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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就《西游记》前七回说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稷下传习集 作者:袁世硕 著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 孙悟空形象的社会学诠释——就《西游记》前七回说

《西游记》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伟大的神魔小说。它在我国广大人民生活中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是不下于《三国演义》等其他几部长篇小说的。识字的人,没有读过《西游记》的恐怕不多;不识字的人,也经常有机会接触到它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形象和部分精彩篇章。记得童年时代,在还没有读《西游记》之前,从舞台上,从皮影戏的“银幕”上,从小人书里,从某些节日里或祭神或娱乐的热闹场合中,从旱天里锣鼓喧天的祈雨的行列中,就经常看到唐僧师徒四人的形象,就已经非常熟悉其中若干片断的情节,如“大闹天宫”、“孙悟空大战牛魔王”等。后来读了《西游记》,印象就更亲切、深刻了。直到现在,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魔头的形象,还活跃在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上。

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的主角。他的活动,是小说结构的脊椎骨,整个情节是围绕着他、跟随着他而开展的。《西游记》可以称作是一部“孙悟空传”。

孙悟空是小说《西游记》的灵魂。它的反抗斗争的主题,是体现在孙悟空一连串的战斗行动中的;它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是从孙悟空的性格、行动中生发出来的。

《西游记》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不是一个作家在一个时代里写出的。它的成书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吴承恩创作《西游记》和施耐庵写《水浒传》、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一样,也是建筑在丰富的民间故事、民间文艺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最早的《慈恩三藏法师传》、宋元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间的《西游记平话》和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等,都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依据。从取经故事的演变过程,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玄奘取经的史实一步步地故事化、神话化,逐渐丰富多彩,而且可以看到它的主人公的逐渐转化:唐僧的地位逐渐降低,孙悟空的地位逐渐升高;唐僧的性格越来越消极、减色,孙悟空的性格越来越积极、完美,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美与力的神奇光彩。《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孙悟空这个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统一的艺术形象不断创造、加工,而日臻完美的过程。

这一过程,说明一个问题: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是人民群众和人民的艺术家们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来的,是在人民和人民的艺术家们的幻想中不自觉或半自觉地艺术加工的结果。创作的集体性把人民群众的集体精神的一切能力都赋予了这个虚构的神话英雄形象,使他能够具有反抗一切统治压迫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具有如此广大的神通和足以与一切神祇抗衡的力量。像孙悟空这样具有如此巨大生命力的神话英雄形象,只有人民群众的集体的精神力量和创造力,才能够创造得出来。

高尔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创造了宙斯,斐狄亚斯把他体现在大理石上。”对于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的创作权,我们也只能作如是观:人民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孙悟空,吴承恩的功绩就在于用艺术的语言把他浮雕似的具象化了出来。

《西游记》是从孙悟空的出世开始的。

人,都是父母生养的,都隶属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即使许多神话形象,譬如《西游记》中的绝大部分的神和魔,也大都有自己出身来历,玉皇大帝和西天如来佛也不例外。而孙悟空却不然,他是一个自然化育的石猴。《西游记》里说,在“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的花果山的“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通灵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五官俱备,四肢皆全。便就学爬学走,拜了四方”。并且,从他一诞生,便“目送两道金光,冲射斗府”,显示出了一种威胁天宫中玉皇大帝的宝座的叛逆反抗的征兆。

神魔小说有着这样一个神奇怪异的开端,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仅神话小说,在一般古代章回小说中,为了开展情节,揭示其主人公的性格和他与周围环境的冲突的根源,也常常虚构一个神奇怪异的开端。尽管它们都是作者借助幻想任意虚构出来的,然而它们却总是体现着作者对他即将描写的人物和即将展开的矛盾冲突的根源的理解、阐释。例如,《水浒传》的第一回关于洪太尉误走妖魔的一段描写,就隐喻着后面就要描写的一百零八个英雄的叛逆反抗,是由作福作威的权势者所造成的。这个神奇怪异的开端,与《水浒传》的“逼上梁山”的主题是和谐一致的。《说岳全传》的开端就不同了,它把岳飞、金兀术和秦桧,说成是如来佛头顶上的大鹏金翅鸟、灵山偷听经的老鼠和被大鹏鸟啄了一口的乌龟转生,把即将描写的岳飞抗金斗争和被奸贼秦桧的陷害说成是他们前世的冤仇,虽然也多少寄托着作者的爱憎,但毕竟是给小说的爱国主义的内容抹上了一层宿命论的迷信色彩。

《西游记》的这个开端对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的魔头的出世的描写,虽然它的作者并非完全自觉,但其意味却极为深长。试想:在君权、神权具有很大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威慑力量的古代封建社会里,皇帝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十殿阎罗在阴司里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天宫的玉皇大帝则是三界万灵之主宰,在所谓“西方极乐世界”里,还有个法术无边的如来佛。孙悟空这个神通广大、敢于反抗一切统治力量,先后制服了阎罗、龙王,两次大闹了天宫的叛逆者及其力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他的根扎在什么地方?它的创造者是不能理解其中的秘密的,归于人间,似乎不可能,归于天界或西方净土,又显然不很合适,于是便归之于自然化育。

生活于古代封建社会里的人民群众和作者,不理解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孙悟空的性格、力量的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在我们的时代里,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不应该的事情了。有人说:“孙行者出生于石头中,什么成分也没有,又该如何?”自然,这显然是针对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以查阶级、定成分来代替深入的艺术分析的庸俗社会学的现象而发的。但是,如果就此而否认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形象的现实根源和所概括的社会内容的阶级性质,就未必完全正确了。因为,任何的幻想和艺术虚构总是有它的现实根据,受着现实生活的制约;任何神话英雄形象,无论多么神奇怪异,也总是概括了一定的现实生活内容,曲折地反映着作者一定的现实要求和理想。俄国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说:“文学的倾向和内容就是公众追求的是什么,哪一些问题使它兴奋激动,它最同情的是什么的最可靠的证据。”这对于神话和幻想性质的作品,也是完全适用的。

有的同志说,孙猴子大闹天宫是通过神话式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民的反抗,没有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以致封建统治不能维持或几乎不能维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孙猴子大闹天宫这样的情节是不可能虚构出来的。我觉得这段话虽然有“机械论”之嫌,但个中也不无一定道理。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一切的文艺作品,都是现实生活的或正确或近似或歪曲的反映。《西游记》所描写的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情节,无疑是封建社会人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斗争在神话艺术中的折光。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丝毫没有什么难理解的。然而,如果仅仅以此来说明《西游记》的反抗的主题,把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一个情节作为揭示孙悟空这个神话形象所概括的现实生活内容、积极意义和社会根源的依据,也未免嫌不够全面。孙悟空这个形象,是通过《西游记》的全部情节表现出来的。《西游记》中最精彩、最能表现孙悟空的反抗叛逆精神、最使广大读者兴奋快意的,自然是前七回。这前七回,是由孙悟空出世、学道、闹龙宫、闹冥府、大闹天宫这一串情节构成的。分析孙悟空这个神话形象,是应该触及其中几个主要情节的。只有如此,才能够充分地揭示出在这个神话形象所概括出的现实生活内容、所反映的深广的社会意义,才能够明显地看出它的根究竟是扎在什么地方。

闹龙宫是孙悟空叛逆性格的开始行动化。龙宫的主人是龙王。龙王是水神,他管辖着五湖四海、九江八河,乃至担负着行雨的任务。水,是劳动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洪水泛滥是经常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自然灾害之一。雨,与劳动生产有关,旱、涝都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和人们的生活。在我国古代神话中,出现那么多的与水有关的神话传说,如“鲧禹治水”“李冰治水”“河伯娶妇”等,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它们反映了古代劳动群众生产斗争的愿望。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之后,社会斗争、阶级斗争,显然就成为人民生活中更重要的生活内容。在文学上,劳动的主题、与自然斗争的主题也就逐渐减少,社会斗争的主题逐渐增多,以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就连一些反映人与自然斗争的神话故事,也带有了程度不同的社会斗争的色彩和意义。孙悟空大闹龙宫这一情节,看来就有着这样一种特点。它虽然还烙印着人与自然斗争的色彩,但已经不单纯是人与自然斗争的反映了,更主要的是人民反抗斗争的反映,是人民的反抗力量巨大的表现。水族世界的统治者被制服,是《西游记》的叛逆反抗主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孙悟空闹冥府,是古代人民反抗统治压迫者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

在古代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剥削制度,迫使人民大众安于被统治剥削的地位和灾难深重的生活境况,他们除了进行政治上的压迫外,还采取了种种方式从精神上奴役压迫人民。当广大的劳动群众由于历史的局限还不能达到无神论的高度的时候,宗教迷信便成了一种极有力的压迫手段。古代的僧侣、巫婆和宗教文人所编造出来的轮回说,所虚构出来的阴间的统治者——十殿阎罗和各种各样的大小鬼头狰狞凶恶的面目,所设计出来的令人发指的无奇不有的残酷刑罚——如下油锅、上刀山等,在劳动群众的精神上形成了一种十分恐怖的威慑力量,强有力地钳制着人们的思想,迫使他们一切听天由命,不敢轻举妄为。这就是统治着古代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的“神权”,无数的人们为其所吓倒、慑服,老老实实地安于被奴役的地位和悲惨的生活境地,把自身所遭受到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自己前世罪孽深重。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便是一个深刻的典型:她不了解也无法了解她的不幸身世的真正原因,以为这是前世造下的孽,轮回报应的迷信观念,不仅掩盖起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像无比沉重的枷锁,钳制着她的灵魂,以致最后摧残了生命。所以,希望摆脱生死轮回,摧毁这种残酷的精神压力,便成了古代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强烈的现实要求。《西游记》关于阎罗府的描写——孙悟空打死了阎罗王差来的勾死鬼,舞动着一条金箍棒直入森罗殿,吓得十殿阎罗俯首帖耳,惟命是从,从注定众生灵生死轮回的簿籍中,强销了同类死籍,然后,摔下生死簿子道:“了帐,了帐,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了幽冥界——正是反映了古代人们精神生活深处所蕴藏的那种要躲避生死轮回、解除它所造成的精神压力的强烈愿望。这虽然都是幻想世界的事情,但对于古代封建社会里还没有达到无神论的思想高度的人们来说,却有着十分直接的现实意义,是人民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幻想中的反映。不仅反映了这种要求、愿望,而且表现了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力量,对阴森恐怖的冥府和凶恶狰狞的阎罗王给予了莫大的侮谩、嘲笑,在孙悟空面前,他们变得那么的怯懦无能。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是只有在劳动群众的集体精神中才会存在的。

最充分、最突出地表现孙悟空的大无畏的反抗斗争精神的,也最使人兴奋、快意的,自然是《西游记》关于大闹天宫的描写。

在我国一切文字的记载中,人们幻想中的天界,恐怕要以《西游记》的描绘为最完整了。它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封建朝廷的复制品:高居灵霄宝殿的玉皇大帝,完全是封建皇帝的模样;所谓四大天王、二十八宿等,也仿佛是朝中的文武百官。虽然,这无疑是因袭了道家的宗教迷信材料所描绘出来的,然而,却不是用来显示它的严庄妙象,借以恫吓人民,或者引起人们的尊敬、景仰,而是拿来轻侮、嘲笑,出它们洋相的。孙悟空以其广大的神通,挥动着那条金箍棒,两次大闹了天宫,诸天神将,乃至托塔李天王,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不仅令无数一心成仙成佛的人们羡慕煞的“蟠桃盛会”被他搅散了,连整个天界都被他闹了个天翻地覆。至高无上的主宰着天地三界的玉皇大帝,对他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宗教王国中的最高神祇的神威和尊严,在他面前可以说是完全丢尽。在他的那个自由的天地——花果山中,高竖起一杆上书“齐天大圣”的大旗,显示出了一种与上天、与最高神祇平等、抗衡的伟大力量。当西天如来佛被请来向他兴师问罪时,他喊出了响彻云霄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反抗的呼声。这一切,分明是封建社会的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在艺术幻想中的折射。这种大胆无畏的幻想,这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与一切统治阶级的特权意识,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在被统治压迫的人民的精神中,它才会存在。

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政权与神权是二位一体的。当时,神权系统的大小神祇,特别是玉皇大帝,是绝对侮谩、亵渎不得的。因为,神权是现实生活中封建统治权力的投影,是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持。侮谩、亵渎上天,不仅会招致政治的惩罚,乃至杀身灭族之祸,而且会招致精神的惩罚,会引起许多被宗教迷信思想所麻醉了灵魂的人们的不满和非难。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事情,使广大群众在精神上感到鼓舞、快慰,神话的情节、神奇怪异的艺术幻想,发挥出一种它独具的巨大艺术威力。

《西游记》所描写的孙悟空与神仙世界的统治力量的抗争,究竟表现了些什么?为什么这种神奇怪异的幻想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从以上的分析中,就完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尽管它是多么神奇怪异,甚而可以说非常怪诞不经,然而它于古代广大人民的生活却不是多馀的、无关紧要的,而是从广大人民生活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它反映了古代封建社会里在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种种压迫下的劳动群众的现实要求,从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封建时代广大人民的精神生活的特色。闹龙宫所描写的孙悟空与水族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的抗争中,显然还烙印着劳动人民与自然斗争、驾驭自然的理想的色彩。闹冥府无疑是反映了还没有达到无神论高度的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希望摆脱宗教迷信的精神压力、自己掌握生活命运的精神追求。闹天宫,分明是广大的被压迫的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在神话艺术中的反映。马克思说:“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西游记》所描写的孙悟空与神权系统的诸神祇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曲折地反映了古代人民要求摆脱现实处境、改变现状的革命精神。

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统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经济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毫无疑问,唐宋元明几代广大劳动农民的生活、斗争,正是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形象和他闹天宫等一串幻想情节生根、开花的肥沃土壤,正是它们所赖以形成的现实根据。这也许就是我国封建时代的文学中能够产生其他国家的封建时期的文学中所罕见的像孙悟空这样神通广大、反抗一切统治力量的神话形象的社会原因。

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形象,究竟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力量?由以上的分析,问题也就很清楚了。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孙悟空这个神话形象的产生,也就是这样的。在古代封建社会里,没有达到无神论高度的劳动人民群众,要求摆脱一切束缚、压迫的愿望,促使他们在宗教幻想世界里寻找一个与命运、神祇相抗衡的力量,于是便创造了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的形象,赋予自己的集体精神的一切力量,来寄托自己的现实要求和精神愿望。所以,孙悟空虽然有一个猴子的外形,但其性格概括的现实内容的本质,却是属于古代人民群众的。他的那种积极、乐观、叛逆的性格,他的那种敢于反抗一切统治力量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那种足以战胜一切神祇的神通,在封建社会里,是只有创造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人民群众才能够具有的。概括地说:孙悟空这个神话英雄形象,是封建时代的人民群众在艺术幻想中的自我认识、自我表现。

(原载《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1. 古朝鲜《朴通事谚解》里说到(元末明初)中国就有一部《西游记》平话,并引入了“车迟国斗圣”的情节,还有一条注文,历述取经人经过的十馀处地方,可知那部平话已与后来的《西游记》小说非常接近。
  2. [前苏联]高尔基《个性的毁灭》,《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3. [俄]杜勃罗留波夫《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二卷,新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132页。
  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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