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大传 - 第一章　时代特点与历史趋势——成吉思汗诞生前的蒙古草原

第一章　时代特点与历史趋势——成吉思汗诞生前的蒙古草原

若干个古老的传说，留下了依稀而动人的故事；史诗般的《秘史》与《史集》，记载了他们生活与战斗的历程。人们说它是“永恒而长生的氏族”，他们自称为“纯洁出生的蒙古人”。面对着曾经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皇帝“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他们的几代先人曾经付出了鲜血与生命。正是这种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孕育了以征战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代天骄。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根源——几个古老的传说

一、劫后余生的东胡后裔

蒙古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汉文史籍中，虽然没有留下蒙古远古祖先活动的记录，但蒙古人口耳相传也提供了一些可供追寻的线索。民族的传说当然不等于信史，但它对研究蒙古族的起源也有重大参考价值。

相传在天地初分之际，太阳有两个女儿。当黄河注入东海时，人世间有了第一叶轻舟。太阳的女儿坐在轻舟上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神州大地。姐姐嫁到南方，妹妹嫁到北方。后来，姐姐生下一个婴儿，取名为“海特斯”，意为“汉族”。当这个婴儿降生时，手里握着一个土块，他长大后就种植五谷，成为农业民族的祖先。第二年，妹妹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为“蒙高乐”，即蒙古族。当他生下时，手里攥着一把马鬃。因此他长大成人后就放牧马群和牛羊，成为游牧民族的祖先。这一记载说明，蒙古族与汉族是姨表兄弟，她的历史也像汉族一样源远流长。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剌失德丁）根据蒙古人的民间传说，描写了蒙古族远古的历史，其中说：“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惟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个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长时期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史集》写于伊儿汗国合赞汗时期（1295—1304），“两千年前”当为公元前7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东周时代。这一传说告诉我们，蒙古族的祖先曾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战争，只剩下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被迫迁居到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深山老林中度日。这一传说在汉文史籍中找到了旁证。《旧唐书》称蒙古为“蒙兀室韦”，指出：蒙兀室韦是室韦部落的一种，而“室韦者，契丹之别类也”。“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东经蒙兀室韦之北”。望建河即黑龙江上游也里古纳河，今称“额尔古纳河”。古人“黑”“青”同意，当地人称“青”曰“莽监”，异文写作“望建”，望建河即指青河、黑河。蒙兀室韦居住在望建河之南，这与《史集》记载的蒙古祖先的居住地相同。因此亦邻真先生说：“传说中关于故土的回忆是可信的。至于被打得只剩下两对男女之说，是民族学上常见的故套。北方民族在相当开化之后，由于无法解释自己最古的祖源，便用这种办法来编纂自己口碑历史的第一章。突厥人也曾有过类似的传说。”

屠寄先生综合分析了中外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蒙兀儿史记·世纪》中明确指出：“蒙兀儿者，室韦之别种也。其先出于东胡。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迸走，保险以自固，或为鲜卑，或为乌桓，或为室韦契丹。在南者为契丹，在北者曰室韦。室韦依胡布山（今黑龙江之兴安岭）以居。”“至唐部分愈众，而蒙兀室韦北傍望建河”。

综合以上记载，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蒙古的祖先是东胡，与契丹、鲜卑、乌桓等具有同一的族源。第二，与他们发生冲突的部落大概是匈奴。秦汉之际，东胡与匈奴东、西并立，不失为一个东方强国。后来与匈奴发生战争，被冒顿单于击败。从此东胡余众四散迸走，形成了几种名称不同的部族。第三，传说中的两个蒙古族男子捏古思和乞颜，大概是蒙古族两个氏族的名称，他们居住在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深山老林中。《史集》说：“乞颜在蒙古语中，意谓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其刚强，所以人们以这个词作为他们的名字。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因此人们又称这个氏族为“乞牙惕”。“他们的各个分支渐以某个名称著称，并成为一个单独的斡巴黑（氏族）”；“这些斡巴黑又复〔繁衍〕分为多支”。“凡出于这些分支的人，多半互为亲属”。这些分支联合为部落，这就是《旧唐书》上所说的“蒙兀室韦”。

屠寄先生指出：“蒙兀之名始见于此。本呼忙豁仑（《蒙文秘史》），异文作蒙瓦（《新唐书》）、盟古（《辽史》）、盟骨（《金史》）、朦古（《契丹事迹》）、盲骨子（《松漠纪闻》），今通作蒙古（始于李志常所撰《长春西游记》）。”《史集》解释说：“‘蒙古’一词，最初作萌古，意即‘孱弱’和‘淳朴’。”而其他学者则研究出了一个更为贴切的含义：“蒙古”者，即长生的或永恒的部族。

直到唐朝中期，蒙兀室韦还北傍望建（额尔古纳）河而居，活动于河南岸的山林中。当这个部族在那些山林中日益繁衍、地盘日益狭窄而无法容纳的时候，他们就想离开额儿古涅—昆的深山，向外发展。但由于草木丛生，他们的祖先上山的道路早已被堵塞了。究竟如何从这个险谷中出去呢？他们互相商量着，进行各种探索和尝试，最后终于发现了一处铁矿。于是他们全体聚集在一起，在森林中准备了成堆成堆的木柴和煤，又宰杀了70头牛马，从它们身上剥下整张的皮，用那些皮做成锻铁的风箱。然后他们一起出动，使这70个风箱一齐鼓风助火，将那处铁矿全部熔化。他们从那里得到无数的铁，并开辟了一条通路。从此，蒙古族离开了那个狭窄的土地，走到广阔的草原去游牧。他们主要分为两支，逐步向南、向西迁徙。

这个优美的传说一直在蒙古各部中广为流传，据《史集》记载：乞颜部一些氏族、兀良哈等都自称“曾拉过风箱”。而弘吉剌部的祖先没有和其他氏族商议就首先走出了峡谷，用脚踩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因此那些部落的后人一直对弘吉剌部存有很深的成见，并一口断定“弘吉剌惕人的有名的足疾，就是由于他们未与他人商议，〔最〕先走出〔峡谷〕，莽撞地用脚踩了我们的灶火才造成的”。包括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也没有忘掉这段美好的往事，他们的“氏族中有这样一种习俗和规矩：他们在除夕之夜，准备好风箱、熔铁炉和煤，把少许的铁烧红，放到砧子上锤打，展延〔成条〕，〔对自己的解放〕表示感激”。

那仁敖其尔先生曾专门著文论述了《乞颜精神是成吉思汗精神的核心理念》，其中说：“乞颜在蒙古语中，意为从山上流下的狂暴湍急的洪流。因为乞颜人勇敢、大胆又极刚强，所以他们以这个词为他们的名字。”“这是原始而有力地规范社会思想，统一内部意志，凝聚民族力量的有效办法”。又说：“乞颜人的勇敢与拼搏是无与伦比的”，他们那种“化铁熔山”的行动表明，他们具备的是“自强不息、勇往直前、协作奋进的团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变成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在蒙古草原上，以排山倒海之势，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二、关于苍狼和白鹿的传说

《蒙古秘史》对其族源的记载并没有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而是从唐朝时的蒙兀室韦开始写起。作者认为，蒙古的始祖是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兰勒，这两个人名的汉字意译是“苍色的狼”和“惨白色的鹿”。因此旧译《元朝秘史》记载说：“成吉思合罕（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降生的苍色的狼，他的配偶是惨白色的鹿，他们同渡过腾汲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巴塔赤罕。”这就是《秘史》所说的成吉思汗的始祖，他们距离成吉思汗整整二十二代。

人们不禁要问：“风马牛不相及”，狼和鹿怎能相配？即使狼、鹿结成了姻缘，又怎么会生出一个人来呢？这岂非旷古奇闻、弥天大谎？历史学家们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说：“这个传说显然和契丹族关于男子乘白马、女子驾青牛在木叶山下生子的传说一样，反映着以狼和鹿作为崇拜象征的两个部落或氏族生育了蒙古各部落的共同的男祖先。它只是蒙古部落迁到不儿罕山时期的一段记忆。”意思是说，这是传说中的两个氏族，其中男子所在的氏族以狼为图腾，女子所在的氏族以鹿为图腾。“图腾”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标志，印第安语译为“他的亲族”，其中含有祖先崇拜的意思。古人不了解人类的起源问题，误认为他们的祖先是某种动物。我国古代许多民族都有这一类传说，比如黄帝族自称有熊氏，以熊为图腾，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熊；周族也传说他们的始祖母踩熊迹而生子，也是把熊当做他们的祖先；商族则以玄鸟为图腾，说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老天爷派了一只燕子，送来一个儿子，这就是商族的祖先——契。以狼作为自己的祖先的也不仅仅是蒙古族，突厥族也有类似的传说：据说在很早很早以前，突厥的祖先建国于西海之上，被邻国灭亡，男女老少都被杀害，只剩下一个男孩。敌人不忍心再杀他，但却砍掉他的手足，将他扔在沼泽里。有一只母狼大概是可怜这个男孩，常常叼一些鹿肉来给男孩吃，因此这个男孩不仅没有饿死，反而渐渐长大了。久而久之，这个男孩与母狼产生了感情，双方自由恋爱了，这只母狼生了10个男孩，其中一个名叫阿史那，他能力最强，成为突厥人的君长，他的子孙就被称为阿史那氏。从此，突厥人就以狼作为自己的图腾，因此他们的旗帜上总是画着一只狼头。由此看来，蒙古人以苍狼和白鹿作为自己的祖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也不算蒙古人自己的发明创造。

但另有一些学者却认为，蒙古族并没有图腾崇拜的习惯，“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罢了”。尽管他们的汉文意译是“狼”和“鹿”，但他们并非“狼”和“鹿”，“就同范文虎不是虎，蓝田豹不是豹，马云龙不是龙，岩井万龟不是龟，毛闹海不是赖狗一样，只是人名而已”。“孛儿帖赤那”是离开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深山向西迁徙的那些蒙古部落的男首领。他们夫妇以“狼”“鹿”命名，只不过反映了他们当时尚处于狩猎阶段而已。后来的蒙古人主要是从此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被尊称为“成吉思合罕的根源”即蒙古族的祖先。

但在“孛儿帖赤那”时，蒙古人并没有迁到不儿罕山之下，因为当时那个地区还是铁勒人的地盘。但《蒙古秘史》所说的孛儿帖赤那的迁徙路线，却基本符合蒙古族西迁的实际。他们离开额尔古纳河之后，首先渡过了腾吉思海子，即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湖，逐步到达斡难河（鄂嫩河）源头、不儿罕山之下。这段旅程不是在短期内走完的，而是经过十一代人的努力，大概到了900年左右，唐朝时的回鹘汗国灭亡以后，蒙古人在朵奔蔑儿干兄弟的率领下，才开始迁居到不儿罕山地区。他们发现这座山比原来的山还要高大，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至高无上的山，因此起名叫“罕山”，这就是今天蒙古国的大肯特山。大肯特山地区不仅是斡难河的发源地，而且是怯绿连河（克鲁仑河）、土兀剌河（土拉河）的发源地，因此被称为“三河源头”。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对蒙古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应该说，这一地区正是蒙古族的发祥地。

三、尼伦部落——纯洁出身的蒙古人

从“苍狼”与“白鹿”起又过了一百多年，蒙古族才进入朵奔蔑儿干时期。“蔑儿干”汉语意为“善射者”，“朵奔蔑儿干”即善射者朵奔。他有一个哥哥名叫都哇锁豁儿，“都哇”汉意为“远视”，“锁豁儿”汉意为“目”。“都哇锁豁儿”相当于汉族传说中的“千里眼”。他们是蒙古族著名的首领，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先。

传说都哇锁豁儿额上生出一只眼，能看见三程远的东西。蒙古牧民一次迁徙三十里，称为一程，三程远即九十里。人的眼睛果真能如此“远视”吗？《松漠纪闻》说：蒙古人经常生吃麋鹿等动物，因此眼睛能看几十里，秋毫皆见。这就是说，因为他们不食烟火，所以视力与众不同，保存了一种特异功能。但人长出三只眼，能看近百里，毕竟含有神话的夸张。

有一天，都哇锁豁儿兄弟一起登上不儿罕山。山下有条小溪名叫“统格黎克溪”。“统格”汉意是“森林”，“统格黎克溪”即茂密的森林中的小溪。都哇锁豁儿站在不儿罕山的山顶上，睁开那只可以看三程远的慧眼，突然发现有一群亦儿坚（百姓）沿统格黎克溪而来。其中有一辆黑车白帐。当时草原牧民为了便于迁徙，往往在车上搭一个围帐，犹如一个活动的房屋，汉语称为“帐舆”。在这座帐舆前面坐着一个漂亮的女郎，都哇锁豁儿高兴地对他弟弟说：“那一丛来的百姓里头，有一个黑车子，前头有一个女儿生得好。若是不曾嫁人呵，索与弟朵奔蔑儿干做妻。”

善射者朵奔怀着好奇和兴奋的心情，“到那一丛百姓里头看了。这女儿名阿兰豁阿，果然生得好，也不曾嫁人”。原来这群百姓是豁里秃马敦人，是居住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一个部落。他们本以捕捉貂鼠、青鼠为生，后来部族内规定了一条禁约：不准捕捉貂鼠、青鼠。他们对这条禁约不满，又“听得不儿罕山野物广有，全家起来，投奔不儿罕山的主人名哂赤伯颜”。“伯颜”即“富者”之意，哂赤伯颜是兀良哈部的富人，当时还是不儿罕山的主人。这群秃马敦人的酋长名叫豁里剌儿台蔑儿干，也是一个善射者，阿兰豁阿就是他的女儿。“豁阿”即“美女”，阿兰豁阿即美女阿兰。豁里剌儿台初来乍到，自然希望与当地部民搞好关系。朵奔蔑儿干身为蒙古部的首领，年轻英俊，与阿兰姑娘也是天生的一对。于是豁里剌儿台一口答应了朵奔的求婚要求，这就是“朵奔蔑儿干娶了阿兰豁阿为妻的缘故”。

朵奔与阿兰结婚以后，小两口过得十分美满，没过几年就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不古讷台，一个名叫别勒古讷台。朵奔的哥哥都哇锁豁儿有四个儿子，与他们一起居住。后来，都哇锁豁儿去世了，他那四个儿子瞧不起朵奔，不把朵奔当亲叔叔看待，离开朵奔迁到了其他地方。他们的后代就称为朵儿边氏。“朵儿边”汉意为“四”，“朵儿边氏”即由都哇锁豁儿四个儿子的后代所组成的氏族。

当时，蒙古正处于由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朵奔兄弟虽为蒙古部的首领，但生活并不十分富裕。自从四个侄子迁走以后，朵奔家的日子就不太好过。有一次朵奔到山上去打猎，转了半天也没有打到一点猎物。眼看着温存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就要挨饿了，他心里非常着急。突然，他在树林里遇见了兀良哈部落的人，他们正在那里烧鹿肉。朵奔万般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去要点鹿肉吃。没想到兀良哈人慷慨相赠，他们只留下了鹿头、鹿皮和内脏，把所有的鹿肉都送给了朵奔。这是当时游猎民约定俗成的规矩：当打到猎物时，如遇人提出要求，应将猎物的一部分赠给他，无论与对方是否熟识。但猎物的头和皮以及内脏却是福物，不能赠人。否则，以后就打不到猎物了。朵奔喜出望外，背着鹿肉大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路间遇着一个穷乏的人，引着一个儿子行来”。这位穷人自称是伯牙兀歹人氏，名叫马阿里黑，说：“我而今穷乏，你那鹿肉将与我，我把这儿子与你去。”朵奔给了他一条鹿后腿，就将他的儿子“换去家里做使唤的了”。从此朵奔家有了一个奴隶，蒙古人称为“哈剌抽”。在这个奴隶的协助下，朵奔家的处境逐步好转，到朵奔临死时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富足的人家了，当地人称他为朵奔伯颜。朵奔死后，那位小马阿里黑就成了朵奔家惟一的成年男劳力。

阿兰豁阿壮年丧夫，不甘寂寞。几年之后，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名不忽合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朵奔的两个大儿子渐渐成人了，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私下议论他们的母亲说：“俺这母亲，无房亲兄弟，又无丈夫，生了这三个儿子。家里独有马阿里黑伯牙，兀歹家人，莫不是他生的么道。”当时，蒙古人有一种习惯，丈夫死后，女人可以与她丈夫的兄弟或从兄弟结合，汉人称为“妻其寡嫂”。如果没有兄弟或从兄弟而生子女，则是不合风俗礼仪，是不能允许的。

两个大儿子的议论被阿兰母亲听到了。春季里的一天，阿兰煮了一只腊羊，把五个儿子叫到一起美餐一顿，然后发给他们每人一支箭，让他们折断。五个儿子肉足饭饱，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那五支箭折断了。阿兰母亲把另五支箭竿绑在一起，让他们轮流折一次。从老大传到老二，从老二传到老三，一直传到小五手里，哥儿五个使出了平生的力气，结果谁也没有折断。于是阿兰母亲正襟危坐，开始教训自己的儿子了：“您五个儿子，都是我一个肚皮里生的。如恰才五支箭竿一般，各自一支呵，任谁容易折折；您兄弟但同心呵，便如这五支箭竿，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五个儿子纷纷点头。阿兰母亲又说：“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这里强调的是“光”与“天”的观念。那位神秘的黄白色人是日月之光的化身，“天”即蒙古人崇拜的长生天。阿兰正是假借天意，宣称她的三个小儿子是上天之子，久后他们当中一定有人可以做帝王。从此，两个大儿子就不再议论母亲的贞操问题了，而阿兰与金光神人生子的故事却广为流传。

阿兰老母死后，两个大儿子的子孙组成了蒙古·答儿列斤氏，也就是一般出身的蒙古人；三个小儿子的子孙组成了尼伦氏，或称尼鲁温氏，因为他们是金光神人的后裔，所以称做“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其中第五子孛端察儿的后代称为孛儿只斤氏，这就是成吉思汗所出生的氏族。

四、孛端察儿——成吉思汗的十世祖

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孛儿只斤氏是从他的第十世祖孛端察儿开始兴盛的。《元史》追述蒙古部的族源，也正是始于此。“孛端察儿”并非本名，而是一种尊称，汉语意为“胚胎”，相当于汉人所说的“鼻祖”“始祖”。他的本名叫“蒙合黑”，因此其全称是“孛端察儿蒙合黑”，即始祖蒙合黑。由于他的后代所组成的孛儿只斤氏成为元朝皇族的姓氏，因此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把孛端察儿奉为鼻祖。

留学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蒙古国学者策·达赉曾经专门论述过孛儿只斤氏与乞颜氏以及与黄金家族的关系，他认为：“乞颜姓氏来源于孛儿帖赤那”，后来被人遗忘了，“到合不勒汗统一蒙古诸部时期，已被遗忘的乞颜氏复苏，成为蒙古人统一的象征”。“孛儿只斤合不勒的孙子是也速该，也速该的儿子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指的是豁阿·马兰勒或马力格孛要德的子孙、‘天子’的后裔”。其“祖先是乞颜部落，起源于豁阿·马兰勒神话，而真正被命名为‘大可汗黄金氏族’是成吉思汗时代”。其主体是成吉思汗兄弟及其四个儿子的后代。

据《元史·太祖本纪》记载：“孛端察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人们都说他呆痴愚笨。“知子莫如父”，阿兰母亲也了解自己的儿子，其看法与众不同，常对人说：“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

阿兰老母死后，四个大儿子没有遵守母亲折箭时的教训，他们照样把孛端察儿看做傻子，不当亲兄弟看待。分家产时只分了四份，没有分给孛端察儿。但孛端察儿却毫不介意，说：“贫贱富贵，命也，资财何足道。”认为贫富贵贱是命中注定的，分不分家产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他独自骑了一匹谁都不要的、背上长疮的秃尾黑脊青白马，沿着斡难河一直走到一个名叫马勒谆的小岛上，搭了个小草棚住了下来。开始，孛端察儿“食饮无所得”，没吃没喝，差一点儿陷入绝境。后来，他忽然发现了一只正在捕捉鸟兽的苍鹰，希望靠架鹰打猎维持生活。于是他揪下几根马尾毛，做成一个套子，居然捉住了那只苍鹰，然后就认真地进行训练。从此以后，孛端察儿就臂架苍鹰，手拿弓箭，过起狩猎生活来了。打猎这种活儿，并不是旱涝保收的，有时打得多，有时打得少，有时可能接连几天打不到。当打不到猎物时，孛端察儿就偷偷地跟随被狼群包围在山脚、悬崖的野物，想法把它们射死、捉住，或者找来一些狼群吃剩的动物，与那只苍鹰一起享用，艰苦度日。春天到了，成群的野鸭飞到河边，飞到小岛。孛端察儿故意饿着那只苍鹰，让它尽可能多地捕捉野鸭。他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鸭肉，就把那些剩余的野鸭挂在树枝上。慢慢地，树上挂满了鸭肉，天气一热，枯树发出一股腥臭气味，从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

这时，有几十家兀良哈百姓沿着统格黎克溪迁徙到这一带生活。孛端察儿算是有了邻居了，他与这些百姓互相帮助，白天到他们那里喝点马乳，夜里就回到草棚休息，日子还过得蛮有味道。那些百姓曾向他索取那只苍鹰，孛端察儿与那只苍鹰相依为命，当然不肯拱手相送。

几个月过去了，孛端察儿的哥哥不忽合塔吉突然良心发现，心想：“孛端察儿独出而无赍，近者得无冻馁乎？”于是就沿着斡难河来寻找孛端察儿。在兀良哈人的指引下，终于找到了孛端察儿的下落。然后兄弟二人告别兀良哈人，掉转马头向家中走去。孛端察儿骑在那匹青白马上，走在哥哥后面，边走边说：“人的身子有头呵好，衣裳有领呵好。”身有首，衣有领，该有多好啊！他哥哥不知他在说什么，没有理睬他。

走了一段路后，孛端察儿又将那句话重复了两遍，他哥哥这才转过身来问道：“你两三遍的言语，只是这般说呵，意思里如何？”孛端察儿回答说：“恰才统格黎克河边那一丛百姓，无个头脑管束，大小者一般，容易取有，俺可以掳他。”

不忽合塔吉了解了这群百姓的情况，认为孛端察儿的主意还不错，说：“既是这般呵，到家里去，哥哥弟兄每商量看，却来掳他。”他们边走边想办法，到家以后，马上把兄弟几人找来，又从本族中选择了一批壮丁，让孛端察儿做前锋去掳获那群百姓，很快就全部降服了兀良哈人。从此他们兄弟五人“茶饭使唤的都有了”，既有了隶民、奴婢，又有了马群、家资，那几十家兀良哈人变成了他们的部落奴隶，孛端察儿等人则变成了贵族。

在抢掠兀良哈人时，孛端察儿乘机给自己抢了一个老婆。这人名叫阿当罕，是兀良哈族札儿赤兀惕部人，当时已经怀孕五六个月了。到孛端察儿家后，没有几个月就生了一个男孩，孛端察儿认为这个男孩是“札惕亦儿坚”，即札儿赤兀惕百姓的后代，是外族血统的人，起名为“札只剌歹”，后来这个男孩的子孙就组成了蒙古·札答兰氏。蒙古史上著名的札本合就是他的后代。

过了几年，阿当罕又生了一个男孩，起了个名字叫“巴阿里歹”，他的子孙组成了巴阿林氏。

“孛端察儿又自娶了个妻”，算是他的正式夫人。她生了个儿子，名叫“合必赤把阿秃儿”，他的子孙才继承了“孛儿只斤”这个姓氏。《元史》称其为“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这就是成吉思汗的九世祖。

第二节　部落林立，参差不齐

蒙古草原，即秦汉以来的漠北、漠南的辽阔草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等曾先后在这一地区兴起，或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过自己的统治，逐步开发了我国的北方，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成了奴隶制或封建制政权。由于游牧经济的不稳定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以及他们和中原王朝的斗争，这些政权往往成为不稳定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匆匆来去，各自演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历史场面。随着草原主人的更替，草原的名称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断变化。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1世纪末，匈奴族首次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一个与战国七雄、秦汉王朝南北并立的强大的奴隶制政权。他们不仅征服了东胡、月氏、丁零等草原各部，将不同族源、不同发展水平、操着不同语言的各部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对中原的汉族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三国才在北部边疆修筑了长城，秦始皇才派蒙恬率众修筑了万里长城，借以防止匈奴铁骑南下。匈奴族与中原政权的战争与和平成为当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白登山之围，汉初和亲，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对匈奴的反击，李陵之降，苏武牧羊，昭君出塞等如实记载了汉族与匈奴族的争战与和平交往。直到西汉昭、宣中兴时，匈奴才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塞附汉，北匈奴屡受挫伤。到东汉前期北匈奴才被彻底击败，被迫西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柔然等族先后成为北方草原的主人，鲜卑人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等北朝政权甚至主宰了大半个中国。到隋唐时，突厥奴隶主政权又在大草原兴起，经过唐太宗、武则天几代人的努力，东、西突厥才逐步被征服，被打败，部分人内附，部分人西迁。随后回纥人又在草原建立了自己短期的统治。840年，黠戛斯推翻回鹘政权，大部分回鹘人又分为三支向西迁徙，不久黠戛斯又统一于唐朝。兴起于我国东北的契丹、女真族建国之后，忙于和中原的宋朝争夺中原，对北方草原没有建立强有力的统治。正是在这一时期，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蒙古等部纷纷在大漠南北兴起，孕育了一场更激烈、更壮观、更惊心动魄的斗争。当蒙古族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幽静的山林迁徙到不儿罕山的三河源头之际，大漠南北已经几度易主，而当地的居民既有匈奴、突厥族的后裔，又有操东胡鲜卑语的各氏族、部落。大家自成体系，又互相交往，甚至先后建立了自己粗具规模的政权组织，名目不同，水平不一，出现了部落林立，参差不齐的局面。

一、蒙古族之外的草原各部

塔塔儿部：蒙古部兴起以前，塔塔儿部是漠北草原最著名的一个大部，它控制着呼伦、贝尔湖附近最富饶的草原，自唐朝以来就一直是一个强部。《史集》说：“他们的名称自古以来即闻名于世。从他们分出了许多分支。该部落共有七万户。”“他们的游牧区、宿营站和禹儿惕的地点，均按氏族和分支〔明确〕规定，邻近乞台地区〔即汉地，指中国北方内地〕边境。他们的根本居所〔禹儿惕〕，是称做捕鱼儿—纳兀儿（贝尔湖）的地方”。《蒙古秘史》第五十三节也说：“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呼伦湖），两个海子中间的河名兀儿失温（今内蒙乌尔逊河），那河边住的塔塔儿一种人。”

“塔塔儿”之名最早见于唐开元二十年（732）所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其中说有“三十姓塔塔儿”。《辽史》称其为“阻卜”，《金史》称“阻璞”，宋人称之为“达怛”“达靼”“鞑靼”等。《史集》认为塔塔儿分为六部，并列举了这六部的名称，将其称之为“声誉昭著、各有军队和君长的塔塔儿部落”。这说明塔塔儿部已进入阶级社会，已产生了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军队和政权机构，由塔塔儿各部所组成的“兀鲁思”即有“国”含义。这时的部落联盟已初步具备了阶级社会国家的性质。

在讲到塔塔儿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史集》说：“他们在大部分时间内，是向乞台皇帝〔指统治中国北方的辽、金皇帝〕称臣纳贡的民族；其中一部分经常起兵作乱，乞台君主装备了军队来对付他们，并一再迫使〔他们〕臣服。”辽、金史籍中也记载了塔塔儿对中原王朝这种时叛时服的关系。这说明塔塔儿当时还是一个被统治的民族，与汉族、契丹、女真族相比，还是一个弱小的部族。因此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臣服于乞台皇帝，向他们纳贡，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屈服于他们的统治，经常起兵作乱。“秃秃黑里兀惕部是〔所有〕塔塔儿部落中最受尊敬者”，有的史籍将其称之为“都督之民”或“梅录之民”，它说明这个部落的首领曾拥有世袭的唐朝的官号“都督”和突厥官号“梅录”，久而久之便成为部落的名称。波斯人将中国人称为“乞台”（契丹），《史集》所指的乞台皇帝不仅仅是指辽朝的皇帝，也应包括突厥、唐朝、金朝的皇帝和可汗。塔塔儿各部之间经常相互争战，不能统一，同时又与蒙古部、克烈部为敌，往往充当辽、金统治者镇压其他部的帮凶。但为了反抗辽、金政权的压迫，11世纪时又曾组成以塔塔儿部为首的部落联盟。因此，塔塔儿或鞑靼曾经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

克烈部：《史集》《蒙古秘史》称为“客列亦惕”，《辽史》称为“北阻卜”。《史集》记载：“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儿子，肤色全都是黑黑的。因此之故，他们被称为客列亦惕。后来，这些儿子的各后裔分支逐渐获得了专门名号。到了最后，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分支了；其余的儿子们都成为那个做了君主的兄弟的仆从。”他们把自己看成是蒙古人的族类，居住在杭爱山与肯特山之间，即漠北的中心地带——土拉河和斡尔寒（鄂尔浑）河流域的回鹘汗国故地。那个地区接近中原王朝的边境，与蒙古·孛儿只斤部是近邻。当时在那个地区，他们比其他部落更有力量，也是由六个部落组成的强大的部落联盟。他们信奉景教。

著名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认为，克烈人很可能是最早西迁的室韦——达怛部落——九姓达怛的后裔，他们在几个世纪中与突厥语部落杂居，因而在风俗、语言等方面受到突厥族的强烈影响，以致常常采用突厥的名字或称号。

克烈部曾与辽朝和塔塔儿部发生过冲突，据《辽史》记载，“北阻卜”的首领磨古斯曾于大安八年（1092）发动大规模起义，反抗辽朝，直到1100年才被镇压下去。《史集》则说，克烈部王罕的祖父名叫“马儿忽思”，曾与塔塔儿部发生冲突。塔塔儿部“利用机会〔俘〕获了客列亦惕人的君主马儿忽思——不亦鲁黑，〔把他〕送到了女真君主处。女真君主将他钉到‘木驴’上杀害了”。洪钧先生认为，“磨古斯”是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当时居住在起义地点——鄂尔浑上游一带而又信奉基督教的只有克烈部，因此《辽史》所说的“磨古斯”即是《史集》记载的“马儿忽思”。按时间推算，这件事应发生在11世纪末，因此《史集》所说的“女真皇帝”应为“契丹皇帝”。这一事件说明，克烈部是漠北草原一个独立的大部，它既没有屈服于塔塔儿部，也没有屈服于辽、金的统治。

乃蛮部：乃蛮部是突厥语族部落。据《元史·地理志》记载，乃蛮部开始居住于谦河（叶尼塞河）流域，可能是南迁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后来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控制着阿尔泰山东西的广阔领土，无论经济、文化都比东部的蒙古人先进。它已经建立了更为先进的部落联盟，任用畏兀儿族官员进行统治，并采用了畏兀儿文字。他们同克烈部一样也信奉西方传来的景教。

据《史集》记载：“这些〔乃蛮〕部落都是游牧〔部落〕，有些人住在多山之地，有些人住在平原上。”其中包括“大〔也客〕阿勒台、哈剌和林，阿雷—昔剌思山和阔阔—也儿的石山，也儿的石—沐涟”等地，即今天的阿尔泰山，鄂毕河上游支流阿列依、察雷斯两河流域，额尔齐斯河（也儿的石河）一带。北与乞儿吉思部毗连，东与克烈、蒙古接壤，南达畏兀儿国边界。

“这些乃蛮部落及其君主都受人尊敬而又强大；他们有一支庞大而又精良的军队；他们的习俗与蒙古人相似”。在成吉思汗诞生前，乃蛮部的君主是阿尼阿惕合罕（亦难赤—必勒格—卜古汗）。他有两个儿子，中原皇帝封其长子为“大王”，当地人称为“太阳汗”或“塔阳汗”；次子名叫“不亦鲁黑汗”，即为“发号施令者”。太阳汗的驻地在平原附近，而不亦鲁黑汗则居住在山地。因为他们与克烈、蒙古部为邻，为了争夺草原霸权，“经常与王罕（罕）发生纠纷，互相敌对”，并不断与蒙古部发生冲突。

蔑儿乞部：蔑儿乞部是蒙古语族部落之一。这个名称出现于11世纪末，《辽史》中写作“梅里急”或“密儿纪”。辽道宗时，该部首领忽鲁八参加了磨古斯发动的反辽起义，被辽打败后，“梅里急长忽鲁八等请复旧地，贡方物，从之”。辽统治者对其采取了又打又拉的政策。12世纪下半叶，他们居住在鄂尔浑河至薛灵格（色楞格）河流域。《元史》说：蔑儿乞部“世居不里罕哈里敦之地。其俗骁勇，善骑射，诸族颇惮之”。“不里罕哈里敦”即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这说明在蒙古部兴起之前，蔑儿乞的势力曾达到肯特山地区，并且是漠北的强部之一。

《蒙古秘史》记载了袭击成吉思汗的三姓蔑儿乞。《史集》则说，蔑儿乞有“四个分支”，即兀合思、木丹、秃答黑邻和只温。周清澍先生说，蔑里乞包括“兀都夷、麦古丹、脱脱邻、兀花思、察浑等部”。估计它是由四至五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他们又被称为兀儿惕”，其全称写作“兀都亦儿惕—蔑儿乞惕部”。“兀都亦儿惕”即“兀都夷”可能是蔑儿乞部的统治氏族，因此曾被当做蔑儿乞部的总名称。拉施特说：“这个部落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蔑儿乞惕〕——这是蒙古〔部落〕的一部分。”蔑儿乞究竟属于哪个族类，学者们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他们是留在漠北的回纥小部与其他种族混合而成的新部，有人则倾向于不肯定他们是突厥语族或蒙古语族，伯希和认为他们是“蒙古语诸部落之一”，陶宗仪的《辍耕录》也将他们列在蒙古七十二部之中，但这是蒙古部统一草原以后的说法。因此，在蒙古统一前，蔑儿乞是否属于蒙古语系还有待考证。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蒙古部以外的部落除去以上四大部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斡亦剌部、汪古部、乞儿吉思部、豁里—秃马惕和巴儿忽等部落。斡亦剌人居住在库苏古尔湖以西，他们同蔑儿乞人一样，是介于草原游牧民和森林狩猎民之间的部民；汪古部居住在阴山以北，他们自称是沙陀突厥人的后裔，是替金朝守卫边壕的一个部族；乞儿吉思部居住在谦河（叶尼塞河）流域；豁里—秃麻惕部居住在贝加尔湖西部；巴儿忽部居住在贝加尔湖东面。以上诸部都曾与蒙古部发生过密切的关系。

二、蒙古部诸氏族

关于蒙古部诸氏族，各种史籍记载的数目不同，名称也略有出入。据《蒙古秘史》和《史集》记载，蒙古部诸氏族当不下三四十种。日本河野元三据此而成书的《蒙古史》，列举了多儿勒斤氏族（即迭儿列勤氏、答儿列斤氏）十六种，尼伦（即尼鲁温）氏族二十种，总计三十六种。《蒙古世系》所列蒙古氏族多为尼伦氏族，总计也有三十多种。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条，列举蒙古氏族七十二种，其中有些氏族是重复的，只是汉语音译有差别，而且还包括了塔塔儿等蒙古族以外的氏族。因此对蒙古所有的氏族进行详细考证是个比较复杂的工作，我只列举与成吉思汗的活动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主要氏族。

按《史集》的说法，蒙古始祖捏古思和乞颜传下的氏族分为两支，一为蒙古—迭儿列勤氏，一为蒙古—乞颜氏。

日本河野元三《蒙古史》卷上《蒙古之肇兴》则说：“蒙古诸部落……大别为二类，一为尼伦，一为多儿勒斤。”“多儿勒斤”即《史集》所说的“迭儿列勤”，“指一般蒙古人”，其中包括朵奔蔑儿干之前、乞颜氏以外的蒙古人和朵奔蔑儿干之后尼伦氏以外的蒙古人。“尼伦”也译为“尼鲁温”，“指出自贞洁之腰，即出自阿兰—豁阿之腰和氏族者”。朵奔蔑儿干死后，阿兰豁阿与所谓日月之光所生三子的后代被称为尼伦氏。狭义的蒙古人应是指尼伦诸氏族。《蒙古秘史》没有尼伦、答儿列斤之分，它所记载的蒙古氏族，绝大多数是孛端察儿一支的后裔，几乎都是《史集》的尼伦民族。严格说来，只有尼伦诸族才可以确切地看做是蒙兀室韦的后裔，即蒙古部人。因为其他氏族除弘吉剌等少数氏族还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外，多数氏族已沦为尼伦氏的奴隶。

据《史集》记载，“被称为迭儿列勤的突厥—蒙古诸部落”主要有八种：

兀良哈部落：“这个部落出自上述乞颜和捏古思的氏族”，“兀良哈人声称，他们曾帮助并点燃过额儿古涅—昆的七十座炉”。他们先于朵奔蔑儿干兄弟到达三河源头，因此他们曾是不儿罕山的主人。后来才被孛端察儿兄弟征服，变成了蒙古贵族的世袭奴隶。

弘吉剌惕部落：传说他们是踏坏了其他部落的炉灶，最早走出额儿古涅—昆深山的一个部落。后来繁衍为众多的氏族和部落，在捕鱼儿海子（贝尔湖）一带的草原上游牧。他们和孛儿只斤氏可以互相通婚，结成了密切的“忽答”（姻亲）关系，证明双方出自不同的祖先。

斡罗纳兀惕部落：《史集》列举了它的三个分支。他们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的第三子的后代组成的氏族，因此他们应为尼伦氏。

许慎部落：早在成吉思汗兴起以前，这个部落已成为蒙古贵族的附属民。

此外还有速勒都思部落、亦勒都儿勤部落、巴牙兀惕部落和轻吉惕部落。以上八种部落，只有弘吉剌氏自成一独立而强大的集团，其他都是蒙古贵族的世袭奴隶或附属民。他们虽然保留了氏族的名称，却没有自己氏族的首领和单独的地域，而是役属于强大的蒙古贵族。拉施特有时甚至将迭儿列勤与“斡脱古—孛斡勒（老奴隶）”等同起来，说明这些氏族早已被尼伦氏所征服。

《史集》所列举的“被称为尼伦的突厥诸部落”共十六个，多数“起源于阿兰—豁阿从新开创的一个氏族”，起源于她感光受孕生下的三个儿子的氏族和后裔们。如“合塔斤部落是从阿兰—豁阿的长子不浑合塔乞分支出来的”。撒勒只兀惕部落即“散只兀部”（山只昆），“是从阿兰—豁阿次子不合秃—撒勒只分支出来的”。而多数部落都是成吉思汗七世祖土敦蔑年的后代，如八邻氏、泰赤乌氏、赤那思氏、那牙勒、兀鲁惕和忙忽惕氏等。但也有个别氏族属于答儿列斤氏，如朵儿边氏。而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孛儿只斤—乞颜氏以及他的近亲主儿乞氏等，自然属于尼伦部落。

由几十个氏族组成的蒙古部落同塔塔儿、克烈、乃蛮、蔑儿乞部一样，都曾建立过军队和政权机构，因此当时又称为五大兀鲁思。“兀鲁思”汉意为“人众”“国家”。与这五大兀鲁思同时并存的还有几十个部落和氏族。这些部不仅大小不一，并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情况也互不相同。有的史学家根据他们居住的地区和经济生活，把他们分为“林木中百姓”和“有毡帐的百姓”，即森林狩猎民和草原游牧民，此外还有一部分邻近汉地的部落，已开始过定居生活。蒙古草原之北，东起贝加尔湖，西至鄂尔齐斯河，属于森林地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部落，被称为“槐因亦儿坚”即“林木中百姓”。他们主要从事狩猎业，经济发展水平一般要比草原游牧民低，但也有一部分转向游牧生活。草原游牧民以游牧为主，生活比林木中百姓有保障，文化程度也稍微高些。而邻近汉族地区的部族，逐步接受了封建经济文化的影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变化。汉族人则根据这些部族汉化程度的高低，把他们分为“白鞑靼”“黑鞑靼”和“生鞑靼”“熟鞑靼”。汉化程度较深的被称为白鞑靼或熟鞑靼，受汉族影响较少的则称为生鞑靼或黑鞑靼。如《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远者谓之生鞑靼。”“所谓生鞑靼者，又有白黑之别”。《蒙鞑备录》则说：“鞑靼始起……其种有三：曰黑、曰白、曰生。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所谓生鞑靼者，甚贫，且拙，且无能为，但知乘马随众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将相大臣皆黑鞑靼也。”总之，当时蒙古草原的部落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居住在北部森林地区的森林狩猎民，游牧于草原各地的游牧民，而居住于邻近汉地的汪古部、弘吉剌部等，则可以称为白鞑靼。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是一个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部落，比起北方的“林木中百姓”来还算比较先进，已经从采集、狩猎经济进入了比较有保障的游牧经济，但与其他草原部落或开始过定居生活的部落相比，还是一个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部落，因此又被汉人称为“黑鞑靼”。

三、草原各部的社会阶级状况

从社会形态来看，蒙古草原各部有的尚处于氏族公社阶段，有的正在从氏族公社向奴隶社会转化，有的已经完成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大多数部落中，氏族公有制早已不存在，牲畜和其他财产早已成为个体家庭所私有。家庭——“阿寅勒”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父母的财产由子女继承。随着私有制的发展，逐步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富裕家庭的财产日益增长，他们被称为“伯颜”即富人。如在蒙古尼伦氏出现以前，朵奔蔑儿干就曾用一条鹿腿换来一个奴隶，这个奴隶就成了他们一家的世袭奴隶。而孛端察儿兄弟几人，用武力抢掠兀良哈百姓，使其变为自己的隶民和奴婢，则相当于战俘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就这样逐步产生了。

在一个部落内，强有力的富裕家族逐步获得了部落的支配权，控制和奴役其他氏族成员。如《契丹国志》记载说，辽代漠北的达打（鞑靼）等部，就是“以部落内最富豪者为酋长”。而随着私有财产世袭制的发展，政治权利也逐步由民主推举制变成了某个或某几个家族的世袭制，于是部落酋长逐渐变成了世袭的贵族。唐朝以及辽、金政权，曾经任命这些部落首领为都督、梅录、令稳、详稳及太师、大王等官，使他们管辖本部人民，为朝廷征收贡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这些内、外因素使原来的部落酋长成为统治者——那颜（老爷、官人），而一般氏族成员则成了他的属民。通过战争和掠夺，他们又获得了大量财富和奴隶、属民。这些奴隶和属民就构成了各部那颜的百姓，又称为“亦儿坚”，即“部落”“部族”“人众”“百姓”之意，一般称为属民百姓、“一圈子百姓”。而那颜的子孙则从父祖那里继承一份财产和百姓，并继续通过掠夺和兼并，形成新的“一圈子百姓”。

尽管当时还沿用斡孛黑（氏族）的称号，但这种斡孛黑已不是原始社会那种血缘氏族集团了，它的成员包括了统治者家族和被统治的属民和奴隶，而“斡孛黑”的名称则仅仅是统治者——贵族的“姓氏”。在这里，主人“管理”百姓的关系已经取代了氏族成员间的平等关系。于是，当时的社会分成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就是那颜贵族与属民、奴隶的基本关系。当时草原各部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

那颜——汉语译为“官人”，各部的奴隶主贵族和官员的称谓。他们是高居于氏族成员之上的显贵，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荣誉并拥有许多尊贵的称号：有的被誉为“巴特儿”（把阿秃儿），即勇士；有的被称为“薛禅”，即贤者；有的称为“蔑儿干”，即善射者；或称为“孛阔”，即力士；“必勒格”，即智者，等等。他们是各部的首领、统治阶级，有的甚至接受唐、辽、金王朝的官号，成为这些王朝在草原地区的代理人。所有这些称号表明，这些人不是生产者阶级，而是专门从事战争和掳掠，专门统治本部百姓的剥削者和统治者。而汗、合罕（可汗）等则是那颜阶级的领袖人物，是若干贵族家族为了对付外敌或进行掠夺战争，建立联盟所推举的首领，他们有权管理全部族百姓，统率各支军队。他们不但有自己的政府中心——斡耳朵（窝鲁朵，意为宫帐、宫廷），而且设官分职，外有守卫边境的将领，内有掌管钱谷刑政的官员。他们无疑是各部贵族的最高代表，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君主。因此，应该承认当时的这种部族，已经成为统治着一定地域的地方政权。

哈剌抽——又称“哈剌出”，意为“黑民”“贱民”。他们在经济上有少量牲畜、帐幕、工具等私有财产，是与那颜阶级对立的受统治、受剥削的个体牧户。“哈剌抽”虽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是自愿随从那颜贵族，也可以离开本主依附他人的阶层，但他们与那颜贵族仍是一种主从的依附关系，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哈剌抽必须效忠主人，侵犯本主被视为叛逆。哈剌抽平日有义务为那颜服役，战时则自备马匹、武器、食物，随主人参加军事活动，战争取胜时可以分享少量战利品。

“白身人”在哈剌抽中属于地位较高者。就其出身看，他们原是氏族成员，是没有挤进那颜贵族行列的自由民。但他们作为统治者氏族的成员，仍拥有“平等”的权利，可以参与氏族部落的选举。而哈剌抽则无权讨论部落和部落联盟中的各种事务。“白身人”在战时也要充当普通战士。

属民——一个附庸等级。在掠夺战争中，被征服或被削弱的部族往往成为征服者的属民。一些力量弱小部族的牧民，为了人畜安全，也成批地投靠势力较强的部，争取保护，他们之间也形成一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前者成为后者的属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随着奴隶主贵族财富与权力的膨胀，原来的各氏族成员的平等地位日益消失，也变成了贵族的属民。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当时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平民阶层，所谓平民也已经沦落到属民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属民即指“哈阑”，汉语意为“人丁”之意，指的是人数众多的庶民。

属民与奴隶不同，劳动成果有一部分为个人所得，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受其所从属的贵族们支配，但仍有一定的自由，可以由一个部投往另一个部。

那颜贵族与属民的关系是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而不一定有血缘关系，在这种意义上说，属民不是平民，不是自由民，不是白身人，而是处于附庸地位。属民的活动要以其所从属的贵族意志为转移，按其旨意驻牧。其负担十分沉重，平日要纳贡服役，战时要随从参战。属民中的哈剌抽，不仅要为统治者氏族的领主贵族效劳，还要为本氏族的贵族服役。

孛斡勒——元译“奴婢”。蒙古草原各部的一种隶属人口。其中包括世袭奴隶，即家奴后生札剌兀；用财物换来的奴隶，即买卖奴隶；陪嫁奴隶，即引者；赠赐奴隶，罪犯奴隶，自动投靠的奴隶，同族和近亲奴隶，以及战俘奴隶等等。在战争中，将战败部落的人分给战胜者各家，世代作孛斡勒，称为“门限的奴隶”“门的梯己奴婢”。这种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掳掠来的人口和被征服的部落和氏族。

按当时蒙古社会的习惯，一个人一旦沦为奴隶，就陷于世代为奴的地位，比如被孛端察儿掠去为奴的兀良哈人，过了十一代，还必须把亲子送到成吉思汗家里去做“备鞍子、看门子”的奴隶，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所掳掠的札剌亦儿人的后裔，到成吉思汗时又被送去做门户内的奴隶。脱斡邻勒的高祖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掳来的奴隶，几代人一直在成吉思汗家做奴隶，因此成吉思汗称其为：“你是我祖宗以来的奴婢。”拉施特用“斡脱古—孛斡勒”一词来说明蒙古奴隶的地位，他解释说：“斡脱古—孛斡勒〔这个名称〕的意思是说，他们〔迭儿列勤诸部〕都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奴隶和奴隶的后裔。”“斡脱古”意为“老的”“古的”，因此“斡脱古—孛斡勒”又可译为老奴隶或世袭旧奴。

这种奴隶长大后可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亦有少量财产，为主人放牧畜群，随主人参加围猎与征战，并从事各种家内服役。在当时蒙古社会中，他们被看做是主人家中的低等成员，因此常称为“弟”。他们的地位和普通属民不同，虽然允许成年的奴隶成家立业，但必须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到主人家做门户奴隶。而这些成家立业的人一般也经历过相当年月的在主人家服役——充当门户奴隶，然后才能拥有自己的少量畜产，附在主人门下游牧或从事其他工作。

随着阶级的日益分化，战争的日益频繁，蒙古各部奴隶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不仅供家内役使，而且从事生产劳动，被用于游牧业、狩猎业、农业和手工业。鉴于游牧经济的特点，许多劳动，如接羔保育、饲养幼畜、剪毛、制毡、制革、挤奶、制马奶酒等，都在驻地内进行，因此不少家内奴隶，实际上也是生产奴隶的一部分。有些奴隶甚至被役使充当军队中的苦力，令其修筑战地工事，为士兵舂米，或在部队进攻时驱赶其首先冲锋陷阵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成吉思汗诞生前的蒙古草原，不仅是部落林立，而且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种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局面。

第三节　各部之间的争战与金朝对蒙古的压迫

成吉思汗诞生前的蒙古草原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当时既有各部奴隶反抗本部奴隶主的斗争，又有属民、平民反对那颜贵族的斗争，还有那颜贵族内部为争夺本部汗权的斗争，以及各部那颜之间为争夺奴隶、属民，抢夺牲畜、牧场的斗争，各部奴隶主争夺草原霸权的斗争等等。成吉思汗君臣在教育自己的儿子时，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汝等未生之前：星天旋回焉，列国相攻焉，不入寝处而相劫焉；大地翻转焉，普国相攻焉，不卧其衾而相斗焉。”韩儒林先生曾把这几句话译为白话：“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这几句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蒙古草原社会的混乱局面。“列国相攻”，说明了各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普国相攻”，反映了阶级矛盾的极度尖锐；“互相抢掠财物”，可能使一些奴隶主贵族破产，但由于各部奴隶之间没有联合成一支统一的力量，不仅没有可能推翻各部的奴隶主阶级，而在这种“互相抢劫”中受害的往往是弱者，许多奴隶和平民、属民也难免不受到屠杀和掠夺。而且“互相抢掠财物”并不能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反而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使更多的人陷入贫困与苦难。许多奴隶和牧民在这种混战中死亡，一些奴隶主和部落在这种斗争中消失，而成吉思汗所在的孛儿只斤氏在这种斗争中虽然也曾屡遭挫伤，但终于从绝望中求得重生，由弱小变为强大，成为漠北草原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部。

一、亡而复兴的海都

孛端察儿死后又过了两代，蒙古族进入土敦蔑年时期。《秘史》将其称为“蔑年土敦”，《元史》称“咩捻笃敦”。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期，据《史集》的作者拉施特说，他曾亲眼看到蒙古皇族的金字谱牒，正是从土敦蔑年起，蒙古的各代祖先才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土敦蔑年被称为“都塔浑”（都答洪）。他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土敦蔑年的妻子名叫莫孥伦（《蒙古秘史》称“那莫伦”），她生了七个儿子。“他的儿子们，娶了各地、各部落的姑娘〔为妻〕后，便按照习惯上的女婿权利，〔从一个部落〕去到〔另一个部落〕”。

土敦蔑年死后，生产和家务都由莫拏伦指挥。“莫拏伦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已经成为一个大奴隶主。“每隔几天，她就要吩咐将畜群赶在一起，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时，她便喊道：‘牲畜全聚拢来！’——要不然她就命人去找畜群。”莫拏伦坐在山顶上发号施令，可见她家已经拥有众多的奴隶和属民。

据《元史》记载，“莫拏伦性刚急”，是一个性烈如火、残忍无情的人。当时答儿列斤部的札剌亦儿人在怯绿连河北面游牧。他们人数众多，环车为营，每营一千车，共七十营，蒙语称为“七十古列延”，即七万帐幕。他们自以为人多兵强，对契丹族的辽朝发动战争，与辽军隔河相望。他们认为辽军无法渡过怯绿连河，“便嘲笑地挥舞着帽子和袖子，向他们（辽军）喊叫着，〔故作〕悲伤地〔喊道〕：来抢走我们的牲畜吧”！辽军用枯枝、干枝当夜筑成了一道堤坝，渡过了河，将“众多的札剌亦儿部落，直到身材和鞭子一般的儿童，全部杀光；并且把他们的家具什物和牲畜洗劫一空”。只有七十个帐幕的札剌亦儿人得以幸免，他们带着妻子儿女迁徙到莫拏伦的牧地。由于他们饥饿已极，只好挖一些草根来充饥，不小心掘乱了莫拏伦的儿子们驯马的地方。莫拏伦乘车外出，见此情景，勃然大怒，说：“你们为什么要乱掘一气，掘坏了我的儿子们驯马的地方？！！”一边叫骂，一边赶着马车飞快地冲了过去，许多札剌亦儿幼童被辗伤了，还有几个小孩当场毙命。札剌亦儿人忍无可忍，抢走了莫拏伦的马群。莫拏伦的儿子们听说马群被抢走了，顾不上披甲穿戴，立刻骑马去追赶。札剌亦儿人知道，他们（指莫拏伦诸子）“每一个都〔通过婚娶〕与某一部落结亲，他们的亲戚很多，〔札剌亦儿人〕害怕不能从他们处安全脱身”。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杀死了莫拏伦的六个儿子，并乘胜反攻，又杀了莫拏伦和她的一家老小。只有一个长孙海都被乳母藏在乱木堆中，才死里逃生，幸免于难。“第七子纳真，于八剌忽民家为赘婿，故不及难。闻其家被祸，来视之，见病妪十数与海都尚在，其计无所出”。当时，他兄长的一匹黄马还没有被赶走，于是纳真伪装成牧马人，去探听札剌亦儿人的动向。他首先杀死了“臂鹰而猎”的札剌亦儿父子二人，抢回了他家的一只猎鹰。然后又来到一座山下，看见有几百匹马，正是自己家的马群。“牧者唯童子数人，方击髀石为戏”。纳真“于是登山四顾，悄无来人，尽杀童子，驱马臂鹰而还，取海都并病妪，归八剌忽之地止焉”。与那十几个女奴一起带着海都逃到了贝加尔湖附近的巴剌忽部。

“海都稍长，纳真率八剌忽、怯谷诸民，共立为君”。海都长大以后，纳真率领巴剌忽儿、怯谷一带的百姓，拥立海都做首领。海都率军进攻札剌亦儿部，札剌亦儿人战败，“臣属之”，被迫充当了海都的部落奴隶。从此，海都“形势寝大”，势力逐步恢复发展，“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这个渡口被称为“海都札罗鲁木”（或赤剌勒姆），即“海都之渡”。“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周围一些部落纷纷归附海都。蒙古—孛儿只斤氏渡过一次难关，亡而复兴，反而由弱变强了。有些史学家将海都称为蒙古历史上的第一位可汗，这显然是后人追赠的。

海都是成吉思汗的六世祖，蒙古人称为“不兀迪”（攸儿吉）。“他生了三个儿子，都是有福之人和命运的宠儿。长子名叫伯升豁儿，成吉思汗的世系即出于他。次子名叫察剌合—领昆；幼子名叫抄真，他的后裔形成了赫儿帖干、昔只兀惕两部落”。“伯升豁儿”《秘史》写作“伯升豁儿多黑申”，他是成吉思汗的五世祖，蒙古人称为“不迭—兀古兀”（不塔兀阔儿）。“察剌合—领昆”《秘史》称为“察剌合领忽”。由于伯升豁儿早死，察剌合被推举为部落首领。当时，蒙古各个氏族逐步联合在一起，开始单独组成一个部落，并已恢复了斡难河源头和不儿罕山的故地，与辽朝邻近。拉施特认为：“在乞台语中领昆一词为‘大异密’之意。因为他们与乞台国及其君主的领地邻近，所以他们中间也使用和流行乞台居民〔所用的〕名词和称号。因为蒙古百姓不懂领昆〔一词〕的意义，所以他们说成了察剌合—领昆”，“大异密”即大官，估计辽朝正式任命察剌合为部族官，称为“令稳”，汉语“令公”之意，蒙语转音为“领忽”（领昆），这就是“察剌合领忽”的来历。他的儿子名叫必勒格，后被辽朝任命为大部族官——详稳，蒙语称为“想昆必勒格”。这件事告诉我们，当时蒙古部落的力量已相当强大，蒙古部的首领已成为辽朝的“朝廷命官”。察剌合领忽的子孙组成了蒙古泰赤乌氏，成为“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所有〔这些部落〕彼此间同心协力。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蒙古部的几个可汗和首领就出自泰赤乌氏。后来，泰赤乌氏又成为成吉思汗的劲敌。

海都第三子抄真，《秘史》作“抄真—斡儿帖该”，并说由他的后代组成了六个部落，即斡罗纳儿、晃豁坛、阿鲁剌惕、雪你惕、合卜合儿合思、格泥格思。这也是与成吉思汗血缘关系较近的孛儿只斤氏的氏族。

海都的叔父纳真率领一部分百姓在斡难河流域游牧，形成了蒙古部的另外几个氏族，其中以勇敢善战著称于世的兀鲁兀惕、忙忽惕氏就是他的子孙。

据《秘史》记载，莫拏伦的另外六个儿子虽然死于札剌亦儿人之手，但他们并没有断子绝孙，而是分别留下了自己的后代，并逐步发展成有一定势力的氏族部落。估计当时保存族外婚的遗俗，莫拏伦的六个儿媳都住在母家部落，因此她们的儿子仍然可以安然无恙，长大成人。如那牙勤氏、巴鲁剌思氏、不答安氏、阿答儿斤氏等，就是这六个死难者的后人，他们在成吉思汗的事业上也占有一定地位。

二、不甘屈服的合不勒汗

伯升豁儿的儿子名叫屯必乃，由于他聪明有才能，有贤德，族人称他为“薛禅”。他是成吉思汗的四世祖，即高祖，蒙人称为“不都秃”。“他有九个聪明、能干、勇敢的儿子，其中每一个都是现今有声望的分支和部落的始祖。这些部落每一个有三万车帐，男女人数达到十万人”。想昆必勒格做部落首领时，屯必乃与泰赤乌氏联合在一起，逐步形成另一支强大的势力集团。他的子孙继承了从孛端察儿至海都的姓氏，仍称为蒙古—孛儿只斤氏。

屯必乃的第六个儿子即合不勒可汗，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世祖，汉族称为曾祖，蒙古人称为“额邻赤克”。合不勒汗统一了蒙古族各部，被推举为蒙古族的第一任可汗，管辖着全部蒙古百姓。正如《蒙兀儿史记》所说：“合不勒可汗威望甚盛，部众归心。想昆必勒格卒后，合不勒代领其众，并辖蒙兀全部。于时始有可汗之号。”金朝曾封其为国王，合不勒汗拒而不受，自称太祖元明皇帝。因此道润梯步先生说：“合不勒合罕（可汗）是初建蒙古国的人。”

合不勒汗所在的家族被称为蒙古—乞颜氏。乞颜本是蒙古的始祖，后来氏族分支众多，每一支都另有名称，这个古老的名称便消失了。由于合不勒可汗的家族全是勇士（巴特儿），产生出一些著名的人和国王，因此“乞牙惕”又重新成为他们的名号。合不勒汗有七个儿子，长子的子孙组成乞颜—主儿乞氏；次子的子孙组成乞颜—孛儿只斤氏，这就是成吉思汗所在的氏族。从此，成吉思汗所在的黄金家族成为世袭蒙古汗权的主要家族之一，氏族社会实行的部落首领推举制开始向汗权世袭制过渡。

合不勒称汗时，女真族的金朝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当时正是金熙宗完颜亶在位的时候，南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蒙古草原处于金国的统治之下，金对草原各部实行“招怀降附、征讨携离”的又打又拉政策。《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说：“金国盛时置东北招讨司，以捍御蒙兀、高丽；西南招讨司以统隶鞑靼、西夏。”这种“招讨司”既是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掠夺的机构，也是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战争的机构，它的任务是“统隶”和“捍御”这些少数民族。蒙古族立国称汗，这不能不引起金朝统治者的注意。金熙宗闻其名，“想在双方之间开辟出一条团结友好的大道，便派了些使者去邀请他”。合不勒汗欣然前往，金人盛情款待，“端来了各式各样美味的食物和无数可口的饮料”。合不勒汗听说金人诡计多端，害怕食物中有毒，每当宴会时，他常“借着出外松快松快的名义，不时走到外面来，来来回回地走动，因为天气炎热，所以他沉到水里，仿佛是为了解除暑热”。“在水下潜伏着，〔将吃下的东西〕全部吐出，〔然后〕再到阿勒坛汗（金帝）处，照常吃了许多食物，喝了许多酒”。金朝君臣见合不勒汗饭量、酒量如此之大，都十分惊奇。有一次，合不勒汗稍微大意，饮酒过量，喝得酩酊大醉，居然忘记了大朝的礼仪，拍着巴掌跳起蒙古舞来，跳完后还摸着金熙宗的胡子又笑又叫。在金朝的臣子们看来，这简直是大不敬的行为，应该斩首。但金熙宗“是一个有头脑、能克制自己的君主，他知道合不勒汗有部落和属民，如果为了这么点小事将他杀死，以后他的长幼宗亲就会出于仇恨而起来〔为合不勒汗〕报仇，他们之间的纷争和敌对关系将会〔长期〕绵延。因此，他把这一〔举动〕当做开玩笑和友好的嬉闹，压下了怒火，宽恕了〔他〕（合不勒汗）。〔接着，〕他命人从国库里取来许多金子、宝石和衣服赐给他（合不勒汗）（这些东西堆在一起，有他的身子那么高），极其尊敬和彬彬有礼地将他（合不勒汗）送了回去”。

合不勒汗走后，金朝的谋臣策士们纷纷跑到金熙宗面前献计献策，他们说：“不该忽视他的举动，将他放走。”“若纵此人，且为边患”。金熙宗改变了原来的想法，马上派出使者，追上了合不勒汗，命令他返回金朝。合不勒汗预感到来者不善，拒绝返回。金熙宗再一次派出使者，到三河源头去请他入朝。合不勒汗躲藏起来，拒不与金使见面。金使无计可施，只好先回朝复命，但在半路上却与合不勒汗巧遇，不由分说地绑架他入朝。在路上，经过合不勒汗结义兄弟撒勒只兀台的住处，撒勒只兀台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偷偷地对合不勒汗说：“毫无疑问，把你叫回去不会有什么好事，他们是要谋害你的。”于是赠给他一匹好马，让他找机会逃跑。夜间，合不勒汗想乘机逃走，但金国的使者却早已有所防备，用绳子捆住了他的双脚。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便放开缰绳，赶着马疾驰而去。一直到他到家为止，他们都没能追上他”。

金使随后疾驰而来。合不勒汗躲进一个儿媳的帐幕，当时儿子们不在，他召集儿媳和仆役们说：“我将你们聘娶过来，供养这些仆役和家仆，是要你们大家在这种生死关头与我一条心。我们要杀掉这些使者，如果你们不干，我就杀死你们。当乞台人来攻打我时，我就活不成了，〔但〕我要先除掉你们。常言说得好，大家在一起，一死何足畏！”于是大家根据合不勒汗的布置，杀死了那些金朝使者。

金使被杀的消息传到金朝，金熙宗立刻派胡沙虎率领大军讨伐蒙古。合不勒汗避开金军锋芒，诱敌深入，胡沙虎粮尽撤军，合不勒汗乘机追袭，在海岭一带大败金军。这一年正是南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当时金熙宗已上台三年，但尚未改元，仍用金太宗完颜晟年号。从此金与蒙古就结下了几代冤仇。

当时，草原各部之间也不断发生战争，克烈部与塔塔儿部、蔑儿乞部与克烈部、乃蛮部与克烈部之间已经互相攻掠了几十年。正是在合不勒汗在世时，曾经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故，导致了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结下了不解之冤仇。

合不勒汗的妻子是弘吉剌部人，她为合不勒汗生了七个儿子。有一年，合不勒汗的妻兄“赛因—的斤患了病。为了治疗〔赛因—的斤〕，请塔塔儿人〔派来〕一个名叫察儿乞勒—讷都亦的珊蛮”。蒙古草原各部人相信一种原始的宗教——萨满教，珊蛮就相当于汉族的巫医。他们自称能与鬼神通话，能治病去邪，其实都是自欺欺人，骗取财物。轻病不治自愈，算是他们的功劳；重病医治无效，说成是鬼神的意志。当时赛因的斤上了几岁年纪，又病入膏肓，塔塔儿珊蛮没有起死回生之术，眼看着病人一命归天了。弘吉剌人悲痛之余，一口咬定赛因的斤是被珊蛮害死的，不承认他是什么鬼神的代表，一怒之下就把珊蛮毒打了一顿，不久又把他杀死了。塔塔儿部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立即大兴复仇之师，对弘吉剌部进行讨伐。弘吉剌部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但武力却比较弱的部落，它抵挡不住塔塔儿部的强大攻势，只好向蒙古部求救。合不勒汗的儿子们是赛因的斤的外甥，为舅舅出力自然是责无旁贷，于是卷入了与塔塔儿部的战争。“他们全是把阿秃儿、战士和勇士，〔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在拥有大量辎重的大军面前逃跑，没有一个敌人能够抵抗他们”。其第三子合丹，是蒙古部著名的“巴特儿”（勇士），两次与塔塔儿部的君主蔑帖儿作战，第一次刺伤了蔑帖儿，第二次就结果了他的性命。塔塔儿的军队变成了蒙古人的虏获物。从此，蒙古部与塔塔儿部结下了世代冤仇，血族复仇战争连续进行了几代。

三、视死如归的俺巴孩汗

“合不勒合汗（可汗）之后，遵合不勒合罕言，虽有其七子，却令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合罕领全蒙古矣”。合不勒汗死后，蒙古部人遵照合不勒汗的遗嘱，拥立泰赤乌部的俺巴孩为全蒙古的可汗。大概是为了缓和与塔塔儿部的关系，“俺巴孩合罕去到了塔塔儿诸部落，想为自己挑选他们的一个姑娘〔为妻〕”。“塔塔儿人感到受了侮辱——‘为什么要这样地来娶我们的姑娘呢？！’他们将他连同几个那可儿一齐抓了起来”。“由于塔塔儿人知道乞台皇帝曾受辱于合不勒汗，因为合不勒汗杀死过他的使者和亲兵〔那可儿〕”，皇帝对“蒙古人怀有恶念，对他们的仇恨已〔深〕印于皇帝心中，而塔塔儿人正在他的统治之下听命于他，他们便把俺巴孩汗送到了他那里去”。

以上记载说明，由于塔塔儿部与蒙古的仇恨已经很深，因此他们根本不愿与俺巴孩结什么“秦晋之好”，而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当时金朝采取了联合塔塔儿对付蒙古的政策，塔塔儿人把捉到的蒙古首领送到金朝，这不仅是借刀杀人，同时也是向主子表功。金朝皇帝为了向蒙古人报杀使之仇，于是根据惩治叛部法，“下令用铁钉将俺巴孩汗钉到‘木驴’上。〔俺巴孩汗〕说道：‘是别人捉住了我，又不是你；你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我，既不体面，也不值得夸奖，是很不高尚的。蒙古诸部全都是我的亲属，他们将要竭力〔为我〕向你复仇，你的国土将因此不得安宁。’”“毫无疑问，他们将起来为我向你讨还血债，〔因此，〕你杀死我是很不明智的”！俺巴孩汗虽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仍然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不仅嘲笑金熙宗“厚颜无耻”，而且公开申明要向金朝“讨还血债”！金熙宗作为一个大国的皇帝，当然也不甘示弱，当场放走了俺巴孩汗的一个那可儿，让他去向蒙古人报信。这个那可儿临行前，俺巴孩汗还对他说：“你到合不勒皇帝的七个儿子中间的忽图剌跟前，并我的十个儿子内的合答安太子跟前说”，“你每将五个指甲磨尽，便坏了十个指头，也与我每报仇”。磨光指甲，握拳决斗，这是蒙古人誓师的意思。俺巴孩汗临死前，由这位那可儿向自己的子弟转达了誓师伐金的满腔遗恨。

一个勇敢而诚实的草原英雄就这样死去了，而他最后的呐喊，震撼了金国首都的上空，随着天上的白云飘到了草原，飘到了蒙古人世代居住的营地，激荡着俺巴孩的子子孙孙投入血族复仇的战争。为被杀害的首领或部民报仇雪恨，是蒙古部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当〔俺巴孩合罕遇害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时，合丹太师、秃带和也速该把阿秃儿同各部落和人数众多的蒙古兀鲁思一起，举行了出兵为俺巴孩合罕报血仇的会议。他们拥戴忽图剌合罕登上了汗位，将全部军队交给他统辖”。忽图剌是合不勒可汗的第五子，贝勒津说他“是个豪杰与大英雄”。拉施特则说：“蒙古诗人们写了许多诗颂扬他，描写他的勇敢大胆。他们说：他的声音洪亮极了，以致他的喊叫隔开七座山也能听到，就像是别座山里传来的回声。他的手犹如熊掌：他用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像木杆似的折成两半，将脊梁折断。”“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只三岁羊和一大碗酸马奶，但仍未吃饱”。忽图剌汗首先率军进攻塔塔儿人，双方进行了十三次战争，杀得难解难分，但蒙古人并没有捉住暗害俺巴孩汗的凶手。相反，在一次战争中，合不勒汗的长子、主儿乞氏的祖先斡勤巴儿合黑又被塔塔儿人俘获，塔塔儿人又把他送到金朝，钉在木驴上处死了。

1147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金熙宗皇统七年），在合不勒汗战胜金军的十年之后，忽图剌可汗终于亲率蒙古军队攻入金朝的边界。金军受到突然袭击，吃了一个大败仗。蒙古人抢掠了大量财物、人口，撤回三河源头。当时，金兀术出任金朝的都元帅，山后诸部族事务亦由元帅府管辖，于是金兀术率兵讨伐蒙古，双方仍然兵连不解，金人被迫议和而退，割西平河北二十七团寨给蒙古，每年还送给蒙古一定数量的牛羊米豆。南侵中原、不可一世的金兀术，居然对付不了蒙古部的忽图剌可汗，可见忽图剌的兵势之强已非同小可。

正由于此，蒙古部与金朝的矛盾一直比较尖锐，金朝对其防范的措施也相当残酷。元初郑所南曾记载说：“昔金人盛时，鞑虽小夷，粘罕、兀术辈尝虑其有难制之状，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扼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则丁壮无用。”不仅每隔三五年即出兵征讨或强行迁徙，而且还用“去其拇指”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残害其青壮年男子，目的是为解除其“难制之状”。

到了金世宗大定年间，成吉思汗出生前后，形势变得更为严峻。这时蒙古部的忽图剌可汗已经去世，蒙古部没有推举出合适的人选继承汗位，汗统中绝，力量大为削弱。金世宗乘机加重了对蒙古部的屠杀与压迫。《蒙鞑备录》说：“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葛酋雍惊曰：‘必是鞑人为我国患。’乃下令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迄今中原人尽能记之，曰：二十年前山东、河北谁家不买鞑人为小奴婢，皆诸军掠来者。今鞑人大臣当时多有虏掠住于金国者。且其国每岁朝贡，则于塞外受其礼币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鞑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又说：“成吉思少，被金人虏为奴婢者十余年方逃归。”成吉思汗少年时是否被金人虏为奴婢，《秘史》《元史》《史集》中均无记载。但金世宗的“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不仅继承了金兀术等人“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的做法，而且明确提出了“减丁”之策。它摧毁了蒙古族第一个粗具规模的王国，同时给蒙古部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不少蒙古青年被杀死，蒙古儿童被掠卖为奴，在以后成吉思汗的大臣中也确实有人曾被虏掠到金朝。在这种情况下，金国还强迫蒙古部每年向他们进贡，让人家将贡品亲自送到边疆而又不准其入境。这种残酷的民族屠杀、民族掠夺政策怎能不使蒙古人“怨入骨髓”呢？蒙古草原各族人民痛恨金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各部族的统治者也要求解除这种压迫。正是这种民族压迫和几代冤仇，导致了草原内外的长期征战，孕育了以征战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一代天骄。

以上就是成吉思汗诞生前蒙古草原的基本状况，它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部落林立，水平不一，争战连年；二是金朝对草原各部软硬兼施，分化瓦解，疯狂掠夺，残酷镇压。由此引出了两种历史趋势：一是草原人民厌恶战乱、要求统一蒙古草原；二是草原各部人民要求摆脱金朝的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由自己充当草原的主人。这就是成吉思汗活动的背景和舞台。这是一个复杂的背景，一个广阔的舞台。在这个背景下，这个舞台上，究竟演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活剧呢？这就是以下各章节所要描述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苏赫巴鲁著：《成吉思汗传说》，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5。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1页，商务印书馆，1997。
（五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99下《北狄列传·室韦传》，中华书局，1975。
亦邻真：《成吉思汗与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内蒙古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1页，商务印书馆，1997。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1页，商务印书馆，1997。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世纪》，北京市中国书店，1984。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1—252页，商务印书馆，1997。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2页，商务印书馆，1997。
那仁敖其尔：《乞颜精神是成吉思汗精神的核心理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4。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52—253页，商务印书馆，1997。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七册第六章，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3。
《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商颂·玄鸟》，第622页，中华书局，1979。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卷1，第3页注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第6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7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8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9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1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4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5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6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7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8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22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22节。
（明）宋濂等：《元史》卷1《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
〔蒙古国〕策·达赉：《全蒙古国》，乌兰巴托出版社，1996。
（明）宋濂等：《元史》卷1《太祖本纪》；《蒙古秘史》校勘本卷1。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3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3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4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5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6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39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40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41节。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43节。
《元史》卷1《太祖本纪》。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塔塔儿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塔塔儿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塔塔儿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塔塔儿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客列亦惕部落”。
（元）脱脱等：《辽史》卷25《道宗本纪五》、卷26《道宗本纪六》，中华书局，1974。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编“客列亦惕部落”。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编“乃蛮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3编“乃蛮部落”。
《辽史》卷26《道宗本纪六》。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蔑儿乞部落”。
蔡美彪：《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蔑里乞”，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蔑儿乞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蔑儿乞部落”。
〔法〕伯希和：《库蛮》，《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1页，商务印书馆，1995。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4编，第249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4编，第249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4编“兀良哈部落”。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4编，第291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适园丛书》本，第9—10页。
（宋）孟珙著，王国维校注：《蒙鞑备录》，第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明译本《元朝秘史》第137节旁译，商务印书馆，1936。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册第1编，第14页。
《蒙古秘史》校勘本，第180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道润梯步著：《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续集卷1，第30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韩儒林：《论成吉思汗》，《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18页。关于莫拏伦儿子的数目，《史集》说是九个，包括海都；《蒙古秘史》说是七个，认为海都为莫拏伦之孙，今从《蒙古秘史》。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18页。
《元史》卷1《太祖本纪》。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18—19页。古列延意为“圈子”，元代汉译“翼”。蒙古游牧、行军，以毡帐环绕为营，首领居中，称古列延。翼为军事组织。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18—19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18—19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9页。
《元史》卷1《太祖本纪》。纳真，《史集》及《蒙古秘史》作“纳臣”。札剌亦儿，《元史》作“押剌伊而”。
《元史》卷1《太祖本纪》。八剌忽之地在贝加尔湖东岸巴儿忽真河谷。
《元史》卷1《太祖本纪》。
《元史》卷1《太祖本纪》。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22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23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23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34页。《秘史》第48节说，他有二子。《元史》卷107说，他有六子。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世纪》。
参见《多桑蒙古史》《蒙鞑备录》《大金国志》。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22页注“合不勒合罕”。
（元）脱脱等：《金史》卷57《百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2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2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2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3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3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3页。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1《世纪》。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4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4页。
指今齐齐哈尔西，呼伦贝尔东面的兴安岭。
参见《史集》《大金国志》《蒙兀儿史记·世纪》《多桑蒙古史》。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第168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编，第44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2编，《蒙兀儿史记》卷1《世纪》《多桑蒙古史》。
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第21—22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53页，《蒙古秘史》说俺巴孩嫁女于塔塔儿。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53页。那可儿含有“伴当”“从者”“同伴”“朋友”之意，即平时服侍贵族，战时随其出征的亲兵和扈从。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69—170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69—170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53页。
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校勘本总译第53节。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54页。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41页注③。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51—52页。
参见《大金国志》《续纲目》《蒙兀儿史记》。
（元）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序》，明崇祯刻本。
金世宗旧封葛王，名完颜雍，故称“葛酋雍”。
参见《蒙鞑备录》的《国号年号》《征伐》《鞑主始起》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