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故事诗、《列那狐传奇》和《玫瑰传奇》

小故事诗、《列那狐传奇》和《玫瑰传奇》都属于市民文学。小故事诗近似笑话，流行于1170～1340年，现存150篇左右，短的50多行，长的1000余行，均为八音节诗，大部分产生在法国北部，作者多半佚名。小故事诗以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篇末以道德教训结尾，总结全诗的意义，这是古希腊罗马寓言带来的影响。

小故事诗常以教士为嘲讽对象，暴露教士的贪婪、狡诈、勾引妇女等恶行劣迹。《驴的遗嘱》揭露教士为所欲为，法律和教规约束不了，他们从上到下都是一丘之貉。《教士的母牛布吕南》讽刺教士并不实行布道所宣扬的主张，因此布道只不过是骗人的手段而已。《修士德尼丝》描写修士勾引骑士之女，怂恿她离家出走，扮成修士，终于被人识破。这首故事诗揭露教士过的是奢侈糜烂的生活。

小故事诗也赞扬农民的优秀品质和反抗精神。《农民医生》描写一个富裕农民经常殴打妻子，其妻趁国王求医为公主治病，说是她的丈夫精通医术，但需痛打他，他才肯给人看病。农民挨打，只得进宫治病。他做出各种滑稽动作，引得公主大笑，鱼骨吐了出来。莫里哀曾据此改写成《屈打成医》。《农民巧辩入天堂》描写一个农民死后在天堂门口与三位圣徒辩论，他指责圣徒们陷害过别人，相反，他过的是清清白白、乐善好施的生活，因此更应入天堂。《贡斯当·杜阿梅尔》描写农村的三个小暴君——司法吏、领主的森林管理人和教士觊觎农民贡斯当·杜阿梅尔的妻子，遭到她坚拒。这三个家伙合谋用“需要、穷困和饥饿”迫使她就范。教士将农民革出教门，司法吏让他下狱，领主森林管理人占有了耕牛。破了产的农民终于寻机报了仇：他把这三个人诱进盛满羽毛的大桶里，放火焚烧，又挥舞大棒沿街追逐他们，让村里的狗扑向他们。

小故事诗还对社会的丑恶思想进行抨击，也有的叙述恶作剧，等等。小故事诗的滑稽往往是轻松的，有时则是粗俗的，也有的玩弄文字游戏。由于小故事诗对生活的观察相当细致，所以它的滑稽就不显得那么庸俗。这种讽刺反映了高卢人的精神，坦直开朗，同时也相当犀利。它为后世拉封丹的寓言诗开辟了道路。

列那狐故事诗是市民文学最繁荣的形式之一，从12世纪下半叶至14世纪初，列那狐故事诗竟出现了10万行之多。它从费德尔和伊索寓言中汲取养料，经过市民意识的熏陶，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反映现实。

《列那狐传奇》（约1174～1250）是最重要的列那狐故事诗，作者不止一人，共分二十七个组诗，分两个时期写成：1174～1205年为第一时期，1205～1250年为第二时期。故事诗的中心角色是列那狐，同时描绘了各种飞禽走兽，故有“禽兽史诗”之称。诗中的动物既有各自的生物特性，又被赋予了人的社会属性：凶猛的大动物相当于贵族统治阶级，而弱小动物则是下层阶级。

从表面看，《列那狐传奇》多少含有对英雄史诗和骑士诗歌的滑稽模仿，其实它具有明显不同的内容，最突出的是，这部故事诗集中描写的是“以狡猾取胜”这一主颗。在动物中，狐狸素以狡猾著称，以狐狸作为狡猾的化身是最恰当不过了。故事诗最脍炙人口的篇章都是描写列那狐智取伊桑格兰狼和其他动物的故事。有时，狐狸的狡猾有以弱胜强的意味，但也有欺骗诈取的一面。狡猾和诡诈乃是商人特有的品性，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意识日益具有影响，它是中世纪市民阶层向封建贵族斗争的思想武器，既显出新兴阶级机智的一面，也表现其凶残的另一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狐狸在同比它强的动物的较量中往往取胜，却经常败在弱小动物手下，如它败给了公鸡：“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欺骗大家的狐狸这回也受了骗。”

《列那狐传奇》与英雄史诗、骑士诗歌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它的讽刺意义。这部诗集对司法制度和教会进行了抨击。狮王偏听偏信，法庭程序拖沓冗长，做出的判决往往无力或无法执行。对教士的抨击十分尖锐：教士花天酒地，甚至嫖妓，修女们养得肥肥的，列那狐明白忏悔是虚伪的。参加“十字军东征”是为了逃脱惩罚。

《列那狐传奇》的魅力来自动物拟人化而又保留动物特性，具有一种幽默的风趣。狮子取名“高贵”“贵族”，公鸡取名“亮嗓子”，蜗牛取名“慢吞吞”，野兔取名“胆小鬼”，狐狸是“恶作剧的爱好者和诡计专家”。狼既愚蠢又贪婪和强壮，公鸡骄傲，却颇为灵活，狮子庄严轻信，牝狮爱卖弄风情，山雀喜欢冒险。这些描写显示出诗人观察细腻，熟悉农村生活。尤其是《列那狐传奇》善于将形象的刻画和讽刺紧密结合在一起。如第五篇：狐狸不慎落入井中，它骗狼说，井里是天堂：“你别存奢望，你进不了这儿：天堂是仙境乐园，不是为所有人开放的。”又说：“善的分量很重时便会降到下面，而一切恶留在上头。”狼受了骗，于是跳入另一只水桶中。狼比狐狸重，便沉落下去，半路上与狐狸相遇，狼奇怪狐狸怎么反而离开，狐狸回答：

你不用装扮鬼脸。

我给你解释结局：

有走自然就有来。

这是一个老规矩。

我到上面的天堂，

你到下面的地狱。

我可逃脱了魔鬼，

而轮到你见鬼去。

你陷入绝望之中，

我却摆脱了忧虑。

在这个场景中，狐狸和狼的形象活灵活现，尤其是狐狸，它引诱的话切中狼的心理，在捉弄了对方的同时，也揶揄了宗教。由于列那狐的刻画极为成功，在法语中，“列那”这个专有名词代替了狐狸古法语的普通名词。歌德据此改写的《列那狐》使列那的故事流传更广。

13世纪下半叶，有的诗人改写了列那狐故事，如《假冒为善的列那狐》 《新列那狐》 《列那狐加冕》，喜剧意味大为减色，艺术上也较为粗糙。

《玫瑰传奇》是中世纪文学的一部重要作品，由截然不同的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作者是纪尧姆·德·洛里斯（Guillaume de Lorris，13世纪，具体生卒不详），约写于1225～1230年，不到4100行；第二部分的作者是让·德·默恩（Jean de Meung，约1240～1305），写于1268～1282年，不到18000行，均为八音节诗。第二部分是《玫瑰传奇》的主体。

第一部分写的是一个梦。作者梦见自己走进“欢乐”果园，参加舞会。爱神一箭射中了他，他爱上了“玫瑰”，在“希望”“温情”“蜜语”“媚眼”的帮助下，他去寻找“玫瑰”，尽管“危险”“羞耻”“恐惧”“坏嘴”和“嫉妒”百般阻拦，他终于吻到“玫瑰”。但“嫉妒”将“玫瑰”关在塔中，诗人痛苦不堪……纪尧姆·德·洛里斯根据典雅诗歌提出一套“爱的艺术”，所不同的是，他将人的各种感情拟人化。诗句写得较为轻巧。

第二部分续写诗人不听“理性”的劝说。在爱神的帮助下，大家冲进塔楼，但“危险”、“恐惧”和“羞耻”很快又占了上风。在“自然”和“天才”的鼓励下，爱神的队伍重整旗鼓，终于攻下塔楼，采摘“玫瑰”。诗人醒来。

让·德·默恩站在市民阶级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了贵族阶级的门第观念。“自然”这样宣称：

王公并非那么尊贵，

要让星辰为其报丧，

不同于别人的死亡：

比起赶大车的身价，

或教士和骑士侍从，

他们没有什么不同。

尽管强弱胖瘦不等，

出生时可赤裸不分。

而从人的状况来看，

毫无例外一律平等。

“自然”指出：“家世的显贵算不了什么。”贵族最好模仿他们的先辈，用武功和勇敢获得他们的贵族身份，因为他们的祖先“一离开这人世，也带走了他们的一切品德”。“自然”理直气壮地说：

许多例子都将证明：

出身低微但有作为；

比起多少王子伯爵，

他们更加勇敢尊贵。

诗人举起了“天赋人权”的旗帜，他的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取消贵族特权的强烈要求。诗人还借“伪善”之口，抨击了教士巧取豪夺和虚伪、狡诈的本质，反对苦行主义和教士的独身。

《玫瑰传奇》的艺术特点在于大量运用隐喻，将人的感情和自然界事物拟人化。隐喻的出现同当时研究神学和哲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从奥古斯丁起，《圣经》被看作一个象征的集合体，用人能理解的词汇和意象来表达神秘的信仰；神学家竭力寻找字句中的含义，发现其中的隐喻。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修辞学传入法国，所谓修辞学，不外乎研究如何运用“意义的形象”，“说出此一事物，令人意会另一事物”，或将一系列比喻串联起来。神学和修辞学在13世纪几乎统治了人们的头脑，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隐喻的方式表达思想，爱看用拟人化手法描写的文学作品。拟人化手法既有字面本身的意义，又有隐喻意义；既有形象，又有抽象概念的通俗演绎。《玫瑰传奇》出现以后，英雄史诗、骑士故事诗、列那狐故事诗、抒情诗、戏剧，等等，无不竞相效尤，这种现象就说明了隐喻手法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方式。

骑士故事诗和玫瑰传奇是近代长篇小说的前身，在法语中，用的是同一个词，这就说明了它们的渊源关系。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共通之处：由一个中心情节组成，再铺衍成一连串的情节；故事有一个主要人物或一对主人公，次要人物围绕它们而存在；象征、寓意、隐喻等手法成为重要的艺术手段。另外，小故事诗、列那狐传奇则是短篇小说和寓言诗的前身。这说明中世纪的长篇叙事诗与其他文学体裁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