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的总称。它既包括现当代所有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也包括古代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前，曾经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既包括用古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用汉语言文字或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古今所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总和；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少数民族用民族题材创作的作品，其中尤以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历史最为悠久。总之，凡是少数民族创作的作品，不论何种题材，用何种语言文字，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范畴。

在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把中国小说史划分为两个或四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划分是：古代（从小说起源到1916年）、现代（1917年至今）。四个阶段的划分是：古代（从小说起源到1840年）、近代（1840—1916）、现代（1917—1949）、当代（1949年至今）。当然，这只是依据中国文学史的习惯分段法，对中国小说史做出的相应分段。这种划分虽不尽科学，也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但一般文学史和小说史等著述，仍以此两说为据。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要受到整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加之各民族文学间相互影响、学习、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多古代少数民族作家都用汉语言文字（文言或白话）写作同样体裁的小说，如志怪、传奇、章回等。所以，对少数民族小说发展演变规律的研究，除根据创作实际作相应的调整外，也放在这个大框架中进行考察，力求给予正确的文学历史定位和评价。

综观少数民族小说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阶段。

一、古代、近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主要指汉族小说）分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当然，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也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如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撰写小说，又有各自的系统。它们之间，既有相互影响、渗透、转化的密切关系，又各自独立、自成体系；有各自的起源、发展规律和特点。

文言小说从魏晋起便一直绵延不断，虽有高潮和低谷，但它一直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志怪（志人）小说和唐传奇两个门类，便属于文言小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文言小说创作，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志怪（志人）小说，滥觞于魏晋时代，最早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因为它只是“粗陈梗概”，被视为中国小说的雏形。其特点是形式比较简单，篇幅短小，多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与巫觋方士、道教、佛教有密切的关系，题材内容十分庞杂。尚未完全摆脱对历史著作的依附，还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小说。到了唐代，随着经济的高度发展，各类文学作品普遍繁荣，古代文言小说开始成熟，成为独立的文学样式——传奇体小说，这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鲜卑族作家元稹的短篇文言传奇小说《莺莺传》，在唐代传奇小说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少数民族文言志怪小说作品的产生，晚于唐传奇，金朝鲜卑族作家元好问的《续夷坚志》是其代表，并且是现在能见到的金人唯一的一部志怪作品集，具有填补空缺的作用。清代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是继唐传奇后文言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高峰。受其影响，满族作家和邦额与尹庆兰分别创作了《夜谭随录》和《萤窗异草》，被誉为满族文言志怪小说的“双璧”。

白话小说出现于宋、元时代，它主要由“话本”小说发展而来。宋、元的短篇话本小说和在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章回体的长篇小说，量多质高，蔚为大观，而且这种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形式，后来成为古代长篇小说的唯一形式。元代，维吾尔族作家拉勃胡兹用古代维吾尔文学语言创作了长篇小说《先知传》。此书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色彩，形象生动，文笔优美，深得群众喜爱。

明朝至清朝中期，小说创作由繁荣逐渐步入高潮。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幻想、世情、公案、讽刺、谴责等各类小说，佳作迭出，《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更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藏族作家策仁旺杰写出了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旋努达美》，接着，又产生了罗桑登白坚参的长篇小说《郑宛达瓦》以及一批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和《先知传》一样，这些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起着劝诫喻世的作用。它们均用藏文撰写，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散结合的说唱形式，流布广远。蒙古族出现了用蒙文创作的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台吉》，这是蒙古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具有开创意义。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学家把它划归近代史的范畴。但小说创作却没有立即反映这种变化，从1840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仍然沿袭古代小说的余波，近代小说尚未出现。所以，有论者认为，“近代小说的出现，实际上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即1895—1911年，算是近代小说时期，也就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根据此论，满族作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顾太清的《红楼梦影》，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用蒙文撰写的《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等，皆为章回体的长篇小说，均创作于1895年以前，虽受到新思潮的某些影响，但其思想内容仍“沿袭古代小说的余波”，我们把它放在古代小说的范畴之内，而清末满族作家松友梅的中篇小说《小额》（1907）和满族作家冷佛的长篇小说《春阿氏》（1911），则划归近代小说的范畴之内进行论述。

二、现代小说

“现代文学通常指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三十多年间的文学，广义上又包括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现代’是时间概念，表明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阶段的文学；同时又是文学性质的概念：现代文学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和时代精神，在思想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等多个方面，具备与传统的古典文学迥然不同的特色。”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相对的独立性，但同大于异，放在这样的历史范围内来进行考察，还是符合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发展实际的。

具体地说，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和五四新文学书刊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通过各种途径被译介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哺育了一代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从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土壤中培养出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从20世纪二十年代起，我国就产生了以宣传反帝反封建、倡导民主和科学为思想内容的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开始了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黎明期。三四十年代，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取得长足进步，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1949年，我国各族人民迎来新中国的曙光，少数民族现代文学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一样，同处在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同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有共同的苦难，同时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斗争，有共同的战斗目标和共同的理想，本民族的命运和全国人民的命运已血肉般地凝结在一起。因此，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便自然成为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共同关心和表现的主题。但是，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不同、具体斗争环境的不同、民族风俗的不同，在三四十年代，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又相对地形成了几个“文学区域”，如东北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少数民族文学等，在相同之中又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它们各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呈现出不同的思想艺术特色，而又都涵容在民族民主革命文学主潮之内，与之紧密联系又融会其中。这就构成了我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规律。

自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到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现代小说走过了三十年的道路。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现代小说在思想观念、表现内容和形式技巧上，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小说，也处在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小说创作始于二十年代。以韦杰三为先导，发表了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从圈里跳出来的一个》（1922），接着，老舍、沈从文相继登上文坛，先后发表了《小铃儿》（1923）、《夜渔》（1925）等小说，且一发而不可收。三四十年代，少数民族现代小说逐步走向繁荣，以老舍、沈从文为代表的杰出作家和以《骆驼祥子》、《边城》为代表的优秀作品，为少数民族现代小说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左翼文学运动影响的扩大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小说创作也加快了步伐，出现了像端木蕻良、舒群、李辉英、马加、萧乾、金昌杰、祖农·哈迪尔、李纳、马子华、李寒谷、陆地等一批优秀小说家和《鹭湖的忧郁》《科尔沁旗草原》《没有祖国的孩子》《万宝山》《寒夜火种》《篱下》《梦之谷》《暗夜》《精疲力尽的时候》《煤》《他的子民们》《三月街》《叶红》等一批优秀和较好的作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少数民族作家的现代小说创作，不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它们还以特异的风土民情为人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愉悦。

中国少数民族现代小说对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舍小说对城市市民生活的风俗——文化批判。老舍的《断魂枪》《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北平市民生活，而北平的文化兼具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特点，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般特征。因此，老舍笔下的北平市民风俗——文化的许多特点也具有普遍性，可以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样，对城市平民生活的风俗———文化批判，就成为老舍对三四十年代文学的一个特殊贡献，也可以说是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发扬。二是沈从文以湘西为背景的乡土抒情小说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贡献。沈从文创造了《边城》《长河》等为代表的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在山光水色、风土民情中写出生活中自然、健康、和谐的人性美、人情美，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体式和内涵。老舍的市民小说和沈从文的抒情体乡土小说，不仅是少数民族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三、当代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阶段的开始。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我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同样具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内容。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它的总体方向，与当代社会现实生活的运行同步，与当代各族人民的情思脉搏同感共振，是它的显著特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与我们的国家共同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经验，为探索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规律，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资源。社会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文学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反映。具体到当代文学来说，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不仅对文学的影响巨大，在某个时段甚至对文学的命运、性质和面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产生的正面、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也是在考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时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文学进入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小说创作有了更为广阔的拓展空间，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1949年到1965年的十七年间，小说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描写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成绩比较突出，产生了诸如《在镜泊湖边》（关沫南）、《开不败的花朵》（马加）、《金色的兴安岭》（朋斯克）、《草原之子》（阿·敖德斯尔）、《无名高地有了名》（老舍）、《在茫茫的草原上》（玛拉沁夫）、《草原烽火》（乌兰巴干）、《老虎崖》（李根全）等优秀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它们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描述伟大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曲折坎坷、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斗争历程，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反映农、牧区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所占比重较大，质量也较高。如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花的草原》，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耕云记》，祖农·哈迪尔的《锻炼》，郝斯力汗的《起点》《斯拉木的同年》，柯尤慕·图尔迪的《吾拉孜爷爷》《克孜勒山下》，普飞的《门》，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筒裙》，孙健忠的《五台山传奇》，滕树嵩的《侗家人》，扎拉嘎胡的《春到草原》，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陆地的《美丽的南方》等。这些作品，或者从不同角度反映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斗争；或者反映翻身农民挣脱封建残余势力和旧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或者描绘奴隶奋起砸碎奴隶制枷锁为求翻身解放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或者歌颂新人新事新风尚，展示新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反映儿童题材的小说如胡奇的《五彩路》《绿色的远方》和颜一烟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等，塑造了特定社会环境下众多令人难忘的少年儿童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在少年儿童中产生很大影响。舒群的《这一代人》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最早反映我国工业战线建设和斗争的长篇佳作；扎拉嘎胡的《红路》是十七年中唯一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心路历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老舍的《正红旗下》（未完稿）则是作者唯一一部反映满族社会历史生活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是“一部了解旗人生活的‘小百科全书’”。这三部作品可以说填补了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有关题材的空缺，具有特殊意义，值得重视。

总体看来，这个时期的民族小说创作，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但毕竟还处于初创和发展阶段，许多民族还未出现自己的小说作家。一些作家尚局限于从社会学单一层面上去进行构思与创作，作品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有的人物比较概念化或缺乏典型性。因此，无论从作品数量、质量还是从作家队伍实力来看，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萧条荒芜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大批优秀民族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一些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被诬陷为“黑线”人物、“反动文人”“民族分裂分子”“叛国分子”而受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被迫停笔。社会主义的民族文苑花残树枯，一片荒芜，革命文艺事业受到一场空前浩劫。

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园地，一片丰收景象，作品数量剧增，题材领域扩大，质量明显提高。小说创作成绩尤为突出，屡获全国性最高奖项，影响广泛，充分显示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骄人实绩。

1977—1985年间，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汇入“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知青”等几股文学思潮，笔触伸向社会和民族地区的各个角落和历史文化的纵深，充满了思考、探索和追求。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发展和深化。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他的猎狗巴力斯》、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益希卓玛的《美与丑》、蔡测海的《远处伐木声》、石定的《公路从门前过》、孙健忠的《醉乡》、蓝怀昌的《波努河》、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张承志的《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张长的《空谷兰》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的作品。

新时期民族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反映战争和历史题材的作品有了新的发掘和开拓，尤其是长篇小说，成绩最为突出，如阿·敖德斯尔、斯琴高娃的《骑兵之歌》，寒风的《淮海大战》，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下），马云鹏的《最后一个冬天》，益希单增的《迷茫的大地》，赵大年的《大撤退》，马加的《北国风云录》和《血映关山——神州烽火录》等。这些反映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的作品，不但主题较之以前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深化，也填补了十七年民族小说方面的一些空缺。朱春雨的中篇小说《沙海的绿荫》，较早地把笔触探进军事技术科研领域中人们的情感与心灵世界，对战士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一为人们熟悉的主题作了新的生发，对传统军事题材的小说有了新的突破。

尤其可喜的是，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反映本民族历史命运的中长篇小说。如赵大年的《公主的女儿》，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的岁月》，柯尤慕·图尔迪的《战斗的年代》，祖尔东·萨比尔的《探索》，贾合甫·米尔扎汗的《理想之路》，陆地的《瀑布》，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李乔的《破晓的山野》，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扎拉嘎胡的《嘎达梅林传奇》，方云琴、征鹏的《南国情天》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等。这些作品，艺术地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命运与追求，展现了本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塑造了各具风姿的人物形象。而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则通过对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斗争历程的描写，揭示了他们的崇高品质，从而展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阿来的《尘埃落定》则从一个“傻子”的独特视角，见证了封建土司制度由繁盛走向衰亡的历史过程，充分展示了藏民族的精神与魂魄。

这一时期的小说，还对人道主义和爱情生活进行了探讨。作家们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过去讳莫如深的问题作了真实、具体的描写。如乌热尔图的《琥珀色的篝火》、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和《去拉萨的路上》、白雪林的《蓝幽幽的峡谷》、舒群的《少年chen女》、玛拉沁夫的《爱，在夏夜里燃烧》和佳俊的《驼铃》等，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事态人生、伦理道德、善与恶、美与丑作了深入探讨，展现了各族人民的高尚精神和美好心灵，揭示出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和历史命运。

“四人帮”设置的不准写爱情的戒律被突破了，反映爱情婚恋的小说逐渐多了起来。有的赞颂纯洁、坚贞的爱情，有的抨击封建残余势力和旧的思想意识对美好爱情的摧残，有的探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爱情与伦理道德的关系。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远处，那高高的阿佤山》，景宜的《骑鱼的女人》《谁有美丽的红指甲》，霍达的《红尘》，千华的《没有你的日子》等，就是这方面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出发，注意将爱情与时代风云交织起来，赋予爱情以深广的社会内容。

反映儿童和青少年生活的作品有益西泽仁的《伊姆琼琼》、益希卓玛的《清晨》、柯岩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和颜一烟的《盐丁儿》。《寻找回来的世界》反映工读学校挽救青少年的斗争生活，被誉为中国的“教育诗”；《盐丁儿》为自传体小说，通过作者对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不同生活的回忆，给人们展开了一条曲折、艰难而又闪光的人生道路。这两部作品各具特色，受到社会上不同经历、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反响十分强烈。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与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有关的动物小说，如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郭雪波的《沙狐》沙漠系列小说、叶广芩的《老虎大福》动物系列小说等，它们通过人与自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开始了对人、自然、生存意义的哲学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

新时期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和典型性，是建国以来民族文学中并不多见的。作家们不是把人物性格简单地塞入“正面”或“反面”的框子里，而是将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描绘，把笔触深入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使人物的快乐、苦痛、理想、追求和他们的命运都打上深深的民族的时代的印迹。小说里出现了一系列颇具光彩的具有民族性格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如尼库（《琥珀色的篝火》）、努尔曼老汉（《努尔曼老汉和他的猎狗巴力斯》）、铜佛寺嫂子（《亲戚之间》）、索米娅（《黑骏马》）、毕蓝大神（《甜甜的刺莓》）、拉莫（《破晓的山野》）、铁木尔、斯琴（《茫茫的草原》）、阿勒玛斯·阿斯木（《战斗的年代》）、布拉提（《理想之路》）、德吉桑姆（《幸存的人》）、朴千洙、朴允民（《苦难的年代》）、韦步平（《瀑布》）、贵二（《醉乡》）、韩太太（梁君璧）（《穆斯林的葬礼》）、韦良山（《劫波》）、阿力玛斯（《阿力玛斯之歌》）、嘎达梅林（《嘎达梅林传奇》）、徐秋斋、蓝五、王跑（《黄河东流去》）、“傻子”（《尘埃落定》）等等，这些艺术形象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作家在处理反面人物时也力避简单化和漫画化，许多小说出现了真实而丰满、复杂而有个性的反面人物形象。如贡郭尔（《茫茫的草原》）、仁青晋美（《幸存的人》）、“羊胡三爷”（韦万田）（《劫波》）等，这些人物也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小说家们在艺术形式、创作方法上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以李陀、扎西达娃、张承志、阿来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大胆借鉴和吸收现代外国小说如意识流、象征、魔幻现实主义等技巧因素，与我国传统小说技法融合并加以革新，以求适应表现五光十色、变化万千的当代生活的需要。而更多的作家民族意识被唤醒，自觉地追求小说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他们除借鉴他民族的文学技巧外，主要潜心于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养分，在博采众长中加以融会贯通，以丰富小说的艺术表现力。许多作家重视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如李乔、玛拉沁夫、陆地、张承志、扎西达娃、乌热尔图、阿来等一批新老作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总体看来，新时期小说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不少小说家的创作思想似乎还受到某些束缚，所运用的艺术“路数”还不多，相当一部分小说在艺术手法上还陈陈相因，缺乏新意。

新时期以来，一支创作经验丰富的小说家队伍开始形成。这支队伍由各民族老中青几代人组成。一批民主革命时期就活跃于文坛的老作家，如满族作家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维吾尔作家祖农·哈迪尔，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陆地等重又焕发艺术青春，不时向读者献出新作。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小说家，如蒙古族作家李凖、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扎拉嘎胡、朋斯克，满族作家寒风、李惠文、马云鹏、赵大年、朱春雨，朝鲜族作家李根全、林元春，达斡尔族作家孟和博彦、李陀，维吾尔族作家柯尤慕·图尔迪、祖尔东·沙比尔，哈萨克族作家贾合甫·米尔扎汗，回族作家胡奇，纳西族作家戈阿干，彝族作家普飞、苏晓星，藏族作家降边嘉措、益希单增、班觉，白族作家杨苏、张长，土家族作家孙健忠，壮族作家韦一凡，侗族作家藤树嵩、刘荣敏、袁仁琮、谭良洲，布依族作家罗国凡、罗吉万，苗族作家伍略、石定，瑶族作家莫义明、蓝怀昌，等等。这批已是人到中年的作家，迸发出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他们思想敏锐，有丰厚的生活积累，年富力强，已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同时一大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他们思想解放，勤奋刻苦，如蒙古族作家白雪林、佳峻、郭雪波，满族作家江浩，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回族作家张承志，土族作家鲍义志，东乡族作家舍·尤素夫，藏族作家多杰才旦、益西泽仁、丹珠昂奔、扎西达娃、阿来，景颇族作家岳坚，哈尼族作家艾扎，土家族作家李传锋、蔡测海，黎族作家尤敏，畲族作家雷德和，等等。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是当年的知青，这些文学新秀来自生活的深层，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他们的出现给新时期小说创作带来虎虎生气。

尤其可喜的是，一支开始形成梯队的少数民族女小说家队伍正在成长壮大，如满族的颜一烟、柯岩、边玲玲、叶广芩、赵玫，蒙古族的娜仁高娃，彝族的李纳，藏族的益希卓玛、央珍、梅卓，回族的马瑞芳、霍达，白族的景宜，佤族的董秀英，纳西族的晓梅，壮族的岑献青，朝鲜族的千华、金仁顺，达斡尔族的阿凤，鄂温克族的杜梅，哈萨克族的叶尔克西·库尔班别科娃，土家族的叶梅，等等。她们在许多作品中，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对爱情伦理道德进行了探讨，一方面对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了深入批判，讴歌纯洁坚贞的爱情，另一方面又在困惑、反省、发现和更新的过程中，使爱情伦理小说不断向前发展和深化。

除了这些崭露头角或已有相当成就的新秀外，各民族还有一支数量十分可观的小说创作后备力量。

总之，新时期的民族小说的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辉煌的，但还应看到小说在满足读者日益提高、日益多样的审美要求方面，尚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改革的深化，历史的推进，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读者们期待着作家思想和艺术观念的更新，知识结构的调整，期待着大师的出现和一个时代的里程碑式的气魄恢宏的大作问世。人们相信，随着时代的前进，生活的发展，新人的不断涌现，中国少数民族的小说创作，必将迎来一个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齐裕焜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演进史·绪论》，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六卷“现代文学（上）”，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