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学术史轮廓

——从自说自话到公共议题

（一）

中国大陆学者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79年，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在广州《花城》杂志创刊号发表了论文《港澳与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真正有意识地关注、研究中国海外的华文文学的学术论文。从学科史的角度来说，目前看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篇有意识地、系统地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作为一个整体学科来加以论述的文章。

此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初始形态——台港文学研究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边缘子学科闪亮登场。它出场的历史语境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人对未知的、暌隔已久的台港同胞生活状态的探知渴望。1982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福建人民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文系等在广州暨南大学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台港文学研讨会”。1984年，又在厦门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台港文学研讨会”。此后，这种界内同好发起的学术研讨会形成了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定规，规模也逐渐由全国性研讨会扩大为国际研讨会。随着海外华侨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状态也逐渐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他们的文学创作作为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进入国内、海外人士研究的视野。1986年，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三届台港文学学科研讨会，由于有众多的海外华人作家、学者前来参加，主办者因势利导，将会议命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一命名强调了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差异性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性。1988年，该学科的第四届研讨会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会议名称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1991年，第五届研讨会在广东中山市举行，在这次研讨会上，有澳门的五位代表参加并提交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会议由此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从此进入了第二阶段——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台港澳文学研究并列，组合成了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学科。该学科第三阶段的命名（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文化语境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顺应这种历史语境，于是有了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广州暨南大学的成立。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现学界趋向于称之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是一个不断发展成长的学科，至今已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由它的学科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该学科的发展是以不断扩充学科研究内涵为前提的。一个学科能够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该学科是否有着内在的立体型生长结构和外在的社会历史要求。台港澳地区均有着被长时期殖民的历史遭遇，这些地区的文学因之而具有中国大陆地区所未曾经历过的疼痛，具有它们的殊异性和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得以与台港澳文学研究并列，组合成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海外华文文学初产生时，很少得到祖国读者的注意，而这些作品又因为是用华文创作的，与侨居国的主流文化一时难以融合，所以遭遇了“双边缘化”的尴尬。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情、血缘亲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同胞的纽带，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日益得到国内人士关注的初始原因。这种产生于海外的汉民族文学，也有着祖国大陆汉民族文学中所没有的文化内涵与殊异性。于是，与祖国大陆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殊异性、边缘化特性构成了将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聚结一处的理论出发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第三阶段命名——“世界华文文学”——所表明的阐释学意义是：“华文全球写作”。也就是说，无论作者在海外何处，他的种族属于哪支，只要他的文本以华文（汉语）为载体或者其文本具有中华文化内涵，他（她）以及他（她）的这个文本就属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命名所界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创作的华文作家作品。深入一步讲，就是无论是华人血统还是非华人血统，只要是在中国海外用华文（汉语）创作都在该学科的学术范畴之内。这样，该学科的研究范畴又得以再次扩展。但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仍然“不断地吸纳新的研究对象，先是由纯粹的对于中国海外华人的华文文学研究过渡到不分作者国族身份的全球汉语写作，进而将海外华人的非华文（外语）创作也揽入囊中”^[1]。随着海外第二代、第三代华人移民的成长、成熟，非华文的华人创作已逐渐增多，对这类创作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比如，近几年来，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对象既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创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们创作的英文作品，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黄玉雪（Jade Snow Wong，1922～）的《华女阿五》（Fifth Chinese Daughter）等。而此类研究者中不乏“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业内人士。但海外华裔作家创作的非华语作品，已非“华文文学”的内涵所能覆盖，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范畴还有继续扩容的趋势。当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实际上正在向“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的方向迈进，“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只包括海外华文作品（既包括华人的华语创作，又包括外国人的华语创作），也包括海外华人作品（既包括华裔作家们的华语创作，也包括他们的非华语创作），还应包括海外作家的“归陆创作”（即海外华人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创作）。此外，在研究对象的地域方面，除了传统的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和北美洲、欧洲、澳洲华文文学研究，东北亚华文文学（韩国华文文学、日本华文文学）研究也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最近又有学者发现了中亚华文文学——东干文学，并展开了研究^[2]，而对于非洲华文文学和南美洲华文文学的研究虽然还很薄弱，但是两地的华文作家已经有不少作品问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优秀的文学作品进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视野。

由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该学科是一门不断扩充容量、研究边界漂动游移但又有着强劲的学科定力的社会科学。

（二）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最初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的，但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有关台港文学的内容基本付诸阙如，如唐弢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均无台港文学方面的内容。有关台港文学的研究也仅仅散见于报纸杂志的单篇论文或赏析性文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港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教材编写者的学术视野。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即加入了台湾文学方面的内容，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97）中在全书的最后设立了第二十九章台湾文学，并且在全书末尾顺带以两个自然段的篇幅简要地论述了香港的现代文学。黄修己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也在全书末尾单独设立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的章节。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在下册设第三十六章台湾文学、第三十七章香港文学；最近经过修订之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在下册论述五六十年代文学时，专设了“第四章本时期台港文学（一）”、“第五章本时期台港文学（二）”两个有关台港文学的章节，在论述80年代文学的时候，也设列了“第十一章80年代台港文学”的相关章节。

一个成熟的文学学科，必须拥有足以支撑高等教育课程的相关教材或文学史专著，一支较为稳定的研究者队伍，几本固定的学术专业刊物，以及一些可以定期举办相关学术活动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组织。纵观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该学科正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成长起来的。学科的不断成熟，中间渗透了将近三代人的心血和汗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的教材和文学史著作开始出现。如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李诠林的《台湾现代文学史稿》、潘亚暾等的《香港文学史》、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陈贤茂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饶芃子和杨匡汉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等，这种编写教材、修史立说的好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学术刊物方面，有《四海》、《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华文文学》、《台港文学选刊》等专门发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作品及研究论文的杂志。目前，一些权威学术杂志也开始注意吸收发表华文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如《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等，都曾经发表过台港澳和海外华文、华人文学方面的论文。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发展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学术团体方面，继福建省成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以后，江苏省、广东省也成立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02年，在曾敏之、饶芃子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推动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以国家一级学会的高起点、高规格闪亮登场，是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更令人倍感鼓舞的是，开设有关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的课程（含本专科、研究生），在国内的大专院校以及高等研究机构，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标志着该学科已经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成为被普遍关注的公共议题。

（三）

考察近30年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发展的研究史，有关这一学科发展的论题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学科的命名；学科的研究范畴；学科在现行高等教育体制中的课程与学科设置；学科的教材编写、文学史书写、著作出版、研究组织或团体的设立、相关刊物的发行与理论支撑；学科学术研讨会的开展。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发展史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历届学术研讨会举办的规格、档次都比较高，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研讨会论文集的出版已形成了定规。从历届研讨会上所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正是由最初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的自说自话，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引起社会人士和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因此，对于我们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者来说，“历史”这个关键词是不能忽略的，特别是一定要了解相关学科的学术史、文学发展史及其历史语境。比如，如果不知道诗歌史，就不知道“现代诗”与“现代汉诗”这两个概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现代诗”一般指的是现代派手法下的诗歌，而“现代汉诗”则指的是运用现代汉语创作的诗歌，“现代汉诗”有可能包括“现代诗”，“现代诗”也有可能包括“现代汉诗”，两者是互相交叉的概念。如果不能分辨这两个概念，就会造成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不在一个问题层面“自说自话”。这是第一个“历史”，即学术史。第二个“历史”指的是文学发展史。第三个“历史”则是指文学的历史语境、文学场域（布迪厄语）、知识场域、文学与文学周边文化的关系（如文学与音乐的关系）。拿台湾原住民作家来说，他们的文学作品，如果单纯从艺术性、汉语的运用等方面来说，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陆作家相比，是有较大距离的。但是，他们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面坚持运用汉语写作，是值得钦佩与鼓励的。台湾原住民总人口仅有40万，但是他们中间涌现出了许多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的名字，如掀起新校园民歌运动的胡德夫，以及歌手张惠妹，演员徐若瑄、高金素梅，诗人莫那能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的出现，与他们的地域性、生活环境、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文学有一时代文学之价值；一地域有一地域之文学，一地域文学有一地域文学之价值。对于台港澳和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就要立足具体的历史场域和历史语境去评判，时间与空间因素都要考虑在内，两者不可偏废。

二 华文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

作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重要组成部分的台湾文学仍然值得学科同仁们重视。本论著试在“台湾文学研究”方面拓展新的领域。除了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考察以外，本论著还着重关注了美国汉学家们的台湾文学研究。美国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可以说是开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风气之先。最早的台湾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是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校区举办的，该研讨会的论文集收入了目前看来属于美国文学理论界或者汉学界、比较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夏志清、白之、傅静宜、米勒、刘绍铭等。此后，由于台湾学者向美国的移民，美国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学术力量持续增强，目前比较活跃地从事台湾文学研究的学者有：夏志清、李欧梵、孙康宜、王德威、张诵圣、杜国清、奚密等。美国的台湾文学研究开始是编选“台湾文学选集”（anthology）。这种选集，往往是最初被用作台湾文学研究者向美国学生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台湾现代文学课程的时候使用的教材，选集译笔流畅、表意深刻精到。它往往能够在美国引起较大的反响，对于台湾文学在美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类选集出发，美国的台湾文学学者们开始运用西方理论，使用英语撰著有关台湾文学的研究专著或论文。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张诵圣的《文学场域的变迁》、《从军事管制到市场法则》，王德威的《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等。另外，美籍华人学者张诵圣教授还对台湾文学中的“副刊”现象开展了研究。

香港文学因为香港的历史际遇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学心态与国际化视野。虽然香港曾经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但其与中国内地的文学交往始终未曾隔断，甚至有时香港还成为内地南来作家们的避风港湾，其文学发展因而深受中国内地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与台湾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历史上的英国辖区的身份又让居住在香港的文学者具有置身境外反观中国的心态，香港的现代化和开放性也让香港文学者有着多种国际合作的可能，并由此而赋予自身的创作以国际化的艺术视野与艺术特征。

澳门文学可谓具体而微。自明清以来，澳门文学就持续有作家作品出现，到了现当代，澳门文学更是各种文体兼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可以说应有尽有。而就作家身份认同方面而言，澳门文学的“混杂性”（Hybridity）也与海外华人文学具有同等魅力。

就海外华文文学而言，20世纪50～60年代到美国留学的台湾留学生——当时被称为“无根的一代”，现在已经在美国生根发芽，其中有许多成为美国汉学家的中流砥柱。而从2009年开始，《小姨多鹤》、《唐山大地震》、《山楂树之恋》、《幸福来敲门》等由海外华文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大陆热播，在中国乃至整个华人文化圈引发了阵阵轰动。这些影视剧的底本或原著进而由此得到了中国大陆主流文学评论家和读者们的重视与认可。可以说，这些小说的作者张翎、严歌苓等海外华文作家已成功登陆中国当代文坛，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亮点与热点。除此之外，进入21世纪以来，海外华文作家还有许多骄人的成绩，如网络文学、“回归”文学、新移民文学、跨界写作等，与上述成就一起构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华人文学新现象。

至于华裔外语文学，其成就更是不容忽视，汤婷婷、谭恩美、黄玉雪、哈金的英语小说早已登上美国的畅销书榜或获得美国的主流奖项；李立扬、陈美玲的诗歌也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黄哲伦、赵健秀的戏剧作品已登上了美国百老汇剧场的舞台。由此也引出了作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发展的第三阶段的“世界华文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阿里夫·德里克曾说：“在第三世界的人出没于第一世界，而第一世界的人则奔波于第三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diaspora，即游离于母国散居在外（尤其是第一世界）的人，他们的自我定位在遥远的故乡，但他们的他者却近在咫尺，所有的边界和界线都被搞乱了。”^[3]因此，这种“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所造成的边界混乱和身份认同歧义便引发了“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多义性与开放性。这种多义性和开放性就使得世界华文文学可以指世界上以汉语创作的文学，也可以指世界上有关中华文化的文学，这充分显示了“世界华文文学”这一方兴未艾的学科的“现代性”精神。

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的文化定位决定了此一学科的“漂泊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漂泊的华人华文文学”。

纵观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发展史，“代有才人出”的局面已然形成。无论是从早已闻名国际文坛的文化名人林语堂，还是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回返祖国流播现象，每一个发展阶段都能够历数出众多的经典作家与作品的名字。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相比，对于这些海外作家作品的研究还稍显逊色，而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对于他们的重视也还远远不够，这些都是有待于我们去改善的地方。林语堂在晚年对故乡的想象主要集中于他的两篇自叙文里，即《八十自叙》和《回忆童年》，在《赖伯英》中也有所涉及。他虽然受西方影响极深，但从他的自叙中能看得出他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怀念与向往，他常常对自己因长时期在教会学校里读书而未能接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抱有深深的遗憾。而他在晚年自觉地学习、回顾中，试用中文创作，这本身即是一种言语和行为修辞。特别是以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无疑在移民国外的华人中间是极具代表性的。他晚年选择定居于台湾，回归与自己故乡距离相近、气候相仿、风土人情近乎相同的台湾，更是说明了他对于原乡故土的怀念、向往、亲情难以遏制的乡愁。而这种“回归”主题的写作，充满了深厚的爱国情感，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发扬的。另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严复为例，严复的历史贡献可谓妇孺皆知，他曾经在近代率先翻译《天演论》等欧美科学著作，将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引介到中国。但位于福州阳岐的严复墓园及其故居年久失修，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保护，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对于那些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开阔了国人的国际视野、启蒙了国人的思想的国际化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与重视是远远不够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深入进行汉学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并进而拓宽知识视野，增强爱国主义信念。

按照“学科论”的架构设想，本论著共分为八章。内容大致如下：绪论部分，分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学术史轮廓”、“华人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两节，说明本论著“散论”的重点。这部分主要是提纲挈领地谈本论著的论述内容。第一部分学科论，分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台湾‘回归原乡’写作”论题构想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作家论，以陈若曦等作家为例进行个案分析。第三部分作品论，以日本华文作家毛丹青等的作品为例进行文本细读。第四部分周边文化论，以文学期刊、民间歌谣、文化交流与融汇等对于文学的影响为例，阐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应该以开放性的眼光重视周边的文化现象，并由此反观自身的学术价值，提升自己的学术自信。第五部分思潮流派论，以华人作家的“回归写作”等为例，论述那些早已存在却还没有得到正名和应有重视的文学思潮和流派。第六部分方法论，以文学研究方法之研究、以“审美隔断”理论研究新移民华文文学等理论方法为例，期望对学科建设能够有理论系统方面的启示；最后是结论，从现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出发，展望学科前景，收束全篇精神，探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华人文学（或世界华文、华人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

[1] 李诠林：《国际汉学与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3页。

[2] 参见杨建军《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世界华裔文学新大陆——中亚东干文学》，兰州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常文昌，2009年5月。

[3] 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