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地走进活的世界
——何顿《黄埔四期》

一、生活之流

拿起何顿这部《黄埔四期》，恐怕要做好一点面对困难的准备——篇幅长，涉及的人物多，写法上平铺直叙，情节也没有剧烈的起伏，乍看之下还有那么一点重复。如果我们的口味不是被轻骨薄相的小说彻底败坏了，克服了阅读之初的不适感，很快会被小说那种乙乙欲抽的感觉抓住，尔后，一整个丰厚的世界将轰然而至。或者这么说吧，不妨试着把这作品看成一条绵延深长的大河，虽然无法像小溪一样瞥眼即见浪花的欢跳和日光的下澈，但慢慢走近了，能听得到势大声宏的水声，看得见静水深流下隐藏的汹涌暗流。

《黄埔四期》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文革”之后，以新中国成立为分界，对照书写，前段重点写抗日战争中官兵的奋战，后段写这些老兵在1949年之后的各色人生。小说中有很多战争场面，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到几年后的忻口会战、淞沪大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再到赴缅参战和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这些抗战史上有案可稽的大战役，英雄豪杰的各类传奇层出不穷。何顿选择的人物，却大多是普通人，即便作为全书主要线索的贺百丁和谢乃常，虽在历史中有过高光时刻，但也是英雄豪杰背后低一级的人物，名声和功绩，大多被他们遮蔽了。英雄传奇相对好写，因为他们的故事，可以聚集在一个一个突出的情景里，其性格可以在这些情景里极为突出，也容易辨认。要写英雄背后的故事和英雄的平凡生活，以及由普通人构成的世界，却要向历史的深层打捞。何顿肯定下了决心，他要凭自己的一支笔，探究人们曾经经历的这段历史，从而走入历史的深微之处。

在一些不成功的虚构作家笔下，历史只是一个环境，一堆材料，是固定的、死去的历史，他们写下的，最多只能算纪实作品，而不是关于历史的卓越作品。何顿这部与历史有关的虚构作品，承受了他了解的来自历史的所有事情，包括其中欲望、情感和自己的想象。写作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对人物的诚实，集中起他所有的文学美德，小心地避免自己的智慧和警觉受到愤慨和无奈的伤害，在虚构中创造出了本真的历史（Geschichte），作品也就自有一种端严，读者能在这个作品里看到历史深处的波动，嗅到独特和惊奇的气息。

《黄埔四期》写的抗战，有不同的时期和形态，作战方式从早期的正面交锋写到此后的与敌周旋，并通过人物心情的变化，精妙地呈现了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人的影响。随着写作的深入，读者甚至能看到，抗战的胜利已经是必然的结局。小说里的战争场面，其重点不在宏大，而在具体。以往战争场景里常见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出奇制胜、凯歌行进，在这本小说里不是重点。何顿写每场战役，即使有如上情境，也只是把它们作为整个战争场面的一部分，与战场上其他的琐琐细细一起，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不再是被有意选出的典型。因而何顿笔下的战争，就不再只是指挥者的智慧比拼，或战士的无畏献身，而是把战争中的勇猛、懦弱、无奈，战争间隙里的手足之谊、儿女之情，都细细密密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一个表达，只在生活之流（stream of life）中才有意义”，任何抽离都是损害。《黄埔四期》里绵延不绝的生活之流，不只是在战场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贺百丁和谢乃常，以及他们手下的士兵，也与这一时期的任何人一样，经历了社会的种种起伏，有的僻居一隅，自求多福；有的转为小贩，艰辛度日；甚至有的身体残疾，沦为乞丐……但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他们大都能历苦辛而无怨，处忧患而能安然，困顿里不失贵气。即使有人命蹇运舛，被时代的潮汐卷走，也偶尔显露出天地不仁的气度，而不只是恶浊争斗的牺牲。如此一来，何顿笔下的两个时空段落，就不再是人在极端场景里的起起伏伏，而是在极端里仍有舒朗的景致。即如爱情，很多小说里都是抽离具体的两个人的死去活来，除了被称为爱情的那样东西，世上不复有其他。《黄埔四期》里的爱，有情不自禁，有三妻四妾，有沉溺，有吵闹，但都能出之以平和自然，展开于人世的各种风景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正因如此，小说里的战争和日常，就不是一个一个的场景拼接，而是一整个生活之流，自有人世的风光徘徊。

这人世的风光因为在如今的小说里少见，被现代小说驯养的读者，会觉得《黄埔四期》的情节和人物剪裁不够，有那么点啰嗦重复。其实除了某些明显属于技术问题的地方，这个长篇里的很多重复，倒是让何顿的小说与那类完全虚构的作品区分开来。十多年来与抗战老兵的朝夕相处，让他们活生生的形象长在了何顿心中。这些记忆里的活人，不只是作者的附属、虚构的生命，而是用自己真实的一生参与了写作，左右着何顿的行文，有时候甚至会夺过他手中的笔，自己在布满亡魂的纸上写下一生。

尼尔斯·玻尔曾说，诗人受到音节和韵脚之类的约束，从而必须比普通人更殚精竭虑地对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够更好地表现人类社会中那些微妙的关系。对人物深入细密的接触和思考，会牵连出社会中复杂微妙的关系，小说就趋于浑厚。何况小说用文字来描摹的，是作者心目中活生生的人。相对于一个活人来说，文字毕竟是刻板单薄的，“没有一个具备理智者敢于将其所思想之物放置到其中（即言辞的缺陷之中），并把它们（即所思想之物）变得不可更改，如同我们通过字母经验被书写下的东西那般”。何顿小说中的重复，或许就反映了他在言辞的不可靠和必须依赖之间的矛盾。在极力描摹人物的时候，他必须反复写一些细节，努力靠近他心目中那些活生生的人。这个努力的结果虽然并未解决言辞的不可靠问题，但经过这一番追摹功夫，在文字的反反复复间，小说就更能贴住人物，因此书中出现的每一个人，就都活在他们自己生成的世界里，有各自独特的声口和形象。

照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的说法，“数百年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在互相竞争：一种是试图把语言变成无重量的元素，它像一朵云那样漂浮在事物的上空，或者不如说，像微尘，或者更不如说，像磁脉冲场。另一种是试图赋予语言重量、密度，以及事物、形体和感觉的具体性”。大概是因为对虚构和独特性的强调，现代以来的小说语言，越来越像不具分量的磁脉冲场，讲究尖锐、克制、准确，一击命中即飘然远举，把自己对人性的单向度洞察作为标杆，插在小说探索意气昂扬的桥头堡上。也因如此，现在的大部分小说抛弃了语言的重量和密度，轻装简从，单刀直进，不背负任何压力。无可否认，这批小说中也产生了一些好作品，但一旦抽去了对沉重的背负，古典写作中最为看重的粗朴大度即告丧失，作品往往偏求精致和深刻，而失去了粗朴大度的精致和深刻，无往不流为尖酸刻薄。相较起来，何顿的这个作品，把那些被现代以来的小说逐渐剔除的沉重感，借由无数抗战老兵的命运，毅然决然地背负在身上，小说也就有了“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的沉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