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爱的历程

安妮·格林康纳夫人（Lady Anne Glenconner）的父母是莱斯特伯爵和伯爵夫人（the Earl and Countess of Leicester），他们是乔治六世国王和王后在诺福克桑德林汉姆宫的好友和邻居。安妮·格林康纳夫人曾回忆说：“活力四射的小伙子那么多，但莉莉贝特发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也是天缘巧合吧，她在很小的年纪就已把芳心暗自许给了菲利普王子。菲利普这个帅气的外国王子就是莉莉贝特的梦中情人。”

伊丽莎白的这个选择在某方面来说还算是符合传统的，因为她和菲利普是亲戚，但其血缘关系较远，还不至于骇人听闻。他们二人是五服之外的表亲，其曾曾祖父母都是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其实菲利普的贵族血统比伊丽莎白更为纯正一些，因为伊丽莎白的母亲只是与英格兰国王和苏格兰国王沾点儿远亲，几乎算不上英国贵族。而菲利普的母亲巴腾堡公主爱丽丝（Princess Alice of Battenberg），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重孙女；他的父亲是希腊王子安德鲁（Prince Andrew of Greece），19世纪中期应诏继任希腊国王丹麦王子的后裔。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与欧洲国家的王室都有血缘关系，在贵族和王室家庭中，近亲通婚在几百年里十分普遍。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丈夫阿尔伯特的血缘关系更近：他们是表姐弟，其共同的祖母是科堡公爵夫人（the Dowager Duchess of Coburg）。而阿尔伯特的父亲欧内斯特（Ernest）与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名字也是维多利亚）是亲兄妹。

从别的方面来看，菲利普并不显赫的背景令他毫无竞争优势。对伊丽莎白那些出身与自己的斯摩尔家族门当户对的贵族朋友们，王后毫不掩饰她的喜爱，比如未来的格拉夫顿公爵、拉特兰公爵、布克莱公爵，还有未来的卡那封伯爵亨利·珀切斯特，等等。菲利普没有以上贵族小伙子们的大面积领地，他的财产也少得可怜。

菲利普出生于1921年6月10日，尽管他生在科孚岛，但在他还未满周岁的时候，希腊王室就因为政变被驱逐出境。他的父母带着他以及4个姐姐去了巴黎，免费住在一个富有亲戚的一栋房子里。他的父亲安德鲁亲王是军人出身，性格外向、机智聪明，在那里他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而他的母亲爱丽丝（婚后被称作希腊的安德鲁王妃）无法操持整个大家庭的生计，更别说她还有先天性耳聋的身体障碍。尽管如此，流亡的前些年里，在这个女性人数居多的家庭里，菲利普可谓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后来他去了巴黎郊区圣克卢（St.Cloud）的一所美式学校上学，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法语，还养成了坚定自信的个性。

在菲利普8岁那一年，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英格兰一所名为奇姆（Cheam School）的寄宿学校，在此期间，他的童年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年后，他的母亲患上精神分裂症，被送到疗养院一住就是好几年，造成了他们夫妇二人的永久分居。出院后，她最终选择了前往雅典，建立了一个希腊正教的修女会，把自己的宗教热情用在行善上面。

安德鲁亲王也几乎从儿子菲利普的生活中消失了。他跟一个情妇住在摩洛哥的蒙特卡洛市（Monte Carlo），过着“花花公子”式的生活，仅靠微薄的年金度日，连菲利普的学费也是由好心的亲友支付的。他的4个姐姐都嫁给了富裕的德国王子，跟纳粹党有些牵连。她们在弟弟学校放假时会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后来由于希特勒的穷兵黩武，他无法再去德国与姐姐们团聚。少年时代的菲利普也曾两次遭遇人生悲剧：他的姐姐塞西尔（Cecile）一家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一年后，他最亲近的舅舅兼他的监护人米尔福德黑文第2代侯爵（the 2^nd 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乔治·蒙巴顿（George Mountbatten）因癌症去世。

菲利普就像个流浪者一样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既没有家，也没有父母的照料。数年之后，当被问及成长历程中无所依靠的感觉时，他说道：“我的家垮了……我就得去适应那种生活。换作是你也得这样。任何人都会这么做。”1933年，他离开了奇姆学校，到德国一所名为塞勒姆（Salem）的寄宿学校上了一年学。这所学校是由一位思想进步的犹太教育家开办的，他的名字是库尔特·哈恩（Kurt Hahn）。他被纳粹扣押了一段时间，1934年逃了出来，在苏格兰的北海海滨建立了高登斯顿学校（Gordonstoun School）。很快，菲利普又进了这所学校上学。

高登斯顿学校的教育理念是建立在“领导”和“服务”基础上的，学生们除了要完成知识学习之外，还要锻炼身体的忍耐力（包括严酷的训练、冷水澡等）。菲利普无惧这些挑战，他很快成了学校里的“学生头儿”（同学们叫他“头领”）。“他这种孩子，从很小就能表现出公正无私的品德，也从不因为自己的出身而觉得该有什么特权。”哈恩回忆道。在菲利普的毕业评语中哈恩写道，菲利普是“天生的领导者，必能在更广阔的领域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菲利普身上，这位校长看到了“智慧和气魄”，还有“鲁莽”，他还提到，菲利普的领导力“有时会因为不耐烦和偏执而大打折扣”。

回到英国，菲利普同样是在这里亲戚们的护佑下生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外婆米尔福德黑文侯爵夫人，后者当时住在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一个优雅而舒适的房子里。另一个照应菲利普的人是他母亲的弟弟路易斯·“迪基”·蒙巴顿（Louis“Dickie”Mountbatten），亦即后来的第1代缅甸蒙巴顿伯爵（the 1^st Earl Mountbatten of Burma），他尽心尽力地培养自己的王室亲戚们。

菲利普长大了，他身高1.82米，有着一双深蓝色的眼睛、轮廓分明的外表、一头金发；他是个美男子，体格健壮、颇富魅力，身上散发着自信，还带点儿鲁莽和冒失。他是个做事主动的人，善于随机应变；同时又有些孤僻，幼年时的情感剥离使他的性格中带着一种乖戾的防卫意识。“菲利普王子要比你想象的敏感得多，”迪基的大女儿，也是菲利普的表姐帕特里夏·蒙巴顿如此说道，“他的童年过得很艰辛，为了生存下去，他给自己包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

因为是表亲的关系，菲利普和伊丽莎白曾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1934年家里的一次婚礼上，另一次是在1937年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但二人真正相处是在1939年7月22日，国王和王后带伊丽莎白到位于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访问期间，那时伊丽莎白13岁，而菲利普作为海军士官正在这里受训。

迪基·蒙巴顿当时是海军上校，在他的邀请下，菲利普有机会受邀与王室成员共进午餐和下午茶。克劳菲注意到了二人之间迸出的火花，她后来写道，“莉莉贝特的目光始终在菲利普身上流连不去”，然而菲利普“却从未对她有什么特别的关注”。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菲利普早已成年，而伊丽莎白却只是个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姑娘。此时更多的只是伊丽莎白对他深切而持久的迷恋，一厢情愿要嫁给他。

“二战”期间，菲利普偶尔会到温莎堡拜访他的表亲，当他出海时也与伊丽莎白互相通信。当时菲利普在部署于地中海和太平洋的英国皇家海军服役，并且，由于他在1942年对意大利海军的马塔潘角海战中的英勇表现而得到了通令嘉奖。1943年12月，菲利普休假时去温莎堡过圣诞，其间他观看了17岁的伊丽莎白所表演的哑剧《阿拉丁》，就在那时亲友们隐约发现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某些浪漫情愫。玛丽王太后在其后给她的朋友艾尔利伯爵夫人玛贝尔（Mabell）的信中写道，这对表兄妹“的恋情已经有18个月了。我觉得，远非18个月”。乔治六世很欣赏菲利普，他告诉母亲玛丽王太后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有幽默感，言行举止也很得体”。但是，他和妻子仍觉得伊丽莎白太小，还不到考虑婚嫁的年纪。

1944年夏天，菲利普拜访了巴尔莫勒尔庄园，他写信给王后说自己很喜欢“与家人在一起时的简简单单的快乐，也为国王一家愿意邀他共享这份快乐而高兴”。这年12月，当菲利普出海执行任务时，他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了，终年62岁。他就死在蒙特卡洛大都市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留给23岁儿子的所有遗产只是几箱衣物、一把象牙修面刷、几个袖扣，另有一个图章戒指，菲利普一生都把它戴在手上。

菲利普在远东服役期间，伊丽莎白正在享受战后的自由和快乐。1945年8月，她在巴尔莫勒尔庄园里陶醉于田园生活之中——猎鹿、在沼泽地野餐、跟父母一同欢歌笑语。其间她意外地经历了一件伤心事：1945年12月，桑德林汉姆宫在因战封闭了6年之后再次启用，国王一家人来这里度过桑德林汉姆宫的首个圣诞节，而她的保姆阿拉这时得了病，并很快就去世了。

这年秋天，在回到伦敦之后，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有了自己的一间套房，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大本钟，房间里装饰着“粉红和浅黄褐色”的绘花织物。她还有了自己的一个小“服务组”：两个内廷女官、一个男侍、一个女仆，还有波波。波波现在是伊丽莎白的贴身女侍，负责伊丽莎白的生活琐事。伊丽莎白邀请玛丽·坎布里奇夫人（Lady Mary Cambridge）、前内廷女官维卡里·吉布斯夫人（Mrs.Vicary Gibbs），还有几个侍卫参加了在桑德林汉姆宫举办的家庭聚会，他们听收音机，共进晚餐，还一起玩游戏。

1946年2月，格林菲尔一家在他们位于贝尔格莱维亚区的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庆祝和平的到来。其间劳拉·格林菲尔（Laura Grenfell）对伊丽莎白印象深刻：“她轻松自如，一点儿都不做作……不论是讲笑话还是发表评论，都十分大方友善……她说到一个哨兵在举枪致敬时掉了帽子，令大家一阵大笑。”伊丽莎白“把聚会上的舞蹈都跳了一遍”，她“过得很快乐”，而身穿制服的侍卫们则“排队等着邀她跳舞”。

1946年3月，菲利普终于返回伦敦。他在切斯特大街（Chester Street）上蒙巴顿的家里住了下来，却需要舅舅的男管家帮忙归置自己破旧的衣柜。他常开着一辆黑色的“名爵”跑车从侧门进入白金汉宫，到伊丽莎白的起居室里跟她一同吃晚餐，而克劳菲则在一旁看护陪伴。伊丽莎白的妹妹玛格丽特总是在场，菲利普就跟她们一起玩：打球、在长长的走廊里东奔西跑……克劳菲也很喜爱菲利普轻松活泼的魅力和坦率随意的性情，他跟整日围绕在王室左右的那些古板迂腐的廷臣截然不同。

1946年夏天，菲利普在巴尔莫勒尔庄园待了一个月，其间他向伊丽莎白求婚了，而伊丽莎白当场就答应了他，甚至没有跟自己的父母商议一下。乔治六世也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条件是将他们订婚的消息保密，直到第二年4月伊丽莎白过完21岁生日才能对外发布。菲利普跟伊丽莎白一样，都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流露情感，这样就能轻松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不被察觉。但在私下，在一封写给王后的感人肺腑的信中，他表达出了心中所想——他感慨自己何德何能“有如此好运”，特别是“如此彻底而毫无保留地坠入爱河”。

宫里的廷臣、王室的贵族朋友和亲戚们却是用一种猜疑的眼光去看菲利普，觉得他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外来户”。他在面对长辈时似乎不够顺从，这一点让他们感到厌烦。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把菲利普看作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一个“德国人”。在他们不甚友好的时候，甚至把他称作“德国佬”，这是刚刚结束的“二战”流血冲突所带来的一个极为轻蔑的称呼。菲利普的母亲出生在英国温莎堡，菲利普本人也是在英国接受教育，并在英国海军服役期间有良好的表现，但他身上无疑散发着来自欧洲大陆的味道，还缺少伊顿公学毕业的英国贵族子弟身上那种“圈内人”的认同感。另外，这个统治希腊的丹麦王族其实是德国人，他的外公巴腾堡路易斯亲王也是德国人，他姐姐们的德国丈夫更是一个长久的敏感话题。

其实，无须掩饰，从18世纪开始德国血统就与英国王室紧紧交织在一起。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逃离英国，他的女儿、信奉新教的玛丽二世继承了英国王位，与丈夫威廉三世共同统治英国。他们二人死后，玛丽二世的妹妹安妮女王（Queen Anne）继承王位，并于1714年去世。安妮并无子嗣以继承王位，于是英国议会通过了《1701年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 of 1701），以保证王位的继承人是新教徒。《王位继承法》规定，安妮女王的王位只能由汉诺威选帝侯夫人、詹姆斯一世的孙女索菲亚（Sophia）的后代继承。安妮女王驾崩之后，英国王位的继承者就成了索菲亚的儿子——乔治·路易斯（George Louis），亦即后来大英帝国的国王乔治一世，也是汉诺威王朝（the House of Hanover）的首个君主。乔治一世和他出生于德国的儿子乔治二世都不会说英语，1760年继承英国王位的乔治三世，才是首个生于英国的汉诺威君主。

19世纪，德国血统在英国王位继承里的分量更重了，因为乔治三世的第4个儿子、肯特公爵爱德华（Edward the Duke of Kent）娶了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费尔德公主（the Princess of Saxe-Coburg-Saalfield）为妻，并生下了维多利亚公主。她在伯父威廉四世去世后继承了英国王位，是为维多利亚女王。而她再次强化了德国血统在英国王室的比重——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的阿尔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Gotha），婚后随了夫姓，宣告了汉诺威王朝的终止。他们的孙子乔治五世的妻子是玛丽王后，后者的父亲也是德国人，是特克公爵（the Duke of Teck）弗朗西斯亲王（Prince Francis）的女儿。尽管出生在英国的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特克公主维多利亚·玛丽说话时还是带着轻微的德语口音。

一战时期，英国国内反德气氛十分强烈，为了摆脱英国王室形象中长久笼罩的日耳曼影响，乔治五世做了一个战略性决策：1917年他颁下诏书，将王朝称号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改为温莎王朝（借用英国一座古老城堡的名字）。与此同时，他将王室旁系亲属的德语名字英语化——巴腾堡改为蒙巴顿，特克改为坎布里奇（或剑桥）或阿斯隆。

对所有批评菲利普的德国血统及其无赖态度的话语，伊丽莎白都毫不在意。菲利普是一个满脑子充满新奇古怪的想法、复杂迷人的小伙子，他对伊丽莎白这位准王储来说，是一股新鲜的空气。与母后所选择的那些女婿候选人相比，菲利普是绝无可能唯唯诺诺，也不可能让她感到乏味。他会跟她一起分担她的责任和义务，他的桀骜还能帮她在疲倦的一天结束时，卸下国事的负担。他的人生是毫无拘束的，正如她的人生是按部就班的一样。并且，菲利普没有什么产权负担，无须像那些拥有地产的英国贵族一样为资产操劳。用他们的表姐帕特里夏·蒙巴顿的话说，伊丽莎白还发现，在菲利普外部的保护壳下面“其实紧锁着他的爱，等待有人开启。伊丽莎白打开了他的心扉”。

伊丽莎白公主“是个极惹人爱的人”，帕特里夏·蒙巴顿说道：“她漂亮、有趣，性格欢快，她喜欢跳舞和看戏。”从菲利普和伊丽莎白二人第一次相见到现在已经7年了，莉莉贝特（菲利普现在也称呼她的小名了，前面还要加上“亲爱的”）的确已经长成了一位美人儿，而娇小的身材更增添了她的吸引力。她没有古典美的特质，却如《时代》杂志所述，有种海报女星的魅力：丰满的胸部（继承自她的母亲）、窄窄的肩膀、纤纤的细腰、匀称的长腿；陶瓷般的肌肤衬着褐色的卷发，再加上塞西尔·比顿所讲的“糖果粉色”的双颊，一对蓝色的眼睛，嘴角轻扬即是一个嫣然的笑容，而她的笑声也格外有感染力。“她笑的时候，脸部会舒展开来，整张脸都在笑。”伊丽莎白的表妹玛格丽特·罗德斯如此说道。

在服饰打扮方面，伊丽莎白并不喜欢前卫的衣服，甚至连稍微时髦点的衣物都没有。在她10多岁之前，一直是跟妹妹穿着同样的童装，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缓和玛格丽特的攀比心理，因为“她什么事都要跟姐姐一样”。玛格丽特的好友安妮·格林康纳如此说道。伊丽莎白19岁时才开始为自己选衣服，即使如此，她还是偏向于选择母亲所喜欢的保守款式以及柔和淡雅的色彩，任何袒胸露背的设计都被她拒之门外。为了劝她穿上一套上身是白色丝绸衬边的紧身短衫、下身是百褶裙的艳红色晚礼服，克劳菲可谓是费尽了口舌。“那是她最好看的一身打扮了。”克劳菲如此说道。伊丽莎白对皇家女服装设计师诺曼·哈特奈尔（Norman Hartnell）选择定做衣物的过程很感兴趣——绘制草图、设计图样、试穿……但她对照镜子没什么耐心，顾盼自怜远非她的本性。

1946年10月，在帕特里夏跟布拉伯恩勋爵（Lord Brabourne）在罗姆塞教堂（Romsey Abbey）举办的婚礼上，媒体察觉到了菲利普与伊丽莎白这对表兄妹的恋情。菲利普是婚礼的男傧相，当王室一家到来时，他把他们接下汽车送进礼堂。伊丽莎白在门口脱掉裘皮大衣时转过身来，这时照相机捕捉到了二人充满爱意的对视。“那一刻，人们心中一定在暗叹道：‘啊哈！’”帕特里夏·布拉伯恩回忆道。但随后并没有任何官方声明证实此事，他们二人也继续保持着活跃的社交活动。伊丽莎白去外面的餐馆吃饭或去“400”这样的时髦俱乐部里玩时，都有侍卫朋友陪同；而菲利普也会带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去参加聚会或去剧院消遣。但在所有的小伙子里面，菲利普是唯一一个能跟准王储跳舞的人。

伊丽莎白的公务与日俱增，她的父亲乔治六世也戏谑地将王室称作“皇家公司”（后来简称为“公司”）。1945年7月，国王夫妇带她去爱尔兰北部访问，这是伊丽莎白第一次坐飞机。8个月后，伊丽莎白再次单独访问了爱尔兰北部的6个信奉新教的郡，这几个郡都是1922年英国政府拆分了爱尔兰之后所建立的。从12世纪英王亨利二世入侵爱尔兰以来，爱尔兰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在经历了英国8个世纪之久的残酷统治之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于1916年爆发起义，经过6年的独立战争之后，爱尔兰最终一分为二。爱尔兰的北部地区（亦被称作阿尔斯特地区）仍留在大英联合王国属内，而南部26个信奉天主教的郡则成立了自治的爱尔兰自由邦，仍留在英联邦内，勉强承认英国国王为其君主。

乔治六世仍是女儿最好的导师。跟女儿在桑德林汉姆庄园、巴尔莫勒尔庄园、温莎家庭公园散步时，他会为她提供建议，教给她对政府和政治的真知灼见。

乔治六世此时深受国民爱戴，但战后的最初几年对他来说也颇为艰难。1945年7月，工党赢得议会大选。在英勇地带领英国人民度过“二战”之后，温斯顿·丘吉尔这位国王的密友和珍视的伙伴在唐宁街10号的位置被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克莱门特·艾德礼是一个拘谨寡言的人，他的社会主义政策——他要在英国建立一个工党的平台，以把英国改造成一个普遍福利的国家，实现工业国有化，财富重新分配——是国王和王后深感厌恶的（王后曾敏锐地对克莱门特·艾德礼迅速做出判断，说他是“一个很实际的矮个子……非常谨慎……很难相处，但他很容易心软”）。私下里国王毫不掩饰对克莱门特·艾德礼的愤怒，但在公开场合，他还是严守自己的中立立场。伊丽莎白能够看出紧张的工作对父亲的消磨，他患上了动脉硬化，这个病影响了他腿部的血液循环，带给他相当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放缓下来，仍常常熬夜办公，其间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1947年2月1日，乔治六世、伊丽莎白王后、伊丽莎白公主、玛格丽特公主开始了他们一家的首次海外访问，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们要去南非和罗德西亚（Rhodesia）访问英国的殖民地，还要有1个月花在海上的双程航行上。他们乘坐的是4万吨重的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前卫号”战列舰（HMS Vanguard），船上舰队司令的房间被改造成了套间和睡舱，房间里挂有伦敦风景油画，还有象牙色、蓝色、米黄色图案的沙发和椅子，还有椴木家具。在10个随从人员的陪伴下，他们从朴次茅斯出发了。当天是个阴天，而英国也正遭受多年不遇的严冬天气，国内食物定量供应，燃料短缺。

这次出行标志着伊丽莎白作为王室成员的重要亮相，同时把她介绍给英国统治范围的偏远地区。20世纪早期，英联邦的构想开始成型，它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寻求独立的一个过渡阶段，但仍将英国国王视为自己的君主。此时，最终的1949年“现代英联邦”尚未形成，但乔治六世想让他的准王储看看，他对以前强盛的大英帝国的成员是多么专注。从个人层面来讲，伊丽莎白离开菲利普的这些日子，可以看作是对她能否承担王室义务的最终考验，也是“我们四个”（乔治六世对一家四口充满深情的称呼）共度的最后时光。

出航后的前几天里，王室一家都备受晕船的折磨。另外，海上的大风和巨浪也把他们限制在了船舱里，不能外出走动。风浪太过猛烈，以至于皇家旗帜（the Royal Standard）——王旗，旗面有红、金、蓝三种颜色，四个象限里分别是向前直走的狮子、跃立的狮子、金色竖琴的图案——都被撕成了碎片。进入热带之后，终于见到了太阳。两位公主或者不戴帽子，身穿印花裙子倚靠在军舰的栏杆上看风景；或者在用于射击比赛的步枪靶场甲板上躺着；或者到处乱跑，跟兴高采烈的军官们玩捉人游戏。国王上身只穿衬衣，下身穿着露出长腿的短裤，跟见习军官们玩甲板网球，而女士们则在一旁观战。军舰越过赤道时，船员们举行了一个“穿越赤道”庆会，水手们头戴假发，胸前塞上乳罩衬垫充当乳房，还要穿上裙子，而尼普顿神父（Father Neptune）则手拿三齿鱼叉负责监督。首次越过赤道的“新手”会受到浸水等花样百出的作弄，而两位公主只是被特大号的粉扑轻轻地拍了拍脸就算了。

此次出行，伊丽莎白随身带着未婚夫菲利普的照片，也跟他一直保持着通信，给他讲述途中的奇异经历。两位公主为南非的美丽景色所倾倒，而相比于伦敦的物资短缺，这里丰盛的食物和商店橱窗里丰富的货物都令她们惊讶不已。当她们俩坐在英国领土祖鲁的一个机场里，看着5000名身穿缠腰布或兽皮、戴着珠子项链、头插羽毛的半裸的部落勇士挥舞着长矛和盾牌，边唱边跺脚地表演大型部落舞蹈时，她们太过吃惊，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她们惊讶于维多利亚大瀑布的雄伟壮丽；为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富饶的野生生物而赞叹；她们在纳塔尔国家公园（Natal National Park）的德拉肯斯堡山脉（Drakensberg mountains）的山路上远足；剪鸵鸟羽毛……然而伊丽莎白却总是“感觉很愧疚，我们跑来晒太阳，而别人却在挨冻”。她在给祖母玛丽王太后的信中如此写道：“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家里的恶劣天气和燃料短缺的惨事……我真心希望您没有受太多苦。”

王室的日程安排相当紧凑，其中包括35天的火车旅程，他们乘坐的是有14节空调车厢的“白色专列”，因为火车的外表是象牙色和金色的。伊丽莎白看着自己的父母四处巡视，忍受着没完没了的迎宾队列和致敬，观看各种表演和典礼时还要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负担实在太重，让人“觉得有时候都要被榨干了”——这是她的母亲在途中写给一位侄女的话，而伊丽莎白现在能亲眼见到了。她看到父亲在疲惫和紧张之下的火暴脾气，也看到了母亲只轻轻拍触父亲的胳膊就能让他平静下来的本事。或者是因为身上的病，或者是因为他在公务上耗费了太多心血，国王明显瘦了很多。

当时南非的形势比较紧张。南非是一个以黑人为主的国家，但其统治阶层是占人口少数的白人。而这些白人又分成两派：一方是被称作“布尔人”的荷兰人后裔，另一方是说英语的白人。这种现状是19世纪“布尔战争”（Boer wars）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在布尔战争中，英国人残忍地镇压了荷兰裔居民的反抗，并在此建立了英国殖民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王室的此次访问，乔治六世的目的是促进双方关系缓解，以及表示对扬·史末资（Jan Smuts）的支持——他是布尔人，曾在英国上过学，是南非的首相和陆军元帅。

1948年史末资面临大选时，很多布尔人都觉得他跟英国的关系太近，对黑人也过于心软。他反对给予黑人政治权力，但他愿以家长式作风的政策来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南非国民党（Afrikaner National Party）是史末资的反对党，他们主张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将不同种族的人口隔离开来，并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赞成种族隔离政策的极端主义者在大选中战胜了史末资和他的党派，然而因为其种族隔离政策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使得南非在近半个世纪里与世隔绝。伊丽莎白目睹了在集会活动中，群众因人种不同而被相互隔离，她也了解到了南非白人中的政治分歧。她对南非和邻国罗得西亚的压制性政策有了深刻的理解，这也促使她日后在处理可能会导致英联邦分崩离析的种族问题时胸有成竹。

对伊丽莎白而言，此次出行在4月21日达到了顶点——这一天是她21岁的生日。南非为向她表示庆祝，宣布这一天为国家法定假日，还举行了阅兵式，另有以她的名义组织的舞会、焰火表演，史末资还送给她一条由21颗钻石穿成的项链。伊丽莎白则是用一次动人的演讲为这个里程碑式的时刻锦上添花，在演讲中，她向那些跟自己一样经历了“艰难而辉煌的“二战”岁月”的年轻人致意。演讲稿是由德莫特·莫拉（Dermot Morrah）撰写的，他是一位对王室深有好感的历史学家，也是《泰晤士报》的社论作者。为演讲稿修改润色的是托米·拉塞尔斯，他觉得这次演讲“既有伊丽莎白一世‘蒂尔伯里演讲’的震撼力，又有维多利亚女王‘我能行的’那种不朽的朴实无华”。

伊丽莎白第一次被演讲稿的内容感动哭了。虽然这些话不是她自己写的，但她深深地被其内容所触动，这就是为什么她能如此真切地把演讲稿蕴含的感情表达出来，也是直到今天她的演讲仍能打动听众心弦的原因。拉塞尔斯曾告诉她：“要是其他2亿人听到你这次演讲也能感动而泣的话……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她的这次演讲是在南非的开普敦市（Cape Town）向“所有英联邦和帝国的人民广播的”，时长6分钟。伊丽莎白用一种平和的语调说英联邦国家是她的“家”；她对她的同龄人说，父辈的“抗争、奋斗和苦难只为保护我们的童年”，鼓励他们挑起父辈们的“重担”，勇敢面对战后的所有挑战。“只要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高昂的勇气和平静的心态携手前行，”她讲道，“就能把悠久的英联邦……发扬光大——更自由、更繁荣、更幸福，成为世界上一个永恒而强大的力量。”这些话后来成了伊丽莎白对英联邦的信条，而正如她的父亲所希望的那样，在非洲的3个月里，这个信条在她心里扎下了根。

然而，真正成为伊丽莎白的北极星、为她指引方向的，是她在演讲结尾时“庄重的个人宣誓”——“我想现在就许下这个誓言，”她动情地说道，“我要说的话很简单。我向你们所有人发誓，我要用我的一生——无论它是长是短，为你们服务，为我们伟大的帝国大家庭服务。”这句话里，除了“帝国”二字，其他一切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印度即将独立，而其他英国殖民地也动荡不安，很明显大英帝国已经到了落幕的时候。

伊丽莎白做到了。她真的让“数百万听众为之流下泪水”，甚至包括她的祖母玛丽王太后。“我真哭了。”她在给王后的信中写道。准王储已经成了英国王室未来的新面孔，“值得信赖，引人爱慕”，托米·拉塞尔斯对她如此评价，她有着“快乐的天性”，还有“如她母亲一般”的本领，能“从容化解枯燥和乏味”；他还发现，“伊丽莎白总是能为他人着想，这种无私的品质可不是王室成员的常见性格”。

总的来看，此次南非之行对英国王室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它向外界展示了，即使是在动荡的年代里，王室仍是一个传承不息、团结稳定的力量。他们尽量走遍这片土地上的每个角落，当专列在偏远村落停下时，两位公主有时会身穿常礼服，佩戴首饰，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到一处，都有大批人群热情洋溢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媒体的报道也是清一色的正面评论。4月底，王室一家登上前卫号战列舰启程回家。“我们四个”站在舰首的炮塔前，向人们挥手告别；而岸上的人群则齐声唱着一位新闻播音员所说的“希望的歌曲”。伊丽莎白这一去就是48年，直到1995年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终结、纳尔逊·曼德拉当选总统时，才再次来到南非。

而在伦敦，菲利普此时正在位于格林威治（Greenwich）的英国皇家海军参谋学院（Naval Staff College）担任讲师。在迪基·蒙巴顿的帮助下，他放弃了希腊菲利普王子的头衔，于1947年2月得到了英国公民身份。又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姓氏，所以选择了蒙巴顿——他母亲的姓“巴腾堡”的英语化单词——作为姓氏。其实，他的“归化”全无必要，因为所有汉诺威选帝侯夫人索菲亚的后代生来就拥有英国公民身份，而菲利普正是索菲亚的后裔。

久被延迟的订婚消息终于在1947年7月9日对外发布了。第二天，这对快乐的未婚夫妇就携手出现在了白金汉宫的露天招待会上。菲利普的母亲从银行金库里取出了一个王冠，菲利普用上面的几颗钻石制作了一个订婚戒指，制造者是伦敦一家名为“菲利普·安特罗伯斯股份有限公司”（Philip Antrobus，Ltd.）的珠宝商。几个月之后，菲利普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面前完成“坚信礼”，加入了英国圣公会。

1947年7月，伊丽莎白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私人秘书，一个聪明而活力四射的文职人员。他的名字是约翰·“乔克”·科尔文（John“Jock”Colville），“二战”期间曾担任过内维尔·张伯伦和温斯顿·丘吉尔的助理私人秘书。科尔文在扩展伊丽莎白的眼界方面有宏伟的计划。另一方面，颇有远见的玛丽王太后在科尔文上任后不久就建议他筹划一下伊丽莎白的出行安排，使她多与现有的社交圈之外的人接触，甚至可以结交一些工党政客。科尔文发现，伊丽莎白对政治的热心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强烈，但他觉得伊丽莎白“贵在真实”。在他的安排下，伊丽莎白去读外交部（the Foreign Office）的电报，观看下议院（the House of Commons）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花一天时间观察少年法庭，还到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参加晚宴、结识势头正劲的工党领袖。

菲利普现在也有了自己的贴身男仆和警卫。9月20日婚礼之前，他大多数时间是跟王室一家在一起，前一年夏天到巴尔莫勒尔庄园休假也是如此。“享受，阳光，快乐，”乔克·科尔维尔写道，“每天都在沼泽地里野餐；在满是玫瑰花、大树和金鱼草的花园里舒适地午休；大家载歌载舞。”

然而，在英国的其他地方，情况却极其暗淡，用财政大臣休·多尔顿（Hugh Dalton）的话说是“多灾之年”——高失业率、闲置的工厂、食物短缺……政府财政危机导致税额的上调和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在如此困境之下，王室与工党政府协商要提高伊丽莎白的年俸，从她21岁开始，把原来的每年1.5万英镑提高到每年4万英镑，外加菲利普的1万英镑。这些金额是根据名为《王室年俸》（the Civil List）的协议划拨给王室成员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

1066年威廉一世成功占领英国之后，掌握了大量的英国土地，而后来的国王也聚敛了大片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土地，即使他们不断将大片封地赐予忠诚的子民作为奖赏，也毫不影响王室财富的增长。王室名下的地产被称作“皇冠地产”，包括大片城乡土地。1760年乔治三世登基后，因为皇家地产的收益并不理想，所以他与议会达成协议，将王室名下的土地收益移交给英国财政部，换来每年给予王室的定额俸金，这些钱就被称作王室年俸。同时，乔治三世及其身后的英国国王还拥有一份单独的地产收益，名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

“皇冠地产”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这两处收入用于皇室及国王一家的开支。1947年，英国政府从“皇冠地产”的商业及住宅物业、矿产、农场、森林及渔业的“盈余”中共获得近100万英镑收益。这一年，议会授权财政部将其中41万英镑作为王室年俸拨给乔治六世，另有16.1万英镑拨给国王的家人，其余近40万英镑用于政府的日常开销。

在女儿婚礼前夕，乔治六世授予未来的女婿一系列堂皇的头衔——爱丁堡公爵（the Duke of Edinburgh）、梅里奥尼思伯爵（Earl of Merioneth）、格林威治男爵（Baron Greenwich），并颁旨允许他使用“殿下”（His Royal Highness）作为称呼。菲利普其后的主要称谓是“爱丁堡公爵”，但更为人所熟知的称谓是“菲利普亲王”，他将继续使用自己的教名作为签名（他的官方头衔“英国亲王”10年后才正式颁布）。乔治六世还授予菲利普“嘉德勋章”（the Order of the Garter），这是国王可以授予的最高个人荣誉，源于1348年。而伊丽莎白获得嘉德勋章的时间比菲利普早一个星期，只为表示她比丈夫的地位更高一点。

11月18日，乔治六世和王后在白金汉宫举办了一个庆祝舞会。剧作家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称其为“一个极好的夜晚……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兴高采烈的”。伊丽莎白和菲利普“容光焕发……整个场面就像在画中一样，令人喜悦、令人陶醉”。作为老习惯，国王领着一队人跳了一支康茄舞。整个欢庆持续到午夜才结束。菲利普负责给未婚妻的随从们发放礼物，每人一个纯银小化妆盒，盒上是缠绕在一起的新郎新娘名字的首字母和一排五粒圆形的蓝宝石，其上方装饰着一个金皇冠。伊丽莎白·朗曼夫人（Lady Elizabeth Longman）是八位伴娘中非王室成员的两个人之一，她回忆说菲利普跟平时一样满不在乎地分着礼物，“好像是在玩扑克牌游戏”。

两天后的婚礼日早上，菲利普把烟戒了。他的吸烟习惯常常令他的贴身男仆约翰·迪恩“忙不迭地往香烟盒里装烟”。菲利普知道伊丽莎白对其父亲烟瘾的苦恼，所以他戒了，而据迪恩的说法：“突然一下子就不吸了，一点困难都没有。”帕特里夏·布拉伯恩当天早上跟她的表弟在一起，她说尽管菲利普毫不怀疑自己对伊丽莎白的爱，但他还在纳闷结婚“究竟是太勇敢还是太傻”。另外，他还对即将放弃原先生活中的很多乐趣而感到苦恼。“伊丽莎白无须改变，”帕特里夏回忆道，“但对菲利普来说，一切都将不同。”在离开肯辛顿宫的前一个晚上，菲利普是在他外婆的公寓里度过的，他按王室的惯例享受了一杯冲调的杜松子酒。

尽管寒气逼人，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外面还是聚集了数万人，准备迎接乘坐“爱尔兰国家马车”到来的国王父女。婚礼于11∶30在教堂内举行，有2000名宾客参加了此次盛典，而温斯顿·丘吉尔将其称作“我们必经之路上掠过的一道缤纷色彩”。伊丽莎白所穿的礼服是由诺曼·哈特奈尔设计的，用的是点缀着珍珠和水晶的象牙色丝绸，身后4.5米长的裙裾由两个5岁的花童提着，他们是格洛斯特王子威廉（Prince William Gloucester）和肯特郡迈克尔王子（Prince Michael of Kent），身穿斯图亚特王朝的苏格兰式格子裙和丝绸衬衣。伊丽莎白头上戴的是蕾丝镶边的头纱，用玛丽王太后的钻石王冠固定。菲利普则身穿海军军装，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嘉德勋章。参加婚礼的男嘉宾们都身穿常礼服或军装，而女士们则身着华美的长裙，戴齐肘白手套，配上华丽的珠宝首饰，不论戴王冠还是帽子，很多人都插上了羽毛装饰。婚礼由约克大主教西里尔·加贝特（Cyril Garbett）主持，他告诉两位新人要“矢志不渝，同心同德，严于律己”。

婚礼持续了4小时，之后新郎新娘带领一大队人走下教堂中殿，跟在新人身后的包括5位国王、5位王后、8位王子和公主，其中就有挪威、丹麦、罗马尼亚、希腊和荷兰的君主。菲利普的母亲也在场，但他的3个姐姐及她们的德国夫婿显然未受到邀请。另外，缺席的人物是乔治六世的哥哥——前任国王爱德华八世，亦即现在的温莎公爵，还有他为之放弃王位的妻子温莎公爵夫人。温莎公爵夫妇现在住在法国巴黎，只是在定期探望家人时才回到国内。对他们二人的“放逐”看似残酷，但乔治六世、王后和谋臣们也别无选择，因为两位前任、现任国王同在英国境内可能会有分裂隐患。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响起，伊丽莎白和菲利普乘坐“玻璃马车”前往白金汉宫。马车前后分别由身穿军礼服的两支皇家骑兵团护卫：皇家近卫骑兵团穿的是蓝色长袍，皇家内近卫骑兵团则是红色军装，他们都穿着白色皮质马裤和黑色过膝高筒靴，上身是闪闪发光的胸甲，头戴锃亮的头盔，上插红色或白色羽毛。这是战后最为壮丽的典礼仪式，围观的群众报以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10万多人越过警戒线涌到白金汉宫的栏杆前高呼着：“我们要见伊丽莎白！我们要见菲利普！”当王室一家出现在皇宫的阳台上向大家微笑挥手时，他们顿时“被嘈杂的祝福声淹没了”。

考虑到英国当时的艰难境况，“婚礼早餐”只邀请了150名客人，说是早餐，其实是午宴，它是在白金汉宫的宴会厅里举行的。宴会的菜肴也很朴素，有牛里脊、砂锅鹌鹑和拱顶冰激凌，用的器皿是镀金银器，由身穿深红色制服的男仆负责服务。餐桌上摆放着粉色和白色的康乃馨，每个餐位上还有小束的桃金娘和白色石楠花花束作为纪念品。婚礼蛋糕共4层，近3米高，新郎新娘一同用菲利普的蒙巴顿佩刀切开蛋糕。

因不堪婚礼致辞的紧张感，乔治六世只是举起一杯香槟向“新娘”表示祝贺。在白金汉宫的前院接受了玫瑰花瓣的洗礼之后，这对新人坐在一辆由四匹马牵引的敞篷马车里前往滑铁卢车站（Waterloo Station），“新娘舒适地安坐在热水袋包围的‘小巢’里。”途中从威斯敏斯特大桥上越过泰晤士河，一路沐浴在黄昏的路灯光辉里。当他们踏上滑铁卢车站的红地毯时，伊丽莎白心爱的柯基犬“苏珊”欢快地从马车上跳了下来。随后，伊丽莎白把狗绳递给了男侍从西里尔·迪克曼（Cyril Dickman），他将跟约翰·迪恩、波波以及一位便衣警探一起陪同这对新人去度蜜月。

蜜月的第一周是在蒙巴顿家族在汉普郡的布罗德兰度过的。其后两周是在白雪覆盖的伯克豪宅邸，这是一座建于18世纪早期的白色石头住宅，位于巴尔莫勒尔庄园慕克河畔的树林中。其装饰风格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松木家具、格子呢地毯，墙上挂着兰西尔的名画和间谍漫画，对伊丽莎白来说，这里承载着她父母成为国王和王后之前所有夏天的童年回忆，是她当成“家”的安乐窝。在这里，她身穿羊毛衬边的无袖皮夹克，脚踏军靴，跟丈夫一起去猎鹿。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俄罗斯突击队长，率领一队忠诚的特种兵，个个装备着步枪，武装到牙齿”，她在给表妹玛格丽特·罗德斯的信中如此写道。

伊丽莎白还给父母写了温情的感谢信，谢谢他们所给予的一切，也谢谢他们为自己树立的良好楷模。“我只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有一个像我跟妹妹那样的成长环境”，她如此写道，还补充说她跟自己的新婚夫婿“就像相处多年的眷侣一样！菲利普是个天使！他心肠是那么好，那么体贴周到”。而菲利普在写信给他的岳母时却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心声——“好好‘珍爱’莉莉贝特？我觉得这个词都不够形容我对她的爱。”他说他的新婚妻子是“整个世界对我而言唯一真实的‘东西’，我的梦想就是跟她融为一体，能够经受任何冲击，共度美好的人生”。

“女王是极其仁慈的，但她能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太少了。”

1948年11月，伊丽莎白公主跟她的第一个孩子，亦即王储查尔斯王子在一起。

图片来源：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Camera Press London

欧洲王室近亲通婚比较普遍。

Corfu，位于希腊西部伊奥尼亚海中的岛屿，希腊语称克基拉岛。

1922年，希腊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惨败，国内发生政变。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一世于9月27日宣布退位，流亡意大利西西里岛，其长子乔治继位。安德鲁亲王与5名政府大臣和军队总司令被希腊革命军政府关押在雅典监狱中等待枪决。1922年12月，英国海军1艘轻巡洋舰前往雅典进行交涉，希腊革命军政府慑于英舰的武力威胁，被迫同意释放安德鲁亲王一家。英国舰长用装橘子的木头箱子把1岁大的菲利普及其父母和4个姐姐从希腊带了出来，送到法国。

Dartmouth，英格兰西南部港口城市。

怀疑此处原文有误，马塔潘角海战发生在1941年3月，而非1942年。the Battle of Matapan，马塔潘角海战，是“二战”期间英国地中海舰队与意大利舰队在地中海伯罗奔尼撤半岛马塔潘角附近海域的一场遭遇战。此役意舰5艘被击沉，1艘遭重创；英方损失飞机1架。意大利海军力量受损，有利于英军在北非的作战行动。

又称作印章戒指，欧洲古代写信用蜡或软黏土封口，为了防止信件内容被泄露或篡改，就发明了这种戒指用于封笺，政治家、贵族、宗教领袖或大家族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徽章。

Big Ben，又称威斯敏斯特宫报时钟，建于1859年。由当时的工务大臣本杰明·霍尔爵士监制，安装在议会大厦东侧高95米的钟楼上，钟楼四面为圆形钟盘，直径6.7米，耗资2.7万英镑，重13.5吨。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以本杰明的昵称取名为大本钟，是伦敦的标志性建筑。

Belgravia，英国伦敦中西部的上流社会住宅区。

喻菲利普的德国背景很深。

the Glorious Revolution，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辉格党和托利党邀请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威廉亲王来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1688年11月1日，威廉率军队在托尔湾登陆，詹姆斯二世逃往德国，但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同意，詹姆斯二世逃亡法国。1688年12月，威廉进入伦敦，议会重掌大权。1689年1月，议会宣布詹姆斯二世逊位，由威廉和玛丽共同统治英国，并通过《权利法案》。政变之后，英国逐渐建立起君主立宪制。因为这场革命没有人伤亡或受伤，故史称“光荣革命”。

the Electress of Hanover，选帝侯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指的是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的诸侯。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被拿破仑勒令解散，选侯权已失去意义，仅在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以一种荣誉爵位的形式存在。

Time，美国新闻周刊，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由亨利·卢斯创办，1923年3月3日首刊。以报道国际、国内新闻为主，并大量使用图片。

1948年12月21日，爱尔兰议会通过法律，宣布脱离英联邦。1949年4月18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拒绝归还北部6郡。

10 Downing Street，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

Portsmouth，英格兰南部港口城市。

British Commonwealth，是一个以英国为主导的国家联合体，由54个主权国家（含属地）组成，成员大多为大英帝国之前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英王是英联邦的名义元首。

甲板网球是一种在轮船甲板上玩的游戏，现在也在体育馆内或体育场上举行。比赛用球是一个充气或海绵橡胶的球环，选手将球环来回掷过场地中间的球网。在球环落地前必须用一只手接住，并在原地迅速将球低手或水平回掷过网。如果选手没能按规则接住球或回球，对方就获得发球权（下轮比赛首先掷球），或者（如已经发完球）得一分。

Victoria Falls，位于非洲赞比西河中游、赞比亚与津巴布韦接壤处。宽1700多米，最高处108米，世界著名的瀑布奇观之一。1855年11月，苏格兰传教士兼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是第一个到达维多利亚瀑布的欧洲人，并用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名字为它命名。

Afrikaners，现称“南非白人”。

1588年8月19日，英国陆军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的蒂尔伯里集结，准备抵抗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进攻。伊丽莎白一世亲自来到前线为士兵们做了战前演讲。

1830年维多利亚11岁时，得知自己将会是下一任英国君主，她噙着泪水对自己的女家庭教师说：“我能行的！”后于18岁即位。

常礼服曾经是欧洲上流阶层出席英国阿斯科特赛马场金杯赛时的服装，因此也被称为“赛马礼服”。后来用作白天参加庆典、星期日的教堂礼拜、婚礼以及正规的日间社交场合的正规礼服。如今，常礼服仍是欧洲男士礼仪的一部分，尤其是参加一些有贵族传统的体育赛事。常礼服上装为灰、黑色，后摆为圆尾形，其上衣长与膝齐，胸前仅有一粒扣，一般用背带。配白衬衫，灰、黑、驼色领带均可，穿黑袜子和黑皮鞋。

Greenwich，英国大伦敦的一个区，位于伦敦东南、泰晤士河南岸。

William the Conqueror，法国诺曼底公爵，1066年向英格兰开战并于同年9月引兵渡海，10月打败了英格兰国王哈罗德。威廉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英格兰国王，即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

the Crown Estate，指的是英国国王名下的地产，由王室拥有并继承，但现在已经不是私人财产，不可私自买卖，其收益也不归于国王。据2011年的数据，皇冠地产的总价值为70亿英镑，年收益2.3亿英镑，其中大部分收益来自位于城市、特别是伦敦市中心的地产，另有近36万英亩的农田、森林，还有英国一半多的海滩等，由皇家地产理事会领导负责经营管理。

the Duchy of Lancaster，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属于英国国王，是英国两大皇室公爵领地之一。另一个是康沃尔公爵领地，属于王储。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共有土地4.6万英亩，据2010年的数据，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总价值为3.48亿英镑。

the Irish State Coach，英国王室的一辆封闭式马车，由四匹马牵引。一般用于将英国君王从白金汉宫送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去主持议会开幕式。原马车建造于1851年，后遭大面积损坏，1911年修复完毕。马车外表主色为蓝、黑两色，配有镀金花饰，车厢内部为蓝色锦缎。

Archbishop of York，英国国教圣公会的两大主教之一，在圣公会中的地位仅次于坎特伯雷大主教。

the Glass Coach，王室马车之一，建造于1910年，车厢镶有玻璃。多次用于国事场合，但主要用于王室婚礼，在婚礼前负责将待嫁新娘送到教堂，婚礼完毕后负责把新郎新娘从教堂接走。由两匹或四匹马牵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