》依托于曾参名下,而传说不一定可信。
曾参也重礼,但更重仁。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又一次,孔子特别点了曾参的名,说:“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孔子离开以后,门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所谓忠恕,正是曾参对于仁的一种表述形式。不过曾参的忠恕是偏重于内心的修养,孔子的仁则有更多的政治理想。
曾参讲仁义,讲孝悌忠信。曾参没有留下专讲性善的材料,但这些都跟性善的思想相联系。后来子思作《中庸》,孟子言性善,讲仁义,言仁政。从思想体系上看,子思、孟子跟曾子是属于一个派的。尽管战国中期的学风使孟子带有辩士的作风,而曾子则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表现出一种拘谨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体系上同属一个流派。
孔子当初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在政治上推行自己的主张,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可是客观上极大地开阔了孔子及弟子们的眼界,达到了“学问与游历”相结合的目的。后来中国读书人往往羡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说明孔子为后来人做出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在周游列国过程中,孔子及其弟子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组织、管理、外交能力。后来楚昭王想以七百里之地封孔子,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令尹子西却提醒楚王,说孔子的学生中有奇才异能的人可不少,可是他们全都听孔子的,不听当世王侯的,要是“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还不成为文王、武王?这样的话有一定道理。因此,孔子的弟子虽然能人很多,可是仕进都不太顺利。再加上孔子逝世后,他们也书生气十足地搞“守庐墓”、“三年心丧”那一套,并且主要致力于把老师晚年讲学习礼的一整套传承下来。
七、孔子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从古到今,影响很大,他的思想体系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与释迦牟尼、耶稣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西汉的司马迁是极其崇拜孔子的。他将孔子的传记列入“世家”,相当于诸侯。他在《孔子世家》赞中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教育方面来赞美孔子的。他看出,孔子的抱负虽在于政治,他的成就却在教育。孔子留下了整套教材,成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有组织的教学实践方式。他的弟子们严守祖师爷的规矩,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在历史长河中,孔子及其学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在长期的帝制时代,先是汉平帝元始元年(1),皇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历代王朝都尊称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孔子为宣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因而孔庙也被称为文宣王庙或宣王庙。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以后又不断加封,因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也被称为至圣庙,元明以后称文庙并遍布宇内。而曲阜孔庙由于是孔子故宅所在,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代帝王都以到此祭孔为重礼大典。
但是,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因为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儒家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遭遇了厄运。而到“文革”中,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孔反儒运动,使孔子的形象被歪曲,儒学的命运更悲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悄然兴起,并且四处扩散,方兴未艾。
如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能代替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脱离传统。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及其学术对东方文化乃至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要了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必须全面认识、研究孔子及儒家的影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择善而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进行新的诠释和充实,以解决当代世界许多严峻的问题,保护我们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形成共同的伦理和行动纲领,促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走向充满光明的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