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古代、近代小说史

（一）古代小说

在历史上，由于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远地区，交通阻塞，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经济、文化不发达，加之文学的载体——文字的有无，造成少数民族以口头创造传承的民间文学占据优势地位，而以书面文学为载体的作家文学，居于次要地位。在书面文学中，又以诗歌创作占主导地位，而小说创作相对滞后，只是在漫漫文学长河中偶尔闪跳出的几朵耀眼浪花。到了清朝，一些民族的小说之花才相继绽放，逐步走向繁荣。统观少数民族古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大致可分为传奇小说、志怪小说、喻世小说、寓言小说、人情小说和历史（战争）小说几个门类。下面按照小说作品产生的先后和文体发展轨迹，予以归类论述。由于古代少数民族小说数量少，原著不易看到，故对重点作品的内容、情节做了较为具体的描述，以便于了解作品的原貌和意义。

第一章 传奇小说——元稹《莺莺传》

一、《莺莺传》在唐传奇中的地位

“‘传奇’是指一种小说体裁，即中国古代作家（或文人）用文言创作的一种写人叙事的文学作品，相当于近现代的中、短篇小说。”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

小说发展到唐代，除了原有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外，又新产生了传奇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明代胡应麟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也转引了传奇作者“尽幻设语”、“作意好奇”、“有意为小说”之语，并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传统的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主要是“记异”、“记事”，是对传讹中的鬼神或人事的忠实的“记录”，而传奇小说虽源于志怪，离不开搜奇记逸、传写奇事，但它却以人物传记为多，其内容又以言情为主，是作家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突破了史传文学纪实的影响和束缚，主要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经过加工或“虚构”酿制而成。所以，它的出现，使我国小说由笔记体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产生了质的飞跃。

“传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艺术手法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宋代洪迈《唐人小说·序》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鲁迅对此也有全面中肯的概括：传奇“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这样，情节委婉曲折，结构首尾完整，文辞生动华艳，通过对情事的想象、虚构表达一定的思想观念，便构成了传奇小说鲜明的艺术特点。

由盛唐到中唐（763—859），传奇小说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作家多，作品数量多，题材广泛，诸如官场现象、党派纷争、朝野轶事、人情事态、侠客义士、婚姻爱情、精怪传说、生活琐事，等等，无所不包，反映现实生活的面不仅广阔而且深刻；艺术也臻于成熟，形式渐趋完备。其中，反映世俗间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蒋防的《霍小玉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和鲜卑族作家元稹的《莺莺传》则被誉为三大传奇，秀出于林，代表了唐传奇小说的最高水平。由上可见，此类作品以写实为主，很少幻设之笔，颇类史传，善于刻画人物。唐传奇的这种从内容题材、语言文字、情节结构到创作方法的根本变化和发展进步，是与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影响和作用密不可分的，这些在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二、元稹的生平与创作

元稹（779—831），中唐诗人，文学家。字微之，拓跋氏鲜卑族后裔，后魏建国后，改姓元氏。河南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世居京兆万年（西安）。自幼丧父，家境贫寒，随母刻苦自修。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十五岁，明经及第。贞元十八年（802），二十四岁，中进士。历任左拾遗、河南尉、四川监察御史、江陵士曹参军，于穆宗长庆二年（822），四十四岁，拜相。不久罢相，出任同州刺史，移浙东观察使。大和三年（829），五十一岁，为尚书左丞。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任武昌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暴卒于武昌任所。

元稹与白居易友谊深厚，他们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学作品要“为时”“为事”而作，应植根于现实生活土壤，反映人民的疾苦，指责时政弊端，反对粉饰太平和无病呻吟，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著有诗文百卷，集为《元氏长庆集》。元稹以诗著称，传奇仅《莺莺传》一篇，但却在唐传奇中颖脱擢秀，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力。鲁迅说他“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从目前的史料看，在我国少数民族小说史中，《莺莺传》当数最早的一篇。

三、《莺莺传》故事梗概

《莺莺传》原题《传奇》，又名《会真记》，约作于贞元二十年（804），一说贞元十八年（802），是中唐早期作品，写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其大致情节是写：唐德宗贞元年间，张生游于蒲（蒲州，唐郡名，州治在今山西省运城市蒲州镇），寓于蒲东十余里之普救寺。有富室崔家之孀妇郑氏夫人带子女去长安途中亦暂留居寺中，叙及家事，知为张生之远房姨母。此时，蒲地忽遭兵匪变乱，大掠蒲人。幸张生与蒲军之将军有旧谊，请求庇护，方使崔家母女以及所携带之丰厚财物得以保全。郑氏夫人为感谢张生便以恩人兼亲戚之礼宴请张生，并令幼子欢郎与爱女莺莺出拜。张生一见莺莺便心生爱慕，后委其婢女红娘传送书信，几经波折，两人终于私相结合。后张生两次赴长安应试，皆因“文战不胜”，“遂止于京”。其间偶有诗文往来，不久两人的情缘便完全断绝。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但张生仍耽于旧情，“适经所居”，曾以“外兄”名义求见，莺莺“终不为出”，并两次赠诗以绝之。小说对莺莺与张生相见、相悦、相欢、相离、终竟相弃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以及人物心理、情感的变化，作了细腻的、凄婉动人的描述。

四、《莺莺传》人物形象塑造

莺莺是唐人小说中具有独特命运和性格的人物。她首次出现，便以“垂鬟接黛，双脸销红”，“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天然丽质打动了张生。她“常服睟容，不加新饰”，且“凝睇怨绝”，张生“以词导之，不对，终席而罢”。莺莺出身名门望族，自幼深受儒家文化和封建礼教的熏陶，仪态端庄、静雅、娇软，矜持内向，自是闺中淑女。面对“性温茂，美风容”又兼才情富赡的翩翩少年张生，虽已萌生相悦之意，却又极力克制，不轻易暴露内心私密。张生以《春词》二首通意，激起她感情的波澜，遂答以“待月西厢下”之约。然而见面之时，她“则端服严容”，斥责张生以“淫逸之词”妄图“掠乱以求之”；并晓以大义，“特愿以礼相持，毋及于乱！”莺莺的前后两重态度，正是她长期积淀的封建意识在突如其来的爱情袭击下所产生的冲动、犹豫和矛盾的表现。经过内心的情与礼的激烈冲突后，她终于冲破了礼教的防线，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敛衾携枕”至张所，主动投入张生的怀抱，在月光如洗的西厢，共度良宵，“曩时端庄，不复同矣”。然而，她的“终夕无一言”，离去时的“泪光荧荧”，以及“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的不再相会，又反映了在向张生“自献”后她内心的羞惧与迷惑不安。直至她见到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后，才“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幽会于西厢下，尽享爱情之欢娱，成为一个战胜旧礼教的叛逆女性。在“人”的自由心灵上，在真实的人生意义上，显示了爱情压倒封建礼教的力量。

小说情节的大转折，发生在张生两次离蒲去长安赴试之际：对第一次张生入京，莺莺虽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而当张生再次“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时，莺莺“已阴知将诀矣”。于是，她“恭貌怡声”，慢慢对张生说：“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嘘唏，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连。”这种难以遏止的生离如同死别的悲伤之情，使她“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深情、柔弱的外表下，奔涌着激情的潜流，包裹着一个坚强的灵魂。“明年，文战不胜，张生遂止于京。”莺莺在给张生的回信中，冷静地分析了二人相爱、相离、相弃的过程，明知“心迩身遐，拜会无期”，却赠以贴身之物，其中玉环一枚，“玉取其坚润不渝，环取其终始不绝”，“兼致彩丝一”，“因物达情，永以为好耳”；句中的“丝”与“思”谐音，更传达出她细腻的、绝望的感情世界；然而，她自我解脱为“命也如此，知复何言！”明知所托非人，仍对那段出自内心的真挚的爱情十分珍惜、眷恋，丝毫不悔，正是“骨化形销，丹诚不泯”。这是一封情文并茂、迸泪沥血，感人至深的信。它既有对张生的爱恋，又有对被弃绝命运的幽怨；它含有对张生的企望与规劝，又不愿过分贬抑自己的心志；它是对自己悲剧命运的逆来顺受的坦然相承。这种与爱情共生死的决心，表现出了她自然生命意识中纯洁而坚贞的力量。

这场悲剧的结局是一个“委身于人”，一个“亦有所娶”；可谓人离情绝，水天陌路。作品的尾声是，张生适经莺莺所居，“求以外兄见”。而莺莺“终不为出”，仅“潜赋一章”相赠，词曰：“自从清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张生将行，又赋一章以谢绝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既然被你抛弃，现在还能说什么？只是希望你善待新人，不要让她再像自己那样去吞咽人生和爱情的深层悲苦，在感伤的怀念和深情的善良里，保持了她人格的尊严。作家用含蓄蕴藉、简朴灵动的笔触，从人物对爱情的内心体验着力，幽微曲折地层层揭示出一个上层社会出身的叛逆女性，由于出身、教养和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悲剧的特点，描绘出她从矜持、凝重、寡言、内敛，到踟蹰、疑虑、愁怨、凄恻，到勇敢坚定的心路历程，真实、准确、多层次地把握住了一个涉世未深的纯真少女的美好情怀。这也是在中国叙事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青春少女的成功形象。明代著名回族思想家、文学家李贽对元稹刻画的莺莺微妙的心理情状有这样的评价：“尝言吴道子、顾虎头（顾恺之），只画得有形象的。至如相思情状，无形无象，微之画来的的欲真，跃跃欲有。吴道子、顾虎头，又退数十舍矣”。当代一位论者做了这样的归结：“曲终人散，唯有莺莺用她生命的律动所谱写的恋情哀歌，不绝如缕地回响于人类永恒的精神王国，让人们深切地感受着一个东方女性灵魂所蕴含的情操和道德，能够升华到何种优美和纯净的境界。”由此，《莺莺传》不仅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也使它成为千年以来中国最为著名的爱情小说之一。

关于张生的形象，历来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张生初见莺莺，就因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几不自持”，以致“行忘止，食忘饱”，“自是惑之，愿致其情”。莺莺“善属文”，具有诗人情愫，是个多情而又涉世未深的宦门之女。张生以两首《春词》和《会真诗》三十韵便使她倾心相待，两人以诗文赠答沟通了情感的渠道。他们相爱的基础，是张生的翩翩风度、能诗善文和莺莺的貌比倾城、多才多艺，他们才与色相配，可谓“郎才女貌”、“才子佳人”，这在一般人眼里被视作美好的姻缘伴侣，并不是处于低层次的感性欲望。然而，美好的爱情有始无终地走向分离，必然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小说作者却隐而不写，除了手法上有意留下空间供读者品猜外，亦当有难言需讳之处。

当然，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在唐代，门阀制度盛行而严苛，崔、卢、李、郑、王五大姓被视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能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因为借助婚姻关系可以得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切实利益。“婚”与“仕”的关系十分密切，时有“‘仕’必由进士，‘婚’必与高门”之说。一旦失婚配偶，将一生为社会所轻，政治前途也就一并丢弃。莺莺是崔姓之女，其母亦出自郑门，都是无比荣耀的门阀望族。但崔父已故，家道中落，母老弟幼，昔日权势已不复存在，在社会上难以产生影响。而从张两次文战败北看，可见其求仕之心极为热切，是什么力量导致他无情割断与莺莺间的情爱，似亦可从中见出端倪。小说中的张生对莺莺是付出过真情的。他曾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热情、勇敢地追求爱情的实现，然而，他对自己痴心爱恋的人竟然“始乱之，终弃之”，而且是那样的绝情，大发女人之为“尤物”、“妖精”，是“祸水”的恶论为自己作辩，到底原因何在？小说中并未交代，正是这个大空白，引发出后人对男主人公的另有难言的隐情做出种种推断评说，或是在严苛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禁锢下，私奔女子是无权成为正式妻子的；或是张生在对“文战不胜”的原因进行利害思索后，为个人前途计，在情与利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忍情”与莺莺绝交；甚至，如有人所推断的那样，莺莺的真实身份是烟花女子，她被弃的原因盖在于此；等等。这些虽与小说本身无关，即小说中无明显证据可论，但却也留给读者一些品味、遐想的空间。关于私有制时代的婚姻和爱情，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论述：“结婚是一件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莺莺的遭遇也同样地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性。她和张生只是私相约会，并没有家长的认可，也没有牢靠的婚约，悲剧的发生是难免的。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爱情和婚姻并不是一回事，一对才情并茂的青年男女，他（她）纵然可以把整个生命交给爱情，却不能把幸福的婚姻交给自己。从这个角度说，张生由自己亲手扼杀了纯洁的爱情，又何尝不是和莺莺一样，被看作是另一种类型的受害者呢？这种爱情悲剧，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深广的社会悲剧。

五、元稹和张生的关系

关于作者和张生的关系，也众说不一。自宋代起，就有人根据元稹的诗和年谱，推断小说即为作者元稹自述其亲身经历的一段艳史，张生即元稹自己。此说被后世诸多论者（文章）所沿用。不过，把小说中的人事完全理解为作者的真实经历，总嫌牵强。张生、莺莺只是元稹塑造的一种艺术形象。作为文学作品，它既有作者亲身体验的生活素材，也有作者的精心结构和艺术再创造。

当然，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是低下的，往往被视为“玩物”和“祸水”。士大夫对青年男女基于彼此相悦的自由结合，一般只作为一次艳遇而终必斥之为非礼。张生与莺莺的行为，当属越“礼”之列，迟早会使张生陷入不幸。作者在小说结尾处借张生之口，就宣扬了这样一种轻贱女性的观念：“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并说“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称张生的行为是“善补过”而为他辩解、开脱，这便是该小说堕入恶趣之所在了。但是，小说在写张、崔二人相遇、相知、相爱悦时所散发的浓意真情所产生的感染力，却逸出了“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这个宣扬道德操守所设定的主题。正因为作者对莺莺爱情悲剧情感有着独特的体验，才使之用发自内心的、如泣如诉的诗人笔致，抒写了莺莺这位纯真少女痛苦矛盾的真挚感情和高尚灵魂，塑造了莺莺这个独具个性色彩的审美形象。从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对莺莺本人和这段爱情的肯定，也透出张生对被抛弃的初恋情人的深深眷恋和负疚心情，表现了作者对这种超逸、纯洁的理想爱情的发自心底的渴慕。可见，元稹（张生）内心深处并不是一个漠视爱情、漠视生命的无情浪子。而作者在篇末借张生之口所宣扬的陈旧理念，只不过是一块破旧的散发着霉味儿的礼教补丁，是时代风气的一方焦褐的烙印而已，并无损于作品的艺术魅力。

六、《莺莺传》的艺术价值及影响

《莺莺传》被认为是唐以前小说史上第一篇完全不涉及神怪情节、纯粹写人世男女之情的作品，在小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对之评价说：“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

有学者认为，小说的诗化，由来已久，但在唐传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意象的选择，人物形象抒情氛围的营造，“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沈既济《任氏传》）的主观感情的流露，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哲理思考等等，都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这在《莺莺传》中也有出色的表现。元稹是著名诗人，《莺莺传》中穿插着许多情韵兼胜的诗句，这些诗句一般不是作者的叙述语言，而是人物语言，成为作者塑造人物性格的一种重要手段，且全篇文字简练优美，含蓄蕴藉，情韵悠长、哀怨，可谓“文词佳妙”，具有诗的特质；并借鉴六朝小说和讲唱佛经等变文的形式，形成一种诗歌与散文并举，叙事、抒情与议论结合的独特风格。诚如宋代洪迈《唐人小说·序》所赞叹的那样：“小小情事，凄婉欲绝”，记“闺阁事，咸卓有情致”，所以能够深深地扣动着人们的心弦，就在当时，该作品一出，便有作者的好友杨巨源的《崔娘诗》、李绅的《莺莺歌》与之映衬呼应。及至后世，在文坛上更是响者如云。

例如，在小说方面，有宋代话本《莺莺传》（收入罗烨《醉翁谈录》传奇一类），明代冯梦龙拟话本《玉娇鸾百年长恨》（《警世通言》），明人《剪灯新语》等文言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明清之际一系列的才子佳人小说，几乎均以《莺莺传》为滥觞。直至曹雪芹的《红楼梦》，曾多次提到张生与莺莺的故事，在人物关系中也影影绰绰透露出《莺莺传》式才子佳人的色彩。有的论者甚至称它为后来才子佳人小说的始祖。在戏曲方面，有宋官本杂剧《莺莺六幺》，赵德麟《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阕，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初王实甫《西厢记》杂剧。明代周公鲁《翻西厢记》，以及李日华、陆采分别写的《南西厢记》。清代查继祖《续西厢杂剧》，程瑞《西厢印》，碧蕉轩主人《不了缘》，研雪子《翻西厢》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作品，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则成为家喻户晓、经久不朽的经典。直到今天，除了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对之搬演外，有关电影、鼓书、弹词等等，也都是对《莺莺传》的重新解读和对崔、张爱情故事的重新结构。直到二十世纪末，这部著作还被学者们所注目，对作品的写作时间、创作动机、人物原型、艺术成就等问题，仍在展开深入的探讨。这些，都说明了《莺莺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因之，它在中国小说史上享有一定的承启作用和价值。

第二章 志怪小说

第一节 元好问《续夷坚志》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金元间著名诗人。南北朝时期，鲜卑族拓跋氏建立了北魏，因推行汉法而改为元姓。元好问即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后裔。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中进士，后历任镇平、内乡、南阳县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吏部主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蒙古军攻破金都汴京后，随被俘官民北渡黄河，先后被羁管于山东聊城、冠县。金亡后不仕，归乡隐居著述，编成金史籍《壬辰杂编》、金诗总集《中州集》，著有《遗山集》《续夷坚志》等。《金史》有传。元宪宗七年病卒于河北省获鹿寓舍，享年六十八岁。

元好问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文、散曲和笔记小说各个领域，而以诗的成就为最高。《续夷坚志》是他唯一的一部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集。夷坚，是远古时传说中的人物，与大禹、伯益并称，以专门记载传闻的怪异故事而著称。《列子·汤问》中有“夷坚闻而志之”之语。因宋代文学家洪迈（字景庐，1123—1202）曾著有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所以，元好问便以《续夷坚志》为书名。此处的“续”，实际上并不具有续书的性质，只是在体例上摹拟原著，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上却是“另起炉灶，与原著毫不相干”。这是继洪氏之后独立创作的又一部搜奇志怪的力作。该书总为四卷，共二○八篇。

二、作品的思想内容

元好问生活在金亡元兴之际，其兄在战乱中被蒙古军所杀，他携家辗转逃亡，亲身经受了国亡家破之惨痛遭遇。“《续夷坚志》所记之事，上起宋仁宗统治时期（1023—1063），下讫蒙古宪宗蒙哥元年（1251），前后达二百年左右”。其中，多为中原陆沉时金泰和、贞祐年间“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庐演义寓言也”（石岩《续夷坚志·跋》）。但文多志怪，毕竟不能与“纯史料”等量齐观。书中诸如神鬼精灵、灾降变异、因果报应、山川风物、文化古迹、药方相术、诗文逸事、世态人情等等，涉及面既杂且广。所记之事，生活气息浓厚，既有社会现实矛盾的反映，也有自然现象的实录，以及一些学术考证。总体看来，大多寓含着某些人生的道理，具有劝善惩恶色彩，起到了知风俗而见人心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父老哭向天”的动荡、变乱的社会现实，但有些篇幅则因虚幻诡诞而有思想性不强之弊。下面仅就其为后人所称道的篇章作分类评介，以见一斑。

1.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

如卷一的《包女得嫁》，写宋代诤臣包公的孙女为金兵掳至北方，拷打凌逼欲高价卖之为娼，邻里同情其遭遇而无力救助。一女巫竟挺身而出，利用巫师“合法”身份和世人迷信心理，装神附体对主家进行威胁，使包女得嫁良家。全文如下：

世俗传包希文以正直主东岳速报司，山野小民无不知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兵掠一妇还，云是希文孙女，颇有姿色。娼家欲高价买之，妇守死不行。主家利其财，捶楚备至，妇遂病。邻里嗟惜而不能救。里中一女巫私谓人云：“我能脱此妇，令适良人。”即诣主家，闭目吁气，屈伸良久，作神降之态。少之，瞑目咄咤，呼主人出，大骂之。主人具香火，俯伏请罪，问何所触尊神？巫又大骂云：“我速报司也！汝何敢以我孙女为娼？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吾灭汝门矣！”主家百拜谢过，不数日，嫁之。

文章揭露了金兵掳掠贩卖人口的罪行，赞许该女巫的正直和智谋。文章言简意蕴，叙述曲折有致，人物神态毕现，思想性与艺术性、传奇性与现实性，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这类作品还有卷二的《原武阎氏犬》、卷四的《泗州题壁词》《边元恕所记二事》等，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不幸，抒发了作者的兴亡沧桑之感，也为历史、为后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2.赞扬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

如卷一的《戴十妻梁氏》，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文如下：

戴十，不知何许人。乱后居洛阳东南左家庄，以佣为业。癸卯秋八月，一通事牧马豆田中，戴逐之。通事怒，以马策乱捶而死。妻梁氏舁尸诣营中诉之。通事乃贵家奴，主人所倚。因以牛二头，白金一笏就梁赎罪。且说之曰：“汝夫死亦天命。两子皆幼，得钱可以自养。就令杀此人，于死者何益？”梁氏曰：“吾夫无罪而死，岂可言利？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众不可夺，谓梁氏曰：“汝宁欲自杀此人耶？”梁氏曰：“有何不敢！”因取刀，欲自斫之。众惧此妇愤恨通事，不令即死，乃杀之。梁氏掬血饮之，携二子去。

事情发生在元灭金的战乱之后的癸卯（1243）八月，杀人者为蒙古兵营中的通事（即翻译），称其为“贵家奴”，当系仗势欺人为虎作伥的汉人。梁氏丈夫戴十系佃户，被在其豆田中放牧的豪奴无故打死。梁氏陈尸营中，不畏官兵威胁利诱而只求公道：“但得此奴偿死，我母子乞食亦甘分。”最后，梁氏虽不能手刃凶手，亦饮其血而去。梁氏“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刚烈性格，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它正是人民群众对暴戾者不满情绪的强烈反映。从“通事”的狐假虎威、草菅人命的暴行中，不难想见蒙古贵族占领中原后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

又如卷一的《王增寿外力》：“秀容东南双堡王增寿，号外力，善角觝，人莫能敌。泰和末，官括驼，增寿作诡计，钉（去声）驼足令跛，自羊头村背负驼至代州。州守信以为然，增寿复负之而归。”金以武力征服中原，实行了“括田”（即夺田）、“签军”（即抓兵）、“括驼”（即抢牲畜）等一系列暴政，断绝农民的衣食之源，不断激起农民的反抗。王增寿用计将驼足钉跛，背负到代州，骗过州官后，又将驼背回，最后躲过了官府的搜刮。这种闻所未闻的反抗方式，虽然以农民战胜官府作结，但它却给读者留下沉重的思考：王增寿以膂力著称，可以背负巨大的骆驼来回村府，而更多的农民不是王增寿，他们的命运不是只能由官府任意地宰割吗！这是一篇无声的控诉。

3.扬善惩恶以示劝诫

《续夷坚志》中许多作品借谈鬼狐、果报、人事，或曲折或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含有某种社会的或哲理的意蕴，以起到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如卷二的《范元质决牛讼》，全文如下：

范元质令平舆。函头村彭李家，兄弟皆豪于财。彭李三水牯生一犊，数日死，弃水中。邻张氏水牯亦生一犊。李三为牧儿所诱，窃张犊去，令其家水牯乳之。张家挞之，遂告张曰：“李家犊死，投水中，今所乳，君家犊也！君告官我往证之。”张愬之官。元质曰：“此不难。”命汲新水两盆，刺两牛耳尖，血沥水中，二血殊不相入。又捉犊子亦刺之，犊血沥水上，随与张牛血相入而凝。即以犊归张氏。县称神明。元质名天保，磁州人。

范元质采取简便易行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血型“化验”法，对一桩难断的公案做出正确公允的判定，让是非大白于前。文章用简笔勾勒出一个正直、精明的贤吏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类似文章还有卷一的《萧卞异政》《石公阴德》等，人们对清官的称颂，就是对污吏的鞭笞，客观上反映了作者的鲜明立场。

书中还写到狐妖为祟，与人相争的故事。如卷二的《狐锯树》，记大定末年（约1186—1189间）猎户铁李炸狐的故事。全文如下：

阳曲北郑村中社铁李者，以捕狐为业。大定末，一日张网沟北古墓下，系一鸽为饵，身在大树上伺之。二更后，群狐至，作人语云：“铁李、铁李，汝以鸽赚我耶？汝家父子，驴群相似，不肯做庄农，只学杀生。俺内外六亲，都是此贼害却。今日天数到此，好好下树来，不然，锯倒别说话！”即闻有拽锯声，大呼“愭镬煮油，当烹此贼！”火亦随起。铁李惧，不知所为。顾腰唯有大斧，思树倒则乱斫之。须臾天晓，狐乃去。树无锯痕，旁有牛肋数枝而已。铁李知其变幻无实，其夜复往。未二更，狐至，泣骂具有伦。李腰悬火罐，取卷爆潜爇之，掷树下。药火发，猛作大声，群狐乱走。为网所罥，瞑目待毙，不出一语。以斧椎杀之。

这是一篇人兽之间较力斗智的故事，充满荒诞，但寓意颇深。猎户铁李以捕狐为业，群狐惧且恨，伺机报复。待铁李张网系鸽，上树诱捕时，群狐乘夜而至，围树恶语相骂相胁，扬言要锯倒大树，支锅熬油，活烹铁李。铁李初惧后思，识破狐性的狡诈与“变幻无实”，次夜又至。狐果泣骂恫吓如昨。于是，铁李引爆火具，掷之树下，那群黔驴技穷的妖狐只能东西乱窜，尽落网内，被铁李乱斧砍死。文章语言通俗生动，活画出妖狐性格的狡诈与凶狠，同时写出铁李智勇兼备、“勇必降恶”的积极人生态度。

又如卷二的《胡公去狐》中写道：“胡彦高，明昌二年以廉举为即墨令。县廨在古城之隅，为妖狐所据，昼伏夜出，变化狡狯：或为狱卒，纵遣囚系；或为官妓，盗驿传被襥，媚惑男女，有迷乱至死者。邑人无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馀五十年矣！”彦高到任后，经过调查，采取果断措施，针锋相对，以正压邪，将狐尽逐，保住一方平安。即墨父老为彦高刻石，名“胡公去狐碑”。文章通过妖狐作乱之狡、之狂、之肆、之恶，与胡公治狐之良策、之威势、之坚定、之胜利，在尖锐的矛盾冲突和鲜明对比映衬中，将胡公的胆识和正气，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战乱时期，社会动荡，沉渣泛起，污吏恶豪等不法歹徒对良民的伤害，实不亚于妖狐而竟过之。以上两篇故事写的是妖狐，实则照出了当时社会上的妖人。试看卷四的《王生冤报》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全文如下：

定襄邱村王胡，以陶瓦为业。明昌辛亥岁歉，与其子王生者，就食山东。一日，有强寇九人，为尉司跟捕急，避死无所，就此家藏匿。以情告云：“我辈金贝不赀，但此身得免，愿与君父子平分之。”王因匿盗窑中，满室坯瓦。尉司兵随过，无所见而去。胡父子心不自安，且利其财，乘夜发火。不移时熏九人死。即携金贝还乡。数年，殖产甚丰，出乡豪之上。泰和中，王生礼五台。将及兴善镇，恍惚中有所见，惊怖堕马，遂为物所凭。扶舁至其家。生口作鬼语，瞋目怒骂云：“尉司追我辈，已得脱，中分货财，足以致富；便发恶心，都将我辈烧死！寻之数年，乃今见汝，偿命即休！”时或持刃，逢人乱斫。其家无奈，召道士何吉卿驱逐之。何至，作法，鬼复凭语辨诉。何知冤对非法箓可制，教以作黄箓超度，或可解脱。胡陈状斋坛，吐露实情，人始知其致富之由。大建一祠，日夕祈祷。生未几竟死。

呲窳叟云：“子思子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洪景庐《夷坚志》多政、宣事；元好问《续志》多泰和、贞祐事。其视平世有间耳。”金章宗泰和、贞祐年间，正是中原陆沉、灾变频仍之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奇事怪象层出不穷。所谓“妖孽”，当泛指那些趁乱世兴风作浪的恶人、恶势力。元好问作《续夷坚志》正是他饱经忧患的晚年，对世事的沧桑，人生的真谛，王朝的兴废，命运的无常，有了更为深刻清醒的认识，作者正是借助狐鬼妖孽等制造怪事乱象来暴露现实的黑暗，以抒发胸中的愤懑与不平！

再如卷一的《玉食之祸》《王确为兄所挞》、卷二的《王叟阴德》，或写奢侈浪费给子孙带来的厄运，或写不仁不孝遭到的惩罚，或写助人于危难获得的善果，等等，则具有“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诚如石岩所言：“吾知起善推广之心，即遗山之心也。”

4.其他

《续夷坚志》涉猎广泛，如卷一的《明月泉》、卷三的《镜辨》《古钱》《永安钱》等，是对古代文物和地名的考辨，卷二的《救熏死》《神人方》《背疽方二》、卷三的《揩牙方》、卷四的《梦灵丸》等，记述的是医药方剂的配制和效用，这两类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和参考价值。卷一的《产龙》、卷三的《三姑庙龙见》、卷四的《广宁山龙斗》以及卷一的《康李梦应》、卷三的《吕内翰遗命》《潼山庄氏》、卷四的《宣靖播越兆》《蚩尤城》等等，其中有的象征统治者之间为皇权争斗的情状，有的是对民间信仰、风土民情的写照，有的使用迷信的观念来解释诸如化石、海市蜃楼等一些自然现象，而更多的则是谶语、征兆，因果报应等乱世怪象，作品多为客观记录，展示了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社会心理现象。其中，有些隐含着某些“劝善戒恶”或“知风俗而见人心”的作用，也有一些是宣扬一种荒诞不经、封建迷信的观念。这类作品的特点是，荒诞之中裹挟着史料珍品，奇情怪事中蕴含着民俗风情，精华与糟粕混杂，当仔细鉴别取舍。

三、艺术特色

《续夷坚志》篇幅短小，内容博杂，文体笔调简净隽永，丰富多样。其主要的艺术特色是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超凡的形象和离奇的情节是构成传奇性的主要因素。《京娘墓》写人鬼之恋，《狐锯树》《胡公去狐》写人与狐的纠葛，而《天赐夫人》等写的却是“人间所不常有”的人和事。小说中的这些艺术形象和生活画面所具有的超凡性和超现实性，又都借助离奇曲折、起伏跌宕的情节得以生动的展现，具有“奇异而又可传示”的特征，使魏晋志怪与唐宋传奇的叙写方式熔于一炉，从而构成元氏小说篇幅短小、曲折无穷的独特创作风貌。

当然，情节的传奇性不能脱离现实性。而是以怪言真，往往以怪事、异事，小事、细事而言国家社会大事，《戴十妻梁氏》《包女得嫁》直接写现实生活，即使是对狐鬼故事的荒唐离奇的描写，也能从中折射出某些社会现象，蕴含某种哲理，或寄寓着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悲欢忧乐、理想期望。

第二节 和邦额《夜谭随录》

一、作者生平与创作

《夜谭随录》是清代和邦额撰写的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共四卷，计一百四十一篇。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四年（1789）初刊于济南。

和邦额，字闲斋，号霁园主人。满族。镶黄旗人。其生卒年月尚无定论，然据作者于“乾隆辛亥夏六月”所作之《自序》中有“予今年四十有四矣”之句，可推知其生年当在1736年，卒年殆不可确考。和邦额祖父和明，雍正元年（1723）武进士及第。乾隆初年，在陕、甘两省的绿营兵中任职，合家随军迁居陕西宜君县。乾隆十年（1745），和明擢升甘肃凉州镇永昌协副将（从二品），其后又署理陕西固原提督靖远协（乌兰）军务。据载，和明“整军有法，待士有恩，工字能诗，雅号儒将”。这对和邦额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乾隆十五年，和明再升闽、浙汀州镇总兵（正二品）。乾隆十七年，和明卒于任上，和邦额随父扶榇回京。回京后不久，和邦额被选入咸安宫（在皇城内）八旗子弟官学读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考中顺天举人。后曾任山西东平（今昔阳）县令和钮祜禄氏副都统。

和邦额的一生，除京师外，足迹遍及陕西、青海、甘肃的朔方以及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知识，磨砺了他的心性，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刻印。除《夜谭随录》外，还撰有《蛾术斋诗稿》和戏剧作品《一江风传奇》等。他是清代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二、作品的思想内容

和邦额在《夜谭随录》“自序”中说：“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尝遇怪，而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榻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这部书就是他平时所记神鬼狐怪故事的结集。他在“自序”中又陈述了自己的写作动机，声明是“非怪不录”、“世人于目所未见，耳所未闻，一旦见之闻之，鲜不知为怪者”，指出世人不但少见多怪，而大多又不穷事理，继而引出“圣人穷尽天地万物之理，人见以为怪者，视之若寻常也”，表明他录怪志怪的目的，是在于拓广见闻，务求事理于人情、怪异之中，并进而阐明一定的哲理。

细读本书，诚如作者所期，初则多见满篇狐鬼妖异，然而细究其理，则大多是以怪异反映现实，描绘人生，针砭时弊。这种初以为荒诞不经，继则恍然其意在言外，进而终有所悟的见怪而睹之如常的过程，亦将带给读者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与快意。该书是一篇篇小故事小作品的集成，每在篇章结束之后，作者便远效司马迁《史记》之“太史公曰”，近学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的写作手法，都有一段“兰岩曰”的评说，其中多点睛之语，亦颇可发人深思。现将该书的内容与艺术特点归述于后。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邪恶势力

康熙年间，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乱兵乘机掠卖妇女，获取暴利。卷一中的《米芗老》就尖锐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康熙间，总兵（实为提督——引者）王辅臣叛乱，所过掳掠，得妇女，不问其年之老少，貌之妍丑，悉贮布囊中；四金一囊，听人收买。”三原县村民米芗老“年二十未娶，独以银五两诣营，以一两贿主者，冀获佳丽”，不料买回去的却是一个“满脸瘢耆，年近七旬”的“老妪”。而另一被卖的葛氏女年仅十七，“秋波凝泪，态如雨浸桃花”，她向老妪哭诉：“父母兄弟，皆被贼杀。奴独被掳，逼欲淫污，奴哭骂，群贼怒”，于是四两银子便将她卖给六十七岁的白发老翁。身遭离乱的老妪，此时却极为镇静，既出于自救，也是珍惜痛不欲生的葛氏女子的青春生命，巧妙地采用“李代桃僵”的方式，经过力斗和说理，启开了白发翁的自知之明，最后，葛氏女随米芗老去，翁载老妪归。故事以浓郁的悲情始，结尾处亮出淡淡的喜气，给底层群众以一线生机。对比鲜明，笔法简练，以喜写悲，更见悲之深重。此外，作者也着意抒写底层百姓在重压苦难中仍然相互体贴关怀，闪现出人性的光辉，较之叛将乱兵之丧尽天良，相去何异霄壤！

《夜谭随录》中这类内容，还有不少篇章，作者从不同角度，通过怪诞的人事鬼异，或直书或曲笔地对社会恶势力，上至皇帝将相，下至缙绅势要、担夫走卒，只要所行不义、所为不法，都加以抨击，并责之以“兽心人面”“人中妖孽”，对善良率直者示以同情。如《陆水部》《陈守备》《张五》《猫怪》《倩霞》等，就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卷一的《张五》，写某知县“贪财好色，滥杀酷刑”，阴司的鬼卒借助阳世活人以卖豆腐为业的张五之手，将其拘执而死，为民除了一大祸害。故事之后兰岩评曰：“恶贯满盈，天夺其禄……之所以假手于张，非鬼卒不能也，张目击之，以暴其恶耳”。《倩霞》则是揭露王府上至王爷，下至少子、宠妾之淫乱、凶狠和残暴。

卷二的《陈守备》，写四川提督岳钟琪，听说部下陈守备得一古镜，便强索之，“不与，欲坑之”。可见统治者的贪婪霸道。《猫怪三则》的第一则故事，借猫忽作人言，怒斥其家老主人的比比劣迹：“出知二州，愈事贪酷”、“做官二十年，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几”，真“所谓兽心人面”、“人中妖孽”。第二则故事写“护军参领舒某，喜咏歌”，行立坐卧，无不引声高唱，于是，引得“一猫人立月中，既歌且舞”，细听之，唱的竟是“敬德打朝”。故事中说舒某时时咏歌，但所咏内容未置一字，猫仅一唱，却是以下犯上、敢犯龙颜的尉迟敬德大闹朝堂之曲。其中寓意，不言自明。猫能作人言、能咏歌，自是荒诞无稽之至，而作者挥动貌似荒诞之笔，借写怪之名，通过“猫怪”凸显贪官罪恶、朝廷腐败，反而可以无所顾忌、痛快淋漓地大加抨击，作者之心亦良苦矣！

卷三的《陆水部》，尤见作者的胆识。水部主事陆公荣（字生楠），本是清代的一桩文字狱案中的案犯，史书记载，雍正年间，陆生楠“以论前史获罪”。作者以陆为故事的主人公，看似只为写他被流放途中遇狐的一段轶事，并无意涉及文字狱本事。但在故事的头尾处却都暗藏玄机。故事开头处交代陆生楠被贬斥去察哈尔戍边的原因时，只用了四个字“不谨于言”；故事结尾处写陆被处死的原因，而是“性愎而直，口不择言”，也只用了八个字。一桩震惊朝野的文字狱案的主犯，却只是因为性急耿直、口不择言而被处死，作者于看似无意信笔挥写之中，道出了历史的真实与无情！对钦犯陆生楠的遭遇寄以同情，无异于对皇帝亲手炮制的文字狱案进行直面抨击，这在当时民族矛盾一触即发无比尖锐的情况下，尽管作者是满洲贵族后裔，也是需要有胆气的。试看清宗室礼亲王（昭梿）对和邦额小说的斥责：“其中有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已属狂谬。至陆生楠之事，直为悖逆之词，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无所论劾者，亦侥幸之至矣。”昭梿的话，正显示了和邦额这位满族作家所具有的正义感和过人胆识。《陆水部》故事，无论写人述事以及其中所透露出的思想，都熠熠生采，堪为该书中之优秀篇章。

2.写朔方景物与市井生活

（1）记述朔方景物

描画朔方奇景异风的《蜃气》《怪风》《来存》《獭贿》等，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卷一的《蜃气》写平遥商人陶某，贩货去新疆巴里坤，路过西海时巧遇海市蜃楼的情景：“雨初霁，海中笼重雾，山色皆失”，“俄而雾散，隐隐见海中，有两山并峙，中间一抹云气，横如白练。云渐阔，忽现一浮屠顶，金光四射，瞬息高出云表，数之得五级，俄九级。一饷时，得十三级。色如虹，绕塔尽现楼阁，千层万叠，悉如五色玻璃。出没隐现，须臾变化”。“大风忽起，波浪拍天，楼阁浮屠，片片吹如破锦，顷刻都灭”。这种变幻莫测的奇异景象，使初见“蜃气变幻事”的陶某，惊怪不已。作者历历记述，亦如亲见。

卷二《怪风》中所记，则是另一番景象：游击将军塔思哈，因公“以兵三十五骑从”，路经凉州古战场松山大漠之中，“白草黄云一望无际。忽见一山，高约数千仞，色苍紫，中有火星，万点如萤，蔽日而来，有声若千雷万霆。众皆失色，马亦惊嘶。塔惊疑，谓此必山移矣。俄而渐近，不及回避，乃同下马，据地闭目，互相抱持，自分齑粉。顷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滚跌，不由自主，马踣人颠，逾时始定。次第苏醒，彼此惊呼，幸不失一人，但皆脱帽露顶，满面血流，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抉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惊定知痛，超乘即驰，回望高山，已在数十百里之外矣。”所谓“山移”，即一股拔地而起的大旋风，刮得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人物易位，沙石相互撞击摩擦闪出万点火星。文章通过人物突遇狂飙的切身感受，写出了飙风的气势、威力、危害，那种天崩地陷、白昼如晦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虽是他人述说，但在作者笔下却如同亲身经历。篇末处点及戍边将士的艰辛生活：“非宦途不能遭此险者，亦不能及此怪异”。这类怪异，实是大自然的特殊气象。

其他篇章如《獭贿》记“凉州多獭，腌而货之”，“味似南方果子狸，而肥大过之”；《落漈》写澎湖入漈者的奇遇，“船飘入落漈者，其迅如飞，瞬息不知行几千里”；《吕琪》记岭南桂子历经百年，终成仙丹；《段公子》写平阳奢饰豪华的窑洞，等等，这些异乡胜景名物，风情奇趣，往往给人以博闻诧异、耳目一新的审美愉悦。

（2）描绘市井生活

乾隆年间，“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峻，下层旗人官兵和百姓大多苦熬于贫困境地。和邦额在作品中屡屡描绘他们“破壁通邻”、“贫不能活”的情状，抒发了对他们的关切和真挚的同情。

卷一中的《红姑娘》写的是狐狸报恩的故事，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八旗下层官兵的窘迫生活：下级军官赫色，他壮年时曾为骁骑校，从征噶尔丹，年老则在北京内城为守城门的步军校，“一身贫病”交加。他“上城值宿，独坐铺中，思酒不得”，只能靠狐女红姑娘时时周济；他的儿子结婚，“苦无杯盘”，也由红姑娘为他筹措。可见下级军官生活的寒酸。此类作品还有《某马甲》《伊五》《塔校》《永护军》《多前锋》《谭九》等多篇，而《谭九》最具代表性。

卷三的《谭九》，写的是谭九旅途借宿时的一段奇异见闻。京城以种花为业的谭九，出远郊探亲，日暮，寄宿在一老妇家中。呈现在谭九眼前的景象是“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室中空无所有，惟篝灯悬壁”；老妇的儿媳，“年可二十”，正是妙龄少妇，但却“泪睫惨黛，殊少欢容”，身着旗装，衣鞋“敝甚”、“露一肘一腓并两踵焉”。小儿饥寒，在床头“呱呱啼”，老妇“探袖出胡饼一枚，付之，啼始止”。继而，老妇人招待谭九用饭，“妇陈列酒肴，瓦器绝粗，折稊（细树枝——引者）为箸，以盆为壶，而肴皆鱼肉，但冷不中啖”，从老妇口述方知媳妇本是主人巴参领家的婢子，按每年过中元节的惯例，这些酒肴鱼肉都是主人家吃剩赏给下人的。老妇说自己的丈夫叫郝四，已经年老力衰，不能再为主人做重活，只能“佣于野肆中，为人提壶涤器”，并嘱咐谭九“明日过肆，苟见我家老翁，烦为致声，促其急送数缗（一千文钱为一缗——引者）钱来，但言家中吃着都尽矣”。谭九疲极，倒头便睡，老妇人家也无“被襥”提供。一夜凄冷，天明醒来，但见“古冢颓然，半倾于蒿莱枳棘之中而已”。原来谭九夜来所遇的竟然是穷得一无所有的三代“鬼魂”，为报留宿之恩，谭九找到了这三代鬼魂留在世上的亲人郝四，他因“老朽无容身处，故佣工于”酒肆，为人洗涤器皿，还在为活下去苦熬。谭九感叹久之，乃解囊赠以“青蚨（指钱币——引者）五百”，“郝泣谢”。作者借鬼蜮写人世，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乾隆盛世时京郊贫民的悲惨境遇，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八旗子弟破落的图景。这篇作品虽然大量文字是写死去的鬼魂，但究其重点还是在关注活着的苦苦挣扎的穷人身上，试看结尾处“兰岩”的评说，其中有“嗟乎！鬼而贫也，尚有阳世以为不时之需；人而贫也，其将告助于谁氏耶？”反映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

作者游历过西北、东南沿海等地，后又长期居留北京，对各地的风俗习尚、自然景观、世态人情，均有真切了解，所记事物，不仅名目繁多，笔致亦灵隽生动，使读者宛如亲见，感同身受。诚如鲁迅所云，“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

3.赞美青年男女纯洁的爱情

《夜谭随录》中人狐之间的情爱故事，写得多而且美。在作者笔下，狐有天狐、妖狐和情狐之分。所谓天狐，系指道业高深潜居不出的仙狐，如《香云》中的“太君”，不过是位“曲背老妪”，但暴戾跋扈的扈十郎（黑雄狐所化）却“觳觫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听候斥责。妖狐，如《邱生》中化名为美女卫素娟的老狐，这类狐本性淫乱，善施幻术以媚迷人，“采取元精，以恣其欲”，故事中强调“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胜数”。第三类情狐，虽狐而非妖，讲贞节，重情义，忠爱情，感恩图报，《夜谭随录》中动人的爱情故事，多发生在这类狐女身上，如《梁生》《香云》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香云》，其大致内容如下：

零陵乔某，“少孤贫”，“依外舅为操舟”。一日入山伐竹迷路，遇由狐幻化的老媪引领家中，媪有女香云，遂招乔为婿，感情甚笃。后被掌领一山野狐的“主姑小娘子”得知，怒责“香云婢子，何事大胆至此，不告而嫁”，便将乔禁锢，将香云“褫其衣，缚之树上”将严惩；乔私解香云缚将她放走。“主姑小娘子”大怒，“鞭乔数十，血流被踵”，问乔“知过能改乎？”“尚思香云否？”乔回答说“虽死九幽不忘（香云）也”。而“香云走匿山谷中，为扈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从，锢石室，不与饮食”以逼之，香云终不屈服。香云后被天狐“太君”救出，并玉成乔与香云的“夙世缘”，送二人出山。出山后的香云因貌美被某太守公子看中，诱以荣华富贵也毫不动心，只愿做操舟为业的乔生妇。作品将人与狐的情爱隐现在起伏跌宕的情节中，极尽磨难、波折，更衬托出爱情的坚贞与可贵。同时，作者还创造了一个与人类社会同构的野狐“社会”——野狐之外，有掌管一山的狐主，有无恶不作的狐中败类黑雄狐（扈十郎），还有惩恶佑善的天狐——展示出各类狐的性格，使作品内容更趋充实、饱满，引人入胜。

《夜谭随录》不仅写人狐之恋，也写人之恋，如《倩儿》。潮州富人江翁之子江澄，与舅母王氏之女倩儿青梅竹马，萌生恋情。倩儿的婢女在王氏面前拨弄是非，王氏痛责其女不规，江翁亦“挞澄数十”。倩儿羞愤投环而死，“澄旦夕追思，神昏形瘠”，恰值中元节，江澄“得至女墓，抚冢一尽其哀”。作品最后写因得一“行乞僧”以药医救，竟使倩女又得还魂，成全了这对痴男怨女的美好姻缘。该故事对封建礼教酿成的悲剧进行了深刻揭露。尽管故事以传统喜剧方式大团圆结局，但仍给人一种沉重感，作者对江澄、倩儿生死不渝的爱情，充满同情和赞颂。

这类作品尚有《秀姑》《阿穉》《碧碧》《小怜》《王侃》《小惠》《梁生》《藕花》《倩霞》《霍筠》《阿凤》等多篇，塑造出一批各具性格特点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青年男女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桎梏对理想爱情的追求，表现了作者崇尚天然、纯洁、无私、侠义等的审美情趣。

4.讽刺世态炎凉，呼唤美好人性

作者不以金钱权势论贤愚，认为“村翁野老多不失其赤子之心。”对各族人民之间的真挚友情、传统美德进行赞美，对人情冷暖、趋炎附势的世风进行鞭挞。

卷一的《崔秀才》，写奉天一世家子刘公，性豪爽，“倜傥好客，挥霍不吝”，家产富有时“车马辐辏，门庭如市”，达官、贵族、富绅之外，也有一位崔秀才来做“食客”，“崔率十余日一至，至则必有所借贷”，刘“每如其愿”，“如是者二年余”。后刘公“迭遭大故，资产荡尽”、“一贫如洗”，竟至“无以卒岁”的地步。此时，亲朋故旧无一恤问，皆“白眼相向”。他无奈之下，先后求告于“莫逆之交”“宦囊颇丰”的朱知县、“总角之交”的富商城北杨君和自诩为“道义之交”“田园遍畿辅”的南城靳公子，结果这些人不是推说自己“囊无一文”、“无囊可解”，便是假意敷衍说“心与力违，束手无策”，竟无一人肯出半文相助。作者在这里写尽了世态炎凉、人情浇薄之情态，生动地刻画出朱知县、城北杨君、南城靳公子这类嗜钱如命、被铜臭蚀去人性的伪善、丑恶者的嘴脸。刘公在贫困潦倒“束手待毙”之际，崔秀才突然而至，助他摆脱困境，重振家业。刘公亦因这番教训，一改往日的无谓的挥霍，多从经济上去周济贫困无告的乡邻。为感谢崔秀才相助之恩，刘公提出要与崔秀才结为姻亲，此时，崔才吐露真言，说“不可”、“自愧非人，实艾山一老狐也”。辞刘公去，永不复至。作者于故事结束后，借“兰岩曰”写出“富贵则趋附之，贫贱则速避之”，是俗情之常事，并再次发出“人而不如狐也”的疾呼！

卷一中的《梁生》写“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极贫”，处处受人揶揄、凌辱，被人戏呼为“梁无告”，盖讥其穷而无告之意。后在其美丽贤惠的狐妻的帮助下，由贫变富，原来那些鄙薄他的富豪如刘、汪之辈，竟又竞相趋奉，垂涎其妻之美，结果一个个都受到狐女的戏弄惩戒，丑态百出，自取其辱。这篇故事与《崔秀才》可谓异曲而同工，把那些势利小人与仗义疏财、扶困济危的狐作对比描写，鲜明地刻画出嗜钱如命、情薄如纸的冷酷世风。

作者还通过自然界其他有情有义的动物，来反衬人类社会某些人的忘恩负义、手辣心狠。卷二的《来存》专记异地的异兽、奇木，其中写了一个“人同”的故事。西北巴里坤一带，有一种“似猿非猿，似猴非猴”被呼为“人同”（或称“野人”）的动物，能与人相处，做简单的劳动。李某“曾负贩于”该地，与一“人同”相处一年，“每莝豆樵汲等事，唤之悉能任使”，李“治任将归”时，“人同”“啾唧马前，捉衔捩镫，泪下如沈。李亦为之酸鼻。相从十余里”后，“始悲鸣而去”。相处日久，“人同”虽是兽类，但与人也结下难分难舍的情义。又如同卷中的《獭贿》写獭的故事，凉州多獭，且喜腌而食其肉，味甚肥美似南方果子狸。有武生名折兰，“虬髯伟质，食兼数人，而尤喜啖獭”。他从军出塞，在山路上遇獭十数头，折兰下马追逐，计欲获捕。“獭翻身返面，向折长跪，声啾啾可辨，同声曰‘饶命！饶命’！”折兰“大以为异，遂舍去”。于是，奇迹出现，“是夜，露宿于野，闻帐外有簌簌声，出视，见群獭各挟草叶、裹沙枣，置榻畔而去，收之得二斗。折誓不复食獭”。写獭兽有义，尚知报不杀之恩，但人中却有远不如兽者。如卷三的《冯勰》，写商人冯勰在陈某穷困潦倒时，慷慨解囊相助，而陈某在捐得官后，反而丧尽天良地将冯勰害死。卷四的《王侃》中，写王侃兄妹幸得狐女之助，“家赖之已富，子赖之以育，妹赖之以适君子”，可谓恩重如山，当知恩善待了，而王妹得知其为狐女后，竟残忍将其灭绝。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人心之险恶竟至如此。何止“人不如兽”，竟是更恶于兽了。

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在《三官保》《王公子》《周琰》《某太守》等文章中，对知过能改的精神加以赞扬，鼓励一念之善，重新振作起做人的尊严。试看卷三的《三官保》，写旗人三官保，外貌秀如好女子，“皓齿明眸，雪肤华发”，但却暴躁之至，“负气凌人，好勇逞力，往往于喧衢闹市间，与人一言牴牾，或因睚眦小怨，必至狠斗凶殴”“破脑裂肤”，“邻里畏惮，号为‘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后三官保又与绰号叫“城北之市虎”的佟韦驮及城南的张阎王暴戾相投，结成朋党，恃力逞强“愈纵横无所忌惮”，被人称为“土霸”。一次梦中，三官保与威震京师的山东回人余斑龙的鬼魂较力，竟然在余斑龙举手投足之间，三官保便如同风卷落叶般被抛置墙外，“瞠目僵卧”，“右足五指俱折”。经过这一番教训，三官保“幡然而悔，遂折节读书”，暴戾之气顿消，不再做恃力逞强为害乡里之事。“后入籍为羽林军，从征缅甸，阵殁。年甫二十有零”。故事之后有评云：“一跌辄悟，改过如决，若三官保，真勇者也”。又兰岩曰：“苟非保有从善之机，斑龙有灵，亦将奈何？”这些评说都是极中肯的。作者的这篇作品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中改过自新的周处有异曲同工之巧，是谆谆鼓励“有过勿惮改”，改恶从善的杰作。

又如卷四的《某太守》，写某太守为攀附朝中权贵，竟曲意奉迎某大僚的家奴，呼其父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为执鞭捉衔”，奴性十足，为人所不齿。他却自以为寻得升官进阶之道，处之泰然。后遇狐女，与他一席长谈，责他“趋炎附势”，是“蝇之逐臭，蚊之慕膻”，指出“奴颜婢膝”、“以达夤缘之路”，则“官位高而人品低”，“巾帼尚以为耻，须眉反不为愧？”这些话切中时弊，击中要害，使太守如大梦初醒，“惭汗如雨”，人格复苏，重新唤起做人的信念。

这些文章，反映了作者对人性问题的思考，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精神，具有一种催人从善向上的力量。

三、作品的艺术特色

《夜谭随录》的艺术特色，可概括如下：

1.内容多讲狐鬼妖异的故事，以虚幻的情事，运用超现实的想象，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针砭封建腐朽的邪恶势力，赞颂平民、士子之间的诚挚友谊，讴歌青年男女忠贞不渝的爱情，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爱憎分明的情感力量。

2.大量记录、展示西北特有的自然景观、奇珍异兽、风俗习尚，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愉悦。对京都的市井生活，尤其是下层旗人官兵和普通百姓的生活，作了生动准确的勾勒，留意于市井语言的运用，人物的言谈举止，无不与其身份地位性格相吻合，对满族“京味”小说的发展历史，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3.想象奇特，情节曲折跌宕，文笔亦简亦繁，简繁得当。如《梁生》写梁生得狐女为妻后，惊动了他的同学刺史阔少爷刘某与家资巨万的汪某，二人不信以梁生之贫能娶美妇，便相约登门去羞辱梁某一番。这里有两处笔墨值得注意：一处是“遂各具分金五星，标曰‘贺仪’，华服高车以往”。“金五星”即五星金，“星”作为金钱的重量单位，约介乎“分”与“厘”之间或以下，作者仅以此三字点出，这一点儿“贺仪”，本意是要羞辱梁生，但客观上却自取羞辱，写出刘、汪二人依富恃强、刻薄为人的本性；另一处是写刘、汪二人既见梁妻狐女之后，女“捧爵以进，手指纤纤如削玉，二生颠倒，如提傀儡”，这“如提傀儡”四字，真精妙之极，既把刘、汪二纨绔炫于美色、失魂落魄、丑恶狼狈之相刻画入骨，也以对比映衬手法将狐女之美活脱脱显示出来。可谓简洁之极！

再看《陆水部》故事中，写陆公荣（字生楠）因“不谨于言”被罢黜远戍察哈尔这一段时，足足用了三百多字写驼夫赵某的为人，由表及里，一层层推进：先写赵要陆公赁他两匹骆驼，一乘人，一驮物；继而又要陆公付三匹骆驼的价，因他要一路伺候陆公；出发时，他又用一匹马取代一匹驼，说骑马上下方便，实则因驼价四倍于马。这只是初露赵某贪小便宜的端倪。一天之后，赵便以又放牧、又炊事太忙，要陆公放牧；又几天后，他推有病，要陆公既炊且牧，自己坐享，且挑肥拣瘦，把残羹冷炙推给陆公。这已透出赵某得寸进尺、欺软怕硬的狡诈与不善。最后竟发展到因“食无肉”而骂陆公，且辱及陆公的父母，以至陆公忍无可忍，“正色曰：‘吾纵不才，曾忝朝籍，况年倍汝，奈何至是’！”责备得可谓有理有据，谁知赵更为变本加厉地大骂：“吡！罢职即民耳。老去死来，蝼蚁引领入矣，尚以此傲我乎”？至此，彻底揭示出赵某势利小人的恶毒本性。作者不惜笔墨成功地刻画出一个市井无赖、落井下石的刁民形象，十分生动，使读者如见人闻声。

总之，作者以白描见长，在作者笔下，不论是狐、是妖、是怪、是真人，书生、县令、恶吏，皆栩栩如生，别有情致，尤其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或泼辣野性，或文静典雅，或聪慧、或质朴、或刁钻，都写得有血有肉，呼之即出。

4.作者博采众长，不拘一格，既有鲜明的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的特点，也有某些通俗小说的韵味，体现了清代小说的综合性的艺术特色，在文言短篇小说史上继《聊斋志异》之后，具有承前启后的创新意义。

第三节 尹庆兰《萤窗异草》

一、作家生平与创作

《萤窗异草》为清代文言志怪小说集。作者庆兰（1735—1788？）章佳氏，字似村，自号殿试秀才，化名为长白浩歌子。辽东人。满族。《八旗艺文编目》收藏此书，在《萤窗异草》题下注云：“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村，庠生，尹文端公子。”尹文端公即尹继善（1695—1771），长白（辽东）满洲镶黄旗人，姓章佳氏。雍正进士，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雍正、乾隆间重臣，卒谥文端。庆兰是文端公的第六子。祖父尹泰，为清代大学士，兄弟也皆为朝中显宦。庆兰自幼聪颖，酷爱读书，在取得“殿试秀才”之名后，一生未仕，跟随父兄转任大江南北帮办家务，得以遍游国内各地，眼界十分开阔。父兄过世后，过着家居生活，终老林下。据其父生活的年代推知，庆兰大约活动在乾隆年间，因之鲁迅有此书“似乾隆中作”之说。庆兰能文工诗，与当时江南著名文学家随园老人袁枚、词曲独步的江右名士蒋士铨以及京城的明义等满族作家群友谊深厚。今研究者多认为长白浩歌子即是庆兰的化名。除文言小说集《萤窗异草》外，庆兰尚有诗集《小有山房诗抄》《绚春园诗抄》等，并素有画名。

《萤窗异草》共分三编，编前均有序言，每编四卷，共十二卷，收小说一百三十八篇。该书脱稿于乾隆年间，但一直是以手抄卷流传，至清光绪年间才由上海申报馆铅印发行。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以申报馆为底本点校出版。

二、作品的思想内容

《萤窗异草》通过记叙明末清初的异闻奇事以及口耳相传的神妖狐怪，揭露社会黑暗，歌颂真挚爱情，描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中下层市民生活状况，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1.针砭时政，揭露社会阴暗面

《钟鼐》中写道：明朝云南闹饥荒，“岁饥则盗起，滇南六诏以次称兵，居民遂不能安枕。”当时严嵩父子擅权，重用小人，陷害异己，以权当道；《玉镜夫人》写五湖之长、河溪之神以及南海小龙王等，均是嗜赌好淫之徒，或因赌“失其身弃其位”，或因淫乱兴波作浪，“淹毙无辜数命”，危害一方；《虢国夫人》提到唐玄宗时杨国忠及其姊妹的以色乱国；《斗蟋蟀》涉及宋平章（按：参知政事，宰相职）贾似道的玩物乱政，等等。这些作品，均有影射当时朝中权贵、地方要员，借古喻今，针砭时政的积极意义。

有些作品，如《黄灏》，写太学生黄灏逢迎邑宰，一味投其所好，多方罗致美女奉献，结果遭到狐女的移形惩治，先后陪伴邑宰的竟是黄的爱妾、堂妹和一只“狞毛巨犬”，邑宰最后被巨犬扑伤。狐女留诗一首，其中有“以色悦长官，应得风流秽；居位思邪行，当遭韩卢（按：春秋战国时古韩国良犬名）吠”之句，不啻当头棒喝！《子都》写河南某邑宰，因好男色而贻误公事，上官屡戒，竟不能夺其所好。这两篇作品，客观上起到了讽刺谄佞无耻之徒和贪淫好色的下层官吏的作用，揭示出官场风气的败坏。

有些作品，如《假鬼》，写社会离乱、民不聊生的背景下，一个和“龙钟残疾”的老母相依为命的弱质少女，求助无门不得不扮成“恶鬼”，“被发吐舌”、“啾啾长啸”，恐吓过往商旅，目的是“缀拾遗物”，维系母女生命。《银筝》写一少女，怕遭流兵污辱，只好毁容装疯，“先以炭漆其身，继以垢泥，重以溲便”，“竟体污秽”，人称“秽物”，方赖以苟活于乱世。可见动乱时期下层百姓人生之艰辛。两篇作品的结局虽是“鬼女”“疯女”都找到了本应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和伴侣，唤醒自我人格意识，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但装鬼装疯背后，含有多少血泪，多少人生悲剧啊！它们的确是社会黑暗的无情写照。

以上作品，从几个不同层面，记叙了社会上层腐化淫佚，底层百姓尤其是妇女所经历的屈辱和磨难，活画出封建末期病入膏肓的畸形世态，令读者看到了社会人生的某一个侧面。

2.描写爱情生活

《萤窗异草》中所记鬼狐神怪故事，多以爱情婚姻题材为主，描写爱情生活的作品，占了较大比例，表现为人之恋、人狐恋、人鬼恋、人仙恋等多种内容，且各具特点，大都写得个性鲜明、美丽动人，反映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合理愿望和获得美满爱情的艰辛历程。这类作品继承了《聊斋志异》传统，以诗笔写情事，其“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梅鹤山人《萤窗异草·序》），极富《聊斋》韵致。

（1）人之恋

人和人相恋的故事，在《萤窗异草》中所占篇幅不多，却写得文辞清丽，凄婉动人。《拾翠》是写落拓文人和富家小姐以文生情的故事。汤汝亨工于词、善诗赋，独不能文，屡试不中，年届三旬仍孑然一身。“落拓之后，其词愈工”，受到市井和仕女的喜爱，时有“柳七”之美誉。丹徒巨富孙某有女貌绝伦，尤嗜汤词，“凡有所吟，悉和汤韵”，以至思慕成疾。汤某读到孙女誉己、和己的词作，“乃拍案狂呼曰：‘女钟期顾在此耶？’”亦为之倾倒。但门户悬殊，一为巨室小姐，一为落拓寒士，虽然孙女不顾上流社会的偏见和门第悬殊，宁愿“舍甘就苦”，只求心灵的契合。但其父母却将女儿许配豪门。终赖侍女拾翠的机智斡旋，舍身冒险为之撮合，才成就了孙女与汤生的良缘。

《仙涛》中的仙涛，为广陵贫家女，聪颖殊丽，宁可“以白练自戕”，也不愿入富室为妾做“画屏”中人。一猛虎为报前世之恩，助她脱出火坑，使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秦吉了》写男女相恋受恶势力阻挠，得到小鸟秦吉了舍命相助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十分感人。

中国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虽无明确的条文规定，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等，都是约定俗成的条件。这对青年男女无疑是枷锁禁锢。要想自择婚配获得理想的爱情，就要对这些禁锢进行直面的挑战。以上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主观上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叛精神和人格意识的觉醒，敢于冲破“门当户对”、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封建藩篱，追求与自己心灵默契、情感相投的情侣，他们也借助“媒人”从中作和，如《拾翠》中小姐的贴身侍女拾翠，《仙涛》中的老虎，《秦吉了》中的小鸟，这些“媒人”，他们与男女主人公心气相通，凝聚成一股合力，去冲决封建婚姻制度的罗网，最终取得自择婚配的自由。其中冲破重重阻挠，解决一个个矛盾，经历诸多曲折、磨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等等，构成了作品中的曲折动人的情节，凄恻哀婉，形象鲜明，有着较为深刻的反封建思想意义和浪漫精神，极具艺术魅力。

（2）人狐之恋

在描写爱情的作品中，人狐之恋占有较大比重，内蕴丰富，情趣各异。《青眉》《宜织》《绿绮》《镜儿》《桃叶仙》《弱翠》《住住》《银针》等皆是。

《青眉》写狐女青眉和皮匠竺十八的爱情生活和所经受的磨难。皮匠竺十八，年仅十六岁，“貌姣好如女子”；青眉与竺同岁，“色尤姝丽，见者疑为画图”。“两人欢爱，生死弗渝”。但竺十八却因年轻不谙世故，屡被市井无赖所诱，变得游手好闲，沉溺赌博，最后竟堕入坏人所设圈套，将青眉输给富家子为妾。狐女青眉机智而清醒，她对竺的错误不是简单的训斥，而是耐心地一次一次让他从亲身经历中汲取教训，对富家子的阴谋诡计，青眉早就洞若观火，但她并不急于戳穿，而是先“嫁”后“死”，再让幻化的替身身藏血书留示官府，使富家子受到法律严惩。竺十八也在磨炼中去掉恶习，恢复勤劳本性。这样，两人经过种种磨难建立的爱情，就更显珍贵、恒久。青眉的形象被刻画得十分鲜明，她美丽、勤劳、机敏、贤惠，而且富有经商头脑和才能；她敢作敢为，任劳任怨，通过自食其力、艰苦经营，帮助穷苦的皮匠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城市劳动者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观念，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宜织》写柳家宝与狐女宜织相知相爱，而宝之父母却为宝另聘陆家女儿。柳家宝为争取幸福婚姻，便以“孝心”为武器与父母及陆家智斗，成功地运用连环妙计，既不荒唐悖理，凸显了“孝心”，又达到了实现美满婚姻的目的。作品写得扑朔迷离，委曲有致，表现了人物纯洁、爽朗的性格和为追求爱情无所顾忌的坚定态度。应该指出的是篇末的几行文字。由于“宝所贿卜者稍稍漏言”泄露了实情，宝的“孝”实为托辞，“宝之名遂以稍减，竟困于青衿，不克腾达，咸谓为弃妻所致”。可见，封建婚姻对青年男女爱情禁锢的严酷程度，争得自主婚姻之难、之可贵！

《绿绮》是写李生父子与二狐女间生死相恋的故事。作品表层写李生“不以嗣续为念，而唯佳丽是求”的婚姻观，终得狐女绿绮而如愿。深层却写“新姨（狐女）”与李父之间伴读十年，“两情眷眷”，但不及于乱。因为她自尊自爱，不愿破坏别人家庭和夫妻关系，直到李父死后，才在阴府结为生死相依的伉俪。表里映衬，相得益彰。

《弱翠》写狐女弱翠不仅貌美动人，才情亦超群拔萃。固安的王立猷，浮躁、狂傲，自恃有才，但却屡试不中，“居恒辄郁郁不乐”。狐女弱翠适时出现，对其文章嘲笑、戏弄以除其狂傲之气，又耐心开导，促成他潜心苦读，两人遂结成文字莫逆，昵称弱翠为“扫眉才子”。王生最后也考取了功名。这篇作品一扫男尊女卑的封建积习，为“头发长，见识短”的女子吐气扬眉，指出妇女的才能并不逊于男子。

《桃叶仙》《镜儿》是两篇值得重视的作品。以往在写人与狐鬼情恋的小说中，道士与和尚多是以降妖捉怪的面目出现，充当干预、破坏的角色，使男女双方化为离魂怨鬼，遗恨人间。而在《桃叶仙》和《镜儿》两篇作品中，道士与高僧则“甚谙人情”，有“恻隐仁恕之心”，成为男女双方爱情的支持者和促成者，以“成此一段奇缘”。小说从传统的观念和套路中翻出了新意。足见作者对男女自由相恋是持开放和赞许态度的，也体现出作品问世的那个时代里，在婚姻领域反封建传统的民主意识已日趋活跃的现实。

值得注意的是，人狐之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多是情狐。情狐除了有幻化等特殊功能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并没有脱离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倒是她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自择婚配的开放型女性形象，给追求自由婚姻、寻找理想爱情的青年男女以鼓舞和力量，她们所追求的爱情生活，实际上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爱情关系的一种折射，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凝聚和升华。

（3）人鬼之恋

《萤窗异草》中写人鬼之恋的作品不多，其中的《袅烟》《田凤翘》《梁少梅》《桃花女子》等，写得却各有特色。

《袅烟》写的是女鬼袅烟与邓生的一段恋情。这篇小说有两点值得提说：一是具有较深刻的思想意义，一是艺术上有所创新。袅烟是一个自尊自爱、善良柔弱的女孩子，先是受到恶嫂的虐待，熟睡时被卷进席筒抛置荒野，后又被坏人拐卖进妓院，受到鸨母的凌辱，为保住名节和不玷辱先人，便自缢而死，受尽人间的苦难和摧残。她的悲剧命运，在封建社会被压迫的妇女中是有典型意义的。在情节安排上，先是高邮邓生找到了梦中所见袅烟不堪凌辱要去寻死的真实场所，继而告到官府，老鸨招供，为袅烟申了冤，之后袅烟的鬼魂便随邓生归去，日夜相聚，超越了生死。这样，小说将梦境成真、官府断案、人鬼情恋三段情节，连缀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使女鬼报恩之类小说的老套路，得到了更新。

《田凤翘》的故事是写多情女鬼田凤翘，不忍卢孝廉无辜被一群千年猬精所害，仗义将他救出，而自己却与猬精结仇无地存身。她想成为卢妻而随其还家，遭到婉拒。后田凤翘投胎卢家，与孝廉成为兄妹。小说用细腻的笔法刻画了一个心地善良、美丽多情的女鬼形象。她救人于危难，不能做人妻、也要做人妹的钟情特异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桃花女子》写灵鬼桃花女子与郑生的生死之恋。他们互不睹面，只是采用“扶鸾之术”，有事便“悬乩”召之。通过悬毫写在乩盘上的诗句来表达彼此恋情，桃花女子执着认真，竟至“盖生不死，女之笔亦不辍也”。不久，郑生死去，他们终于在冥间结为伉俪。这种新颖奇特的恋爱方式，真可称之为古代的“网恋”，反映出作者超前的幻想才思。

以上作品，也同样写得起伏跌宕、凄恻哀婉，自有其新意和情趣。

（4）人仙之恋

在《萤窗异草》中，还时有一些人仙情恋的作品出现。这类作品，有的在艺术上颇具特色，而作为爱情小说却并不成功，故事中只有神人玉成，并无真情可言。如《金三娘子》《潇湘公主》《玉镜夫人》《柳青卿》等，均属此类。

《金三娘子》写周玉声与金三娘子的姻缘。生“少奉吕仙（吕洞宾——引者）甚虔”。赴京赶考前祷告吕仙，吕仙指示曰：“功名只问三娘子，不待朱衣暗点头。”三娘子是上界仙女，她给周生黄金百斤，并请解、杨二神护送入京。解仙在途中救了“都中巨宦”的溺水公子，并示生以重金资助，公子之父为感谢周生便运用官府特权让生“以北籍登乡荐”。临考时，杨仙又安排周生以重金笼络王孝廉“为生代庖”，使生得以“廷试首列词林”。接着，解、杨二仙又让周生“议婚于巨族”，而巨族之女正是金三娘子之化身。周生既高中榜首，又与金三娘子喜结良缘。故事中写尽了拉关系、走后门、找人捉笔代考种种恶习，而周生的功名、富贵、神仙美眷等等，亦是他虔诚地供奉吕仙所得到的回报。《潇湘公主》中的潇湘公主，为衡山大帝第四女，她与邵生的婚姻，更由其父王、母后一手包办而定，二人只是俯首听命而已。

《玉镜夫人》中的玉镜夫人，本为上帝任命的苕溪女神，为取回玉钩与豪赌者王友直下赌，结果把自己输给王为妻。她对身边女官说：“予以一念之贪，堕落色界，今将从郎去，不得仍莅是方。”《柳青卿》写岳帝司香女柳青卿原来与进士戴敬宸相爱，戴因醉酒而失去了柳青卿为他加在身上的修饰皮囊，在众仙女面前暴露了大腹便便、满脸胡须的丑陋形态，柳青卿便弃戴而去，移情予风流倜傥、仪表堂堂的郭指挥，并大言不惭地对戴说：“自君露形，数见笑于僚辈，以故难坚旧好。”作者让这位司香神女毫无掩饰地道出了心声，成为重外表，无真情，“以貌取人”的世俗人物的典型代表，也是对这种不良现象的无声贬斥。

在写爱情方面，人仙情恋的作品之所以写得最为乏力，原因在于人与仙的结合仅凭宿缘、偶然，或由神仙一手撮合，既然“佳偶由天”，而神仙又法力无边，那就无须追求，也无力反抗，只有顺从。这种“爱情”既无坚实的感情基础，自然也就显得虚浮、苍白，缺乏美感。

3.别具一格的公案小说

《萤窗异草》中有一些类似公案的小说，从一个特殊角度揭示出复杂的人情世态，《折狱》《定州狱》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折狱》写十八岁的县令在老父协助下，侦破人命案件的故事。一天，县令因公出城，遇某大户出丧，便避让道旁观望。一阵风起，撩起年轻孀妇的丧服，内里“别有红裳，且色甚鲜艳”，十分惊疑，便令棺木暂停放于某寺，待检验后方许下葬。其父闻之，喜忧参半。喜者，子能见微思著，眼光敏锐；忧者，“一衣”毕竟微小，且面对巨绅，稍一不慎便会惹火烧身。但这既非一家之私，定要秉公办案。为了探明事情的真相，获得确凿证据，一发破的，父子协力，为民跋履、为国驰驱，展开周密的深查细访，寝食俱废；顶住来自上司和巨绅家族的压力，发出“如不得其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的誓言。终于探清案底，使凶案告破。对县令政绩，官民各有评说。小民认为，“敝邑数年来，颇遭悍吏之虐”，而“邑侯虽甚少，独能体恤小民”，如果离任，“后有来者，恐难克继美政也”，并为之“心戚”，可见贪官污吏之多，百姓灾难之重，清官之可贵难得；而其上司也以治下有此能吏为荣，“将飞章荐扬”。正当官民交口同赞，飞黄腾达有望之时，该县令却“即日以养告归，奉父旋里”。但年纪轻轻，便功成告退，愿做孝子回乡侍奉老父颐养天年，他内心里又藏有多少威压？使人不能不为之感叹，为之沉思！

随园老人认为此篇小说中父“老成持重”，子“年少聪察”，皆可立传。庆兰出身于仕宦之家，对官场内幕，自然知之甚详，身为布衣，他又能从普通百姓角度对官场进行剖视，这样从上下内外多方面看问题，就比较客观公正。这也许就是他能写出此类文字的深层原因吧。该作品情节起伏跌宕，张弛有度，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思辨性。

《定州狱》写一位定州知府缉凶断案的故事。小说以一只女鞋为聚焦点，案件由此生发，又由此归结，一波三折，案中套案，写得集中而紧凑，是比较规范的公案小说。《考勘司》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多公掌管刑法，“断案明敏”，倍受尊重。某年审判一起重案，因处决主犯的同时又处决了一个年仅十二岁的小丫头，罪名是“开门揖盗”，引发各方争议。为此，阴曹地府的“考勘司”将多公请至，专门组织官员对此案进行“考勘”。多公以“户不开，则主不死”为据，“众皆首肯曰：‘是其罪也’。”这篇故事，是写人命关天，“鬼神且为之留心”，对多公虽无贬词，但对那些“喜怒任己、曲直从心”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的官吏们，无疑是一记警钟。小说选材角度新颖，所揭示的问题对今天仍有启示作用。

有些非公案小说，如《袅烟》《潇湘公主》等，却在中间插进一段公案情节，用以揭示人物命运。在《钟鼐》《姜千里》等篇幅较长的小说中，案情所涉及的社会面广阔且复杂，诸如权奸的阴险残暴，官府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动荡，治安的混乱以及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状况，等等，都有一定程度的揭露和反映。由于案情的插入，使矛盾变得尖锐复杂，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突出，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和吸引力。

他如《陆厨》《货郎》等，案情复杂，情节离奇，或淫乱凶杀，或枉杀无辜，虽揭示出现实黑暗之一角，但人物卑琐，情趣低下，其思想艺术价值，便等而下之了。

4.其他小说

《萤窗异草》中有些小说，如《瓢下贼》《落花岛》《翠衣国》《花异》《天宝遗迹》等，虽无以归类，却写得各具文采。

《瓢下贼》写一个惯贼，趁村夫外出，便潜入其家行窃。被村妇设计反锁于室内。窃贼狡诈无比，待邻里持械赶来，但见屋内除一只水瓢在瓮上摇动外，一切正常，反怪村妇戏弄他们，悻悻而去。村妇先是为自己的机智擒贼“意颇自矜”，后又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结果是贼从瓮中瓢下钻出，将村妇杀死，财物被席卷一空。作品文字简短，情节却委曲盘旋，变幻莫测，类似寓言小说，富有哲理意蕴。

《落花岛》写申翊出海经商死于船上，灵魂登上落花岛所经历的情景。小说极写岛上花与人的关系及对人的灵魂的净化。文笔流畅，想象奇特，意境幽美，读之令人心旷神怡，得到一次美的愉悦。《花异》写王仲宏花园中的异事。王爱花成癖，园中种植各种珍稀名花数百株。自春至秋，烂漫无比，浓淡相间，灿若云锦。一天，红白二花化作妙龄少女，披挂戎装，在月光下，列队对垒，操演阵势。“一树赤帜，旆旌亦无杂色，望之如火；一建素幢，衣甲皆类霜雪，瞻之如荼”。“两军皆束绿裳，修眉媚脸，色艳肌香，实届闺中丽质”。两军统帅挥动令旗，士卒“皆挺白刃，与月争辉，喧呼酣斗”。场面壮观，如火如荼。随园老人评说道：花都能读懂排兵布阵的文章，“左盲丘明将香艳千古矣！”文章情节跌宕奇幻，叙事状物生动细腻，文笔优美流畅，几可与《聊斋》比肩。庆兰文章想象的瑰丽多彩，凭此也可见一斑。

《翠衣国》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蒋十三养了一只鹦鹉。一天，他听到一只鸲鹆（八哥）与鹦鹉对话，呼鹦鹉为“能言公”，询问他的来历。能言公鸣说自己本是航海商人，不幸死于岛上，游魂入翠衣国，他被招为驸马，获赠一身翠衣，穿上“遂能飞举”。后欲归视故乡，途中为人所获，“羁于兹不能返。每思主爱，如割寸心”。遂低吟一绝：“双飞何日向晴皋，每为卿卿惜羽毛。最是舌尖消瘦尽，绕笼犹自语叨叨”，请鸲鹆为他捎去。蒋十三“闻其语甚为惨然，乃起辟其笼而纵之”。后蒋病危，翠衣国将其魂魄请去，为之延寿，赠以厚礼，以报重恩。故事之后，外史氏有恳切的评说，认为此文之异，“异在间关对话，俨有乡人话旧、知己谈心之状。而吟诗一段，尤为惨动心脾。宜乎，蒋子不忍闻而纵之归也”。所以有识之士认为，不宜捉鸟入笼以为娱悦，因笼中鸟的鸣唱，其言是“凄楚”的。“语虽迂而实切于理”，“恻隐君子所宜深戒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