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新文学旧书三十年

陈子善

所谓“旧书”，至今尚无公认的确切的定义。线装古籍（含民国时期的线装书），当然可包含在广义的旧书之中，但现今讨论旧书，线装古籍另行单列，是并不纳入其中的，就像大学和大型公共图书馆大都设有古籍部，却无旧书部一样。又或谓可以“近代文献”名之，可是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也早已进入旧书流通领域，有些藏家已经以收藏1949年以后某个专题的旧书为己任。可见要界定“旧书”，还真不那么简单。

因此，限于篇幅，本文所讨论的就以民国时期印行的新文学“旧书”为主，兼及其他。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后，个体旧书业不复存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上海仅有一家国营的“上海旧书店”，除了福州路总店，就笔者记忆所及，尚在四川北路、提篮桥、南京西路、静安寺、淮海中路等处设有门市部，负责收购和出售各类旧书。但民国时期旧书是严格控制的。福州路总店内又有内部书刊门市部，所谓店中之店是也。内部书刊门市部门禁森严，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入，介绍信又讲级别，来头越大，进入的范围就越大。

当时民国时期旧书标价甚廉，大多数都是几角钱一本，只要你有资格进入内部书刊门市部，眼光独到，再加上运气好，就一定能觅到宝贝，这在姜德明、倪墨炎等新文学书刊收藏家的著述中有大量的记载，令人神往。余生也晚，因研究兴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对新文学旧书也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算及时赶上末班车，有幸买到一些。例如沈从文代表作《边城》1934年10月生活书店初版本，且有作者毛笔题签，价零点六元；巴金著散文集《忆》1936年8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本，有作者钢笔题签，价零点七元；杨绛译《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1948年9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也有译者毛笔题签并钤印，价仅零点二元；唐弢著杂文集《识小录》1947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初版本，系作者题赠傅雷者，价零点六元，等等，而今视之，简直恍如隔世。

有趣的是，笔者购买民国时期新文学旧书其实不是从上海始，而是起自北京。七十年代末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定稿工作，星期天无事到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不远的中国书店灯市口门市部浏览，一次见到一大批鲁迅研究著作，从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26年7月未名社初版本到荆有麟著《回忆鲁迅》1947年4月上海杂志公司复兴一版，总共有三十余册，欣喜若狂，全数购下，记得花去十七八元，占去我半个月的工资，当时算是豪举了。直到数年前，我才发现这批书全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唐弢称给过他不少帮助的赵燕声的旧藏。北京的旧书店当然以琉璃厂和隆福寺最为有名，下面还将谈到。

八十年代中期，上海旧书店举办过几次大型旧书展销会，文史哲一应俱全，一种书十几几十本复本也不在少数，记得王独清译但丁《新生》和辛笛新诗集《手掌集》都有一摞。展销会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姜德明先生还专程从北京飞来淘书，当然是满载而归。但是书价已在悄悄提升了，虽然幅度不是很大。且从这一时期笔者所购书中举几个例子。谢六逸著散文集《茶话集》1931年10月新中国书局初版本，系作者题赠本，价一点五元；赵景深著散文集《文人剪影》1936年9月北新书局再版本，也系作者题赠本，价一点八元；韩侍桁评论集《参差集》1935年3月良友图书公司精装初版本，作者签名编号本，价三元，等等，就可说明问题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兴起，旧书业一统天下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约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和上海文庙旧书集市均应运而生，而且不断发展，尤其是前者形成了闻名海内外的规模效应，李辉、谢其章、赵国忠、方继孝等学者和藏家都在潘家园旧书摊上有重大的发现。笔者人在沪上，到潘家园的次数屈指可数，理所当然成了文庙旧书集市的常客，一连七八年每到周末必起早赶去文庙搜书，在乱书堆中捡宝是一乐，与卖主讨价还价，斗智斗勇也是一乐，确也时有斩获。书价当然也水涨船高，起初购一本傅雷译《幸福之路》（罗素著）1947年4月南国出版社再版题赠本，缺一页封底，价仅二元，到购梁宗岱题赠林语堂的《诗与真》一集1935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本，就已是数百元了。值得欣慰的是林语堂旧藏中的许多稀见旧书，胡适题赠林语堂的《神会和尚遗集》初版本、周作人题赠林语堂的《陀螺》初版本，以及丰子恺、杨骚、刘大杰、章衣萍、谢冰莹、黄嘉德等等的签名本，还有有名的《晦庵书话》中提到的宋春舫独幕趣剧《原来是梦》，褐木庐1936年5月初版自印本，非卖品，只印五十册，“印数奇少，遂入‘罕见书’之列”，均收入笔者囊中了。

作者在淘书

就是国营的旧书店，也开始了各种经营。记得九十年代初陪同台湾学者秦贤次、吴兴文兄等到京选购新文学旧书，就在琉璃厂海王村流连忘返。这海王村到底什么性质笔者至今弄不清，大概是个人承包的。拿出来的旧书真多，令人眼花缭乱，又可从容地挑选，大宗的为秦兄所得，现在都已捐赠给台湾中研院了，只要读一读十六开本两大厚册的《秦贤次先生赠书目录》（2008年7月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印）就可明了。笔者当然也搜集了不少，如胡适著《尝试集》1920年9月亚东图书馆再版本，系作者题赠北京大学图书馆者，价二十五元；卞之琳第一部新诗集《三秋草》1933年5月5日初版，沈从文发行，价十六元；废名短篇小说集《桃园》1928年2月古城书社初版本，价三十五元；更有俞平伯毛笔题请“玄同师诲政”的《杂拌儿之二》1933年2月开明书店初版本，当时为吴兄所得，前几年友情让于笔者，等等。价格比前一阶段又明显高出了不少，只比旧书集市的买卖交易稍低了。而在上海，名噪一时的“福德广场”个体旧书店群和现仍存在的新文化服务社，则又是别种经营模式。

卞之琳《三秋草》初版书影

旧书市场的再次重大变革就是拍卖的介入了。犹记九十年代后期北京中国书店主办古籍和旧书流通研讨会，笔者应邀出席，会后紧接着举行中国书店首届旧书拍卖会，笔者仍然参与，首次举牌争夺，拍下施蛰存毛笔题赠“从文我兄”的其第一本散文集《灯下集》1937年1月开明书店初版本、林庚毛笔题赠“子龙兄”（陈世骧）的新诗集《春野与窗》北京文学评论社1934年初版本等书，前者一千三百元，后者八百元，所费不菲。当时还健在的施蛰存先生得知笔者拍得《灯下集》后，还批评道：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

然而，旧书拍卖迅速升温，很短时间内就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内地各大拍卖公司都辟有古籍善本拍卖专场，民国时期新文学旧书的拍卖开始时大都依附其后，近年也已出现新文学旧书拍卖专场了。北京德宝2010年春季拍卖会，古籍文献专场第十部分“新文学·红色文献”中，不少新文学初版本的起拍价就高得令人咋舌。胡适《尝试集》初版本一万元，刘半农辑译《国外民歌译》再版毛边本六千元，滕固《迷宫》再版毛边本四千元，张爱玲《流言》初版本一万元，等等。不妨再举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刘半农编《初期白话诗稿》1933年北平星云堂刊珂罗版线装本，有棉连纸本和毛边纸本两种，系新文学史上首次影印作家手稿，在现代文学版本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被誉为与徐志摩《爱眉小札》线装本同是“爱书人望眼欲穿的猎物”（姜德明语）。此书棉连纸本2009年北京泰和嘉成春季拍卖会上起拍价八千元，到了2011年北京德宝春季拍卖会上，同样是棉连纸本，起拍价已变为五万元了，短短两年之内翻了六倍多！尽管其中不无炒作之嫌，但新文学书刊拍卖价格不断飙升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几乎与旧书拍卖同时，网络旧书买卖乃至拍卖也开始红火起来了。孔夫子旧书网的崛起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旧书市场已无远弗届。而今大部分民国时期普通旧书的买卖都已在孔夫子网上完成，每天都有多多少少各种各样的旧书通过孔夫子网找到了它们的新主人。周氏兄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公认是新文学旧书中的极品，最先就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孔夫子网上，因网上拍卖火速达到价格上限，又戏剧性地转移到拍卖会上，才以三十万元的高价成交。笔者也曾在孔夫子网上购得熊式一英文剧本《王宝川》1934年英国Methuen & Co. Ltd.初版签名本和萧乾英文论著《苦难时代的蚀刻》1942年英国George Allen & Unwin Ltd初版题赠本。而且，借助网络的威力，旧书买卖已经扩展到更大的国际平台上，笔者友人就从Abebooks网上幸运地购得张爱玲题赠陈世骧的英文长篇小说《北地胭脂》初版本。另一位友人曾赠送笔者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1941年印行周作人《日本之再认识》精装单行本（中文版），这册周氏著作中的特殊版本也是向日本神保町的旧书店网购的。网络旧书买卖的前景已无可限量。

然而，新文学旧书的升值空间虽然还远远不及古籍善本，却也已相当可观，各种问题也就纷至沓来。伪造旧书固然不像伪造字画那么容易，但仍常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八十年代上海书店曾依据原版影印一套一百多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本是嘉惠学林的好事，但近年在网上往往以这几可乱真的影印本冒充原版本，笔者就曾上当受骗。同时，伪造签名本、藏主去世后补钤名印等等也已时有所闻。2011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拍的香港藏家珍藏周作人寄赠新文学著作三十三种三十四册，其中有周作人本人的著译初版或再版本二十四种二十五册，刘半农赠周作人著作初版本二种，徐志摩、俞平伯、废名著作初版本各一种等等，绝大部分都有周作人题词。如周作人在刘半农著《扬鞭集》上册1926年6月北新书局初版线装本扉页毛笔题词：“半农著作劫后仅存此册，今日重阅一过，觉得半农毕竟是有才情的，我们均不能及。去今才三十余年，求诸市上几如明板小品，不可多得矣。今以转赠耀明先生。知堂时年八十，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八日。”这样的题词，笔迹真，内容真，甚至可当周作人集外小文来读，根本不可能造假。正因为如此，这批珍贵的题赠本以三十万元起拍，竞争至六十五万元才成交，颇得新文学藏家青睐。

简要回顾新文学旧书三十余年买卖历程之后，或可作如下的小结：从单一的国营旧书店到如今的旧书店、个体书摊、网络买卖和拍卖会拍卖共存，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又互相推动。但不必讳言的是，拍卖兴盛发达之后，稀见之书捡漏之类的可能性已越来越小了。一般而言，在众多新文学旧书中，初版本、毛边本、名家签名本、特装本、线装本、自印本，经过收藏大家如唐弢、姜德明等著录的版本等等，现在都已成为新文学旧书藏家的新宠。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却很少关注新文学旧书的发掘、流通和拍卖，对藏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书刊史料往往不闻不问，这种状况大不利于文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亟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