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抵牾自有用处
——韩东《欢乐而隐秘》

一

《欢乐而隐秘》（《收获》，2015年第4期）最先吸引我的，是王果儿这个人物。吸引的地方在哪呢？说不清楚。或许是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在生活中看到了王果儿这种类型的人，因而觉得似曾相识？也说不定，她提供了一种异质的世界观，这世界观我不熟悉，非经努力便无法理解？

小说开头，王果儿跟有些无耻的张军厮混在一起，让我无端想起了多多的《少女波尔卡》：“这些自由的少女/这些将要长成皇后的少女/会为了爱情，到天涯海角/会跟随坏人，永不变心。”你会为这样一个女孩心疼，因为她的美，她的率性，她的风风火火，因为她对世俗重视之物的全无概念，因为她受到切切实实的伤害，却总是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

慢慢看下去便会发现，这女孩也有她的问题，她从来没有真的关心过别人，始终按照自己的心意变脸、发作，一厢情愿地给予对方自己认定的爱，也会毫无来由地收回。她一直被某些社会的流行概念左右，比如起先比较张军和齐林时，她认定张军有幽默感，而齐林刻板无趣；一当她准备爱上齐林，却又觉得张军档次太低，齐林才是内心强大的真正男子汉；她转变后要保证给齐林的，是一个她所谓的纯粹的爱，这个纯粹之爱的前提是奉子成婚。照小说中秦冬冬对王果儿的评价，就是她容易把生活“戏剧化，自我感动”。

把王果儿归为一种先天的性格类型是容易的，但我总觉得这些表现有一定的普遍性，仿佛在生活中经常见到——你总不能说，社会上有一批次的孩子，天生就有这种相似性格吧？这不免让人猜测，这种行为类型，或许是某种文化或时尚塑造出来的，因而有较为广泛的相似性。

话说到这里，大概要绕远一点。人的很多行为，包括“个人的偏好、习惯和价值观，确实很多是由社会赋予的，传统、风尚和规范，经由教养过程被潜移默化地植入我们头脑，变成我们的习性和观念”。在现下的社会文化氛围里，很多人都在学着抛弃以往的社会教养，争做一个“真正的自我”。随着“对人性认识的加深，行为影响因素被不断识别出来，于是越来越多的行为被解释为‘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他不能对此负责’”。仿佛只有把社会赋予的种种教养剥掉，人才能显露出那个被社会熏染得面目全非的“真我”。

这个“真我”似乎是每个人自己寻找出来的，其实未必。不要忘记，“你有权做决定，并不意味着你有能力做决定”。人们“以为自己有能力做决定，父母、教会以及其他传统权威，都不再可信；但是，自己又必须有所根据才能做决定，结果就常常是根据社会上流行的风尚”，于是就“常会产生社会从众性（social conformity）”。没有实质性权威支撑的自我决定，便只能根据社会上流行的东西做选择，人们往往会在选择时不自觉地认同“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而成为认同一致性（conformism）”，在追求不同的过程中变得大家都一样。

仔细看王果儿的行为，正是一个追寻“真我”的过程。她（近三十岁）反叛父母，不理会他们那套传统规范。跟随张军，不离不弃，是因为他有大众认可品质中所谓的幽默，像纯爷们；起先不喜欢齐林，是因为他不像时尚认可的标准男士那样“man”，那样浪漫；转而爱上齐林，则认定他有自己此前未曾发现的流行的中性化倾向，并有所谓“绅士风度、骑士气概”。她得意时的炫耀，失意时的发作，哀怨时的牢骚，都几乎是未经文化教养辖制的本能反应。这个本能反应，其实可以称为一种未经反思的个人主义，“一种非合作性的、独行侠式的个人主义，对于合作、互惠、利他、协调、组织、社会规范等将众多个人聚合成社会的那些元素……认为要么与个人意志背道而驰，理应抛弃，要么是加诸其上的束缚，理应打破”。

这种由寻求真我而来的未经反思的个人主义，并未让王果儿变得不同，而是让她成了一个删繁就简的自我，一个根据社会习尚和自我本能决定其行为的女孩子。她确实跟每个人都不同，却与社会上那些追逐真我的女孩，相似到难以区分——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就是这样。

二

如果就此以为《欢乐而隐秘》是刻画王果儿这种类型的人，以便引起人们的批评或注意，那大概有违韩东的初衷。韩东从来不以此衡量一部小说的好坏，他经常用来评断一部小说的标准，是能否“写飘起来”：“我……偏好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理念，但在方式上有所不同。传统的方式简言之就是将‘假’写‘真’，惟妙惟肖是其至高的境界。而我的方式是将‘真’写‘假’，写飘起来，以达不可思议之境。”什么是将真写假，怎么把一部小说“写飘起来”？这些话，不怎么好理解。

除非信口开河或故弄玄虚，否则，一个写作者的所言，即是其所信。如果我们不怀疑韩东谈论写作的诚意，那他的新长篇《欢乐而隐秘》，就应该体现他自己的主张。

小说叙事始终存在一个难题，即写作者本人或由其设定的叙事者，会因其自身局限而对作品中的人物削足适履，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框范在写作者本人的道德或情感辖区，从而使小说显得充满说教或处处人为痕迹，失去浑然之美。为保证虚构中的世界不因作者或叙事者眼光的强硬加入而变得滞重，作者或叙事者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不轻易评断作品中的人物，从而保证叙事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进行。这个受限的叙事世界，相对于真实世界，无疑是假的，却保证了小说世界的真——避免了作者或叙事者对虚构世界的人为干扰。

《欢乐而隐秘》的叙事者乍看起来有点暧昧，好像是“我”秦冬冬，却又用全知视角展开。用全知视角来看这个作品，人物显得有些单薄，王果儿父母是天下卑微父母的漫画；她先后的两个男友张军和齐林，几乎都是扁形人物，张军贫穷而贪财好色，齐林富有而天真呆萌；作为男闺蜜的“我”，清心寡欲，一心向佛。

仔细读，却发现虚拟的全知视角，仍然是秦冬冬视角的延伸。作为王果儿的男闺蜜，“我”能接收到的与王果儿有关的信息，都是她提供的，因而即使对与她有关的人物的虚构，也建立在她提供的性格信息基础之上。从这个方向上看，王果儿身边人的特征，虽然由看似全知的视角叙述，实际不过是对他们不太熟悉的“我”，转述了王果儿的判断和想象。而“我”自身，既然要维持心无旁骛的学佛姿态，自然会避免暴露自己欲望或情感的复杂性。在这个叙事逻辑里，王果儿提供给“我”的信息最多，“我”对她也接触和了解最多，她也就天然地在小说中最为复杂饱满。

或者可以这么说，《欢乐而隐秘》几乎消除了作者或叙事者可能加于人物的局限，他们身上存在的所有问题，都是人物本有的，包括作为人物的叙事者的局限。因而在这个小说中，任何一处对人物产生道德或情感指责的地方，都不应看成作者或叙事者的说教，代表着最终结论，而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感受，比如秦冬冬对王果儿的判断。作者即便使用了轻微的反讽，也并不在这反讽上过于着力，不致让人觉察到作者的价值立场。

借助自己的叙事策略，韩东取消了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确保了自己在小说中始终如一的怀疑精神。韩东曾声称，他的写作“不相信任何先入为主的东西，不相信任何廉价得来的慰藉，不以任何常识作为前提，它的严肃性不在于它有无结论，而在于自始至终的疑问方式”。《欢乐而隐秘》“虽然涉及到一些信仰或迷信因素，但并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将是不可原谅的。对信仰、迷信的一味嘲讽是一种轻狂，和布道的严肃、大言不惭在我看都是一回事，吃相都比较难看”。

在接受木叶访谈时，韩东说：“我对小说技术、方式、方法所有这些东西的理解，就是我得运用，我得打人。”借用这个打拳的比喻，韩东小说的叙事很像太极拳中的消除力点训练，因为自身的放松和灵活状态，叙事者并不事先确立自己的观看方式，而是在讲述中随时调整自己的视角，从而保证了叙事抵达要害时的准确和有力。《欢乐而隐秘》几近完美地实现了韩东的叙事理想，叙事视角有可能带来的滞重感，因为作者的高度注意，几乎随时被消除，从而保证了小说的虚构世界不被一种（或隐或显）的全知评判拖累，而能始终处于某种飞扬状态，“写飘起来”了。

三

放在不是很久以前，我更欣赏的，是福克纳写《喧哗与骚动》那种类似的艰苦探索：“一开始，我是通过一个白痴小孩的眼睛来说这个故事，因为白痴只晓得发生何事，不会知道事情为什么发生，我想，让他来看比谁都恰当，效果也更好。但我发现这样无法把故事讲清楚，于是我加进另一个兄弟的眼睛，又不成，再一次，我用上第三个兄弟的眼睛，可是小说依然残缺，我只好自己跳出来扮演第三人称叙述角色……这部小说还是不完整，一直要到这本书出版之后整整十五年，我在为另一本书做附录时，这整个故事才算完完整整的从我心中浮现出来，我自己也因此才从这个困惑的梦魇之中得着些许的安宁。”这样的小说，即便有时候紊乱、缠绕甚至矛盾重重，我都会被写作者的卓绝努力激励，因为它们背后，有一个作者努力达至的完美企求，在曲曲折折中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东西——没错，我喜欢的，就是这种完整。

其实至今我也不是很喜欢支离的东西。比如《欢乐而隐秘》，这种主题不清楚不明朗，探索不彻底不究竟，所谓何来呢？小说除了一个看起来落入俗套的故事，有什么东西吸引着我，才会让我不致在阅读的中途废而不观？

我总觉得，如果一直拒斥支离，我肯定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东西。细想起来，这种对支离的拒斥，差不多是因我对完全覆盖性理解的热爱导致的。我希望精神领域的问题，是层级性进展的，其间有分明的高下，高者应该完全覆盖并可以替代低者。就像电脑程序的升级，新的高级程序应该兼容此前的低级程序，后者会被前者完全覆盖，同时失去其存在意义。

但小说并不只写思想的演化，更多是对人生的模拟，这就难免涉及各种各样水平不等的人。用秦冬冬会懂的佛教语言来说，人的思想总是有漏有余的，不是多出一点，就是少出一点，不可能在每个点上都恰恰好好。与此同时，思想上较为高明者，因为性情和境遇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人生的每一个问题上，都能确定性地站在高处。即使真有一个人，在每个问题上都更为高明，与他/她接触的人，也会因自身的较不高明而无法理解其高明。也就是说，即使真有所谓高明者，在小说的世界里，这高明也不会是覆盖性的，而只能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相应地表现为参差不齐。

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进入小说的人物，无论水平高低，就都有了被反讽的可能。在《欢乐而隐秘》里，未经反思的个人主义者王果儿需要被反讽，半吊子的佛教爱好者秦冬冬需要被反讽，不谙情事的齐林需要被反讽，粗鲁低俗的张军需要被反讽，俗气熏天的王果儿父母需要被反讽……以及，每一个反讽者也需要被反讽。可是，即便所有互相抵牾的反讽叠加起来，也不应该是一个嘲笑——就像莱辛的《恩斯特与法尔克》里提到的：“人之间的联盟可能来自互相抵牾的个人性情，也可能引发个人性情的相互抵牾——然而这些抵牾可能自有用处。”

什么用处？齐林去世之后，王果儿失去生趣，不饮不食。父母虽然关心，却无计可施，只好把她送到秦冬冬那里。秦冬冬一番关于因果的说辞，让王果儿动了心，决定不死。后来情形反复，王果儿又一意求死，在秦冬冬临时编造的灵魂转世说影响下，大喜过望，从张军处借种成功，顺利诞下一男婴。这样的阴差阳错，差不多是出闹剧，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且慢！在王果儿的喜怒无常，父母无知的关心，秦冬冬的信口乱编，张军贪求财色的配合下，这出不断翻转的闹剧，最终完成了一样使命，王果儿免于死亡——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件很大的事：那些并非安排的抵牾，果然有它的用处。

熟悉韩东的人大概看出来了，这种由参差不齐的人的各种会遭到反讽的行为构成的生活，正是他小说致力的“多种的抑或无限的可能性”。这种生活，不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时髦事物，不是具体的知识和生活常识，不是别人拥有的生活，也不是“更多的生活”，它是常恒的、本质的，你不得不接受的那种生活，也就是每个人都不得不经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