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13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是一个战火纷飞的世纪，是分裂了四百余年的中国完成第四次统一的世纪，也是中国打破闭塞状态、真正走上世界历史舞台的世纪。而所有这一切都与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蒙古族及中华民族的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

有个先生说得好：“一个民族没有英雄，这个民族是可悲的；出现了英雄，却不去认识他、研究他、宣传他，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需要自己的英雄。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也不例外。体育方面需要世界冠军，科学方面需要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军事上也需要世界级的英雄。只有这样才能振奋民族精神，激起人民的斗志。成吉思汗是历史上少有的世界级英雄，毛泽东曾将他与中国历史上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提并论，称他为“一代天骄”！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成吉思汗的名声与影响也丝毫不亚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近些年来，不少地方给千年伟人排队，成吉思汗往往排名第一或者名列前茅。歌颂与宣传这样的英雄，有利于激发人们的斗志，有利于增强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也有利于加强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团结。处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伟业中的中国，正需要用这种英雄的业绩、英雄的精神、英雄的人物、英雄的品德影响与陶冶青年一代，需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鼓舞全体人民为祖国的振兴而奋斗。崇尚英雄、塑造英雄、歌颂英雄，正是我研究成吉思汗的初衷。

早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我就非常崇拜成吉思汗。“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回北大进修，选修了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的“辽金元史专题课”，进一步引起了我对成吉思汗的兴趣，从此开始了对成吉思汗的专题研究。到2001年初，我先后写作出版了多部有关成吉思汗的通俗历史人物传记、学术专著、电视剧文学剧本和长篇历史小说，比如《成吉思汗全传》《一代天骄》等。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还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北京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本书是在我多年研究成吉思汗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一本学术专著。

书中以国内外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通过极为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真实地反映和研究了成吉思汗的一生，反映了成吉思汗君臣不息抗争、积极进取、自强自尊、勇敢顽强、恩仇必报、睥睨一切艰难险阻、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肯定了成吉思汗缔造蒙古民族、统一中国北方的伟大历史功绩。我对成吉思汗的基本评价是：

自强不息，顽强抗争。书中首先歌颂了成吉思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从他九岁时父亲被毒死之后，他们一家孤儿寡母，颠沛流离，挖草根，吃土拨鼠，家中仅有的几匹马被抢，一家人被追杀，年轻的铁木真差点儿死于非命；刚结婚一个多月，年轻美貌的妻子又被抢走。泰赤乌人、主儿乞人、蔑儿乞人、塔塔儿人、札答兰人、乃蛮人、克烈人……有多少仇敌要致他于死地，可以说，当时的社会加在他头上的都是苦难和辛酸。但铁木真母子、兄弟并没有被压倒、被征服，而是咬紧牙关与厄运抗争，与自然界及敌人搏斗。即使是他的部众被打散，只剩下几十个残兵败将，吃野马肉、喝混浊的湖水的时候，他心里装着的也是振兴蒙古的大业。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终于使铁木真从苦难中崛起，逐步担当起历史赋予他的重任：由一个弱小部落的首领，成为统一蒙古、统一中国北方、征服欧亚大陆的一代天骄。他这种不怕苦、不怕死、不服输、不屈服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与发扬。

恩仇必报，敢爱敢恨。书中反映了成吉思汗恩仇必报，敢爱敢恨的人格自尊。蒙古族是一个爱憎分明、恩仇必报的民族，成吉思汗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本书的第一章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先世，他们是在血族复仇中逐步发展壮大的，成吉思汗也是在血族复仇的战火中诞生的。正是在他出生的那个时刻，他父亲俘虏了曾经残害俺巴孩汗的仇敌塔塔儿部的首领铁木真兀格。仇敌被处死了，但他父亲却让自己的儿子使用了敌人的名字，说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和儿子的降生。可见，“铁木真”的名字本身就深深打上了社会动乱、血族复仇的烙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蒙古部的战神——铁木真是为血族复仇而生。而当他的父亲被毒死之后，“为父祖报仇”就成为他生活的主要目标和动力。他痛恨金朝统治者，痛恨杀害其父祖的塔塔儿人，痛恨与他们一家为敌的泰赤乌人，也痛恨压迫和迫害自己亲人和同胞的一切敌人。但对于自己的父祖，对自己的母亲，对自己的妻子和情人，对自己的子女、部将和人民，他却充满了无限的爱。正是为了抢回被夺走的妻子，他发动了第一次战争；为了替父祖报仇，他一直与塔塔儿为敌，并终于开始南下征金；为了替被杀害的450名商人和使者报仇，他进行了西征；他对自己的母亲一直孝敬温顺、言听计从，对自己的恩人和情人他也一直感念不忘。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恩仇必报”的水平上，而是随着斗争的发展，思想不断升华。他的爱和恨都是发自内心的，其中大部分都是合理与正义的，但也因此而导致过一些残暴的举动。然而他的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伟大人格，却永远值得今人与后人学习。

胸怀宽广，求贤若渴。书中如实反映了成吉思汗胸怀宽广、求贤若渴的用人政策。他用人不问民族、出身，不问等级、资历，包括反对过自己的人、昔日的敌人，他都可以破格任用。如其名将者别就曾射中他的脖颈，而木华黎则是敌对势力的门户奴隶。从这一方面讲，他用人是无条件的。但另一方面，他强调惟才是用、无才不用；强调部下必须忠于自己的主人，对于背叛故主者必杀无赦，因此他用人又是有条件的。人才的得失去留，关系到事业的盛衰兴亡。正确的用人政策，正是成吉思汗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总结和学习成吉思汗胸怀宽广、求贤若渴的用人政策，对于我们今天的事业无疑也会有一定裨益。

雄才大略，无往不胜。成吉思汗具有雄才大略、无往不胜的政治谋略与军事才能。他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勇敢机智、无坚不摧，以十万军队与几十万金军进行决战，只带二十几万军队就敢于万里西征，结果却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只识弯弓射大雕”、能征惯战的勇士，而且是一个精通战略、战术，深明治国之道的政治、军事战略家。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他不断加强军队建设、政权建设的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他因粮于敌、因敌攻敌、依靠敌方力量攻击敌人的军事斗争方针，他知己知彼、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战略战术，的确都有“古法所未言者”。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成吉思汗一生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统一了蒙古高原，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使蒙古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族，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真正缔造者，这是毫不过分的。二是南下征金，攻克了金朝的首都中都（今北京），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灭掉了西夏，招降了畏兀儿、哈剌鲁和林木中百姓，为忽必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进行了西征。自唐朝的安史之乱以来，当时的中国已经分裂了四百余年，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各地封建政权的割据混战，希望实现祖国统一。混一四海、统一中华，可以说是当时人民的普遍心声，是当时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政治上的成熟，成吉思汗将个人复仇活动和血族复仇战争发展为统一草原、统一北方的战争，这就在客观上符合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而其孙忽必烈征服大理、灭掉南宋，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第一次统一中国。正是在这次统一的过程中，云南回归祖国，西藏、台湾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它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统一也是最最重要的现实课题之一。在我国政府发表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中曾经指出：“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本书充分肯定蒙古族、成吉思汗对祖国统一所做的贡献，无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进一步统一，这正是中华民族崇尚统一、维护统一这种民族意识的印证和体现。

如何对待成吉思汗西征？这是成吉思汗研究中遇到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也是描写成吉思汗的人物传记必须回答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史学界，一般都肯定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统一中国北方的斗争，但一提到西征往往予以基本的否定。而西方一些史学家与政治家干脆将成吉思汗西征看做是一场天灾、一场浩劫，一场来自东方野蛮人的黄祸，除了切齿痛恨与口诛笔伐之外，根本不许别人说出一点儿不同见解。对此抱有不同看法的中国史学家们，害怕别人说自己鼓吹侵略，鼓吹民族征服，因此也不愿涉足这一问题。大概正是由于受这一问题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史学家们还没有人写出一本全面论述成吉思汗的专著。80年代中期，我国拍摄了一部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故事片，以史诗般的气魄再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斗争，但也只写到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为止，始终没有出现一个成吉思汗西征的镜头，似乎成吉思汗压根儿没有什么西征之举。这实在是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帝王当中，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进行了西征。描写成吉思汗的人物传记，不反映西征，这与努尔哈赤、皇太极，与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领袖就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我认为，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知难而上，应该敢于描写成吉思汗西征，应该正确分析西征的起因，如实地反映战争的过程，并用生动的事实说明成吉思汗胜利、其他民族失败的经验教训。

本书以《蒙古秘史》《元史》《史集》为主要参考资料，如实描写和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历史的反思。蒙古西征并非成吉思汗挑起的，花剌子模边将海儿汗杀死蒙古450人的商队，花剌子模国王又杀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直接导致了成吉思汗西征，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花剌子模人的所作所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无视与侮辱，这种事件即使发生在现代，也会引发一场国家之间的战争。当然，本书也没有故意为西征辩护，我认为当时蒙古族正处于“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历史阶段，企图占领更多的领土，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确是成吉思汗进行西征的终极原因。为此，本书专门描写了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为争夺汗位的一场“出师前的争吵”，而成吉思汗解决矛盾的办法，则是尽可能多地占领西方的领土。

成吉思汗西征的对手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本身也是世界征服者，他经过多年战争已经征服了伊斯兰世界的不少国家，并企图在征服伊斯兰教主哈里发之后，再出兵征服斡罗思并征服东方。他之所以敢于杀死成吉思汗的正使，也说明他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狂妄气焰。为了对付摩诃末，伊斯兰教主哈里发的确曾经派出使者，希望东方的救世主“约翰长老”出兵相救。而他们所谓的“约翰长老”，正是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本书反映了这一事实，并不是为了替成吉思汗西征进行辩护，而是为了说明成吉思汗西征事出有因，说明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受害者。

在描写西征的具体过程中，本书一方面写了花剌子模内部的各种矛盾，导致战争失败的原因；写了战争的挑起者海儿汗的抵抗及其悲惨的下场；写了摩诃末国王的无能和不抵抗政策；同时也描写了花剌子模名将帖木儿灭里和札兰丁王子的英勇抵抗；描写了蒙古内部的反战情绪，尤其是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对西征的批判态度。其中用了一定篇幅描写长春真人西游，目的正是为了对这场战争进行反思。从主题思想看，本书将西征视为历史的悲剧，这场悲剧的制造者不仅有成吉思汗，也有花剌子模的海儿汗和摩诃末国王等人。战争当然免不了杀人、死人，本书对这一问题既没有大力渲染，也没有故意回避，而是用批判的态度适当予以反映。

我不同意西方某些政治家所谓的“黄祸论”。我认为，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说成是什么黄种人或中国人造成的，并由此引出黄种人野蛮、低劣和好战的结论，这纯粹是在借题发挥，而根本不是在谈论历史！我们中国的史学家与剧作家们，也不能因为害怕西方人说什么“黄祸”，宣扬什么“中国威胁论”，而不敢涉及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西征是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蒙古奴隶主贵族造成的，它与当时蒙古草原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它只是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战争本性，并不能说明所谓黄种人的野蛮与好战。在成吉思汗前后，欧洲的十字军曾经进行过长期的东征，也曾造成了极大破坏。在近现代，又有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希特勒以及老沙皇进行过世界性的侵略，对各国人民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如果说成吉思汗西征是什么“黄祸”的话，那么这些欧洲人所进行的征服与侵略就应该叫做“白祸”。而这种“白祸”对社会、对各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丝毫不亚于成吉思汗的“黄祸”。这说明文明的、资产阶级的白种人的本性，也并不比奴隶主阶级的黄种人高明多少。实际上，所有这些，既不是由黄种人的本性造成的，也不是由白种人的本性造成的。黄种人和白种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当时都处于无权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他们不能影响统治阶级的政策，也无力阻止统治阶级所进行的征服战争。

另外，从时间上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是先征服中亚和斡罗思，然后才征服金国和南宋。成吉思汗西征开始于1219年，结束于1225年；长子西征开始于1235年，结束于1241年；旭烈兀西征开始于1252年，结束于1260年。而蒙古灭金是在1234年，灭南宋却是在1279年。在进攻南宋时，蒙古的军队中就有斡罗思一带各民族的军队。他们在元朝被称为色目人，享受比中原的汉人和南人还要好的待遇。因此，用“黄祸论”来解释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并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好战，既违背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又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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