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四十岁以下的朋友，对“洋龙”不会有什么印象了。

洋龙其实就是戽水机，可能是较早从国外引进的农业机械了，和“洋油、洋火、洋钉”一样，因为是舶来品，就都叫它“洋龙”。

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鲁迅、茅盾、郁达夫等笔下的乡村里，“洋龙”这个词出现频率不低。而“洋龙坝”、“洋龙埂”、“洋龙渠”、“洋龙垛”、“洋龙船”、“洋龙鬼子”这些名词，也在早先的文字中经常现身。

尤其苏锡常、杭嘉湖一带富庶乡村，更是抢先用“洋龙”来取代人力和牛力戽水，成为水稻产区较为现代的排灌工具。

我最早接触“洋龙”是在五十年代。

每到插秧季节，就有洋龙船“嘭嘭嘭”地戽着水、冲着浪，很威武地从城里开下来，将小面盆粗的铁管子架在“洋龙埂”上，然后发动机器，将大河里的水抽到十几米高的水渠里去，清清的源头活水哗啦啦沿着主渠、支渠、斗渠、毛渠一直流淌到稻田里去，滋润着禾苗的生长发育。

洋龙有“座龙”和“船龙”之分。

一般在高田用固定的“座机”，人们称它为“座龙”；在圩区用流动的“洋龙船”，人们称之为“船龙”。

在少年眼中“洋龙”可是个了不起的“庞然大物”，它安装在一条二三十吨的大木船上，因为它是单缸机，就显得特别的笨重，一台机器足有两三吨重，不像如今的三缸、四缸柴油机那样轻巧。

整个“龙身”占据了船的前舱和中舱百分之七十的位置，发动机有一人多高，牵引两只大飞轮，比乡村磨坊的石磨还要大。

开机时，长长的皮带牵引着飞轮快速地旋转，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使整条“洋龙船”“嘭—嘭”有规则、有节奏地抖动，张开“铁口”，将大河里的水通过粗粗的“龙口”，喷珠溅玉般抽到高垛上去。

它可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龙”，既不要吃草，又不要加料，靠一点儿油，就能灌溉村庄上五六百亩农田。只轻轻巧巧“吼”上一天，就抵得上三四十部龙骨水车、一百多个壮汉累死累活的劳动。

这铁家伙真厉害，能将大河里十几斤重的青鱼、草鱼、花鲢鱼，一轧两段地打上来。在“洋龙口”安上一张铁网，每天就有吃不尽的鱼。

孩子们喜欢猴到“洋龙船”上去，和“洋龙鬼子”作伴，看他们修机器，听他们在停机时说古今，在“洋龙船”上睡觉，尽管“抖”得厉害，但抖得人“松皮松骨”，抖得人昏昏欲睡，不用催眠，就睡着了。

最吸引人的，是和城里来的“洋龙师傅”一起袒胸露背喝酒吃鱼，听他们说城里和乡间的趣闻逸事。

农人尊称“洋龙鬼子”是“降龙罗汉”。

到了发洪水破圩的要命时刻，眼看着家园被淹，房倒屋坍，圩堤内不见了青青禾苗，不见了袅袅炊烟，不见了鸡鸣狗吠，眼望去就是滔天白浪、白浪滔天，心里惊恐无助得很。

这时，只听见大河里由远而近地开来了几十条“洋龙船”，“嘭嘭嘭嘭”地响成一片，赤脚爬天站在圩堤上的农民就一个个绽开紧锁的眉头，雀跃奔走：“洋龙鬼子来了，大圩有救了！”

顾不上休息，“洋龙师傅”立马就在圩堤上将机船一字儿排开，挖沟的挖沟，接管的接管，加油的加油，点火的点火，摇机的摇机，很快就只见几十条“白哗哗”的“水龙”大显威风了。

大概也就三两天，水便退了，田也现了，树也绿了，圩堤里又是一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