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思想家墨子

墨子，名翟，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因出身卑贱，也被称为平民思想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草根”思想家。

一、生当乱世

墨子大约出生在春秋战国之际，活动年代在公元前468年至前376年。司马迁作《史记》时去墨子大约三百余年，墨子生平事迹已难于详考。因而司马迁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附记二十四字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墨子出生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政治上，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先后经历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西周以来的小国大都被大国瓜分、吞并，大国内部也由于内部矛盾出现了分裂。北方的大国晋先是有韩、赵、魏、范、中行、智氏六家卿大夫弄权，后来这六家发生内战，最后韩、魏、赵三家胜出，瓜分了晋国，成为诸侯。东方的齐国，国君的权力也逐渐转移到客卿田氏手中。墨子出生的鲁国是个小国，东北有强大的齐国，西南有强大的楚国、越国，处境非常危险，同时，鲁国国君的权力正日益遭到卿大夫的剥夺。就在墨子出生前后，鲁哀公被鲁国三家卿大夫季康、叔康、孟康逼迫，逃到了魏国。哀公死后，悼公继位，地位更加卑微，鲁国政权实际落入三家卿大夫之手。

墨子出生的时代，诸侯争霸，宗族相篡，佞臣弄权，社会道德沦丧，明哲保身的人退隐山林，争名逐利者喧嚣于世，做臣子的杀君主，做儿子的杀父亲，比比皆是。在经济上，土地国有的制度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造就了一批新兴地主，他们蓄势待发，欲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学术文化上，从学在官府，由贵族垄断教育，到学术下移民间，私学兴起。孔子就是兴办私学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有教无类”，无论出身门第如何都有向学受教的机会，这为士庶阶层的活跃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在诸侯争霸的社会背景下，按宗法血缘关系决定贵贱的制度开始瓦解，人身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不管出身、贫富、国籍，一跃而为卿相，正逐渐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被视为“贱人”，可能是奴隶或自由贱民，出身于工匠之家的墨子，后来成长为大思想家。

二、参加工艺生产

墨子出生在鲁国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在春秋之前，手工业者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由贵族官府组织生产，所生产的产品也归官府，其生活用度由官府供给，身份世袭。这就是古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使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趋于解体，工商食官的局面也被相对打破。一部分工匠获得了自由，成了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甚至有了自己的一份小产业。不过尽管身份有所提高，但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并未改变，仍被认为是来自低贱的行业。因此，墨子多次自称“贱人”。

随着商业的兴起，进一步刺激了个体手工业的繁荣，工匠和小农等小生产者作为物资生产的重要承担者，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中的佼佼者通过学习，上升为士。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一定的际遇进入仕途。墨子就属于这一阶层。他出身手工肆之家，受家庭熏陶，自幼就懂得劳动的价值，对劳动者有着天然的感情。墨子很早就参加了生产劳动，学到了一身精湛的手工技能。墨子善于从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总结经验，逐渐成长为一位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杰出人才。据传他利用杠杆原理研制成桔槔用于提水，还制造了辘轳、滑车和车梯等用于生产和军事。

在鲁国，墨子高超的木工技术，可与能工巧匠鲁班媲美。《韩非子》记载：墨子曾用木片制成一只木鹰，这只木鹰能在空中飞上天。这可称我国最早的航空模型。当时不以为然，他认为能给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才算得上巧。《墨子·鲁问》记述说，当时鲁班为展示自己的才华，用木片制成了一只会飞的木鹊，并沾沾自喜地向墨子夸耀。墨子回答说：“你制作的会飞的木鹊不如我做的车辖（车轴上的关键部件），我只用一根三寸长的木头，瞬间就能砍削成一个车辖，装在车轴上，能够担六千斤的重量。”由此可见，墨子着眼于生产劳动，善于制造大车之类的生产工具，有着非凡的技艺。连后来的魏王宰相惠施都称赞说：“墨子才是真正的能工巧匠，他知道制作车这样对人有用的器物才是巧，而制作木鹰、木鹊之类的无用之物就是拙。”

早年的经历给了墨子极为深刻的影响，成名后，即使成了墨家学派的领袖，墨子还念念不忘工肆之事，他举例子、打比方，阐述自己的政见，常把工肆之事挂在嘴边。他不以自己出身工肆之家为耻，自称贱人，称自己的学说是贱人所为，把为普通大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义。后来荀子也讥讽墨子学说是“役夫之道”，表示与儒家的“君子之道”截然对立。

青少年时代的墨子勤奋热情，善于交往，好与人辩论事理，除了对生产劳动感兴趣，他还关心时事。战国初期战争不断，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变革带来的动荡不安，震撼着青年墨子的心灵，使他产生了朴素的救世思想。那时孔子去世不久，儒家是天下最显赫的学派，而鲁国正是儒家的大本营。因此，渴望求知的墨子就学于儒家，学习古代传统文化。

在那时，儒学是非常流行的学问，通常分为低级的儒和高级的儒。低级的儒就是学些婚、丧、嫁、娶一类的礼仪，学成后，等贵族之家有了红白喜事，做个司仪、吹鼓手之类混口饭吃，为士人所看不起。高级的儒是孔子创立的，不仅讲授婚丧礼节，还讲授君臣上下等级名分规定的礼节仪式，以及等级制度的思想。《论语·雍也》记述，孔子曾直截了当地对他的弟子子夏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君子儒”指地位高贵、通晓礼法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小人儒”指地位低贱、不通礼法、品格平庸的人。孔子告诫子夏要成为具有君子品德的儒，而不要养成具有小人品质的儒。

墨子向儒家学习，学的是君子儒。在鲁国，墨子向古代著名的史官史角的后人学习周礼。史角是西周末年周桓王的王室史官，熟悉周朝的典章制度和历史变迁。鲁国是周公的儿子伯禽的封国，保存有丰富的古代礼乐知识和器具，一向尊崇周礼。当时鲁国国君鲁惠公向周桓王请求“郊庙之礼”，这是只有天子才有权举行的一种礼仪。周桓王就派学识渊博、精通周礼的史官史角到鲁国讲授这种礼仪。鲁惠公非常欣赏史角，就乘机把他留在了鲁国。日渐衰微的周天子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史角的后代从此就在鲁国从事传播周礼的事业。到墨子求学的时代，上距史角到鲁国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在儒家那里，墨子主要学习古代传统礼仪及当时流行的各种各样的礼，还有一些当时社会上必备的技能，诸如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书法文字）、数（计算），再高级一点的就是儒家的典籍，诸如《诗经》、《尚书》、《春秋》等。通过学习，墨子掌握了一些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很快就熟读了《诗经》、《尚书》、《春秋》等儒家经典。在辩论中，他能运用儒家倡导的“仁”、“义”、“孝”等字眼，对于尧、舜、汤、文、武、周公等人的历史传说也能信手拈来。儒家的弟子往往只读鲁国的《春秋》，可勤学的墨子读遍了周、燕、宋、齐等国的历史。后来墨子在其著作中自称遍读百国《春秋》，他用心思考，通晓了古今之变，对社会有了独立的认识。墨子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习惯于从生产、生活实际看问题、讲道理，可儒家却鄙视生产劳动，认为社会上分成两种人，一种是君子，平时进行修身养性，做道德楷模；另一种是小人，耕种田地以供养君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为社会培养道德君子。孔子的学生樊迟曾请教耕田种地的事情，孔子骂他是“小人”。这深深刺痛了墨子的心。

经过一段时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墨子发现了儒学的弊端。例如，儒家讲的礼乐制度十分烦琐。讲维护贵族等级的礼仪、器物，连日常饮食都有相应的规定。如天子进食用九鼎八簋，鼎中要有牛、羊、豕、腊等九种肉食，卿大夫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最低级的士在普通情况下用一鼎，鼎中要有豚（小猪），特殊情况下用三鼎，鼎中盛羊、豕、鱼。除食器、食物规定外，不同身份的贵族还享有不同数量的钟、磬之类的乐器，其他的宫室、车马仪仗、兵器等也有身份差别。贵族们的奢华，其费用无疑都要摊派到百姓头上，加重劳苦大众的负担，使其连温饱也难以做到。出身下层的墨子自有切身的体会。又说，儒家主张厚葬、久丧，认为这样才算“孝”。墨子却认为这是耗费财力的浪费，不利于生产，纯属让活人侍奉死人，没有什么意义。据说当时的礼仪有三千多种，一举一动都有相应的礼制规范，人一辈子也学不尽各种各样的礼。墨子感到了厌烦，认为这一套对下层的生产劳动者是不利的。儒家言必称周公，崇拜周代的典章制度。但是，墨子却发现了更理想的社会风尚——夏代文明。

墨子十分钦佩夏禹。夏禹生活简朴，住矮小的宫室，无雕梁画栋，吃饭用的是土碗，夏天穿葛衣，冬天披兽皮，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没有丝毫帝王的架子。夏禹领导人民治水，奋战在第一线，不辞劳苦，不避风霜，三过家门而不入，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的汗毛都脱落了。他为天下人的利益奋斗到死。下葬的时候，三件衣服，一口薄棺，生死简朴至极，堪称天下第一圣人。

墨子效法夏禹，在自己的生活方面极为艰苦。他穿粗布衣服，“量腹而食”，学习、工作“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同时，他不只是与上层人物有接触，而是甘愿与下层社会为伍。在学儒期间，墨子完成了思想转变，“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到的见解和主张，最终与儒家分道扬镳。

三、创立学派

墨子脱离儒家后，最初在农民、手工业者和一般人士中宣传自己的主张，很快赢得了下层人民的认同，影响逐渐扩大。受墨子吸引，大儒子夏的弟子禽滑厘放弃了儒学而改投到墨子门下。子夏是大圣人孔子的高足，其弟子投奔到墨子门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墨子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弟子，他们自称墨者，宣扬互爱互利，主张不拘身份任用贤人，反对战争等，成为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另一种显学——墨家。

墨家发展成一个严密组织的民间团体，首领由墨者推举产生，成为巨子，墨子当然成为墨家的第一代巨子。在墨子建立的团体中，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纪律。纲领就是墨子的学说，他们叫作“义”，其组织、成员叫作“墨者”。墨子的纪律称为“墨者之法”，非常严格，连生活制度都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身穿粗衣，脚穿草鞋，日夜劳作不休，以勤勉自苦为做人的最高境界，谁要是受不了这种约束，就没有夏禹的精神，不够资格称为墨者。墨子主张严格执行“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所谓墨刑，连臣子也不例外。

《墨子》一书中记录有墨子与弟子的对话，说明墨家这个团体中主要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类人才。其中谈辩者就是学习辩论的技巧方法，专门从事游说之事。在当时列国争雄的社会背景下，这类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墨家非常重视谈辩之士的培养，墨子本人就是一位辩论大师。说书者就是讲习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教师、学者。从事者，即农、工、商、兵等各种事业的实用人才。

整个墨者团体就如同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才，大家共同劳动，自食其力，还实行劳动分工，根据各自的特长做不同的事情。大弟子禽滑厘做墨子的助手，也是下一任巨子的传人。禽滑厘和老师墨子的经历差不多，也是先学儒，后又放弃儒学。据说禽滑厘追随墨子，“尽传其学”，继承了墨子的学问，后来声名和老师墨子一样。尤其是他悉心钻研守城战法，成了一名军事战术家，《墨子》一书中关于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都是以禽滑厘和老师墨子问答的形式表述的。

外出做官的墨者，须把俸禄的一部分交给团体，做集体经费，还要随时听从命令放弃官职，接受其他任务。耕柱子、高石子、胜绰、公尚过等曾被派往楚、卫、齐、越等国从政。被派往外地的弟子必须严格执行墨家之法，按墨家的“义”去为官。高石子被墨子派往卫国做官，卫国国君因为墨子的缘故，任命高石子做了卿，卿是朝中的高官，地位仅在三公之下，享受丰厚俸禄。高石子上任后，一连三天在朝廷上陈述墨家的主张，可卫君充耳不闻。高石子见道义不行，不贪图富贵，毅然辞去官职，回到墨子身边。高石子的行为受到墨子的褒扬，他高兴地对大弟子禽滑厘说：“违背道义追求俸禄的，我常听说，拒绝俸禄追求道义的，在高石子身上看到了。”被派往外地的弟子如表现不好，有违墨义，就被召回，重新接受教育。《墨子》书中记载，弟子胜绰做了齐将项子牛的侍从。他多次帮助齐国伐鲁，被墨子请退训斥。这说明弟子虽学成外出，仍受墨家团体纪律的约束。耕柱子在楚国做官，墨子的其他弟子到了楚国，耕柱子用家常便饭招待同门。同门师兄弟嫌其招待不好，回去后向墨子报告耕柱子背叛了老师。可过了十天，耕柱子就托人送来二百两黄金作为团体经费。墨子很高兴，对弟子们说：“谁说耕柱子变了心，你们说的是假话！”这说明耕柱子也是一位外派做官得到墨子首肯的弟子。

在墨家的这个团体中，大家都以墨子为师，围绕在他的周围。墨子可算作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教育家，他开办私学，从事教育，一生都没有脱离教师职业。《吕氏春秋·当染》说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由此可见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的兴盛。墨子把从事教育看作实现理想事业的重要部分，认为有知识、懂道理，应该“劝以教人”，“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是不仁义的事情。而与孔子的教育目的“学而优则仕”不同，在墨家这个民间团体中，可培养不同行业的人才。

墨子对教育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孔子，他更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与孔子一样，墨子也非常注重教与学。《墨子·经说下》中说：“唱而不和，是不学也。智少而不学，功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多而不教，功适息。”意思是：老师教，学生不跟着学习，是“不学”，知识少而又不肯学习，做事的功效一定小。学生想学习，老师却不肯教，这就叫“不教”，知识多又不教导人，教育的功能就不能发挥出来，其功效等于零。

墨子一有机会就劝人勤学。有一个不好学的人投到墨子门下，墨子问他：“你为什么不勤奋学习呢？”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我的族人中就没有求学的人。”墨子教导他说：“不能这样。爱美的人难道会说，我族人中没有爱美的人，我就不爱美吗？想富贵的人难道会说，我族人中没有富贵的人，我就不想富贵吗？爱美的人、想富贵的人都不管别人如何，自己努力去做才对。至于行义，是天下的大才能，为什么还要看别人呢？一定要努力学习。”

墨子教导人的学习动机要纯正，否则达不到学习的效用。《墨子·公孟》记述：有个身体强壮、思维敏捷的人投到墨子门下，墨子对他说：“你暂且跟随我学习吧，以后我将推荐你做官。”此人懒惰，墨子用好言好语勉励这个人，他才肯学习。一年后，这个人提出要求做官。墨子说：“我不能推荐你做官。你听说过鲁国的一个故事吗？一户人家有兄弟五个，父亲死了，嗜酒成性的大儿子不去埋葬，四个弟弟对哥哥说：你和我们把父亲埋葬了，我们就买酒给你喝，四个弟弟用好话劝他，他才和弟弟们把父亲埋葬了。埋葬完父亲后，这个人就向弟弟们要酒喝。四个弟弟说，我们不给你买酒喝，你葬你的父亲，我们葬我们的父亲，难道只是我们的父亲吗？你如果不埋葬父亲，人家就会笑话你，所以我们劝你埋葬父亲。同样的道理，现在你也行义我也行义，难道只是我一个人行义吗？你不学习，人家会笑话你，因而我许给你推荐做官，勉励你努力学习。”

墨子非常注重弟子们的品德教育，讲究修养。墨子认为，要想实现理想事业，必须和修身结合起来，如果行义的理想不与修身结合，理想就会流于空谈，修养也会偏离方向。在《墨子·贵义》中，墨子批评轻视自我修养的行为时说：世上的所谓君子，都希望自己的道义实现，但是如果有人帮助他修身他就怨恨。这就好像他希望把自家的墙筑好，一旦有人帮他筑墙，他就不高兴一样，这是非常荒谬的。

墨子对弟子要求很严格。耕柱子是墨子非常喜欢的学生，个人修养好，但墨子对他要求很高。有一次，墨子对耕柱子发怒。耕柱子不解其意，说：“我不是有胜过别人的地方吗？”墨子反问道：“我将要上太行山去，可以用骏马驾车，也可以用牛驾车，你说我将驱策哪一种呢？”耕柱子说：“那当然驱策骏马。”墨子问：“为什么驱策骏马呢？”耕柱子回答说：“骏马足以担当重任。”墨子高兴地说：“对，我也以为你可以担当重任啊！”

墨子对自己的要求更为严格。《墨子·贵义》记述，他有一次到卫国去，用车载了许多书。弦唐子见了觉得奇怪，墨子解释说：“古时候周公白天要读书百篇，夜晚还要会见七十个士，因而能够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美名流传至今。我墨翟上没有朝廷政事的操劳，下没有农田耕作的劳苦，我怎敢荒废读书的事？”

墨子是非常认真的人，他对儒家的“繁饰礼乐”向来就不满意。有一次他问一位儒者说：“何故为乐？”那儒者答道：“乐以为乐也。”墨子认为答得不具体，是敷衍，就比喻说，如果我问你“何故为室”？你答复“冬避寒，夏避暑，室以为男女之别”，这样，就算告诉了我为室之故。今我问你“何故为乐”，你答复“乐以为乐”，不就像我问“何故为室”，你却答复“室以为室”一个样子吗？这能算回答吗？做事能这样不认真吗？

墨子为人认真，也教育弟子做事要老老实实。他说，言论能够付诸行动的就经常说，不能付诸实施的就不要说，否则就是卖弄口舌。专注于言辞而行动迟缓，就是雄辩也不能令人信服。做人做事不仅要言而有信，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墨子说，意志不坚强的人智慧不会通达，言而无信的人做事不会有结果。

墨子教育弟子要端正成败毁誉的态度。他认为，声名不能简单成就，声望也不可靠巧取得来。它和功业相随而来，容不得掺假、虚饰。得志时不能忘记修身行义的志向，不得志时要细究原因。即使杂处在众人之间，也毫无怨恨之心，能保持非常自信的仪态。看到他人不好的德行，或者受到诋毁，能够反躬自省。这样，来自对方的怨恨就会减少，自己的道德修养也会一天天地提高，诋毁诬陷的话进不了自己的耳朵，谩骂的声音不从自己的口出，伤害他人的恶念不在自己心中隐藏。即使有诋毁诬陷的人，也会毫无凭据，奈何不了你。怎么样才能达到这种修养呢？静处时就深思如何行义，说话时就用义劝导别人，行动时就做有益的事。还必须控制心情，去除喜、怒、乐、悲、爱、恶六种方面的偏激情绪，因为它们会妨害修身行义。

墨子教育学生非常重视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有一次，墨子和弟子外出，在一座座染坑旁，乡亲们正在洗染各种颜色的丝。墨子止住脚步，观看了许久。他感慨地对弟子们说：“用青色染料染，丝就变成青色；用黄色的染料染，丝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丝的颜色也就随之变化，放进五种染料去染，丝就呈现五种颜色，因此，对于染丝一定得慎重，可不能马虎啊！”弟子非常了解墨子，知道先生不仅是对染丝发感慨。墨子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小到士子为人处世，大到国君为君治理国家，都如同染丝一样啊。历史上，从舜到夏禹、商汤、周武王这些圣君，都与贤臣的熏染有关；相反，夏桀、商纣、周厉王、周幽王这些人之所以为昏王暴君，无不与受到奸邪小人的熏染相关。大凡做国君的，做事合乎情理自己能够安心，都是所受的感染得当。善于做国君的，在选任官员时苦心焦虑，而在管理官员时轻松安逸。不善做国君的，劳心费神，可祸患仍然像影子尾随着，甚至国家危亡，自己也遭受耻辱，这是由于受到的熏染不好啊！对于普通人也是这样，如果朋友都忠厚谨慎、敬畏法令、好仁好义，自己也就能够受到好的熏染，自身就会安适无患，声名也会渐渐显达，家就会兴旺起来，做官就能够合乎官道正理。如果朋友骄横鲁莽，结党营私、胡作非为，自己就会受到恶劣的熏染，其家就会日渐受损败落，其声名日渐受辱，做官也会偏离正道。《诗》上说，一定要选择好染料，一定要慎重地对待染料，就是这个道理。”

墨子还提出，对于吝啬成性的人不能和他交朋友。信仰不坚定，孤陋寡闻、是非不清，不和他交游。这就是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的影响和熏陶对人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墨家集团带有军事性质，其成员随时要制止战争，参加小国、弱国的防御战争，墨子十分注重弟子们的勇敢精神的培养。他说：“勇，志之所以敢也。”“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通过墨子的教育，弟子们养成了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和斗志。《淮南子·秦族》说：“墨子弟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致也。”称赞墨子门徒的勇敢精神是墨子教化的结果。

在墨子及墨家团体的熏陶教育下，产生了许多有成就的人。高何、县子硕原是齐国有名的暴徒，蛮横不讲道理，暴虐行径为乡人所痛恨，但拿他们毫无办法。后来两人到墨子那里学习，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了知仁行义的人。索卢参是臣奸大猾，无赖之徒，后来成了禽滑厘的学生，也变好了。屈将子是一名武士，好勇斗狠，听说墨子主张非攻非斗，心中不服，便戴上高帽，佩长剑去见墨子。他没有找到墨子，遇到了墨子的弟子胡非子。胡非子是齐国人，在墨家组织中属于“说书者”，是传授墨子学说的教导人，曾著书三篇。屈将子见到胡非子，便厉声呵斥：“听说你们墨者主张非斗，可我屈将子好勇爱斗。今天，你说个明白，为何主张非斗，说得好了便罢，说得不在理，就叫你死在我的剑下！”胡非子耐心地对他说：“我听说，勇敢有五种。仗剑入草丛深林，斩杀虎豹，搏击熊罴，是猎夫之勇；带剑潜入深渊，斩杀蛟龙，搏击龟鳖，是渔人之勇；登梯爬高，直立四望，面不改色，是陶匠之勇；攻击他人必用尖刀猛刺，稍不顺眼就动辄杀人，是刑徒之勇；不怒则已，怒则能阻挡万乘之师，救千乘之国，就像鲁国百姓曹刿、齐国老臣晏婴，是君子之勇。五种勇敢各不相同，不知你好哪一种勇？”屈将子听了，心悦诚服，当场摘下高帽，解下长剑，请求做一名墨者。胡非子称赞他改邪归正的决心，当即收他为弟子。这些原来的恶人，同墨家其他弟子一道，务进业，疾讽诵，称师论道，尽力于光明，被塑造成新人、学者，由此不仅免于刑戮死辱，并且成为天下名士显人。

墨子弟子中，有成就的随巢子、缠子、田鸠子等也很有名，尤其是田鸠子。他是齐国人，学墨子之术，能文能武，善于辩说，曾做过楚国大将。《汉书》说他曾著书三篇。田鸠子最初到了秦国，想见秦惠王，可一连三年都没有机会见到。于是就改变主意，到了楚国。楚王器重他，封他为将军，还派他代表楚国出使秦国。楚王曾问田鸠子：“你的老师墨子名闻天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挑剔，可他的著作却非常简略，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田鸠子回答：“我不这样看。大王听说过楚人买珠的故事吗？从前有个楚国人，用上等的木料做了一个珠宝盒，外边用珠玉、玫瑰做装饰，还镶嵌上翡翠，然后把珍珠装入其中，打算卖给一个郑国人。这位楚人可谓是卖珠宝盒的人，却不是善于卖珍珠的人。我老师墨子的学问，其意旨是把真理告诉人，而且说得简单明了。假如繁文缛节，啰里啰唆，只恐怕人见其文而忘其意，就如同那个卖珍珠的楚国人一样了。”说得楚王连连点头。

四、反侵略

楚惠王年间（前488～前432），鲁国的建筑师鲁班自鲁及楚，为楚国制造舟战的器械钩拒，打败越国。接着，他又为楚制成攻城的工具云梯，准备用于攻打宋国。墨子得到楚欲攻宋的消息，便从鲁趋楚。走了十天十夜，把脚底的皮都走破了，连忙撕破衣裳，把脚缠住，这样才赶到了楚国的郢都。他先以助强楚而攻无罪的小宋为不义，折服了鲁班，又因以见楚惠王。墨子历陈攻宋之不义，楚王及鲁班皆无言可对，但仍恃有云梯而攻宋。墨子为了在楚王面前较量城池的攻防战术，便解身上的革带为城，用木片当武器。在鲁班九设攻城之变，进行演习攻守战的时候，墨子九拒之。鲁班之攻城尽，而墨子之守御有余，鲁班失败了。鲁班非常气恼，意欲杀墨子而攻宋。墨子当面向楚王揭穿了这一图谋，并且说，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操持着我的防守器械在宋国城上。这样，楚王只得说：“吾请无攻宋矣。”

墨子是一位富有实践精神的思想家，他主张“非攻”不仅是止楚伐宋，有许多行动都贯彻这一主张。有一次，齐将伐鲁。墨子见齐将项子牛及齐王，说而罢之。又一次，楚欲攻郑，墨子也劝说担任楚大王的鲁阳文君而作罢。

这种反侵略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都是以同情人民的利益，防止“并国复军、贼杀百姓”现象为前提的。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要求弟子也这么做。

墨子曾派遣弟子公尚过于越。越王使公尚过以五十乘迎墨子于鲁，欲以原来吴国地方五百里封给墨子。墨子对公尚过说，如果越王“将听吾言用吾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背义也”。表明他不肯做违背自己政治主张的事。同时，他也教导弟子要“背禄而向义，而不是相反”。孟子虽诋毁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无父”、“禽兽”、“邪说”，但也不能不承认“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子反对侵略，是他主张“非攻”、“兼爱”的具体表现。当时天下纷乱不已，斗争十分激烈，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处处血雨腥风，道德、人性沦丧。如何治理乱世，重建太平呢？墨子认为，治理乱世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一样，首先要弄清致病的症结。如果找不到造成天下大乱的原因，就像医生找不到病因一样，只会越治越乱。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失去秩序，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最根本的原因是天下的人们各怀私心而不能相互关爱。他说：“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慧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贪，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小到人际关系，大到列国关系，墨子逐层分析了导致社会争夺、天下大乱的根源。如果整个社会普遍缺乏爱心，人多势众的必定压制势单力薄的，富裕的势必恃富欺贫，尊贵的势必以贵傲贱，奸诈的必然会欺骗老实的人。因此，只有爱才是维系社会和谐的根本，可阻止人们相互憎恨，劝导人人互利，是根除天下战争、祸乱，建立美好社会的极重要的大事情。

五、揭露贵族社会

墨子比孔子的生活年代稍晚，而社会变动较剧。他们所代表的学派和社会阶层有别，对事物的感受、态度、思想观念也各异。墨子社会政治的中心思想是“欲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为此，墨子揭露了“当今之主”及贵族们奢侈糜烂的生活。指出，他们穿的衣服，冬天要暖和，夏天要凉快，并有锦绣文采，金带钩、珠玉的装饰。他们吃的美味佳肴，“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列于前方一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所剩食物，冬天冰冻，夏天变得酸臭难闻。他们住的华丽宫室，有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乘坐的车船，不仅要坚固轻快，还要“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他们“蓄私（姬妾），大国累千，小国累百”。这些“王公大人”，生活骄奢淫逸，死后埋葬奢华，还要杀人殉葬。这一切，都转嫁给老百姓，“后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迫使民众饥寒交迫，“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阶级矛盾尖锐，“寇乱并兴，不可禁止”。

贵族统治的社会矛盾重重，是非颠倒。“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傲贱”成为普遍现象。至于大国对小国的攻伐，更是常见。墨子评论说，这种“不仁不义”的行为，却被好攻伐的国君当作“仁义”来宣扬，邻国也来祝贺，还“有书之竹帛，藏之府库”，让他的子孙后代传颂、效法，使“攻伐世世代代而不已”。墨子认为，这是些“知小物”而“不知大物”的人。他说：“今有人于此，入人之场园，取人之桃李瓜姜者，上得且罚之，众闻则非之，是何也？曰：不与其劳，获其实，以其非所有而取之故。”窃取了别人的劳动果实桃李瓜姜，都知道不对，而“今天下至诸侯，将犹皆侵凌攻伐兼并”，比“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这是“少而示之黑，谓之黑，多示之黑谓白”，这是黑白的颠倒。《墨子·鲁问》载：“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战功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其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在这里，墨子用当权贵族的行为来跟“贱人”即被统治者的同类行为来对比。显示出当权贵族行为的荒唐、不正当。

孔子当年倡导“正名”，以挽回贵族统治的颓势。墨子则相反，对腐朽了的奴隶制国家早已不感兴趣，所以他认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不是什么正名不正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应当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

当时儒家君子们只知道在周氏族中，能亲亲，能孝悌，以对种族国家而论，要能忠，要能守礼制。这样，便命之为“仁”。但是，就说“亲亲”，当时“王公大人”所引用的，“皆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且不论面目美好的，还是跛脚的、哑的、聋的、瞎的，甚至与桀纣一样残暴的，都在“骨肉之亲”的前提之下，富贵了起来。并且“王公大人”的这种引用“骨肉之亲”，不论怎样，按孔子的意见，从纵的方面说，对宗族尽孝道；从横的方面说，就是对宗族尽悌道，孝悌双全，仁至义尽，有谁敢说不对呢？但是，墨子持有另外的观点。

例如，晋灵公残暴到杀人取乐，在墨子看来，任何人都不应该对这样的国君献其忠心。如果对这样的国君献忠，便是“法不仁”，而取“法不仁”，是“不可以为法”的。所以赵穿之杀灵公，不仅无可厚非，且依墨子的意见，是杀得很对的。

当灵公未被杀之前，卿相赵盾因恐灵公谋杀自己，便先出走，但未离国境。后来听说赵穿把灵公杀了，才又回来。但回来后，未能以卿相的身份为国君报仇。于是，卿相的史官觉得这是赵盾的不忠，为了“正名”起见，便大书特书曰：“杀灵公者是赵盾。”

这样说来，第一，残暴的晋灵公是不应该被杀的；第二，杀灵公的赵穿，被认为是大逆不道，但不必说了；第三，应负杀灵公之罪的是赵盾，因为他身为正卿，然出亡不离国境，回来又不为灵公复仇。

这岂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但是，这符合儒家所谓正名分的逻辑。所以墨子说：“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而实际上，“兼仁与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批评得义正词严。

又如，约公元前594年，鲁国由于田地一天天地从国有转化为私有，因之生产关系也逐渐向封建制方面转化，可以说是一种进步的现象。但是，鲁国政权因此而财政收入减少，不得不另想办法，从这一年起向人民实行税收。史官对这事的评论是“非礼也”，被认为破坏了既成的礼制。

适应这一情势的发展，由礼治走向法治，也是当然的事。可是，当郑国公布法律时，晋国的叔向便说：“民知有辟（法也），则不忌于心上，并有争心。”当晋国公布法律时，孔子也不以为然，一则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再则说，这么一来，“贵贱无序”，又“何以为国”？

在墨子看来，这都是“以其名”而“不以其取”，不从发展中的现实去把握导致的观点。

墨子进而指出：儒家说“君子必古服古言，然后仁”，要求必定都是古代的一套语言、衣服，才能完成儒家称谓的“仁”。这是不对的！因为古代的一套，从古代来说，都是新的。新的被认为不好，而古人言之服之。那古人岂非不“仁”，不成“君子”了吗？

这就说明，墨子因为不“以其名”，而“以其取”，肯定现实方面，所以认为只有用新语言、新服装来适应新的时代，才是合乎“人道”的。而儒家的“正名”，只注意事物的形式，不管内容，如只问人所穿的衣服和所说的话，便判定是否“君子”。因此，儒家要用“名”来订正在变革中的社会事物，进而维护既成的秩序，只是一切追求原有的好，而不想因时制宜，有所创造。墨子认为，“古之善者”，固可“述之”，但古并非“尽善”，而今之所善者，也不妨创制之。

六、“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认为儒家所说的“仁”太空洞，无实际内容，并非真的“仁者，人也”，所谓的“仁”只是“亲亲有差、尊贤有等”的“有亲疏尊卑之异”，局限性是很大的。因此，儒家的“仁”只是维护贵族的偏爱，墨子认定“仁”的下面，只有跟随着“义”，才能免除偏爱而达到仁爱的目的，所以“仁义”二字他总是连着说，并提出“兼”，倡导“兼爱”，认为“兼即仁矣义矣”，否则就是“不仁不义”。也就是说，墨子讲的爱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爱，更不是空洞的爱乃至偏爱，他宣扬的爱是天地间的至爱，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博爱、没有差别的平等的爱，因而叫作“兼爱”。这种爱，正如墨子所阐释的，爱别人如同爱自身；爱别人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爱别国如同爱自己的国家。只有普遍地爱天下众生才称得上爱人；不爱人就不必等到不爱所有的人才叫不爱人。

当时一般人对于他思想的评论，总是这样说：“墨子尊爱”，“墨子贵兼”。因为“贵兼”，便说他“爱无差等”，“曼（五也）差等”，“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差别也）”。

据《墨子》一书记载，对于墨子主张的博大之爱，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疑惑：“天下之大，个人之微，怎么能做到爱天下的人呢？”墨子回答说：“天下之人尽管数不胜数，但我们兼爱的心量也是无限的。你没有见到那个人，甚至没有听说过那个人，这对我们行兼爱是没有妨碍的。就如同一个孩子走丢了，他的父母日夜牵挂着他，尽管不知孩子流落何方，但对孩子的爱心丝毫没有减少。”有疑者仍然追问：“尽管如此，但施爱者不能把爱均匀地分到每个人身上呀。”墨子进一步解释道：“这是把爱和爱带来的利益混淆了。爱是广泛的心量，利益是施爱的具体效果。”

墨子认为，他所说的爱尽管博施济众，但得到爱利的却有先有后，有厚有薄，这都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为此，墨子还举例来讲述兼爱在现实中的表现：有两个众所公认的孝子。一个孝子遇到丰收之年，收成好，对父母的奉养很丰厚；一个孝子遇到灾荒年，收成差，对父母的奉养较薄。两个儿子爱父母的孝心是一样的，只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给父母的利益有厚有薄罢了。兼爱也是一样的，或许亲近的先得利，疏远的后得利，但爱心是没有亲疏远近差别的。

在当时，反对民族兼爱的人很多，尤其是儒家。有一个儒士叫巫马子，他反对民族的兼爱主张，找到墨子辩论。他说：“我和你的主张不一样，我不能做到兼爱。我爱我的邻国邹国人胜过远方的越国人；我爱自己的国人鲁国人胜过邹国人；爱家乡人胜过一般的鲁国人；爱家人胜过家乡人；爱父母双亲又胜过家里其他人；爱自己又胜过爱父母。我的爱是有亲疏差别的，与我亲近的就爱得深一点，疏远的就差一点，总的原则是以我为中心。这是为什么呢？打我，我就会痛；打别人，我就感觉不到痛。我只会还击使我疼痛的人，而不会攻击使别人疼痛的人。因此，我会为有利于自己而杀害别人，却不会为有利于别人而牺牲自己。”可以说巫马子把儒家“爱有差等”的观点说到了极致。

墨子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巫马子：“你是把自己的主张隐藏起来，还是告诉别人呢？”巫马子说：“我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我一定要告诉别人。”墨子说：“一人信服你的主张，这个人就可能为有利于自己而杀掉你；十人信服你的主张，这十个人就可能为有利于自己而杀掉你；天下人信服你的主张，天下人就可能为有利于自己而杀掉你。同样，一个人不喜欢你的主张，这个人就可能认为你传播恶言而杀掉你；十人不喜欢你的主张，这十人就可能认为你传播恶言而杀掉你；天下人不喜欢你的主张，天下人就可能认为你传播恶言而杀掉你。总之，普天下喜欢你主张的与不喜欢你主张的都有可能杀掉你。你反对兼爱，不是荒唐透顶，自害自身吗？”巫马子尴尬地说：“这，这……”

后来巫马子仍然不服气，又来非难墨子。巫马子改变了反驳的方式，他问墨子：“你兼爱天下也没给天下带来明显的益处，我不能平等地爱天下人也没给天下带来明显的害处。既然我们都没有成效，为什么你说我错你对呢？”墨子非常沉着地说：“假如发生了火灾。一人准备提水救火，一人想拨弄火使它烧得更大一些，这两人都没有做成。那么，你是赞成救火的人呢，还是赞成助火的人？”巫马子是个儒士，素以道德君子自我标榜，所以这时想都没想就说：“当然赞成救火的人，他的动机好，另一个动机不好。”这一回答正中墨子下怀，于是笑着说：“你这不是在承认我兼爱天下值得赞成，你不兼爱天下的动机应该反对吗？”巫马子理屈词穷，说：“我说不过你。”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那时不单单儒家，其他学派的人也反对墨子，就连墨子的弟子们对至善至美的兼爱思想也有所怀疑。其中一个说法，墨子说的兼爱好是好，但是行不通。墨子坚定地回答：“哪有善的事情行不通的呀？如果真的行不通，我宁可抛弃它。”有人带有嘲讽的意味说，墨子推行兼爱就像举着泰山跨越黄河、济水一样，自古以来就没有办到的。墨子列举历史事实驳斥这种说法：古代圣王禹、汤、文王、武王都实行过兼爱。尽管如今无法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容貌，但他们的事迹都被记载到竹帛上、镂刻到金石上、雕刻到盘盂上，传给了后世子孙。如商汤时，大旱七年，汤王祈祷说：我不知怎样获罪于天，如万民有罪，我一人承当，如我一人有罪不要罪及万民。这就是汤的兼爱。又如，周文王的兼爱之博大就像日月普照天下一样，毫无偏私……墨子认定，历史上的明君圣王都是行使兼爱的，只要坚持推行“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美好的社会就会建成。尽管如此，仍有人发难：“那是古人的事情，可现在时移世易，今人未必会认同兼爱的主张。”面对当时上至诸侯下至士大夫都为一己私利争论不休的现实，墨子针对这种说法，打比方说，一个人有两个朋友，一位能够行兼爱，另一位不能做到兼爱。兼爱的朋友视朋友的身体如同自己的身体，把朋友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对待朋友，饥则给食，寒则送衣，病则养护，死则为其料理后事。不能兼爱的朋友根本不注意朋友的饥、寒、病、死。他说，我怎么能够把朋友的身体当成自己的身体呢？我怎么能把朋友的双亲当成自己的父母呢？现在大敌当前，这个人要赴战场，生死未卜，他是将父母、妻子、儿女托付给兼爱的朋友，还是不能行兼爱的朋友呢？当然是托付给兼爱的朋友。对于君主也是这样，大众在关键的时刻，会选择兼爱的君主，抛弃不能行兼爱的君主。因此，当今无论多么愚蠢的人，甚至反对兼爱的人都会选择兼爱的朋友、兼爱的君主吧！墨子认为，攻击兼爱的人是言行不一的。

反对者仍有说辞：“那为什么天下不能形成兼爱的风尚呢？”墨子分析说，当前社会不行使兼爱，是因为在上位的人不提倡，普通人又不知道兼爱的利益不能主动实行罢了。他认为行使兼爱要靠在上位的人自上而下推行。为此，墨子列举历史上的例子说：从前晋文公崇尚节俭，喜欢穿粗布衣服，晋国士人们纷纷效仿，穿着粗陋的服装入朝觐见晋文公；楚灵王喜欢细腰，楚国的士人们就大兴减肥之风，每天只吃一顿饭，刻意束腰，以致身体虚弱得用力抓住东西才能站起来，扶着墙壁才能行走；越王勾践喜欢勇士，故意纵火烧船，击鼓令将士奋勇向前，结果，将士们前赴后继，争先蹈火者数以百计。粗服陋衣、饿饭节食、赴火就死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但因君主喜欢提倡，下属就做到了，何况要人相爱互利呢？从历史事实中，墨子认为，实行兼爱利人惠己，如果再有在上位的人大力提倡兼爱，天下百姓趋同于兼爱互利，就像火向上、水就下，其势必不可阻挡。这样就会家有孝子、慈父；国有明君、忠臣；年老无子的能够得到赡养而终其天年；孤单没有兄弟的能够安居众人之中；失去父母的孤儿能够有所依靠而长大成人。人人相爱互利，自然就没有了斗争、攻伐，天下就是一个美好的人间。

七、探索自然科学

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虽然是从事救世活动为主的团体，同时也是在科学研究中积极开拓的团体。他们做的科学实验及研究方法、科学思想、科学成就，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这是墨家区别于其他各家各派的一个显著特点。

墨子出身于工匠，其墨家团体非常重视工业生产。在《墨子》一书中常常提到用于劳动生产的工具，如矩，一种有直角的尺子；规，画圆的圆规；悬，低端悬挂重物的悬线；水，用来测平的水平仪。在工业生产中，使用这些工具进行测算，墨家发展起来几何学的概念。《墨经》在数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概念，其理论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标示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理论几何学的萌芽。例如，几何中的点，《墨经》中称为端，其定义为“端，体之无厚而最前者也”。“端，是无间也。”说明端的意思是没有厚度也没有间隙、无法间断的“点”，与现代几何学“点”的定义很接近。几何中的线，墨家称为“尺”，直线称为直，“直，相参也。”这里参就是三。三点共一线就是直，与现代几何学中直线的定义几乎相同。“圆，一中同长也。”这是《墨经》中对圆的定义。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平，同高也。”说的是平的定义，指出高低相同就是平。“中，同长也。”说的是形体的对称中心的定义。《墨经》中称正方形为“方”，其定义“方，柱隅四权也”。其中“柱”指的是边，“隅”指的是角，“权”指的是正，综合起来，有四个等边、四个直角的封闭图形就是正方形。《墨经》还对形体之间的关系“相切”做过描述性定义。墨家对几何的研究从生产实际出发，超越了日常经验，走向了理论几何的探索。墨子师徒还研究过普通数学问题，诸如，数的定位问题、倍数问题、不同单位量的比较问题等，不过不及几何方面的研究多、精深。

同时，墨子还深入思考了当时生产、生活以及学术争论中遇到的物理学问题，其中以光学、力学的认识最为精辟，对力学的认识还转化到一些重要工具的制造上。

在《墨经》中，对于光的运用、光源与物像、物影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论述。墨子在当时就已知道光是沿直线传播的。根据这一原理，解释了重影现象，与现代光学中的“投影”和“本影”、“半影”等描述非常吻合。

墨子还认识到倒影形成的光学原理，带领弟子们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给出了精辟的解释。

在《墨经》中，还运用光的直线传播原理解释了物体和投影的关系。认为，光被物体遮挡就产生投影，物体的投影并不会跟随物体一起移动。飞鸟在飞翔中，它的影子并不跟着移动，而是新旧投影，不断更新。他们还在生活中观察到物体的影子可以出现在朝向光源的一方，他们称其为“影迎日”，说太阳光射照人，则影在日与人之间。还发现光可以被折射和反射，人处在太阳和铜镜之间就会发生这种现象。他们还研究了凸面镜和凹面镜体现的光学原理。总之，墨子及弟子们对光的性质、影的生成、本影半影现象、小孔成像、反射、影的大小、正倒与光源的大小远近的关系以及凹凸镜成像现象都做了细致的分析研究，做了很多实验，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同时，墨子研究了力学原理，指出力是使人的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由此出发，墨子后学还钻研了简单机械运动的力学规律，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据此阐述了平动、转动和滚动等不同的机械运动形式。墨家还发现了浮力原理，说明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浅，这是由于物体重量被水的浮力平衡的缘故。他们还讨论了杠杆平衡问题，进而推广制造了一些先进的工具，运用在生产、生活、军事上。

《墨经》中还涉及了许多科学问题，甚至对生命现象、睡眠、梦、气力等生理现象做过定义性思考。

墨子勤苦一生，为社会的不平、不公和苦难大声疾呼，不断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和道义。但未能阻挡兼并战争的步伐，“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也得不到实现。50岁左右，他曾在宋国做官，但宋国的大臣子罕反对墨子宣传非攻、兼爱思想，设计囚禁了墨子。不久，被救离宋国，再无出仕之心。晚年，他来到楚国，找到鲁阳文君。鲁阳文君是对墨子比较友好的一位封君，他的封邑在鲁阳（今天的河南省鲁山县）。他和楚惠王都是楚平王的孙子，地位非常显赫。墨子经常到鲁阳游说，宣传兼爱、非攻主张，并阻止鲁阳文君侵略郑国。墨子晚年客居在此，终老于此。

墨子死后，墨家传播中分离为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后人称其为后期墨家，三家都号称真墨。现在的《墨子》一书，重要的篇章大都分成上、中、下三篇，有可能就是三家在传播墨子思想中留下的不同记述。《墨子》书中的《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当是墨家辩者流派所诵习的经典及其解说。

总起来说，墨子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墨子提倡和平，反对侵略战争，主张兼爱，这些思想观念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和平崛起和发展中，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