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二十多年来，不止十次，被问到“荒田”这名字哪里来的。提问的有记者、报社编辑、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授和学生。我的回答是：自己起的，灵感来自我村庄的土名。他们问：有没有特别的寓意？我漫应之：没有，只是觉得好玩。他们不满意，追问：总得有个来由吧？我只好故作高深，说：它就是我一生命运的写照。

是的，我的人生以“荒”为标记。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一岁，属“老三届”中资格最老的一级。移民海外前，新中国历史的每一页都与我息息相关。1966年，我高中毕业，因“文革”开始，高考被取消。接下来是上山下乡当知青。1980年移民美国后，苦于知青时代自学的那点英语远远不够用，曾报考旧金山市立大学的英语专业。参加甄别试那天，因车子出毛病而迟到，考场进不去。对着关闭的大门，抱头哀叹：这一生注定无法接受高等教育。求学上的“荒”之外，还有写作上的“荒”。我十六岁起立志当作家，但直到六十二岁退休之前，写作都是业余，精力和时间的大半用于谋生。也许，这块“田”，土质是可以的，然而只长野草。唯一的安慰，恐怕是“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以芜杂的文学作品逆袭已成定局的荒芜。

可是，生命仅仅止于教人扼腕的“荒”吗？想起托尔斯泰的故事。他年轻时想当外交官，为此进入喀山大学念东方语言系，因成绩不理想，次年转读法律系，成绩依然不好，只好退学回到故乡。他的庄园，有一大片地因太远而撂荒，他求学不成后，原本打算锄草再种上庄稼，但转念一想，既然已荒芜，为何强迫改变，且看它如何荒下去。几年以后，荒地按照自己的逻辑，长满了灌木。他让它自由生长。十年过去，荒地变为茂密的森林，林子里有鸟兽和多种多样的奇异植物，不但成为他写作之余的休憩地，还变为狩猎的好去处。不朽的文豪，放弃了庄稼，无意中收获了森林。与其说靠他的智慧，不如说是时间所造就。

据此，考察一个写作者一生所成的气候，才气、蕴藏、阅历、运遇，这些内外因素固然重要，但和时间相比，后者才是决定性的。一般而言，毕生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动笔的时间越长，所能抵达的高度越高，所能进入的境界越大。不是没有反证，如僵化、退步，被疾病或名利场吞噬，但是，更多的例子指向“大器晚成”——愈晚愈成。

且拿“五四”以来具代表性的两位作家做简单比较。王鼎钧先生今年九十三岁，依然笔耕不懈，火候不逊壮年。他在最新作《模糊童年》中写道：“我知道支配欲可以升华为创造，虚荣心可以升华为审美，成就感可以升华为谦卑感谢。”这“知道”是由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成长到老年才完成的。1936年因病去世的鲁迅，才活了五十五岁，假设他活到老年，火气会不会降下来，思想会不会走出偏激，对因各种缘故与偏见而树立的许多敌人，会不会依然是“一个都不宽恕”？我不敢确定，但时间赋予极大的转变空间是肯定的。

扯远了，且回到我的“荒田”。我自知无论先天的资质还是后天的积累，都在“中人”之下，唯一能使自己长进的，就是时间——如果晚年较少大病和不可测事故，那么，长满野草和灌木的荒芜之地变为稍为像样的树林，可能性较大。但须置入前提——不放弃，管他江郎才尽，管他“卑之无甚高论”，管他“老而不死是为贼”，一辈子做一桩事，靠死缠烂打得分。成败得失都留在文字上，让后人评说。即使到最后也没登堂入室，有人说一句“这老家伙尽力了”，也足慰平生。

最后，交代书名。“三十六陂烟水”出自王安石名作《题西太一宫壁二首》中的第一首。这被古人誉为“绝代销魂”的不朽之篇，连苏东坡也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三十六陂”原是江苏扬州的地名，古代诗文中常用来指湖泊多，我借这一意象，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的十八年，分别称作“后青年之陂”“前中年之陂”“后中年及晚年之陂”。王安石诗中的“烟水”，有另一版本——“春水”。我宁取前者，因为我的三十六载，和“春”越来越远，而“烟水”里的“烟”,于我的人生，具缥缈、混合的意义。我移民美国已三十八年，虽越过了“三十六陂”，仍借来纪念卑微人生的拐点，因为太喜欢它的缘故。

刘荒田

2018年深秋于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