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淀镇淘书史

谢其章

1996年冬天从西城区的陋室搬到海淀区的陋室，竟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的感情犹如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总是能讲出许多它看见的故事来，正所谓“老树阅人多”的意思。鲁迅在《一件小事》里写道：“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而我在海淀二十年来的痕迹，留下的也不过是淘买旧书的记忆，北京四九城的书摊书肆我大都写过了，这回来写写我与海淀镇书摊书店的故事。海淀镇是区府所在地，也是旧书店群集之地，今已消歇星散的旧书摊当年亦环伺周遭。

一

虽然我家在海淀区，但是二十年前的交通远不如今日之便利，去海淀镇访书我一直视为畏途。不便利有三，其一是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其二是舍不得钱打车；其三是骑二十几里路自行车简直活受罪，夏天暴晒冬天冻个半死，再加上汽车尾气及扬尘。人生永远如《茶馆》里王掌柜所云：“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老了以后有花生仁没牙。”访书亦如人生，如今去趟海淀镇太便利不过了，地铁公交均直达，可正经八百的旧书没了踪影。

刚刚翻查了旧日记和旧书账，才想起来我没搬到海淀区之前已经来过这里淘书，那就应该从我的第一次造访写起，这样才称得上完整的“我的海淀镇淘书史”。

第一次的日子和地点均查到了，1992年5月12日，周二，海淀“籍海楼”。那个时期我调到首都体育馆旁边一家私企上班，离海淀镇不算远，公交四五站地。近归近，所购之书较琉璃厂海王村的档次可差远了。

5月12日日记：“小雨下个不停。下午两点奔海淀图书城，正好上午刚读了新一期《文汇读书周报》，有报道介绍海淀镇新开了一家大型书店‘籍海楼’。此楼装饰豪华，一家书店套着一家书店，迷宫一般的布局。图书进出口公司和图书贸易公司都设有门市，于贸易公司购三册台湾《炎黄艺术》杂志，每册六元。另外三本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珍藏书画》二十五元，《鲁迅照片集》和《司徒乔画集》十六元。晓春电话，说我欲订的三本香港杂志订金近一千元，当然订不起了。晚上给孙道临、黄裳写信，目的是索要墨宝，能有一位回复即没白写。”

第二次是6月26日：“下午谎称开会去了籍海楼，与进出口公司的聊了几句，订份港台刊物难于上青天。几个在楼内设门市的出版社生意清淡，我在友谊书店花五块钱买了本《林真说书》，店员称这是今天第一笔生意。看来图书中心西移论并非如此。于工人出版社购吴泰昌《艺文轶话》，吴是阿英女婿。出楼之后于旁边一店购大百科《新闻出版卷》，内中出版史为方厚枢所撰。晚上盯班到十点。”方厚枢乃新中国出版史权威，十年“文革”亦未停止工作，故掌握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我与方先生做邻居三十几年，深知他勤勤恳恳少说多做的“老黄牛”精神。

这一年的日记还有两天去籍海楼的记载，买的书实在不好意思报名了。这一年最重大的事件是设在海淀镇的中国书店门市投放了一大批质量极高的古旧书刊，却乏人问津，那时的人们对于几十块上百块钱一册书多是抵制的态度。这么说吧，姜德明先生专为这批旧书来过几趟。吾友胡桂林君分几次购买了几十册新文学绝版书（内有《红烛》等名书）。友陆昕君购得民国稀见杂志创刊号上百种，并与自校本《花随人圣盦摭忆》擦肩而过。而等到过两年我来时，这批货只剩“一折八扣”书在架子上充门面了，偶有佳本也又贵了几倍。

第二年（1993年）于籍海楼所得，只是区区几本新书。大宗的民国书刊所得还是得仰仗琉璃厂海王村。所谓图书重心西移，纯粹是胡说八道。刚刚从日记本里翻出1993年的几张购书发票，有民国杂志《谈风》、《杂志》、《风雨谈》，英国杂志《笨拙》及若干港台图书，均非海淀所得。

1994年春，我离开了这家私企，海淀淘书史也随之告一段落，当然只是与籍海楼拜拜，1998年我在籍海楼买了《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便从此未再进入此楼。

二

在我六十几年的生涯中，没有哪一年像1994年那样令我难受、难过与难忘，惟爱书与买书如故。这一年我与海淀镇的另一处淘书宝地过从甚密，这就是中关村体育场内的星期跳蚤市场。私企上班时也偶尔光顾，但均是来去匆匆，好像没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货色，只有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使我开启另一样集藏，至今已集全1970年至2000年的数百期，忘不了第一次在中关村跳蚤市场见到《读者文摘》之惊喜。《读者文摘》择稿标准主要有三条，“开阔视野，陶冶身心，激励精神”。从未在该刊读到过夹缠不清的文章，都是语言通俗流畅，文字浅显明白。奇怪的是好像只有中关村的地摊经常出现《读者文摘》，地坛体育场地摊一本也没有，再往后几年潘家园地摊才看到《读者文摘》的身影。在多年的寻觅中，只遇到一位老者和我一样在集配《读者文摘》，同样的一个小本子配到一期就划个勾。

在中关村地摊结识了几位书友，也是我最初的书友。一位是北京图书馆期刊部的谈先生，一位是中央党校的吴立新先生，另一位就是交往至今的胡桂林君，胡君于中国画研究院供职，鉴赏力很高。谈、吴两位主攻1949年以后的杂志创刊号，在当时也没有人笑话，全民收藏的初级阶段嘛，像马未都那样先知先觉的收藏者毕竟凤毛麟角。

书友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也热衷收集创刊号，很快就觉醒了，放弃了收集。收集创刊号其实别具意义，但是着眼点要立在1949年之前，我所谓的放弃就是这个意思。琉璃厂松筠阁书店主人刘殿文，民国时期同业称呼他“杂志大王”，公私合营后被聘为中国书店期刊门市部主任，撰有中国杂志史第一本目录《中国杂志知见目录》。刘殿文将杂志创刊号作为“头本”，每个品种必特为留存一本，如此说来刘殿文是收集创刊号第一人。十几年前我出了《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两本书，有人指责我专收创刊号是“搞破坏”，生生把一整套杂志“砍了头”。这种指责当然是外行话了，旧书店辛辛苦苦配全一整套杂志，能够傻乎乎地让你“拆零破整”单挑创刊号买了去？若要说破坏文物之罪，倒是1992年和1994年，嘉德拍卖公司和中国书店率先将民国杂志创刊号郑重其事地请进拍卖会。

我收存的几百种民国杂志创刊号现在可以说说来历，除了一部分创刊号是作为整套杂志一起买来的，大多数创刊号来自中国书店专门的“民国杂志创刊号展销会”，如今我更觉得我所得的创刊号有很大可能属于《中国杂志知见目录》的底本，那敢情再好没有了。

中关村地摊最大的收获有两笔，一笔是香港幸福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画选集》，还是个编号本（0011），一千册第11号。两个小伙子卖一堆杂货，其中夹着这本大画册，要价六百元，五百五十元卖给我。拿到钱后小伙子就收了摊，喜洋洋地告诉我有了这笔钱就去买放大机，看来是俩摄影爱好者。另一笔是近乎全套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杂志，全套五十二本，我所得为四十八本，与摊主还价到四百元，那天我没带够钱，还是跟吴立新借了三百元。1949年之后影印了大批重要的新文学期刊，如《新月》、《现代》等，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漏掉了《文学》。上世纪二十年代最重要的新文学期刊当属《小说月报》，四十年代为《文艺复兴》，三十年代则非《文学》莫属。姜德明先生对于我买到《文学》的好运给予夸奖，并在见到巴金时说起此事——“在北京的一位青年书友，花了四百元，在地摊上买了差不多全套的《文学》。巴老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那很便宜’，他还告诉我，他有全套的《文艺复兴》，《文学》大概不全了。”说到这，我与有荣焉，《文艺复兴》寒斋所存也是全套的。《文学》的全套，我在范用的书房见过一份。

逛中关村体育场地摊的日子，只有一年多。空旷的土地，无遮无挡，夏炎冬寒，秋雨春风，摆摊揾食人是非常辛苦的，与农民土里刨食，相差无多。那天去体育场地摊，铁门紧锁，上面贴有告示，跳蚤市场停办。顿时颇为失落，跟人打听摆摊的去哪儿摆了，照着他说的地方赶去，离开体育场的书摊溃不成军，不成规模，三三两两，各自为战，一点儿逛头也没有。籍海楼之后，中关村体育场书摊亦隐没入我的海淀淘书史，化为越来越模糊的记忆。

三

海淀淘书史前两个阶段均很短促，一两年的功夫便结束了，而第三个阶段时断时续地维持了十几年之久，维系这种若即若离状态的是中国书店的书市。这里所说的书市并非如琉璃厂书市那样规模很大影响很大的书市。海淀镇大约有三家中国书店的门脸，路西一家，路东两家，这是我划分的，也许这三家实为一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书店有经营指标，任务完不成时就向总店申请从大库划拨些古旧书刊来办个书市。有的时候门脸自己收购来一批古旧书刊，也会办个小型书市。我听一位门脸经理讲：“如今收购很困难，书贩子给的价比我们高多了。这次书市的货凑了大半年功夫呢，你们冲进来十分钟好东西就抢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