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朝鲜文学是整个东方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文学批评则是其中重要的思想精髓之一。朝鲜文学的发展绵延两千多年，承载着自己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历史，形成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学传统。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现象，朝鲜中古文学批评以及属于这一批评形态范畴的一切思想成果，就是对这种民族文学传统的总结。

自三国的建立算起，经统一新罗，直到高丽时期，朝鲜中古文学历经一千多年。在整个发展行程中，朝鲜中古文学及其批评文字，只是历史阶段性成果，但它们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印记和审美特征。它们无疑是其创作实践的产物，也是理论探索的结果。与朝鲜文学创作一样，其文学批评也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表象和人文主义精神，这种文化表象和人文主义精神，首先反映在其中古文学批评观念的每个细胞里，并贯穿于整个发展脉络之中。应该说，这一切，都是如今的我们对它进行全面观察和研究时的基本意义所在。

上个世纪50年代初以来，学术界在朝鲜中古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包括对各种体裁的文学创作研究和思潮研究。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对包括诗话、诗评、艺术理论等在内的文学批评则重视得不够，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朝鲜中古文学的全面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影响学术上对它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如果撰写出版一部专门研究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方面的专著，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会有极大的帮助。此外，国内外诸多大学的相关研究生教育里，还没有专设或附带韩国文学批评课程或内容，这是因为还没有出现能够应对大学相关课程需要的这方面高水平的专项成果。作者想如果这方面高水平的专门著作问世，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大学研究生教育和社会读者的实际需求。

世界之大，民族林立，历史遥远，人文恢弘。同样，学术文化，东西分流，大小国家和民族各有千秋，包容海涵乃科学之举。何况，属于汉文化圈的周边国家的历史文化，其基本纵向脉络和横向发展状态怎样，与我们人文成就之关系如何，应该进入如今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朝鲜古人说得好，相互“浸染”是事物的基本法则，“水能照形”，“形有本体”。中国文学是朝鲜汉文学重要的影响源。通过研究这种影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不仅限于自我发展系统内部，而且超越自身范围，也可以波及其他国家、其他民族那里。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曾说过“礼失而求诸野”，在时代更替中丢失的上层传统礼乐文化，可以到民间、也可以到国外去找。通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长期以来在中国泯没的一些传统文化，可以到周边的汉文化圈国家那里找到。特别是学术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如古代珍贵的稀有典籍、文物、文史逸话、习俗文明等，我们可以从韩国、日本等周边国家那里看到。尤其是古代朝鲜人的宇宙观、哲学思想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到处都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思想文明的印记。高丽王朝的制度文化、礼乐体制，李氏朝鲜的典章制度、儒家性理学、阳明学和社会人生仪礼、习俗等，其中很多几乎都是中国相应文化的翻版。从这些制度文化和思想文明中，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原型面貌，可以发现它们无限的魅力。应该知道，朝鲜古代汉文学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刻的领域，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到处都能够看到中国文化或文学的深刻印记。以这种印记为研究的立脚点，进行实事求是和深入浅出的探索工作，从而摸索出文学内外部发展的规律性，也应是学术界的使命。

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朝鲜古代文学批评，与其文学创作一起，走过漫长的创新之路，开辟出自己的道路。特别是朝鲜中古时期的文学批评意识，一开始以自己本土的信仰观念和社会思想为基础，所以具有具体而鲜明的民族特色。也就是说，朝鲜中古时期的文学批评意识，以审美艺术品评的方式体现自己的文化品格和文艺观念，哪怕是这些文化品格和文艺观念一时模糊、笼统。在现实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直面生活，以自己的眼光判断事物，以自己的观念欣赏文艺，表达自己的认识。所以他们的文艺批评往往并不是采取理论展现，而体现为直观的和朴素的审美判断或批评。这是因为朝鲜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尚未彻底摆脱其上古以来遗传下来的原始信仰观念，对渤海彼岸传来的中国文化乃至文艺批评还没有完全消化。

我们这里所谓的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并不只限于文学理论批评，而是包括更为宽泛的涉猎范围。比之中国中古文学批评，朝鲜中古文学批评起步较晚，这是因为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的时间差异所造成。在中国历史分期上，中古多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唐朝，各种文明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众所周知，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各种体裁兼备，名家辈出，名作连绵，尤其是盛唐诗坛如灿烂星空，出现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繁荣。朝鲜历史上的中古，大约出现在三国中叶至高丽中叶间，这时期的朝鲜虽然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与中国社会相比还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金春秋联唐统一三国以后，社会生产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加上大力引进中国的先进经验，到了罗丽之交封建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这时期的朝鲜文学，虽出现了像崔致远这样的大家，儒、佛、道的走向融合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但是原始信仰和社会宗教意识等本土思想还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些因素都多少抑制了文学正常的发展。高丽王朝建立以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引进中国唐宋时期的先进文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得到空前发展。高丽是朝鲜诗歌文学空前发展时期，名家续出，流派接连，加上实行文治主义政治，诗歌的社会地位日益高扬。随着文学经验的不断积累，这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批评，作家们通过“论诗诗”、“诗话”、“短评”、“小说”等形式，发表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

总的来说，从三国中叶到高丽中叶间的七八百多年间，朝鲜社会经历了多个朝代循序演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讲，这时期的前五百年间是原始信仰观念和本土其他思想意识占据重要地位的时期，尔后三百多年间才大力引进中国的制度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得到大力发展。这种社会发展特点，也反映在文学发展之中，朝鲜三国中叶以后至统一新罗时期的文学观念，则多体现在对诗歌创作、宫廷乐舞、宗教仪式、歌乐之欢等文艺活动的品评当中，而真正的理论批评，则到了高丽时期以后才出现。鉴于这样的发展轨迹，本书所关注的朝鲜中古文学批评，要求我们对其历代思想文化、审美情趣、文学意识、音乐舞蹈观念、价值趋向、文艺思潮及文学批评著述的审美判断、是非得失等，进行科学的审视与正确的理论概括，得出如今文艺理论批评可以借鉴的结论，并引领年轻一代了解人类文艺创造力的无限和文艺问题的复杂性，努力培养更多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文艺批评后备力量。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批评，都有其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有其长期形成的审美情趣和观念为基础。我们过去的文学批评，则多侧重于理论批评，而忽视撑起这种理论批评的其他基础性因素，如批评主体的所处时代、世界观、审美意识、生活阅历、学问基础等。实际上，理论批评之外的这些种种因素的研究，对理论批评本身的研究至关重要，甚至有些时候对揭开作者的立场、观点之“所以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部《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研究》，与过去基本侧重于理论批评的中国或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一样，根据朝鲜中古文学批评文本存在形态的实际情况，格外关注其文学批评本身及与之相关的诸多因素。可以说这是一部比之从前的各种文学批评史研究，基本内容更为广义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将朝鲜中古既存的文学理论批评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来进行立体观照的批评史研究。对这种广义的文学批评史研究，上世纪学者罗根泽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指出：

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的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所以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和文学裁判，而必须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新1版）

罗根泽先生认为如今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固然在于“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的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对过去的文学进行实际研究的时候，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概念，而应该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概念。罗先生在此所说“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只是对于过去的或者说是已成的作家或作品的裁判”，这种狭义的批评则缺少更为宽广的视野，缺少从多个角度去观照既成文学批评及其成因。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坚决主张以广义的文学批评观念，去审视具体的文学批评现象或问题。本书认为罗根泽先生的这种观点，既对把握某种文学批评现象的本质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价值，而又使研究主体全面认清与研究对象有着各种联系的人文因素，将它们集中于研究视野之中。换言之，就朝鲜中古文学批评而言，这种视野和方法论，可以把文学批评与创作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效升华朝鲜文学批评的学术层次，并可以有效克服对我们影响极大的、西方文论一向坚持的那种从概念到概念，为理论而理论的既成思维惯习。

综观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其发展与各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审美趋向、学术成就和文学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其文学批评的各个细胞中都浸透着每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烙印。依照这种思路，本书主要根据朝鲜三国之前的信仰意识与文艺观念萌芽、三国时期花郎道思想思潮与其对歌乐的审美思想、统一新罗时期儒佛道思想的融合与文学批评、崔致远“四山碑铭”中的审美观念与文学批评意识、高丽时期汉诗的繁荣和诗学批评、高丽“诗话”中的民族文学批评精神等为线索，进行深入研究并驾驭整个写作工作。朝鲜毕竟是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按照《破闲集》的作者李仁老之子李世黄的话来说，就是“丽水之滨必有良金，金山之下岂无美玉。我本朝境接蓬瀛，自古号为神仙之国。其钟灵毓秀间生五百，现美于中国者，崔学士孤云唱之于前，朴参政寅亮和之于后。而名儒韵释，工于题咏，声驰异域者，代有之。”作为海东文明古国，思想文化自然源远流长，但本书关注的并不是对它们进行专门深入的文化分析，而只注重各个时期的艺术审美观念、文学批评与当时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之间不可分离的学理关系，使其文学批评在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展现真切的庐山真面目。有了这样的基本思路，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才能够显示出自己更加雄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够显露出自己深刻的艺术审美内涵。

诗歌与散文是朝鲜古代出现最早、发展最充分的文学样式，正因为这种原因，其诗歌文学批评观念发端最早，并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朝鲜古代诗歌创作及其相应的观念，一开始并没有独立形成与发展，而是和其他审美艺术领域陪伴而来。

朝鲜诗歌批评的萌芽，可以从三国成立前后时期的原始信仰及其艺术活动中考察。当时的朝鲜先人，对自然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科学的认识，认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正左右着这种变化和关系。于是天神崇拜和自然崇拜活动进入人们的生活当中，在一种神秘思想观念的促使下，人们在一定的自然节气之中进行宗教性仪式，以期农业丰收、人畜安宁。这种原始信仰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就是歌舞活动，人们认为歌舞有“感动鬼神”的功能。人们确信，饱含黎民诚意的歌舞，具有“上旨下传，下情上达”的功能。这种原始信仰观念，使得古代的各种歌舞活动愈演愈烈，以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古代朝鲜各个部落国家传承的“迎鼓”、“东盟”、“舞天”等，就是这种歌舞活动在各个地区不同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有歌就有歌词，歌词就是地道的诗歌，朝鲜古代各个部落国家所进行的原始信仰活动中的这种歌舞活动，就是歌、舞与诗三位一体的创作模式。在人们的思想中，这种能够“感动鬼神”的歌舞，就是具有魔力的媒介物。与这种歌舞活动所体现的原始信仰观念一样，“言灵信仰”也是朝鲜古人所固守的原始信仰观念。人们认为一些语言也具有“通天帝，感鬼神”的魔力，在朝鲜古代文献中，我们时有发现这种信仰活动。人们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因受到恶神的捉弄或攻击，或为了保护族群的安宁和实现某种目的，或为了消除某种危险和恐惧，群聚而拜天帝和山水之神，用一种咒术式语言求情于神灵，以求得摆脱眼前的困境或达到某种预期的心理目的。在这种信仰活动中，歌与舞是一种难免的仪式内容，用语言祈求神灵，用歌舞愉悦神灵，欲使神灵在心悦之余，帮助人们身边安宁，或使之达到预期目的。这时候话语之恳切哀婉，歌唱内容之叹绝人耳，曲调之委婉动听，融汇成一股悦耳的音符，人们认为这些都足以感动天帝和人世间各类神灵。朝鲜古人认为的“人口铄金”，说的就是这种时候“言灵”的咒术功能，认为此时的话语和歌唱可以“感天地，泣鬼神”。朝鲜古人早期的一些诗歌，就是产生于这种咒术活动中，认为它具有如此魔力般的功用。起码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也是那个时代较为前沿的看法，早期的文艺批评的萌芽状态无非就是如此。

朝鲜三国时期是一个崇尚忠勇、讲求义理的时代。三国的统治阶级为了扩张领土、占据战略要地、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进行长期的战争。这是一个战乱频仍，英雄辈出，崇尚武功的时代。在思想文化方面，朝鲜三国各地尚笼罩着浓厚的原始信仰意识，祭天、祭祀山川、咒术等宗教活动仍然是国家和民间主要的仪式形态。尽管这时期已经从中国传入儒、佛、道等思想，但它们都被蒙上本土化的色彩，为其各自的政治目的服务。具体来讲，儒家思想传入朝鲜三国以后，被强调的主要是“忠勇”、“攘夷”思想和“仁、义、礼、智、信”观念，目的就是团结上下、培养战时所需人才，使人忠于国王，英勇善战，成为敢于为国为民献出一切的人。佛教进入朝鲜三国以后，一开始并没有往理论研究或内心修养方面发展，而主要把它利用于保境安民、击退外敌和病魔、为生产活动消灾避祸的祈祷活动，历史上把这时期的佛教叫做“祈祷佛教”。道家思想被接受以后，在朝鲜三国也被利用于类似的目的，并没有出现对其深奥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了解的倾向，而只接受其中逍遥自适、道法自然的内容，信奉神仙思想，修道成仙为最高境界，游览名山大川为人生乐趣。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下，儒、佛、道三教自然与本土信仰意识相融合，派生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倾向和文化模式。同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也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意识和文学批评观念。这种思想文化乃至审美观念杰出的代表，就是在新罗振兴王时兴起的花郎道及其活跃于各地的花郎徒。所谓花郎道，就是新罗统治阶级为振兴国力和提高尚武精神而支持组建的民间青年组织，其组织内成员叫做花郎徒。他们来自于良家子弟，都是外貌俊秀、品质高尚和有一定才华者。花郎道崇尚“忠勇”、“信义”、“爱国”、团结，提倡善德、轮回，爱慕自然，“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游娱山水，无远不至”。对这一花郎道的思想文化性质，崔致远在《鸾郎碑序》中指出：“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鸾郎碑序》是崔致远为新罗岭南地区的花郎座主鸾郎而写的碑文。他在其《序》中指出，花郎道以“接化群生”为目的，“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奉行儒家之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践行道家之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坚守佛教之理。这些都准确地概括了三国新罗花郎道的思想文化性质。新罗花郎道的这种思想文化特性，反映在行为审美原则和文艺审美批评之中，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首先，他们注重人物品藻，以“忠勇”、“信义”、“爱国”为人生最高尚的情操。其次，他们也注重人的外饰，经常坚持用各种方法打扮自己；他们也以游娱祖国山水为无限乐趣，当作热爱国家、磨练意志的修养途径；他们还以群聚歌舞，为修养身心、团结徒众的手段。像崔致远所概括的那样，正因为如此国人都把花郎道叫作“风流道”、“神仙道”。与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僧侣阶层一起，他们也是乡歌的主要创作阶层。作为当时国语诗歌主要艺术形态的乡歌，由于内容的真实性和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深受王室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与其他阶层一起，花郎道的文艺观也主要表现在对乡歌的“感化”和“功用”的认识上。他们认为乡歌有愉悦神志、感化人心的属性，因为艺术情感是它主要来源之一，它所刻画的艺术形象，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遇贼歌》中的英才用乡歌感化众山贼，《安民歌》中的忠谈师唱乡歌以改变天象，《彗星歌》中的三花郎以乡歌击退倭寇入侵等等，都是新罗人用以说明乡歌社会功用观的依据。《三国史记》中的《月明师·兜率歌》记录道：“罗人尚乡歌者多矣，盖诗颂之类欤。故往往能感动天地鬼神者，非一。”可见，新罗人的这种乡歌功用观，思想成分较为复杂，其中有真正的艺术感化作用的透彻认识，也有过去原始信仰意识的参糅。另外，这时期的其他文艺观念，也有所演进。由原来混沦不分的“文学”观念中，逐渐分化出“歌诗”、“文”、“文章”等要素。这里的“歌诗”，即指诗歌，“文”、“文章”，指所谓的散文作品。这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歌、诗、文的研究和评价上。这时期出现的有关乡歌的理论批评中，已经出现了有关文艺本质、风化功能、审美愉悦作用等观念。

统一新罗时期，是朝鲜封建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阶段。三国的统一，给朝鲜半岛带来长期和平环境，也打破地域封锁，为各个方面的发展预备了良好的客观条件。经过统一新罗王朝一系列改革措施，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思想文化也出现活跃的景象。为了学习中国的先进文明，以发展自己，统一新罗王朝向中国唐朝陆续派遣大量留学生。在当时，这些留学生分纯粹的自发渡海而去的留学生和国派官费留学生，此外还有很多到中国寻山问祖的佛教僧侣。无论是哪一种，都珍惜在中国的学习机会，饱读中国文化和文学，回国以后大都在新罗朝廷任职。那些在中国各地拜师钻研佛法的僧侣和游历名山大刹的苦行僧，也大都学成回国为祖国的佛教事业出力，像海东“禅宗九山”，就是这些留学僧侣回国后苦心经营的产物。统一新罗时期是文学自觉和文学理论批评出现显著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汉文学大有发展，出现了薛聪、朴仁范、崔匡裕、金立之、崔致远等一批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而且这时期是中国的一些文学批评观念已经开始传人朝鲜半岛，并对朝鲜半岛的文学理论批评逐渐产生影响的时期。儒家一系列的文学观和陆机、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已被新罗人接受，在固有民族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上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观念。

崔致远的文学观念，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唐十六年，崔致远克服重重困难刻苦学习，在礼部侍郎裴瓒手下得第，历官溧水县尉、都统巡官、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等，后赐紫金鱼带。他在唐时，遍览名籍，结交文坛名家，写下诸多诗歌和散文，一时名振朝野，但此时的唐朝已进入晚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民乱四起，知识分子的生活已然不好过。他决计回国，打算用一身知识和才华为新罗服务。在择途回国路上，他随处留诗，以表达复杂的内心。回国以后，真圣女王授他侍读御史兼翰林学士，不久他发现此时的新罗内外矛盾交集，朝政混乱，农民起义四起。他为国为民而做的一系列努力，换来的却是异己的排挤和小人的猜忌，最后他还是“自伤不遇，无复仕进意”，选择“逍遥自放”的“山林之下”生活。退隐以后的崔致远，虽身在山林，却心系国计民生。他研究如何挽救混乱中的国家，救民生于涂炭之中。他认为国家混乱，原因在于纲纪废弛，纲纪废弛的原因固在于思想紊乱，要扶正纲纪，就得整顿紊乱的思想。他看到当时新罗的本土思想和儒、佛、道，各以自己的主张行事，甚至互相抵触，各自巴结或干预政治，或远离国计民生，各行各素。他认为这样的结果只能造成国家各种势力的分裂，极其不利于把新罗建设成强盛国家，团结各种力量搞好国计民生。于是他利用新罗佛教各个山头纷纷请他写碑铭、墓志等机会，积极应承，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应用文字。在这些碑铭中，他不仅力陈本土思想、儒、佛、道之所以应该融合的道理，而且也充分显露出他回国以后的文学观点。他认为搞好文学，也有助于扶正国家纲纪，从而号召学贯“夏范”、“周诗”，以建设海东之“常乐之乡”。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上，他强调处理好二者的有机关系，也就是“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词害志”，告诉人们艺术内容和形式高度统一的作品，才是好作品。他在深入研究本土思想、儒、佛、道如何融合的问题时，做出一个精辟的结论，那就是“心学立德”而“文学立言”的诗学批评观。后来他进一步主张，不仅深入研究和实施三教融和的问题，而且也应该提倡文学创作和批评，因为文学也有“入人”“感人”以改造社会的巨大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崔致远看到佛教禅宗的禅思与文学中诗歌创作的思维本质，有着一定的共同点。从而他积极主张“以禅悟事，广记而备言”，并认为“直笔之言，补世之衰”，所以一个国家和作家，应该很好地重视文学、经营文学，创作出很多有助于社会的好作品。在崔致远的眼里，禅中有诗，诗中有禅，新罗的禅宗思想如此发达，甚至形成海东禅宗“九山”的新罗，应该深入研究禅宗和文学的关系及其社会意义。而且自古有着“君子之国”美称的新罗，也应该有“君子之国”的情怀，这种情怀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不仅使诗歌内容健康，也充满艺术魅力。崔致远还提醒人们，应该从禅宗那里学习把内心神情、事物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的手腕，能够把诗情和禅思融和于一体的艺术境界。如今的我们看起来，崔致远对诗歌和禅宗关系的这种深刻把握，是难能可贵的，为我们深入理解诗歌艺术的奥义提供了无限的思维空间。

历史发展到高丽王朝，朝鲜的封建社会逐渐进入成熟期。高丽王朝建立以后的二百多年间，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文化丰富多彩，出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不过到了十二世纪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加剧，先后出现李资谦叛乱、妙清叛乱和西京军民的抗朝廷斗争，这些都大大削弱高丽的国力。对高丽王朝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1170年的武臣政变和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势力对高丽的军事征服。武臣政变改变了高丽王朝文治主义治国政策，蒙古势力的军事入侵使高丽深受其政治干涉和经济掠夺。历史上先后发生的这两种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高丽思想文化的正常发展产生影响，使之经历严重的曲折之路。尽管如此，高丽王朝的思想文化已经积累了近二百五十年，仅就惯性还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武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自崔氏一族掌权以后开始，不得不重用大批文臣，拉拢一些著名学者和诗人，为自己的执政服务。再者，蒙元入侵高丽的目的在于政治上的牵制和经济上的掠夺，对其思想文化并没有完全改变的野心，实际上当时高丽的思想文化虽然经历一些因社会动荡带来的波折，但本质上依然维持原来的发展样态。从意识形态来讲，高丽王朝把儒家思想当作国家政治思想，佛教为国家宗教，并参以本土思想发展社会文化，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创办各类学校，朝廷坚持燃灯会和八关会，以尊本土诸神和释迦牟尼。到了睿宗、毅宗时期，高丽的汉文学达到高峰，特别是诗歌方面世称“不逊于中朝”。高丽时期的工艺美术也有了很大发展，贵金属工艺、染织工艺、螺钿工艺、漆器工艺、镂金细工以及文具工艺等独具特色。特别是高丽的陶瓷工艺闻名于世，其黄、绿色釉陶艺领先世界，青瓷畅销中国和日本，到十二世纪出现翡色陶瓷时代。高丽的绘画，多以宗教画特别是佛教画为主，但也有很多以动物、花卉、树木、自然景色、人物为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像李宁、郑得恭、李琪、李全、丁鹤进、安置民、慧虚等著名画家。高丽的雕版印刷技术也领先世界，用此技术出版大量书籍，其中数量极其庞大的《大藏经》等佛教典籍最为著名。后来，高丽人在中国活字印刷技术的基础之上，世界上最早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大大促进出版业的发展。此外，火药制造技术、棉花栽培技术、造船技术等方面，也领先于他国。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这些进步，也作为高丽王朝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使其有了长足的发展。

高丽时期的文学批评，以其雄厚的创作经验为土壤，以时代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高丽时期汉诗创作出现大繁荣，有朴寅亮、郑知常、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李穑等一大批诗人活跃于诗坛上。同时，这时期也是朝鲜的散文大发展时期，出现了金富轼、一然、崔滋等一批文章家。诗、文的长足发展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使研究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特点的理论获得了新的进展。这时期文学批评取得重要成就的标志，是出现了许多专门的诗话著作和诗文理论批评文章。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反对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提倡树立健康的文艺观，作者应修得真正的文学知识和创作手法。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在理论和实践上，已涉及文学的本质、社会作用、艺术想象、艺术手法、艺术个性、艺术真实等广泛领域的问题。

按文学发展的心路历程来讲，高丽初叶的文学，多承接新罗后期文学的余绪，盛行晚唐诗风，文以骈散为主。自光宗王采纳双冀的建议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学习中国文化和文学的高潮迭起，良家子弟为攫取科举功名，开始忽略民族文化和文学，一意转向汉文化和汉文学。这样从全国的层面上，很自然地出现了汉文学强而国语文学弱、以汉文学为主流而使本土国语文学逐渐冷落的局面。统治阶层和大多数士大夫文人都把这种现象看作正常时，也有一些具有民族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把这种现象看成不正常的和“痛心”的事情。十世纪初的崔行归就是其中的一个人，面对排挤民族国语文学而一心追随汉文学的时弊，他以痛烈的口吻指出“诗构唐辞，磨琢于五言七字；歌排乡语，切磋于三句六名。论声则隔若参商，东西异辩；据理则敌如矛盾，强弱难分。虽云对衔词锋，足认同意海，各得其所，于何不藏？”认为唐诗是唐诗，朝鲜本土国语诗歌是国语诗歌，都是中朝两个国家的民族诗歌，在句法、韵律、构词和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各有特点、特色和特征，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视阈和个性，很难说孰高孰低。人们不应该用高低之分来评论二者，把二者对立起来，如果将二者放在竞赛的台面上，就知道二者“足认同意海，各得其所”的道理。同时期的其他文人，如均如、赫连挺等也坚持与此类似的民族文学观。对逐渐走向汉文化化的知识界，后来的金富轼也忧虑重重地指出：“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而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这种民族文学精神，一直到高丽末叶纷乱岁月里，被有识之士们坚持下来。

高丽的科举制度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是由制度层面、社会心理、士子的科举实践和文学本身的审美驱动力共同构成的。它是高丽文学特别是诗歌艺术达到繁荣境地的催化剂，也是滋生历代浮华诗风最大的温床。一些士子，登科之心急切，为走捷径尽寻模拟之妙法，一旦得手即沾沾自喜。在高丽的各个时期，这种士子所占比例不少。这样“科诗时风”普遍蔓延，模拟与袭承之习泛滥成灾，这就是当时与后来文坛上慨叹不已的“场屋之习”。对这种“场屋之习”，文人林椿严厉批评道：“近世取士，拘于声律，往往小儿辈，咸能取甲乙，而宏博之士，多见摈抑，故朝野嗟冤。吾恐兹弊已久，不可一旦矫之。”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但像这种方式做下去，真是很难相信能够达到原有的目的。中国宋朝的司马光曾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过：“至于以诗赋、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擿其落韵，失平仄，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苟程试合格，不废高第。”实际上在朝鲜高丽的铨选制度中，也出现与此一模一样的情况，李奎报所谓“每年榜出，三十东坡又出矣”的慨叹之语，反映得就是这种情形。科举制度所产生的这种弊病，感染到文坛上，推演成模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浮靡文风，催生出一股愈演愈烈的文学批评的风潮。

高丽诗话是朝鲜古代文学特别是高丽诗歌高度繁荣和发展的产物。如同先有文学而后才有文学思想，有物必有其影，高丽诗话着实是之前朝鲜文学高度发达的产物。高丽汉诗如此高度繁荣和发达，迫切需要出现一种相应的论诗之体，充当有效的载体，以成交流的园地、总结创作经验的平台。诗话的产生标志着朝鲜古代文学批评专门化的开始。高丽诗话的内容显示，它们的内容基本上都涉及本国本土作家和作品，完全为本国文学的发展而写就。高丽诗话中不仅有事关诗歌的故事、逸话、轶闻等，也有很多具体诗人的评价和诗歌作品的具体理论品评，而且以后者为主。高丽诗话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诗学概念，比如崔滋曾提出诗歌创作的一些原则，指出：“文者蹈道之门，不涉不经之语。然欲鼓气肆言，竦动时听，或涉于险怪。况诗之作，本乎比兴讽喻，故必寓托奇诡，然后其气壮，其意深，其辞显，足以感悟人心，发扬微旨，终归于正。若剽窃刻画，夸耀青红，儒者固不为也。虽诗家有琢炼四格，所取者琢句炼意而已。今之后进，尚声律章句，琢字必欲新，故其语生；炼对必以类，故其意拙。雄杰老成之风，由是丧矣。”文学应该反映健康的思想内容，最忌讳做作；文学贵创新，最忌讳模仿或蹈袭；文学重琢磨提炼，不事夸耀丹青。在文学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上，崔滋还指出：“近世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用事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东坡诗虽好，但不能蹈袭它，最好是学其精神，得其风骨，掌握其技巧。

朝鲜中古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批评主体都是当代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大都既是官僚、诗人，又是哲学家、诗论家或政论家。这种各类兼而有之的状况，则决定了他们的文学批评往往具有人文综合性的特点。特别是高丽人的诗话创作，就是其主体这种文化品格的产物。与文学创作一样，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人的精神创造，也深受批评家自身条件的种种影响。所以对韩国文学理论批评进行研究时，本书将一贯注重文论家自身诸方面因素对其文学批评意识的关联和影响。朝鲜中古文学理论批评观念与其文学创作一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它由于在韩国各个时期社会制度、地理环境、血缘传承等天然关系的基础之上积累而成，其民族性尤为鲜明和突出。两千年来，韩国文学理论批评虽受中国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影响，却能一直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征。

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不仅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也是了解其审美发展史的重要平台。朝鲜中古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凝聚着朝鲜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和审美价值趋向，是我们了解朝鲜文学精髓的极重要的理论宝库。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国内外朝鲜文学界对它的研究明显不足，因而本书的出版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本书想通过深入研究，试图搞清楚朝鲜中古文学批评中诸多具体的理论和观点的内涵和结构。朝鲜中古时期的诗论家们在长期的审美实践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文艺的本质特征、社会作用以及有关继承与发展、审美鉴赏等方面的观点，其中不乏启迪今天的理论创造。作为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它们是朝鲜中古文艺各个发展时期的产物，具有着自己浓厚的民族特色。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理论内涵，而这些理论内涵又与其时代环境、文论家个体因素和文艺思潮有不可分离的密切关联。

在中古时期，朝鲜的文艺批评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来的，而是与中国文学批评有着密切关联。本书从“面”和“点”的具体关系出发，对上述朝鲜中古文论家们具体的文艺理论观点作具体细致的理论阐述，使得整个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和各个细胞得到充分的揭示。本书将它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关系，作为一个内在深层意蕴发展的枢纽要素，把相互影响的传承规律和创新的营养元素，当作具体剖析并深入研究的对象。比如，在韩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这些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文学批评既有其内在的驱动因素，又有外在（即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原因。甚至也可以说，韩国古代文学批评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向前发展的。因此，它不仅打破了传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模式，还拓展了研究视野和空间，为韩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机制。

《朝鲜中古文学批评史研究》是国内外第一次系统论述朝鲜中古时期文学批评历史的专门著作。书稿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在过去的研究中所没有的，都是作者根据文献文本和历史文化事实开拓出来的。书稿在很少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朝鲜中古时期的文学批评进行仔细研究，得出了诸多崭新的研究结论。本书稿立足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事实，注重理论阐述和文字概括，使得论述处处显示新意，力争以崭新的学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