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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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古典文论，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学体裁（genus litterarum）分为有韵律（）的诗歌（poema）和无韵律的散文（prosa）。

……而另一种艺术则只用语言来摹仿，或用不入乐的散文，或用入乐的“韵文”（亚里士多德，《诗学》，章1，1447a）。^[1]

由此观之，在《古罗马戏剧史》（Historia Dramatum Romanorum）和《古罗马诗歌史》（Historia Poematum Romanorum）[即《古罗马文学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前两卷]分别记述古罗马文学中有韵律的戏剧（drama）与诗歌的历史（historia或）以后，顺理成章的自然就是记述古罗马文学中无韵律的散文的历史：《古罗马散文史》（Historia Prosarum Romanarum）。

就西方古代文论中的体裁而言，古罗马文学中有韵律的诗[主要包括戏剧诗（scaena poema）、叙事诗（或epos）和抒情诗（或lyrica）]不存在异议。有争议的是古罗马文学中无韵律的散文。争议不仅仅存在于格律方面：墨尼波斯杂咏究竟属于诗还是散文？演说辞是否应该有格律？其中，前者在《古罗马诗歌史》（Historia Poematum Romanorum）的相关章节里阐述，后者在本书（即《古罗马散文史》）的相关章节里阐述。更为重要的是，古罗马散文的争议还在于“文学（或litterae）”的概念中。古罗马时代的“文学”概念比现代要宽，^[2]除了狭义文学的“小说”，还包括演说辞（与修辞学作品）、^[3]历史纪事书和书信，以及形式为对话录或论著的术书作品，既包括农学、哲学、^[4]宗教（religio）、^[5]语言学、政治学、法学、建筑学、军事学、古物学、医学等方面的专科作品，又包括综合性的百科全书。

一、小说

从狭义的散文来看，古罗马散文少得可怜，似乎只有发轫于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传奇小说。1世纪，古罗马才有虚构的小说（fictiō，复数fictiōnēs）。1世纪60年代，佩特罗尼乌斯写《萨蒂利孔》。2世纪下半叶，阿普列尤斯写《变形记》或《金驴记》。这两部小说的情节都非常可笑、低级下流和耸人听闻。这两个文本都是虚构的故事，背景是现实中的下层社会生活，感兴趣的是耸人听闻的主题，例如性、欺诈、偷盗、魔法和幽灵。这两个文本叙述技巧相似，都主要采用第一人称，中间插入与主要情节间接有关的离奇故事。两个文本都使用类似的文学结构，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准，因为大量影射古希腊和古拉丁文学名著，并且讽刺性模仿叙事诗（epos）、古希腊浪漫小说等较高的文学类型，间杂讽刺诗、铭辞、谐剧和拟剧等“低下的”类型，具有放松身心与娱乐的功能（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13以下）。

二、演说辞（与修辞学作品）^[6]

用现代的眼光看，修辞学（rhetorica）与演说辞（oratio）并不属于狭义的散文。但是，依据古典文艺理论，修辞学与演说辞又属于散文。罗念生认为，“所谓修辞学，指演说的艺术，也就是散文的艺术”（参《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64和271）。

关于修辞学与演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有精辟的论述。譬如，“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只有或然式证明才属于修辞术范围，其他一切都是附属的”（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1，1354a），因而当时的修辞学已经沦为论辩术的分支。^[7]修辞术与演说术（ars ōrātōria）由此区分开来：演说术的功能是说服，而修辞术的功能是找出说服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不仅把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2，1355b，参《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47和151），而且还指出，修辞学与政治关系密切。

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8]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由于这个缘故，修辞术貌似政治学（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卷一，章2，1356a，见《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52）。

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可以得出两个推论：

第一，在古希腊，雄辩术先于修辞学产生。事实上，演说辞早已存在于叙事诗（如荷马的《奥德修纪》与《伊利亚特》）中。几个世纪以后，雄辩术的原则才被修辞学家理论化。

第二，在古希腊，最主要的散文就是诉讼演说与政治演说。其中，诉讼演说因为政治活动家参与民主运动而产生，政治演说因为富豪子弟谋求政治出路而产生（参《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08及下）。

古罗马修辞学与演说辞根源于古希腊修辞学与演说辞，正如西塞罗所追溯的一样。如同在古希腊一样，在古罗马，演说辞在公元前2世纪修辞术理论抵达古罗马以前也已经产生，例如公元前280年盲人政治家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发表的演说辞，而且还存在于叙事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卢卡努斯的《内战记》）和史书（如撒路斯特、^[9]李维或塔西佗的作品）中。

不过，由于民主运动高涨是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尤其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古罗马修辞学与演说辞才有长足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公元前2世纪的演说家老加图^[10]与格拉古兄弟，公元前1世纪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西塞罗，以及演说家恺撒。其中，“政治演说和诉讼演说是罗马文学的最高成就，主要演说家是西塞罗”（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58以下；《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08及下）。

此后，修辞学与演说辞衰落。尽管奥古斯都时期有一些艺术演说辞，尽管白银时代修辞学与演说辞有些复兴，出现比较有名的修辞学家老塞涅卡、昆体良、小普林尼与弗隆托，以及有名的演说家昆体良、小普林尼、弗隆托和阿普列尤斯。其中，昆体良写有论文《论演说术衰落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论著《雄辩术原理》和两本关于学校练习演说辞的集子《次要的练习演说辞》（The Lesser Declamations）（参LCL 500和501），包括《归于昆体良名下的次要练习演说辞》（Min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和《归于昆体良名下的主要练习演说辞》（Major Declamations ascribed to Quintilian）。传世的帝政时期练习演说辞还有4篇，即《痛斥西塞罗》（Invectiva in Ciceronem，像撒路斯特的演说）、《痛斥撒路斯特》（Invectiva in Sallustium，像西塞罗的演说）、《流亡前一日》（Pridie quam in exilium iret，像西塞罗关于离开罗马去流亡的演说）和练习演说辞《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像西塞罗在虚构的控告喀提林中的演说），后者也称作“第五篇《控喀提林》（Declamatio In Catilinam Quinta，英译Fifth Catilinarian）”，但不同于现存的中世纪的第五篇《控喀提林》。小普林尼和弗隆托写有颂辞（Panegyricus），如小普林尼的《图拉真颂》。阿普列尤斯写有《辩护辞》（Apologia），其4卷演说辞后来收于《英华集》。由于皇帝的专制统治，演说局限于学校教学的练习演说辞，这些修辞学家和演说家不可与西塞罗同日而语。

在转型时期，由于异教徒与基督徒之间的论争，修辞学与演说辞再次复兴。既有基督教的护教家，如德尔图良、拉克坦提乌斯和奥古斯丁，又有异教的辩护家，如叙马库斯。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基督教教父都接受过异教的修辞学与演说术教育，并利用受到的这种教育为基督教服务。譬如，奥古斯丁利用西塞罗的修辞学布道。

三、历史纪事书^[11]

历史（historia）的希腊语为，意为“探索到的知识、打听来的情况，以及细致的观察”。^[12]从文体来看，写历史，既可以用韵文或诗，也可以用散文。事实上，不仅历史是诗歌的近亲，正如昆体良认为的一样，而且历史叙事诗比散文纪事书出现得更早些。^[13]

关于历史与诗或者史家与诗人的分别，亚里士多德已有精辟的论述：

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诗学》，章9，1415b，见《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45）。

关于古罗马的史记，除了诗歌当中的叙事诗，还有属于散文范畴的历史纪事书。克劳斯（Christina Shuttleworth Kraus）把历史纪事书分为两类：史书（Historiography）与传记（Biography）。

从一开始，古罗马的史书就聚焦于生活、榜样男女的性格和事迹，包括好的和坏的，因而史书的目的似乎就是把纪念和教育联系起来：详述过去的“伟大业绩（res gestae）”，就是为了建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轮替用作未来的预言者和指南。阿塞利奥（Sempronius Asellio，公元前2世纪）、撒路斯特（公元前85-前35年）、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塔西佗（56-120年）等史家本身已有这种意识，并反映在他们的史书作品中。

因为这种意识，历史（historia）或史书分为褒（laudatio）与贬（uituperatio）两类。其中，对人物进行褒或贬的史书——例如《罗马人民的业绩》（Res Gestae Populi Romani）——就衍变成为传记（古拉丁语vita；古希腊语），如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在叙述历史的史书中也包含人物的传记。譬如，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中有喀提林的传记的段落。可见，传记只是史书类型的一个亚种。

不过，传记虽然属于史书，也像史书，但是有别于史书，正如普鲁塔克暗示的一样：

因为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总能表示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桩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或Alexander），章1，节2]。^[14]

与史书侧重写事不同，传记侧重写人，记述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中重要或有趣的事件，在事件或行动中揭示品性（）。揭示传主的品性是传记的主要目标。按照形式或结构，传记分为主题性传记（如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和编年性传记（如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前者源自叙述诗人和哲人的亚历山大里亚的著作，后者归入亚里士多德或漫步学派的传统（达夫：导言）。^[15]从传记人物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来看，传记又分为他人立写的传记和本人撰写的自传。譬如，奥古斯都本人写的《业绩》（Res Gestae Diui Augusti）就具有自传的性质。

古罗马历史纪事书有两个根源。古罗马历史纪事书有土生土长的元素，例如年代记（annales）。但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古希腊历史纪事书——如写《希腊波斯战争史》的希罗多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色诺芬（Xenophon）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历史学家（或historicus）蒂迈欧（Timaeus）——不仅为古罗马史学家提供了典范的写作方式，而且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参《罗念生全集》卷八，前揭，页208及下）。

在共和国中后期，历史纪事书作家有前古典散文家，例如写有真正的希腊与罗马文本的皮克托尔（Q.Fabius Pictor）与老加图，古典散文家^[16]西塞罗，但更为重要的是编年纪作家、手记（commentarii）作家恺撒、真正的史书作家撒路斯特和传记作家奈波斯。总之，在古罗马，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前1世纪上叶历史散文取得可喜的成就，其中成就较高的是恺撒的《高卢战记》和撒路斯特的《历史》。

在奥古斯都时期，史学作品有文献，例如奥古斯都的报告文学和悼词（lāmentum），但更为重要的成就是波利奥、李维与特洛古斯的纪事书，其中李维的《建城以来史》成就最大。

在白银时代，历史散文出现繁荣。代表人物有维勒伊乌斯·帕特尔库卢斯、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库尔提乌斯·鲁孚斯、塔西佗、苏维托尼乌斯、阿庇安与弗洛鲁斯，其中塔西佗与苏维托尼乌斯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在转型时期，也有些纪事书作品，包括基督教的殉道士传记，如《西利乌姆圣徒殉道纪》，也包括异教的《奥古斯都传记汇编》。此外，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

四、书信^[17]

书信（epistula或epistola）具有4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依据爱德华兹（Catharine Edwards），信是在特定情况下书写的，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因此常常具有自发性和真挚性。书信的另一个特点是书信要求收信人，因此，正如阿尔特曼（William H.F.Altman）所观察的一样，读者的位置很突出：一方面，书信是作者与收信人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书信又让作者与收信人之间保留一定的距离。第三，书信作为一种类型具有特别的不确定性，正如罗森梅耶（Rosenmeyer）注意到的一样。此外，书信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正如德里达（Derrida）断言的一样，“书信……不是一个类型，而是所有类型，文学本身”。事实上，书信的形式或者为诗体，或者为散文；书信的内容或者是私事，或者是公事，或者是理论探讨，或者是哲学思考；书信的读者或者为私人，或者为公众。

作为真正古罗马的文学类型，书信分为3类。第一类是完全真实的书信，例如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的书信《致亲友》（Ad Familiares）、《致胞弟昆图斯》（Ad Quintum Fratrem）、《致阿提库斯》（Ad Atticum）和《致布鲁图斯》（Ad Brutum），2世纪中叶弗隆托与奥勒留之间的书信往来，以及古罗马晚期基督教教父安布罗西乌斯、奥古斯丁、哲罗姆等写的《书信集》，这类书信真的需要邮寄给收件人，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第二类是完全文学的书信，不再需要邮寄，除了诗体书信，如贺拉斯的《书札》（Epistles）和奥维德的《女子书简》（Heroides），以及马尔提阿尔与斯塔提乌斯的诗体书信，还包括散文体的哲学信简，如小塞涅卡的《道德书简》（Epistulae Morales），这类书信的价值在于文学性、理论性和哲学性。第三类是半文学的书信，具有针对公众的观点，既要邮寄，又要出版，如小普林尼的《书信集》（Epistulae），这类书信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有思想性和文学性。

五、对话录与论著^[18]

依据鲍威尔（J.G.F.Powell），古罗马的拉丁语说明文（古希腊语或technē）^[19]从古罗马文学开始就已存在。

依据说明文的内容，阿尔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把说明文分为两种，即写给专家或有志于成为专家的人看的专业术书（Fachbuch，如文法与法律）和写给一般读者看的纪实术书（Sachbuch）。^[20]在这些术书中，有的属于一般教育的学科，如文法和修辞学，有的属于专技教育的学科，如医学、农学和军事学；有的属于智慧（sapientia），如哲学，有的属于学识（doctrina），如法律；有的理论性强，如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有的实践性强，如瓦罗的《论农业》。从术书的目的和用途来看，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实用：有的作为系统的课本用于教学、自学或参考，属于专业文献（Fachliteratur），有的属于艺术文学（Kunstliteratur），如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

从术书体裁的发展史来看，起初是作为基本形式的论文或论著（treatise），如老加图的《农业志》，后来发展成为详尽的对话录（dialogus），如西塞罗的《论演说家》，以及百科全书汇编，如老普林尼的《自然史》。

从社会的与历史的（或historicus）角度看，术书作家分为职业的（如写《盖尤斯法学阶梯》的盖尤斯）和业余的（譬如，维特鲁威的职业不是建筑师，而是大炮检查员，克尔苏斯不是医生，而是百科全书作家）。

术书作品虽然萌芽于古罗马历史的早期，但初步发展于共和国中后期，其代表人物是公元前2世纪著有《农业志》（传世的第一部拉丁散文作品）和《训子篇》的老加图和文法家斯提洛。公元前2世纪开始逐渐向罗马推介，但公元前1世纪才成为显学的是两个互相关联的新题材：哲学与修辞学，其代表人物是西塞罗，他写有论著《致赫伦尼乌斯》、《论取材》（De Inventione）、《论演说家》、《论共和国》、《论法律》、《布鲁图斯》和《演说家》，对话录《霍尔滕西乌斯》（Hortensius）、《学园派哲学》、《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论天意》或《论预言》（De Divinatione）、《论命运》（De Fato）、《图斯库卢姆谈话录》（Tusculanarum Disputationum）、《论荣誉》、《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切题》和《论演说术的分类》（De Partitione Oratoria）。在西塞罗以后，瓦罗是百科全书式散文家，沿着西塞罗《论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和《论友谊》（Laelius de Amicitia）的传统，写作对话录《轶事集》（Logistorici或Logistorico），继承老加图《农业志》的传统写以对话录形式出现的论著《论农业》（Res Rusticae），继承文法家斯提洛的传统研究语文学，写《论拉丁语》（De Lingua Laitna）等，此外还写有为后来的克尔苏斯树立典范的《教养之书》（Disciplinae）。

古罗马术书高度发展于奥古斯都时期，其代表人物有维里乌斯·弗拉库斯（Marcus Verrius Flaccus，约公元前55-公元20年）、希吉努斯（Gaius Iulius Hyginus）与维特鲁威，其中，著有《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的维特鲁威影响最大。

古罗马术书盛于白银时代，其代表人物有百科全书作家克尔苏斯与老普林尼，专科作家当中的修辞学家老塞涅卡、著有《雄辩术原理》的昆体良和著有《论演说家的对话录》的塔西佗、哲学家小塞涅卡、农学家克卢米拉、军事家弗龙蒂努斯、法学家盖尤斯与著有《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的古物学家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

尽管在转型时期古罗马术书已经衰落，可仍有不少作品传世。在修辞学与雄辩术论著方面，基督教教父——如德尔图良、费利克斯和奥古斯丁——利用异教的修辞学和雄辩术，进行布道和写辩护辞（见前述的“修辞学作品与演说辞”）。在对话录方面，异教作家马克罗比乌斯著有《萨图尔努斯节会饮》，而基督教作家奥古斯丁用对话录的变体写《独语录》和《忏悔录》。其中，《独语录》与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一样，是奥古斯丁与自己的对话录，而《忏悔录》则是奥古斯丁与神的对话录。此外，异教作家加比拉著有百科全书《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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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感谢许多曾经帮助我的好人，尤其是两位指导老师：刘小枫教授与阿尔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教授。2003年，在经历接踵而至的各种毁灭性打击以后，刘小枫先生鼓励绝境中的笔者撰写《古罗马文学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并赠送和推荐一些图书资料，在提纲、内容和写作规范方面也给予了悉心指导。作为《古罗马文学史》（Historia Litterarum Romanarum）系列之一，拙作《古罗马散文史》（Historia Prosarum Romanarum）得以顺利完稿，自然与刘小枫教授的善意和辛劳分不开。而德国古典语文学专家阿尔布雷希特则通过电子邮件，非常耐心、毫无保留地为相隔万里的陌生提问者释疑解惑。

其次，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的倪为国先生的鼎力相助。

此外，还要感谢那些研究西方古典语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前辈，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译著提供了研究的基础资料。其中，国外重要的资料较多，除了前述的阿尔布雷希特（Michael von Albrecht）主编的《古罗马文选》（Römi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等，还有毕希纳（K.Büchner）的《古罗马文学史》（Röm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曼廷邦德（James H.Mantinband）的《拉丁文学词典》（Dictionary of Latin Literature）、哈里森（Stephan Harrison）的《拉丁文学手册》（A Companion to Latin Literature）、凯尔（H.Keil）编的《拉丁文法》（Grammatici Latini）、阿诺德（Arnold）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蒙森（Theodor Mommsen）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21]与《拉丁铭文集》（Corpus of Latin Inscriptions）、格兰特（Michael Grant）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zeff）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罗马盛衰原因论》（De L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adence）、吉本的《罗马衰亡史》、布洛克（R.Bloch）的《罗马的起源》（The Origins of Rome）、基弗的《古罗马风化史》、雷立柏（Leopold Leed）的《拉丁语汉语简明词典》和《简明拉丁语教程》（Cursus Brevis Linguae Latinae）、齐默尔曼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艾伦、格里诺等编订的《拉丁语语法新编》、克拉夫特（Peter Krafft）的《古典语文学常谈》（Orientierung Klassische Philologie）、海厄特的《古典传统》、詹金斯的《罗马的遗产》与芬利（F.I.Finley）的《希腊的遗产》。国内的资料则较少，除了前述的刘小枫著的《重启古典诗学》（Poetíca Classíca Retractata）、编的《雅努斯：古典拉丁语文读本》、选编的《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下）等，还有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古罗马文学史》及其相关译著、王力的《希腊文学·罗马文学》、郑振铎编的《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与《希腊罗马神话与传说中的恋爱故事》、谢大任编的《拉丁语汉语词典》、李雅书、杨共乐的《古代罗马史》、杨俊明的《古罗马政体与官制史》以及罗念生、杨宪益、杨周翰、梁实秋、王以铸、张竹明、徐奕春、吴飞、黄风等的译著。

江澜

2018年3月4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1] 见罗锦鳞主编，《罗念生全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21。

[2] 参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页3。

[3] 修辞学作品属于术书作品，本应列入论著和对话录的范畴[A Companion to Latin Literature（《拉丁文学手册》），Stephen Harrison（哈里森）编，Blackwell Publishing 2007，页223以下]，但由于与演说辞关系密切，拙作把修辞学作品放到演说辞部分一起论述。

[4] 古罗马的哲学主要扎根于产生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古希腊哲学，例如柏拉图的哲学对话（见罗锦鳞主编，《罗念生全集》卷八，页208及下；哈里森，《拉丁文学手册》，页223以下）。因此，古罗马哲学家的原创性不强。譬如，诗人卢克莱修的思想源泉是伊壁鸠鲁哲学，共和国后期的西塞罗继承和发展柏拉图及其学园派、亚里士多德及其逍遥派和廊下派哲学，高举廊下派哲学大旗的还有白银时代的贤哲塞涅卡与哲人王奥勒留。不过，古罗马哲学并不是一点创见也没有。譬如，西塞罗提出兼容并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折中思想：适宜、合适、恰到好处。

[5] 古罗马宗教首先扎根于古罗马民族本身，然后吸纳各民族的宗教元素。在转型时期，异教的哲学与基督教的教义之间展开竞争，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包括基督教作家，例如德尔图良、费利克斯、西普利亚努斯、拉克坦提乌斯、安布罗西乌斯、奥古斯丁、哲罗姆和马赛的萨尔维安，也包括异教的作家，例如马尔克利努斯、叙马库斯、马克罗比乌斯、加比拉与普里斯基努斯。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基督教思想由起初的弱势地位逐渐取得占上风的强势地位，不过，由弱变强的基督教思想是建立在兼容异教哲学——尤其是犹太教的《圣经·旧约》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宗教（religio，-onis，阴性）源于动词religare（连接）或religere（复兴、控制），是人与神的共同体，参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吴雅凌编著，《古罗马宗教读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42。

[6] D.H.Berry（贝里）：Oratory（雄辩术），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57以下。

[7] 王晓朝误认为演说术是修辞学的分支。但是依据古典诗学，修辞学起初等同于论辩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沦为论辩术的分支（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的智者运动。“智者”的古希腊文派生于形容词（有智慧的）和名词（智慧），意为“有智慧的人”。当时，古希腊人（例如索福克勒斯）认为，有智慧的人就是“在公共生活的文明气氛中”能够用词语准确地表述、论证自己的思想的人。也就是说，要在公众场合阐述自己的见解，那是要有智慧的。因此，智者们大都倾心于修辞学的研究。譬如，聚集在雅典的普罗塔戈拉（Protagoras）、普罗狄科（Prodicus）、希庇亚（Hippias）（昆体良，《雄辩术原理》卷三，章1，节10）等不遗余力地开展修辞学的研究和实践，高尔吉亚（Gorgias）从事修辞学的教育活动。可见，语言技艺是智者的重要标志。不过，修辞学产生于“最早起步的人”恩培多克勒和“最早的教科书作者”科拉克斯（Corax）的时代，即巴门尼德之后的几十年间，证据就是关于修辞学的发明者的两种说法。其一，修辞学的发明者是恩培多克勒，主要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智者》中的论断。其二，修辞学发明人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两位西西里人科拉克斯和提西亚斯（Tisias；昆体良，《雄辩术原理》卷三，章1，节8；卷二，章17，节7）。提西亚斯的生平无从查考，但是科拉克斯的鼎盛年约公元前467年，与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芝诺等哲学家的生活年代相仿（参《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47以下；《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18和137-141）。

[8] 在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作品《修辞学》里，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3类：理论科学，例如数学、物理和哲学；实用科学，例如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创造性科学，例如诗学与修辞学，见“《修辞学》译者导言”，参《罗念生全集》卷一，前揭，页132。

[9] 王以铸译为“撒路斯提乌斯”，拙作统称“撒路斯特”。

[10] 参普鲁塔克，《老加图传》，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陆永庭等译，页344以下。

[11] 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41以下。

[12] 参刘小枫选编，《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邱立波、李世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页161。

[13] 参《撒路斯特与政治史学》（Sallustius and Political History），刘小枫编，曾维术等译，黄汉林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页81。

[14] 中文引自黄宏熙：普鲁塔克和《希腊罗马名人传》，页13，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熙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较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二册，习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页1195。从英译本（LCL 99，页224及下）来看，黄宏熙主编的译本更忠实于原文。

[15] 参达夫（Tim Duff），《普鲁塔克的〈对比列传〉——探询德性与恶行》（Plutarch's Lives：Exploring Virtue and Vice），万永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额，2017年，页7、9-10。

[16] 在《荷马的竞赛》中，尼采把古希腊诗歌划分为前荷马时期和后荷马时期，参《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上），前揭，页2。对于古罗马散文而言，完全有理由划分为前西塞罗时代的前古典散文和开始于西塞罗时代的古典散文，因为西塞罗之于古罗马散文犹如荷马之于古希腊诗歌，都是空前绝后的最高标杆。

[17] Catharine Edwards（爱德华兹）：Epistolography（写信的技巧与原则），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70以下；James H.Mantinband（曼廷邦德），Dictionary of Latin Literature（《拉丁文学词典》），New York 1956，页165及下。

[18] J.G.F.Powell（鲍威尔）：Dialogues and Treatises（对话录与论著），参《拉丁文学手册》，前揭，页223以下。

[19] 本义“手艺、技能”；“艺术”，这里表示说明文，英译expository prose。

[20] 德语Sachbuch既指纪实文学或事实文学，又指通俗的专业术书（Fachbuch）。可见，从书本身来看，两者的界限比较含糊。区分仅仅在于针对的阅读对象。参Michael von Albrecht（阿尔布雷希特），Geschicht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古罗马文学史》），Bern 1992，页452。

[21] Theodor Mommsen（蒙森），Römische Geschichte（《罗马史》），[Kürzende Bearb.u.Darstellung von Leben u.Werk Theodor Mommsens：Hellmuth Günther Dahms.Übers.d.Begleittexte：Hans Roesch].—Zürich：Coron-Verl.，[1966]；蒙森，《罗马史》卷一至三，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2004/2005年；蒙森，《罗马史》，李斯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