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在最近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有不少的学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三国演义》。有人认为，只有打倒了《三国演义》，才能还历史人物曹操以本来的面目。这种意见的提出，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那就是《三国演义》过去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要使人们对于曹操的认识完全摆脱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的确是需要费许多唇舌和一定的时间的。既然许多的历史学家都承认，曹操在他的时代里是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的好事，他所实施的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政策，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那么使人们从传统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对曹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个正确的认识，也的确是一件极必要、极有意义的事情。对于历史知识，我是极端贫乏的，可以说是完全无知。因此，对于历史问题，也就没有发言的权利和资格。

但是，认为要替曹操翻案，就必须打倒《三国演义》，要肯定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必须毁灭掉《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艺术形象，这就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我觉得，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它们之间，的确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特别是在过去；然而毕竟还是有所区别的，特别是对于具有新的科学观点的人来说。到底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下面，我想谈谈个人的一些肤浅的意见。

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的形成问题，讨论一下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的问题，他脸上的白粉究竟是谁给抹上去的？二是通过对于曹操这个艺术形象的简单分析，讨论一下它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如果肯定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艺术形象是否就完全失掉了真实性，就必须毁灭掉，再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呢？

一

许多研究《三国演义》的论著里，大都有论述《三国演义》的题材的演化这样一个节目。不少的研究者认为，三国故事的广泛流传是晚唐开始的事情。李商隐的《骄儿诗》中的“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便是人所必引的最早的材料。不少的研究者还认为，《三国演义》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始于宋代。在最近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中，有的作者认为，把曹操描写成一个大白脸的大坏蛋，是小说家、戏曲家在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和倡导下所干的可恶的勾当。照这种意见看来，仿佛《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应该是歪曲曹操的第一大罪人了。

以上这些意见，我觉得是不够那么正确，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意见的提出，仿佛是轻率的，没有经过多么冷静、仔细的钻研。

三国故事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流传，恐怕不见得是晚唐才开始的事情。从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之后不久，便逐渐广泛地流传开来了。最早的自然仅只是几个主要人物如诸葛亮、曹操诸人的某些故事。如陈寿在三国时代还未结束的晋武帝泰始十年（274）编订《诸葛亮集》完成后特地向皇帝上的表中，就有这样的几句话：

青龙二年（234）……秋，（诸葛亮）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三国志》卷三十五）

裴注里摘引的晋人袁准（孝尼）对于诸葛亮的一段评论中，也有几句类似的话。可见，在那个时候，诸葛亮的许多逸事，至少在四川、陕西一带，便已经成为广大群众所乐于谈论、传述的对象了。在不断的谈论、传述中，就不免逐渐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的滋润、哺育，而有了不同程度的艺术加工，自然是所谓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的加工。这是不是纯主观的臆断呢？不是的，魏晋时期的人所写的某些稗史、杂录，便可证明。

魏晋时期，曾出现了许多记述三国时代的史实和人物传记、佚事的著作，如司马彪的《九州春秋》、袁暐的《献帝春秋》、孙盛的《魏氏春秋》和《异同杂语》、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郭班的《世语》、作者佚名的《曹瞒传》、《魏武故事》和《英雄记》，等等。这些稗史、杂录虽然是早已散佚了，但裴松之却做了一件大好事，弥补了这个损失。他嫌陈寿的《三国志》比较“略”、“漏”，便博采魏晋以来有关三国的各种遗闻、佚事，将那许多稗史、杂录中的他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材料，都摘引了下来，给陈志做出了数字相当于正文的注。这对于保存关于三国的资料（包括史实和传说），使三国故事的流传得到了文字的凭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从《三国志》裴注中所摘录的这许多材料看来，里面有的已明显地具有了故事传说的性质。例如《蜀记》中记载的晋初郭冲所言诸葛亮在阳平用计败走司马懿的事：

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与相逼。……将士失色，莫知其计。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三国志》卷三十五注）

这不是明显地带有夸张性质、传奇色彩的空城计的故事吗！其他如《汉晋春秋》中所记“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事；《吴历》中所记刘备在许昌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以为韬晦之计的事；特别是《曹瞒传》中所记载的曹操所做的许多酷虐变诈的事情，等等，也显然都不是纯客观的史实，而带有一定程度的故事传说的性质。事实上，《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在魏晋时期那些稗史、杂录中，都已经初具雏形了。因此，我们说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之后不久，便开始并且逐渐广泛地流传起来，同时逐渐地在流传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所谓不自觉的艺术方式的加工，也就不能算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了。

《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恐怕也未必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是始于宋代。那种仅仅把唐、宋两代的文人诗文中的曹操加以比照，从而便得出曹操从宋代开始方才被画成为一个大白脸的坏蛋的结论，看来也是不完全正确的。上面我们提及的魏晋时期的人写那些稗史、杂录，从《三国志》裴注中摘录的那些材料看，它们对于魏、蜀、吴三国的态度，就彼此不同。虽然有的是表现了比较客观的态度，但不少的都表现了明显的或尊魏或尊蜀的倾向。自然也有的是把同情放在了东吴方面，但主要的是上两种倾向。它们对于三国时代的那几个主脑人物爱憎、褒贬的态度，表现得就更为明显。特别是对于曹操的态度，分歧很大，对立得非常鲜明、尖锐。有的是一味地颂扬，只写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美德，像《魏书》《魏武故事》等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就竭力诋毁，只写他的罪行、恶德，如《曹瞒传》便是集中地写了他的许多酷虐变诈的行事。《曹瞒传》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它不仅为后来罗贯中创造曹操这个艺术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它所写的曹操的许多酷虐变诈之事，如假装中风来破坏其父、叔的关系，“割发代首”，借杀无辜的粮官以息兵怨，逼杀伏后，等等，都被罗贯中吸收到了《三国演义》中去，而且也已经初步地规定了曹操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的性格，与后来人们心目中的曹操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曹操脸上的白粉真的是后人给抹上去的，那么《曹瞒传》的作者就应该算是始作俑者了。

在魏晋时期，尊魏颂曹显然是符合统治者的观点和要求的。魏就不用说，没有一个统治者会贬抑、咒骂自己的。晋继承的是魏的帝业，蜀、吴对它说来都是敌国，自然也是尊魏颂曹的。官方的著作如陈寿《三国志》，就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陈寿是尊魏的，他称颂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对于在当时显然有更大影响的诸葛亮，他就没有或者是不敢这样地称颂。在奉命编订《诸葛亮集》完成后，他还曾特意地向皇帝上表请罪，说什么“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三国志》卷三十五）因此，《曹瞒传》对曹操的那种丑化的描写和态度，与当时统治者的观点、要求，就显然是不大相符合的。但是，《曹瞒传》所表现的对于曹操的那种观点、态度，却并不是少数人才有的，而是有着一定广泛的代表性，有着一定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相当深巨的影响的。何以见得呢？下面举出三个事实，便可证明。第一个事实是，曾为晋代统治者司马懿、司马炎所器重的习凿齿，在他著的《汉晋春秋》中提出了这样的意见：

静汉末累世之交争，廓九域之蒙晦，大定千载之盛功者，皆司马氏也。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且汉有系周之业，则晋无所承魏之迹矣。（《世说新语》卷二注）

这显然是否定曹魏的正统地位，否定那种认为晋是继承了魏的帝业的观念。理由是：一德不足；二没有统一天下。显然前者是主要的。这种意见的提出，我觉得，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着尊魏颂曹和抑魏贬曹这样两种观点态度的对立斗争；而与当时官方的观点要求相对立的抑魏贬曹的观点态度，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是比较广泛的、深巨的。习凿齿提出这种意见的目的，就是想解决这个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统治者放弃尊魏颂曹的观点和态度，不承认魏的正统地位。这个事实，在客观上就反映出了在当时社会中，一般人对曹操父子是没有太多的好感的。第二个事实是，裴松之在刘宋时代注陈寿《三国志》，便容纳进去了许多贬抑以至丑化曹操的材料，如《曹瞒传》中所记载的曹操的那些酷虐变诈之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刘宋时代，政治环境变了，顾虑自然也就少了，因而可以博采各家之说；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由于那些贬抑以至丑化曹操的著作，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的确是相当大了，已经不容许完全忽视掉它们。第三个事实是，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所写的几则曹操的故事，大多数是坏的，属于“假谲”方面的。这也不能不说是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或者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曹操的看法。总之，从上面所举的这三个事实，我们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来：曹操，在魏晋时期，在统治者们的心目中，在官方的典籍中、著作中，还是一个才力绝人、功德煊赫的一代之祖；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在故事传说中，在一些非官方的稗史小说中，从那时开始，他便已经是一个脸上抹着白粉、性格暴戾狡诈的人物了。

这两种看法、态度并存的现象，在唐代甚至北宋时代，也还是存在着的。在唐代官方社会中，在士大夫们的心目中，曹操仍然是一个值得肯定、值得赞颂的一代之祖。要不然，唐代的诗人是不会公开地用“神武同魏祖”的句子来歌颂唐代的开国之祖李世民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这句诗就不是颂扬，而是讽刺、诬蔑了。大诗人杜甫，不仅写了许多热情歌颂、深情悼念诸葛亮的诗篇，而且也曾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颂扬了曹姓家世，说他是“魏武之子孙”。另一方面，从杜牧的《赤壁》诗、李商隐的《骄儿诗》，以及北宋时的《东坡志林》中所记载的那段“王彭尝云”，可以看得出来，三国故事在广大人民的生活中已经流传得十分广泛，家喻户晓了，并且还表现出了鲜明的同情刘备而憎恶曹操的思想倾向。

到了南宋时期，人们对于三国时代，对于曹操这个人物的看法、态度，的确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魏晋以来的历史著作和稗史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或尊曹或尊刘的那两种倾向，统一起来了。尊刘抑曹的观点、态度，占了统治地位。过去时期存在的对曹操的那两种看法、态度并存的现象，消失了；曹操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大白脸的奸雄了。理学家、历史学家否定了曹魏的正统地位。历史著作也由以魏的年号编年（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改变为以蜀的年号编年（如朱熹《通鉴纲目》）。清人纪昀讲过这样几句话：

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理由虽然讲得不完全确切，但现象是指出来了。在这时的诗人们的诗篇中，再也找不到颂曹的诗句了，有的倒是对他的诅咒。如爱国诗人陆游，就曾情绪激愤地写道：“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对于这种现象的形成原因，我觉得，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封建正统观念的作祟和宋代理学家的罪恶。这个因素，是应该充分估计到的。但是，还应该看到这样两个因素：一是时代的影响，南宋诗人们在对待三国人物的态度上，我们感到，也确是凝结着一层时代的感情色彩，上面所引的陆游的那两句情绪激愤的诗，也就是当他听到别人诉说沦陷的北方“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后写成的；一是在魏晋以来的稗史小说，特别是民众口头传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刘抑曹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三国故事长期、广泛地流传在人民群众的生活中，特别是随着唐宋以后“说话”这种技艺和话本小说的发展，自然也就不断地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的哺育，而进一步地获得了艺术的创造。从现有的三十几种元代的三国戏剧目和《三国志平话》，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于刘、关、张和诸葛亮，特别感兴趣，特别喜爱；而对于曹操，则没有什么好感。到了这个时期，三国故事中的许多最为后代人所津津乐道的传奇性的情节，如诸葛祭风、石伏陆逊、单刀会、连环记，等等，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把丑化曹操的罪过，完全或过多地推在小说家罗贯中身上，或者说他是在封建统治者的要求和倡导下来创作《三国演义》的，是非常不公平的。《三国演义》虽然是出自他的笔下的一部结构完整、内部和谐统一、倾向性鲜明的小说，但它毕竟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在他以前的那些历史文献、稗史小说和民间文学的极丰富的材料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创作中，他不仅尽量吸取并运用了那许多材料，就连小说中的情节，甚而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细节，也大都有所本，很少是他个人虚构、杜撰出来的，而且还继承了三国故事在长期流传中所形成的那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我们绝不是想否定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创造中的个人的艺术劳动的功绩。不，前代的那许多史料、逸闻和故事，不过是创作《三国演义》的素材而已，只有通过小说家的艺术劳动，才能变成为一个完整而内部和谐统一的艺术个体，那种尊刘抑曹的倾向，也才得到了更鲜明、突出的表现。但是，《三国演义》也毕竟是在那许多史料、逸闻和故事传说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那种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也毕竟是从那些材料，特别是民间传说中承继下来的。曹操，毕竟不是罗贯中才开始丑化的。

不仅如此，《三国演义》所继承并更鲜明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讲的那样与古代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完全无关。从现存的一些材料看，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的关于三国的民间故事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中，就都一致地表现了十分鲜明的尊刘抑曹的倾向：喜爱诸葛亮的智慧，喜爱张飞的粗豪的性格，肯定刘备的仁厚爱民的品德，憎恶曹操的暴戾奸诈的恶行恶德。应该承认，在这种对三国人物的爱憎、褒贬的态度上，是渗透着、凝结着封建时代的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的。那种认为与古代人民群众完全无关的说法，只不过是为替曹操翻案而做出的主观的论断。我觉得，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是否与人民群众有关，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对待这种倾向和它形成的原因。

过去的人们为什么喜爱诸葛亮、刘备等蜀国方面的人物，而憎恶曹操？这的确是一个比较细致、复杂的问题。任何片面的解释，是不会令人信服的。把原因仅仅归咎于封建统治者的提倡，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片面的解释。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首先看到过去的民间传说、民间文艺作品，以及《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特别是对于曹操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描写，并非毫无现实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和魏晋间的那些稗史、杂录，就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对于蜀国方面的人物，陈寿虽然是站在敌对国的立场上，但他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刘备的一些好的品质：“弘毅宽厚，知人待士”，对人“心神无二”，懂得“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就是依据《三国志·先主传》里面的一些内容写成的。陈寿更没有否认诸葛亮的优点和他在人民中的影响：“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因而“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如果他们本身根本不具有这些优点，陈寿无论如何是不会写上去的。魏晋间的那些稗史、杂录对曹操的描写，也显然不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主观的恶意的诋毁。那些记载，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曹操在个人的品质上，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也的确是具有暴戾奸诈的一面。陈寿的《武帝纪》，对曹操的那些丑事，虽尽量删削不书，但终究还是不免流露出了一些来。如说他攻徐州陶谦时，“所过，多所残戮”。因此，我们说，魏晋以来的稗史小说、民间传说对曹操的描述，《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个形象的创造，并非纯粹出于主观的歪曲、丑化，而是有一定的现实根据的，只不过是经过了某种程度的艺术化而更加鲜明、突出罢了。

第二，我们还应该看到在过去的民间传说、民间文艺作品，以及《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上，是渗透着封建时代的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和理想的因素的。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三国故事在广大群众的生活中，就长期地流传着了。在长期的流传中，就不能不受到广大群众的思想情感的滋养和理想愿望的补充，而起了“发酵”作用，获得了艺术的创造。这样，历史故事就被赋予了文学的色彩和性质，历史人物也就具有了艺术形象的性质。这样，原来只是“一丘之貉”的历史人物——刘备和曹操，就成了彼此迥然不同并各具有独特的思想意义的人物形象了。刘备成了人们理想中的“好皇帝”；而曹操则成了“乱世之奸雄”。

第三，作为历史人物说，刘备和曹操原本不过是“一丘之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曹操的许多政治、经济的措施，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又的确是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那么，古代人们为什么偏偏肯定刘备，而否定曹操呢？为什么在民间文艺中将刘备塑造成为一个“好皇帝”的形象，而将曹操塑造成为一个“奸雄”的形象呢？在这儿，我们就不能不看到过去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虽然他们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魏晋以来的稗史小说、民间传说、通俗文艺以及《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尊刘抑曹的倾向的形成，不能说完全与封建正统观念无关。特别是在宋元以后的时代里，在《三国演义》中，尊刘抑曹的倾向与封建正统观念，就是十分密切地结合着的。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将两者等同起来，《三国演义》中所表现的那种肯定蜀，赞颂刘、关、张和诸葛亮，抨击魏，批判曹操的思想倾向，其内容是很丰富的，实在不是封建观念所能包括、容纳得了的。因此，我们说古代人之所以肯定刘备，否定曹操，其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不能仅只归咎于思想上的局限性，封建正统观念的促使，更重要的还应该估计到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曾指出过旧的唯物主义对历史认识的局限性：它对历史所持的见解，在“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与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我觉得恩格斯这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三国演义》的尊刘抑魏的倾向，理解曹操这个形象，是很有帮助的。他指出了过去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是不科学的，只注意了人物行动的动机，他的所作所为从道德上看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也就是强调了历史人物的个人品质，而忽略了历史人物的行动作为的客观效果，即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过去人们对历史人物曹操的看法和态度，不正是受着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吗？

二

现在，我们就完全摆脱掉对于历史的考察，回到文学批评上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做一番文学的分析。在这儿，重要的不是曹操，而是曹操的性格。本节的目的，就在于揭示曹操性格的实质和意义。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在我国古代以至近代广大人民的生活中的作用，是十分广泛、巨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仿佛都像是正确地把握了曹操这个名字的文学意义，可以随便而无错误地用它来形容人、批评人、咒骂人：心计多的人，是曹操；疑心重的人，是曹操；忘恩负义的人，是曹操；狡猾奸诈的人，就更是曹操了。总之，“曹操”这两个字，几乎成了坏人恶德的代名词。这，不正是一个艺术形象成功、不朽的标志吗！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确是被创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即使在中国整个古代文学领域里，也很难找得到第二个被创造得这样成功、这样充分、这样深刻的否定形象——封建时代的政治家、野心家的形象。它完全可以列入世界文学中光辉不朽的艺术形象的行列中去，与莎士比亚的马克白、普希金的波利斯·戈都诺夫等并肩站立而毫不逊色。并且，它的产生，比莎士比亚的马克白还早二百多年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国演义》即使仅创造出了曹操这一形象，也就够伟大、不朽了。

我们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伟大、成功的艺术形象，绝不仅仅由于它曾是一个坏人恶德的标志，在它上面集中地写出了封建统治者的许多的恶行恶德。曹操，不是一个简单的大坏蛋，不是一个恶行恶德的容器，而是一个活的、性格复杂而又统一的人物。尽管《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创造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尽可能多地使用了魏晋以来的许多稗史小说、故事传说中曹操的那些酷虐狡诈之事作为素材，但曹操这个形象却绝不只是那些酷虐狡诈之事的机械的堆积。罗贯中用自己的艺术才能和艺术劳动，使这许多酷虐狡诈之事，不仅连贯了起来，而且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和谐性和巨大的说服力，使这个非常复杂而丰满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创造出了一个鲜明的个性化的性格，而这个性格又体现着那一类人的共同的特征。

《三国演义》写了曹操的一生，从孩提之时直到死亡。他一生都在活动着、斗争着。封建时代的英雄的事业心、权势欲，政治上的阴谋野心，旺盛的精力，卓越的政治和军事的才能，圆熟的政治斗争的手段，使他先后战胜了许多的敌手，成为了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臣。皇帝在他手里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傀儡，皇帝的宝座随时随地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拉到自己的屁股下面来。在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立身行事里，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东西，也就是所以获得胜利的主观方面，个人性格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奸诈。这也就是说，曹操从小到死所做的那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坏的，或者不太坏的，甚而好的，总之，各式各样的，其表现方式也彼此各异，但都是从这一个根里生发出来的。

譬如，曹操在幼年时，为了不让父亲听信叔父的话，曾干过这样一件事情：

操有叔父，见操游荡无度，尝怒之，言于曹嵩，嵩责操。操忽心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嵩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并不听。因此，操得恣意放荡。（《三国演义》第一回）

这显然不是十分恶劣的事情，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可恶的顽皮。再如，他曾谋杀董卓，但当他在董卓背后抽出宝刀，恰待要刺的时候，不想却被董卓从衣镜中看到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间，他机变地持刀跪下，口称献刀，接着便赚了吕布的好马急忙逃走了。这自然更不是什么坏事情了。然而，就是在他这些行为的机变里面，已经包孕了奸诈的种子，而且，这也正是他的性格的起点。

曹操的性格，自然不是曹操他这个人生来具有的，而是他生活、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环境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三国演义》所展示出来的封建时代充满了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极其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便是产生和培育曹操性格的土壤。

《三国演义》虽然是被一定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所笼罩着，但它毕竟是反映了一定真实的历史内容，反映出了封建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极其复杂的面貌，揭示出了这种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各式各样的政治家、野心家在一种膨胀的权势欲的支配下，对于皇帝的宝座——封建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的争夺。皇帝的宝座，并不是什么上帝赐给某个特殊的家族的神圣不可亵渎的东西。封建社会的所谓禅让，也只不过是用庄严美丽的外衣掩盖起了血泪的掠夺罢了。这种斗争，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连家庭、朋友、婚姻以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服从斗争的需要，甚至成为了斗争的工具。在这种斗争中，“在对他人的关系上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已经少得可怜了，都不能不受到权势争夺的利害关系的修正、歪曲。曹操早期性格中的那种机变，在那样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那种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权势的争夺中，便不能不更畸形地发展，变成为无限的狡猾和奸诈。《三国演义》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不仅在《三国演义》中，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所有的否定形象中，甚至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所有的统治者、政治家中，也很难找到一个比曹操更狡猾奸诈的人物了。但是，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立身行事里，却都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曹操的性格，曹操的性格是封建时代里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一个本质方面的最集中、最充分、最典型的反映。曹操狡猾奸诈得的确是神鬼莫测，有时简直是有些反常。例如，当他在赤壁之战中被周郎一把烈火烧得“樯橹灰飞烟灭”，自己带着一群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将士狼狈逃窜的时候，他却接连几次哈哈大笑；而在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劲敌袁绍的时候，却在凯歌声中亲往因失败悲愤而死的袁绍墓前设祭，“再拜而哭甚哀”。这是因为他处处都在玩弄权术。如果说在“割发代首”那一件事情上，他那老奸巨猾的样子还表现得有点可爱；那么在杀仓官王垕那一件事情上，他那种阴险毒狠的政治手腕，就实在是令人感到可恨了。借刀杀人，更是曹操的拿手好戏。如果说他对把他骂得个狗血喷头的祢衡的处置，欲借刘表之手以杀之的办法还有些笨拙，终被刘表看出；那么官渡之战之后对有大功的许攸的狂妄言行的有意纵容，假许褚之刀以杀之的手段，就实在高明之极了，真可谓神不知，鬼不觉，就连今天粗心的读者也会被他骗过的。再如，当耿纪、韦晃等在许昌谋反被镇压下去之后，曹操是这样处理善后的：

曹操于教场立红旗于左，白旗于右，下令曰：“耿纪、韦晃等造反，放火焚许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闭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于红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于白旗下。”众官自思救火者必无罪，于是多奔红旗之下。三停内只有一停立于白旗之下。

看来，曹操是多么赏罚分明呀！但谁料想：

操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众官各言无罪。操曰：“汝当时之心，非是救火，实欲助贼耳。”尽命牵出漳河边斩之，死者三百余员。（《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

这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敌对者，他宁错斩一百，也不肯漏掉一人。奸人杀人，也有自己的与众不同的妙方。

对于老百姓，曹操也是有办法的。例如当他征袁绍的时候，有些聪明人“箪食壶浆以迎之”，曹操高兴极了，不仅对他们极表歉意，说什么“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并且还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三国演义》第三十一回）但，曾几何时：

曹操追（袁谭）至南皮，时天气寒肃，河道尽冻，粮船不能行动。操令本处百姓，敲冰拽船。百姓闻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斩之。百姓闻得，乃亲往营中投首。操曰：“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百姓皆垂泪而去。（《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

毛宗岗批得好：“己则放之，而复使军士获之。则曰杀人者，军士也，非我也。奸雄之极。”他又说：“曹操有时而仁，有时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杀逃民而纵之，仁矣；又戒勿为军士所获，仍不禁军之杀民，何其暴也。其暴处多是真，其仁处多是假。”这不是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欺骗态度吗！

曹操的性格在用人这一点上表现得也特别鲜明、突出。谁也不会否认，曹操是非常爱才、重才的，甚至可以说不下于知人善用的刘备。但是，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曹操有时的确是礼贤下士、爱才如渴。如在官渡战役中，听说正在袁绍处为谋士的敌人许攸来见，高兴极了，“不及穿履，跣足出迎，遥见许攸，抚掌欢笑，携手共入，操先拜于地”。表现得何其热情、有礼！对于徐庶，竟不惜采用最卑劣的手段，硬弄到自己方面来。他为争取一个人，有时甚至可以付最大的容忍、最高的奖赏、最显赫的爵位，如对关羽。当人死了后，他也会表示深切的哀痛，采用最盛大庄严的葬礼，甚至在后来怀念起来的时候，也会号啕大哭，如对郭嘉、典韦。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争取更多的有才干的人为他竭诚尽忠地出力报效，扩大自己的势力。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他已经没有了什么用处，或者已成为了他满足权势欲、发展权势的妨碍的时候，他就要不客气了，甚而必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如对关羽，他开始是何等地赏识、尊敬、礼遇和忍让，而最后竟恨入骨髓，当孙权使人送来关羽的首级，他无限欢喜地说：“云长已死，吾夜眠贴席矣！”就连为他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荀彧、荀攸等人，最后也都没有逃脱他的魔掌。

在曹操对他人的关系上，仅只看到上面指出的这一点，那是非常不够的。这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认为曹操对待他人的态度，无论欢迎、喜爱、怀念、哀悼，都是真挚的感情的表露，那就太天真了。就拿哭来说，它并不是对死者的哀悼，而是对活人而发的。在《第一才子书》第五十回批语中，毛宗岗曾发表了如下的一段颇精辟的意见：“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士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打。不谓奸雄眼泪，既可做钱帛用，又可做梃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在曹操身上，就连喜、怒、哀、乐这些人类感情的表现形式，也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了。

自然，当曹操有了无上的权势的时候，他的这种狡猾奸诈的性格，也就会受到一些修正，而变得朴实、单纯些。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更多的顾忌、掩饰了；即使你看清楚了他的所作所为的实质，并对他有所不满，反正也无力和无法再动摇他已经取得的权势和地位。所以，进为魏王以后的曹操，在某程度上讲，已经成为了一个专横暴虐的顽固独夫。这是他的性格的发展。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即使他处在了这个时候，他也未完全失掉他性格的基本的核心——奸诈。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他毕竟没有丢开他手中的那个傀儡——汉献帝，而自己做起皇帝来，临死前还说什么“苟天命在孤，孤为周文王矣”。

曹操，不是一个罪恶的容器，不是奸诈这一个形容词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的、丰满的人物形象。他聪明，有才干，并还有文采，赤壁江边的“横槊赋诗”，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罕有的风流韵事。但这一切也并非与他的性格完全无关。这一切不仅是他性格的补充，而且还是促其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正是因为他有很高的才智，懂得许多的历史知识和生活道理，才促使他这种奸诈的性格，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奸”和“雄”，在曹操身上是相辅相成的。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那也就不成其为曹操了。

《三国演义》还极为深刻地写出了曹操性格的怯懦的一面。一个恶人，尽管他有着一种多么积极活动的性格，也尽管他的灵魂是多么丑恶和强大，但是，在他的充满了罪恶感的灵魂的深处，总是有着怯懦的一面，对于周围世界总是怀着莫名的疑猜和恐惧。这种对周围世界、周围的人的疑猜和恐惧，就是曹操奸诈性格的一个侧面——狐疑万端的基础。这一方面，在他睡中杀近侍那一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深刻。这种怯懦一面的最高的发展，便是他临终前的罪恶灵魂的破产：他恍惚地看到许多被他害死的人的冤魂，像董贵妃、伏皇后等，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来索命。这些虽然是幻想性的情节，但对曹操的性格来说，却有着现实内容。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便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复杂丰满、和谐统一而又极为深刻的艺术形象。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的产物。它鲜明地反映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本质的一个侧面。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对于历史人物曹操来说，显然是不真实的，虽然前者是根据后者所创造出来的。如果完全根据《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来评价历史人物曹操，那就完全错误了。因为，这就抹杀了曹操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的作用。过去的人把历史人物曹操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完全等同起来，那是由于过去人们的时代、阶级的局限性和对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所造成的。作为今天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文艺观点的人来说，就不应该再犯那种错误了。对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应该还他以完整的本来的面目。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有着另外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曹操那一类的人物——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特定侧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质、更典型的艺术反映。它虽然不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曹操，但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过去时代的所有的曹操，过去时代的无数多的人们身上的曹操。对于整个的《三国演义》，虽然情况更比较复杂些，但也可这样来看待：它对认识那个具体的三国时代，是不完全科学的，但对认识过去的封建社会，却是有意义的。

对于历史小说来说，自然就不能不牵扯到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今天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作家来说，二者应该是一致的，他写的历史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应要求尽可能地和谐统一。但是，对于过去时代的作家，就不应该做这样的要求了，对于他用历史题材写的小说，也不应该要求它具有科学地认识和再现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价值。完全可以从文学的角度，像对待一般文学作品一样地对待它。如果说，我们对于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不应要求过高，那么我们对过去时代的受着时代、阶级、认识和文学发展阶段的种种限制的作家，又怎能做过高的要求呢？

鲁迅先生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它的模特儿的关系的问题，曾发表过这样一段精辟的意见：“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鲁迅全集》第6卷）这自然指的是一般的小说。但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我觉得，也不妨作如是观。一句话，肯定了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只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了，就不一定非打倒《三国演义》，毁灭掉曹操这个艺术形象不可。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