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学科论

一 试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范畴的扩展

（一）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成长的学科，到今天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风风雨雨，它的成长历程本身就说明，一个研究领域想要成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就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学科命名，应该有适应学科命名、进入其研究场域的足够丰富的研究对象，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一致。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最初阶段是以“台港文学研究”命名的，后来又吸收了对澳门文学的研究，成为“台港澳文学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在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可以说是该学科的第三个阶段。由此历程不难看出，该学科的发展是以不断扩充学科研究内涵为前提的。一个学科能否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关键就在于该学科是否有着内在的立体型生长结构和外在的社会历史要求。

在学科的初始阶段，台港文学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边缘子学科出场的。随着海外华侨华人人数的增加，华侨华人的海外生存状态也逐渐为国内所重视，他们的文学创作作为其生活世界的反映，便进入国内人士研究的视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发展从此进入了第二阶段。民族情、血缘亲是联系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同胞的纽带，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得到国内人士关注的根本原因。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得以与台港澳文学研究并列，组合成新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海外华文文学自产生以来，就很少得到祖国的注意，而这些作品又因为是用华文创作的，与侨居国的主流文化一时难以融合，所以遭遇了“双边缘化”的尴尬。这种生产于海外的华文文学，也有着祖国大陆文学中所不会有的文化内涵与殊异性。与祖国大陆文学相比较而言的殊异性、边缘化特性构成了将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聚结一处的理论出发点。该学科第三阶段的命名的历史语境是：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由第三阶段命名所带来的阐释学意义是：“华文全球写作”^[1]。也就是说，无论作者在海外何处，他的种族属于哪支，只要他的文本以华文为载体，他（她）的这个文本就属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因此，此一命名意味着学科基础理论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它开阔了学科的学术视野，超越了种族、身份等纠缠不清的形而下理论。但是，这一命名也存在着容易使人“误读”的弊端。连许多本学科的学者都觉得此一学科命名有着意义不明的暧昧。比如，有人会说，所谓“世界华文文学”，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华文作品都应该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这样，中国大陆古典文学，上起《诗经》、《楚辞》，下迄明清小说，均应列入。也有人说，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也应列入。这些都是典型的“误读”。因为在有台港文学研究学科之前，中国学术界就确认了“世界文学”为“外国文学”的专指。现在，没有哪一个文学研究者会到《世界文学》杂志里去找中国大陆文学作品。这实际上是一种约定俗成。之所以会有一些文学研究专家会对这种基础性的语词产生歧义理解，问题就在于世界华文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约定俗成是需要众多同仁的共同认可和时间检验的。不管怎样，该学科第三阶段的命名与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开放、更加有深度的思路，它促使人们对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采取“整体观照”的方法，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与进步。

学科要发展，一定要注意学科板块的完整性。学科板块局部的残缺往往会带来整个学科的畸形、不协调发展。福建学者杨际岚先生就认为：“开放、宏阔的整体观照，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对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完整’、‘准确’、‘深刻’相辅相成。‘完整’，并不意味着‘准确’和‘深刻’。然而，‘完整’是‘准确’、‘深刻’的必要前提。”^[2]着重强调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内容的完整性。江苏学者陈辽先生等也提出了“整合两岸、兼容雅俗的新构建”^[3]，他认为，“收复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使文学的两翼一同起飞，重现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的历史真迹，使祖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相和而歌，对于百年文学史地域空间和审美空间的开拓，无疑是十分必要的。”^[4]同样强调了学科板块的完整性、全面性。

（二）

根据“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命名形式，该学科就必须有足以填充学科研究场域的丰富的研究内容。“首先是要加强学科建设。也就是建立学科观念，提高这方面的自觉性，把这领域的研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应该说，在这方面，特别是在如何加深学科建设，还存在许多‘盲点’”^[5]。而对一些身份认证模糊或者“跨界书写”的作家，如苏曼殊等，他们在海外创作的作品或有关海外题材的作品的学术定位及研究，则正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盲点之一。另如，经查阅相关文献，有些国家、地区的华文文学，像非洲华文文学、南美洲华文文学、英国华文文学、蒙古国华文文学，截至2011年仍较少有人研究。以下就以作家苏曼殊为例来说明此一现象。

苏曼殊（1884～1918年），作为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南社发起人与骨干之一，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在新旧文学转型期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已得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普遍重视。如陈平原先生在论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说：“是将晚清和五四两代小说家放在一起论述的。而这其间，苏曼殊小说承前启后的作用尤其突出。”^[6]但是，作为一位华侨后代，又加以自身中日混血儿的独特身世，苏曼殊在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性长久以来仍受到忽视乃至冷落。查阅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的几个有代表性的“阵地性”的学术杂志，如《世界华文文学》（及其前身《四海》）、《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及其前身《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台港文学选刊》以及《中国比较文学》，从1992年至2011年，除笔者在《华文文学》上发表过因论述华文文学的学科问题而涉及苏曼殊的一篇论文外，尚没有一篇专门论述苏曼殊的论文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另外，目前，发表于其他学术刊物或者以专著形式出版的有关苏曼殊的研究论著，比较前沿的研究方向主要针对苏曼殊的宗教思想、潜在心理以及中西文化冲撞在其身心上的体现，但是，集中、突出地论述苏曼殊以归国华侨、留日学生、出境行脚僧人等身份在境外的文学活动的，却告阙如。可见，苏曼殊研究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场域是处于缺席状态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要成为成熟的学科，必须做到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一致，应该有适应学科命名、进入其研究场域的足够丰富的研究对象。苏曼殊研究在世界华文文学学术场域中的缺席，说明该学科还有许多“学术盲点”。本文以下就尝试初步探讨苏曼殊进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学术视野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以此为例，进一步思考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范畴的扩展问题。

（三）

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归国日本华侨，苏曼殊的生母河合若子及养母河合仙都是日本人，因此，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苏曼殊出生于日本，在其6岁时，由其庶母黄氏带回国内，此后又数次回日本探亲寻母。苏曼殊在日本居留时间较长，所以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日本创作的。另外，苏曼殊还曾出国到过爪哇（印尼）、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缅甸，也曾在香港居留过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曾创作过华文作品。苏曼殊的这些经历与华文作品都使苏曼殊与现今所说的世界华文文学（或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难脱因缘。

将苏曼殊列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两个主要根据在于，一是基于地域，苏曼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在海外，并且他的许多作品是在海外创作的；二是基于语言，这些创作于海外的文本均以华文为主要语言载体。下面将苏曼殊在海外的文学活动、华文文学作品及其创作时间、地点作一统计，供方家一览，以资佐证。

苏曼殊1907年到日本，和章太炎、刘申叔一同创办《民报》及《天义报》；其作品（以下所列诗文名称，凡不指明为他人所作或与他人合作的，均为苏曼殊作品）《〈曼殊画谱〉序》发表于1907年7月24日《天义报》（该报创办于日本）。《〈梵文典〉自序》发表于1907年7月5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第10期。《海哥美尔氏名画赞》发表于1907年7月24日《天义报》。《〈秋瑾遗诗〉序》发表于1907年8月10日《天义报》。《岭海幽光录》发表于1908年4月《民报》第20号。《〈文学因缘〉自序》载于1908年日本东京出版的《文学因缘》一书。《〈潮音〉跋》是苏曼殊托“校录人日本僧人飞锡”之名撰成，原载1912年在日本出版的《潮音》一书。《致高天梅书》是1910年6月8日“阿难发自耶婆堤《佛国记》旧都”（耶婆堤即今印尼）。发表于1909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一集的《过平户延平诞生处》诗，是苏曼殊1909年上半年居日本时所作，其诗另见1914年5月《民国》第一号，题作《过郑成功诞生处》。《淀江道中口占》由“淀江”这一日本地名可知，该诗亦写于日本。《为调筝人绘像》（二首）是写苏曼殊在日本结识的一位妓女百助眉史的。《寄调筝人（三首）》显然亦是写日本艺妓的，发表于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本事诗（十首）》第九首云：“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诗中的“尺八”，苏曼殊曾经在《燕子龛随笔》中如是解释：“日本‘尺八’，状类中土洞箫，闻传自金人。其曲有名《春雨》，阴深凄惘。”^[7]这十首诗发表于1910年12月出版的《南社》第三集上，显然也是写于日本。《调筝人将行，属绘〈金粉江山图〉，题赠二绝》亦是题赠日本艺妓的。而《过蒲田》一诗中的“蒲田”乃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在日本东京西南，东海道干线上。《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一诗乃是苏曼殊在日本“若松町”这一地方写给陈独秀的。《游不忍池示仲兄》中“胡姬美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红”诗句中“胡姬”是用以借指日本女子的，此诗亦写于日本。《题拜伦集》一诗乃写于苏曼殊赴新加坡居留时期。《步韵答云上人（三首）》是苏曼殊在爪哇应惹班中华会馆之聘，做英文教师时所作；《别云上人》“跋”中云：“束装归省，道出泗上，会故友张君云雷亦归汉土，感成此绝。”其中“泗上”乃指爪哇地名。《东居杂诗十九首》“东居”即指居住在日本，而第五首中“异国名香莫浪偷”一句证明了此诗确实写于“异国”——日本。

苏曼殊除在海外创作华文文学作品外，也在其众多作品中描写或提及了众多的海外华侨生活，如：《绛纱记》中的主人公“余”曾在香港皇娘书院学习欧文，而小说故事展开的社会背景是在星嘉坡（新加坡）；散文《南洋话》（载于1912年4月7日上海《太平洋报》）中记述了一位老华人对作者讲的话，原文是这样的：爪哇野老尝为衲言：“昔千余年前，华人缔造末里洞石佛山，工竣，临行，土人依依弗忍遽别，问我华人：‘何时复返？’我华人答之曰：‘后此当有白奴儿来此，替我经营，我返当以铁为路识之。’”作者在这篇散文里，描述了我华侨华人为爪哇辟荒修路，作出过巨大贡献，抨击了荷兰殖民者占据爪哇后对华侨华人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所有这些，也都是描述有关海外华侨华人生活的。

（四）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命名指明了学科发展的方向，众多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者开始大力呼吁促使学科完整、全面发展以及扫除“学术盲点”。由此，一个新的学科发展理论系统基本形成。“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命名首先强调的是“世界”一词，其基本含义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创作的作家作品；其次，“华文文学”一词说明该学科的研究范围主要涵盖的是以华文为语言载体的文本，深入一步讲，就是无论是华人血统还是非华人血统，只要是在境外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在该学科的学术范围之内。

根据这一学科定位的原则，苏曼殊被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所冷落，实属不该。由“完整”、全面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这一理论追求出发，即使“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华人血统的作家或者是有着浓厚的中华意识与家国之思的华裔作家，苏曼殊文学研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苏曼殊虽有日本血统，但他对中国有根本的文化认同，他憎恶别人说他是日本人，甚至由此产生沉重的自卑感，以至于自暴自弃、暴饮暴食、罔顾健康直至最后因肠胃病而英年早逝。“苏曼殊作为近代具有高度民族思想与爱国情怀的作家，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家国之感与爱国情怀”^[8]。其浓厚的中华情结与爱国情怀感人至深。将苏曼殊纳入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体系，不仅有助于本学科领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融合爱国主义的旋律，而且对本学科自身品位与学术层次的提高，对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与充实，都大有裨益。另外，苏曼殊是“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的创始者和推动者之一”^[9]，他对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幽怨、哀婉、感伤的言情小说，可以说开启了此后近代言情小说的先河。‘五四’前后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少就源于苏曼殊”^[10]。所以，根据“兼容雅俗”的理论构想，将苏曼殊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对于该学科的发展来讲，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这样，由上述新的学科命名及发展论出发，苏曼殊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可行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苏曼殊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对象的可行性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可以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启发。由苏曼殊这一个案研究生发开去，一个广阔的待开发的学术空间就展现在眼前。比如，近几年来，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已如火如荼，其研究对象既包括美国华裔作家创作的中文作品，也包括他（她）们创作的英文作品，如谭恩美的《喜福会》、黄玉雪的《华女阿五》等。由此现象，可以断定，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范畴还有继续扩容的趋势。因为，海外华裔作家创作的非华语作品，已非“华文文学”的内涵所能覆盖，要改变这种学科排斥现象，就必须对学科重新命名，或者不重新命名，而采取大家约定俗成的方式加以确认。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不对这些非华语文学作品加以收容，这些因处于交叉地带而被双重边缘化的“飘零者”必将因无所依归而另求门户，其结果就是造成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研究对象的流失。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是一个有活力、有良好前景的学科，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善于也便于把和自己已有的研究对象有相似点的其他对象纳入自己的领域。而这种相似点，也就是该学科的本质特征，那就是：边缘性、交叉性、殊异性。因此，世界华文文学学科要善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展示出其他学科所不可能具有的自身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独特不可替代性。当下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实际上正在向“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的方向迈进，这是值得肯定的。“世界华文、华人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不只包括海外华文作品（既包括华人的华语创作，又包括外国人的华语创作），也包括海外华人作品（既包括华裔作家的华语创作，也包括他们的非华语创作），还应包括海外作家的“归陆创作”（即海外华人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创作）。如果能够按照“世界华文、华人文学”的方向来对学科范畴进行重新界定，进而确定对应的、更具科学性的学科命名，就能够扫除许多“学术盲点”。比如，日本华裔作家用日语创作的作品；台湾日据时期的日文小说；澳门土生作家的葡语创作；外国人的华文创作等。

当然，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学科目前所展示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并不等于说，这一学科就应该包罗万象，大到无限大。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并继续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此学科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生存意义。学科内涵的无限扩大意味着学科外延的无限缩小。如果一门学科真的扩大到无所不包的地步，这个学科肯定就会丧失其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与其不可替代性的消失相伴随的，是该学科的生存意义的消弭。那是一个学科的悲哀。

二 “台湾‘回归原乡’写作”论题构想

综观台湾文学发展史，有关原乡的记忆与书写是一个历久弥新的主题。沈光文、丘逢甲、钟理和、余光中……台湾的原乡题材书写者举不胜举。特别是自钟理和《原乡人》以来的台湾文学创作中，原乡回忆、原乡想象与原乡回归，成为台湾知识者笔下不断彰显的主题。

有关台湾文学史上的“回归原乡”，乃至“回归祖国”写作，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进行的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如对台湾现代作家钟理和、张我军的研究等，但鲜有把这一类作家、作品视为一个具有共同性的群体，进行成体系、有组织的系列研究者。台湾民众对于回归问题的行动与想象究竟如何，直接关系到祖国统一大业的进展，关系到台海问题的解决。对于这一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社会、政治意义的研究领域，台湾文学研究界还未能给予应有的足够重视。本论题将在作者和其他学者既有的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往开来，开展一个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性质的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收获。

本论题从文学研究、审美批评出发，并以“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视角研究台湾知识者或庶民在台湾或大陆的有关“回归原乡”及“台湾回归祖国”的文学创作及与此类文学有关的戏曲、音乐、说唱、演艺等“文学的周边文化”书写。因此，论题的研究方法是以审美分析为主，同时运用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艺心理学、社会语言学、民俗学、传播学、艺术学、文化创意产业学等多种社会科学方法介入文学研究。论题的研究重点是寻找此种“回归原乡写作”的审美特质和文化本质，而论题的研究对象，不只限于文学文本，而且对有关的出版机制、作家创作心理、文学思潮等也进行了深入挖掘和穷力探求，但其侧重点还在于从有代表性的“回归文学”现象（如钟理和、许地山、刘呐鸥等的创作）来观察整个的“回归原乡（祖国）写作”作家群体，探讨台湾“回归原乡（祖国）写作”作家群的创作风格及其共同的创作倾向、审美趣味，追寻构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可能性。论题的研究范围，设定为台湾籍作家在大陆的写作，在台湾的知识者有关回归祖国或原乡问题的创作，台湾籍作家在其他国家、地区有关回归祖国或原乡问题的写作，其中，台湾籍作家在祖国大陆的写作被作为本论题的重点研究内容。具体而言，论著研究内容如下。

在日据时期之前的古代和近代台湾，自沈光文桴游台湾以后，台湾文风丕开。从1738年中举的台南文人陈辉始，台湾逐渐涌现出众多通过科举走上仕宦道路或者为人幕僚者，其中又有许多因为清代“异地为官”的职官制度而内渡至大陆谋职者。这些宦幕大陆文人在宦幕期间写作了一定数量的诗文，但大多分散零落，目前尚未有系统对其进行整理研究者。本论题即首次对此一创作群体及其诗文作了较为系统的钩沉、考证和论述。

在台湾日据时期，许多台湾作家在岛外创作了为数可观的文学作品，即所谓“岛外写作”（Exodus Taiwanese Writings）。这些文本在台湾岛外问世后，都又或早或晚地传播到台湾。这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又可谓之“归岸文学”。这种“归岸文学”对台湾岛内留守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对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的薪传、对台湾文学吸取其他地区进步文化而发展自身，起到了重要作用。本论题将对此类因诸多不同原因在台湾之外创作的台湾作家作品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和论述。

以大陆原乡作为抒发爱国情怀的对象或媒介的台湾当代作家更是数量众多。本论题认为，原乡书写已成为台湾当代知识分子辨别忠奸善恶的情感载体，也说明了“大陆原乡”意识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桥梁的重要价值及其现实关怀传统。许多台湾作家写作中体现出的慎终追远的文化修辞反映了他们的“返归原乡文化”意识，反映了他们心灵深处的原乡文化积淀。其文本中的原乡文化质素都通过或隐或显的言语修辞内蕴于字里行间。这种“文化回归”修辞对于当前国内的文化生态保护、对于研究台湾作家的创作心理提供了反省与借鉴的范例。

在对上述“台湾‘回归原乡’写作”个案的历史性研究的基础上，本论题研究的目标在于，“台湾‘回归原乡’写作”显示了一种积极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除了一般意义上所谓的“保守”、“传统”、“固执”之义以外，还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异化现象的质疑与反拨，对殖民侵略行为的抵制与反抗，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与保护等。纵观近代以来的台湾文学发展史，台湾文学的现代性因台湾的独特历史遭遇而表现出“主动现代性”与“被动现代性”两种面貌共存的特殊性，而“回归原乡”写作的表层之下涌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恰恰起到了为“现代性”这柄双刃剑纠错、纠偏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论题研究将适当吸取西方理论中有关“流散”、“离散”美学的合理内核，结合台湾的特殊历史境遇，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因素对台海局势的影响，结合闽台“五缘”、“六亲”关系，争取构建一个适合于研究台湾“回归原乡（特别是大部分台湾作家的原乡福建）”书写这一社会现象的方法论系统，希望本课题研究能够对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相关对台政策，促进两岸和平统一、拉近两岸民众间的心理距离、活跃两岸的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笔者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将在注重理论阐述、史料搜集和历史脉络梳理的同时，还关注实际应用策略的思考与拟定。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整理、扎实的理论论证分析，课题研究将有效证明如下命题：台湾民众和大部分作家心向原乡，台湾文化之根在大陆，台湾文学之源在大陆，台湾文化的光明前途乃是回归祖国、两岸和平统一。

三 香港文学：汉学心态与国际视野

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和历史上的英国辖区的身份，让居住在香港的文学者具有置身境外反观中国的汉学心态，香港的现代化和开放性也让香港文学者有着多种国际合作的可能，并由此而赋予自身的创作以国际化的艺术视野与艺术特征。香港是汉学与儒学大师隐居的地方。如儒学大师钱穆先生晚年曾在香港新亚书院讲学，王韬、饶宗颐等则是香港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汉学心态的作家中的典型代表。

“国际汉学大师”^[11]饶宗颐（1917～）字固庵，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宗颐”之名为其父所起，意为希望他能像宋代的周敦颐一样，将来成为一个大学者。饶宗颐学贯中西，在历史学、经学、考古学、古典文学、书画，翻译等多种类学术和艺术领域中，均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出版有50多部著作、400多篇论文，曾先后在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国讲学，还在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北京、广州等地开展学术交流和举办书画展。1962年他获得法国法兰西学院儒莲汉学奖；1993年获法国文化部颁授的文学艺术勋章。被国际汉学界誉为“导夫先路的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从18岁起，即崭露头角。饶家是潮州的名门望族，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曾任《粤南报》的主笔，可以说是书香门第。而饶家的“天啸楼”曾是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在这里收藏的书籍曾达10万卷之多，饶宗颐从青少年开始，就在这里饱览群书。1935年，由饶锷编辑、饶宗颐补订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发表，这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首次进行系统的著作实录，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岁的饶宗颐一举成名。此后，因战乱，饶宗颐颠沛流离，最后定居香港。此后在6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于文、史、哲、艺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著成就，在国际汉学界有崇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1935～1937年，他担任了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1943～1945年，任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时迁广西）教授；1946年，任广东文理学院教授；1947～1948年，任汕头华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教授，兼《潮州志》总编纂；1948～1949年，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1949年，定居香港；1952～1968年，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1963年，在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作学术研究；1965～1966年，任法国国立科学中心研究院研究员；1968～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1970～1971年，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1972～1973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1973～1978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74年，任法国远东学院院士；1978～1979年，任法国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1980年，被选为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任日本京都大学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教授；1979～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高级研究员；1982年，获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1986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1987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荣誉讲座教授；1993年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他还被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续修四库全书》总纂会等学术机构及50多所大专院校聘请为顾问、顾问教授或客座教授。他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以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近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其治学兴趣广泛，涉猎于上古史及甲骨文研究、文学艺术史研究、宗教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地理学、地方史、文献目录版本学等诸多方面。主要著作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琵琶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甲骨文通检》（主编）、《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词集考》、《清词年表》、《全明词》、《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九龙与宋季史料》、《选堂集林·史林》、《潮州志汇编》、《潮州艺文志》（合著）、《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楚辞地理考》、《楚辞书录》、《楚辞与词曲音乐》、《唐宋墓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合著）、《新加坡古事记》、《画（国画史论集）》、《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和大量的书画艺术作品。饶宗颐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是讲敦煌本《文选》、日本钞本《文选》五臣注的第一人（1956年）；撰写宋元琴史的第一人（1960年）；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诸于世，并撰作第一篇研究论文（1963年）；首次提出刘勰文艺思想受佛教影响（1963年）；首次研究陆机《文赋》与音乐之关系（1961年）；首次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揭出“势”的范畴；首次从文献根据上揭示韩愈诗歌受佛经文体影响（1963年）；他是讲词与画关系的第一人（1974年）；讲中国艺术史上墨竹刻石的第一人（1974年）；他是利用词牌《穆护歌》考见祆教史实（1978年）、利用吴县玄妙观石础讲道教变文（1974年）的第一人；他是讲有关越南历史的《日南传》的第一人（1969年）；他首次提出“楚文化”（1970年）、“吴越文化”（1971年）作为学科名；他是讲金赵城藏本《法显传》的第一人（1974年）；是利用中国文献补缅甸史之第一人（1975年）。

香港新武侠小说所引发的世界性的“中国功夫热”，也体现了香港文学立足中华文化传统，目光却投注全球的汉学心态与国际视野的融合。从“武侠四大家”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到“网上女金庸”郑丰，均是如此。尤其是金庸，他的小说故事题材都取材于中国历史，人物原型都查有可考，而金庸甚至在其古稀之年还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了历史学博士学位，其研究的主攻方向就是中国古代史。这些都表明金庸是以撰写历史小说的心态去书写武侠小说的，其创作心理的潜意识里有着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原中国古代社会原貌的汉学心态。

香港最近从网络崛起的武侠小说新秀陈宇慧（笔名郑丰），有“女金庸”之称，她创作的80万字武侠小说《多情浪子痴情侠》，深得金庸武侠小说的精髓，在网上吸引了300多万人的阅读，获得了2006年“新武侠小说大赛”一等奖，2007年4月获“中华武魂奖”以及“最受欢迎作品奖”。陈宇慧现任职香港荷兰银行董事，是台湾“监察院”前“院长”陈履安的女儿，其祖父则是曾任蒋介石时代的副总统的陈诚，她1997年在香港结婚，其笔名取自丈夫的姓氏。“郑”是她丈夫的姓，而之所以取名叫“丰”，则是她原名“慧”字的起笔。陈宇慧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务管理学历，移居香港工作后，成为投资银行可换股债券专家，被称为金融界“女金庸”^[12]，有着商界女强人、母亲及作家三个不同角色。《多情浪子痴情侠》1998年创作于英国，陈宇慧几年后回到香港，又利用产假的时间重新进行了润饰改写。小说又名《天观双侠》，描述了出身苏州青楼的小厮赵观与出身医术世家的小三儿凌昊天这两个特立独行的少年的故事。陈宇慧认为，成功的武侠小说作家，不但要有极佳的文字功底，还要有中国历史文化基本涵养。

倪匡的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和武侠小说，同样有着国际视野，他认为武侠小说最基本的元素是“武、打”，招式要天马行空，将不可能的描绘得如真实般，把读者带到现场一样，可谓将西方科幻小说笔法与中国侠义文化熔于一炉。古龙武侠小说中注重悬疑的情节安排，也表明他受到国外侦探小说的影响。

“穿越题材”的香港文学作品颇具先锋意识的国际性，但更可贵的是它能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及历史故事中挖掘素材。穿越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最近一两年在中国大陆比较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实际上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热潮，继美国“穿越”电视连续剧《Lost》之后，美国大片《盗梦空间》、中国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接踵上映，形成了一波全球性“穿越”剧热播潮流。“穿越”小说、“穿越”影视剧等名词是在新世纪最近几年才被普遍提出并逐渐被普遍认可和接受的艺术概念，实际此类题材在中国古代已屡见不鲜，像《牡丹亭》的故事母题就是托梦还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版的《盗梦空间》，《邯郸梦》也是同等题材的戏剧。而在现代香港，作家李碧华写作的小说《胭脂扣》及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1988）讲的是前世鬼与今世人的故事，同是李碧华写的小说《秦俑》及据此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1989年）则讲述了一段生命轮回中的情感故事，二者虽都主要基于佛教理念说事，但似亦与目前的“穿越”题材文学及影视剧“合辙”。成龙主演的《神话》的故事情节基本上也是“穿越”型的。可见香港文艺家们的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汉学心态”和他们的与国际艺术发展同步乃至超前的国际视野。当然，“橘生淮北则为橘，橘生淮南则为枳”。香港作家李碧华吸收了中国古代的人鬼传奇小说的营养，并融入现代主义手法，以其另辟蹊径的由汉学心态出发的创作手法而发展成为具有独特风格的诡异言情小说，到了21世纪的当下就成了“穿越”题材文学和影视剧。在李碧华的笔下，时空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相对性概念，就像“穿越题材”的《秦俑》，一个秦朝的兵士，到了20世纪的当代就成了一个死而复活的古董和鬼怪。李碧华笔下的“穿越”题材的人鬼传奇颠覆了传统的人鬼距离和人对于鬼的畏惧感，实现了后现代的人鬼狂欢。李碧华的这种诡异言情甚至影响到了盛行于当下文坛的“穿越”题材小说。

著名诗人、香港女作家蔡丽双也有着突出的国际视野。蔡丽双青年时期从中国内地移居到香港定居，在这里受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香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都市，鸦片战争以后，香港曾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作为殖民统治意志的体现，以英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便通过殖民当局推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政策，成为香港社会的主导文化，决定着香港社会的走向。然而在香港，占人口90%以上的是华人，香港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是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体现香港华人文化意识的主体性文化，二者之间对峙、碰撞、融合，构成了香港社会特殊的文化生态环境。蔡丽双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香港，她在内地的文化教育背景和从内地到香港的人生经验，以及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使她的诗作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她扬长避短，才思敏捷，下笔如行云流水，创作诗歌既有古典诗词的精练韵律，抒情言志妙语如珠，又有西方诗歌的自由浪漫，活泼通灵寄情于丰实的想象中，使创作精神游翔于天地真诚之间，华夏山川、美人香花都寄托着游子情怀，保持着对祖国母亲同胞亲人的深刻关爱。

香港文学因为香港的历史际遇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汉学心态与国际化视野。虽然香港曾经被英国占为殖民地，但其与中国内地的文学交往始终未曾隔断，甚至有时香港还成为内地南来作家们的避风港湾，其文学发展因而深受中国内地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与台湾文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四 具体而微的澳门文学

澳门文学可谓具体而微。

先从葡人著述说起。澳门文化司编写、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的《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十六世纪手稿》（王锁英译），摘要或节选了6种16世纪葡萄牙人的见闻，从中可见葡萄牙汉学家眼中澳门的形象。

自明清以来，澳门文学开始持续有居留澳门的作家作品出现。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有关澳门的诗作及其剧作中有关澳门的片段早已有学者详细论述，自不待说。而澳门作家徐莘田的境外写作却鲜为人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学现象。徐莘田，号东海，又号撷红馆主，澳门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赴台湾，寓居基隆。在台湾，他写作了《基隆竹枝词》32首。他曾在他的《基隆竹枝词》序言中说：“念浮生之若梦，对酒当歌；喜胜友之如云，挥毫落纸。抚二月烟花之景，‘写美人香草’之诗；此《基隆竹枝词》之所由作也。千里依人，叹飘零于剑书！搜此邦之实事，语岂荒唐！词唱‘竹枝’，风流自赏。想风景于当年，亦复谁能遣此；惜韶光于此日，不禁感慨系之！以骚坛之宿彦，写本地之风光，必能巨细无遗、雅俗共赏者矣。备他轩之采。窃拟春秋之笔，寓褒贬于廿八字中，妄将月旦之评，括风俗于卅二首。”由此可见，时当清末，澳门就出现了海外流散华文书写！

到了现当代，澳门文学更是各种文体兼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可以说应有尽有。旧体诗歌方面，梁披云和马万祺的诗词创作可谓不但在澳门首屈一指，即便放在整个当代中国文坛，也是佼佼者。

澳门的土生作家创作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他们大多是用葡萄牙语进行创作，他们阅读中国古典名著、吸收中华文化营养也要借助于翻译成葡语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土生作家的文学作品是中国的少数族裔创作。而就作家身份认同方面而言，澳门文学的“混杂性”（Hybridity）也与海外华人文学具有同等魅力，如南京大学教授朱寿桐转任澳门大学教授，他在澳门写作的文学作品及文学批评应该算作澳门文学，当然也应该算是中国内地作家的“南来写作”，朱寿桐教授可以说是新时期的澳门“南来作家”。

由此看来，称澳门文学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文学“微”世界，毫不为过。

五 加强发展中国家、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

自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开展以来，国内外学者的目光大都集中于北美、欧洲、澳洲及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华文、华人文学，特别是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研究，由无到有，积少成多，到现在更是如火如荼，发展成为美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相形之下，对于亚非拉美等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华文、华人文学的研究就薄弱了很多，有的甚至至今仍是空白。这显然不利于学科的均衡发展，也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的目标不一致。因此，对于海外华文、华人研究者来说，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华文、华人文学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的要求。不过，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考察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的生存环境，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实际上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华文文学创作的基础。

以地处东南亚的越南为例，近年来，越南各地兴起了一阵阵中国文学热潮。越文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新版中越词典在越南河内、胡志明市等地的书店有着很大的销售量。中国文学书籍长期在一些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据着重要位置^[13]。附有中文标题的越文版琼瑶系列爱情小说受到了越南读者的欢迎，被翻译成越文的琼瑶系列小说目前已有十五六部。其他被翻译介绍到越南的中国通俗小说还有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其中金庸的所有武侠小说作品已被翻译成了越文。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也在越南大受欢迎。中国近现代文学同样备受推崇。鲁迅的小说、杂文集，沈从文的《边城》以及近年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作家的不少作品，如贾平凹的《废都》、铁凝的《玫瑰门》等小说，轰动一时的《手机》和《无极》等影视作品也位列其中。据报道，中国文学作品在越南最为畅销，传记类书籍也深受越南读者欢迎。近年来，被引进到越南市场的中国文学作品及其他书籍数量不断增多。随着越南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渴望了解、掌握更多的信息，而中越两国国情相似，政治体制相同，百姓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很接近，越南人读中国书籍会感同身受，需求由此产生。况且每年中国出版的书籍众多，精选译介到越南的都是其中的优秀作品，自然深受欢迎。越南百姓非常喜欢阅读中国文学书籍，也喜爱悠久璀璨的中国文化，很多人希望能到中国留学，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一切随着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这也正是“中国文学热”在越南持续升温的根本原因。

南美洲的中国文学影响没有在越南那样大，但是南美洲的华文作家的努力让人感动，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品在量与质方面也都比较可观。

南美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但华人数量不多，除巴西华人数量较多外，其他国家均仅有1万～2万或更少，并且散居在不同城市，没有较大的华人聚居地，因此华文文学在当地的文化中处于边缘状态。旅居厄瓜多尔的华文作家陈少华曾在《感觉南美洲华文文学》^[14]一文中对南美华文文学的“边缘”状态作了详细的介绍，并针对其发展前景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南北美洲虽然以巴拿马运河作为分界，但一般也把中美洲诸国划入南美洲范围。究其原因，除了中南美洲政治经济各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外，这些国家大部分使用西班牙语也使他们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华人移居南美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之前，做淘金梦的华人，漂洋过海抵达巴拿马及其邻近的地区。不少移民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淘金梦破灭，便向南美诸国扩散。以厄瓜多尔一国而言，早期便有不少由巴拿马再移民而来的华人。南美洲诸国，以巴西和巴拿马两个国家的华人人数最多，都已超过了10万人。因而，以中国传统营商的格局便出现在这两个国家之中。巴拿马的“中国城”，地域虽不大，却是一处中文十分流通的地方，尤其以广东话的应用更为普遍，走进任何一间挂着华文招牌的店铺，都不必说西班牙文。而巴西的圣保罗，更拥有浓厚的中华文化氛围，除了中国商品店铺众多之外，更有观音寺、文化中心等诸多有着中华文化气息的宗教或文化设施。虽然南美诸国大多没有“中国城”一类的场所，但华人开的餐馆、店铺，却必定要起一个吉祥的中国名字，悬挂一方中国字招牌。秘鲁和哥伦比亚的华人数量仅次于巴西和巴拿马，虽然没有华人集聚的场所，但在街道上可以经常看到华人店铺，也有华文报刊，文字水平虽不高，但对于侨居该地的华人而言，却是一个了解祖国和侨居国情的窗口。智利和阿根廷是南美洲较为先进的国家。这两国的华人不多，但这里拥有热心于中华文化的华人和传播中华文化和华文文学的网站。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等国家，也有着热心于中华文化的华人。当然，因为语言方面的隔阂，南美洲的华文文学只能在华人社会中流通，还很少能够引起南美本地人的喜爱和重视。

南美洲华文文学可以说是寄生在生活隙缝中的华文文学。移居南美洲的华人，以台湾来的为最多，其次是大陆和香港或其他地方。不少台湾人拥有南美洲数国的居留身份，他们可以随意游走于南美洲的许多国家。近年来由中国大陆移居南美洲者增多，使华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台湾或香港移居南美洲的华人，在初抵南美时由底层做起，借开小餐馆、杂货店或洗衣店之类店铺谋生。而由大陆抵南美洲的华人，大多靠干苦力活营生。在衣食都不足以温饱的严峻生活背景下，人们无暇去从事文学创作。纵览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品，其大量写实的文章，正是描写这种奋斗的历程，如《中国侨民在南美》。但在生活稍有改善之后，华文作家们便开始将自己的情思付诸笔端。南美洲的大多数国家，都处在政治不稳定、经济疲惫、社会环境缺乏安全感的状况之中。在南美洲各国，不少华人经营的餐馆、商店也经常遭到抢劫、勒索，动辄便听到枪声，求生十分艰难。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仍不断有华文文学作品出现，实为难能可贵。这些华文文学作品，写生活的辛酸，写读书的欢愉，写乡人梓友相逢的热泪，写同甘苦共扶持的人间温情。但华文作家所得到的，只有精神上的满足与慰藉，其文学作品并不能获得经济报酬。也正因如此，在南美，华文文学的题材往往和华人奔波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绿叶的《浪迹南美》，以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文笔描述了作者从1988年来到南美洲后，在玻利维亚、巴拉圭和巴西的行旅和艰苦谋生的奋斗历程，反映了南美华人的共同遭遇。陈思缅的《旅巴杂感》则讲述了一个华人同胞相残的另一种情感和故事，批判了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南美洲华文作家的流动性比较强，他们经常在南美的不同国家之间迁徙，因而也造成了他们的创作地和国别身份的变迁。

成立于1991年的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确立了南美洲华文文学的存在和地位。“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是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文文学组织，其总部设在巴西的圣保罗，现任会长为关冰如女士。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后，于1992年创办了会刊《南美文艺》，发表了许多华文文学作品。1999年10月，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在巴西圣保罗召开了“三十年来南美华人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回顾了30年来南美华人的文化生活，会议邀请了全球170多位华文作家出席会议。成立于1993年、由黄碧莲担任会长的智利文艺协会，将其会刊《智利文艺》传输上网，成为南美洲第一个融入世界通讯网络的华文文学团体。玻利维亚的华人数量较少，但华文作家杨肇隆先生热心于华文文学事业，积极筹备成立了玻利维亚华文作家协会。

南美洲的纯华文文学刊物不多，有《南美文艺》、《智利文艺》、《赤道风》和《华光》月刊、《美洲华报》副刊“华园”等。南美洲华文文学大多是依附于报纸副刊的形式生存下来。大量承载华文文学作品的《美洲华报》及《巴西侨报》，已发表了100多位作者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支作者队伍年龄跨度由九十高龄至二十出头，南美洲华文文学后继有人。

南美洲华文作家的个人作品集数量已颇为可观，已问世者有：夏昌蟠的《诗词谈屑》，罗煦仁的《我的生活》、《巴西居》，丘罗思凯的《巴西无处不飞花》，许启泰的《甜河随笔》，朱彭年的《侨居生活万花筒》、《人生一路情》，朱彭年编的《中国侨民在南美》，陈少华的《异邦琐记》、《笔掠南美》、《克劳蒂娅》、《顿巴戈山庄》、《圣克鲁斯》，袁颂安的《秘鲁华侨概况》、《南美洲的古文明》，袁方的《记者生涯》、《为谁风露立中宵》等。

在数量颇多的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品中，不乏思想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如朱彭年的《墓地怀思》、《春节倍思亲》、《房屋的遗憾》及《学姐》诸篇，以一个情字贯穿始终。尤其是《墓地怀思》，忆念岳父母，回忆苦难岁月，真实地描述两代人间的真情。杨宗元的《飘萍仍寻根》，写了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老妇人终生不懈寻找中国根的感人故事，文字简洁凝练，感人至深。陈和昌的《怪梦惊魂》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曲笔写出了许多不宜直说的人世间的不公平。南美洲的华文文学作品，有一些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邓幸光的诗歌《第十一季乡愁》：

只消一盏绍兴，

就能醉孵一窝小诗。

放逐在荒芜的方格里，

却怕诗成，

字字行行尽是乡愁。

只消一盏茅台，

就能醉漪一畦归梦。

浮生在失土的心田上，

却怕梦里，

斑斑点点无非离恨。

诗歌书写了作者淡淡的乡愁，情感自然流淌，毫不做作。

女诗人萧柏是一位女画家，其《母亲的阁楼》收录了她的84首新诗和43幅油画，诗歌和画作都有着不俗的表现，表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才能和广泛的艺术兴趣。宇光的理论文章，说理清楚，层次分明，层层递进，令人折服。白渡沪的《黎园残梦》、刘李觉耻的《生活拾萃》、袁方的《智利初旅》、斯碧瑶的《爱蜜与瑞杰》、陈思缅的《情时多云偶阵雨》、梁琪的《千里寄怀》、关冰如的《花情岁月》等，都是文学价值较高的优秀作品。郑祥伟的翻译作品《卜命》，构思精巧，文字优美，其翻译水平不逊于其他各大洲的华文文学中的翻译文学作品^[15]。

就南美洲各国的华文文学发展来说，巴西圣保罗一地拥有众多的华人，而巴西圣保罗的《美洲华报》及《巴西侨报》又办有发表文学作品的副刊，华文文学因而有着较好的发展环境，发展的规模也较可观。而其他国家，如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虽也有华文报纸或杂志，但其内容，多是报纸摘要，本地华人的原创文学作品较少。但南美华文作家陈少华认为：“南美洲各国华人分布不一，但都有热心华文文化、文学的人士。他们办有华文报刊，虽然起起落落，但增添了南美洲华文文化的光辉。”^[16]

巴西拥有十数万的华人，巴西华侨有老侨、新侨的代际之分。老侨指300年前来到巴西的华人及其后裔，新侨则指于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湾的华人移民。1985年后，来自台湾的移民逐渐减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数量日益增多。巴西华文文学是随着华人新侨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巴西华文文学起步较晚，早期的华文作品大多书写乡愁题材。1992年，我国台湾一些爱好文学的业余作家组织成立了南美华文作家协会，努力发展华文文学创作，创办了《南美文艺》期刊，这些人担任华人社团多个刊物的编辑、主笔，成为巴西华文文学的主要力量。后来他们加入了台湾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1999年举办了“三十年来南美华人生活文化学术研讨会”，展现了巴西华文作家们的风采和实力。此外，巴西华人青年学生组织了“小草社”，创办了《华光》月刊，发表自己的华文文学作品。尽管这些作品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但他们热爱和坚持华文文学写作的精神值得赞颂。“小草社”成员们将其在《华光》月刊和《美洲华报》上发表的作品结集为《劲草》出版。

如何促进华文文学在巴西的发展，是当今巴西华文作家们已开始认真思考的问题。巴西华文文学现阶段的作品，仍大多停留在书写乡愁题材、提升生活品质及交换经验题材等层面，巴西华文作家们正在努力创新，争取扩大巴西华文文学的规模和影响，并且开始思考挖掘其市场价值的方法与方向，并向专业化发展的道路前进。增强华文作品的吸引力，探索新的写作技巧，不断变换写作方式，吸引读者，丰富题材内容，应向多文体创作的方向发展。除了乡愁文学，巴西华文作品目前已有描写移民生活的报告文学，应该加强对当地社会现实的关怀，提升作品的社会价值。拉美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故乡，巴西是个移民的大熔炉，有多元文化的面貌。巴西华文作家通过双语训练，特别是巴西人常用的葡萄牙语，生动而且富有想象力，常以比喻、象征的手法表达抽象的意念。巴西华文作家们应加以吸收运用，增强写作的活力。巴西华文文学面临着转型和拓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如翻译工作是拓展文学领域不容忽视的一环，可以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巴西华人子弟，引导第二代关心并了解中国文学，同时翻译巴西的优秀文学作品，以促进彼此的交流。为了华文文学在海外的传承，巴西华文文学在寻求进一步拓展的同时，应注意到华人子女的培养。与北美、澳洲、欧洲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华文创作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要进一步发展巴西华文文学，“首先要考虑的是写作技巧问题，其次是写作内容方面，还有翻译、培养第二代等”^[17]。

南美洲的华文文学环境，远不及台港澳、东南亚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南美洲华文作家们为华文文学付出的努力让人尊敬。南美洲华文文学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文风朴实、侧重写实，生动感人，表达华人背井离乡，在新环境中奋斗的艰苦与欢欣以及对祖国故乡的思念。这些作品，能够引起侨居海外的华人的共鸣，所以《中国侨民在南美》一书曾引起轰动。

相对于南美洲华文文学，非洲的华文文学环境更为恶劣，除了非洲国家经济欠发达以外，战乱频仍也是重要原因。但随着中非交流的日益密切，尤其是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投资商开始在非洲这块热土上寻觅商机，一些指导人们前往非洲“掘金”的图书应运而生。例如《加入WTO与全球商务实践——与南非做生意》、《最后的金矿——无限商机在非洲》等。搜索一下卓越亚马逊和当当网，大多非洲题材的成人书属于“旅游、历史”类，总体还处在一个浅层次的描述状态，比较深入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有待进一步挖掘。

非洲华文文学方面，首先要提到的是台湾作家三毛，她的《撒哈拉的故事》把遥远的非洲跟自身结合起来，让华文读者首次大范围地感受到了些许非洲印象。此外，还有一些华文书业中的非洲印象^[18]。神秘的非洲给中国大陆的儿童读物提供了一大题材，许多少儿历险故事以“非洲历险”为内容或者特意加上了一段，如《非洲历险记》、《艾米游旧一界》（非洲篇）等。

在非洲华裔里面，毛里求斯的第三代非洲华人、女大使朱志筠是一名优秀的华文作家。朱志筠（1928～），著有自传体小说《写我真情》，是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朱梅麟之女，1999～2000年担任毛里求斯驻华大使，现定居上海。毛里求斯是一个美丽的印度洋岛国。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赞叹：“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然后仿照毛里求斯建造了天堂。”毛里求斯有3万多华人，约占当地人口30%。朱志筠是毛里求斯第三代华人，祖先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朱志筠是朱家11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有名的才女，她对中文特别感兴趣，喜欢阅读中文书籍，在小时候就从父母之命，为传承祖国语言而开始学习中文。朱志筠喜爱文学创作，她的堂舅是她的写作启蒙老师。堂舅喜欢写作，是在中国大陆学的中文，移居毛里求斯后给朱家的孩子们辅导中文。他发现朱志筠有写作天赋，就鼓励她有感而发地写作。朱志筠按其要求去做，逐渐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兴趣。她在毛里求斯华文学校接受了小学教育，其任课教师都是刚从大陆去的古文功底深厚的教师，朱志筠由此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朱志筠喜爱阅读中文小说，认为文学可以陶冶情操，她12岁就通读《水浒传》，还曾阅读了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张贤亮等的小说。此后，朱志筠又到台湾接受了中国文学专业的大学教育。因为朱志筠能讲三种方言和普通话，又因其国家对她的信赖，后来她受毛里求斯总统的委派，到中国担任了驻华大使。朱志筠大学毕业后，与上海籍的丈夫一起定居香港经营实业并获得成功。其先生曾在香港担任了14年毛里求斯驻港名誉领事。在他们的努力下，如今到毛里求斯投资的香港针织、毛纺等加工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有的员工已达8000人。毛里求斯也已成为非洲少有的几个富裕国家之一^[19]。朱志筠的文笔优美，其文章充满诗情画意，她在定居香港期间，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

此外，赖翠玲的《嫁到黑非洲》（1996年）“以自传的体裁，记述了作者本人在非洲的亲身经历”^[20]。来自中国的女性华文作家洛艺嘉著有《一个人的非洲》，写下了她在三年时间里在非洲东、南、西、北中22个国家的行走经历，全方位地描绘了非洲社会生活。洛艺嘉的足迹几乎遍及全非洲，她的这种行走和记录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入这些国家的方方面面：餐馆、赌场、红灯区、贫民窟、高官豪宅、兵营、渔港、部落……她写创业、挣扎、凶杀、疾病……以记者的犀利和女作家的敏感捕捉异域真实生活。另外，台湾作家李辰雄，曾作为台湾驻非洲的外交人员，驻非洲多年，写作了大量的华文诗歌，出版了两部诗集。

从以上的华文作家及华文作品来看，研究者应该给予这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特别是南美洲、非洲）的华文文学以应有的重视、爱护和扶持。应该特别提出的是，《香港文学》就给予了南美洲华文文学以爱护和关注，如《香港文学》曾以“专辑”形式刊载介绍了南美洲华文文学，并发表南美洲华文作家的作品，自觉承担起了维系世界华文文学的责任。中国大陆面向世界的华文文学杂志也应向海外华文作家倾斜，开辟专栏或者编辑专辑发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作品，促进华文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换句话说，在处理这些国家和地区华文作家来稿上，要采取尽力扶持的态度，调动他们的写作热情，推动华文文学的前进。然而，就目前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状况来看，国内对于这些国家的华文文学的研究还很不够。如前九届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都没有南美洲华文作家与会。不过稍微令人宽慰的是，南美洲华文作家协会曾组团参加过总部设在台北的“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的第三届会议，这对南美洲的华文文学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基于世界上中华文化的推广和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均衡发展的目标，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国家华文文学的研究，是台港澳暨海外华人、华文文学学科继续发展和深入的一种必然需要。让我们促进海外华文作家与祖国文学界的交流，促进经济欠发达国家华文文学融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潮，期待世界华文作家与华文文学母土取得密切的联系，使世界华文文学之花开放得更加灿烂。

[1] 《台港文学选刊》2003年第1～8期，第10～11期，封面。

[2] 杨际岚：《从“完整”出发——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点思考》，陆士清编《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20页。

[3] 陈辽等：《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898—199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5页。

[4] 陈辽等：《百年中华文学史论：1898—199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5页。

[5] 饶芃子：《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备经过及学科建设概况》，陆士清：《新视野、新开拓：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7页。

[6] 陈平原：《关于苏曼殊小说》，《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第39页。

[7] 汪树东等：《苏曼殊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第334页。

[8]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第261页。

[9] 李诠林：《论苏曼殊对中国20世纪通俗小说发展的影响》，《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4期，第47页。

[10] 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第262页。

[11] 邢映纯：《国学大师饶宗颐喜庆九十大寿》，2006年7月18日《潮州日报》。

[12] 香港戴庆成文，2007年5月28日《联早副刊》。

[13] 费洪海、任晓晴：《中国文学热在越南持续升温 领导人传记深受欢迎》，新华网河内2007年5月3日电。

[14] 〔厄瓜多尔〕陈少华：《感觉南美洲华文文学》，《华文文学》1999年第2期，第37～41页。

[15] 具体作家作品可参见〔厄瓜多尔〕陈少华《感觉南美洲华文文学》，《华文文学》1999年第2期，第37～41页。

[16] 〔厄瓜多尔〕陈少华：《南美洲华文文化、文学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第53～56页。

[17] 〔巴西〕蔡正美：《拓展华文文学在巴西的新价值》，《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51～52页。作者蔡正美，女，巴西南美作家协会里约分会筹备负责人。

[18] 李海文：《华文书业的新蓝海》，《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第3期，第72页。

[19] 李巨川：《访第三代非洲华人、女大使朱志筠》，《世界知识》2000年第19期，第41～42页。

[20] 李安山：《论非洲华人史的中文史料及其利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