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发轫时期^[1]

古罗马历史上的前5个世纪不存在古罗马文学（litterae），这是古罗马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起初5个世纪的前半阶段，即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前510年），没有古罗马文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罗马文学并不具备发轫的条件。一方面，古罗马的权力几乎没有跨越拉丁姆地区的边界。另一方面，尽管前古典的古希腊文化已经影响到古罗马国家的边界：西西里的移民区（colōnia），意大利南部，直至坎佩尼亚，甚至通过埃特鲁里亚跨越了这个界限，可是在越来越希腊化的地中海地区内的古罗马飞地，这种影响遭到强烈抵制。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第一个世纪，这种抵制仍在持续。直到公元前3世纪，古罗马的权力才逐步影响整个意大利。总之，尚武、务农的古罗马人一直没有机会接触古希腊高度发达的文化，体会不到文化与文学的妙处。

虽然后来的资料有关于古代英雄颂歌、礼拜圣歌和农民闹剧的模糊报道，但是几乎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也没有流传后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文学缺失的世纪里，压根就不存在古罗马文化，只是这种文化的表达方式与众不同。有决定意义的或许是一种极其强烈的对祖辈的训诫与习俗（instituta et mores maiorum）的感情。这种感情体现在对集体和个体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这种鲜明的态度与坚定的立场决定性地影响了古希腊和后来的古罗马。元老院（senātus）像国王的会议一样，通过手持象征政法权力的束棒（fascēs，插有一柄斧头的一束棍棒）的护卫们（līctōrēs，单数līctor）表明其因公的帝国（imperium）的市政机构（magistratus）。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仪式庄重的各种宗教节日与令人自豪的获胜军队的凯旋游行。此外，葬礼有祖先画像和悼词。这些早期的古罗马文化形式十分地道、独特。公众生活的排场与私人生活的简朴形成矛盾，就像西塞罗后来确切地表述的一样：“古罗马民族憎恨个人的挥霍，不过懂得国家讲究排场的价值（odit populus Romanus privatam luxuriam，publicam magnificentiam diligit，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7及下）”[《为穆雷那辩护》（Pro Murena），章36，节76]。

在早期古罗马文化中，言语（verbum）没有发展成为文学（litterae）。这绝不意味着，言语（verbum）不起作用。恰恰相反。而且，言语（verbum）仍然是交际、劝说和有约束力的表达手段。礼拜仪式、政治顾问、法律和诉讼惯例里讲的言语（verbum）的魔法与心理教育的力量通过节奏、音调和内容的重复得到加强。最突出的运用形式就在于颂歌（carmen）。颂歌后来的意思是“歌曲”，但是，最初仅仅是有魔法与节奏的、宣叙调的散文（prosaicus）表达形式。老加图的《农业志》（De Agricultura）是拉丁文学中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散文（prosa）。其中，有一首致马尔斯的祈祷歌。马尔斯在名称上最初是一个农业神。这篇祈祷歌概括地介绍了颂歌（carmen）体裁：

父马尔斯，我向你祈祷，并恳求你：

热心而友好地对待

我、我的家庭和仆人。

因此我

命令，绕着我的耕地、地产和财产

让猪仔、羊羔和牛犊兜圈。

以便你让有形和无形的疾病远离，

防止成为孤儿和村庄荒芜，

根除大冰雹和雷雨风暴；

以便你让农作物、谷粒，

葡萄树蔓和树木

长好和长大（老加图，《农业志》，章141；译自Paul Thielscher的德译本）。^[2]

有节奏的结构、概念重复和头韵（alliteration，源于拉丁语ad+litera或littera）体现魔法的约束。古罗马农民相信，可以用这种约束影响各种神的力量。西塞罗或许用文学术语“ubertas（拉丁语：丰富、丰富多彩；冗长、罗唆）”来描述这个结论。不过，后来称之为“brevitas（拉丁语：简略、简洁、简短）”的、与之对立的语言应用也能取得类似的约束效果。譬如，古老的《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十二条的规定里就有最简明扼要的语言简洁的省略句：^[3]“如果夜间行窃，（就地）被杀，则杀死（他）应认为是合法的（si nox furtum faxit，si im occisit，iure caesus esto）”（参《十二铜表法》，前揭，页39；《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

甚至删去观点的逻辑上必需的成分也能给心灵施加强烈的影响。这种心灵的影响必然产生共鸣，即成为共同思想和共同经历。正是这样，才导致言语（verbum）使人刻骨铭心。极度的语言丰富（ubertas）及其反面即简明扼要的、“硬邦邦的”语言简洁（brevitas）后来属于拉丁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在语言丰富（ubertas）方面西塞罗是大师，而在语言简洁方面（brevitas）撒路斯特（Sallust，全名C.Sallustius Crispus）和塔西佗是大师。塞涅卡绞尽脑汁地交替使用丰富的（cōpiōsus）语言和简洁的（brevis）语言。从逻辑与客观的观点来看，丰富的（cōpiōsus）语言揭示的太多，简洁的（brevis）语言揭示的太少。完全合适的表达形式很罕见，至少在文学方面。与之有关的或许是，在纯客观的描述和纯逻辑的推理方面，古罗马人比古希腊人差得太多。由于冠词和优雅、创造性的派生机械主义，古希腊人支配的语言更加适合细腻的描述和抽象的推断。在比较两种语言时，演说家和教育家昆体良断定：

non possumus esse tam graciles；simus fortiores！subtilitate vincimur：valeamus pondere！proprietas penes illos est certior：copia vincamus！

如果我们罗马人没有那么娇小，那么我们就要更加强壮；如果我们缺乏细腻，那么我们就在殴打与排场中寻找我们的优点！如果别人表达更确切，那么我们就要以表达的丰富多彩取胜（昆体良，《雄辩术原理》卷十二，章10，节36，引、译自《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9及下）！

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拉丁语是农民自豪的表达方式，在精神气质方面与古希腊语截然不同。古希腊语的早期发展是由优雅的贵族社会完成的。相反，共和国晚期的文化解放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像刹车轫屐。古罗马意识到刹车轫屐，并且用“拉丁语的匮乏（patrii sermonis egestas）”来描写卢克莱修。然而奇迹发生了：困境成为一种美德。古罗马伟大的作家正是在局限中表现为大师。尽管如此，这种局限还是极大地影响了拉丁语文学的发展进程。甚至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也认为，古罗马本来的文化使命和成就不是在艺术、文学或科学，而是在世界上建立了不起的社会秩序。在维吉尔的民族叙事诗《埃涅阿斯纪》中，安基塞斯为儿子埃涅阿斯预言（《埃涅阿斯纪》卷六，行847-853）：

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

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

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

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

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

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权威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

你应当确立和平的秩序，对臣服的人要宽大，对傲慢的人，通过战争征服他们！^[4]

“其他一些人”自然是指古希腊人。维吉尔以典型的方式——即简洁的（brevis）方式——在希腊艺术、文学、哲学和科学里分别举出一个特殊的领域：雕刻、法庭演说辞和天文学。在维吉尔时代，古罗马共和国（res publica）的本来内部结构演变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秩序。在这首罗马激情的诗中，维吉尔似是而非地运用了一种诗歌体裁，即六拍诗行（hexameter）叙事诗（epos）。这种诗体就是一个半世纪以前古罗马人从古希腊人那里借鉴而来的。但是，维吉尔的诗歌（peoma）的思想和情绪高涨是在古希腊先辈那里不可想象的。维吉尔用他的独特诗歌才能效力于他的古罗马共和国。

拉丁语文学的似是而非就是拉丁语文学本身适应古希腊文学。所以，人们习惯把古罗马文学视为和理解为模仿作品，这是由来已久的。在我们现代，人们更愿意谈论竞赛性仿作（aemulatio），而不是谈论模仿（imitatio）。在《图斯库卢姆谈话录》（Tusculan Disputations，公元前45年）的引言中，西塞罗描述了从他的古罗马国家观点来看竞赛性仿作（aemulatio）的精神如何导致古罗马文学（litterae rōmānae）的逐渐产生。

在形式上，古希腊的修辞学（rhētorica）对古罗马文学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在公元前2世纪里，罗马就已经有了古希腊修辞家（rhētor），他们传播尤其是希腊化时代形成的演说术（ēloquentia）学说。即使是在仇视希腊文化的老加图的身上，也可以发现演说术（ēloquentia）学说的影子。在公元前1世纪里，修辞学（rhētorica）严格按规定教授，也用拉丁语。在西塞罗那里，最能注意到通过修辞学（rhētorica）进行的知识与审美教育。

假如撇开在《古罗马戏剧史》（Historia Dramatum Romanorum）与《古罗马诗歌史》（Historia Poematum Romanorum）里已经分别阐述、这里不再赘述的戏剧（drama）和叙事诗（epos）不说，那么可以断定，自古以来，在散文中只有政治集会的演说辞（ōrātiō）与法庭诉讼的演说辞才是古罗马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因为在书面表达和传播有限的情况下，口头表达成为人们表达自己的心境、意向和情感的更为普遍和有效的手段，而共和制的基本机构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法庭为罗马人展现和发挥演说（ōrātiō）才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良好的场所。在和平时期，罗马人用语言为国家服务。因此，拉丁语中“说（dicere）”的概念比“写（scribere）”的概念用得广泛些，例如“立法（dicere leges）”、“任命（dicere）”、“审判（dicere ius）”和“统治权力（dicio或ditio）”。但是，自从老加图——即自从大约公元前200年——以来，演说术（ēloquentia）才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当时，古希腊影响的分量也日益增加。自从老加图以来，演说辞（ōrātiō）就定期发表，并且作为文学类型存在。

老加图——肯定不是希腊教育的敌人，但是尽管如此，并且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内心才充满了古罗马民族文学为共和国服务的必要性——也被视为另一种文学类型的创始人：纪事书（historia）。西塞罗提及的第三种“最希腊化的”文学类型“哲学（philosophia）”是拉丁语散文里的晚产儿，在西塞罗本人使哲学（philosophia）复活之前，一直没有被人发掘。从此以后，演说术、历史编纂学和哲学（philosophia）就是最好的3种散文类型，正如从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第十卷（90年）提出的拉丁语文学概况推出的结论一样（章1，节101以下）。

此外，古罗马人还精通技术应用方面的散文。老加图写了关于农业（agricultūra）的作品，他就是技术应用散文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是，技术应用散文没有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技术给人的感觉是不懂艺术。作品的构思相应地简单，在措辞方面也没有润色。

最重要的现代散文（prosaicus）文学类型“长篇小说（rōmānicus）”和“中篇小说（novellus）”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没有。尽管1世纪的佩特罗尼乌斯和2世纪的阿普列尤斯（Lucius Apuleius，约125-170年以后）写出了高水平的长篇小说（rōmānicus），也没有进入典范的文学。此时，占据虚构文学位置的是崇高而富有诗意的叙事诗（epos），不过在现代文学里叙事诗（epos）几乎绝迹。

拉丁语文学总体上的和共和国散文文学个体上的基本特征已经包含在前面的叙述里面了，或者由此而派生出来。这些基本特征就是传统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等级意识、劝说的式样、对激情的偏爱、社会和民族的关系。为了避免奴性模仿，与古希腊文学展开骄傲的、几乎挑衅性的竞赛体现在继续保持的影射技巧上。这就要求读者识别对古希腊“典范”的影射，同时尊重新的古罗马典范。在后来的古罗马发展过程中，先前的古罗马“典范”——某种文学类型的所有先辈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典范——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就此而言，毫无准备的现代读者只有尝试尽可能地站在古代读者的立场上才能理解这个结论。

接下来需要解释一下对共和国时期文学的时代划分，即把共和国时期文学时代分成前古典或者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称之为古风时代或前古典的文学就是西塞罗以前——即大约公元前1世纪初以前——产生的古罗马文学。在前古典时代，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总共流传下来27部谐剧）以及帕库维乌斯与阿克基乌斯（只有一些肃剧的残篇流传下来）的戏剧在罗马甚至经历了繁荣时期，而安德罗尼库斯、奈维乌斯、特别是恩尼乌斯的叙事诗尚处于最有意思的试作阶段。当时经历了第一次繁荣的第三种诗歌类型就是典型的古罗马“讽刺诗（satura）”创作，其代表人物卢基利乌斯的作品很地道，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些残篇。在散文中，前古典几乎没有多产的。在当时的演说家、历史学家和技术应用散文作家中，只有一位散文作家擅长所有的3种文类。这位杰出的散文家就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或MarcusPorcius Cato Priscus），即“老加图（Cato Maior）”或者“监察官加图（Cato Censorius）”，有别于西塞罗的同时代人、廊下派“小加图（Cato Minor）”或“加图·乌提卡（Valerius Cato Uticensis）”。

在前古典时代，古罗马发展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大国。无论是在西边的3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年），还是在东边的3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4-前167年），都增强了古罗马面对古希腊世界时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后来的古罗马人就把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的世纪视为古罗马历史上内政和道德的巅峰时期。

像已经注意到的一样，老加图首先致力于在文化和文学上保持古罗马民族特性，防止即将发生的希腊化。老加图的作品虽然保存最好，但是不会让人对公元前2世纪产生片面的看法。在有些最高的古罗马显贵圈子中，有些男人在面对古希腊文化时表现得比老加图更加开放。古罗马政治家提·弗拉米尼努斯（T.Quinctius Flamininus，公元前230左右-前174年）打败马其顿国王腓力（Philippos，拉丁语：马的爱好者；，希腊语）时，这个“爱希腊者（Philhellene）”很兴奋地把古希腊城市解释为自由和独立（公元前197年）。在最后一次马其顿战争以后，胜利者鲍卢斯（L.Aemilius Paullus）让作为希腊人质被带到意大利的历史学家波吕比奥斯（Polybio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住进他自己的家里，让波吕比奥斯当次子——因为过继给老斯基皮奥的儿子斯基皮奥收养而得名小斯基皮奥（后来成为著名统帅和政治家）——的老师和长期陪同人员。小斯基皮奥成为朋友圈——后来称作“斯基皮奥圈子”——的中心人物。除了波吕比奥斯以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温和的廊下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希腊化谐剧诗人泰伦提乌斯以及很有教养的古罗马“智者（sapiens）”莱利乌斯和讽刺诗诗人卢基利乌斯。西塞罗认为，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古罗马的gravitas（庄严、庄重）与古希腊的细腻之间第一次产生了一定的和谐。在西塞罗的对话录（dialogus）^[5]《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西塞罗为这个圈子立了一块理想化的碑。泰伦提乌斯的谐剧、波吕比奥斯“亲罗马”的纪事书（historia）和流传下来的卢基利乌斯的讽刺诗（satura）残篇为读者介绍了斯基皮奥圈子的思想作品的概况。可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拉丁语散文流传下来的只有极少的残篇。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在散文的发轫时期老加图逝世（公元前149年）与西塞罗（生于公元前106年）之间没有文本是具有欺骗性的。甚至这也适用于演说术（ēloquentia）。作为这个时代唯一的散文类型，演说术（ēloquentia）肯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灾难性政治斗争的开始。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内战，最终促使第一古罗马帝国的建立。在这个政治混乱的年代，演说术（ēloquentia）正好能够繁荣。“贵族派（optimātēs）”构成寡头政治领导层，在元老院里获得最重要的支持，而“平民派（populī）”是“民主”大众的领导人。按照古希腊和古罗马纪事书家的观点，二者之间的不和就是因为古罗马占领军在地中海地区毁灭迦太基（公元前146年）以后才成为可能的。按照这种观点，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内部的和睦只是在受到外部威胁时才实现的[恺撒，《内战记》（De Bello Civili）卷一，章11]。格拉古兄弟——提比略（Tiberius，死于公元前133年）和盖尤斯（Gaius，死于公元前121年）——本身属于最高层的贵族，在与古希腊教育的紧密接触中受到这样的教育，即通过演说术（ēloquentia）吸引大众，并且煽动他们为民主变革而斗争。这种演说术（ēloquentia）还激发了西塞罗——在反对他们的政治观点的情况下——最高的钦佩。很遗憾，在这种演说术（ēloquentia）方面，传世的仅有寥寥无几的残篇。平民派（populī）的、常常是煽动性的演说术（ēloquentia）后期代表人物是马略（C.Marius；死于公元前86年）和罗马独裁统治的缔造者恺撒（死于44年）。关于马略的演说辞，可以参看历史学家撒路斯特的记述[《朱古达战争》（De Bello Iugurthino或Bellum Iugurthinum），章89，节6]。关于恺撒的演说辞，可以参看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

贵族派（optimātēs）也有一些政治领导人，他们把事业首先建立在军事或者演说特长之上。仕途带来高昂的花费，但是也带来巨额的收入，尤其是意大利本土以外的行省统治。作为保守主义者，这些政治家捍卫传统的古罗马秩序（ōrdō，复数ōrdinēs）、祖辈习俗（mores maiorum）、旧的共和国（res publica）和元老院政体。但事实上，这种秩序（ōrdō，复数ōrdinēs）首先为他们提供发挥个人特长的舞台。几乎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有些政治家骑墙于平民派（populī）和贵族派（optimātēs）之间，如庞培和后来的屋大维。屋大维以恺撒的继承人的身份出现，公元前27年作为奥古斯都成为第一个皇帝。

使这个时代如此吸引人的是，具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排场和风格的传统公共机构旷日持久地继续存在。这些公共机构的争斗是拯救和延续古罗马国家的唯一保证，不过，政治局势有时接近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拉丁语和拉丁语文学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无可争议的语言文学大师就是西塞罗。在西塞罗的政治生涯中，他把自己视为温和的贵族派（optimātēs）和国家的拯救者。西塞罗的政治生涯有巅峰和低谷。西塞罗自己总觉得，这些巅峰与低谷比实际更大。在他的敏感与不坚定方面，西塞罗与政治理想休戚与共。这种政治理想早就消失，成为幻想。但是，在理想人性（humanitas）方面，西塞罗对欧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他的多方面天赋中，西塞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整个思想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文学领域里，西塞罗都有杰作——不仅作为演说家（orator），也是慎重的修辞学理论家、启蒙哲学作家、吸引人的书信作家、有功的诗人和纪事书理论家。首先，西塞罗为古罗马人充分挖掘古希腊思想遗产，并且让古希腊风骨和古罗马风骨汇聚在一种内涵丰富的理想人性（humanitas）中。由于西塞罗写的拉丁语长期被视为最好的拉丁语，拉丁散文的古典时代被称作“西塞罗时代”，也是“拉丁文学的黄金时代（aurea Latinitas）”。

[1] 主要参考阿尔布雷希特主编，《古罗马文选》卷二（Römi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5 Bde.Herausgeber：.Michael von Albrecht，Bd.2：Republikanische Zeit I：Prosa.Herausgegeben von Anton D.Leeman.Stuttgart.1985），页7-18、52、230、256、349和400；LCL 127，页306以下；LCL 494，页300及下；LCL 141；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页28-30；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页156。

[2] 关于德文与拉丁文对照译本，见《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8及下。另参加图，《农业志》，马香雪、王阁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63及下。

[3] “语言简洁的省略句”与西塞罗的“语言丰富（多彩）的圆周句”形成鲜明对比。

[4] 参阅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页170。诗行排列依据《古罗马文选》卷二，前揭，页11。

[5] 拉丁对话录（dialogus）分为两种：诗体对话录（poeticus dialogus）与散文对话录（prosaicus dialogus）。恩尼乌斯与卢基利乌斯用诗体对话录（poeticus dialogus），普劳图斯与泰伦提乌斯时代流行。散文体对话录（prosaicus dialogus）始于布鲁图斯，他用拉丁散文对话录（prosaicus dialogus）写作3卷法律书。西塞罗完善散文对话录（prosaicus dialogus），写有《论共和国》、《论演说家》、《图斯库卢姆谈话录》、《论至善和至恶》、《论神性》等。塞涅卡写有对话录《论天意》、《论贤哲的坚强》、《论愤怒》、《论闲暇》、《论心灵的宁静》、《论幸福生活》、《论生命的短暂》和《劝慰辞》。此外，塔西佗著有《论演说家的对话录》，参曼廷邦德，《拉丁文学词典》，页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