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赌

医院旁边有一个小餐馆，名为“知青之家”。有段时间，我们经常到那里去消夜。老板是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姓周，我们叫他老周。老周两口子都是下岗职工，于是办起了这家餐馆。餐馆取这么一个别致的名字，也许是对当年知青岁月的缅怀吧，我想。看得出来，老周是个挺怀旧的人，我注意到他的胸前总是挂着一个小铜牌，上面镌有“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餐馆里那些年历画报也都充满着往昔岁月的情调。据我所知，老周并不宽裕，但他一直赡养着两位与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人。我私下里想，这是一个有点特别的人。

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我发觉老周的左手食指总是蜷曲着，上面有明显的烧伤疤痕。有次我告诉他，只要做一个小小的手术，他的手指就可以伸直了。

“不，这是我的纪念。”老周认真地说。

我被他逗笑了。我想，老周肯定是不愿花手术费吧。

老周话不多，人豁达。久了，我们成了朋友。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邀请老周一起喝酒，他破例没有拒绝。喝了几杯，又有人提到了他的手指。这时，老周的表情凝重起来，他说：“你们想不想听听我这根指头的故事？”

指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老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十六岁那年，我去了云南农村，成为一个下乡知青。知青的日子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浪漫，而是单调、无聊、苦闷，甚至绝望。我们小组五男四女，白天开荒，晚上就睡在相邻的两间漏风的土坯房里。劳动强度大，肚子里又没有油水，到了晚上，肚子就饿得咕咕直叫，像养了一群蛤蟆。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饱饱地吃上一顿肉。

饥荒啊，那年月，全国都在闹饥荒。别说吃肉，饭都常常吃不饱。老百姓家的鸡呀狗的，根本就不敢放出来，能偷的都让我们偷了。有天晚上，我和陈波实在馋极了，我们带着一把匕首，悄悄地去了农民古老汉的牛棚里。牛当然偷不走，我们就用匕首在牛屁股上挖，活生生地挖下一大块肉来。那头牛痛得直弹腿，眼里都流泪了，造孽呀。然后，我们用一堆烂泥糊在那个窟窿上，跑了。我和陈波找了堆野草树枝，饱饱地吃了一顿烧牛肉。那个美味，简直难以形容。

第二天，古老汉扛着把火药枪，来到我们知青棚里要找人拼命。我清楚地记得古老汉那张因绝望和愤怒而扭曲的脸。但最后，他不知道该把枪口对准谁。古老汉号啕大哭。哭了一阵，走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男人那样哭过。我和陈波对这件事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其他人知道。

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我这根手指头，是不是？老周一口气喝了一杯酒，继续说，那时我们是发饭票，吃知青食堂。到了月底，饭票不够了，就得忍饥挨饿。有一天，我和陈波打起了赌，赌两斤饭票。那天，屋里就剩我们两个，陈波说，我们俩用打火机烧指头，谁坚持到最后，饭票就归谁。

我也想来点刺激的，于是我说，好。

那是一场真正的豪赌。我和陈波都把食指伸出来，搁在桌沿上。各自拿着一个打火机，喊一二三，同时打燃，放在对方的指头下。钻心的疼痛啊，但我们俩谁也没有退缩。我们甚至还盯着对方的脸，神经质地大声笑着。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为了那一张饭票，真的。在那种没有希望也看不到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对生命已经麻木了，不在乎了。那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发泄。大颗大颗的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冒了出来，手指头发出刺刺的响声，满屋子都是焦煳味儿……终于，陈波退缩了，他把那张饭票推到我面前，苍白着脸对我说，你赢了！

这就是关于我的指头的故事。很荒唐，是吧？的确，那是一个荒唐的时代。这些事，都真实地发生了。我对不起我的陈波兄弟，他最后没有回城。他死在那里了。那年夏天，很多人开始返城，高考也已经恢复。一场暴雨过后，山体滑坡，为了抢救一个受灾小学的女学生，他被一堵突然倒塌的土墙砸中了。临死之前，他拉着我的手，他说他认识那个女学生，她是古老汉唯一的孙女儿。他还跟我说，他放心不下城里年迈的父母，要我一定替他照顾两位老人家……

就在半个月后，陈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

静默。外面下着雪。雪粒儿打在窗玻璃上，沙沙沙，沙沙沙。

良久，老周轻轻吁了一口气，举起那根挛曲的指头，他说：“对我，这是一个永恒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