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庾信大抵生活在一千五百年以前，如果说人们至今还记得他的话，那并非因为他在政治领域有所建树，或在思想领域有所开拓，而只是因为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赏鉴诵读的诗文。这些诗文反映着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学风貌，同时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曾掀起过一阵波澜。庾信在齐、梁以来的南北朝文坛上，无愧为熠熠闪耀的一颗明星，但在历史的巨人面前排座次，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家。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出生在一个“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世族家庭。其父庾肩吾既是梁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梁简文帝）的近臣，又是一位享誉江南的诗人。庾信十五岁入东宫，随侍昭明太子萧统为讲读。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死，萧纲继立为太子，又与徐陵同为东宫抄撰学士。庾肩吾此时也在萧纲宫中，父子“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周书·庾信传》）。这时庾信刚刚十九岁，可谓少年得志。二十岁以后，历安南府行参军，转尚书度支郎中、通直正员郎。三十岁时，出为郢州（今湖北武汉）别驾，在任期间曾与湘东王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讨论水战平乱之事。大同十一年（545年），三十三岁，以通骑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所称”（同上）。返国后，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今江苏南京）令。一说为正员郎，又为东宫领直，节度宫中兵马。（宇文逌《庾信集序》，以下简称“宇序”）以上是庾信的青年时期，就梁朝而言，正值“五十年间，江表无事”、“朝野欢娱，池台钟鼓”（《哀江南赋》）之时，就他本人而言，则是职兼文武，青云直上，踌躇满志，挥斥方遒之时。

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庾信三十六岁，遭逢侯景之乱。当侯景兵临城下时，简文帝命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驻守朱雀航（即朱雀桥，在今江苏南京市南秦淮河上），结果乱兵刚一冲击，庾信便弃军败走。侯景陷台城，庾信沿长江西上奔江陵（今属湖北）。在战乱中，他失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宝二年（551年），历尽风险而抵达江陵，任御史中丞。梁元帝即位，转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承圣三年（554年）四月，加散骑常侍，奉命出使西魏。这一年的十一月，西魏军攻破江陵，梁元帝遇害。自西魏出兵之日起，信即作为人质被扣留在长安（今陕西西安），时年四十二岁，从此以后再也没能回归南朝故土。侯景之乱以来，不过短短六七年，庾信却接连遭受到家破国亡的打击，成为他一生中的巨大转折期。

江陵倾覆后，西魏开始笼络庾信。初授使持节、抚军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继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两年之内，其位望已高于梁时。周代西魏之初，庾信似有一段赋闲退居的日子，也因此而产生过田园终老的念头，但很快又被起用为司水下大夫，并预麟趾殿校书，退隐之意也逐渐泯灭。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他首次离开长安出任弘农郡（今河南灵宝市北）守。大概过了一年多，复回长安任职。天和六年（571年），随北周齐王宇文宪伐齐。又过了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司宪中大夫。建德四年（575年），六十三岁，周、陈南北通好，陈宣帝要求让庾信、王褒等回南方，周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庾信、王褒则惜而不遣。翌年，出为洛州（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刺史。大象元年（579年），入为司宗中大夫，不久因疾去职。隋开皇元年（581年）下半年，卒于长安，享年六十九岁。庾信在花甲之年失去了最后一次南旋故土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他终生的遗憾。

庾信生于南方而死于北方，身历四朝（梁、魏、周、隋）十帝，其阅历与感受乃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与此相关联，他的文化素养和性格爱好，则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嬗变。关于他的文化素养，我们可以举出这样明显的几点：（1） 精通儒学。宇序说他“孝性自然，仁心独秀，忠为令德，言及文词”，“若乃德、圣两《礼》，韩、鲁四《诗》”，“莫不穷其枝叶，诵其篇简”，可见他受到儒家忠孝、礼义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因而比较注重出处大节。（2） 长于史学。《周书》本传称其“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我们看他的诗文用典，动辄《左传》、《史》、《汉》，间杂晋、宋史事，说他长于史学似非虚誉。又《左传》定公十年载，鲁、齐两国国君会于夹谷（今山东莱芜东南），齐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孔子指责说：“裔（边远的）不谋夏（中原），夷（东夷）不乱华。”这件事表明《左传》一书中有着“夷夏之辨”的思想，这种思想打在庾信身上的烙印，从他在北方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3） 文重绮艳。庾信父子与徐摛、徐陵父子因诗文并称绮艳，世号“徐庾体”。庾信对此点没有进行过直接的表述，但其创作倾向已足以说明一切。其实当齐、梁之世，骈体文学发展到极致，文学批评家如沈约、刘勰、钟嵘、萧统等，无不视辞藻华美、声调对切的作品为文学正宗，又何止庾信一人如此。“绮艳”、“清新”应该说是齐、梁以来风靡一时的文学现象。

关于庾信的性格，我们所知甚少，但有两方面的记载给人印象很深，一是说他娴于辞令，文思敏捷；一是说他恃才傲物，争强好胜。前者如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语资》中，有数条专记庾信在外交场合的应对，真的是有礼有节，妙语连珠。难怪他不论在梁朝，还是在北朝，都是外交场上的活跃人物。后者如当年西奔江陵途中逗留江夏（今湖北武汉），遇早年好友萧韶，当时韶为郢州刺史，骄傲居大，接待十分冷淡，庾信不堪忍受，使酒骂座，践踏肴馔，在众宾客面前使萧韶大感惭耻（见《南史·梁宗室传》）。又如有人问庾信北方文士如何，他答道：“唯有韩陵山一片石（指温子升《韩陵山寺碑》）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朝野佥载》卷六）这种横扫一切的气势固然来自南人看不起北人的传统恶习，但也和庾信恃才傲物的性格大有关系。

在了解了庾信的生平经历、文化素养与性格特点之后，再来看他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就比较清晰了。庾信在南朝的诗文留存不多，仅就《春赋》、《镜赋》、《奉和泛江》、《奉和山池》、《和咏舞》等篇来看，无非咏物写景之作，所见者既小，格调亦不免卑弱。论其思想内容，则流连歌舞，冶荡声色，这些自然无可称道。然而论其形式与技巧，则争驰新巧，颇变旧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对于南齐“永明”文学又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其中某些接近于唐人律诗、绝句的诗篇，在诗歌史的发展中则属于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至于庾信这种伤于轻艳的南朝旧作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也是个不可轻视和忽略的问题。《周书·庾信传》说：“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陈书·徐陵传》说：“其文颇变旧体，缉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传写成诵。”这说明“徐庾体”赢得了当时文坛的公认，并影响到了人们创作观念的改变。

庾信的后期诗文是文学史家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他由南入北以后，诗文多写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悲，风格则变轻艳为苍凉，因而后期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胜过前期。这种说法在整体上说来、在思想意义上说来是不错的，但若评论诗文的艺术风格，以为诗与文二者并皆后胜于前则显然不切于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我非常赞同钱锺书先生的卓见，他在《谈艺录》中说：“子山词赋，体物浏亮、缘情绮靡之作，若《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皆居南朝所为。及夫屈体魏周，赋境大变，惟《象戏》、《马射》两篇，尚仍旧贯。他如《小园》、《竹杖》、《邛竹杖》、《枯树》、《伤心》诸赋，无不托物抒情，寄慨遥深，为屈子旁通之流，非复荀卿直指之遗，而穷态尽妍于《哀江南赋》。早作多事白描，晚制善运故实，明丽中出苍浑，绮缛中有流转；穷然后工，老而更成，洵非虚说。至其诗歌，则入北以来，未有新声，反失故步，大致仍归于早岁之风华靡丽，与词赋之后胜于前者，为事不同。”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庾信在艺术上的追求和贡献，评价庾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能截然以南北划分界线而判其优劣的。

上文我们已谈到了庾信的诗文独步江南的情况，那么他在北方文坛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周书》的作者令狐德棻有如下的描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笼于一代。是时世宗（周明帝宇文毓）雅词云委，滕（宇文逌）、赵（宇文招）二王雕章间发，咸筑宫虚馆，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王褒庾信传论》）令狐德棻的祖父令狐整是北周大将军，德棻之生距庾信之死仅差两年，所说应属可信。既然北周朝野宗仰王、庾如嵩岱、溟渤，则表明当地文风也处在王、庾的领导之下，在当时的一场南北文化的大融合中，南方文风的影响明显占据了上风。在这种情势下，庾信赋风之变及诗风仍沿南朝余绪，二者皆不足为怪。

要完全了解一个人，还离不开对他所处的社会背景的分析。庾信在北朝的生活情景，概括起来就是《周书》本传中的两句话：“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所谓“位望通显”，指北周统治者给予他的礼遇很高，他在北周又有着显赫的声名。这两点在前面介绍生平仕履与北周文坛情况时已经说到过，除此之外，在他的诗文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如奉答赵王诸诗以及滕王为作集序之类，都可说明他在北方与昔日在南方一样过着怡荡富贵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他有安之若素的一面，甚至对北周王室充满了感戴之情。如《咏雁》诗：“南思洞庭水，北想雁门关。稻粱俱可恋，飞去复飞还。”诗中流露的贪恋心理是不言而喻的。又如《谢滕王集序启》：“溟池九万里，无逾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他在北方的这种心态，归结为受宠若惊并不为过。在受宠之余，他何以又“常有乡关之思”呢？粗略说来，这种“乡关之思”的思想根源出自三个方面：（1） 中原汉民族意识。例如，《拟咏怀》之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拟连珠》之二十三：“盖闻性灵屈折，郁抑不扬，乍感无情，或伤非类。是以嗟怨之水，特结愤泉；感哀之云，偏含愁气。”这里的“汉”、“胡”之分，“非类”之说，以及“恨心”所在，“怨”、“哀”所生，即是庾信汉民族意识的流露。在当时北方各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庾信的内心痛苦实际上也浸染着历史的血泪。（2） 南朝世族的门阀观念。从《哀江南赋》中缕述家族历史，强调“以世功而为族”，“用论道而当官”，“家有直道，人多全节”，可看出庾信的门阀观念十分强烈。因而一旦家国俱破，流离异域，他必然会产生出这样的感受：“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吴起尝辞魏，韩非遂入秦。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拟咏怀》之五）对于自己出仕北朝亦会感到赧愧不已：“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犹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同上之二十一）（3） 江南故土之情。南北方气候不同，景物有殊，庾信四十二岁后始入北方，在自然环境上的不适应，加上亲属友人的暌隔，也会常常引起他对江南故土的怀念。所谓“秦中水黑，关上泥青”，“雪暗如沙，冰横似岸”（《哀江南赋》），“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小园赋》）之类，无疑是在经过了南北方的对比之后，庾信对北方所得出的恶劣印象。至于庾信对江南故人如徐陵、周弘正、王琳、萧永等人的怀思吊念，也应该看作是这种乡土感情的一种宣泄。

总之，庾信作为一个文学家，身历四朝，中经丧乱，虽然终生未能跳出狭小的仕宦生活圈子，但毕竟社会阅历丰富，加以文学修养深厚，在艺术上孜孜以求，因而使他的作品文情并茂，华实相扶，在南北朝进入隋唐之际，蔚然成为一代文宗。综观中国文学发展史，骈文至庾信而处于鼎盛期，入唐则古文运动兴起，骈文衰微；诗歌至庾信则处于过渡期，古体渐趋律绝，入唐则律绝风行。庾信其人可谓上集六朝精华，下开唐朝风气，在文学史上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历史人物。即使只就庾信晚年在诗文中写入“乡关之思”而言，与当时南北流寓的士人相比较，他也是其中最值得肯定的一人。

有鉴于上述的种种认识，我们为庾信编成了这个选集，借以反映庾信的文学道路、创作特色和艺术成就。关于本书的选目，事先曾确定了五项原则：（1） 以晚年作品为主，兼收早作，这样做既符合庾信现存作品的实际情况，也可以从创作道路上反映全人；（2） 以辞赋为主，以诗歌为辅，突出庾信诸体作品中以赋为最的特点；（3） 文不收墓志碑铭，诗不收郊庙歌辞，因为此类诗文虚饰板滞，缺少真实情感和文学价值；（4） 限于本书的篇幅，文以《哀江南赋》为主，诗以《拟咏怀》为主，此二篇足以代表庾作的峰巅，其余则尽量考虑题材与体裁的多样性，以避免思想内容过于重复、表现手法过于单纯；（5） 所选诗文侧重于表现庾信的文学色彩，以还其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不知这五项原则是否恰当，也不知现有的选目是否很好地贯彻了上述主观意图，但愿选者的眼光不致扭曲了庾信的真相，而造成一个新的“文人浩劫”（鲁迅《“题未定”草（六）》）。

一则因为历史久远，一则因为时过境迁，为古人的诗文作注原本就十分艰难。特别是像庾信这样的人，博览旁通，爱“掉书袋”，为之作注，其困难可以想见。好在清人吴兆宜、倪璠已笺注于前，我们可以去伪存真，再根据近年研究成果加以补充订正，融会个人见解，力求臻于完善。不论摘引旧注也好，或是汲取最新研究创获也好，其中也只能体现着作者独自的赏鉴水平和理解能力。在注释方法上，本书首先考察庾信以前诸书，说明本事来源，然后解析此处所指，间或串讲句子大意，务期明白透露作家用意而后已。一般性语词则不烦旁证，留待译文中予以解决。

关于本书的译文，编者深感吃力而不能讨好。这里有两层原因：一是古代诗文本不宜译成现代汉语，一是庾信的骈文简直无法与现代的任何文体对译。对于前一个问题，朱光潜先生论之甚详，他说：“诗不但不能译为外国文，而且不能译为本国文中的另一种体裁或是另一时代的语言，因为语言的音和义是随时变迁的，现代文的音节不能代替古文所需的音节，现代文的字义的联想不能代替古文的字义的联想。”（《诗论》）他举例说把《诗经》“杨柳依依”译成“杨柳还在春风中摇曳”，“只是不经济不正确的拉长，‘摇曳’只是呆板的物理，而‘依依’却带有浓厚的人情”（同上）。我体会朱先生的意思是说，直接诵读古人诗文所能产生的联想和韵味，通过现代汉语的译文是无论如何享受不到的，或者译文能给人以另外的享受，但那已不关乎古代作家的事了。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感到骈文如同诗歌，感情的表达是跳跃的，语言的使用是朦胧的，远看如雾里群峰，连绵未断；近看则谷壑交错，横绝难通。要想把全篇一气贯通，句句理顺头绪，扣紧作者的情思，难矣哉！再具体到逐个句子来说亦是如此，因为事典自身有多个侧面，使事造句又讲究变化，所以有时即使明白了本事的来源和此处的用法，也还是捉摸不透作家的立意所在。如《哀江南赋》“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二句，译文是贴近李、苏的身世遭遇来说好一些，还是切合李、苏别诗来说更好一些？又如“苏武之一雁空飞”与“苏武有秋风之别”（《小园赋》），二者的情绪有何不同，译文又如何加以区别？这些确实是让人颇感踌蹰的。我在译文方面虽然花费了几倍于题解、注释的力气，但仍认为距离“信”、“达”、“雅”的要求不啻十万八千里。现在的译文充其量只是注释的延长，倘能及于“信”字之门已属万幸，“达”、“雅”是无从谈起的。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本书所选诗文分编为上下两卷，各卷篇目的编次大抵以作品年代先后为准。鲁迅先生论及文集时曾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且介亭杂文·序言》）这个选集虽有编年而失于完整，其作用恐怕主要是“有益于揣摩文章”而已。

承全国高校古委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将本书列入选题，并审读指正，谨此深致谢忱。

许逸民（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