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史钩沉

开山祖师诺讵罗

雁荡山初名“芙蓉山”。《隋书·地理志》中有“永嘉郡内有芙蓉山”记载。“雁荡”之名，始于初唐高僧、天文学家一行。他在画天下山川图时，说过“南戒山川尽于雁荡”。唐代怀素《与律公书》载：“雁荡，自古图牒未尝言者。山顶有大池，相传为雁荡。下二潭，为龙湫。山南有芙蓉峰，下有芙蓉驿。《西竺经》：‘诺讵罗尊者居震旦东南大海际，山以鸟名，村以花名。’”旧《浙江通志》载：“雁荡山在温州府乐清县东九十里，高四十里，上有湖，方可十里，水常不涸，春雁归时多宿于此，故名。”雁荡，素有“鸟山花村”之誉。

雁荡山何时开发？历代众说纷纭。有古籍记载始于晋时，开山祖师是诺讵罗。明代江西湖口县令、乐清南阁人章元梅在《雁山续集·序》中，引当时乐清县令欧阳某的话说：“以为雁之开，自晋始也，及唐而微，宋初盛时，犹未显也。”清道光年间，净名寺僧道融所写的《雁山新便览》中，有晋永和年间诺讵罗来雁荡山的说法。

诺讵罗，又写作“诺矩罗”、“诺讵那”。他的国籍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洋和尚，最早为《与律公书》记载。唐末五代，著名诗僧贯休夜梦诺讵罗有感而画其像，并作《罗汉赞·诺讵罗尊者篇》：“雁荡经行云漠漠，龙湫宴坐雨蒙蒙。”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按西域书，阿罗汉诺讵罗居震旦东南大海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元代李孝光《秋游雁荡记》载，讵罗游方时，师悬语之曰：“若行四方，当值胜妙山水，起塔立寺。花名村，鸟名山，则其地也。”诺讵罗率领三百徒众，长途跋涉，游历四方。一天，他们来到一座大山脚下，只见到处姹紫嫣红，一片芳菲，心中大喜。便问田间父老：“所居云何？”父老曰：“芙蓉村。”又问：“山云何？”曰：“雁山。”诺讵罗听后恍然大悟：“是吾师所语我者，吾与此乎老矣。”于是，入山，过四十九盘岭，溯大锦溪而上，至大龙湫，建芙蓉庵（今罗汉寺前身），面湫水而居，竟日于高阜上趺坐观瀑。后来，诺讵罗在大龙湫坐化。其徒为他立塔寺，在高阜观瀑处建“观瀑亭”。后人就尊诺讵罗为雁荡的开山祖师。今观瀑亭、经行峡、宴坐峰等，均得名于诺讵罗尊者。

据当代著名高僧木鱼法师《北雁荡山开山祖》一文介绍，诺讵罗尊者为十六应真内第五位大阿罗汉，其籍贯与出生年代皆有不同说法。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法住记》列了十六罗汉，其中“第五尊者名诺讵罗”。“第五尊者与自眷属八百阿罗汉多分住在南瞻部洲（中国属此洲）”。《法住记》成书年代相当于我国汉代。据说诺讵罗尊者原是军人，有大力，尊为“大力神”。

另一种说法，诺讵罗不是番僧，而是本土四川人。旧《温州府志》载：“诺讵罗尊者姓罗氏名尧运，蜀之眉州青神县人。居中雁（属青神县）山，有三峰鼎立如笋，傍一峰如宝瓶，岩岫奇峭，林木荟蔚，是尊者道场。自唐著灵后，飞锡来震旦东海大海际，雁荡龙湫息焉。于是蜀之中岩，温之雁荡，名重天下自尊者始。”明永乐《乐清县志》、明嘉靖朱谏《雁山志》、清施元孚《雁荡山志》皆持此说。清代永嘉人曾唯《广雁荡山志》收录了以上两种说法，并有诺讵罗所作《讵那尊者偈》：“眉州山水发长源，瓣香曾结雁宕缘。多年长忆中岩路，万里相寻东海边。柱石浑如天柱立，龙湫何异母龙泉。眼前境界皆相似，一笑渠侬正脉传。”学者吴鹭山认为此诗是伪托。

民国初年冒广生《永嘉高僧碑传》载：“按《四川通史》、《青神县志》‘仙释门’，并无罗尧运及诺讵罗名，唯宋范成大记云：‘去眉州一程诺讵罗尊者道场也。相传昔有僧道病，僧与之木钥匙云：异日至眉州中雁扣石笋当再相见，后果然。今三石屹立如楼观，前两楼纯紫石一萝蔓被之，旁有宝瓶峰甚端正。山中有唤鱼潭，慈老龙石，世传雁荡龙湫亦诺讵罗道场，岂化人往来无常处耶？’”西域的诺讵罗尊者，飞锡来雁荡山龙湫，乃是佛教传说的故事。认为诺讵罗是唐代眉州罗尧运，也是后人的讹传。

学者许宗斌认为，佛教传说人物诺讵罗为开山初祖，全了为二祖。明代释明河《补续高僧传·清耸全了二师传》载：“全了，永嘉人。游方至荆州，入天竺山，遇一异僧，谓了曰：汝缘在浙东，当得名山居之。尔乡有诺讵那尊者道场，适当兴。兴宜自尔勉成之，可也。了诘其处，僧曰：地以花名，山以鸟名，中有龙湫尊者宴息地也。了归而遍访，至海滨，见山水清奥，爱之。问土人，土人曰：此芙蓉村，雁荡山也。了恍然心悟，遂入山结茅要会处，曰‘芙蓉庵’以居之，即今之能仁也。雁山之题，实自了发之。其人放旷不羁，时目为了莽荡。”永乐《乐清县志》亦有类似记载：“乐清北雁荡山能仁寺祖师，永嘉人。”“雁山之显，皆自全了发之。”全了是雁山十八古刹之首能仁寺的始创者，李孝光有“万松都是了翁栽”句，了翁就是全了。全了之后还有神昭、行亮、文吉等僧人，先后在雁荡山建寺。

许宗斌认为，雁荡山的开发，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始于南北朝，兴于唐，盛于宋。南朝宋永嘉太守谢灵运曾到过雁荡斤竹涧，作有《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并在《游名山志》中有记载。清初李象坤《雁山志》载：“卧云禅师重建罗汉寺，迁谷内芙蓉峰下，刷地得古碑，高二尺，阔一尺，文曰：‘昭明太子肇基，建号昭明禅寺，及造宝塔一所，以奠温庥康盛者。大梁大通元年丁未岁上元志。’”昭明是梁武帝萧衍太子萧统的谥号，大通元年为公元527年，说明南朝梁已在芙蓉峰下建寺造塔了。

谢灵运与斤竹涧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逶迤傍隈隩，迢递陟陉岘。过涧既厉急，登栈亦陵缅。川渚屡径复，乘流玩回转。苹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辨。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这是我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写的《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此诗描写清晨入涧，云露相映，溪谷幽深，曲径险峻，涧急栈高，奇石飞泉，景色清丽。这首诗一般被认为谢灵运到过雁荡山的证明。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幼时寄养于钱塘（今杭州），小名“客”，世称“谢客”，史称“幼慧，少好学，博览群书”。他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母亲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外甥女。谢玄因淝水之战立奇功而封为“康乐公”。谢灵运18岁时袭封“康乐公”，时人称为“谢康公”、“谢康乐”。宋永初三年（422）秋，谢灵运受权臣排挤而离开京都建康（今南京），出任永嘉（今温州）郡守。他酷爱山水风光，醉心诗歌创作，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与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派并称“陶谢”，又与南朝齐谢朓并称“大小谢”。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诗中有“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句。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载：“（永嘉）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现存谢灵运描写山水与自然风光的诗约有40首，半数左右作于温州，且多为传世名篇。

谢灵运担任永嘉郡守一年时间里，是否到过雁荡山，学者众说纷纭，不少人怀疑旧《温州府志》、旧《乐清县志》有关谢灵运到过雁荡山的记载。有学者认为，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中的“斤竹涧”，并不是雁荡山的斤竹涧，是“会稽县东南斤竹岭”，是一首写会稽山水风光的诗。乐清籍学者洪禹平先生等人，曾专门到绍兴、诸暨、上虞一带实地考察过，并查阅了当地的大量古籍，未见当地有“斤竹岭”的记载与传说。据谢灵运《游名山志》记载：“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涧数里。”据考证，文中所列地名地望，都与雁荡山相符。

雁荡山确有斤竹涧，又写作“筋竹涧”。锦溪之水经能仁，经行峡霞，穿过西龙潭门，进入排云嶂，流入东南山峡，逐渐汇合许多小溪细流而成大涧，长约六里，南流入芙蓉港。沿斤竹涧而上，过锦溪便可深入雁荡山探幽寻胜，这些都符合谢灵运这首诗的诗题与诗境。《广雁山志》卷一《山总·山岭》载：“飞泉岭。袁采序（指《雁荡山图序》）：自筋竹来者曰飞泉岭。朱志（指朱谏《雁山志》）：在能仁寺东南，通筋竹涧路，上飞泉寺。”清代温州太守戴启文《北雁山纪游》十二：“再宿雁山寺，出谷行向西。幽鸟解留客，深林不住啼。泉声送我行，流出前山蹊。下注斤竹涧，发源大锦溪。缅怀谢康乐，行田勤耕犁。游屐曾止此，前路津犹迷。凿石孰通道，开辟随高低。四十九盘岭，峻极青云梯。其势缭而曲，窘步愁攀跻。入险更出险，游迹留鸿泥。”

古时还有一些描写斤竹涧的诗。清代朱彝尊《筋竹涧》诗：“谷口啼清猿，岩花泫深露。美人兮不来，风篁自朝暮。”方尚惠《筋竹涧》诗：“石涧非人境，幽奇不可言。水清流日影，恍若入桃源。”郭钟岳《斤竹涧》诗：“康乐游斤竹，此为雁荡门。既未凿山径，何妨求水源。”清代乐清知县何士循《芙蓉早发至大荆》诗中有“半岭松风斤竹涧，一天梅雨大荆城”句。施闰章《大龙湫》诗中也有“下注锦溪历斤竹，东归到海何时旋”句。

古时不少诗文都肯定了谢灵运到过雁荡，但仅仅涉足斤竹涧。宋代赵抃在《灵岩寺》诗中发出了“雁荡林泉天下奇，谢公不到未逢时”的感叹。楼钥《大龙湫》诗：“讵那宴坐看不厌，骚人弄词困搜抉。谢公千载有遗恨，李杜复生吟不彻。”明代乐清人侯一元《游雁荡山歌天柱峰月下作》长诗中有句：“举觞问月月不留，古来才杰多愆尤。谢公蜡屐苦不透，千载荣华成古丘。”当时朱国祚《大龙湫》诗中有“谢客未曾经蜡屐，贯休以后少题诗”句。清代施元孚《雁山志·自序》载：“夫康乐守永嘉，仅至筋竹涧口而止，不识雁山面目，是刘宋以前无闻也。”阮元《将由温州至台州过雁荡山前一日宿芙蓉村》长诗中有句：“永嘉山水滋，康乐尤清放。度岭唯斤竹，缘溪阻修嶂。”而灵峰、灵岩、大龙湫等著名景点，谢灵运都未到过。曾儒璋《大龙湫瀑布歌》长诗中也有“惜哉谢客未曾到，当年屐齿徒匆匆”句。

当然，也有诗作感叹谢灵运从未游过雁荡。宋代平阳林景熙《芙蓉山》诗：“驿路入芙蓉，秋高见早鸿。荡云飞作雨，海日射成虹。一水通龙穴，诸峰尽佛宫。如何灵运屐，不到此山中。”王义山《贺新郎·乙亥春雁宕山》词下阕：“天生地作谁能识？睹江山如故，恨无一时人物。灵运当年为太守，佳处都曾游历。独不见，此山脚迹。风月直须人管领，怎不移，石壁题岩壁。今且着，老夫笔。”明代王晓《游雁山二首》之一：“辋川图绝仍非拟，灵运游多尚未探。”明嘉靖进士薛应旂《登雁山》诗：“隐见冈峦栖虎豹，倾欹湍激跃鲲鲸。幽奇自是天珍秘，灵运不来何重轻。”清代周清源《华坛望雁荡山歌赠方十八未生朱十八振嘉》诗中有句：“君不见谢康乐，迹近名山远城廓。咫尺丹梯曾未登，江南江北徒丘壑。”还是清赵光在《再游雁荡，次梁茝林前辈韵》诗中说得好：“著屐休寻康乐踪，戴笠聊学东坡样。”

洪禹平先生在谢灵运研究专辑《千古诗魂》中认为，景平元年（423）夏，谢灵运到乐成西乡白石山、盘屿一带巡视农田水利，作有《白石岩下径行田》、《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等诗。后又到东乡行田或游览。在新溪砺屿（今清江方江屿）品尝到美味的牡蛎。当时陆上交通不便，故谢灵运出行多乘船。某天凌晨，他在清江溯流而上芙蓉港，经斤竹涧，越岭、溪而游雁荡。

雁荡斤竹涧在何处？肯定在芙蓉吗？笔者认为未必见得。清代阮元《出山宿大荆营》诗：“堠旗遥见大荆营，麦陇茶田取次平。斤竹涧边新驿路，石门潭下小方城。沙边细石篮舆稳，渡口春风画角清。今日邮签促尘鞅，何年重与细经行。”诗中描写从谢公岭出山，遥看大荆，到处麦陇茶田；沿斤竹涧边新路前往石门潭，还见到渡口风景，写的好像是雁东、水涨至大荆一带的景物。据此诗描写，斤竹涧应位于东外谷，不在芙蓉。笔者设想，斤竹涧是否就是谢公岭下东流入水涨的那条溪涧？这只是猜测，有待专家考证。

谢公岭上落屐亭

从水涨向西，经雁东过东石梁洞，进入雁荡山灵峰景区，要翻过一座小岭。此岭名叫“谢公岭”，为东内谷与东外谷的分界岭。岭头有一座三间木结构平屋的路廊，名叫“落屐亭”。此亭始建年代不详，南宋淳熙年间乐清县令袁采在《雁荡山图序》中已有记载，现有建筑为清代僧人会觉重建。

谢公岭、落屐亭，相传与谢灵运有关。

周守华《雁荡人文风采·落屐亭》载：“南朝宋时著名诗人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曾到过风光奇秀的雁荡山。他渡清江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因山径崎岖，于是舍南路经神子溪、白溪从东南入山，过白箬岭而北至此。由于‘康乐蜡屐所曾至，因名谢公岭’。”谢灵运真的曾到过谢公岭吗？

古今骚人墨客对雁荡谢公岭多有题咏。南宋乐清王十朋《度谢公岭》诗：“十年九行役，屡经此山中。爱山不厌观，每愧行匆匆。大士瞻讵罗，骚人思谢公。一生看不足，语如白头翁。”谢公，就是谢灵运。南宋永嘉知县蔡戡《雁荡》诗：“雪生半岫轻随足，泉落空岩急打头。却恨昔贤无辙迹，谢公岭上更迟留。”明代“雁山七贤”之一谢铎《谢公岭》诗：“极目诸峰杳霭间，兴来聊复此跻攀。声名一代谢公岭，形胜千年雁荡山。峭壁似争诗句险，荒台谁认屐痕斑。不知终古行人在，白发无情任往返。”朱谏《梁州令·谢公岭》词：“着屐登山客，历尽云霞天壁。屐痕犹在白云中，峰回路转，千古无人识。春来秋去尽尘迹，一代风流歇。斜阳影落溪外，长松几树连云碧。”清代浙江巡抚阮元《度谢公岭望老僧岩》诗：“谢公慧业早生天，屐齿曾经到岭前。峰上丈人犹化石，不知成佛更何年？”陈梦说《雁荡行》长诗中有句：“谢公岭上稍徘徊，对面惊现两峰开。左径右溪纡曲入，叠嶂峭壁小蓬莱。”青田端木国瑚《雁山题壁》之四：“谢公岭畔青苔路，阮客溪头碧落天。重听潺湲石门濑，图径愁写为云烟。”朱廷镐《从谢公岭寻峰洞》长诗中前四句：“上岭探云霓，下岭践荦峃。崖倾兽迹稀，路险羊肠恶。”

谢灵运游山时，为了登高爬山方便安全，发明了一种奇妙精致的登山木屐，鞋底前后都装有活动木齿，上山时去掉前掌木齿，下山时去掉后跟木齿，装上前掌木齿。穿上这种有齿木屐翻山越岭，不怕山陡，路烂，苔滑，上山稳当，下山踏实，世称“谢公屐”、“灵运屐”，这是我国古代的登山鞋、旅游鞋吧。历代诗人对“谢公屐”多有歌咏。唐代大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长诗中有句：“谢公宿处今尚在，绿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壑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宋代黄岩人戴复古《会心》诗：“我本江湖客，来观雁荡奇。脚穿灵运屐，口诵贯休诗。景物与心会，山灵莫我知。白云迷去路，临水坐多时。”元代李孝光《雁荡次韵》诗：“竹杖棕鞋去去赊，一春红到杜鹃花。山椒雨暗蛇如树，石屋春深燕作家。父老行寻灵运屐，道人唤吃赵州茶。明朝尘土芙蓉路，犹忆山僧饭一麻。”朱谏在《春日在雁山寄王月崖》诗中写道：“烧笋每同僧共嚼，洞箫高倚佛前吹。先生不带登山屐，我有名山更对谁？”清代永嘉曾佩云《读先伯祖近堂先生所辑〈广雁荡山志〉》诗中有“平生谢客儿，看山屐几两”、“蜡屐屡登临，图经更写仿”句。原温州市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局副局长谢军《谢公岭》诗：“廊亭起岭巅，四顾树含烟。旅客稍留步，山舆好息肩。行云吞极顶，飞鸟去遥天。康乐曾遗屐，当年韵事传。”

相传谢灵运当年翻越谢公岭时，曾掉了一只登山木屐。后人为了纪念谢灵运游雁荡山的踪迹，便将小岭取名“谢公岭”，并在岭头建了“落屐亭”。

谢公岭、落屐亭，是否因谢灵运到过而得名？古人早有质疑。清代曾代理乐清知县的郭钟岳在《雁山游览记》中说：“岭有落屐亭，谓谢公落屐处。按康乐东游，止于斤竹，此岭此亭，得毋好事者托名于康乐乎？”并作《谢公岭》诗：“谢公昔未来，蜡屐止斤竹。料因此山佳，托名不欲俗。”《广雁山志》卷一《山总·山岭》：“谢公，人多指灵运，唯元李五峰有岭东谢氏之说。考岭东旧有谢家岙，岭必为岙人所作，五峰说为近是。（按此岭为东谷内外之界，康乐如果至此，目中所见，岂肯放过，渡涧尚且有诗，过岭独无一语，大是疑团，得李五峰之说，为之释然）。”古时诗人也有断言谢灵运未到过谢公岭，只是后世的传言。清代周清源《度谢公岭》诗：“谢公一题筋竹涧，便传屐齿岭头行。云霞不及诗篇好，莫信青山不爱名。”梁章钜《雁山游禁体》长诗有句：“熟闻永嘉山水滋，独此当时非辈行。谢客开山所未及，居然游福与之抗。谢公岭本别一谢，耳食附会殊孟浪。惜无同怀客共登，此语分明寄遥怅。”方鼎锐《谢公岭》诗：“谢公虽好游，未涉此山巅。我来恣周览，临风怀古贤。”

雁荡除了斤竹涧、谢公岭、落屐亭等景观与谢灵运有联系外，还有“谢公山”、“灵运草”的轶闻。明代王献芝《宿能仁寺》诗：“空山飞野火，千朵石芙蓉。荡气分禅榻，湫云锁寺峰。梦惊灵运草，心忆了公松。落叶飞泉石，翻疑雨意浓。”明代乐清知县徐待聘《石梁洞》诗：“小桥深去石峻增，洞口飞梁石可登。绝涧松翻涛响急，断崖泉涌雪花腾。漫疑变幻为三界，已觉虚无上一层。指点谢公山下景，云深雾锁碧层层。”

沈括考察雁荡山

从雁荡山灵岩寺后小径前往小龙湫途中，向右折沿小岭盘旋拾级而上，在插龙峰下有一个龙鼻洞景点。龙鼻洞又名“龙鼻龛”，洞口朝南，深宽各约10米，高100余米。洞中岩壁从下至洞顶处，有一条大裂隙，鳞甲毕肖，好像一条巨龙嵌在岩壁间，露出了青铜色的腹部。巨龙蜿蜒而下，将至洞底，一爪踞地，垂鼻如瓠。洞中有70余处摩崖碑刻，素有“雁荡碑窟”之称，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洞的左壁上，有正书直写“沈括”两字题名石刻，引人注目。这是北宋沈括于900余年前考察雁荡山时的历史见证。

沈括（1031—1095），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小时候，父亲沈周在外做官，母亲许氏成为他的启蒙老师。到了十几岁时，沈括已读遍了家中所有的藏书。不久，随父亲宦游四海，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至和元年（1054），父亲去世，24岁的沈括承父荫，出任沭阳县（今属江苏）主簿，33岁中进士，历任县令、司理参军、知州、翰林学士、司天监、三司使、光禄寺少卿、计相等职。他一生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积极参与和支持王安石变法；出使辽国，挫败争地阴谋，保卫了疆土；知延州时，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屡立战功。他还整顿盐政，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他博学多才，涉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医药、文学、历史、音乐、美术、考古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他生平广博精深，创见独具，著作宏富，有据可查在35部以上。名著有《梦溪笔谈》、《长兴集》、《苏沈良方》、《守令图》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赞扬沈括是“中国整部科技史上最卓越的人物”，称赞《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把标号为2027的小行星命名为“沈括”。

熙宁六年（1073）六月，沈括奉命视察两浙东路农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访。翌年四月，沈括先后察访浙东温州、台州、明州（今宁波）等地，特地对雁荡山进行了考察，并写下了《雁荡山》一文，收在《梦溪笔谈》一书中。他在文中记述了雁荡山的由来，介绍了雁荡山的主要景观，盛赞雁荡风光“天下奇秀”。他还细致地描述了雁荡山的特殊地貌及其成因。他发现雁荡诸峰峭拔险怪，上耸千尺，高崖深谷，和其他名山很不相同，山峰包含在山谷之中，从山外面看，什么都看不见。可是，进入山谷，就见到了山峰耸立，直冲云霄。他研究了这种奇特的地形地貌后，认为成因是山谷中的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只剩下巨大的岩石岿然挺立，像大小龙湫、水帘洞、初月谷等处，都是流水冲凿而成的洞穴。从谷底看，则高岩峭壁；在高处看，峰顶恰与地面相平，甚至还低于山顶的地面。他联想到西北黄土高原，得出结论：各地沟壑凡是经过水冲凿的地方，都有直立的土柱和带有凹陷的岩石。现在成皋、陕西大沟壑中，直立的土柱高达百尺，迥然耸立，这也与雁荡山一样，不过这里是黄土，那里是岩石而已。沈括的科学论断，是世界地质学史上首次提出流水侵蚀流纹岩山脉露出地表的理论，比英国人郝登在《地球理论》中阐述流水侵蚀作用的学说早了700余年。

古今游山玩水者，大多只领略大好风光，很少有人像沈括这样，在游览之际，对地形构造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沈括对雁荡山的研究，在中外地质学史上，留下了极其精彩的一页。沈括在龙鼻洞的题名，是他继丽水南明山高阳洞、青田石门洞两处题名后，在浙南的又一摩崖石刻，为名山雁荡增添了光彩。

雁荡山形成于一亿两千八百余万年以前，是中生代晚期亚洲大陆边缘的一座典型的复活型破火山。它记录了酸性岩浆火山爆发、塌陷、复活隆起的完整地质演化过程，在全球性火山突变事件中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性，在西太平洋大陆亚洲边缘巨型火山（岩）带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是纪录中生代晚期破火山家族的一部“天书”。其产物几乎包括了流纹岩类的各种不同结构和成因的岩石，种类繁多，构造清晰，是一座天然的立体火山模型，为地质学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野外实验室”，享有“流纹质火山岩天然博物馆”的美誉。在大地构造学上，它是伊泽奈基库拉太平洋板块与亚洲大陆板块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的火山学与岩石学记录。在地貌学上，它是流纹岩地貌的天然丛书。雁荡山具有极高的地质美学和历史文化价值，是重要的科学研究、科普教育基地和旅游胜地。

沈括首先发现的奇特地貌，为雁荡山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提供了科学依据。1999年至2000年，雁荡山开始了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前期工作。2004年2月14日正式启动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工作。2004年3月20日，雁荡山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家地质公园”称号。当年8月8日，雁荡山国家地质公园正式开园。2005年2月12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二批世界地质公园评审会敲定：雁荡山国家地质公园以全球最典型的白垩纪复活型破火山独特地质地貌和重大科研价值，从全球77家参评的地质公园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世界地质公园行列，是当时我国14家世界地质公园之一，成为浙江省第一个世界级旅游品牌。

秦桧书写了堂碑

雁荡山灵峰景区观音洞最上层左侧，在罗汉塑像高处之岩壁上，有一块残缺的摩崖石刻，高约20厘米，宽约1米。字迹破损，模糊不堪，依稀可辨正书直写“五月十一日”等字。据考证，这是南宋奸相秦桧游雁荡时，书写的《了堂碑》题记残字。

据《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五引戴咸弼《东瓯金石志》载，秦桧筑有一堂，名“了堂”，为诗以记，残字如下：“五月十一日客宿□清舟中梦至□山高□□诸峰□□俱现佛身既至罗汉洞中恍符宿梦因向大士前求□许出家立志□续□□山□即游顿□□有佛身始信多□□记艮三不昧本来人□□虚□□水□悬石洞中有一线天大□□□□□□□□□订出家缘绍兴四年五月十三日。秦桧。”至今尚未发现完整的碑文。

秦桧（1090—1155），南宋投降派代表人物，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性奸诈阴险，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之一。政和进士，北宋末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等职。靖康二年（1127），被金兵俘到北方，投靠女真贵族，成为金太宗弟挝懒的亲信。建炎四年（1130）随金军至楚州（今江苏淮安），被挝懒有意遣归。他向朝廷诈称杀死防守兵士，夺船逃回，任礼部尚书。绍兴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19年，主张投降，为高宗所宠信。他专权擅国，收韩世忠、岳飞、张浚三大抗金名将兵权，以“莫须有”罪名杀害岳飞，贬逐张浚、赵鼎等多人。主持和议，决定向金称臣纳币，订立“绍兴和议”，为历代人民所切齿痛恨。

绍兴二年（1132），秦桧罢相，但高宗还是信任他。两年后，他以资政殿学士知温州，乘船经乐清去温州途中，梦见自己来到一座仙山中，到处是深山老林，奇峰怪洞。突然，山峰大树都现出佛身。他大吃一惊，以为上天劝诫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后来，走进了一个大石室，石室内建有庙宇，就在那里出家做和尚了。

秦桧到温州不久，就带着万俊卨等人一起游雁荡山。当他们轿马并行，进入灵峰后，只见奇峰耸立，洞壑幽深，溪潭清澈，醴泉相泱，古树参天，百鸟竞鸣，认为这就是梦中所见的仙山了。他们来到灵峰寺，住持迎至寺内，香茗侍候。住持向秦桧介绍了雁荡开山历史和八大景区的主要景点，并引导他们逐级登高至罗汉洞（观音洞）。秦桧如入梦境，似痴似醉。至顶层洗心泉旁，见一石刻：“天可阶升，心能泉洗。”秦桧认为这就是梦中所见的大石室，就是自己出家修行的地方。于是，他向住持表示愿意出家，要求收他为僧。住持认为他世缘未了，尚不宜出家。秦桧摇筒求签，神灵也不让他出家。于是，他就出钱在灵峰寺前建了一座“了堂”。了堂建成后，秦桧就把梦境、要求出家等，写成了一篇113字的碑文，叫石匠雕刻成一块“了堂碑”，立在了堂之中。《东瓯遗事》载：“秦桧尝于梦中至一石室，后游雁山观音洞，诡称此即梦中石室，因而愿订出家缘。‘僧谓吾世缘未了，姑去，今睹此始知所梦，因筑了堂，为诗以纪’。”南宋绍兴年间，胡铨上疏请斩秦桧而被流放，诗人王庭珪作诗为胡铨送行：“痴儿不了官家事，男子要为天下奇。”上句以“不了事”直斥秦桧误国，因此被小人告发，而遭流放。后来，了堂随灵峰寺一起倒塌，现凝碧潭边遗有“倒灵峰”景点。

奸相秦桧弄权误国，卖国求荣，陷害忠良，名声很坏，口碑极差。虽然他写的了堂碑文字很秀丽，书法很漂亮，但因人品太坏，人人见到了堂碑都很厌恶。当年，乐清南宋状元王十朋尚未入仕，他在《游灵岩辉老索诗至灵峰寄数语》诗中痛斥秦桧：“雁荡冠天下，灵岩尤绝奇。烟霞列屏障，日月明旌旗。岩前有卓笔，可以书雄词。天聪况非遥，前听无疑。愿起灵湫龙，霖雨行可为。愿用真柱石，永支廊庙危。愿扇造化炉，四海归淳熙。愿招鸾凤友，朝廷相羽仪。何人梦石室？妄谈夸一时。那能了世缘，未免贪嗔痴。名山误见污，公议安可欺？愿借龙湫水，一洗了堂碑。诗以寄老禅，狂言勿吾嗤。”据说秦桧的书法很有造诣，自成一家，创立了一种用于印刷的字体，被定为官方字体。因秦桧人品太差，宋人不愿将这种官方字体称为“秦体”，与千古罪人挂上钩，而称为“宋体字”，一直沿用至今。

相传这块“了堂碑”，因奸相秦桧所书而被世人唾弃。游人路过碑旁，皆吐痰沫，有的甚至在碑上撒尿，以致臭气冲天，肮脏不堪。僧人不堪其扰，就把这块“了堂碑”彻底抛弃了。不知什么时候，“了堂碑”上的落款“秦桧”两字被敲掉了，后来其他文字也陆续被敲毁，现仅留下模糊不清的开头“五月十一日”等五个字。

戚继光与鸡冠峰

在雁荡民间，流传着许多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事。

13世纪至16世纪期间，出现了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中国沿海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海上入侵者。因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故史称“倭寇”。明至元二年（1336），日本将军足利尊另立天皇，日本分裂为南北朝，相互攻战，民不聊生。那些逃亡的封建主，收罗溃兵败将，流亡海岛，勾结不法的冒险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及抢掠骚扰。嘉靖年间，日本正值战国时期，各方诸侯拥兵自重，支持倭寇向外掠夺，以补军费。当年，因大批海盗及地方豪绅富商与倭寇暗中勾结，以致中国沿海倭寇更为猖獗。倭寇四出抢掠时，常分成几队、十几队或几十队，以当地奸民为向导，用海螺号互相联络，擅长双刀、弓箭、枪和武士刀，惯于设伏偷袭，杀伤力极强。

戚继光（1528—1588），明代抗倭著名将领、军事家、武术家，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汉族，山东登州（今蓬莱）人。世代为官，父戚景通。戚继光出身将门，从小好读书，通经史，少年时就立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崇高理想。嘉靖二十三年（1544），17岁时袭父职，担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官居四品。嘉靖二十八年（1549），参加武举时爆发庚戌之变，被分配到蓟门。嘉靖三十二年（1553），擢升署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以及所辖的25卫所，担负山东沿海的抗倭任务。嘉靖三十四年（1555）调浙江，次年任参将，分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直到隆庆二年（1568）十二月，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务北调为止。戚继光一直率军奋战在浙、闽、粤沿海诸地抗倭前线，历时十余年，大小80余战，为扫平沿海倭寇之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病卒后谥武毅，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等军事著作及诗作传世。

戚继光到浙江后，看到当地海防废弛，卫所空虚，水军战船十存一二，且年久失修；旧军素质不良，恶习泛滥，缺员过半，士兵老弱病疲，没有战斗力；将官出身高贵，不习武艺，不懂兵法。于是，戚继光上书获准编练新军。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在金华、义乌一带招募农民和矿工4000余人，在浙江沿海挑选渔民充当水兵。新军纪律严明，赏罚必信，训练成一支既能陆战，又能海战的两栖部队。同时，打造精良战船，改进火器装备，加强火力配置，精心训练军队；针对南方多湖泽的地形和倭寇作战的特点，审情度势，创造了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三才阵”等战术，以11人为一队，配以矛、枪、刀、盾、狼筅等长短兵器，因敌因地变换队形，灵活作战，开疏开及散开队形之先河；以打“算定战”及“大创尽歼”的指导思想指挥作战，提高了总体战斗力，每战多捷，世称“戚家军”，成为抗倭主力，让倭寇闻风丧胆。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在台州十三战皆捷，杀敌5000余人，大败倭寇后，乘胜追击残寇至永嘉、青田交界的雁门岭，一举全歼据险扼守的倭寇。接着，率军转战温州、宁波等地，水陆交战，杀寇数万人，平定了浙东南的倭寇。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戚继光率军数次入闽，平定了福建倭患。

据杨晓明《雁荡山奇闻》记载，那一年，戚继光率军从宁波南下，驰援福建途中，夜宿雁荡山。晚上，在帐下当差的娘舅端来了一碗香气扑鼻的红烧鸡肉，请戚继光用膳。戚继光一看到鸡肉，便追问：“鸡是从哪里弄来的？”

娘舅知道瞒不过去，就坦白说：“我在方便时，在灰棚旁边捡来的。”

戚继光一听，气得脸色铁青，大声训斥道：“老百姓走失的鸡，戚家军怎能随便捉来吃，你是要我戚家军失信于民啊！”说完，把一碗鸡肉抛出帐外。娘舅吓得面如土色，磕头求饶。

这时，雁荡山乡亲们纷纷送来了慰问品。大家听到了杀鸡一事后，纷纷替娘舅求情。一位老人挤到戚继光跟前，双膝跪地说：“将军息怒，戚家军平倭，为国为民，劳苦功高。这只公鸡是我请娘舅带来慰劳您的，不要怪娘舅。”

娘舅忙说：“不，这只鸡是我从灰堆里捉来的。我错了，愿受军法处罚！”

戚继光见乡亲求情，娘舅又认了错，怒气渐消。但还是按军纪重责了娘舅30军棍。

戚家军营盘不远处有一座山峰，峰顶有一个惟妙惟肖的金鸡头。据说峰顶原来是没有鸡冠的，就是那次戚继光把那碗鸡肉摔出去后，鸡冠正好飞到了峰顶上。于是，这座山峰就叫“鸡冠峰”，现在成了雁荡山的一景。

抗倭军粮肚脐饼

记得小时候，故乡雁荡流行着一种奇特的烧饼。这种饼直径10厘米左右，比较厚实粗犷，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小洞孔，好像人的肚脐眼一样，故而俗称“肚脐饼”。它是用发酵过的面粉做成扁圆饼，饼内没有陷料，表面撒上一些黑芝麻，然后一只只粘贴在烧饼炉的内壁上，再在饼面上刷一层植物油，用炭火慢慢地烤制而成。肚脐饼一面焦一面黄，外脆内软，清香扑鼻，美味可口，是一种价廉物美的大众化食品。早年，故乡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用这种肚脐饼当早饭吃，一只肚脐饼折起来，中间夹一根油条，就是一顿美味的中式快餐了。

肚脐饼，又称“穿心饼”，相传与我国抗倭名将戚继光有一段不解之缘，故又俗称“继光饼”、“光饼”。

400余年前，戚继光率领骁勇善战的戚家军，经常长途奔袭，转战浙闽两地沿海，英勇地抗击了入侵的倭寇，先后平定了浙江和福建的倭患，巩固了国防，保卫了家乡，建立了奇功。戚家军经常接到紧急命令，来不及生火煮饭，随时开拔，千里行军，追击倭寇。在长途急行军时，途中也无暇置灶做饭，官兵吃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戚继光灵机一动，设计了一种奇妙的干粮，就是在烧饼的中央戳一个小小的圆孔，用绳子串起来，挂在指战员的腰间，既便于行军作战，又能随时取食充饥。小小的肚脐饼，也在抗倭战争中荣立战功！后来，作为军队干粮的肚脐饼流入民间，人民为了纪念戚继光抗倭保家卫国的功绩，就把肚脐饼雅称为“光饼”。肚脐饼，就成了浙东、浙南和闽北沿海一带特有的传统糕点，尤其在雁荡山一带广为流行。

民间相传，肚脐饼是雁荡山一位烧饼师傅创制的劳军慰问品。

明代，雁荡山有一座戚家军的营盘，常有戚家军驻扎在那里。戚家军经常半夜里接到命令，紧急开拔，来不及生火做饭用膳，官兵们就饿着肚子行军。老百姓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总想设法为戚家军排忧解难。

当地有一个烧饼师傅，名叫阿三，看到戚家军英勇抗倭杀敌，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但经常饿着肚子行军，心想如何犒劳自己的部队呢？有一天，阿三师傅看到农民在番薯地里翻藤拔草时，把折断了的带叶子番薯藤一圈一圈地围在腰间，便于继续干活，回家时就从腰间取下番薯藤带回。于是受到了启迪，想到把烧饼做得光滑一点，中间戳一个洞眼，用绳子串起来，让戚家军将士们系在腰间，行军时随时随地都可以取食充饥。想到这里，阿三师傅就立即回家，动手和面做起饼来，在每只饼的中间都戳有一个小圆孔。阿三的小女儿看到后就嚷道：“爸爸，你的烧饼怎么长出一个肚脐眼来了！”阿三说：“好！就叫肚脐饼！这是送给戚家军当干粮的，好把倭寇早日消灭光。”乡亲们知道以后，一传十十传百，家家都连夜赶制肚脐饼。第二天清晨，乡亲们集中了200串5000只肚脐饼，送到戚家军的营盘里。不久，肚脐饼就成了整个戚家军的干粮。现在，雁荡山区还有一个名叫“营盘”的自然村，据说就是当年戚家军的驻地。浙、闽沿海市、县地方志中都有记载：明朝嘉靖年间，当地老百姓多赶制光饼送给戚家军，以充军粮。

浙闽沿海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纪念戚继光的故事，其中不少与肚脐饼有关。

奉化名点酱烤猪头，是一道独具特色的佳肴，也与戚继光结缘。相传当年戚继光率戚家军在奉化抗倭时，当地老百姓抬着猪头、光饼、老酒前去犒军。戚继光有令在先，戚家军不收酒肉，只收部分光饼充作军粮。聪明的奉化百姓就把猪头肉切成光饼大小，和光饼混在一起，送到了戚家军营中，就说送的都是“光饼”。戚家军以为奉化光饼就是这模样，于是收下了。后来为了纪念戚继光，每逢吉庆节日，奉化人都要制作这一道食品，经代代相传，逐步改进，终于形成名点。现在的“酱烤猪头”，是用猪头肉和咸光饼加冰糖制成的，风味独特，香、脆、甜、鲜皆具，既可下酒，又可当点心，是当地酒筵上的一道名点。

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已逝世400余年了，瓯江南北，雁荡山下，已多年难觅肚脐饼了，只有一则美好的传说仍在民间流传着。笔者写完此文后在思考，何不继承与发扬这种别具特色的肚脐饼，使青少年在食用时，接受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呢？

徐霞客三游雁荡

徐霞客（1587—1641），明代著名旅行家、探险家、地理学家，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汉族，明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市）人。幼年好学，少负奇气，博览古今史籍图经地志。因见明末政治黑暗，厌弃科举仕途，摈弃功名利禄，自22岁开始，专心旅行，遍游四方山水，历时30余年，足迹所至，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几乎遍及全国，旅途中颇尝艰险。徐霞客不仅是观光者，还是探险家、旅行家。他观察所得，按日记载，死后由友人季会明等整理成《徐霞客游记》，富有地理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清代史学家赵翼《徐霞客游记·题词》载：“问渠意何为？曰欲穷壮观。将成一家言，亲历异遥盼。”清代钱谦益称《徐霞客游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17世纪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20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徐霞客与他的游记，有“千古奇人，千古奇书”之誉。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四月、崇祯五年（1632）三月及四月，徐霞客先后三次游历雁荡山，作有《游雁宕山日记》前、后各一篇，共7000余字。

徐霞客第一次游雁荡，历时五天。据《游雁宕山日记》前篇载，万历四十一年四月初九，他离开天台山，初十抵黄岩。十一日，沿温台驿道经石坦乡盘山岭进入雁荡山。在大荆吃中饭后，涉蒲溪，过章义楼，观老僧岩，游东石梁洞，逾谢公岭，进入灵峰景区，遍游诸景后宿灵峰寺。次日，从灵峰至灵岩，沿途观赏了净名寺、水帘洞、响岩。进入灵岩景区，游龙鼻洞、天窗洞、小龙湫及天柱、展旗、独秀、卓笔、双鸾诸峰后，夜宿灵岩寺。第三天，度马鞍岭，游大龙湫，冒雨探险雁湖山顶，至常云峰、道松洞，投宿云静庵。十四日，徐霞客主仆三人偕僧人莲舟，强请清隐道人的徒弟带路，攀上龙湫背的一座峻峰，寻找大龙湫水源雁湖。道人指点雁湖在西腋一峰，还要翻过三座大山，然后推说有事下山了。他们向西越过一峰，路已绝。再越一峰后，就无路可走了。同行莲舟走不动了，由原路下山。他们三人向东越二岭，人迹罕至，无容足之地，只得下山，夜宿能仁寺。第五天，经四十九盘岭西出雁荡前往乐清。徐霞客初游雁荡山时间不长，仅游览了“二灵一龙”一线景点。

时隔20年后，崇祯五年早春时节，46岁的徐霞客重整行装，与族兄徐仲昭一起再游雁荡。三月二十日，路过临海小寒山时，投宿老友陈函辉家。当晚，陈宴请徐霞客时，席间曾问：“君曾一造雁山绝顶否？”霞客听而色动。次日，天未晓，携草鞋叩友人卧榻外曰：“予且前往，归当语卿。”就直奔雁荡山，直到四月十六日才回天台山，历时20余天，可惜没有留下日记和其他史料，难以详考这次游踪。

同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八日，徐霞客第三次考察雁荡山，历时11天。据《游雁宕山日记》后篇载，他由天台经黄岩、大荆入山。五月初一，在灵岩天窗洞探险。初三，他从含珠峰下的凌云寺出发，沿溪北入石门，拾级攀登，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攀登上雁湖岗。初四，他与族兄仲昭偕僧人卧云，从罗汉寺出发，沿连云嶂之左，道松洞之右拾级西上，冒着葬身崖壑的危险，勇敢地攀登上雁荡山绝顶百岗尖，终于找到了大龙湫真正的源头。初六，登上小龙湫背，探明了小龙湫之源头。初七，自真济寺出发，越马家山岭，游览了荡阴的南阁诸景。初八日，直抵庄屋散水岩以西的洞仙坞。原定再游显胜门、石佛洞、仙桥等景点，因旅伴劳顿难行，只好放弃，东返大荆，结束了这次游程。

徐霞客三游雁荡，坚韧不拔，舍生忘死，勇往直前，历经艰险，具有大无畏精神。他为了探究大龙湫之水来自雁湖的传说，在初游雁荡时，在道人引导下，拄杖携仆在长满荆棘的崇山峻岭间攀登，常在无路可走时，披荆斩棘前进。“山愈高，脊愈狭，两边夹立，如行刀背。又石片棱棱怒起，每过一脊，即一峭峰，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如是者三”。到一悬崖边时，俯瞰石壁下有一级，为寻找攀援之路，解下四条足布连接起来，悬空垂下，先下一仆，他接着垂下，岂料只能勉强站住脚，无余地，脚下陡壁千丈。于是持足布复上，足布被突石所勒而断，险些掉下悬崖粉身碎骨。后复续悬布，竭力腾挽，得复登上岩而出险。他在第三次游雁荡时，进灵岩天窗洞探险，“负梯破莽，率僮逾别坞，直至圆洞之下，梯而登；不及，则斫木横嵌夹石间，践木以升；复不及，则以绳引梯悬石隙之树，梯穷济以木，木穷济以梯，梯木俱穷，则引绳援树，遂入圆洞中”。在攀登小龙湫背寻找剑泉时，“当石削不受树，树尽不受履处，辄垂藤下”，或“缚木为梯升岩端”，历经艰险才达目的。这是何等的艰险，何等的坚毅！

徐霞客三游雁荡，还表现了尊重实践，勇于探索，穷究事理，求真务实，具有科学探险精神。他在初游雁荡时，攀登雁湖岗未果，一直耿耿于怀，想再探究竟。在第三次游雁荡时，他终于登上了雁湖岗，经考察，发现了雁湖岗有六个洼地，看到“水之分堕于南者，或自石门，或出凌云之梅雨，或为宝冠之飞瀑；其北堕者，则宕阴诸水也，皆与大龙湫风马牛无及云”。大龙湫源头究竟在何处？第二天，他历经千辛万苦登上百岗尖后，终于在绝顶之南和常云峰之北的夹坞之中，看清了大龙湫瀑布从卷崖中倾泻而下。后来，他又冒险攀上了小龙湫背（卧龙谷），在雁顶东南的铁板、屏霞二嶂的绝壑之中，探明了小龙湫的真正源头，从而指出了《雁荡山志》、《大明一统志》所说“宕在山顶，龙湫之水，即自宕来”的谬误。当徐霞客回到临海告别陈函辉时，陈函辉十分感动，曾赋诗送别：“寻山如访友，远游如致身。”

1996年，在浙江雁荡徐霞客旅游文化活动暨学术交流会期间，由上海雕塑家陈道坦设计，温岭市古建公司雕刻的一尊徐霞客石像，耸立在灵岩景区双珠谷口。旁立徐霞客纪念碑，由谢军撰文。徐霞客，永远陪伴着游客欣赏优美的雁荡风光。

康有为游雁荡山

雁荡山大龙湫连云嶂西壁上，有一块摩崖石刻，高333厘米，宽135厘米，上刻“白龙飞下”四个大字，正书，直写。用笔气雄力健，潇洒自然。左款“甲子二月偕屈映光姚琮陈最张锦文蒋希召蒋季哲同游天游化人康有为”，30个字，两行并列。这是康有为当年游大龙湫时，惊叹飞瀑壮观，气势磅礴而题写的。现字迹清楚，保存完整。

相传康有为当天题写“白龙飞下”四字时，曾征求大家意见。在一片赞和声中，只有虹桥赵丹秋表示不同看法，以为用“飞下”不如用“飞注”为妥。一向自诩清高的康有为，见是一个陌生青年人的异议，自然不予理睬。赵丹秋很不服气，后来写了两首诗，其中有“头蕲维新血，心辜复辟名”、“奇峰孤拔真高士，瀑布飞扬总下流”等句，不仅翻了康有为的政治老底，还自以为是“高士”，贬康有为是“下流”。当时康有为已回大荆，赵丹秋派人把诗送到大荆。可康有为已离大荆去海门（今台州市椒江区）了，那送诗人追到海门船埠头，把诗交给了正要上船的康有为。康有为看了诗后，付诸一笑。后来，康有为写了“天下几名士，东瓯一狂生”的条幅，托人送给赵丹秋。

康有为（1858—1927），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维新派领袖，后为保皇会首领。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南海先生”。早孤，受教于祖父，后从朱次琦学，光绪年间进士。光绪十四年（1888），鉴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以图中国富强。曾先后七次上书变法。后在广州长兴里聚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时，联合赴京会试举人1300余名，上书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中进士后，授工部主事，未就职，在京组织强学会，编印《中外纪闻》。后在上海设强学分会，推动各地组织学会，设立学堂、报馆，鼓吹变法维新。光绪二十四年（1898），又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在翁同龢、徐致靖等人支持下，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促成百日维新。9月，戊戌政变发生，逃亡出国，周游世界14年。有一枚朱文印章描述了他的游历：“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五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此后，至南洋诸岛组织保皇党，反对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回国，主编《不忍》杂志，陆续发表反对共和及保存国粹的言论，为帝制复辟造舆论。民国六年（1917），和张勋策划复辟清室，旋即失败，潜逃上海，后死于青岛。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他是晚清杰出的书法家和书学理论家，力主碑学，自称合篆隶真草为一家。

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康有为带着屈映光、姚琮以及门生等一班人，游了天台后，从海门坐船到大溪，再换乘轿子抵大荆。在蒋叔南（名希召，别号亦澹荡人）家逗留两天后，在蒋叔南、蒋季哲兄弟陪同下，顶风冒雨畅游了雁荡山。他为《雁荡山志》作序时，写下了这次雁荡之游的情景：“问斤竹之涧，逾马鞍之岭，听龙湫之瀑，登雁湖之巅，入灵峰之奥，千岩万壑，竞秀争流……丘壑之美，以吾足迹所到，全球无比，奚独中国也。”据调查，康有为雁荡之游留下了20多件墨迹题刻，可分为诗歌、楹联、摩崖匾额等三类。

康有为在雁荡写有九首诗作，皆与蒋叔南有关。《雁荡以灵岩为美，屏霞庐踞之，为雁荡第一胜处，再赠以诗》：“背倚屏风百丈霞，美专林壑擅为家。悬崖终岁跳珠玉，近海行厨足蟹虾。如是潮音闻昼夜，不空山色老松花。安禅谷里诃梨勒，帝释岩中播耨迦。”描写了屏霞庐独得林壑之美及其主人的生活情趣。

康有为在雁荡撰写的楹联较多。大荆东里蒋家台门有一副对联：“古之遗爱亦名东里，天生我才只看南山。”横额为“亦澹荡庐”。此联为蒋叔南32岁“解甲归雁荡”退隐时自撰，请康有为题写。故联额上有“叔南仁兄属题，天游化人”等字，左款下盖“天游堂”阴文印章。上联旁有“叔南仁兄筑室月撰语属”，下联旁题“乙丑康有为”五字。蒋宅台门现已毁，联、额由蒋氏晚辈保存完整。

小荆王家台门有一联：“西山爽气迎双阁，东晋流风第一家。”横额为“万峰环拱”。联额阳文行书，自右而左，横写，右上有“甲子春”三字。左款题有“天游化人”和盖有“天游堂”印章。左联题款“康有为”，盖有“南海康氏”阴文印章。据说王家为了感谢康有为题联，特地请了一位粤菜厨师，做了一桌丰盛的广东菜宴请他。联、额字迹清楚，刻工精致，保存完整。

蒋叔南曾在下灵岩村紫霄嶂顶的仰天窝，盖了三间平屋，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康有为赠蒋叔南一联：“瓢饮唯三径，岩栖在百层。”联句选自杜甫长诗《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中两句。大龙湫龙壑轩门口有联：“一峰拔地起，有水从天来。”此联曾在“文革”期间随龙壑轩同毁于火，现据《雁山一览》所载，放大重刻，悬于新建的龙壑轩门口。

康有为的题崖题额有七处，除大龙湫连云嶂西壁上的“白龙飞下”四个大字外。还有“蒋仁济堂药店”、“大荆通俗图书馆”、“灵岩寺”、苦竹洞的“天阶”、东石梁洞的“天然第一”、“耆英”等，现仅存“白龙飞下”、“蒋仁济堂药店”和“天阶”等三处。

张大千二画龙湫

1937年春，现代国画大师张大千结伴游览了雁荡山，并以雁荡山水为题材，创作了《大龙湫图》、《西石梁瀑布图》两幅山水画。其中《大龙湫图》还先后画了两次。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权，后改名猨、爰，字季爰。画室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九岁开始随母姐学习书画，12岁时被地方上称为“神童”。16岁在重庆求精中学时，因擅长画古装仕女，有“张美人”之称。18岁随兄张善子赴日本留学，学习染织，兼习绘画。20岁回国，寓居上海，先后拜曾农髯、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诗词。21岁时，逃婚至松江神定寺削发为僧，法号“大千”，故世人称“大千居士”。三个月后，因不肯烧戒而逃离寺门，以行乞化缘为生。不久被哥哥找到，押回内江老家完婚。1936年，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1950年离开大陆，先后旅居印度大吉岭、阿根廷曼多西、巴西圣保罗等地，1972年侨居美国。先后出访美、法、日等数十个国家，并在那里举办画展。1976年，78岁高龄的张大千举家回国，移居台北，1983年4月2日病逝，享年85岁。有《张大千画册》、《张大千书画集》等。

张大千一生精力旺盛。26岁开始蓄须，红颜长髯，健步如飞，谈笑风生，迷恋京剧，精于烹调，讲究衣食住行，既追求中国古典传统意趣，又拥有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他是20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国画大师，绘画、书法、篆刻、诗词无所不通，有“当代石涛”之称。尤精于绘画，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走兽、果蔬样样精通；工笔、写意、没骨、青绿、水墨，无所不擅；是拟古神手，仿古可以乱真。始习清初四僧（朱耷、原济、髡残、弘仁）画风，抗战期间泛涉各家，后去敦煌莫高窟等地临摹三年，超越宋、元、明、清，而上接北魏、隋、唐，遂创自己的艺术风格。年轻时，已与齐白石齐名，并称“南张北齐”。其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泼彩与泼写兼施，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成为一代画宗。西方把他和毕加索并称为“世界当代绘画艺术双星”，誉为“东张西毕”。美国纽约世界美术协会推崇他为“全世界当代第一大画家”。

1937年3月，在南京举办了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后，展会发起人张大千与审查委员于非闇、黄君璧、谢稚柳等著名国画家，由温籍著名金石书画家方介堪陪同，结伴来到雁荡山，住在一家名叫“雁影山房”的旅馆（今雁荡中学所在地）。两天时间，他们先后游览了灵峰、灵岩、大龙湫、中折瀑、净名坑等雁荡主要景区的奇峰异嶂、飞瀑流泉，曾在净名寺铁城嶂前合影。游览铁城嶂时，张大千对方介堪说：“我断定雁荡山在几千万年至一亿多年前是火山地带，后来沉没海中，岩石受到海水的侵蚀；再后来逐渐露出海面；再后来呢，又遇到冰河期，遭到冰川、洪水的侵袭，岩石又进一步崩解和剥蚀，于是形成今日雁荡山奇丽怪特的山貌。”画家认定雁荡山是座古代的火山。

张大千一行游雁荡山时，当时乐清县县长张玉麟向他索画。于是在离开雁荡前，在旅舍拼上两张八仙桌做画案，铺开一张宣纸，张大千开始挥毫泼墨，一会儿就画成了一幅云烟横飞、气吞丘壑的雁荡山色图，取名《大龙湫图》。图上题有《谒金门》词：“岩翠积，映水渟泓深碧。中有蛰龙藏不得，迅雷惊海立。花草化云狼藉，界破遥空一掷。槛外夕阳无气力，断云归尚湿。”突然，张大千连叹：“可惜，可惜！”因为没有印章压纸。一幅国画，须有诗、印相配，才堪称上品。方介堪接着说：“不要发愁了！”于是拿出随身所带的刻刀，找来一方章石，细细揣摩一番，便持刀刻了起来，不久印章刻好，染上丹泥一盖，眼前就出现了清秀的“东西南北之人”六个白文篆字。此印章系即兴挥刀之作，不知现存何处。

印章文“东西南北之人”，是指当年同游雁荡的五人：江苏常州谢稚柳、浙江温州方介堪（东）、四川内江张大千（西）、广东南海黄君璧（南）、山东蓬莱于非闇（北）。这段现代文化界的佳话，已被载入中国文化史册。谢稚柳（1910—1997），中国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名稚，字稚柳，晚号壮暮生，斋名鱼饮溪堂、杜斋、烟江楼、苦篁斋，江苏武进人，历任上海文保会副主任、上海博物馆与西泠印社顾问、上海美术家协会及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方介堪（1901—1987），金石书画家，原名文渠，字溥如，后改名岩，字介堪，室号玉篆楼、蝉园、晚香堂，温州人，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黄君璧（1898—1991），国画大师，原名允瑄，本名韫之，号君璧，晚号君翁，室名白云堂，广东南海人，后居台湾，曾任中央大学艺术系、台湾师大美术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委员。于非闇（1889—1959），画家，原名于照，字非厂，别署非闇，又号闲人、闻人、老非，满族，山东蓬莱人，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画院副院长、中央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西石梁瀑布图》画幅126厘米×56.3厘米，纸本。此画为工笔小青绿山水，构图严谨，用笔精到，色彩清丽。中景西石梁瀑布于幽谷中奔泻而下，右侧高崖画有一棵苍松。近景石坡上有一老翁坐观飞瀑。画面清幽奇颖，气象博大高远，是画家青年时期一幅巨作。画上有题词《点绛唇》一首及跋文158字，记述游雁荡情况。《点绛唇》词：“石栋飞虹，砉然匹练垂天际。跳珠委珮，逶迤沾衣翠。荡涤烟云，人在蕊宫里。空凝睇，明朝吟思，梦掬银河水。”跋文为：“雁荡山奇水秀，微苦无嘉树掩映其间耳。此写西石梁瀑布，因于岩石上添写一松，思与黄山并峙宇宙也。图成更倚《点绛唇》题之。春间与蓬莱于非闇、南海黄君璧、武进谢稚柳，同游兹山，永嘉方介堪为乡导，下榻雁影山房。乐清张令索予辈作画。其时诸人皆无印，乃由介堪急就凿一章，文曰‘东西南北之人’。迄今诸人风流云散，唯予非闇犹得朝夕相见耳。偶忆及之，因书画上。丁丑秋九月，蜀郡张爰大千文。”这幅《西石梁瀑布图》是张大千在雁荡时创作好画稿，回到上海后，于同年9月完成。

1979年，81岁的张大千在箧中翻到了《谒金门》词作，勾起了当年畅游雁荡山的回忆，于是又重画了《大龙湫图》。他以晚年常用的泼墨泼彩手法作画，布局以大龙湫为主体，瀑布自悬崖飞泻而下。构图简练，画面水墨淋漓，色彩明朗。画上题《谒金门》一词，还题有记游文字近200字，内容与《西石梁瀑布图》跋文类似。此画现收集在台湾省博物馆1980年12月出版的《张大千画集》里。

过年·拜年·拜年帖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旦”，俗称“新年”、“新春”，现称“春节”，雁荡人叫“过年”。

“过年”的来历有一则神话。相传远古时，有一种狼头扁尾四足的怪兽，名叫“年”，平时躲在深山老林（一说深海）里，每逢除夜出来伤人害畜，极其凶残。开始，人们把猪头羊头狗头丢在门外，让“年”饱餐一顿后离开，以保人畜平安。后来，发现“年”怕火，惧红，畏响声，于是就在庭院里烧火堆，叫“庭燎”；在门上贴红帛，叫“春帖”；把带节的竹子丢进火里烧出哔剥声，叫“爆竿”，如此通宵达旦，终于把“年”吓跑了。次日清晨，相互贺喜，叫“拜年”。因此，民间把除夜叫做“年关”，意思是逃过“年”的伤害如同过关一样，欢度春节叫“过年”。古老的驱“年”活动，后来逐渐演变成了贴春联、放爆竹、围炉守岁和拜年等年俗，至今盛行不衰。

雁荡人家过年时要贴春联，放爆仗。每逢大年初一凌晨，家家开门放爆竹，谓“开门炮”，象征“早进财”。晨起开门后，忌再重行关门，忌向门外泼水、扫地、倒便桶。是日，男女老幼穿新衣，戴新帽，穿新鞋。农民不干活，商家不经商，妇女不缝纫，俗忌剪裁、砍伐，忌诅咒骂人，不打骂孩子。喜行善乐施、修桥铺路、进庙烧香。三餐吃得好好的，早晨吃除夕煮到大年初一的粽子，中餐吃年糕，晚上吃白米饭。民间娱乐有象棋、扑克、麻将、看戏、游山玩水等，一般都不远行。旧时初二或初三早上，各家各户都要举行向天祭祀仪式，称为“接佛落地”。此后，一切禁忌解除，商家先后开门营业。

拜年，古时又叫“贺年”、“贺岁”、“拜节”等，是古今盛行的新年节俗。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士大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宋代柴萼《梵天庐丛录》载：“男女依次拜家长辈，主者率卑幼出谒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雁荡人家大年初一早起，幼辈向父母及长辈拜年。平辈互相拱手拜年，互致“新年好”、“恭喜发财”等贺词。除丧家在初一二举行吊唁外，一般人家都在初三开始至月半，外出向亲友拜年。新婚夫妻初次到岳家拜年，叫“拜头年”；后辈到丧事人家拜年，叫“拜新年”；平辈回拜叫“回年”。拜年时，必提篮携包带礼品前往。礼篮内有一把绿豆面，也有用小面（粉干）。有一只斧头形的纸包，包内放桂圆、荔枝、元枣、柿饼等类干果，俗称“纸蓬包”。篮底还有当地出产的时鲜物品，海边人用鲜蛏、泥蚶、带鱼等，山里人用冬笋、鲜猪肉等。拜年客到来，主人要招待茶点、点心。这碗点心一般为炒年糕，大半碗是虾干、蛏干、螟蜅干、金针、冬笋、蛎勾、鲜肉、鸡蛋等配料。当天拜年客来得多的人家，中午还要留吃新年酒。带孩子拜年，要给孩子压岁钱，又称“压肚兜”。礼篮内绿豆面、纸蓬包留着，回拜时送回，篮底礼物要换新。拜年客回家，礼篮内要放冬米糖、芝麻糖、番薯饯、甘蔗、花生、荸荠等糖果或水果，称为“回篮”。我国宝岛台湾称拜年为“走春”，要互说吉利话，主人用九龙盘或木盆装糖果请客，以鸡蛋、莲子、红枣煮成的甜茶招待。藏族同胞拜年时要敬献哈达。回族同胞拜年时要互送香油。布依族男女青年互相串门拜年，结伴游玩，尽兴方归。

封建时代，士大夫自诩清高，不肯亲自登门拜年，以互送拜年帖代替。拜年帖，现代俗称“贺年片”、“贺卡”，上边除了写有姓名、别号、籍贯、官职外，还有“恭贺春禧”、“敬祀年禧”等吉祥语。拜年帖，源于汉代的“谒”。谒，“以札书姓名”，原为下属晋见上司时用，是一种原始的名片。拜年帖历代不断变异，名称也有变化。赵翼《陔余丛考》载，西汉时无纸，削木书字，故又称“刺”、“名刺”。后来，在织锦上绣红绒字，叫“衣帖”。东汉时，以纸代木，称为“名纸”，六朝时简称“名”。唐代叫“门状”，宋时还别称“手刺”、“牒片”，明清时曾称“寸楮”、“红单”等。诸人获《坚瓠集》载：“拜年帖初用古简，写有称呼。康熙年间易为红单，仅书某人拜贺字样，以便通用。”

唐宋时，士大夫和文人雅士之间，盛行互送拜年帖，称为“飞帖”、“送门状”。宋朝周煇《清波杂志》载：“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一般士大夫只差细仆持名刺代往，曰为飞帖。”《良斋杂记》载：“拜年无论识与不识，望门投状，宾主不相见，登簿而已。有帖到而人不到者，宋时已然。”《吴郡志》中也有“互相投帖，以多为贵者”记载。清代范来宗《拜年诗》：“走贺纷闻岁龠更，素非识面也关情。添丁夸列怀中刺，过午飞留簿上名。”古时送拜年帖闹出了不少笑话。周密《癸辛杂识·送刺》中有一则笑话：有一年春节，有个名叫吴四丈的人，一时无仆役可送名刺。正在门前徘徊时，适逢友人沈子公的仆人送名刺来。他拿过名刺一看，千篇一律。于是灵机一动，一边热情地请沈家仆人喝酒，一边偷偷地换上自己的名刺。沈家仆人没有发觉，仍然到处投送，其实送的都是吴四丈的名刺，一时传为笑谈。可见，当时送门状已流为虚应故事的一种客套。文征明作有一首《拜年》诗：“不求见面唯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间嫌简不嫌虚。”真是一诗切中时弊。

新中国成立后，雁荡乡村组织了“拜年队”，敲锣打鼓地到烈军属家里拜年，贴春联，赠送慰问信。近年来，虽然提着名酒、保健品拜年的人还很多。但是，城乡先后兴起了“新春团拜”、“贺卡拜年”、“电话拜年”、“有奖明信片拜年”、“手机短信息拜年”、“QQ伊妹儿拜年”、网络贺卡等，与时俱进，别有一番情韵。

桃符·春联·贴年画

过年时，雁荡人家盛行贴春联、贴门神、贴年画。春联除了自己书写外，不会写的人家就请小学里的教书先生写，更多的人家是到街上去买。到了年底，大荆、芙蓉镇上的市日，以及白溪街的两个半市日，都有不少人在街头设摊卖春联，边写边卖。他们还把事先写好了的大小春联挂起来，任人选购。琳琅满目的春联，成为迎春街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旧《乐清县志》载：“是日（除夕），换桃符，粘楹帖。”

春联，源于桃符。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阁润笔。”

桃符，原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驱鬼旧俗。远古时，每逢大年初一，人们要在门的两旁各悬一块七寸长一寸宽的桃木片，上写“神荼”、“郁垒”两位神名，或画两位神像，意在驱鬼辟邪。因由桃木板制成，故称为“桃符”，又叫“桃板”、“仙木”、“桃符板”。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门设二板，以桃木为之，而画神荼、郁垒以压邪，谓之桃符。”马鉴《续事始》：“《玉烛宝典》曰‘元日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即今之桃符也。其上或书神荼、郁垒之字。”唐代韦璜《赠嫂诗》：“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

桃符驱鬼习俗，相传始于黄帝，源于《山海经》中一则神话：“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后来，神荼、郁垒就变成了民间门神。

桃符后来逐渐演变成春联。五代时，开始在桃符上题联语，出现了原始的春联。宋代《茅亭客话》说，后蜀主孟昶要求每年除夕，诸宫门各题桃符一副。据《宋史·蜀世家》载，后蜀广政二十七年（964），后蜀主孟昶命学士辛寅逊题桃符，以其非工，就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副春联。到了宋代，开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书写春联了。《词源》：“除夕以红纸书吉语，贴于门上，谓之春联。”故桃符成了春联的别称。宋代赵庚夫《岁除即事》诗：“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清代孔尚仁《甲午元旦》诗：“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挑符老兴偏。”王安石《元日》诗中有“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句。苏东坡也有“退闲拟学旧桃符”句。

春联，古时又叫“春帖”，俗叫“门帖”、“门对”等，雁荡人叫“联对”。到了明代，皇家也流行贴春联。据《簪云楼杂说》载：“明太祖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相传朱元璋曾微服在京城察看贴春联的情景。当看到一个阉猪者已备好笔墨纸，正在等人写春联时，他就欣然命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后来听说此联并未贴在门上，而供存厅堂上，就赐银30两。清代周宗泰《姑苏竹枝词·春联》：“学书儿童弄笔勤，春联幅幅卖斯文。人来问价增三倍，不使鹅群笼右军。”现在，春节时城乡仍然盛行贴春联。

年画历史悠久，始于尧舜时代，源于门神画。门神，我国旧俗贴于门上的神像，是把守门户、驱魔辟邪、保家平安的保护神。《月令广义·十二月令》载：“道家谓门神左曰丙丞，右为门尉。盖司门之神，其义本自桃符。以神荼郁垒避邪，故树之于门。后世画将军朝官诸式，复加爵鹿蝠喜宝马瓶鞍等状，皆取美名，以迎祥祉。世俗传来已久，未考昉于何代。”张劭《门神》诗：“功名一纸笑空虚，也比凌烟画影初。每到残年催致仕，却逢新历当除书。衣冠滥买光朱户，灵爽难邀式敝庐。腹负将军痴宰相，赫然相对立何如。”

历代门神有所变化，最早为神荼、郁垒，画像丑怪凶恶，后来出现了持帚执刀的勇士。晋代门神是披甲持斧的将军。最流行的门神是仗剑执锏的唐代开国元勋秦叔宝、尉迟恭。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载，相传唐太宗生病时，闻宫门外有鬼魅呼号，以告群臣。秦叔宝请与尉迟恭戎装立门下以伺。太宗准奏，夜果无事。皇上不忍心两位爱将夜夜守宫门，乃命画工图两人像，悬挂宫门左右。不久流入民间，后世沿袭为门神。明清时，乌帽朝服的天官、捉鬼的钟馗以及温（峤）、岳（飞）两元帅也都成了门神。清代陆伟堂《门神诗》：“魁壮画图传，相逢又一年。悬桃兮度索，辅李识凌烟。要籍当关妆，能为辟恶先。还赢钟进士，重五暂乘权。”

年画，是一种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画，因在农历新年时张贴，故名。传统年画多用木板水印，大多含有祝福更新的意义，以单纯的线条、鲜明的色彩，表现热闹、愉快的画面，如“春牛图”、“五谷丰登”、“年年有余”等。隋唐时，木刻年画开始兴起。宋代的年画称为“纸画”、“帖子”，开始出现了着色或套色的木刻年画。宋版木刻年画《随期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画有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等古代四大美女，俗称“四美图”，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刻年画。清代中叶，年画更为盛行，年画产地很多，各有地方特色，其中直隶天津杨柳青（今属天津市）、山东潍坊杨家埠、江苏苏州桃花坞、广东佛山、河南朱仙镇和四川成都绵竹等地的产品最著名，成为驰名中外的“民间木刻年画”产地。

我国传统年画品种很多，琳琅满目。除门神画外，主要有中堂、条屏、斗方、月光、门童、桌围、窗旁、灶马、炕围、灯画和历画等。20世纪初，上海兴起了胶版印刷的“月份牌”年画，多用作商业广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年画，更加绚丽多彩，美不胜收。

爆竿·炮仗·放烟花

古往今来，逢年过节，红白喜庆时，都要打炮仗，放烟花。雁荡人家，除夕关门入睡前，要打“关门炮”；大年初一清晨早起，要打“开门炮”，象征“辞旧迎新”。祭灶、谢年、接佛落地等祭祀仪式时，也要打三只大炮仗。真如清人《竹枝词》描述：“亲知邀酌团年酒，儿女同争压岁钱。爆竹千家声未息，六街车马闹如烟。”

炮仗，又写作“爆仗”，大名“爆竹”，源于“爆竿”。爆竿是“火烧（竹）子”，就是“以真竹著火爆之”，乃是最原始的炮仗。据《神异经》记载，远古除夕时，把有节的竹子放进火堆里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用来驱除山魈恶鬼，或者驱“年”。后来，逐渐形成了“岁旦爆竿于庭”的习俗。唐代来鹄《早春》诗：“新历才将半纸开，小庭犹聚爆竿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除夕）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范成大《爆竹行》诗：“岁朝爆竹传自昔，吴侬政用前五日。食残豆粥扫罢尘，截筒五尺煨以薪。节自汗流火力透，健仆取将仍疾走。儿童却立避其锋，当阶击地雷霆吼。”诗人生动地描写了除夜打炮仗的情景。据说西方除夕时，要用各种方法敲打器具或扔出破烂瓶罐，发出响声来吓鬼驱怪。我国先人用爆竿来驱魔除邪，比西方人更文明更有雅趣。

真正用火药制作爆仗，大约始于六朝。初唐时，李田在小竹筒里装入土硝，点火爆炸，用来驱山岚瘴气，这是炮仗的雏形。火药发明后，相传六朝马钧用多层纸张密裹火药，接上药线，制成了炮仗。玩时用火点燃药线，引起火药爆炸，发出巨响。开始是单响，后来出现了双响和各种花炮。陆游有诗：“老人喜时节，良宵有爆竹。”南宋时，有人用麻绳药线把一个个小炮仗编连成串，制成了鞭炮，点燃后响声不绝，俗称“百子炮”。明清两代，炮仗的种类增多，有起火、小鞭、大雷子、二雷子、地老鼠、滴滴金、一条龙等，形成了名闻遐迩的“南鞭北炮”。“南鞭”指江西万载、宜春、萍乡和湖南浏阳等地生产的鞭炮；“北炮”指河北武清、宁河等地生产的双响。明代黎淳《爆竹》诗：“自怜结束小身材，一点芳心不肯灰。时节到来寒焰发，万人头上一声雷。”《红楼梦》中有一则“爆竹”谜语：“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头相望已成灰。”

烟花，又叫“焰火”，古称“烟火”，是我国发明的传统民间工艺品。烟花由炮仗演变而来，大约始于隋唐，盛于宋代。北宋时，已出现了能显现戏曲人物形象的“药发傀儡”，这是史载最早的造型烟花，又叫“架子烟花”、“盆景烟花”。南宋时，节日放烟花尤其盛行。周密《武林旧事·元夕》中多处记叙了当时都城临安（今杭州）元宵节放烟花的盛况：“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于是乐声四起，烛影纵横，而驾始还矣。”这是说宋孝宗驾临宣德门观鳌山至深夜，再看了烟花才回宫。当时除皇宫外，达官巨贾家里也都要放烟花，“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张府，蒋御药家，间设雅戏烟火。花边水际，灯烛灿然，游人士女纵观”。当时，西湖边的贸易市场上，已有名为“赶趁人”的商贩在出售烟花、爆竹等。可见爆竹、烟花已成为民间娱乐品了。南宋时，中国烟花已开始在东南亚、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各国市场上出现，成为我国传统的出口商品。明代，造型烟花制作已极为精妙。相传马士英曾特制了一架装有机关的烟花献给皇帝，施放时飞龙盘柱，活灵活现，神奇壮观。当时烟花品种还有珍珠帘、蝴蝶双飞、九龙抢珠等花色。明代瞿佑《烟火戏》诗：“天花无数月中开，五色祥云绕绛台。随地忽惊星彩散，飞空旋作雨声来。怒撞玉斗翻晴雪，勇踏金轮起疾雷。更漏已深人渐散，闹竿挑得彩灯回。”明清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广东东莞、广西合浦、江苏苏州和浙江温州等著名烟花产地，产品蜚声全球。

现代烟花造型别致，结构奇巧，品种繁多，一般可分为造型、吊线、手持、地面、水面、低空、高空和旋转升空等八大类数以千种。水面烟花“水莲花”，在粼粼碧波上急速旋转，银光四溅，红莲怒放，十分壮美；高空烟花“暴风骤雨”，在漆黑的夜空中爆发，电光闪闪，雷声隆隆，银雨点点，有声有色有形，十分壮观；吊线烟花“喜灯”，由60多个部件组成，挂在长竿上施放，旋转喷花，五光十色。烟花放尽，底座脱落，竟垂下一条吉语喜幡。这时，烟花变成了一盏六面体彩灯，明烛高悬，晶莹透亮，煞是好看。真是匠心独具，令人叹为观止！近年来，浙江省泰顺县“药发木偶”重现于世。药发木偶又称“琼花木偶”、“树花木偶”，新中国成立之初被专家断定已失传。这种民间艺术瑰宝，一架由3至4担木偶和15至20层烟花轮组成。点燃后，木偶相继从担内蹦跳而出，或飞翔升天，或不停旋转，或连翻筋斗，或腾云驾雾。同时，五彩缤纷的烟花冲天怒放，层层叠叠，状如树花，煞是好看！

烟花为什么会发出五颜六色的绚丽光芒呢？这是化学品在变科学“魔术”。因为金属离子的外层电子受热激发，会放射出奇光异彩来。不同的金属离子，会发出不同的颜色。硝酸锶发出红光，硝酸钠、草酸钠发出黄光，硝酸钡发出绿光，碳酸铜发出蓝光，硝酸钾发出紫光，铝镁粉发出白光。把两三种化学品混合在一起，就会发出五彩缤纷的彩色光芒了。

烟花色彩的奥秘，于100余年前被德国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生和德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夫发现，从而创立了光谱化学分析法。科学家还利用“焰火实验”，发现了不少新元素。用焰火原理制成的各种信号弹，广泛用于军事指挥、通信联络。

灯彩·灯谜·闹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元宵，又叫“元夕”、“元夜”、“上元夜”。道教称为“上元节”。因是农历第一个月圆之夜，故名。又因元宵时家家张灯结彩，俗叫“灯节”。唐代崔液《上元夜》：“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最可怜。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宋代欧阳修《生查子·元夜》词：“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明代何景明《元夕怀都下之游》诗：“忆昨长安元夕来，王侯弦管上楼台。”

古往今来，元宵节有赏灯、滚龙、舞狮、猜灯谜、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放烟花、吃汤圆等文体休闲活动，不少旧俗至今仍在盛行，故有“正月十五闹元宵”之说。

元宵节的来历，相传与汉初讨平诸吕之乱有关。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杀尽开国功勋，重用吕氏族人。后来，太尉周勃与陈平设计，于正月十五戡平“诸吕之乱”，迎立汉文帝刘恒，后将平乱的正月十五日定为元宵节，以示纪念。是日，皇帝出宫游玩，与民同乐。一说汉武帝尊祀太一天神，定正月十五日为上元燃灯节，开禁放夜。唐代徐坚《初学记》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之辰。”东汉明帝提倡佛教，曾于上元夜至寺院燃灯表佛，元宵节又与佛教有了关系。

燃灯，又叫“放灯”、“观灯”。汉时，元宵节只有一夜，都城治安官金吾不夜禁，叫“金吾不禁”。汉明帝永平年间，曾下诏“步步燃灯30里”，遂成节俗。隋大业六年（610），炀帝在洛阳端门外设八里戏台，调集三万名演员乐师，载歌载舞，可算历史上最铺张的一次元宵节活动了。唐代元宵节有三天，观灯夜游盛极一时。睿宗时，有一座灯轮高达20丈，悬灯五万盏，千余名少妇在灯下踏歌。玄宗时，有一座灯楼像30间房屋那么大，高达150尺。杨贵妃大姐韩国夫人的百枝灯树，高80丈，百里以外都能看见。唐睿宗先天元年（673），京师安福门外的灯轮高20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蔚为壮观。苏味道《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李商隐有诗：“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溢通衢。”宋代，元宵增至五六天。南宋时，曾举办过全国灯赛。周密《武林旧事·元夕》载，张灯数千百种，极其新巧，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叹为观止。南宋范成大《灯市行》诗：“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明代元宵节增至10天，为历史上最长时间。唐寅《元宵》诗：“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千姿百态的传统灯彩中，尤以冰灯、龙灯和走马灯最为奇妙。北国冰灯，明清已盛。明代唐顺之《元夕咏冰灯》诗：“正怪火树斗冰妍，忽见清辉映夜阑；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欲生寒；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为语东风暂相借，来宵还得尽余欢。”清代有不少“竹枝词”描写温州龙灯盛况。戴文俊《瓯江竹枝词》：“夜夜银花闹上元，龙灯滚到紫微垣。村姑不怕严城闭，还剩沙钱屉水门。”

走马灯，早在1500年前已出现，是我国发明的珍奇民间工艺品，自动旋转的灯罩，使画面上的马在不停地奔驰，故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宫内，有普贤佛骑狮子灯和文殊佛骑白象灯，佛像口能开，手能动，狮子白象会跑。崔液有诗：“神州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开金口说，空中似放玉毫光。”周密《武林旧事》载，南宋都城临安禁城里，有一座玻璃灯山，高过五丈，景物都装有机关，龙会蜿蜒喷水，凤会展翅飞翔，人物活动自如，栩栩如生，成为诸灯之冠。范成大有诗：“映光鱼隐见，转影骑纵横。”走马灯上的画鱼随着灯照时隐时现，骑兵一队一队地奔驰而过。现代的大型电动走马灯更是精妙绝伦。设计精巧的“三打白骨精”：孙悟空手舞金箍棒，追赶着浑身发抖的白骨精；匠心独运的“金鱼吐珠”：金鱼转眼摇尾，张嘴觅食，口吐气泡。此外，还有“武松打虎”、“天女散花”、“孔雀开屏”、“百花齐放”等。

走马灯为什么会人走马跑呢？《燕京岁时记》载：“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矣。”走马灯内装有一个带叶片的飞轮，当点燃蜡烛时，周围空气受热上升，引起了灯内冷热空气的对流，于是吹动了飞轮，带动了连在飞轮上的各种景物旋转起来了。元朝谢宗可《走马灯》诗：“飙轮拥骑驾炎精，飞绕人间不夜城。风鬣追星来有影，霜蹄逐电去无声。秦军夜溃咸阳火，吴炬宵驰赤壁兵。更忆雕鞍年少日，章台踏碎月华明。”据说科学家受到走马灯的启迪，发明了飞机上的燃气涡轮发动机。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走马灯是中国古代人民的一项重要发明。

灯谜，雅称“灯虎”、“文虎”，其中以诗为谜面的诗谜称为“诗虎”，猜灯谜称为“射虎”，猜诗谜称为“打诗宝”。猜时要相互商讨、揣摩和推敲，故又称“商灯”。

灯谜源于民间的口谜，南宋时已盛行。当时有些文人雅士把诗谜或画谜贴在元宵灯彩上，供人们猜射，故名。周密《武林旧事·灯品》载：“有以绢灯剪写诗词，以寓叽笑，及画人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明代朝廷规定，元宵闹灯粘谜于灯上，任人商略。《陶庵梦忆》载：“于十字街头搭木棚，挂大灯一，俗曰悬灯，画四书、千家诗故事，或写灯谜，环立而猜射之。”可见古时元宵灯谜之盛。

坟灯·涸龙·滚狮子

在雁荡元宵节民俗中，最流行的是送坟灯、舞龙灯和滚狮子。

旧时元宵，雁荡人家要在锅里炒大米与蚕豆、绿豆、芝麻等，边炒边说：“炒眼，炒眼，炒炒猫儿眼光，炒炒老鼠膜瞠。”豆米炒好后，将其撒在屋梁上，称为“打鼠眼”，意在驱鼠。在水井边、灶门上和每间房内，都点上蜡烛，称为“间间亮”，又叫“照耗”。每家每户要剖竹削篾丝，扎灯糊纸制作“竹灯”，称为“坟灯”，点上蜡烛，送到祖先的坟头，叫“送坟灯”。《乐清县志·岁时风俗》载：“东乡近太平处，元宵煮豆抛梁上，曰‘打鼠眼’。室内、井、灶门、厨皆插烛，曰‘间间亮’，又曰‘照耗’。墓上插竹灯，曰‘坟灯’。”现在，民间“打鼠眼”、“间间亮”等已不多见，但上“坟灯”沿袭下来，成为怀念祖先的一种民俗。

龙灯，又叫“舞龙”、“龙舞”，温州人称“滚灯”、“滚龙”、“滚龙灯”。雁荡人叫“涸龙”。“涸”，读作“hè”，去声，意为“游”。“涸龙”，形象地指出了龙灯的游动状。

龙灯，是历史悠久的奇特民间舞蹈。据考证，源于远古人类祭祀丰收之神田祖时，表演祈雨的雩舞，黄帝时代已有雏形，汉代已盛。《春秋繁露》载，春逢大旱，扎七尺长的赤色大龙居中，又扎六条三丈五尺的赤色小龙，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由壮年男子七人，先斋戒三日，穿着红色衣服，作龙舞以求雨。当时，夏舞黄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在服色上均有统一的规定。唐宋时，龙灯开始成为元宵佳节的文体活动。吴自牧《梦粱录》载，南宋临安元夜，“市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型之蛇蜒如双龙之状”。现代龙灯，各地不同，千姿百态，蔚为大观。温州龙灯品种很多，造型俊美，装饰华丽。一般用木、竹、纸、布、纱、塑料等原料扎成，主要有布龙、纱龙、纸龙、档龙、大纸龙、拼字龙、首饰龙、灯板龙等，形象各有特色，舞姿各有风韵，是集造型、木工、篾艺、扎架、裱糊、绘画、剪纸、雕刻、油漆等工艺之大成，是精美的民间工艺美术品。

雁荡流行板凳龙，龙头龙尾分开，以木料作架，用篾丝扎成，外糊白纸，画上彩画，装饰华美。各村的板凳龙有所不同，总体分为一人扛龙头的“软头颈龙”和两人抬龙头的“硬头颈龙”两种。龙头龙尾中间，由点有蜡烛的数十支灯板组成，一人一板，故名。灯板是一块一米多长的窄木板，中间板下有一支短柄，状似“秧凳”，板上置一盏灯笼，可手擎可肩背。每支灯板之间，用活动插梢连接起来，可连可拆，屈伸自由。龙灯出游时，旗牌开道，锣鼓喧天，民乐齐奏，灯火闪耀，场面壮观。龙灯队挨村挨户游舞，每到一个村的祠堂前，村里要摆香案，陈供品接龙，催龙人要“催龙”，就是唱龙灯歌，每句唱词七个字，内容丰富多彩，大多是祝愿平安吉祥之类的颂语。每唱一句，大锣大鼓配合。板凳龙游龙盘柱时异常壮观：在一块平坦的空地上，灯板一圈一圈围成一盘，把龙尾围在圈内。在一声号令下，灯板同时朝一个方向旋转，越旋越快，板上的灯火连成了大大小小的一只只火圈。在急骤的锣鼓声中，龙头在圈外飞奔翻滚，龙尾在圈内欢舞，令人叹为观止。

雁荡狮子，别具风韵。每逢元宵，华灯初上，炮仗一响，锣鼓一敲，就知道滚狮子来了。全村男女老少纷纷涌向祠堂前的广场观看。狮子在绣球的引逗下，踩着欢快的锣鼓声，时而舔毛抖鬣，时而摇头摆尾，时而张牙舞爪，时而翻滚跳跃，生动活泼，惟妙惟肖，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喝彩声。雁荡狮子，是由两位有武功的壮汉身披狮子皮同舞。狮子皮是以红、绿、黄诸色的长麻线缀在厚麻布上制成，十分厚实，非常漂亮。狮子的眼睛闪闪发光，血红的大嘴巴会开合。雁荡民间有习俗，狮子表演时，常常要受到各种刁难与作弄，意在试一试舞狮者的武功与舞技。有的人在光滑的水泥地上，撒满了圆溜溜的蚕豆子，使舞狮者寸步难移。所以舞狮者脚上穿的是特制的钉靴，以防滑倒；有的人会点燃一只特大的炮仗，伺机塞进狮子皮里。殿后的舞狮者不但时刻要紧裹狮子皮，而且使出真功夫，有力地摆动，灵活地蹦跳，巧妙地把快要爆炸的炮仗压熄或者甩向皮外。

狮子，古名“狻猊”、“狻鹰”，与虎皆称“百兽之王”，相传是汉献帝时从西域月氏国传入中原，后来成为民间吉祥、威武的瑞兽，象征权势、富贵。旧时，宫殿、陵墓、衙署、寺院门外两旁，大多蹲着一对石狮，卷发巨眼，张吻施爪，俗称“石狮子”。皇宫门前有一对铜狮或鎏金铜狮。左边的狮子脚下有小狮，为雌狮；右边的狮子脚踩绣球，为雄狮。狮子最初意在镇宅压邪，后演变为一种威势的象征。民间，狮子象征喜庆、吉祥，俗传雌雄双狮相戏时，毛缠在一起，滚而成球，小狮子便从中产出，故称“双狮滚绣球”。

舞狮，又叫“狮灯”、“耍狮子”，雁荡人称为“滚狮子”，这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舞蹈。舞狮是由西域传入的人兽搏斗舞演变而成。先秦时盛行舞虎，汉时被舞狮取代。南北朝时，洛阳长秋寺佛像出行，已有“辟邪狮子引导其前”。隋代薛道衡诗：“抑扬百兽舞，盘跚五禽戏。狻猊弄斑足，巨象垂长鼻。”唐宋时，舞狮尤盛。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一种“五方狮子”，高丈余，衣五色。白居易《西凉伎》诗：“西凉伎，假面胡子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元稹有诗：“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

舞狮流行很广，形象不同，风格各殊。一般分两人合演的“太狮”和单人独舞的“少狮”。表演风格又有文狮、武狮之别。文狮又叫“熟狮”，功在表情，常以搔痒、舔毛、抖鬣、打滚、缘柱、钻穴、登高等细腻和谐的动作，刻画活泼、温驯的神态。武狮又叫“生狮”，功在技巧，常用跳跃、跌扑、蹿蹦、腾空、翻滚、旋转、踩球等英武激烈的表演，显示刚毅、威猛的性格。此外，按地域还有南北狮子之分。我国以北京单狮、河北双狮、广东醒狮、安徽青狮、广西文狮、湖南武狮、江西手摇狮等最著名。舞狮自古成为杂技的传统节目，至今仍然深受中外观众的欢迎。

近年来，民间狮子流落街头村尾，为婚庆和开业而摇头摆尾，乞爱求赏，喜乎？！悲乎？！

清明·寒食·清明馃

每年4月5日，是我国民间传统清明节，自古有禁火、寒食、踏青、戴柳、上坟扫墓、吃清明馃等习俗。

清明，夏代已有，原意“平治”。因大禹治水患，既清且明，天下太平。秦汉时，清明列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岁时百问》：“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黄庭坚诗：“佳节清明桃李笑，田野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清明是重要节气，农民常以此安排农事。江南农谚有“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种树造林，莫过清明”。魏晋以后，清明成为民间传统节日，相沿至今。

古时清明前一二日，称为“寒食节”，源自一则“士甘焚死不公侯”的故事。

春秋时，晋献公宠爱王妃骊姬，想把王位传给骊姬生养的幼子奚齐，就借故杀了太子申生。太子胞弟重耳被迫逃亡国外19年。重耳流亡期间，历尽艰险，有一天与随行人员在魏国山区迷了路，几天没有吃东西，饿得头昏眼花，再也走不动了。重耳坐在一张破席上，绝望地仰天长叹：“重耳一死事小，恐怕晋国百姓就难得能有康乐了！”随从介之推心有所动，跑到僻静处，忍痛割下自己腿上的一块肉，煮成肉汤送给重耳充饥。重耳食后得知实情，感激地对他说：“你这样待我，我将用什么报答你？”介之推说：“我不求报答，但愿公子不忘民间疾苦，多思治国之方，将来做一个清明的国君。”

重耳当上国君后，整治内政，平定内乱，增强国力，成为当时的霸主、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晋文公遍赏随他流亡的人员，独忘劳苦功高的介之推。介之推并不居功争仕，背起老母，哼着《龙蛇之歌》：“有龙矫矫，顷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游天下。龙入深渊，得其安所；有蛇从之，独不得甘雨。”上绵山隐居了。后有人为介之推鸣不平，悬书宫门：“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怒，终不见处。”于是，晋文公忆起旧事，想到了介之推，心中有愧，就派人去请他出山。但是，搜遍山野找不到介之推。晋文公深知他是孝子，就在清明节前夕，下令三面焚山，想逼他下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介之推宁死不愿当官，母子俩抱着柳树被烧死了。移尸安葬时，发现树洞内有一份血书：“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无愧，愿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闻报后，百感交集，十分痛惜，就伐柳制屐，穿在脚上，常视屐念道：“悲乎，足下！”“足下”敬辞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介之推，晋文公把绵山封给他，改称“介山”。下令每年介之推被焚忌日，全国严禁生火煮饭，只准吃冷食，以后相沿成俗，于是形成了“寒食节”，又称“禁烟”、“禁火”。沈佺期诗：“岭外送寒食，春来不见饧。洛中新甲子，明日是清明。”寒食与清明时间紧相连，久而久之，两个节日就混在一起了。花蕊夫人有诗：“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

禁火是古老风俗，周代已有。汉末，蔡邕在《琴操》中，开始把禁火风俗与介之推被焚结合起来，一直流传至今。古时节物“寒食”有两种，一是用面粉与枣泥制成枣饼，形如春燕，雅称“之推燕”，用柳枝穿起来，挂在门上，或相互馈赠。另一种是“饧大麦粥”，早一日做好。此外，民间门上插杨，头上戴柳，也是纪念介之推母子。

清明先后七天，雁荡人家要举行家宴，叫“做清明节”，菜肴中要有春笋、鲜蛏、清明馃等，皆取青春之意。雁荡民间也有在坟头聚餐的习俗。雁荡有些村故意推迟到农历四月办节，有“清明长长清，做到端午跟”之说。

清明馃，县西人叫“青叶”，在温州其他地方叫“清明饼”、“绵菜饼”，是寒食古风遗意。清光绪《乐清县志》载：“清明，采绵菜或蓬蒿和米粉为饼，各相馈遗。”《永嘉县志》也有“取蓬蒿揉饼祀先”记载。叶大兵《温州民俗大全·做清明饼》载：“在清明节前，温州城乡家家磨糯米粉做饼，馅以猪肉、笋丝之类，或者嵌以甜糖，俗称‘清明饼’。在山区，则采清明草作饼。清明草，即绵菜，也叫‘米菜’，学名叫‘鼠曲草’，一草生草本。清明季节，会萌生出绵绵白毛细叶，人们采摘叶顶，洗净捣烂，和之糯米粉，以鲜笋、芥菜、肉丁为馅，制饼蒸熟而食。”雁荡清明馃有咸有甜，甜馅多为芝麻拌白糖或赤豆拌红糖制成的豆沙。清明馃，碧绿晶莹，赏心悦目，糯韧适口，清香美味。

清明馃是保健药膳。鼠曲草，中药名“佛耳草”，雁荡人俗称“地绵纽”、“清明菜”。二年生草本菊科植物，茎基分枝丛生，全身密生细细的白毛；叶互生，多为匙形；初夏开黄白色花，我国各地普遍分布。鼠曲草性平，味甘，功能宜肺化痰、止咳平喘、解毒下带，主治非传染性溃疡、咳嗽痰多、支气管炎、寒喘、风湿痛、妇女白带等症，还有降低血压作用。此外苎麻、蓬蒿、马兰头等野菜，也都是有保健治病作用的中草药。

清明馃，是一种独具温州特色的民间时令风俗食品，也是一种独特的绿色食品，值得深度开发。我们可以采用雁荡纯野生原料，科学配比，精细制作，模压成形，真空包装，命名“雁荡清明馃”，端上高档宴席作点心，风味独特；摆在商店出售，成为旅游馈赠佳品，别具一格。

踏青·扫墓·放风筝

清明时节，风和日丽，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正是踏青的好时光。

踏青，历史悠久。魏晋时，在读书人中流行一种名叫“春禊”、“修禊”的活动，类似后来的踏青。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墨宝《兰亭集序》，就记述了绍兴兰亭一次春禊活动的盛况。江总有诗：“上巳娱春禊，芳辰喜月离。”

唐宋时，踏青盛行。唐朝皇帝也爱踏青，常带着后妃嫔娥与文武大臣“幸昆明池踏青”。吴融《上巳日花下闲看》诗：“十里香尘扑马飞，碧莲峰下踏青时。云环照水和花重，罗袖招风惹絮迟。可使无心邀妩媚，还应有泪忆表熙。如烟如梦争寻得，溪柳回头万万丝。”杜甫有“江边踏青罢，回首见旌旗”句。当时踏青又叫“探春”、“寻春”、“游冶”，陈子昂有诗：“寻春游上路，追宴入山家。”李白有“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杨”句。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当时都城汴梁踏青的盛况。周密《武林旧事》载：“清明节前后十日，城中士女艳妆饰，金翠琛缡，接踵联肩，翩翩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吴稚信《苏堤清明即事》诗：“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杨万里有诗：“女唱儿歌去踏青，阿婆笑语伴渠行。”张武子有“帖帖平瑚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句。

祖国疆域辽阔，各地春天到来有先后，踏青时间有早迟。广东、云南等地，春节时就开始踏青。冯应京《月令广义》：“正月初八踏青游冶。”据《岁华纪丽谱》载，福建、江西一带“二月二踏青节，初郡人游赏”。李淖《秦中岁时记》载，陕西、甘肃地区习惯“上巳赐宴曲江，都人于江头禊饮，践踏青草，谓之踏青履”。长江中下游地区清明踏青，《武林旧事》就说“（探春）至禁烟（清明前一日）为最盛”。最迟要算北京地区了，沈榜《宛署杂记》载：“端午日，士人相约携酒果游赏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外满井，名踏青。”这是说北京流行端午踏青。

踏青是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踏青时，观赏山川风光，游览名胜古迹，开拓襟怀，陶冶情操，开阔视野，振奋精神，增长知识，激发创造能力。踏青时，走路，跑步，爬山，涉水，强身健体。

扫墓，又叫“祭墓”，周代已有。秦后，在清明节前后扫墓。汉代称“上陵”、“上坟”，民间祭扫祖坟，帝王祭拜先皇陵园。唐宋时，叫“上墓”、“上冢”。唐开元二十年（732），朝廷下令“寒食上墓”，太学放假三天。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武周高翥《清明日对酒》：“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血泪染成红杜鹃。”黄庭坚有“佳节清明桃李笑，田野荒冢只生愁”句。明清时，扫墓尤盛。《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行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盖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清代家日新《纸钱诗》：“纸钱纸钱谁所作，人不能用鬼行乐。一丝穿络挂荒坟，梨花风起悲寒云。寒云满天风刮地，片片纸钱吹忽至。纸钱虽多人不拾，寒难易衣饥换食。”

雁荡人家盛行清明上坟。《乐清县志》载：“（清明）扫墓而祭，远者乘舟，因以游冶聚饮。尽日而返。”清明，凡有宗祠且有族产的大族，都要祭始祖或房祖，俗称“上太公坟”。祭祖毕，就在宗祠里大摆酒筵，邀请族人聚饮，叫“办清明”。一般大姓宗族都有祖上传下的宗田宗产，每年由族人轮流负责管理，每岁收入，用于操办“清明酒”。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一度废止，近年有些恢复。清明日，家长携子孙带板耜、扫帚、畚箕等上山，铲除野草，打扫坟墓，从坟外掘土培于坟头，俗称“加土”。然后点香烛，放炮仗，焚化金银纸箔，众人在坟前跪拜。扫墓毕，要折几枝松枝、杜鹃花带回家，象征福禄长寿，子孙满堂，家道兴旺，如山花烂漫。现在，城乡开始流行送花篮祭祖。

每逢清明，学校师生怀揣祭文，手捧鲜花，抬着花圈，前往革命烈士陵园，祭拜革命先烈，表示敬仰和怀念之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千里迢迢返乡，纷纷前往陕西黄帝陵、轩辕庙祭祖，表达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祖先的崇敬和缅怀之情。清明扫墓，是古今盛行的民间习俗，是中华民族敬老祭祖的传统美德。

清明时节，在绿野芳原上空，绚丽多姿的风筝，龙腾虎跃，燕飞蝶舞，吸引了多少行人驻足仰首观看。

风筝，又称“风鸢”、“纸鸢”、“纸鹞”，源于我国。先秦时，鲁班、墨翟制过原始风筝木鸢。相传韩信剖篾扎架，糊帛引线，放飞升空，发明了风鸢，用来估测未央宫的方位，欲以凿地道攻入。韩信还用风鸢载人飞到被困在垓下的楚营上空，唱起楚歌涣散军心，给后世留下了“四面楚歌”的心理战佳话。唐时，风筝始为玩具。《询刍录》载：“初五代汉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作声如筝鸣，俗称风筝。”南宋时，杭州盛行“斗风筝”。《武林旧事》载：“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为负。”明清时，风筝盛极一时。《北京竹枝词》：“风鸢放出万人看，千丈麻绳系竹竿。”

风筝造型精美，品种多样，可分为硬膀型、软膀型、水桶型和排子型四大类，品种有人物、动物、物品等。大龙筝可长达百米，超微型蝶筝可装入火柴盒内。风筝曾在战争、生产、科学实验中起过神奇的作用。我国风筝很早就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阿拉伯诸国，不少国家常举办国际风筝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学》中，把风筝列为中华民族向欧洲传播的重大科学发明之一。

端午·香袋·麦油煎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端午节，自古有吃粽子、赛龙舟、插艾叶、挂菖蒲、佩香袋、贴钟馗、喝雄黄酒等习俗，不少习俗至今仍在流行。

端午节俗起源，古籍记载很多，传说纷纭。比如龙舟竞渡，除纪念屈原外，还有以下四种说法：一说纪念伍子胥。东汉邯郸淳《曹娥碑》载，公元前584年，吴王夫差赐剑命大夫伍子胥自裁，尸体投入曹娥江。东吴百姓驾舟追寻他的遗体，后来就形成了“划龙舟迎伍君”的民俗。二说训练水军。西汉《越绝书》认为，勾践为了灭吴复国，于端午日坐龙舟指挥竞渡，秘密操练水军。复国雪恨后，以龙舟竞渡欢庆胜利，后相沿成俗。《越地书》中有竞渡“起于越王勾践”的记载。三说哀悼孝女曹娥。《会稽典录》载：“女子曹娥，会稽上虞人。其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悬江溯涛迎波神时溺死，不得尸骸。娥女十四，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日，遂投江而死。”当地人为纪念曹娥尽孝，形成了端午划龙舟风俗。四说吴越图腾祭。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中认为：五月五日是龙的生日，吴越人以龙为图腾，奉龙为始祖，认为自己是龙子龙孙，每年端午都要举行盛大的龙图腾祭，把各种食物装在竹筒中或裹在树叶里，投入江中献给龙。还要在欢快的鼓乐声中竞划龙形独木舟，后来演变成了食粽和竞渡了。此外，一些兄弟民族同胞划龙舟，也各有说法。

隋朝前后，竞渡、食粽开始与纪念屈原联系起来。《隋书·地理志》等古籍介绍，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遭馋被流放的楚国大夫屈原，饮恨含冤，怀石自投汨罗江。荆楚人民热爱诗人，纷纷竞划渔舟，希望打捞他的遗体，后来就演变成了龙舟竞渡。《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江，伤其死，故拼命舟楫以拯之。”古诗曰：“艾虎悬门日，龙舟竞渡时。屈原遗恨在，千载楚人思。”唐代文秀《端午》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余靖也有“龙舟争快楚江滨，吊屈谁知特怆神”句。

唐代，民间始兴端午挂钟馗像。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载，相传唐明皇端午午休时，梦见小鬼在偷他和杨贵妃的东西。后来，头戴破帽，身穿蓝袍，腰系丝带，脚着朝靴的钟馗把小鬼吃掉了。唐明皇就命宫廷画师吴道子画了钟馗像，悬于宫门，用来辟邪驱鬼。后来传入民间，变成了门神。清代施襄有词：“艾绿蒲青重午时，家家一向挂钟馗。”

香袋，又叫“香囊”、“香包”、“香荷包”等，古称“橐”、“容臭”，早在2000余年前就成为衣饰品。《礼·内则》载：“衿缨皆佩容臭。”郑玄注：“容臭，香物也。助其形容之饰，以缨系之。”三国·魏繁钦《定情》诗：“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刘伟明有“西清直寓荷为橐”句。香袋是一种精美的民间传统工艺品，用各色花碎布头，拼接缝成狮子、老虎、小狗、小猫、小兔、金鱼、粽子、八卦、木鱼、桃子、橘子、石榴等形状，下垂彩色缨子，千姿百态，五光十色，非常好看。内含棉絮及丁香、茴香、白芷、细辛、山柰、甘松等芳香药物，常挂在孩子的颈部，垂于胸前。或系于衣襟，或悬在床帐，芳香浓郁，散浊保健。

端午节，雁荡人不吃粽子，而是吃麦油煎，粽子是在春节时食用。

麦油煎，又叫“锡饼”，是一种用麦粉制成的薄饼。端午那天早上，家家把藏了一年的鏊盘（一种圆形平底铁锅）取出来，清洗干净后，晾干，在锅底薄薄地涂上一层菜油，据说不会粘锅。接着，把早已磨好的小麦粉置于盆中，加水揉捏成粉团。再慢慢地适量加水，调制成富有黏性的浆糊状粉糊，这时可以摊麦油煎了。在中堂的地上用砖块搭一只简易炉灶，或用一只缸灶，架起鏊盘，下面用小柴爿生起火。当鏊盘烧热后，用干净的碎布蘸一点菜油，在锅面上抹一遍。然后，用右手取一块粉糊，从鏊盘外边开始，按逆时针方向往里面抹圆圈，使鏊盘薄薄地粘上一层粉糊，用文火稍烙。一会儿，薄饼熟了，边上翘了起来，左手就抓住轻轻地往上一揭，一张焦黄的大圆饼做成了。因为像锡箔那样薄，所以又叫“锡饼”，有的地方叫“薄饼”。麦油煎两张叠在一起，对折又对折，称为“一筒”，放好备食。

雁荡人吃麦油煎别有一番风韵。端午日中午，家家都要煮一桌菜肴，有下酒菜也有麦油煎的馅料，全家人和亲友一起，喝酒吃菜尝麦油煎，欢度端午节。吃时，把折起来的麦油煎打开，摊在桌面上，分别挟一点香葱、韭菜、绿豆芽、肉丝、鸡蛋丝、茭笋丝、豆腐干丝等自己爱吃的馅料，还有必备的炒小面，放在锡饼上，一头封住卷起来，饱满的一大筒。一口咬去，可品尝到多种菜肴的味道。一二筒吃下去，肚子就饱了。

麦油煎的由来，一时难以查考，大约是由古代的春卷演变而成。春卷皮薄如纸，透明酥脆，馅香味美，形状与麦油煎类似，只是制法和风味不一样。雁荡人端午吃麦油煎之风，据说源于晋代的吃生菜的习俗。当时，人们把五种生菜一起放在盘子里，每人吃一口，说是能把人间的尘气消除掉，表达了防病保健的良好愿望。宋代，把多种生菜经过加工煮熟，用绢帛包裹起来，于端午日投入江中祭祀屈原。这种“绢饼”大约是锡饼的雏形。

其实，吃麦油煎是农家“尝新庆丰收”的一种民风。端午时节，正是雁荡小麦收获的季节，也是大米、番薯干吃完了的“青黄不接”之际。这时，农家开始以小麦为主粮。麦食品种很多，当地人把小麦磨成粉，揉成粉团，切成麦条煮食，俗称“麦羹”。还有做成又圆又薄的麦饼，内馅咸菜炒虾皮等物，称作“麦馃”。雁荡麦馃与著名的永嘉麦饼相比，显得皮薄料鲜，精致美观。雁荡人端午吃麦油煎，有“小麦尝新”之意。

麦油煎是温州独具地方风味的小吃，应该在旅游饭店的筵席和自助餐中占有一席之地。

艾虎·菖剑·雄黄酒

端午节，是古时卫生节，除扫院、掸尘、熏烟以外，还有挂艾虎、悬菖剑、衣香袋、沐兰汤和洒雄黄酒等习俗。旧《乐清县志》载，雁荡民间自古有“门悬蒲艾”、“饮菖蒲、雄黄酒”、“采百草煎汤以浴”、“结五彩长命缕系小儿手足”等习俗。民谣：“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蒲剑斩百邪，鬼魅入虎口。”这些端午古俗，除辟邪镇鬼色彩外，还有不少消毒、防疫、保健的科学道理，是一种古老的爱国卫生运动。

端午原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古人要用艾草扎成艾人、艾虎，以辟邪除秽。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端午》：“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明朝彭大翼《山堂肆考·宫集》卷十一：“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艾叶内，人争相戴之。”陈文靛《岁时广记》：“王沂公《端午帖子》云：‘钗头艾虎辟群邪，晓驾祥云七宝车。’”艾虎原来簪头，后悬于门上。

端午插艾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唐末，有一年农历五月初四，黄巢率领农民起义军由豫入陕，直逼长安。行军途中，见一农妇背女携子逃难。当男孩走不动时，农妇就弃子背女逃命。黄巢令人拦住，责问其故。农妇哭诉：儿子是亲生，女孩是邻家孤儿，其父母已被官府逼死，临死前托孤于她。黄巢很感动，赠银于她，向她宣传义军杀富济贫，约定贫苦乡亲在门上插艾，义军自会保护。次日端午，乡亲们家家插艾，遂成民俗。

艾，又叫“家艾”、“艾蒿”，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揉之有香气。《本草纲目》：“此草多年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丛，其茎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叶四布，状如蒿，分为五尖，霜后始枯。”艾叶羽状分裂，背面被白色丝状毛。秋季开花，头状花序小而多，排成窄长的总状花丛，各地都有野生。茎、叶含芳香油，可作调香原料，亦可用来杀虫和防治植物病害。

艾叶入药，性温，味辛苦，功能散寒止痛、温经止血，主治月经不调、痛经、胎漏下血、带下等症，内服多炒炭应用。艾叶油有平喘、镇咳、祛痪、消炎之功。艾叶加工成绒，称“艾绒”，为中医灸法治病的必需燃料，形为上尖下平圆锥体者，称为“艾炷”、“艾丸”，分麦粒样或枣核样，分别用于直接灸或间隔灸。用绵纸将艾绒卷成直径约1.5厘米的艾条，一端点燃后以熏灸穴位，可固定一处或来回上下移动，以灸至皮肤温热起红晕为止，称为“艾条灸”。

艾为古时向日取火之用，雅称为“冰台”。《博物志》：“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这是说，用艾叶揉成的艾绒，放在圆冰块对太阳的聚焦点上取火。时至近代，仍有人以艾绒取火。此外，古人还常以艾绒搓捻成线点灯。艾的颜色为苍白色，古时用来对老年人的尊称。《礼记·曲上》：“五十曰艾。”孔颖达疏：“发苍白色如艾也。”《方言》载：“艾，长老也。东齐、鲁、卫之间，凡尊老谓之叟，或谓之艾。”古人还曾以艾代蓍，用作占卜。

菖蒲，别名“山菖蒲”、“石蜈蚣”、“水剑草”，天南星科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有香气，全草可提取芳香油。古人释其名颇不一致，有说“乃蒲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说“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叶狭长，60至80厘米，排成两行，主脉显著。肉穗花序圆柱形，生于茎端，初夏开花，花黄色。原产我国，有2500余年栽培史。现广布于全球温带地区，我国各地均有野生或栽培，品种有节菖蒲、水菖蒲、石菖蒲等三种。

古人认为菖蒲是天星再生，能使人延年益寿，先民奉为“神草”。其叶似剑，民间方士称为“水剑”，可斩千邪。其花主贵，故民众以为吉祥物，常用以辟邪。端午节时，自古有洗菖蒲浴、戴菖蒲冠、悬菖蒲剑、饮菖蒲酒、食菖蒲根等习俗。还有把菖蒲与艾草结扎成束悬于门上；或烧其花序，以熏蚊虫。菖蒲性温味苦，功能益智宽胸，耳聪目明，去湿解毒。《群芳谱》载：“开心，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久服可以乌须发，轻身延年。”根状茎也作药用，为芳香健胃剂。《神仙传》说，汉武帝曾在嵩山听仙人讲过，食菖蒲可以长生。陆游诗：“菖蒲古上药，结根已千年。闻之安期生，采服可以仙。斯人非世人，两耳长垂肩。松下语未终，竦身上青天。”

石菖蒲可作盆栽，置于几案，以供清赏，适情养性。苏轼《石菖蒲赞》序云：“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花镜》也有“灯前置一盆，可收灯烟，使不薰眼”的记载。可见，菖蒲除有观赏价值外，还有消除环境污染的作用。

雄黄，又叫“雄精”、“石黄”、“腰黄”，俗称“鸡冠石”，学名“四硫化砷”。它是一种难溶于水的橘红色粉末状矿物质，灼烧时发出蒜臭。低温热液作用形成，常与雌黄共生，用于制取砷和砷化物等。早在4000余年前，雄黄已被我国古人利用，古代炼丹家用作炼“长生丹”的原料。中医学用作消毒剂、杀虫剂。雄黄性温，味苦辛，有毒，功能燥湿杀虫、消肿止痒，外用治疥癣、恶疮、蛇虫咬伤。内服微量治惊痫、疮毒等症。雄黄还是褪色剂、脱毛剂和制造颜料、玻璃、烟花的原料。

端午节，古人常饮雄黄酒，吃用雄黄炒的雄黄豆，把白酒浸过的雄黄涂抹在孩子们的耳廓、鼻梁、额头、面颊和手指脚趾间，意在避邪。这样使用雄黄都会损害身体，引起砷中毒，严重会导致肝脏坏死，危及生命。因为雄黄是一种致癌物，含砷75％，遇热后会生成三氧化二砷，这就是俗称“砒霜”的极毒东西，小量能致人死命，微量也能致癌。所以，饮雄黄酒、吃雄黄豆和涂抹雄黄等节俗，是一种有害身体健康的陋俗，必须摒弃。

七夕·乞巧·送巧人

七夕，清风阵阵，飞萤点点。仰望银河，波光闪耀，牵牛织女，两星灿烂。这时，人们或许会想起唐代大诗人杜牧的《七夕》诗：“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七夕，又叫“乞巧节”，时在农历七月七日。因为大多是妇女参加活动的节日，故又称“女节”、“女儿节”。又因牛郎织女的优美传说，故有“中国情人节”之说。

七夕起源于上古新年，早在《诗经·小雅·大东》中已有牛郎织女传说雏形。汉代《古诗十九首》有生动描写：“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生动描画了一对情人隔河相望的悲凉情景。晋时，牛郎与织女有了一年一度的探亲假，就是“七夕鹊桥会”。傅玄《拟天问》中有“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的记载。南朝梁殷芸《小说》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一年一度相会。”民间还有不同版本的牛郎织女传说，曾选为中学语文课本。鹊桥之说，始见于《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宋代罗愿《尔雅翼》载：“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秃。相传是日河鼓（牵牛星）与织女会于河东，役鸟鹊为梁以渡，故毛皆秃去。”晋时开始有七夕乞巧活动。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几筵酒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唐宋时，七夕节非常隆重，有卜巧、赛巧等活动。

雁荡民间自古有不少“七夕乞巧”之俗。是日夜晚，民间女子便在庭院里陈列各种瓜果、巧人，望空祭拜。并在月下对着织女星，用五色丝线竞穿绣花针，向织女乞求智巧，名叫“乞巧”。还要把小孩臂上端午日系的五色丝线做的“长命线”剪断，用来绕扎巧食，抛在屋背上，名叫“换巧”。意思是让喜鹊衔到银河上搭桥，让牛郎织女相会，这样孩子就会心灵手巧。大人要在这一天为小女孩穿耳环孔，妇女爱在这一天煎紫苏或木槿花叶汤洗头发，取团圆之意。节前数日，农家用麦粉制成“巧人”，外公要给外甥送“巧人”。旧《乐清县志》：“七夕，女儿陈瓜果，取绣针穿缕以乞巧。小儿以此日剪去端午所系线，名曰换巧。即以其线系巧食掷屋上。”温州其他地方还有孩子击瓦取乐活动，叫“敲瓦铃”、“拜七星娘娘”。郭钟岳《瓯江竹枝词·东瓯百咏》：“七月七日夜正中，儿童击瓦声冬冬。针穿欲绣天孙锦，换巧须移造化功。”

温州早在明代已有“七夕吃巧食”的习俗。民谚：“七月七，吃巧食。”“巧食”又叫“巧人”，用糯米粉杂面粉，拌猪油红白糖制成的甜饼，形如舌、指。一指长的叫“单巧”，小指长的两根合在一起的叫“双巧”。有的上面还印有状元、魁星等人物。有一种遍体粘上芝麻的，叫“麻巧”。一般多为长辈送给晚辈、舅父送给外甥作节物。

七夕设案祭拜、对月穿针、蜘蛛织网等乞巧节俗，至今已消失了。但巧食和牛郎织女的故事，仍在民间流传。现在的“麻巧”，已成为一种独具温州乡土风味的糕点，用优质面粉、蔗糖、猪油、食盐、苏打等原辅料，经调制成舌形，撒以芝麻，烘烤而成，脆香甜美，是儿童喜爱的零食。温州市面包食品厂生产的麻巧，曾获1983年浙江省商业传统最佳产品奖。

牵牛星，又叫“大将军”，俗称“牛郎星”，天文学名“河鼓二”，位于银河东边，是天鹰座中最亮的一颗星，又叫“天鹰座α星”。牵牛星白色，目视星等为0.77，光度是太阳的8倍，表面温度约摄氏7000度，距地球16.3光年。牵牛星南北各有一颗小星，连接起来恰似牛郎挑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担子，故民间又称为“扁担星”。

织女星，又叫“天孙”，大名“织女一”，位于银河西边，与牵牛星隔河相对。织女星是天琴星座中最亮的一颗星，又叫“天琴座α星”。织女星白色，直径为太阳的3倍，光度是太阳的50倍，目视星等为0.04，表面温度约摄氏9000度，距地球26.4光年。织女星与旁边的3颗小星星排成了菱形，形状像一只梭子，故而得名。据天文学家测算，到公元14000年时，地轴将指向织女星，届时她就成为北极星了。

每年七夕，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纯系天方夜谭。两星实际相距16光年，如果牛郎和织女在天河两边同时出发，相向而行，日夜兼程，要经过17亿年才能相会。如果乘光速交通工具，也要16年时间。即使两地通电话，牛郎讲的话，织女要等32年后方能听到。还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说得好：“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

中秋·赏月·吃月饼

农历八月十五，是民间传统的中秋节。“中秋”一词，始见于《周礼》：“中秋夜，迎寒亦如云。”唐代欧阳詹《长安玩月诗序》载：“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这是说，八月十五是一年秋季八月的中间，故名。中秋有“花好，月圆，人长寿”之说，故俗称“团圆节”。中秋，又叫“仲秋”、“月夕”。《提要录》中有“八月十五为月夕”的记载。民国元年，曾把中秋法定为“秋节”，与元旦春节、端午夏节、冬至冬节合称“民间四大传统佳节”。中秋，自古有拜月、赏月、吃月饼等风俗。

中秋，古时家家户户要摆香案，陈月饼，列瓜果，拜月许愿，此风唐代已盛。李端《拜新月》诗：“开帘见新月，即便下阶拜。细语人不见，北风吹罗带。”施肩吾《幼女词》：“幼女才十六，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宋时尤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汪洙《中秋》诗：“秋景今宵半，天高月倍明。南楼谁宴赏，丝竹奏清声。”清代戴玉生《瓯江竹枝词》：“明月今宵秋正中，却将桥影判西东。别离何以团栾好，一样相思两处月。”

拜月，是拜月宫里的嫦娥。相传嫦娥偷吃了长生不老药后，私奔到了月宫，感到十分寂寞，就养了许多玉兔解闷。一年中秋夜，一群玉兔窜出月宫，溜到人间的憨二地里吃白菜。憨二的嫂嫂十分刁钻，只分给憨二半亩薄地。憨二辛勤耕种，白菜长得碧绿肥嫩。玉兔吃光了白菜后，就逃回月宫里。第二天，憨二发现白菜全没了，只见一只玉兔吃得太饱，还在呼呼大睡，就抱起它，攀上云梯，送到月宫里。嫦娥正为少了一只玉兔发愁，见憨二送来，喜出望外。她知道了玉兔偷吃白菜后，感到非常内疚，就折了一根桂树枝送给憨二，叫他回家在水缸里左搅三旋，右拌三旋。憨二回家照办了，缸里的水就结成冰块，想不到捞出来都是银锭。于是憨二富了起来，娶妻成家以后，心里不忘嫦娥给他的好处，就在中秋节晚上，设香案，摆上圆饼、鲜藕、菱角、毛豆，遥祭嫦娥。后来，邻里人家竞相仿效，就相沿成俗了。

中秋之夜，皓月高悬，清辉倾泻，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正值赏月良宵。中秋赏月，源远流长，早在周代就有秋天祭月赏月礼制。《晋书》记载，谢安同袁宏泛舟赏月，歌咏达旦，一时传为美谈。唐宋时尤其盛行。《开元遗事》：“中秋夕，上与贵妃临太液池望月。”吴自牧《梦粱录》：“此夜月色倍于常时，又谓之月夕。此际金风荐爽，玉露生凉，丹桂飘香，银赡光满。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

月亮本身不会发光，是因太阳照射时，发生反射才会发亮。这个科学道理早被我国古人认知。张衡《灵宪》载：“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农历八月十五正当秋分，月亮特别圆亮。唐代僧栖白《八月十五夜月》诗：“寻常三五夜，岂是不婵娟。及至中秋半，这胜别样圆。清光疑有露，皓色爽无烟。自古人皆望，年来复一年。”苏轼《中秋月》诗：“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中秋之夜，拜月之余，一边赏明月，一边吃月饼。饼，是我国古老的糕点。月饼，雁荡人称为“灯饼”，有些地方叫“月光饼”。它源于古时甜饼、小饼。唐时，酥皮饼已很考究，成为街头叫卖的美食。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蒸作从食》中已有“月饼”之名。苏轼有诗：“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中秋吃月饼风俗，大约在元末明初逐渐形成。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赠。”到了清代，月饼品种多样，制作精美。据《随园食单》载，刘方伯月饼是“用山东飞面作为酥皮，中用松仁、核桃仁、瓜子仁为末，微加冰糖和猪油为馅，食之不觉甚甜，而松香柔腻，迥异寻常”。杨光辅《淞南乐府》诗中有“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彻蔗糖霜”句。

中秋月饼的来历有很多传说，民间流传着一则“八月十五杀元兵”的故事。元末，蒙古贵族统治者为了防止百姓造反，不准民间使用铁制器具，规定十家合用一把菜刀，还派驻一个元兵监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由十家轮流供养。老百姓不堪欺凌，对元兵恨之入骨，称为“鞑子”。高邮张士诚等人秘密串联，商定八月十五日夜举行武装起义，一齐杀死“鞑子”。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他们把写有起义时间和誓言的传单，巧妙地藏在月饼内，相互馈送，传递情报。一传十，十传百，家家掰开月饼，接到通知，在中秋夜纷纷揭竿而起，一齐动手打死元兵。不久，元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灭亡了。为了纪念胜利，形成了“中秋吃月饼”的风俗。据说现在月饼上的衬纸，就是象征当年通知起义的传单。温州人把月饼称为“三锦”，“三锦”就是“杀紧”的谐音，就源于这则民间传说。

现代月饼，选料讲究，制作精美，花色繁多，风味各殊，形成了京、宁、苏、扬、甬、潮、广、滇等十几个帮式，数百个品种。月饼可分为酥皮月饼和糖浆面皮月饼两大类，著名的酥皮月饼有：素油素馅的京式“藤萝花”，重油重糖的潮式“老婆饼”，还有苏式的“水晶百果”，甬式的“苔菜月饼”等。在糖浆面皮月饼中，以广式“三潭印月”、“平湖秋月”、“嫦娥奔月”、“西施醉月”等最为著名。

重阳·登高·插茱萸

农历九月九日，是传统的重阳节。古时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日月并阳，故名。重阳又称“重九”。1986年，浙江省率先确定重阳节为“老人节”，各地老年人机构都要组织庆祝活动。

重阳时节，金风送爽，银桂飘香，丹枫点彩，黄花醉人，正是登高秋游的好时光。登高、赏菊、插茱萸和饮菊花酒等，自古是重阳节俗，相传这些风俗源于一则神话。

吴均《续齐谐记·九日登高》载，东汉时，汝南有一个名叫桓景的人，随道士费长房学道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乡有灾难，赶快回去带着全家人，在手臂上挂茱萸囊，登高饮菊花酒，方可平安避祸。桓景回家照办，全家登山，晚上回家时，发现家里的牛羊鸡犬全部暴死了。此后，登高成为避灾之举，菊花、茱萸成了祛邪辟恶之物。

登高，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文体活动，早在春秋时已有。据说孔子就经常带着子路、子贡和颜渊等学生登上景山游览。汉时登高尤盛，除登山爬岭外，还喜欢登楼台，攀古塔。南北朝时，宋武帝刘裕曾在重阳节率群臣登项羽戏马台。古时，南京雨花台、北极阁和杭州六和塔，都是重阳登临佳处。古代女子也爱登高。据《江南野史》载，唐代长安歌女尹氏，重阳时与女伴同登南山文峰，即兴放歌，声播数十里，一时传为笑谈。平原地区无山可登，居民就用米粉蒸糕，缀果品，插彩旗，有的还要置两只小羊，称为“重阳糕”，乐清人称为“登糕”，意在以食糕象征“登高”。宋代范成大有诗：“中秋才过近重阳，又见花糕各处忙。”清代蔡云《重阳糕》：“蒸出枣糕满店香，依然风雨古重阳。织工一饮登高酒，篝火鸣机夜作忙。”

古人登高，都要饮酒赏菊，吟诗作赋，故有“登高必赋”之说。孔子说过“君子登高必赋”。“登高能赋”列为古时大夫“九能”之一。古人登高诗，俯拾皆是。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骚人墨客酷爱登高，留有不少轶事趣闻。据《晋书·孟嘉传》载，东晋中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少年就负有才名，人品风流，曾任荆州刺史桓温的参军。有一年重阳，孟嘉和其他幕僚陪桓温游龙山时，登高远眺，被美景陶醉了，山风吹落了帽子也未知觉。孟嘉如厕时，桓温令孙盛作文取笑，与帽子一起放在孟嘉座处。孟嘉回来一看，立即写了一篇辞藻优美的文章回答，一时传为笑谈。后来，孟嘉落帽处竟成了“落帽台”古迹，为历代重阳登高胜地。唐朝宰相令狐楚游落帽台后赋诗：“贵重近臣光绮席，笑谈重事落乌纱。”康与之《望江南·重几遇雨》：“落帽孟嘉寻蒻笠，休官陶令觅簑衣。”杨万里也有“闭门幸免落乌帽”句。元代张可久《南吕·四块玉·客中九日》：“落帽风，登高酒。人远天涯碧云秋，雨荒篱下黄花瘦。愁又愁，楼上楼，九月九。”据《旧唐书·王勃传》载，有一年重阳节，王勃省亲途经南昌时，慕名登上重修后的滕王阁，以《滕王阁序》一举名震文坛。

重阳自古有赏菊、戴菊、插菊、食菊、饮菊花酒之俗。清代《金陵岁时记》载：“九月九日登高、看菊，游人戴菊而归。”唐代王勃《九日》诗：“九日重阳节，开门有菊花。不知来送酒，若个是陶家。”孟浩然有诗“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文森也有“三载重阳菊，开时不在家”句。

菊花酒汉代已有，古今流传。古时菊花酒有两种，一是采菊泡酒饮。陶渊明《饮酒》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宋代宋祁《九日置酒》诗：“秋晚佳辰重物华，高台复帐驻鸣茄。邀欢任落风前帽，促饮争吹酒上花。”唐代李峤有“仙杯还泛菊，宝馔宜调兰”句。二是采菊酿美酒。东汉刘歆《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晋时莘氏诗：“爱采爱拾，投之酿酒，服之延年，佩之黄耆。”唐代李颀诗：“风俗尚九日，此情安可忘。菊花辟恶酒，汤饼茱萸香。”陶渊明诗：“菊花酿酒可延年，两鬓丝丝绕鹤发。”郭震有“辟恶茱萸囊，延年菊花酒”句。唐时，菊花酒还选为皇帝贺寿酒。上官婉儿有诗：“帝里重阳节，香园万乘来。却邪萸人佩，献寿菊传杯。”茱萸古有“辟邪晶”雅号。

古人重阳登高，头插茱萸，或襟系茱萸囊，意在去邪辟恶。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昌龄《九日登高》：“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漫说陶令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杨衡：“不堪今日望乡意，强插茱萸随众人。”万楚：“山阴柳家女，九日采茱萸。”杜甫：“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申时行：“拍手齐歌太平曲，满头争插茱萸花。”朱放：“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康与之词：“茱萸胖，菊蕊湿滋滋。落帽孟嘉寻蒻笠，休官陶令觅蓑衣。都道不如归。”陈德武词：“世人茱萸颠倒簪，身在河南，心在江南。”可见，古人盛行重阳插茱萸。

登高后来演变成登山运动。1786年8月8日，法国医生巴卡罗登上了4810米阿尔卑斯山主峰蒙布兰峰，国际上就把这一年定为世界登山运动诞生年，所以登山运动又叫“阿尔卑斯运动”。现代登山运动一般分群众性旅行登山和探险性登山两大类。旅行登山是一种全面的健身运动，常常利用节假日进行，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可以陶冶品德，磨炼意志，增强体质，延年益寿。探险性登山又叫“高山登山”，通常要攀登6000米以上的高山险峰，有一定的风险，乃是专业性极强的体育活动。

冬至·汤圆·做冬节

每年12月22日，是冬至日。冬至，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中最早确定的一个节气，早在4000余年前的夏代就已有了。春秋时，我国古代科学家已用土圭观测太阳，准确地测出了冬至日。杜甫有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冬至日，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时间最短、黑夜时间最长的一天，愈往北愈显著，到了北极圈内，白天就见不到太阳了。“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因为冬至夜时间最长，故又叫“长至”。古人还以“一线”来代称。杜甫《冬至》诗中有“日日愁随一线长”句。天文学规定，冬至为北半球冬季的开始。过了冬至，我国各地气候进入最寒冷的“数九寒天”了。从冬至日这一天算起，九天为一个“九”，到惊蛰后六天，共计九九八十一天（阳历12月22日至次年3月12日），称为“数九寒天”。这是由于地球绕太阳公转，从秋分开始，太阳从直射赤道不断南移，到冬至时，太阳对北半球照射角度最倾斜。另外，冬至过后，地表积存的热量也已消耗殆尽，所以天气最寒冷。

冬至，汉代始立为“冬节”，要举行盛大的贺冬活动。《汉书》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汉朝百官要放假，不办公，皇帝还要率领三公九卿举行隆重的贺冬迎岁活动。《后汉书》载：“冬至前后，君子安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南宋时，民间贺冬尤其盛行，好像过春节那样，人人都要穿上新衣裳，贺冬车马填溢街道，市场要罢市三日，垂帘饮酒，称为“做节”。元代马臻《至节即事》诗：“天街晓色瑞烟浓，名纸相传尽贺冬。绣幕家家浑不卷，呼卢笑语自从容。”可见，当时还有互赠“贺冬片”的习俗。

冬至，雁荡人又叫“冬节”，与清明、端午、春节并列为农村“四大节次”，有“肥冬瘦年”、“冬节大如年”的说法。旧时冬至日，温州文武官员都要穿上皮袍皮套，至孔庙拜牌，称“拜冬大典”。乾隆《温州府志》：“是日，官府展履长之庆，交相称贺，略如元旦，民间则否。”民间自古有吃汤圆，捣馍糍过节的风习，寓意团圆喜庆。旧《乐清县志》载：“冬至，粉糯米为丸，又炊黍为糍，以享先祖，馈亲戚。”大约宋代开始，温州民间有“吃了冬节汤圆大一岁”之说。《平阳县志》载：“（冬至）晨揉糯米粉为丸，曰汤团，食之云长一岁。”

汤圆，源于中国，是历史悠久的传统食品。据说《楚辞》中的“蜜饵”，是一种用米粉和蜂蜜制成的小球状食品，可能是原始汤圆。唐代，出现了粉果、面茧、米团等各种风味的汤圆。当时，有些产棉区的棉农，每逢正月十四日要捆几把稻草，用米粉做成棉桃样的粉果插在上面，第二天送到棉田里祭神，祈求棉花丰收。祭后，孩子们分食粉果，据说可以免灾。一些地方要在面汤里放入粉果、菜果，叫做“元宵茶”。唐开元年间，扬州人“家制米团相饷，即呼为元宵”。北宋时，汤圆名叫“圆子”，已很盛行，无馅的叫“浮圆子”、“汤圆子”，用糖作馅的叫“乳糖圆子”，且已作为点心在街头叫卖。范成大《上元纪吴下节物排谐体三十二韵》诗：“拈粉团栾意，熬稃腷膊声。”清代孔尚任《竹枝词》：“紫云茶社斟甘露，八宝元宵效内做。今时携钱忍饿归，便门不及前门路。”可见，当时京城仿宫内制的汤圆十分畅销。现在，汤圆品种多样，分无馅有馅两种。有馅汤圆又有甜、咸之分，风味各殊，还有油炸汤圆，温州人叫“油卵”。古时元宵吃汤圆之风盛行，久而久之，汤圆就雅称为“元宵”。

雁荡人习惯用糯米干粉做汤圆，温州人用定浆粉制汤圆。定浆粉制法：选取优质糯米，浸水几天，洗净后，磨成粉浆，装入布袋里置于柴灰中渗干就成。除现磨现用外，还可晒干久藏，俗称“汤圆粉”，随时可取食。我到温州工作后，虽多次吃过这种汤圆，但从未动手做过，故闹了笑话。20世纪60年代末，一位学生送来了一块块雪白的硬硬的汤圆粉。冬至清晨，我把钢精锅盛上水置于煤油炉上，水烧开后，把汤圆粉一块一块地丢进沸水里，盖上锅盖。水烧开很长时间了，汤圆总是浮不起来。大概火候还不到吧，加水再烧开，汤圆还是赖在锅底不肯浮起来。捞起来一看，块块里面都还是白白的硬心，根本无法食用。后来方知，成块的汤圆粉要用清水融和，变成了软软的粉团后，才可以做成汤圆下开水里煮熟。成块的干粉在沸水里煮，外面熟了，水进不到里面去，所以硬白夹生不能吃。

旧时冬至前后，雁荡人要摆家宴，称为“做冬节”，温州人叫“吃冬节饭”。这顿饭菜一般讲究丰盛，桌上酒菜有鱼、肉、鸡、鸭、南北货和时令蔬菜，还有汤圆、馍糍等，先祭祀祖宗，预祝来年丰稔，然后全家聚餐，又称为“冬至享”、“团圆饭”。做节日期各地不完全固定，雁荡一带有“冬至尽年里”之说，县西有“前三后四”之俗。旧时，有的地方还有冬至上山祭坟、祭宗祠之俗，现已逐渐消失，但吃汤圆至今盛行不衰。

从冬至开始至立春前夕，民间有夜间敲梆的传统习俗。每夜10点过后，更深人静时，传来了一声声清脆的“笃笃笃”的敲梆声，有人边敲梆边喊话：“寒冬腊月，小心火烛。前门照照，后门看看！”给居民敲响了防火防盗的警钟。无论刮风下雨，严寒落雪，夜间敲梆从不间断。清代郭钟岳《瓯江竹枝词·敲梆》：“谯楼鼍鼓已三更，灯火荧荧杂市声。街析不须申夜禁，侬家犹有未归人。”敲梆，是一种古老的治安联防的优良传统民俗，至今有些农村尚在延续。此外，民间还有护林等良俗。

腊月·腊八·腊八粥

农历十二月，民间习惯叫“腊月”。腊，早在周代已成为夏历十二月的祭名，《左传》已有记载。先秦时，“腊”是指猎取野兽祭祀，祭祖先叫做“腊”，祀百神称为“猎”。《风俗通》载：“腊者，猎也。因猎取兽祭先祖也。或者腊接也，新故交替，狎猎大祭以报功也。”《玉烛宝典》载：“腊者祀先祖，猎者报百神，同日异祭。”刘言史《过春秋峡》诗：“不知何树幽崖里，腊月开花似北人。”后来，就把十二月里施的肥叫“腊肥”，下的雪叫“腊雪”，腌制的食品叫“腊味”，如腊肉、腊鸡、腊鸭、腊肠等，除夜又叫“腊夜”等。

腊八，又称“腊日”，时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先秦时，腊日是腊祭的重大节日，曾一度成为年节。《说文·肉部》载：“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明代李先芳《腊日》诗：“腊日烟光薄，郊园晓望空。岁登通腊祭，酒熟醵村翁。积雪连长陌，枯桑起大风。村村闻赛鼓，又了一年中。”杜甫有“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句。

南北朝以后，腊祭定在腊八，要举行“击鼓散豆”的打鬼活动，称为“逐除”。《荆楚岁时记》载：“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高诱注《吕氏春秋》：“今入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相传，那位头触不周山的英雄共工的儿子，死后成为瘟神，到处散布瘴疫，百姓遭殃。但这位瘟神很怕鼓声和赤豆，故而要举行“击鼓散豆驱瘟神”活动。宋代，每逢腊八，宫廷要分赐大臣药物以驱疫。南宋范成大《谢赐腊药感遇之什》诗：“鸿宝刀圭下九关，十年长奉玺封看。扶持蒲柳身犹健，收拾桑榆岁又寒。”当时，江南家家户户还有“腊八舂米”的风俗，叫“冬舂”。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冬舂行》诗：“腊中储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计米。群呼步碓满门庭，运杵成风雷动地。筛匀箕健无粞糠，百斛只费三日忙；齐头圆洁箭子长，隔箩耀日雪生光；土仓瓦龛分盖藏，不蠹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饭不足，今年顿顿炊白玉；春耕有种夏有粮，接到明年秋刈熟。邻叟来观还叹嗟，贫人一饱不可赊；官租私债纷如麻，有米冬舂能几家。”清代，满族同胞过腊日，要举行盛大的演出活动，节目有傩舞（驱鬼舞蹈）、武舞（武术）、舞鹤、秧歌、踏歌、散乐、俳优（滑稽）、角抵（摔跤）、嗔拳（杂戏）、杂耍（杂技）、口技、相声、马戏、斗鸡、傀儡戏（木偶戏）、打细腰鼓等，名目繁多，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腊八，又是佛教节日，相传是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日子。是日，各佛寺要举行诵经、浴佛等活动，且要煮粥供佛，叫“佛粥”，又叫“七宝粥”，民间叫“腊八粥”。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又叫七宝粥。”据《因果经》载，腊八粥源于“牧女献乳糜”的佛经故事。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乔达摩·悉达多，年轻时就对婆罗门教的神权极为不满。29岁那年，他舍弃王族的荣华富贵生活，遍游大山名川，寻长老，访异人，苦修行，探求人生的真谛。有一天，他来到了摩揭陀国尼连河畔，因劳累过度，饥寒交迫而昏倒在地。牧牛女见后，挤来鲜牛奶，加入杂粮、野果，熬成了乳糜（奶粥），一口一口地喂王子吃。王子吃完粥后，元气恢复，便在河里洗了澡，然后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于是得道成佛，尊称为“释迦牟尼”。据说这一天是十二月初八，成了佛祖的“成道节”。此后，每逢腊八，寺院里都要“煮粥供佛”。

相传吃腊八粥还与朱元璋有关。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小时贫苦，曾为地主家放牛。地主吝惜刻薄，常常虐待他。有一次，他牵牛过独木桥时，不幸牛跌入溪涧里折断了腿。地主大发雷霆，就把他关在冷房里，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出来后，饥寒交迫的朱元璋遍寻吃的东西，后来在屋角里发现了一只老鼠洞，挖下去竟是老鼠的粮仓，里面有大米、粟米、豆子、芋艿、红枣等，每样数量都只有一点点。他把这些可以吃的东西一起放在锅里煮成粥，吃起来味道特别香甜可口。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吃腻了山珍海味，想换一换口味，忽然想起小时候老鼠粮粥的美味来，就传旨御膳房，用五谷杂粮和干果煮粥。据说这一天正好是腊月初八，就赐名“腊八粥”。后来文武百官竞相仿效，纷纷煮食腊八粥，不久传入民间，相沿成为节令食物。

古籍中，对腊八粥的原料、制法等亦有记载。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载：“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腊八粥。”清朝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腊八粥》载：“腊八粥者，用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红豆、去皮枣泥，合水煮熟，外用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红糖、琐琐葡萄，以作点染。”当时京师寺院，“寺钟腊鼓响郎当，香积厨中笋蕨香。内史传宣颁果粥，深空一样礼空王”。京城街头，“家家腊八煮双弓，榛子桃仁染色红。我喜娇儿逢览揆，长叨佛佑荫无穷”。民间腊八粥，后演变为尝新庆丰收的民俗。现在，腊八粥的风俗已不多见，但类似腊八粥的“八宝粥”，已开发成了著名的旅游产品了。

粥，不仅是传统的风味小吃，而且还是保健食品。粥品营养齐全，容易消化，有健身防病的功效，对老年人尤其适宜。古人早把食粥列为延年益寿佳品。宋朝张耒《宛丘集·食粥说》介绍了吃粥有利身体健康。陆游赞同张耒的主张，作有《食粥诗》：“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现代，色、香、味、形俱佳的各类粥品，已成为老少皆爱的节令小吃了。

扫尘·祭灶·过小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自古称为“小年”、“小除夕”、“小节夜”。周密《乾淳岁时记》载：“禁中以腊月二十四日为小节夜。”文天祥《二十四日》诗：“壮心负光岳，病质落幽燕。春节前三日，江乡正小年。岁时如有水，风欲不同天。家庙荒苔滑，谁人烧纸钱。”宋代唐庚《醉眼》：“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后来，以除夕前一夜为“小除夕”。

小年，雁荡民间家家户户都要扫尘、祭灶和谢年。从二十四起到二十七八，各地农家要先后举行祭天地百神和家属祖先，叫“谢年”，意在庆丰收。祭品有公鸡、猪头、年糕、鱼等。清光绪《乐清县志》引《隆庆志》载：“民不知腊，常以二十四日扫尘净宇，其夕祠灶送神（陈素糖果枣，燃灶灯）。”

扫尘，北方叫“扫房”，南方称“掸尘”，是我国春节前自发性家庭大扫除。乐清人把十二月二十三日定为“掸尘日”。《乐清县志》（2000年版）载：“十二月二十三日为掸尘日，家家户户打扫窗户，洗刷菜厨盆碗。”

扫尘，源于远古时驱除瘟疫的宗教仪式“逐除”，早在帝尧时已有。《吕览注》：“岁除日，击鼓驱疬疫鬼，谓之逐除。”我国自古重视环境卫生，相传夏帝少康发明了笤帚、簸箕，殷商甲骨文中有“帚”字，用帚扫地至今至少有3000余年历史了。商代，有了清扫垃圾的劳务，周时，已开始知道洒水扫地，商周青铜器上有“子持帚作洒扫形”铭文。《礼记》中有“洒扫室堂及庭”的记载。先秦时，已知环境卫生有利于防疫的道理。周书《秘奥造宅经》载：“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唐朝，出现了专职清洁工“扫地夫”。王建有诗：“宫人拍手笑相呼，不识阶前扫地夫。”宋代，形成了岁末扫尘的习俗，年终“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南宋都城临安，每天有专职清洁工打扫公共场所的卫生。清代蔡云《吴歈·打尘埃》诗：“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号除残。太平甲子非容易，新历颁来仔细看。”诗中的“除残”、“打尘埃”，都是南方人对扫尘的俗称。戴复古《除夜》诗：“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扫尘，谐音“扫陈”，意在“除旧迎新”。扫尘古俗，相沿至今，现已演变成我国人民群众讲究爱国卫生的良好传统习惯。

小年，民间要送灶王爷上天，叫“送灶”、“辞灶”；除夕时迎回，叫“迎灶”、“接灶”；合称“祭灶”、“谢灶”。新版《乐清县志》载：“二十三或二十四晚上，俗传灶君上天，旧时家家行祭灶仪式，祭品有糕、面、干品等。俗传灶君善忘，故在糕点上放些红糖，以为让其口角粘上糖，不会忘。”乐清有些地方同平阳、永嘉一带一样，旧时是正月初四或初五夜迎灶。民间相传，小年时灶神要上天向玉帝汇报每家每户一年的功过。除夕子时，带着玉帝赐福或降灾的旨意，返驻家中，因而家家要祭灶。正如清代范祖述《谢灶司》所描述：“俗例家家谢灶司，竹灯为轿纸糊之。煎糕炒豆糖兼果，惹得儿童得意时。”

灶神，又称“灶君”、“灶王爷”，温州人叫“镬灶佛”，雁荡人称“灶司菩萨”，相传是玉皇大帝派驻人间监察善恶的神。灶神，早在周代已列为“五祀”之一，是旧时家家户户都要供奉的家神。灶神来历，众说纷纭。一说是炎帝。一说是相传帝喾时的火官祝融，死后被奉为灶神。一说灶神姓苏名吉利，有的说姓王名博颊，还有说姓张名单，字子郭。灶神的性别和外貌也在不断演变。汉时，灶神头上有髻，状如美女，一说为老妇。后来，灶神形象由女变男。唐代，灶神还有了妻室儿女。段成式《酉阳杂俎》载：“灶神名隗，状如美女。又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

灶神传说，版本众多，流传最广的要算张姓灶王爷了。相传张生家境富裕，妻子郭丁香聪明贤惠，勤劳持家，一家生活美满幸福。后来，张生讨来了小老婆李海棠，家庭就发生了变故。李海棠好吃懒做，得宠后，张生休了发妻郭丁香。从此，两人终日吃喝玩乐，坐吃山空，家产很快败尽。李海棠眼看家道衰败，就跟了他人，离家出走了。于是，张生孤苦伶仃，无以为生，就沦为乞丐。有一天，张生来到一家大户后门讨食，发现主人竟是前妻郭丁香，悔恨得无地自容，趁人不备，就一头钻进灶膛里，被活活地闷死了。据说玉皇大帝闻报后，念及张生终有悔意，就封他为灶神。

祭灶，源于人类对火的自然崇拜。据说夏天象征火，灶亦代表火，故有祭灶古俗。周代，于夏日祭灶，原意祈求保存火种，祭品为豆类。汉代，改为腊日祭灶，祭品用黄狗、黄羊等。汉魏时，已有灶君上天诉人罪的说法，祭品为黄犬。唐时，祭灶只是“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王爷上青天”（罗隐《送灶》）。宋代，有“以酒糟涂灶门”的“醉司命”说法。南宋，把用钱买官推衍为钱能通神，祭灶时除了点香烛，摆酒宴，烧纸马外，还要上供又粘又甜的灶糖，意在封住灶君的嘴巴，请他“上天言好事，回家降吉祥”。灶糖，古称“胶牙饧”，是一种麦芽糖。清代厉鹗《胶牙饧》诗：“节物关人意，残年一碟添。蓼花分点缀，粉茧共黐粘。俗嗜难颐解，微甘使口箝。不妨吾舌在，蜜味得柑甘。”范成大《祭灶词》：“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用酒肉、灶糖封住灶司菩萨的嘴，免得他上天说坏话。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家都建新房，改柴灶，用上了煤气炉，灶司菩萨没有藏身之处了，农家供灶神、祭灶等旧俗已不多见了。

除夕·分岁·压岁钱

岁末之晚，叫“除夕”，古称“逐除”、“岁除”、“大尽”，俗叫“除夜”、“大年夜”。温州人谓“三十日”。唐代王諲《除夜》诗：“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云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已入后园梅。”宋代郑望之《除夕》诗：“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杜审言也有“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句。

古往今来，除夕的民俗不少，自古有分岁、守岁和分压岁钱等习俗，至今仍在民间流行。苏轼《岁晚三首》序：“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

除夕，雁荡人家要贴春联，贴门神。在院子“燎火盆”，放鞭炮，称“还冬”。有的地方还请道士行法，俗称“解冬”。居所各处房间点上红烛、油灯，称“岁灯”。外出者纷纷赶回家里团聚，家家户户要吃“年夜饭”。饭后，长辈要给小孩子分“压岁钱”。入夜，雁荡人家边守岁边煮粽子。子夜过后，有“沤火种”习俗，就是把煮粽子时未烧尽的大块炭火用灰烬覆盖，保存到大年初一时不灭，表示“延续”和“兴旺”之意，此为原始保存火种之遗俗。就寝前，家家要放爆竹，称为“打关门炮”。关门后，忌外人叩门及重新开门。旧版《乐清县志》引《隆庆志》载：“除夕先期，炊糕相馈，曰馈岁。割牲祀神，曰解冬。是日，换桃符，粘楹帖。至夜放爆竹，燃烛遍室，谓之照岁。祀先毕，家人聚饮分岁酒，有不寐者，曰守岁。”

分岁，又叫“辞岁”、“别岁”，是除夜时的家宴，又称“年夜饭”。温州人称“分岁酒”，雁荡人俗叫“做除夜”。届时亲朋毕至，家人团聚，尽情欢宴，故有“团圆饭”之说。晋周处《风土记》载：“除夜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顾铁卿《清嘉录》载：“除夕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称‘合家欢’。”宋代范成大《分岁词》：“质明奉词今古同，吴侬用昏盖土风。礼成废彻夜未艾，饮福之余即分岁。”苏轼《别岁》诗：“东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辞。去去勿回顾，还君老与衰。”清代周宗泰《姑苏竹枝词·话团圆》：“妻孥一室话团圆，鱼肉瓜茄杂果盘。下箸频教听忏语，家家家里合家欢。”旧时，温州人分岁酒最讲吉利，一般有十冷盘十热菜。十只高脚红碗盛花生（结子）、柑橘（大吉）、豆腐（清洁）、鲤鱼（跳龙门）和鸡、肉等冷菜，称“十全”。热菜少不了鱼、芋，象征“年年有余”、“家庭富裕”。第一道菜和最后一道菜，必须是年糕和八宝饭，象征“年年高”、“发财进宝”。分岁时，外出未归的亲人要留给座位和餐具，以示团圆。分岁，至今仍在温州城乡盛行不衰，现今流行到酒家饭店设宴。真是“一餐年饭送残年，腊味鲜肴杂几筵。欢喜连天堂屋内，一家大小合团圆”。

除夕分岁后，家家点红烛，罗果品，合家围炉团坐，说笑话，讲故事，猜谜语，叙旧话新，彻夜不眠，称为“守岁”，俗称“望年夜”。真是“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杜甫《杜位宅守岁》诗：“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孟浩然有“守岁家家应未眠，相思那得梦魂来”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述了宋代守岁盛况：“禁中爆竹山呼，声闻于外。士庶之家，围炉团坐，通宵不眠。”苏轼《守岁》诗：“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嗟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奈。”现在，我国各地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守岁时热衷于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除夕时，孩子们最高兴的还是分压岁钱。此俗犹如欧美各国大人们给孩子送圣诞节礼物一样。压岁钱的来历有一些传说。相传有一年除夕时，唐明皇兴致很高，与嫔妃们一起扔铜钱玩，称为“压胜”。你拿一个铜钱，我再拿一个铜钱，要能压上就拿走，没压着就再扔。这种铜钱就叫“压胜钱”，人们也把它叫做“压岁”。据说，唐代皇宫内还有一种“洗儿钱”。据《资治通鉴》载，杨贵妃生子，“玄宗亲往视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王建有诗：“妃子院中初降诞，内人争乞洗儿钱。”压胜钱、洗儿钱传入民间后，就演变为压岁钱习俗。宋代有压岁盘风俗，意在镇岁、去邪、祈福。《梦粱录》载，旧俗除夜，各家有小儿者，用盘盒等器具，盛果品食物，互相馈赠，谓之“压岁盘”。后来，长辈要在除夕给小儿女钱物，叫“压岁钱”，希望孩子珍惜年华，从小努力。

民间相传，“岁”也是妖怪，就是鬼鬼祟祟的“祟”，压岁就是“压祟”。除夕，因为大人要守岁，小孩熬不了，就睡着了。鬼祟从地底下出来，爬到孩子的耳朵里，第二年就会生病。怎么才能压住这些鬼祟，保证小孩子一年安康呢？大人就在孩子身边搁一个红包，里面装着盛世的铜钱，压在小孩枕头底下。红的避邪，“压祟”了，鬼祟就不会使小孩子得病，一年就平安了。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载：“以彩绳穿钱，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吴曼云《压岁钱》诗：“百十钱穿彩线长，分来角枕自收藏。商量爆竹谈箫价，添得娇儿一夜忙。”鲁迅在《阿长和山海经》中也有压岁钱的描写。《温州竹枝词》：“孩儿压岁讨铜钱，快乐真如天上仙。爆竹买来檐下放，嘻嘻笑笑过新年。”

现在，逢年过节时，独生的孩子收到的压岁钱数量很大。孩子的压岁钱，除了购买图书、玩具、学习用品和开支上学费用外，多余的要储蓄起来，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