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便与中国古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是民族历史文化最鲜活的载体。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文体繁多，代有所胜，许多优秀的作品有着长久的生命和魅力。至今依然为人爱读，也时而成为不止学界关注的对象。做教师讲课，更不时受到大学生的质询。这便促使我要对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争议的问题做一些思考研讨，常常是先将我的思考在课堂上讲出来，听听学生的反应，觉得言之成理，方才写成文章发表出来。我大半生发表的文章大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即便是从题目看是一般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人物形象的文章，那也多是有针对性、有所为而发的，立论中就有驳论的意义在。譬如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写的《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就当时历史学家提出要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却将丑化曹操的罪责归之于《三国演义》，从而否定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而发的。我考察了曹操由受尊重的魏武帝降落为受贬责的奸雄的历史过程，揭明贬责曹操的倾向是在南宋偏安，理学家们特重春秋大义，书写三国时代的历史将以往的尊魏改为“帝蜀”的导向下形成的，《三国演义》小说叙写的是宋元人那种历史观念中的三国史，这里面还有民间文艺注入的崇尚智、仁、勇的因素。其次，历史著作与小说性质、功用有所不同，历史著作要真实，写人重在事功（行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小说是虚构叙事，写人物重在表现其性情和行为的忠奸善恶，我由此说明《三国演义》写曹操只依旧的道德观念，把他一切行为都归之于“奸”，自然是不科学的。历史学家要摆脱宋元以来小说、戏曲的影响，对历史人物做出科学的评价，完全正确；然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一个小说人物形象，也还是反映出了古代成功的政治家最典型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机变智巧，而且还是十分生动鲜活，有其文学的价值功能，不应该否定扬弃，也不会被否定扬弃掉的。《贾宝玉心解》是由红楼梦研究中扬弃了自传说之后又发生了贾宝玉是不是“封建叛逆者”或曰“新人”的问题而发的。我从正反两种意见中悟出：意见分歧的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小说人物贾宝玉的文学素质，他不是一个写实小说中等同现实人的仿真型的人物形象。实际上，其中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向化的因素，如性情超常，说了些“囫囵不可解”却意蕴甚深的话语，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心灵。如果全用现实的眼光、准则品评其举止、话语，就失于胶柱鼓瑟，没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称扬者说不到家，贬之者则显得非常迂阔。

中国学术传统很早便有“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的历史主义原则。我本着这条原则，发觉明代中叶文学呈现出了一股强烈的重情尚欲反禁欲主义的思潮，对《西游记》小说也做出了新的诠释。《西游记》小说历来是众说纷纭，如果仅从时代不同、读者观点不同去解释，即便做得十分周到仔细，那也不能解决怎么看待这部神魔小说的根本问题。我就小说史家已做的《西游记》故事的演化的研究，用历史的和文学的方法，得出了这样的认知：唐高僧玄奘取经的事迹，在通俗文艺中神魔故事化，原初的弘佛的宗旨，逐渐被神魔斗法的趣味性冲淡，道教神仙进入佛家故事，内容便复杂起来，连取经的主角都发生移位，到明中期受到了崇尚人性的人文思潮的浸洗，重新书写的取经故事发生了内在肌质的裂变，主体故事与具体情节的描写呈现出不和谐一致的倾向性，神佛有了世俗相，连同取经的神圣性都受到了揶揄、戏谑，呈现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倾向。这就是《西游记》小说的思想和艺术的历史特征。历来的批评家忽视了这一本质特征，用各自时代的流行观念，强行总结小说的主题思想，自然是不合实际，难于自圆其说了。

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我对《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生平事迹，做了深入细微的研究，稽考出一些与《聊斋志异》创作相关的人事。《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具有作者自况、自悲、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便觉出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聊斋志异》做出的几十年来屡屡为研究者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不够确切了。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是作者记述的内容，以“明神道之不诬”，而蒲松龄结撰狐鬼花妖的故事，作为抒情言志的方式，具有了形式、手法的性质，原有的神秘性也就被文学的审美性所取代。这就不仅揭明了《聊斋志异》与前出的志怪小说的根本差别，也明白了在文学发展中原本迷信观念中的“事物”在人们逐渐摆脱迷信意识后，依然不会完全消失的缘故。现代西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就是这样的。

由此，我进而感觉到研究、诠释、评论作品自然是古代文学研究最基本的任务，也可以扩展到对文学的历史演变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于是研讨了中国文学史中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揭示出了宗教与文学由同源到互渗互用，最后宗教材料成为文学表现手法的演变历程。这便走进了理论。

由于长时间潜沉在古代文学研究，也不时地阅读些文学理论书，有的受益，有的不以为是。近些年来，西方的接受美学在中国颇受欢迎，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纷纷用其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促使我去阅读其代表性的论著的中文译本，读后发觉：接受美学的基本观点是抬高读者在接受中的地位，放逐作品文本，不承认文本有既定的思想意义，而展开论述其理论却又返回文本，几乎是每一步都没有离开文本。其中有些论述是不错的，但是，如有的理论家为抬高读者的能力，把“读者”的概念缩小为“有知识的读者”，有语言知识、懂得文学，便能很好地理解作品，破解文本“未定”的意思。这不就完全回到了他们所反对的传统批评理论！反而可以作为批驳他们的接受理论的论据。我写了《接受理论的悖论》，自己觉得是抓住了接受美学的软肋，不能说完全深刻，却可以让接受美学热降降温。这是我在问题意识引导下做的一次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的交流。

这本自选集选入的是我60年来所作、标志着我治学的特点和历程的文章，算不上什么学术成就，不过是“家有敝帚，享之千金”罢了。这些文章如仍能对读者有所启发，也就足堪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