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楼头

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核桃溪的“溪”

搬进女儿一家所居住的“核桃溪”好几个月了，起初以为它虚有其名，一如岭南千年古镇佛山市，既无“佛”也缺“山”。后来才知道，这个位于旧金山海湾东部，人口六万五千的小镇，确有溪名“核桃”，因溪畔遍种核桃树之故。虽然心向往之，但因住在山麓，出门不多，一直无缘得见。

今天也无意当“乐水”的“智者”，出门购物而已。在停车场停好车，路过一家宠物食品店，门外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领养猫咪。今天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告示下方有一说明：“本店长期举办此项活动，捐出猫咪，无任欢迎，请于每周星期一、三、五送来。”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商店真是亲切到家了。

走进名叫“Trader Joe's”的超市之前，门前一丈开外一个透明塑料圆筒引起我的好奇心，它里头盛着许多白色的消毒纸，下方放着垃圾桶。什么用途呢？我的疑问马上得到解答——一对夫妇从购物车放置处取出一辆，从筒下抽出一张消毒纸，仔细擦拭横杠。超市知道顾客担心被许多手握过的购物车横杠带有病毒，尤其是流感高发的季节，于是，不但顾客，即将坐进购物车里的孩子也给照顾到。在店内的货架之间转悠，又发现，这里供应免费咖啡。我一边选购蔬菜和肉类，一边喝了三杯容器特小的咖啡。走出店门时，“家”的感觉充盈心间。“核桃溪”就是在停车场旁边无意发现的。之所以肯定它即久已向往的那一道，是因为溪岸立着40英寸高的铁丝网。而铁丝网，是登载在核桃溪镇政府的官网上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伫立于铁丝网旁俯视，脑海里忽然冒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明明知道时地两不相宜，怪不得爱走极端的鲁迅夫子声称“不读中国书”。我无法逾越铁丝网，所以不可能“缘溪行”，更不可能“穷其林”，只好按官网的介绍，把远处层层叠叠的绿拟为核桃林。

阔三四米的溪水，在明朗的阳光下闪烁。加州遭遇千年大旱，幸亏昨天下了几场小雨，黄昏还夹带冰雹，使它免于断流。我的惊喜莫可名状！在美国去过许多大小城市，偶尔看到河，波士顿有牛津，纽约有哈德逊，内华达有科罗拉多。但极尽婀娜之态，从城里穿过的溪，仅眼前这一道。当然，期望不宜过高，枝条纷披的柳、小篷船、披蓑衣的渔翁、叼鱼的鹭鸶、鹅卵石，乃至传出阵阵捣衣声的埠头，这些只属于古中国的溪流。

如果溪的上游，就是抛在故土的童年。那么，水呈碧绿。岸上，丛丛蔷薇、野草和万京子。水声潺潺，来自田堰。刚才第一眼看到溪，儿时记忆蓦地醒来——捉鱼！我长在一个面积不到核桃溪十分之一的小镇，镇外是夹着溪水的田野。我和小伙伴在溪上以泥土和草坯筑坝，再以戽斗或水车淘坝内的水。水落石出，鲫鱼的鳍和虾的须露出来，草鱼和塘鲺“狼奔豕突”，我们心花怒放！当然，不是次次都有收获，如半途下大雨，洪水冲塌小坝，选错地方，季节不对，若然，归途上空荡荡的鱼篓是绝不让人揭开的。

这儿可有鱼？哪些鱼？无从知道。大概没有哪个笨蛋，爬过铁丝网，去以“钓”试法。如果你发思古之幽情，想及老杜当年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可否问夏日在后院开烧烤派对的人家，有没有这等豪兴？答案是：不可能，即使溪畔的房子栋栋相连，贴邻也以坚固的栅栏分隔。偶尔的来往，如小孩子生日派对和复活节找彩蛋，须以书面或手机短信预约。当不速之客是不合社交规矩的。好在，树木繁茂，“穿花蛱蝶深深见”不算稀罕。水流混浊是大遗憾，从岸边众多的排水口，可以推想到，是上游的街道排出的雨水，聊胜于无。

蓦地，溪下传来嘎嘎的叫声，是鹅。水湄三只结伙，岸上四只落单。一只发声，众鹅响应，如临大敌，但只是瞎起哄。年少气盛的一只，迈到铁丝网前吆叫。我粗略估算，全溪的鹅，至少数百只。这么说来，设置铁丝网，直接的作用乃是圈养这一备受吾国书圣王羲之喜爱的族类。水里和岸上，水草丰茂，养活这群素食主义者应没有问题。

沿溪岸上方的平地往上游走，前路被横跨溪上的公路桥阻断。站在桥上，感到每一辆汽车经过都引起颤动。拍着清凉的水泥栏杆，俯瞰溪水，溪岸是水泥加石头砌就的斜坡，极少汽水罐、空饭盒、塑料袋、破衣服、废纸，在人口稠密之处，殊为难得。不远处一棵碎叶桉倒在水上，枝丫挂满草屑，还有一张破旧的转椅，可能来自被洪水冲垮的房子。想起镇政府官网有关“核桃溪之友”的报道，一个义工团体，多少年来，一代代地担任这道溪的保姆，铁丝网和坚固的堤岸，就是在他们的促进和参与下建成的。更频繁、更琐碎的，是日常的维护，没有疑问，一年至少有几次，这些全心建设美好家园的核桃溪居民，不论老幼，都下到溪里，捡垃圾，清理堆积物。他们没有中国古典文人临水把酒、唱酬咏叹的雅兴，但致力于把对家园的爱具体化，同时使人生以及环境都净化和诗化。

浊水悠然梳理藻荇。我的思绪随着溪岸的藤萝摆荡。想起黄仲则的“悄立市桥人不识”，想起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些诗句都没有触动深心的块垒。刚才所见，却促使我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关于家园和自我认同。无论是宠物食品店门前的告示、超市门前的消毒纸和里头的咖啡，还是这一道溪，都向我暗示一个问题：我的归属。

不错，我在核桃溪只是暂住者。几个月下来，我除了在超市、餐馆消费，贡献了购物税之外，为它干的好事，无非扫街上的落叶，捡起路上的汽水瓶。那么，我已居住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呢？不能拿公民证和护照来证明我是旧金山人，关键是你怎样待它。

我们一直满足于“此心安处便是家”，这个“日久他乡”演变成的新“家”，原来和乡愁，即对故土的依恋是此消彼长的，何者为熊掌何者为鱼随你界定，唯一要承认的客观事实就是：不但我们引为骄傲，而且彼岸从官方到民间，从老屋的神龛到乡亲的眼神都予以鼓励、奖励的，乃是乡愁。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这一道溪教我惊觉，“心安”仅是第一步，我们要投入，像核桃溪的居民热爱核桃溪一样，热爱我们所归化的土地，倾尽全心和全力，投入它的事务，维护环境，参加各种听证会和投票，以一天天的具体操作，向因为我们不投票不参加各种公民行动而对我们掉以轻心的政客们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曙色

在核桃溪女儿家住下来，作息时间大变。每天夜晚九时多便就寝，为的是和婴儿同步。婴儿四个月大，过去老妻和我两人在客厅睡觉，婴儿床就在我们的沙发床旁边。后来，我把动不动就失眠的老妻赶去卧室，由我独自在客厅陪伴婴儿。

顺理成章地早起。每天四点多，至迟五点，开灯，坐在案头。不远处的婴儿，并不在乎灯光。离我数英尺的是玻璃门，门外夜色如墨。我暂时不能进入苍茫的夜，因为隔着一组密码（为了防盗，临睡前设置警钟，输入密码才能开门，不然，全屋铃声大作）。我好整以暇，喝下第一杯开水，凝视黑夜。在时钟按部就班的敲打下，黑夜松动，它要向黎明交班了。

交班不是政变式的突变，也不是政党轮替一般分明，而是类似蛇蜕皮、蝶破蛹。而且，这仪式是在完全的静默中进行的。和故土的村庄比，核桃溪虽然树木更为丰茂，但具体到黑夜和黎明的接合部，村庄多了生气。迫不及待的公鸡和启明星一起上班，柴扉咿呀开阖，漏出零落的猪狗叫声，不知疲倦的蟋蟀振翅到了尾声，井沿的铁桶哐啷地响。一切就绪，远山上一丸，被霞彩簇拥着，一跃而出，一步抵达早晨。

这里呢，同是从内而外的蜕变，但小有分别。以栏杆为界，栏杆后为以树木为主的立体景观。对付森然而立的黑夜，光明从无形的“漏斗”泄出，先去掉覆盖所有白色的漆黑，使得白栏杆、灰墙壁，以及马蹄莲、绣球花最先呈现轮廓。其次，去掉附着于枝丫的褐色，使得伸向天穹，几乎触到星星的梢头清晰起来。往后，夹杂在婆娑树冠的，藏匿于屋顶烟囱下的，缠绕街旁枫树的落叶的，所有影影绰绰的黑，都被更密的孔眼筛去，光明终于浮现。至于栏杆前平坦的院子，曙色先以微明布下疑阵。木板铺的地面起伏迷离的光斑。光斑蓦地消失，眨眼之间，大片亮色从顶盖边沿，瀑布一般泻下，漫流开来，地上尽是水银。我揉了揉眼。光明已堆满玻璃门，再不打开，怕要挤爆。

我没有把玻璃门打开，因为忘记密码，无法停掉警报系统。只好专注于另外一种黎明。它从婴儿床上升起。我断定，不多一会，美妙的躁动要开始。我扶着围栏俯看，小宝宝伸胳膊，蹬腿，翻身，眼睛依然闭着。她十分享受将醒未醒的瞬间。我等待，一如万物等待日出。她漫不经心地睁开乌溜溜的眼睛，嘴巴张成甜甜的笑，似乎得意地问：“我睡得怎么样？”她上一次喝奶粉，是七个小时之前，本该饥肠辘辘，按惯例会大哭，但她只专心于伸展解除捆绑的手脚。我慌忙到厨房去调奶粉，把奶瓶放进微波炉加热，然后，把她抱起，当起乐趣无限的“奶爷”，这头衔比“奶爸”更高阶。此时，室内涌进喧哗的晨曦。

隔着玻璃门看远处的草地，长尾巴翠鸟是第一批觅食者，麻雀即将加入。松鼠在横过天空的电线上敲击音符。晨光在叶子间跳跃。室内婴儿吸奶瓶的声音，和屋檐下排水管（它专收集屋顶的露水）的滴答声取同样的节奏。哦，至美的黎明！

最小合唱团

以我超过一个甲子的人生阅历，从来没看到年龄这般小的合唱团，从来没看到这般糟糕的表演。然而所有观众都承认，这是最美好、最感人的享受。

12月23日，后天是圣诞节，明天起幼儿园开始放假。女儿紧张起来，因为她的大女儿小C即将登台。我再自豪也不敢给才两岁九个月的小宝贝的“首演”打包票。她还裹着尿布，依然牙牙学语，加上从四个月起就负责照顾她的保姆只说中国话，当妈的也决心训练出一个双语顶呱呱的千金，很少和她说英语，进入幼儿园这个纯英语语境，难以适应。好在学唱歌比学说话容易，而且她勤于排练，睡前躺在婴儿床上，先响遏行云地高唱，每一首开头都咬字准确，唱下去便成南郭先生，咿咿呀呀地胡混，最后是哼哼，慢慢地，声音消失——入睡了。

我开车，老妻和女儿，以及刚满两个月的小A赶往幼儿园。开设在居民区的幼儿园，只有三个供接送用的停车位，今天这个小社区因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停满了车子。冷风呼呼，黄叶铺满游戏场。推开幼儿园的大门，灯光明亮，暖洋洋的。来得太早，人不算多。小C看见我们，笑着扑过来。

这是核桃溪镇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私营幼儿园。内部并不奢华，但一切以幼儿为中心。大厅旁边一排低矮的小小马桶，为了方便老师监督，采用开放型，小孩子的隐私权让位给安全。饮水器、衣物柜、电冰箱，凡是要孩子自己动手的，都位置适当，不必他们踮脚。每人一个衣物柜，自带午餐放进电冰箱。午睡用的小被子也是自带的，写上名字放在固定地方。一切说明都是以图画演示。到处贴着孩子们的作品，从蜡笔画作业到当作奖品的纸星星。

为了迎接客人，幼儿园准备了简单的食物，一盘面包，一盘冷肉，一盘马铃薯块，还有矿泉水。在家里须大人喂的孩子，在这里要自己动手。为了往面包上涂上“美内”酱和芥辣，用力挤压瓶子，小孩子不假手于人，宁肯酱汁洒在桌子上，往嘴里塞面包时涂在脸上。

六点，人一下子挤满了大厅。厅内只有一排小凳子，其他的都要坐地上。以年龄介乎三十岁和四十岁的爸爸妈妈为主体。三两对祖父母靠墙并立，慈爱地看着孙儿女，一点也不因为太老而尴尬。

六时半，合唱队开始召集。孩子有五十位。哥哥姐姐级即年龄在四岁以上的作为台柱，在另外一个房间进行最后的彩排。三岁多的作为主力，却满不在乎，也许都和我家小C一样，近来天天回家后直着嗓子喊，自以为成竹在胸。我们的小C进幼儿园才两个月，又属于最小的，有点怯阵，依偎在妈妈怀里，不愿出场。她妈妈连哄带夸，把她抱起来，从后排穿过满地密密麻麻的观众，小C还是扭扭捏捏。好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既有技巧又有威严，微笑着走近，张开怀抱，小C就乖乖地被抱过去。

幼儿园的院长致为时一分钟的欢迎辞后，表演开始。从来没看到这么散漫的合唱团，什么姿势都有，幸亏都站着，没有坐着和躺下的，让老师有了起码的面子。许许多多族裔——南美洲人，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联合国”一般的孩子们，无不欢天喜地。

主唱的是五位五岁的男孩女孩。印度裔的瘦高个儿显然是核心人物，戴上醒目的领带，脸扬起来，得意扬扬地领唱。开始以为是清唱，细听有风琴声，老师在另一个房间伴奏——严格地说，不是从头到尾的“伴”，而是提示、引领，一似孩子们在爬上滑梯时，背后关切的目光和不让孩子察觉到的防备跌倒的手。我家小C靠老师站着。

第一首《铃儿响叮当》，小C在家练得最勤的就是它。指挥的老师没有站在合唱队前面，而是排在队伍里头，左臂抱一个和小C一般大的男孩子。开头有点杂乱，一似游戏场的喧闹。走调的，忘词的，像我家小C一样不懂歌词而以“咿呀”充数，但第一段之后，统一起来了，蛮有气势。幼儿声和童声，如果共用“金属”的譬喻，那么，后者是铃铛，前者是细丝，更为敏锐和脆亮。

铃声响叮当

令人精神多欢畅

我们今晚滑雪真快乐，把滑雪歌儿唱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今晚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

冷风拍打玻璃窗，和落叶纷飞的萧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室内的气氛。黑压压的人，舞台和观众几乎是零距离。妈妈猫着腰，替台上的儿子戴正绒帽子。她的宝贝穿着苏格兰式红裤子和长筒靴子，显然是今天一早被妈妈“武装”过才送进来的。我的女儿后悔没来得及让小C穿上刚买到的粉红绸子“演出服”。

环顾室内，可推断，绝大多数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可以放弃大牌歌星演出的门票，关掉正在直播足球队比赛的电视，连公司举行的带丰盛奖品的圣诞派对也可以溜号，唯独这个演出必须准时参与。如果台上的孩子看不到爸爸妈妈充满期待的眼神，听不到热烈的掌声及口哨，那是他们人生起步期的大缺憾，家长将之视为犯罪。门口也挤满了大人，都是下班后赶到的。一曲唱完，全场太吵，谁也不知道唱到哪。演员们有的在鞠躬，有的在提裤子，小不点的公主跑得太快，被长裙绊倒了。老师说“不哭”，观众齐声鼓气：好样的！

下一个节目是小话剧，五个小孩，该有王子和公主，黑孩子披着贴上纸星星的披风，威风八面，爸爸得意地叫好。照相机和手机一齐对准他们。我无法看懂剧情，谁在乎他们演什么？欢喜就是一切。最后一个节目又是合唱，孩子们又排成松散的队列，小C进入状态，在杂沓的歌声里，只有我们一家听清她的“嚷嚷”，相视而发会心之笑。小C的爸爸因上班地太远而迟到，他站在门口最外一层，向歌星女儿鼓掌。

我不知羞耻地哭，脸上纵横的泪一似圣诞树上的彩带。我回到我的童年，那里有没有家长的身影？回答是极少。小学六年，父母和祖父母没有来过学校。怎能怪他们？那年头，让孩子长大，不病，病能治好，挨饿却不患浮肿，1960年的困难时期没死掉，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姐姐接受聘礼那天，妈妈把六个喜饼偷偷塞进我的书包；祖母赶到我寄宿的县城中学去，给我送来一罐香港的“寿星公”炼乳和鸡蛋。和“饱肚子”有关的少年记忆，仅此两桩。

在后代的成长过程中，“不在场”的重大缺陷，一样出现在我身上。儿女在异国长大，上公立学校，我接送过，但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校内活动，极少和老师见面。幸亏他们的毕业典礼我没有缺席，若然，那就是可耻的失职了。今天和家长们坐在地上，最强烈的震撼在这里：他们完全投入，担任孩子的啦啦队。

演出完毕，全程不过15分钟。孩子们在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里，扑向家长的怀抱。家长们亲着孩子，夸奖，祝贺，笑语满堂。我的脸开始出汗。小C离开舞台，把她的新朋友带来，一个是每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她的雷根——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一个是替她把午饭盒放进电冰箱的黑人孩子亨利。他们的爸妈在旁边微笑。家长们早已因为孩子而成为好朋友。

门外，夜色浓郁，所有房子都披上闪亮的灯饰，车行其间，有如流连于梦幻公园。车里，女婿和女儿唱《平安夜》。起先，依然为了演出兴奋的小C没有发声，我们以为老师没有教过。突然，她提高嗓门，插入爸爸妈妈的合唱：

平安夜，圣善夜！

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圣善夜！

我一直看着车窗外，泪水又一次涌出。

“寂寞”的基座

十月初，下了立秋后头一场雨，秋意马上变得浓重。在女儿家宿夜，大早起来，拨开窗帘，院子的四周嵌上一道数寸阔的褐色“滚边”，是落叶。风来，群树簌簌，叶子纷飞，可是，我无所感，直到面对院子东侧栅栏旁边的蹦床那一刻。

被塑料网紧密围住的蹦床，是夏天最热闹的游戏场，四岁多的大孙女和一岁多的小孙女，每天多则四五次少则一两次，把我拖离电脑桌，我说稍等行不行，不行，她们爬上椅子，在键盘上捣乱，我只好投降。陪她们走进院子，拉开蹦床安全网上的拉链，把她们逐一抱进去。然后，我被命令，加上两双小手的拖曳，也得钻入。她们如鱼得水，蹦啊蹦啊，连带笑闹，愈蹦愈快活，愈蹦愈高，头顶的树枝给震下绿油油的叶子，松鼠屁滚尿流，扫帚般的尾巴不敢摇，躲在远处窥视。小宝贝嫌不过瘾，非要我加入，我小心站起，起跳，怕蹦塌她们的江山，作势而已。

近月很少来女儿家小住，迷你娘子军缺了资深司令，没去蹦好多天了。于是，圆形蹦床易手，落叶成了主人。面对落叶堆积的蹦床，老眼被刺了一下，全身掠过微颤。绕蹦床外围走一圈，网内的落叶厚且密，带着湿意，风吹乱了我刚刚被老妻抹上染发水的疏发，叶子们却自恃势众，纹丝不动。我对新统治者说：我不是不可以持扫帚或手提式吸尘器，在总统大选前先把你们赶下台的。然而，总归无所动作。因为大孙女兴趣转向，爱去公共泳池的矮跳台蹦；小孙女少了同盟军和壮胆者，再也不愿意上来。

于是，蹦床变得如此孤单，惊心的空无！环顾四近，没有哪一棵树，哪一丛草，像它这般，以触目惊心的孤独无依撞击我的心。更不必提街旁所有我未曾涉足的屋子，和我没有纠葛的白种人、黄种人邻居。我站远一些看，蹦床成了古罗马的斗兽场，支撑防护网的铁杆幻化为风化的廊柱，顿时，院子回到荒古。

次日早上，在被落叶镶出“蕾丝”边的山麓小径上低回，遂想及，孤单并非一空依傍，寂静不是单纯的无声。它是断臂的战士，那褪了色的军衣旁晃动的空袖（这是痖弦先生一个著名的比喻）；它是“文革”武斗中被人砍断了胳膊的“罪人”，无日无夜的“幻肢疼”（见于陈善壎获奖短篇小说《幻肢》）。

寂寞的基座是回忆，它接通“当下”与“往昔”，使寂寞在长、阔、深和时间这四个维度上有所拓展。一栋深山庙宇，哪怕老上数百年，你推开被蜘蛛网锁住的门，扑来的荒芜如死，也不是孤寂，除非你填上它有过的清磬，诵经声，乃至坐化的庄严。所谓“人去楼空”，此楼不是刚拿到钥匙的新居。独钓寒江，寂寞之雪洋洋洒洒于天地之间，永远不停，不融，不因为钓客乃得道的仙人，而是因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背景愈是深宽，寂寞愈是庞大。名将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根子就是“往昔”过分辉煌造成难以承受的沉赘。

挥别了女儿家院子只供落叶栖息的蹦床，和一次次地跑来道别的小孙女拥抱，飞越太平洋，回到故乡。走进祖屋，独自面对知青年代所住的北厢房。屋子自三弟一家移民后空置二十多年，灰尘和泥土合为底色，盘踞在墙壁和家具上，再也揩洗不去。举步上楼，楼梯的木板蓦地发出婴儿的笑声，儿子刚会学步，就爱上爬楼梯，我躺在楼上的床上看书，听到响动，探头，栏杆的缝隙露出两只乌溜溜的小眼睛。我拿起iPad，给楼梯照了相，光线暗淡，一如记忆深处的能见度。我马上窥知楼梯的心事——等待四十多年前那一双顽强的稚嫩腿脚，还有“登顶”之际的笑。

也是在祖屋，凝视厅堂墙壁上一列炭笔画的肖像，从左到右——青年时远赴秘鲁谋生，和家人一别即成永诀的曾祖父；在家乡和祖父相依为命的曾祖母。他们去世以后我才出生。第三位是一生安分经商，总是笑嘻嘻的祖父。我五岁那年，命令他陪我去埠头，我跳进六月的洪涝扎猛子，他瑟缩在石阶上用毛巾蘸水擦身，不时吆喝：“别游太远！”横水河就是我的蹦床啊！第四位是以泼辣和抠门闻名的祖母，她因心梗遽然去世前一个星期，从小墟挑回一只猪崽和喂猪的潲水，怯生生的小猪给关在天井旁，呶呶叫着……老屋对亲人永不褪色的深情，对家族一代代的眷恋，我终于从寂寞中一一体悟。我待在回忆的重围，目光所到，尽是无声的呼唤——铰链脱落的书箱，以缺口喊我读字迹漫漶的青春诗句；榫头松了的“餐柜”和刨刀生锈的木刨，要我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木匠工作凳；抽屉里的信件和模糊的老照片，是我从海外寄的，每一次家里收到，都引发一阵波及四邻的欢喜的骚动。神龛前的香炉，地下的碓坎，乌黑的灶门和禾堂旁边的水井，都是张大的嘴巴，诉说我一定听得懂的家乡沧桑。

乡亲把我们为祭祀所买的整只烧猪抬到榕树下的社坛，我和妻子虔诚下拜时，我对“寂寞”多了一重感悟，那就是：即使并非亲身的体验，记忆也凭着“相似”的优势，成为承托更深广的“孤单”的基座。这保护一方水土的“社稷之神”，是由花岗岩砌就的祭台，已历百年，它的左右各安置一个设计独特的灯台，方形，中空，当通气孔。先我等“新移民”百年，乘坐俗称“三支桅”的涡轮蒸汽船，横越太平洋的乡亲，他们签下劳工契约，成为到加州山区淘金的“猪仔”。出发之日，这灯台里面就放上亲人点亮的油灯，亲人务必天天检查，及时添加灯油，换上新灯芯，使灯一天到晚亮着，以护佑风浪里的远行者，直到一两个月以后，收到从彼岸付来的第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和俗称“回头银”的第一笔侨汇。这灯台的四方口，道尽故乡对游子的血肉牵挂！此刻，我这去国三十六寒暑的归人，仿佛置身于历史交接处，周遭一片寂静。村人的谈话声和香烟味均退得远远。

祭祀之后，我研究社坛上方的榕树。这两棵是我出国以后种的，碰巧出力最多的泥瓦匠良哥站在旁边，他向我述及经过。我们这个位于田垌边沿的村庄，建村百年，过去一直以“种不活榕树”而遗憾，而南方乡村，村头婆娑的榕树，意义不下于社稷之神。良哥说：“这一回，树苗栽下以后，我及早用打通了竹节的竹子插进地下，把新生的须根引入泥土，树获得的水分大增，成功了！”我点头赞好，也暗里怀着遗憾，为了我的记忆和榕树没有牵连；入秋以后依然油绿的叶子，在风里的诉说我难以明白。

傍晚，我在水泥铺就的禾堂上徘徊，从北端的碉楼逐次看到南头的村口。向东的村屋一律老旧，除了一面墙壁上新安上带玻璃门的橱窗，供张贴乡人大代表选举公示和本村财务报表外，其他的斑驳青砖上，有远年白灰水和红漆的痕迹。记起来了，我在乡村当民办教师那阵，曾经在这些墙壁上以红漆写诸如“苦战三年，建设大寨式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类时髦标语，每个字一平方米多，我包下这一活计，不是因为字好，而是因为不必画线加格打草稿，徒手写下隶书，足够省事。那些毫无书法根底、嚣张浅薄的字，全被岁月吃掉了。斑驳砖壁上，若有若无的字迹，是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遗留？可惜，从北端走到南端，都找不到一个稍成形的字。

当天晚间，在邻村招待乡亲的餐会末尾，我和白天与我聊榕树的良哥谈起，因记起当年，他在这村庄替人建房子，曾邀请我去给他画在墙壁上的花鸟画写古诗句。“如果我没记错，那年你写下的，前些年还在阿羡家看到。”我大喜，拉上一位乡亲，请他带路，摸黑去阿羡家。一脚高一脚低地在巷子深处走，竟听不到蟋蟀叫。阿羡家灯火通明，但门楣上的画旁，那些字不是我写的。记起来了，我写的是位于土灶旁边的“土地”神位，该是对联——“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我走进去查看，灶已改为白瓷砖铺的新式样，废然离开，巷子更暗。

离开乡村时，这样给独家拥有的“孤单”下结论：它以“记忆”为基座；予心灵，它是“往昔”所能提供的最好滋养。

路多长幸福就多长

今天，应友人之邀，到唐人街赴宴。友人知道我不喜欢这类应酬，一并邀请刘洪根，请他接上我。刘洪根是我的同村乡亲，还当过我的学生。我和他约好，在金门公园另外一侧的列治文区富吞街碰头。洪根说，富吞街离你家很远呢。我说，散步是我的日课。

10点40分，出门去。为了走路，穿了带破洞的球鞋。阳光依然是温吞水一般，海风不减其凌厉，使得百多年前马克·吐温的抱怨“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依然成立。但毛线衣加夹克，太多了，到了林肯大道，便要脱下外层，夹在腋下。

走进金门公园，坑坑洼洼的是草地，下了一个坡，又一个坡。走上一条公路的边缘，一辆自行车大呼小叫地驶近，是母亲载着女儿，都戴着头盔。我回头看她们走远，感动起来，上帝真是仁慈，他造了人，他给了人一个足够长的成长期。这对母女的前头，有多少好风景啊！

忽然想起，从前，在这里步行过，那是1980年的冬天，距今将近三十二年。那时，我在唐人街读“四四制”职业训练班，上午上课，下午到下城的“马车”西餐馆实习。在以大型和热闹称雄金融区的酒吧当码酒瓶和洗酒杯的下手时，和白人吉米成了朋友。蓝眼睛、金头发的吉米，五十岁上下，参加过朝鲜战争，以军械上士的官衔退伍（这是载于他的名片上的），是“马车”的资深调酒师。他最得老板喜爱，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地实行“忘我劳动，不计报酬”。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1时，但天天9时前便来了，码杯子，盘点，补货，为收款机换纸带，至少一天白干两个小时，唯一的回报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不全是白吃，中国厨师尤金给他煎两只一面生的鸡蛋，加五根熏肉和一勺马铃薯泥，吉米往他的围裙口袋里塞上两块钱。那年代，麦当劳的早餐也不过两三块一客。他喜欢上我，因为我勤快，而且从来不会顶嘴。连听也没听全，还敢乱说？他有过几次婚姻，没人晓得。但最近，他的分居妻子回心转意。这消息，是他自己到处宣扬的。在酒吧逢人就说，兴奋起来胖而歪斜的肩膀更要一边倒似的，蓝眼睛眨巴着。星期五下班前，吉米拉上中国人伊凡当翻译，在酒吧里三人面对面，问我明天能不能去他家。我说当然可以。我问，去干什么。吉米作了拿滚筒漆墙壁和拿扫把扫地的姿势，那倒是我看得懂的。伊凡替吉米翻译完，再以吉米听不懂的广东话告诉我，吉米的老婆后天一早搬回吉米租赁的屋子，明天要做好迎迓的准备。

星期六早上，我坐巴士穿过金门公园，到了吉米的家。1200美元租金，一栋小楼，别说我这穷光蛋，即使月薪、小费加上退伍津贴，税前收入近3000美元的吉米也嫌吃力。可是，吉米只怕怠慢娇妻，绝不计较口袋“月月光”。我要干的活计是给车库和车库后面的杂物房油漆和清洁。这是粗话，他信得过我。至于二楼，给所有窗帘和地毯吸尘，换床单，整理衣柜和鞋架，布置鲜花，挂两口子的合照，这等技术活，则由一位墨西哥女佣包办。我兴冲冲地干了六个小时，午间吃吉米送来的火腿三明治，那是他昨天买下，放在电冰箱里的。吉米长于示范：“手这样握刷子，这样扫过去，啧啧，不赖……”“噢，我的老天，完了！补课，再刷一遍！”其实，活计只够干三个小时，但他非要我磨蹭，光是刮掉方形洗手槽周围的污垢，就费了两个小时。我离开时，吉米塞给我40块钱。我遵循国内的交友之道，坚决不要。他生了大气，吆喝着，粗颈项上的血管差点变为出土的蚯蚓，最后，把两张20元钞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把我推出去，旋即关门。我惊愕地站在门口，他上了楼，从窗子探头，向我挥手，说：“谢谢你帮忙，再见！”调皮的蓝眼睛眨巴着。第二天，吉米上班以后对伊凡告我的状，说我不懂规矩。伊凡责备我，说干活拿钱，是美国的铁律，以后不要再被嘲笑为乡巴佬。

我在街上转了一会，白色的雾气游走在寂寞的草地上，几乎见不到人，遛狗的女子在远处闪过。我在刚才下车的巴士站，站了30分钟，巴士没来，不耐烦了，走路！开始时照巴士路线走，走得兴起，改道进入金门公园。

一样的路，一样的风景。树的年轮，人的皱纹。草地的绿，头发的黑与白。这条横穿公园的南北向公路，我驾车经过无数次，但脚板没触及软软的沙土。不知道是走在“从前”，还是“从前”回到“当下”。漂着绿萍的池塘，被梧桐树遮蔽了一半，梧桐在仲夏进入全盛期，翡翠般的叶子密匝匝的，把水面折射的稀薄阳光吸进绿色深处。一队大型哈雷牌摩托车开过，该是俱乐部的集体行动，一律男人驾驶，女士坐在后面，一色黑皮夹克。都五十开外了，无不镇定自若，不知是大马力、加长型的车给了底气，还是他们给机动车添了活力，只有对自身魅力洞若观火的人物才这般目不斜视的。车队的后面，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骑自行车，蹬得兢兢业业，后座上的儿子一味做鬼脸。

我的光阴如此多情！这一结论是走到第十九街街口时从脑际闪现的。不是吗？上一次和这一次的分隔，成为恰到好处的中点。我从三十二岁到达六十四岁，依然可以靠两条腿穿越时空。记得上一次，到了这儿，才宣告对巴士绝望，不再回头看，径直走上贯穿金门公园的公路旁小道。那年代，家里一台带圆盘的电话机，已教我这新乡里受宠若惊。我那天既没借用吉米家的电话给家里报个讯，也没在路旁的电话亭给投币孔投下十美分，明明知道妻子在家牵挂。而劳苦和期待，是可以把时间拖长的。

那年头，我周遭的美国，和现在比，自然陌生、新鲜、神秘得多。厄荣街的汉字招牌，中文日报的招工广告（那一年，人生理想极为卑微——当赚小费的“企台”），居民区的悠闲情调和商业区的竞争气息，一个不在乎吃苦的新移民。走吧，我在起起伏伏的小路上兴冲冲地迈步，身边呼啸的，是轿车，坐着在万紫千红中探赜索隐的观光客，还有当今流行的“多功能车”的前身——箱形车，载着去公园内足球场练习的中学生。三十年过去，依旧太平世界，景色没太大变化，变的是人，还有人的服装。1980年，美国人的后脚还来不及从反叛的20世纪70年代抽出来，长鬓角的男人和喇叭裤曳地的女子偶然见得到。但在公园里，谁都穿休闲服，那倒是变不出花样的，充其量是运动衫上的字句和图画换了。

经过一个野餐专用区，一对马来西亚情侣对着地标牌，查荷兰式风车位于何处。不远处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在做烧烤的准备，依稀嗅到日本产“塔拉雅集”酱汁的香味。草地有如白人女子的眼瞳，晶莹地绿着。

再往前，是一个巴士站，上次穿越时它肯定没在这里，这种以厚玻璃为墙壁、塑料板为盖，挂着电子信息牌的统一样式，是本市到了新世纪才普遍设立的。一个年龄和我相仿，但比我雄姿英发许多倍的男人，穿着雪白的衬衫，熨褶触目的“达克”长裤，在庄严地演说。供候车人坐的简易小凳子上，放着一本带图解的小册子，似乎是关于什么“经”的。“诸位千万不可草率，此点至关重要……”我捕捉到这一行，居然是地道的乡音。我揣测，虽然此公面对的是芦苇和橡树，并无听众，即鲁迅所慨叹的“无物之阵”，但不会是表演欲过剩的精神病人，而是做实战训练，今晚他将登台，闪光灯下的讲台，会场上的崇拜者、掌声……他拥有成功人士应享的尊荣。不过，单单截取“练习”这一片段，便成我一部分人生的象征。这三十二年间，我没有放弃的，便是类似于“无人处大呼小叫”的写作，纯然为了发泄，所以不敢庄严其事。好在，我已走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懑期，也走过“恐修名之不立”的追逐期，往“坐看云起时”的空灵期前进。

走上连接日落区十九大道和列治文区要塞街的一段，小路紧贴公路，车的流水从耳畔滔滔流过，谁也不会向一个左手挽着巧克力色夹克的东方老头子多看一眼。一路是细叶桉，路面被叶子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酥软如春泥。褐红的、杏黄的、乌黑的，斑驳的、破碎的、完好的，如剑如刀般锋利的凋零之物，是它们把岁月切割为日与夜、明与暗、生和死吗？也许不是，它们是时间与空间无时不进行的混战所留下的，没有胜负之分，只能做意味深长的见证。不过，即使是最底层的腐叶，也不可能印上三十二岁的健步，那不要紧。业已做好跋涉和摔跤的准备的脚，有路承托着，不管里面铺的是泥泞、碎石还是柏油、水泥。

那一回，走出树木蔽天而冷意森然的公园区，就是铺满阳光的富吞街，再走两三公里，在第十六街和格里大道交界处，是我租来的居所。月租200元，车库改成的。露出水管的矮天花板，下雨天有水漫过地板的卧室。破地毯上碾过女儿的自行车，用第一笔工资买的26英寸电视机前，晃着儿子的大脑袋。同甘共苦的妻子，那年三十岁，在缝纫机前赶做车衣厂送来的裙子。那就是我在异国的依托。后院多刺的冬青树伴着我栽下的白菜苗，一似月光搅拌鲜美的乡愁。在路上，想到因了出外一整天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妻子一定急坏了。我进家门，她会抱怨，然后捧来一碗“清补凉”汤。

人生之美，莫如有路走，长长的路。此刻，和三十二年前一样，路在前面延伸，即使连接它的是未知，是虚无，乃至陷阱，也比无路可走好，更比几步就走完好，好在一路有挑战和希望。我走出兴头了，步幅大大的，呼吸依然均匀。刘洪根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树林里头。面对着林子里弯曲而崎岖的路，我成了在村里赚大寨式工分的知青，面对着大片等待栽下秧苗的稻田；我成了乡村小学月薪25元的民办教师，办公桌上堆满待批改的作文簿；我成了旧金山勤劳但不勇敢的新移民，只知道路是有得走的。说时光多情，是指它的赐予，如此之长久，如此之丰富，让我尝遍人间百味，不错过生命的全部阶段。

这不，我一路走过来了。我的家，转移到这一段路的后面，我的家里，第三代——外孙女，没到当年她妈妈的年岁，正被她外婆抱着，吮吸奶瓶。“不行了，太多了，四盎司吃完，还要哭闹！”外婆的抱怨就是骄傲。

走到富吞街，全身冒汗。坐在靠近第十八街的巴士站，拨通刘洪根的手机。

一杯喝了十年的咖啡

我在旧金山一个住宅区徜徉。站在日落大道，往西看，太平洋的浪，远的如大青鱼的鳞片，近的呢，像老在沸腾的清水汤，似乎在咫尺间，只要有一轩窗，水花说不定会把帘子溅湿，其实在一公里之外。此刻是午后3点，已走了30分钟，看到的人不到一打：给车库大门油漆的亚裔女子一，跪着侍弄长满马蹄莲的前院的白种女子一，在院子前摆摊出卖扩音器、碗碟、葡萄酒架、旧衣服的白种男子一，人行道上出售自烤曲奇小饼子的小女孩二，站在车子前谈笑的青年三……作为主宰者的“人”既寥落如此，“物”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

在大街上走，一门心思要把视野内的“物”组合起来。在故土，一弯新月，一丛修竹，一两座村舍，户外一张八仙桌，两个持杯的饮者，一只蹲着的狗；一个破庙，一支牙旗，一块被练武者踩得凹凹凸凸的方场。这些景致，摄进照片，意境高低姑毋论，浑然一体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里，广漠而纯粹的蓝天下，移动或停着的车子，颜色五花八门的屋子，零零星星的芍药、波斯菊、薰衣草、门牌、垃圾桶、蓝色邮筒、搁在院子角落的工具，无不各自为政。不管你如何换角度，调焦距，站到第十四街的高坡动用广角镜头也好，匍匐在足球场的绿草上捕捉搬家的蚂蚁也好，都难以获得教人产生整体感的画面。从前，读不懂前卫新诗的雅人，讥笑分行的玩意儿是“打翻的铅字架”；眼前的实物，可算“打翻的调色盘”。

我带着如此之类的无聊想头，走进一个大商场。在“联邦快递”寄一件包裹，然后走过无一不冷清、不协调的体育用品店、大型超市、邮局、成衣店、墨西哥餐馆、改衣店、果汁店……在“皮特”咖啡店前驻足。从玻璃门看进去，格局一点也没变。大柜台前三张小圆桌，靠窗一排高脚凳。三个比我老的男人，在悄悄地喝，说话。

我的口腔充满某种咖啡的味道。它的原产地，该是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吧？味蕾保存着对它的鲜明记忆——电动螺丝一般，一边旋转一边突进的力。“皮特”和“星巴克”类似，是全球连锁企业，每日供应的招牌咖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曰为多数人所接受，二曰独一无二。二者的矛盾，一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兼得不易，只能折中。即使努力偏向中庸，对我这样的非“瘾士”来说，它的冲击力仍嫌太大，好在那时不忌糖分，加进三包粗砂糖，以及奶精，才没有像喝极苦涩的双份意大利浓缩咖啡“爱克斯皮拉索”一样，进口即成轻度“电击”。

说到品咖啡，如果是“咖啡精品协会”的会员，便需紧扣干香、湿香、酸度、醇厚度、余味、特别风味这六个指标，一一评鉴。至于我等普通消费者，对不起，咖啡永远是配角。在哪里喝，和谁喝，喝时聊什么，看到什么，感觉如何，从来比杯中味道重要。这一杯之所以教我记了十年，是因为有同喝的人。那一次，也是春天，外面下雨，三个男人都没带雨具，只好躲在这里。专画抽象画的画家，写连续剧的剧作家和我，具体话题全忘记了，只记得满心的欣幸。在社交圈子狭窄的海外，能听内行者谈论抽象画流派、大师，电视剧制作流程、审批程序，着实难得。还记得，雨停后，檐溜滴答，应和着咖啡机以蒸汽管制造奶泡沫的噪音。而画家要等候进下城买菜的太太。三人坐得更久。把续杯三次到五次的纸杯子扔进垃圾桶时，已是落座三个小时以后。走进停车场，雨后的阳光，被橡树的叶子筛成丝绦。简单的一杯，放在以叱咤风云为志业的大人物身上，无关重要。我记住一杯不可能和历史有丝毫关联的咖啡，是幸运还是自嘲？

为了纪念，不，为了延续十年前的味道，我推门进去，向瘦高的店员买一杯小号咖啡。上一次给我倒咖啡的，是年方二十的女子，如今该早已从当年半工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毕业，当上白领，也许有了两个孩子。这一杯1.80元，上一次是1.35元。没人和我对坐，只好算外卖。一边缓缓地走，一边喝。味蕾依然识别出，这一回的味道和上一回近似。这就是老字号的聪明处，总有“旧”让回头客低回。

为了向凶猛的车流表示不羁，从马路中间穿过。在一棵尤加利树下稍停，看这一带的云和树。十年前有一消遣方式——买下咖啡以后，驾车到海边，在靠涛声最近处停下，读叔本华或者萨特。让飞溅的浪花稀释过的咖啡，味道似乎不伦不类。此刻只有双脚，且沿大街走回去，兴许能从车库前的卖旧物摊档淘到什么。

风吹着不少的衣服和很少的头发。咖啡从口腔细水长流地进入，一般的苦味与香味。说来你不信，此刻从高坡下望，景致井井有条，一切都可以被归纳，成为秩序里的“统一”。刚才不是一盘散沙吗？哦，是因为——皮特咖啡在手，在口，“吹皱一池春水”，却不存在“干卿底事”的疑问。

不错，物都不曾互相依赖，然而，所有个体的独立，都服从至高无上的意志，加入庞大而无声的交响乐，它的主题是安宁。一辆劳斯莱斯古董车，被蓝色布覆盖着，停在车道上。这可是富豪的象征，却毫无霸气，风掀开三分之一的蓝布，露出车头前端的“飞翔女神”，女神的嘴巴玲珑地突出，有如鹰喙。它的邻居，是零星的三色堇。

刚才在车库前流连所见的一幕，没来得及体味，此刻悟出，它蕴藏着人间社交的密码：我随意地看摆在车道上的旧物，抚摸一张边角破损的三斗柜。小女孩向我打招呼：“先生，有什么喜欢的吗？”“正在看。”“珍妮！我叫你呢！”老太太在楼上吆喝。“听到了！”“我不早跟你说，有人来，你就按门铃吗？”“我知道，可是人家光看，没打算买，所以我不打扰你。”“那就好，谢谢。”老太太声音像破锣，好在够温柔。

呷一口走一段。每一步都带上沧桑感怀。咖啡，不但能够喝成生猛的爱情（尤其是“一见钟情”型的前奏），喝成恒久的友谊，而且可以喝成编年史，喝成自传。看，我的人生被咖啡标上里程。蓝天坦荡，地上没有云影。此外，所有的物都带上影子，如此清晰，“意义”被置于焦点；边缘炫目，有如焊条在延烧。就这样，走了十年，手里的一杯，依然是上一次斟出来的。是它，把我的观照提炼，纯化。

西哲谓，生命的意义，无人能予以昭示，你只能在“不知怎么一来”的状态下获致。今天，偶然性来自咖啡。

面对父亲

感恩节的午间，我正在翻译一个从网上下载的故事，书房外一片喧哗。妻子和丈母娘一起，边看食谱边炮制火鸡。我在忍受碗碟的碰撞声之外，还得随时听候差遣。“喂，过来一下，把烤炉的温度和时间校好。”太太站在书房门口，威严地下达命令。平时她要是听到键盘的敲击声，不轻易来叨扰，但今天是合家团圆的法定节日，按惯例，要努力感恩，我当了逃兵，道理上亏了。我所以争分夺秒，是因为过一会，亲人都要来，弟弟和妹妹、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到时济济一堂，野小子们到处跑，更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我在翻译美国某城市一名夜班计程车司机的自述。故事太动人了。

二十年前，我以开计程车为活。一天凌晨二时半，我依约到达一个建筑物的门前。夜深人静，大楼里一片黑暗，只有楼下一个窗户亮着灯。在这种情况下，换上别的计程车，司机顶多按一下两下喇叭，如果没人出来，就开车走掉。不过，我知道好些可怜的人赶早班车，只能依赖计程车，我要是开溜，他们可能赶不上趟，于是我下了车，到门口去。我对自己说，那乘客说不定需要我的帮助呢，我对自己解释道。于是，我敲敲门。

“请等等。”里头传出苍老的声音。我听到她在地上拖着什么重物。过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小个子女士，看模样有八十岁，站在我跟前。老太太穿着印花上衣，头戴方形帽子，帽子上用扣针连着一块面纱，活像从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里走出来的。她身后有一个尼龙衣箱。我环顾一下这家公寓，好像许多年没住人，所有家具都被床单覆盖着。墙壁上没挂钟，厨房的柜台上没有小摆设也没有餐具。在墙角倒有一个纸箱子，盛着玻璃器皿和照相簿。

“劳驾，把行李提上车去。”老太太对我说。我把衣箱放进车后厢，回过头去帮她。她挽着我的臂膀，缓缓地走下人行道，一个劲地感谢我，说我是大好人。我说：“我没做什么，我所干的不过是这样：我要求人家怎样对待我的妈妈，我就怎样对待每个乘客。”

我马上惦念起父母亲来。父亲最近害了重感冒，别的症状好对付，咳嗽却折腾得他睡不着，坐不好，叫苦连天。我开车送他去看了几次医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只要不引起肺炎并发症就好。今天早上，父亲在电话里说，咳嗽轻了点。随即他抱怨起同他们一起住的妹夫来，昨天说好的，妹夫开车，中午和他们一起来。可是，妹夫临时被在车衣厂当裁剪工的弟弟抓了公差，要在下午四点前把货赶出来。父母亲只好在家里等。我以为老人家来到这里，也就是坐在客厅，要么读读报纸，要么打瞌睡，几个精力过剩的小子到处蹦跶，没个安宁，晚点来就晚点来吧！

我继续翻译下去。

“你真是个好孩子。”她说。

老太太上了车，把目的地告诉我，接着问：“你能不能穿过下城？”

“路可不近。”我随即说，意思是不想她额外付车费。

“不要紧，反正我不赶，我这趟去的是Hospice。”

我从后视镜注视她，她的眼睛含着泪花。她喃喃道：“我没有亲人，医生说我的日子不多了。”

我没搭腔，悄悄地把里程表关掉，问：“你要走哪条路？”

往后两个小时内，我和老太太穿过了整个城市，她指给我看，她曾经在那栋大楼内当电梯操作员。我们开进一个住宅区，她告诉我，她和丈夫在那幢房子里度蜜月。她让我在一家家具店的门口停下来，说这里原来是个大舞厅，她在里面跳舞时还是小姑娘。好几次，驶过特别的楼房或者街角，她要我放慢，她坐在车里，久久地沉默，凝视着暗处。

午饭后，父亲来了几次电话，一次比一次急。我纳闷地想，人老了就难缠，又没什么要紧事，赶到这里来干吗呢？我安慰父亲说，聚餐反正在晚上，再等一下吧！父亲说：“不等了，你叫阿文来接。”我的儿子文躺着看电视，不想动弹。我离开电脑桌，拿不定主意，可能要跑一趟了。然而，对老爸有点气，这么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脾气怎么变成小孩子呢？手头的翻译放不下。想好了折中的办法，给在车衣厂忙碌着的弟弟打电话，问妹夫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妹夫回话说马上就好。我松了一口气，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说：“阿民现在去接你们。”

我还在翻译。

到第一线晨曦洒下来时，她蓦地说了一句：“我累了，走吧。”

一路上再也没说话。目的地到了，低矮的房子，看样子像疗养院，驾驶道直通往门前的柱廊下面。车子一开到，两个医护人员马上跑出门来，他们又殷勤又紧张地盯着老太太迈动每一步，他们早就准备好迎接她。

我打开车后厢，把衣箱拿出来，放在门口。这时老太太已经坐在轮椅上。

“多少钱？”老太太边问我边打开手袋。

“不用付钱。”我说。

“你要养家糊口呀！”她说。

“我从别的乘客那里赚回来就是。”我回答。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拥抱她。她紧紧搂着我，说：“你给了老人一点快乐时光，感谢你。”

我攥着她的手，好一阵才放开。然后，我走进熹微的晨光。背后，是关门的声响，一个生命完结的信号。

三点多，楼下的门铃响起来。我连忙下去迎接。父亲病恹恹地拄着拐杖进来，后面跟着神情端肃的母亲。我要扶父亲上楼，父亲把拐杖搁在楼梯口，说不用，自己握着栏杆，一步步地挪。八十一岁的父亲，真的老到火候了。脸上不再有深刻的皱纹，老人斑所覆盖的五官，重新膨胀起来，一似早已瘪了，揉得皱巴巴的废气球，再次充满了气，平滑诚然平滑，轮廓却是陌生的，晚年的忧患不声不响地把相貌安排过一次。我遂惊觉，父亲的肩膊倾斜，过去的中等身架，已经缩小四分之一。从背后看，父亲拄拐杖站立的模样，和祖父酷似，也是肩膊歪斜，不同处是祖父惯常所拿的是乡间称为“大碌竹”的水烟管。可以预测，我如果有幸活到八十出头，模样也差不离——肩膊肯定是歪掉的。妻子早已这般预言。世代的传承，在体形方面，如此昭彰，真是惊心动魄。

父亲还在病中，心理较脆弱，我不敢像往常那般放肆，请他坐下，问他喝点什么。安顿好了，我回书房，继续敲打计程车司机的故事。

这一天，我再也没有接载过一个客人，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子，脑袋一片混沌，几乎无法说话。我想，如果老太太碰上一个坏脾气的司机，或者一个急着下班，失去耐性的司机……如果我不载她跑这一趟，或者在接她前，只在门外按一下喇叭就溜之大吉，结果会是怎样的？

回顾一番后我想：刚刚做完的这档子事，在一生中没有比它更重要了。我们总是费尽心机去追寻好时光，可惜好时光在手中时，我们不曾发现它的美丽，因为它被好些人裹在“微不足道”里头。

译到这里，父亲进书房来。平时，他看到我在忙，便不多说话，唠完非说不可的就离开。但今天不是，他在我背后的椅子上稳稳地坐下。我赶快把最后一段翻译完。

一位老人，读罢这个故事后说，人们未必记得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他们都记得你的言行让他们感觉了什么。

转过身，和疲态毕露的父亲说话。当然是说病。这几年，父亲的话题逐渐缩小，病成了中心。他本来很健壮，精力充沛，脑瓜灵敏。我二十一岁那年，他四十四岁。父子俩到四十公里外的乡村买“黑市”稻谷，每人用自行车运一百多斤。路长不说，还提心吊胆，提防路上的关卡把谷子没收。回到家，我累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没事似的，和弟妹们打草包直到半夜。临睡前过来看我，说了一句：“骨头太嫩！”从壮年到老年，他都硬朗。七十岁上才因为右膝盖严重磨损，导致肌肉萎缩，进医院换上一个塑料膝盖。从此行走有困难，近年来尤其严重，据医生说，十年的保用期已过。他偏生就行动型的性格，坐言起行，风风火火。

“爸，我和你说多少遍了，不要给医生折腾了，有确切的症状才看，不然就不去。死生有命，怕得那么多！”

“我晓得，我如今的状况，是心脏科医生害的，非要我服阿司匹林，吃得我的眼球出血，手脚的毛细血管出血。我不吃，他又说我的心律有毛病，照心电图，照X光，折磨得真惨！”类似的话，每天他都对我念叨至少一遍，我不敢打断，只说：“那么你吸取教训，不要随便找医生，别以为不花钱，跑诊所是不捡白不捡的便宜。”我终于明白，父亲迫不及待地来我家，是要撇开母亲，和我说说体己话。

“我早就拒绝，应付不来。上午在甲医生那里量血压，结果正常。下午到乙医生那里一测，高出二十多。乙医生说危险，必须马上服降压药。我是老鼠进风箱……”

“还有你妈，我不去她就唠叨，像在耳边嗡嗡的苍蝇，一定把我弄到医生那里去。”父亲说到和他结婚六十多年的老伴，语气的可怜，教我惊讶。上星期，父亲抱怨母亲彻夜失眠，要我说服她服安眠药。我几乎磨破嘴皮，举了岳母和几位朋友的例子，说明安眠药的可取，也引用了医生的权威结论，父亲在旁帮腔，但母亲坚决不从。我差点下跪，说：“你今晚试半片，为了我，好不好？”母亲摇头，那种决绝，一似赴义的仁人志士。后来，趁父亲不在旁，母亲才把原因说了：父亲每晚起来小便七八次，服了安眠药后，神志不清，没走进洗手间，随地乱撒。我对母亲说：“乱撒也随他，顶多是洗洗地板吧！总比你晚晚不合眼好嘛。”

现在我才省察，母亲夜夜不睡，是为了监视她相依为命的丈夫，怕他摔倒。牺牲自我，保全丈夫，已到病态的偏执。那么说来，五头牛也不能拉她回头了。

“我没法独自出门好久了，到几个街区外去买一份报纸，她也跟着。”父亲长长地叹气。

“这也好，你的腿不好，万一摔了真难办。”我想起十年前他在唐人街的街上，失足跌进一个小坑，锁骨脱臼，送到医院急救。

“好是好，可是我不能到处走走，散心的自由也没有。”看来，父亲所面对的是两个死结，一是被母亲逼着去看除了折腾别无用处的医生；二是过度的受保护，妻子以自虐来履行守护他的职责，徒然增加他的负疚感。我作为父亲最信任的长子，对此能做什么？白发齐眉的恩爱夫妻，这爱，部分地以牵制和折磨来体现。为爱的奉献，有时是可怕的，如果以损害自己为前提。

“这辈子，不敢回头看，失败，从头到尾是……还幸亏末尾这十多年，在美国吃到安乐茶饭。”父亲呜呜地哭起来，那样地哀切，那样地绝望，我的眼也被泪水模糊了。我高声叫起来，客厅的孩子以为出了什么事，蹑足前来窥看。

“是你的罪过吗？整整一个中国，你那一代，我这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能怨自己吗？”我激昂地说着。我的父亲，左手拨拉算盘珠子右手写账簿的精明人，开文具店不到两年就把全镇竞争对手打垮的强人，新中国成立后当过镇工商联第一任主任。老天爷给了他卓越的头脑、健全的性格、旺盛的精力，却没有给他机遇，青年时逢上抗日战争和内战，刚进中年就被下放农场劳动，然后是“文革”，他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在镇里敲破锣游街。我泪流满面，对父亲无言。我要问，父亲，这个账怎么算？我们失去的是岁月，是生命。

父亲还在哭着。五十多年间，我没看到父亲这般悲哀过。上一次是三十多年前，他被关在牛棚里，靠一位同情他的工作队员通关节，我在天没亮时，趁他出外上厕所，在黑暗的公厕过道里匆匆忙忙见了一面。我压低声音说：“爸爸，要顶住。”爸爸的声音颤抖着说：“好好。”那阵子，他被工作组的车轮战逼得万念俱灰，想去自杀。临分手，我对他说：“母亲在家很好，就是挂着你，你没事，很快就能出来。”在厕所门外，熹微的晨光照着，他的脸色苍白，心中失去凭借的惊慌，从眼神中透露出来。他毕竟没有失去全部希望，至少，妻子和六个儿女在守候他。可是今天不同，末路在不远处，想及失败的不可挽回，怎不撕心裂肺？

“我问自己，到这田地，还不满足？儿女孝顺，每月领的福利金花不完，看病服药也是政府包下，可是，心里就是难过。”我仍旧无言。对这个赋予我生命的男人，对这个给我最丰沛的父爱的男人，我的心绞痛着。我能做什么？面对无情的光阴。我们都是遭受剥夺的失败者，一天天退却，一天天讨价还价却无法取得任何宽限的可怜虫。啊，命运！

我要做计程车司机一般的好人，尽可能地让末路上的父母亲活得轻松一些。可是，我绝不敢向父亲转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为了忌讳的缘故。

人生铺垫

上星期天，是母亲的生日。午间，我和往常一样，躲在书房里，要么上网浏览，要么看书，要么写作。午后，亲人们陆续来到：母亲，妹妹和妹夫，弟弟和弟媳。我仍旧和往常一样，走出来，打招呼，稍作问候，说些闲话，然后，把接待任务交给太太，又回到电脑前。我似乎从来都是这样，并非和血缘最近的人们谈不来，也不是阔人猛人要我赶写旨在治国平天下的宏文，连不给稿费的本市报馆也没向我约稿，我本该和大家坐在客厅谈天而不去，只是出于不爱群聚的习惯。这习惯是可恶的，我知道。然而改不了，幸亏家里人早就晓得，予以原谅。我呢，也思量补偿，到团团坐着吃饭时，嘴巴除了吃，还忙碌地投入社交，恶补亲情。

我即便独处，也有一坏脾性，家里不静就无法写作，好在可以干别的，比如此刻，我在敲键盘，回复电子邮件。书房的门打开，客厅的谈笑声一波波地递来。亲人们在讨论，争辩，主题是弟弟该不该回国买房子，在哪里买，花多少钱，多少个卧室和阳台，洗手间是坐式还是蹲式。“如今还看到有的新楼装修，马桶和淋浴间不分开，每次洗澡，都把马桶板浇湿了。洗完澡连穿裤子的干地方也没有，活见鬼！”谁在义愤填膺地指斥。笑声，争执，喝茶吃点心的声响，窗外不时塞进日落大道上消防车和救伤车的鸣叫。

我兀自微笑，踏实地、从容地、幸福地打字。回电子邮件不比正经的写作，尽可心猿意马。这时刻，忽然想到，我的自在是有铺垫的，那就是亲人和平与健康的人生。如果他们不在客厅制造可爱的噪音，我能安坐在里面吗？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如果因病或别的事故缺席，我也许要在路上奔波，到医院去探望，买药，找医生、律师、移民官、会计师、保险经纪，以应付一场官司或意外。即便没有显而易见的问题，亲人的事，哪样不教你牵挂？妹妹多日失眠，最后使用极端手段，喝光有晕眩副作用的止咳药水；母亲的耳鸣如雷；弟弟夫妻吵架……

英语有一被人用滥的比喻——“冰山一角”。短暂的安宁，浅薄的文字，插在书架上的一排书，属于我的正面的物事（或者叫事业）都被不可见的亲情、爱情这巨大无比的山架承托着。我尽管不愿直截表白，但心里永远洋溢着感恩。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全家老少十多口，团聚在家，笑闹成墟，我也只是偶尔出去插插话，捎带从咖啡桌上抓一把炒花生。然而，我独处时，总沉浸在巨大无比的安全感中，念着古人的“三大乐事”：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俯仰不愧；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眼泪潸然而下，是啊！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此刻是全的，稍纵即逝的“全”！最后一乐和我无缘，但已占其二，何况，“俯仰不愧”这“乐”也部分地以父母兄弟安好为前提。如今，爱咋呼爱管闲事爱和孙儿女逗笑的父亲已变为墙壁上的照片。最小的妹妹在父亲辞世两个多月后，也因中风变为植物人。我一厢情愿地假设是父亲招走她，安慰母亲说，父亲最疼幺女，他们在泉下做伴。

没有这些铺垫，我能在案头玩幽默吗？能洋洋洒洒地写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也许马上有人教训我：古来多少天才，饱受人世与内心的折磨，在最艰难的状态下写出不朽之篇，你干吗这么娇气？我的回答是：即便这些巨人，也不曾热烈地招请苦难登门；来了，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既然拥有幸福，当然珍惜。其实，这是多少年的习惯。儿女幼小时，在客厅玩耍，我在书桌前背英语单词，妻子在踏缝纫机，似乎都不相干，然而，一家子都在感应着，照应着，互相成为心情的铺垫。直到现在，妻子一到晚上就打没完没了的电话，听着她咯咯的笑声，我取笑她是刚刚下过蛋的母鸡，她不恼。我胸有成竹地对自己说：唔，我的运气不赖，老婆不必列进“受牵挂名单”。

礼赞所有为我的人生高度做的铺垫，一似山岗上番薯最嫩的苗儿，恋蕊上一滴清露；一似熟睡中的宝宝，以长睫毛的拉链锁住临睡时爸爸在床前说的童话；一似踏上红地毯的新娘，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一似枝丫间的黄叶在秋风中的坚持，我抓住短暂的圆满。家族聚会在午饭后便结束，亲人将陆续离去，或先或后。新一代将长大，成熟，家族就这般绵延着。

我在书房里，机警地捕捉母亲的话语，她很少说话。但我晓得，她坐在长沙发中，左边是媳妇，右边是女儿，她听着，笑着，满足着，一似我在书房里。

海上观烟花

今天是美国独立节。夏天日长，傍晚六点多，阳光还神完气足，在黑得沉着的橡树叶上舞得欢。怕路上拥挤，按张先生的吩咐，我这就开车，和太太一起去，接上德大姐。出门前从衣橱里拿走的棉夹克是最厚的，前年在日本横滨，就靠它来抵挡凌厉无比的海风。懒得提在手里，穿上身去，在路上不停冒汗。在车上，妻看我的额头发亮，有点得意地扬了扬搭在臂上的轻巧秋衣。

到了张先生家，本来马上要起程，但为了不辜负好意，进他家后院观赏了密匝匝地摆满一地的兰花和芍药。他领我去看一盆昙花，肥厚的叶片，带着怪异的斑纹，叶子中藏着一坨大智若愚的黄色花托。主人说，看样子快开了。我问，能预知花信吗？如果没十分把握，半夜到户外来喝露水加老北风，扑空就太亏了。主人说，绝对准确做不到，从蓓蕾的成色却能猜到九分。然后呢？在午夜，围着昙花，等待，等待。好在，沉默的星辰比人还有耐性。

“不要磨蹭了。”德大姐嚷着，原来张太太早已发动了引擎。这时我想，此行如果没有意外，便可以“观赏天上昙花”名之。

上了车便晓得，每年今夜必到海上看烟花的张先生，凭经验，设计了既舒服又稳妥的程序——由不看烟花的太太开车送我们去，结束后再由她接我们回来。

棕榈和梧桐的叶子响亮地反射着夕阳的强光。满街是去看烟花的车，大轰大涌，为了占个好位子，或者为了避开一两个小时以后开始的交通瓶颈。然而，“躲避堵塞”的经验过于丰富也害人，无非是把瓶颈延长或扩散而已。这不，车子从高速公路转上大街，便都成了蜗牛。不过，在休闲日子，慢不失妙趣，好在这个壳，尽可悠然看风景，不看加油站前大牌子所标的吓人价格就行。夹在浩浩荡荡的蜗牛阵里，沿着轮渡大厦前的大路看，兴冲冲地往海滨走着的，多半是一家子一家子，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步履带着当家人的豪迈。母亲和妙龄女儿并行，是最能引发旁人发出关于光阴的感喟的组合。一幅幅由市旅游局制作、旨在宣扬旧金山的“得天独厚”的广告牌，亏得堵塞，我能从头到尾地读遍，有一句似乎是这样的：“古典与现代，你在这里一次性领受个够。”愈近渔人码头，冷气愈重，夕阳终于招架不住了。人行道上，挂满了御寒衣服，带西班牙语口音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一排排衣架，把飘忽的雾帐和跳跃的阳光隔开。顾客们贪婪的手在厚夹克上翻弄着。价钱当然比平时贵得多。精明的生意人早已料到，是敲一笔的时候了。停车场前，一个被冷得嘴唇发青的白人小伙子，把新价目牌扛出来——停车一晚，30块。原先是以10分钟为单位计算的，一个小时才五六块吧，现在却漫天要价，还不是因为烟花？

看看手表，才到七点，有点饿。这时光不上不下的，晚饭没赶上做，也没打算吃。幸亏食物档虽多，却尽是涂芥辣的面包圈、热狗加上可口可乐，没有特殊的诱惑力。堵塞终于变得不可忍受，离目的地39号码头还远着，我们还是下了车，信步走去。人的潮水，棉大褂和背心，婴儿车和轮椅，树和云的影子。茵茵草地上的狗，是最不理会热闹的隐士，一个红色皮球孤傲地滚过。

天色暗下来，雾气好像无孔不入的推销员。我们沿海边去找登船处。码头上由木条排成的人行道，哪里都是人。几艘短途游轮停在码头旁边，一副奇货可居的傲慢样子。栅栏门上的告示，登的都是为看烟花而设的特别航班，20时，20时5分，20时15分……直排到21时5分。穿黄制服的小伙子手拿扩音器在人堆里穿插，吆喝着：“20时5分的靠左边排，不要排错了！”我被人潮推着，糊里糊涂地靠到栏杆的左边去。我裹紧夹克揳进人龙，马上，一条白种大汉轻声说：“对不起，请让让，我是排在他后面的。”礼貌诚然礼貌，但同时横过身子，把我逼到队伍外，这一挡力度不小，放在娇小女子身上，可要打趔趄。我偏身让开。接着，另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走近，指指前面的长龙，说：“我是和他们排在一起的。”我再次被挤出。这时才悟出，别看这队乱糟糟，并不是一个紧挨一个，但自有秩序，一旦认出你是揩油的，马上同仇敌忾，以语言或动作驱逐。我灰溜溜地走开，追上三位同伴，逆着长龙走，原来，末端在远处。对扰攘的人寰，海水是不关心的，它在忙于为金门大桥后面的海平线上行将收摊的日头准备平展展的眠床；海鸥更不在乎，潇洒地掠过船上刚刚亮起来的桅灯。

暮色缓缓降下，海水映着迷离的光波。靠着因没上油漆而显出斑驳的苍凉的栏杆，居然没有想到辛稼轩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放在平时，这点文人的酸气是不会不冒的，今天不冒，是因为太热闹——彻底地洋化的热闹。唯一让我发游子的幽情的，是海水里的一排木桩，青苔如绿火，在和水交接处闷烧，近水面的一段被咸水腐蚀久了，凹了进去，连接处只有一两寸，纤细欲折，却仍旧不改其挺拔。低头看，腼腆的水波映着栏杆后面密密麻麻的人影，在黑夜完全降落之前居然泛动着晚霞的灿烂，那是女人们所穿的彩色衣服。

走上游轮黑不溜秋的甲板，沿楼梯上到顶部，一路脚步咚咚，钢铁的冷肃和黑夜倒很合拍。船往海湾中心开去，几位表演欲比性欲旺盛的白人小伙子，把香烟抽得像红炭般夺目，放肆地呼叫。黑暗完整地据有海天，已经是21时30分，天宇才显现夜成熟的幽蓝。可惜雾气起了，镶嵌在水边的灯火，分了层次，高处的超越了雾，财大气粗地放着钻石般的光明。矮处的低声下气地朦胧着。

海上的风景，第一次在海上看，格外有趣。迷茫的海面，陆续开出的游轮所围成的圈子内，小一些的游轮、游艇，一艘桅杆奇高的帆船和我们的轮船并驾齐驱，昏暗里帆船上交错的绳索，如豆的灯，走动的人影，落差很大，可见金山湾虽然有山岬为屏障，但晚来浪并不小。前方不远处一艘大轮船，灯光的繁密，只有拉斯维加斯赌场外的夜可比美，我疑心它的目的在于把烟花的辉煌固定下来。这人造的豪华，落在大海深刻而严峻的黑色中，荒诞里别有徒劳的壮烈。我们的游轮尾追着它，却老被拉开。张先生告诉我，这艘名叫“San Francisco Belle”的轮船，是著名的享乐场所。湾内游弋，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能为绝顶的浪漫付得起数百块乃至上千的顾客从容野餐，翩翩而舞，美酒佳人，人生何求。很快发现，我们所在的“蓝白”005号船是故作姿态，并没追逐，只随波摇晃。

海上的寒气果然厉害，我抱肩而坐，冷意还是从襟前摆下进袭。一船人静静地和风较劲。一辆婴儿车停在我的跟前，年轻的父母，看模样是同胞，把车上的盖子拉下来，孩子早睡着了。21时40分左右，烟花在炮声中升空。张先生连连轻声嚷起来：“雾气太煞风景了！”倒也是，旧金山的雾，可是闻名天下的，自从诗人桑德堡将之比拟为“小猫的脚步”，人们都以为这里的弥天大雾都长了毛茸茸的爪子，带着顽皮和温驯，无声地徜徉。后来，在旧金山的《纪事报》头版开专栏一开就是六十年的作家合·肯恩著文反驳说，想确切地了解旧金山的雾，最好仰卧在金门桥下的草地上，那当儿你会晓得，雾是汹涌的水，在头上滔滔不息地流淌。眼前，雾之为障是显而易见的——从发射台打出来的烟花，最初的运行轨迹还清晰，一到高空便被浑茫而厚实的雾吞没，好一阵子才吐出来，仿佛从空中撒下。惯常在岸上看烟花，距离过远，固然缺乏剑及履及的现场感。即使站在靠近发射台的岸上，也因了炮往海上的方向放，而无法获得淋漓的体验。海上看却不同，人就在烟花中。大大小小的船只所围着的半圆，是烟花所覆盖的空间，烟花的雨网，把我们罩起来。头顶上，色彩的飞翔，图案的开谢，烟花荣枯生死的整个过程，观者也被纳入其中，一样迸射，一样绚烂，一样黯淡，一样死亡。如果说有不同，那只是：观者的影子能到达水下，被黑暗吞噬，好在再黑的海水也有光亮。烟花却在空中消失，散在水面只有熄灭后的碎屑。无声无息地针砭肌肤的海的力量在下，茫茫的雾在中间，人工的昙花在上，我们是夹缝的旁观者、享乐者，也是受难者。

仰得脖子发酸，低头休息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人全站在一边，船身倾侧，有如一面斜坡。我担忧，如果观众里面再多十来位大胖子，使斜角增大下去，大家会像《泰坦尼克号》的旅客一般，在船翻侧前溜到栏杆外的大海去。船上的雇员却不加干涉，对他们来说，这是小菜一碟。再看远远近近的船，虽模糊但倾斜的角度一样。这时刻如果驾直升机到半空中去，以红外线摄影机拍下全视角的景致，一定富于刺激：旧金山海湾变成了巨大无比的运动场，众船成了层层级级的看台，竞技的是前赴后继的烟花。说到底，烟花也是程咬金的板斧，也许细微的讲究不少，在刹那的爆发中，也就是不多的几个模式：穿云箭般，直射苍茫的；双响后开成并蒂莲的；数声轰鸣后冒起彩色蘑菇群的……不论哪个模式，开放之后的形态是千篇一律的，撒开来，伞一般的弧线，暗下来，软软的，细细的，短短的光焰之雨，湮灭在水上，使人误会迎面扑来的雾的颗粒，是烟花的残骸。

烟花的辉煌维持不到30分钟。最响亮也最沉闷的一声响过，人们知道这是终场，都竭尽余力欢呼一声。

没有了高空乍现乍隐的光明，寒冷更加放肆。回复了正常水平的游轮陆续启动，往港口开去。咚咚响的甲板，湿漉漉的。绕过名为“San Francisco Belle”的游轮时，它比先前所看更加夺目，可视为不凋谢的烟花。

岸上依旧热闹非凡，港口还排着长队。张先生说，这些乘客要搭末班船回对岸撒撒里图去。

回家的路上，堵塞甚于来时，好在车里温暖，有说有笑，倒也不腻。

夜里，我梦见张先生家的昙花开了，在海湾上空。

“发”妻

“发”妻，是指兼任理发师的妻子。提起“发”事，想起这一行最霸气的对联的上半：“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具体到我家，答案是：只有区区一颗。没用剃刀，不必磨砺，只用一把塑料梳子、一把剪子。剪子，从前用“张小泉”，用钝以后因无皮带使之锋利，便改用从香港买来的德国“双立人”牌。

我移民至今，三十年间，外出理发不超过十次，其余的数百次，都由妻子包办。你也许暗笑：升斗小民，谁管你的尊头谁理？我郑重其事地说，这乃是我辈唯一可傲视权贵的特权。想想看，天下滔滔，几人身边有随时专门为你服务的“发”人？哪怕国家元首，也仅仅在需要时把理发师招来。克林顿当美国总统时，在旧金山闹出轩然大波，就是为了理发。他所坐的空军一号，在国际机场将要升空，却停在跑道上久久不动，机场上的班机都因此无法起飞，控制塔里的调度员急得差点吐血，原来他临时请来师傅，在机舱剪发。这事经被媒体热炒，群怨沸腾。旧金山一家电台趁机仿效，在交通极繁忙的金门大桥上，停下箱形车，主持人在里头好整以暇地修剪烦恼丝，导致大堵车，事后当然受检控。由此我想，设若希拉里在折冲樽俎之外，学会小小手艺，让闺房偶尔变为“发廊”，大洋相还会出吗？第一夫人理发，给姻缘加分，更能为全国的家庭主妇建立楷模。也许还有人不屑地说，伴侣若是专业理发师，在剃过万千头颅的余暇，捎带修理家里的一颗，还不容易？我说，还是有区别，依照“干哪行厌哪行”的通例，票友的优势恰在热情永远充沛。

说到我的“发”妻——从“结发”进到“理发”，不敢说是与时俱进，但肯定是家政上的小小成就。对这点，她谦逊地说，是你的头使我成为不错的师傅。说对了大半，其实，儿子小时，理发也是由妈妈包下的，野小子不喜欢理发，被妈妈强按在小板凳上理发时身子老在扭。他的头特别大，四角分明，推子无法畅通无阻地推。也许，这就是妻子理发不用推子的滥觞。儿子从离家上大学起，便对老妈的剪子敬而远之，宁愿进理发店。老妈子的技术没有及时更新，理不出新潮发型，固然是主因；另一原因是受不了随着剪子来袭的唠叨。老妈难得和五大三粗的儿子有零距离接触，抓紧时机灌输庭训：外出不要太晚回家啦，交女朋友要规矩啦。还有：哎呀，这衣服该换啦！啧啧，看粉刺，痛不？

至于女儿，除了小时候由妈妈扎麻花小辫外，理发和妈妈无关。妻子对此的解释是，女人的发事比男人复杂万倍，离子烫直发什么的，听了头发都发麻，还说实践？妻子自家，也一直唯理发店是问。她每次光顾回来，我都得预备一句赞美，在她风情万种地扭头，烟视媚行一分钟后，严肃地问我“理得怎么样”之前就送上，最好出以惊诧莫名的语气：“哎呀，哪来的青春女郎？”或者出以专业性口吻：“这个梨花型，最适合熟女了！”她呢，冲进洗手间，对着镜子，半是得意半是疑虑地反诘：“有这么好？不骗人？”

总而言之，家里只有我一个是“发”妻的忠诚顾客。也因此之故，我无从晓得家里师傅的手艺到了哪个段数，一来我太专一，不能拿另一师傅比较；二来，我对头上事，从来实行“管他娘”主义。对于我的头发，妻子的细致和耐心是无与伦比的，她在浴室里搁一张圆凳子，把一块专用布捆在我的脖子周围，便开始作业。右手上的剪子嚓嚓，左手的梳子呼应，大的方面整治完毕，便一点一点地修理发脚。手不停，嘴巴也不停，把儿子吓跑的碎嘴，我却能容忍，不会鞋底抹油。

一年年下来，我的头成了妻子耕耘的田园。三十来岁，头发有盛夏的葳蕤，光滑的前额上一绺自然的鬈发，似海崖前撞出来的浪花。妻子的剪子絮絮响着，似知时节的好雨。四十来岁，头发渐渐稀疏，提前披上秋霜。妻子试验了几种染发水，美国的太浓烈，最后选定日本的“美源”牌，每次替我修过颇为不羁的发丝后，从膏管里挤出两种液体，涂上，以梳子梳理，使之均匀。五十来岁，头皮上可见发脚如落尽繁华的秋树，她更加小心，尽可能地少剪，好让头发勉为其难地覆盖颅顶。近十年来，每回妻子对着我的头发，都心疼地嘟囔：“唉唉，不知还能剪几次？”我说：“巴不得你的剪刀退休，我至多戴顶帽子，或者干脆加入光头党。”好在，越是老，头上的残山剩水越是善体人意，在“无可奈何花落去”时，采取颇稳健的步骤，每年只消减少许。所以，六十二岁以后，头上还有孑遗，供妻子每月理它两次。想起父亲在四十岁以前头上“地中海”已竣工，岂能不顾盼自雄一会儿？

我家理发师很注重信息反馈。每次完工后的第二天，我上班回来，她总要问有没有人对我的头做评论。我说老实话：“没有，谁管糟老头的发型！”她失落地叹气。偶尔，我带来好消息：“克朗先生夸我了，说比前几天年轻五岁。”她高兴得差点要啃我的脸颊。这不算完全的“白色谎言”，我只是稍作夸张。

当然，“发”妻的事业从来不会引起公众注意。平凡的夫妻，头发理也罢，不理也罢，日子都不声不响地过去，一如头发不声不响地掉。美好姻缘，不就是“静好”吗？

巴士上的蜻蜓

午间的巴士，静而慵困。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空落落的座椅上。我一如既往，读着闲书。今天的一本，是张岱的《西湖梦寻》。人既少，便可以稍稍放浪形骸，脚搁在前面座位的椅背，身子也倾斜，把旁边的位子也占领下来。可惜，这种从容自在维持不了多久，车驶近金门公园时，上来五六位半大小子，都是白种，闹哄哄的。我把眼光从《西湖总记》中的“明圣二湖”收回，看了他们一下。哟，一律“朋克”，发式已是气象万千：或鸡冠型，或水瓢状，或刺猬样，还染了刺眼的蓝色、紫色或红色。其中一位，把大半个头颅剃净，在背后拖一条荡气回肠的辫子。耳环、鼻环、唇环、臂上的刺青、皮手套、印满了怪诞图像的皮夹克、长短靴子，无一不是惊世骇俗。我的下意识反应就是，把肆无忌惮的脚收拢，身躯坐直。我这是自居下风，论放达，论霸道，论威势，我算老几？太岁们在此，是当仁不让的统治者。好在他们没有多少侵略性，只在车后头围成一堆，大声谈笑。我想，为了安全，也为了专心于学问，还是挪挪位子，远离这些望之发怵的接班人为好。

不待我起身，车后起了惊叫，我以为“朋克”们干仗了。转头一看，原来是巴士在停车站打开车门那一刻，飞进来一只蜻蜓！“朋克”们少见多怪，尽情起哄。好在这些在发式、服饰和言谈方面十分之前卫的人物，从小爱护动物，倒没有谁来扑打蜻蜓。于是，不凭票而登上人类交通工具的小动物，悠悠然飞翔。从我的肩膀掠过，一阵嗡嗡的微响。啊哈！蜻蜓，我的童年一刹那复活了：夏日午后，毒辣辣的太阳，小镇旁边的桉树林，嗡营的苍蝇，叫卖“凉粉”的尖嗓。水塘草基上，一顶太大的笠帽、一根钓竿、浮萍、荷叶、水蜘蛛闪电式的游弋。我喜爱的诗人匡国泰，在湖南隆回“如梦的青山”里，吟咏过令人陶醉的“鸟巢下的风景”。这是他笔下的蜻蜓：“绿色的/小型直升机/在村庄的上空盘旋//荷叶是一些临时停机场//乌云盖下来/在雨前超低空飞行/视察大片旱情。”此刻，“直升机”在“朋克”们的大呼小叫和其他乘客的惊愕中，徐徐地盘旋，降落在我跟前。蜻蜓，该是从金门公园飞来的吧，然而我在公园内跑步，溜达，已有十年历史，何以从未见过？它较之我在故土所习见的，小有不同。它的颜色稍为暗淡，纤细的腰身，间绕着黄黑两色的斑纹，翅膀和尾巴的线条简练直截，一如今年女性服装的潮流。我儿时常常逮来玩，像放风筝一般放过的那种呢，身躯上多了红绿诸色，十分斑斓，也肥大些。不管两者的差异多大，眼前的乃蜻蜓，倒是毫无疑问，这不就够了？

我不再追随张岱的梦之旅，我倒要做这“直升机”的乘客，飞过时光隧道，回到童年。一如张岱，在离开杭州西湖二十八载后，借着一管笔搜索旧梦中的旖旎。

我兀自微笑，凝神看着蜻蜓。它降落后，一动不动，也许被陌生的“停机坪”弄糊涂了吧？这是一块带着深深防滑纹路的铁板，而不是金门公园的花旗松，不是爬着牵牛花的篱竹，不是田田荷叶间，那秆高标清韵的莲花啊！何况它来得不是时候。故乡的蜻蜓，是雨的使者，黄昏雨来之前，它们就在低空聚合，在荷塘上，在稻花上，开起大会，做着密集的航空表演。这里呢，正是旧金山最寒冷的夏季，没有雨，连乌云也没有。“朋克”们追着蜻蜓，移到我的附近来。仍旧不坐下，只是围着蜻蜓议论：“什么玩意儿呢？老师没有教过嘛！”“我说杰克，我们该喂它吃点什么。你的饼干吃完了吗？”“可怜的，你干吗到这里来呢？树林里不好吗？这里不再接收移民了。”蜻蜓仍旧在做着沉思，不予理睬。他们先后围成圆圈，蹲了下来，以蜻蜓为花蕊，颜色和式样各异的、等闲却不会白的少年头，成了怪异而迷人的花瓣。位置还是太高，不方便说话，干脆一个个在过道上伏下，用手肘支地，仿佛在与这野外来客谈判。司机从后视镜看到这一幕，只摇头笑了笑，不加干预。蜻蜓还是没有反应，却也没给吓跑。它，至少比我儿时所遇到的同类幸运。那阵子，我拿线拴过蜻蜓，还拿它喂蚂蚁，看蚂蚁如何把一段色彩缤纷的尾巴搬进榕树下的洞穴。我曾残忍地收拾过这些无辜的小生命。那等惨痛的经验，这里的蜻蜓从古到今一定很少有过，于是没有把恐惧和提防人类的基因密码遗传下来，一如深山的鸟雀会站到人的头顶和胳臂上一般。这时候，“朋克”们不再可怕，他们又回复单纯天真的本色，眼睛流出圣洁的光辉，一张张被耳环、鼻环装点得又恐怖又丑陋的脸，居然如此可爱。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儿时伙伴的面影，那些穿破烂牛头裤，用力吸着长鼻涕的孩子，在拍公仔纸_①时，在小心地给从屋檐上掉下来的小燕子喂食时，在田间拾稻穗时，神态也是这样的啊！我真想俯身凑近，把这些营养和体力都过剩的大孩子搂在一起，说一句：“我爱你！”仅仅为了他们对蜻蜓的仁慈，泄露了深深埋藏着的童真。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朋克”们已做了决定。就在巴士将要在公园边沿的丛林旁停靠的一刻，其中一个，极为庄重而小心地，用手把蜻蜓捧起来，在伙伴们的屏息护送下，缓缓地，一步步走到打开的车门前，用力把手往外一张，把蜻蜓放飞了。不多的几个乘客不期然地齐说一句：“好！”“朋克”们骄傲得有点不好意思地摆摆手，互相捶打着取乐，脸更加红了。

我紧盯着窗外，蜻蜓慢慢飞走，盘旋了几圈，在绿叶间消失。我又埋头在《西湖梦寻》里，张岱有两个西湖，一个是梦中的，一个是现实的，梦中的“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张岱所隐喻的，乃是生命中永恒的遗憾。童年，该是人生风景线上最美丽的西湖吧？只是，在忧患中年追寻它的痕迹，重温它的情节和情调，结果还不是跟张岱一样？一种命定的失落感而已。

然而，此时此际，我比张岱幸运多了，为了蜻蜓。

①公仔纸，即画满公仔的硬纸板。

坐一趟荡气回肠的巴士

一

午后的旧金山，极为晴好，令人觉得枯坐室内是浪费健康和自然资源的罪恶。出门，坐上29路巴士。穿过金门公园之前，乘客不多不少。这个时刻，上班的上班，学校放了暑假，坐公车的多半是闲人。路旁的细叶桉轻柔地拂扫车顶，过分活泼的太阳光，碎金似的撒在车内。心情宁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也没有欣喜。

在加利福尼亚大道换乘开往唐人街的1号电车以后，情况却不同。拥上十多位小学生，一色杏黄圆领衬衫，那是制服，裤子则自由化，或长或短。该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童嗓嘹亮，车内马上变为百灵鸟栖息的春天林子。是学校组织的外出活动，可能去美术馆、展览馆参观，可能去养老院、医院探望，可能看表演，可能参加某项比赛。带队的老师一前一后压阵，领队的中年女士兴冲冲地高声吆喝，英语带点中国口音。在美国，把小学生带到校外可一点也不好玩，出芝麻绿豆大的事，摔跤啦，打架啦，损害财物啦，还没说到失踪和绑架，领队的担上无穷干系，轻则挨警告、被炒鱿鱼，重则被检控。

然而，“人之患”理所当然地负担的忧患和孩子们无关。看他们那高兴劲！排队进车厢，四散开来，找到座位，规规矩矩地坐下，好奇地东张西望。坐在我前面的女孩子是华裔，圆圆的脸，两只虎牙，笑起来特别可爱，忙于和坐在对面的同学用手势玩我看不懂的游戏。

我扫视一张张小脸，不同的肤色，相同的语言——英语，尽管父母可能来自别的国家，但在有“大熔炉”之称的国度，这一代将无一例外地被铸造为“美国人”。

左侧双人椅上的两个女孩，一个白种人，一个黑种人，紧紧地挤在一个座位，说不尽的悄悄话，不是座位不够，而是因为刚刚勾了手指，要做“最好最好的朋友”。我注意到，每个学生胸前，贴着纸做的名牌，上面打印的是校名和学生姓名，以及带队老师的联系电话。这是教务处的细心处，怕有人走散，找不到队伍。Sutro！校名为什么这么熟？不就是我的儿女上的小学吗？对哩，这队伍就是在第十二街和加利福尼亚大道交界处上来的。

二

Sutro小学，普通的公立学校，于我却有特别的意义。它负载的，不但是儿女的童年，也是家长的黄金岁月。三十年了！不满七岁的儿子，每天被妈妈送进学校，妈妈背上，是两岁的女儿。四年以后，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也进了这所学校。那时，妻子上班，由我送儿女上学。或者牵手，或者紧张地跟在后面，目光追着奔走的身影，路旁是凶猛的车流、粉红的夹竹桃、灿烂的杜鹃花。这日常画面，也许当时一点也不在意，被生活压得喘气不赢时还抱怨。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依恋不已的就是它。最近，每天大早出门买报，一个少妇送一儿一女上教会办的暑期班。这迎面而来的三个人，我见一次注视一次，被兄妹的笑闹所吸引。我的驻足、回头，当妈妈的注意到了，投来疑问的眼神。我不好意思地报以微笑。年轻的妈妈当然不理解，我神思恍惚，并非图谋不轨，而是托“人”起兴，一首颂歌从心里飞出。

年轻的家长和幼小的儿女，是人生最华美的乐段。老来未必记住“樱桃树底春衫薄”，未必记住第一首羞怯的情诗；花前月下的絮语，死去活来的爱，这些以“欲”为动力的感情，不复在夕照下的心海激起涟漪。两只被中餐馆厨房的洗洁精腐蚀过的年青的手，各牵一个亲生骨肉，三个人霸占整条林荫道，在朝晖里欢快地走向校门，这镜头，却是终身珍藏的至宝。儿子上五年级以后，独立了，自己上学，自己回家，饿了，打电话到车衣厂请示妈妈：“能不能煮一个公仔面？”我仍得送女儿上学，五六个街区的一程，说了多少“狼外婆”和“大力水手”。雨天，我要抱她跨过街上的水洼，她上一年级上学期不抗拒，往后，得讨价还价，从“没人的地方才能抱”，到“进校门之前必须下来”。我三十七岁的生日，在日记本记下当天的一幕：儿女在吃晚饭前吵了一架，一个说“祝爸爸生日快乐”，另外一个非要废除老式称呼，叫“爹地”。

想到儿子六年级的语文老师——管教严厉的黑人马林女士，她邀我进教室谈话，离开时，墙角里罚站的黑孩子笑着向我吐舌头。想到操场管理员约翰和汤尼，我和妻子下班晚，是他们替我们照顾儿女。想到租住的小房子，后院中央的冬青树，圣诞节前带刺的叶子裹着红嘟嘟的果子，在学校参加过化装游行的儿女，把玛瑙般的果子捡起，塞进客厅挂的白袜子里头，当圣诞老人的礼物。想到儿子的书包，女儿的花裙子。想起上初中的女儿在作文上的抱怨：“爸爸从来不拥抱我。”我低头揉揉老眼，怕泪水溢出。

权且移情到眼前，我用尽可能慈祥的眼光，把全巴士的“杏黄衬衫”爱抚一遍，在心里说，孩子们，你们是我的儿女的校友，我爱你们，一如我爱我的儿女；我爱你们的学校，那里的教室、操场、黑板，都是我曾熟悉的，尽管马林太太早已退休……

然后，是悲哀。突如其来的伤逝，教心堵得慌。我老在问：为什么好东西都属于过去？随着年华老去，“今天比明天好”，变为和“任何照片都比此刻年轻”一般坚硬的真理。是啊，人生无论多么贫困卑微，只要拥有两样：健康和年轻，而人间并无战事和政治运动一类人为灾难，那么，总归是可恋的。好在，这两个前提不必量化为胆固醇、血糖、肾功能的读数，而可以像聪明人跳高，按照自己的能力降低横杠。可惜，好的都在后面，这一条实在叫人沮丧。即如今天，死死抓住以“Sutro”小学为名的救生圈，在回忆之海里载浮载沉，难以言状的今昔之慨，这样的日子，在将来依然被贴上“好”的标签，供我低回。问题在于无休无止的“今非昔比”之后，前面怎么对付？一路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减到临终，岂非负数？

我彷徨于无地。小学生们众多的迷人笑脸退隐在朦胧之外。我奇怪，邻座的老者，比我老得多，却如此安详。难道只是我，自贴“斯人独憔悴”的标签？

三

我来不及针对“如何活下去”的大哉问，展开深入的思辨。巴士上却发生了新事情。日头变毒之时，上来许多乘客。其中，至少五位是老人。老人们面对出奇地拥挤的车厢，安分地站着。一位白人老太太，一手挽白色手袋，一手握着头上的横杠，站在带虎牙的小女孩跟前。我以为孩子会干脆地一蹦，把位子让出来。不料她看了看白人老太太，并无动作。再看前面，没有一个学生给老人让座。这些老人的老，是彰明昭著的，有两个拿着拐杖。为什么可爱的孩子们，没有表现常见的、带点调皮的同情心？

忍不下去，我要行动。简易的做法是自己让座。可是并非良策。我比最靠近我的白人老太太老。我让，于她可能是灾难——她将得出“这个中国老头认为我比他还老”的可怕结论，轻则拒绝，重则反击。那么，只好提醒小女孩。我尽可能慈祥地说：“请你把座位让出来。”小女孩看看我，再仰看白人老太太，并无动作。白人老太太是彻底的慈祥人，她轻声对小女孩说：“不用，谢谢，我站着蛮舒服的。”女孩子难为情地扭了扭身子。就在这时，车子刹了一下，站立的乘客都晃一晃，哐啷一声，有拐杖倒下。

我开始冒火，哎哟哟，我的儿女的学妹不像话！我尽可能和颜悦色地对小女孩说：“请你读读背后的贴纸。”她扭转脸，读了。那是：“据联邦法律第49章第37条167款，必须给年长者和残障者让座。”“明白吗？”她点点头。“该怎么办？”白人老太太先向我点头致谢，再对女孩说：“不要动，我不坐。”女孩果然没动。唉，你是中国裔，中国人最能领会暗示，就你悟性低！我只好挑明了：“请你站起来，让人家坐。”我不用“老人”这一敏感词语。终于，女孩站起来，白人老太太如释重负地落座。

上来的老人更多，除了我“摆平”的一位，别的小学生压根儿没让的想头。我只好向老师求援。大嗓门的领队在巴士后部。我从人缝里找到她，向她打了几次手势，她终于挪到近前。

我先尽可能礼貌地问好，再指着车的前半部。“请看，有什么不对劲呢！”我微笑着，但不满是抑制不了的。“怎么了？”她反问。“你的学生把老人座位全占了！”我指着车上的贴纸和座位。老师终于看清，一排老人可怜巴巴地被罚站。

她如梦初醒，连说“对不起”，直起脖子吆喝：“孩子们，站起来，快！到后面去！”学生们齐刷刷地离开座位。老人们坐下。车厢回归宁静。我的邻座，从头到尾，没发一声。所有乘客亦然，愤世嫉俗的，只我一人。

四

一件现实事件，尽管小之又小，但有正面作用——我不复纠缠于形而上的伤感，而专注于眼前。不错，眼前是败兴的。当然，不能就此指美国的年轻一代没有敬老的观念。我坐了这么多年巴士，所见的学生，让座的和不让的，比例约为二对一。中学生放学时，巴士上常常发生怪现象，空座位尽管多，但学生们宁愿站着。后来我才琢磨出，他们不想频繁地起立，所以预先放弃。

那么，为什么我的儿女的校友们成为例外呢？我越往下想，越觉得不宜做轻率的判断。并非说他们不让有理，而是情有可原。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一、年纪太小，伸手够不着横杠。站立时遇到车子急刹会摔倒，为安全计，老师要他们“不站”。二、他们上学放学，都坐校车。校车上没有老人，他们的意识中，还未建立“让”的观念。老师方面，认为为时太早，没有教“敬老课”。三、外出是特例，带队的老师如临大敌，要求学生服从指挥。而座位，是老师上车时分配的，老师没吩咐站起来，他们只能乖乖地不动。

思维一旦细化，我的大咧咧的“道理”便给颠覆了。也许，较为理性的做法，出自白人老太太，她和颜悦色，让孩子坐着，这里面充满的是理解、爱护。而我，太粗糙，太没风度了。

这么一来，我也部分地化解了由伤逝而来的沮丧情绪。在“一天不如一天”的岁月，既然“好”不可挽回，那么，就加强反省，努力建立一个“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的人格，自我完成是没有止境的，如此，我的晚年有得忙，庶几可甩掉徒然增加负能量的思绪，直到最后，平静、满足地翘辫子。

我和流动的天堂

午后，刚满十六个月的外孙女在家里老是闹别扭。我把她抱下楼，放进婴儿车，拴好安全带，推到街对面的绿化带去。惯于扰人清兴的雾气没来，大风没来，海懒洋洋地卧在远处。和气的太阳公公，以从花旗松针叶间漏下的柔光安抚爷孙俩。

我压根儿没想到，林荫道上的缓步，竟然带上一个天堂——被我的两手推着的，移动的天堂。抱着泰迪熊的小宝贝，很快进入状态。迎面走来一位遛狗的邻居时，我对她说，向公公问好。小宝贝向他招手。“公公”停下，一只身躯庞大的圣伯纳犬规矩地站在他身后，宝贝并不怕它。狗狗十四岁，老得差点挪不动腿了。公公问我，是你的孙女吗？我点头。公公又指着全身雪一般的狗狗，对着婴儿车说：“它比你大。”宝贝蛮有领袖风度地挥手，向公公，向蹒跚而行的老狗狗。

接着，小宝贝一发不可收，实行可爱的泛神主义——向各个方向挥手，即向整个世界问好。我弯下腰，眼睛和宝贝的视线平齐，望过去，她的世界如此广阔而美丽！狗尾巴草和她一般高，纹丝不动，似乎在做梦。开红花的扶桑，像戴上围裙的老婆婆。白色和黄色的金星菊，矮小，单调，然而善于表现自己，在突然刮起的微风里招摇。蒲公英好奇地凑近婴儿车，雪白的花球，她伸手能采到，可是她只是好奇地和花对视。在她的视角，她被比她高的波斯菊、打碗花、满天星以及高高矮矮的林木遮住，不算广大的植被，无异于热带雨林的神秘之地。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咿咿呀呀地说话。一只老鹰扑地从松梢飞起，翅膀的弧线以对面的屋顶为终点。我指给小宝贝看。她的小手指向屋脊上的老鹰。一对白人夫妇推着婴儿车迎面而来，我和他们交换亲切的问候。彼此的笑容，自然是全世界最爽朗的，两个孩子该也交换眼神，哪怕只是一瞬。小风如此狡猾，在衣服的缝隙里钻，我停下，把她的粉红外套掖好。

就在这一刻，我差点向着蓝天下跪！终于明白，今天从早上起，愈来愈浓郁的惶恐来自何处。事缘刚才我和文友们驾车到50英里外的玫瑰园，拜祭去年辞世的文学前辈。前辈的墓碑是只有三分之一个巴掌大的木牌子，竖立在盛开的玫瑰丛中。骨灰撒在园圃上，是生命饶有诗意的归宿。回来以后，我对周遭花草的观感起了化学变化。原来，它们和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人归于尘土，和欣欣向荣的万紫千红一起，迎迓新的生命。我推着婴儿车时，极清晰地感到：我此刻拥有的幸福，接近峰巅了。这教我起了危机感，怕圆满的下一步是缺失。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凭什么我拥有这么好的当下，阳光、远处的海和两手推动的婴儿车？是啊，这就是灵魂的天堂。一路走来，天真伴我，好奇心伴我，迎面而来的，都是友爱、宽容和悲悯。我的灵魂被提升到云端。下蹲时看，婴儿亮晶晶的眼睛给缺陷叠加的尘寰施了魔术，使它变为开花的草原；跳高时，让小宝贝的手指指挥着，我飞升到柠檬桉的最高枝，爱抚老鸦漆黑的羽毛。

我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把久久地憋着的幸福倒出一些来。往回走，远处有一个毛茸茸的褐色玩具，那是从宝贝手里掉下的泰迪熊。迎面走来的老太太本可以捡起，但她蓄意把发现的快乐让给我们。我把小熊交给我的司令，她从小熊身上找到一根松针，兀自玩起来。我怕刺伤她，把松针从她掌中拔出，扔掉，她不高兴了，要哭。我蹲下来赔不是。这也好，极乐世界如久待，我又得分神去对付莫名其妙的恐惧了。

等你，在雨中

14日，千万个不见诸经传的日子中的一个，若硬要记下这天的独特处，勉强搜得出三点：一是我休息，暂时得以优游林下。二是下雨，旧金山的初夏五月，在闻名天下的雾与阴冷之外，居然有雨，颇算突兀。早上临窗一望，街道湿了，是江南常见的“细雨鱼儿出”那一种，滋润，优容。三呢，是每月给外州一贷款公司付房屋“抵押贷款”期限的前一天。“抵押”二字，可不只含着“阴险的暗示”，明天15日下午2时前，如果那公司收不到我的支票，我就得额外付滞纳金。再耽搁下去，房子会给它收回去，那就重新变为“无壳蜗牛”了。

意外得雨，本是美事，我可以精心调制一杯哥伦比亚的浓咖啡，坐在书房的沙发上，静静地看后院。小草该青翠些了；灯笼花该剔透地点亮了；塔似的枞树，梢头绿星星般的新芽，该各各擎起轻盈的雨珠，还没想得准该怎样炫耀，便不胜重负，坠到鹅卵石铺的小路上去了。如果够幽静的话，我能听到雨滴触地时的叹息。也可以看被房屋、电线杆和树割得七零八落的天，那片单调的灰色，没有飞机和喷射云，也是可爱的空白，让人寄托遐思。悔不该，尘心未断，竟忍不住给贷款公司拨了个800开头的免费咨询电话，查查我的支票已如期到达否。录音响过，是电脑自动据我报的贷款账号查账户，然后，响起天知道是真人还是电脑模拟的答话：“没有收到。”我紧张起来，不放下话筒，等来一个接线生，才找到延误的原因——我把支票寄到这公司的旧地址去了。接线生说，还来得及补救，可在两法中择一：要么到“联邦快递”公司去邮寄支票，明天上午可寄达；要么到“西联银行”电汇，10分钟内可办妥，不过要现款云。

我驾车出门，一头栽进雨网中。楼头看雨是超逸的境界，雨中走路是幽微的境界。雨中驾车呢，倘是无所事事，光为看雨，那凄清便带着动感了：小小的“本田”牌轿车，何不看作一条奇特的“雨巷”？看，一个人，局促在铁皮围成的、阔不过五尺的空间，雨刮器例行公事似的，把车窗上沾着的雨珠抹掉；车顶，权当是一把湖南出产的特大号油纸伞吧。从两旁滴答而下的雨，权当是来自江南小巷，一长溜青砖壁顶端，那些长了绿苔的瓦檐。车子，是随你走遍天涯的巷子啊——“便携式”的，有如无所不包的手提电脑一般，你不必劳动脚步便可吃遍风景的处所。就那么默默地行驶着，收音机没有开，紧闭的车窗使市声和雨声变得遥远。一个人，左手把着方向盘，适性任情的姿势。热气在里头慢慢地漫开，四侧玻璃罩上了雾气，可别把排气扇开动，那点朦胧，正可虚拟为雨的氛围哟！只是，我是有事要办的，丝毫不惊天动地的事，即便对自家，也不见得如何急迫和重大——赶在期限之前去汇一张支票或现款，免得受罚。然而，我遵照虽未载入《颜氏家训》或《朱子治家格言》，但约定俗成的“好家长”“好丈夫”守则，郑重其事地去办了，据说这就是现代人不可缺少的“责任感”。

突然之间，在正儿八经的“责任”之旁，幽幽地冒出戴望舒的名诗《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我结婚多年，早已在柴米夫妻的格局中安居乐业，路上的姑娘丁香不丁香，与我无关。而且，这诗只是早年的爱物，它的滥情，如今已不惯，何况平白用上那么多形容词，“冷漠”啦，“凄清”啦，“惆怅”啦，除却以音韵缠绵见长，也犯了现代诗之忌。只是，那种少年的愁滋味，甜甜地在心头滴答不停，很像初恋了。

初恋不能没有雨啊！二十一岁，在乡里当着又穷又苦的知青，每到墟期，游魂似的踱到小镇去，就为了在巷子里，见见在七八里路外，也是当着知青的小情人。她款款地来了，雨帘中，就她一件碎格子的红衣裳！有时候，她失约了，我痴痴地站在小镇大路口，那一株老也长不大的榕树下，望着雨网，听任疏叶间漏下的雨，从被柴担压肿了的，搭着披肩布的瘦削肩头，淋到被山上荆棘刺得伤痕处处的腿肚上、光脚上。那是饥饿的年代，被禁锢的青春，自然不晓得，在遥远的海峡对岸，余光中作了一首诗《等你，在雨中》：“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是的，“等”，是永恒的诱惑。只是，我能等来什么呢？小情人早已消逝，哀乐中年，妻子在下城的时装公司里上着班，熟习的爱，不是等不等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细水长流变为波澜起伏，如何常爱常新的问题。可是，我仍旧向往等候的情调啊！不等一个具体的人也好，就让我从太实际、太琐屑的庸常日子中造一些幻景吧，让我等一个飘忽如雨的梦吧，不必马上付诸实现，只要使我煞有介事地等就行。不要预测。等谁，等到什么时候，都不是非弄清不可的。一如小草在雨前的沉默，一如云在风起前的宁静，一如没有约会的处女黄昏对窗前小花的低语。天下之至美，乃是没有了结的期待，尤其是以雨为背景的期待。

可是，我正在行动，渺小的。“等待”中那种蕴藉的诗意，丝毫也没有。我先去银行，凭私人支票提了1200块钱。因了天雨，顾客稀少，脸孔古典的柜台小姐，用与我一般不地道的英语，耐心到近乎唠叨地解释：由银行直接电汇给我的贷款公司，如何简便快捷。我一问手续费，竟要30块，连忙婉谢。她见为银行拉生意不成，垂下头叹气。看着她涂了睫毛膏的眼睛布上乌云，我居然不合时宜地想到戴望舒诗里的姑娘：“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唉，对不起了，姑娘。“等”是诗，你的银行却是平实如白描的散文。我给罚款的话，也就50来块罢了，你扣掉30，外加10块钱做取消原来支票的手续费，那我在雨中奔走半天，才值10块钱多一点？太不值了。看来，如果我不等什么，还相当精明呢。

我走进雨中，从夹克口袋深处，搜出几个硬币。在街旁电话亭，先拨411查号，查到“西联银行”的电话，又拨了一个800开头的免费电话，问附近有没有该银行的分行，好去电汇现款的。答曰有，不过不是支行，而是代理处。驾车前去，原来是一家阿拉伯人开的杂货店。进去，店主问我：“汇多少？”“1200块。”“汇费80元，干不干？”居然超出罚款近30元，当然不干。马上溜回雨中。

午后的大街寂寥，大而无当地摆着空架子。路面滚过车子黏滞的轮胎。车子，这活动的雨巷，倒是干爽的。何其想念家乡的雨啊，穿一双雨靴，在村路上缓缓走着，和友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那里有布谷鸟，有蛙，有雷电，有红蹼的鹅操着叽里咕噜的外语，一窝蜂地开进被雨水捣浑的池塘。我们也许会期待天晴，为的看彩虹。这里，只有雨，没有雨中的等待。哦，如果，如果，“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你走来”……那该是什么景象？“你”是谁？初恋的那位？妻子？梦中的那位？在巴士站惊鸿一瞥的那位？在书中风情万种的那位？在银幕上的那位？在卡拉OK激光影碟里搔首的那位？在相书里的那位？在照相馆橱窗里的那位？终竟是子虚乌有的那位。唯其空，才耐得住我的等待，才和我在雨中的等待相称啊！不过，我必须履行我的责任。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到“联邦快递”公司去寄快邮。又是电话亭，又是拨411查号。再打800的咨询电话，找附近的代办处，接线生说，要到下城去才行，我记下地址，驱车前去。雨小了，居然透出几线暧昧的阳光。

“联邦快递”位于哈里逊街，一找就找到了，就是没有地方停车。转了一圈，又一圈，街旁停着的车子，没一辆有挪动的意思。我敢冒个险，把车停在货车装卸的专用地段吗？甚至在禁止停车的红线区吗？不，罚单动辄是百儿八十块，加上拖车费120块，太划不来。忽然，福至心灵地，一个念头闪电般照亮了心间：管他娘去，由贷款公司罚吧！

随即，我决然地打道回家。雨细而匀，使人想起秦观的名句：“无边丝雨细如愁。”我居然生起残忍的快感，为了即将损失一笔钱：数目不惊人，却是明知故犯，迹近烧钞票的愚行！然而我解脱了，从“行动”“责任”中解脱，从过分精细和准确的算计中解脱，我可以全身心地进到雨中，去等候。

在雨刮器例行公事地擦拭着的车窗前，在滔滔的汽车的流水旁，隐隐地，也分明地——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你”是谁？我不管，反正不是贷款公司所罚的滞纳金，据说数额为52.66元。

谁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

女儿在产院，生下第二个女儿，比预产期提前几天。我们闻讯，尽快赶到女儿的家，照顾她的大女儿。妻子要料理全部家务，我负责看管两岁七个月的外孙女。这个年龄的孩子，好动，顽皮，一个不留神就爬到高处，摔下来大哭，声音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含饴弄孙”这一成语移用到这里，须改为“孙弄”，我被小家伙“弄”了一个上午，筋疲力尽。午饭后，按时间表，她要睡觉。我抱着她，哼了一会自造的催眠曲，她胡闹了一会，入睡了。

头枕在我的右肩膀上，黑发披散四周，热气轻轻呼在脖颈。我抱起小宝贝，缓缓地在客厅里绕圈子。窗外是旧金山郊外的午后。住宅之间的距离超宽，大白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偌大居民区，不变的基调是静。树木茂密绵延，屋宇反而成了绿色的陪衬。静被碧绿包裹着，张力甚大，仿佛有什么随时像蓓蕾一般爆开。我这一迹近诡异的想象，容易获得印证——捅破寂静的，要么是狗叫，要么是婴儿的啼哭。深秋以后，氛围稍变，静被红虽不如北方同类的炽烈，胜在浑厚的枫叶烛穿少许，秋气坦然弥漫，别具成熟的爽利。院子内的草地，因连年大旱，自动喷灌器被关，好在晨露丰沛，足以滋养，依然得意扬扬地绿着。早上带外孙女去溜草地上的滑梯，她站在草地边沿，用中英双语说“湿湿”，只好撤退，把地盘让回给麻雀和尾巴大而无当的松鼠。

外孙女睡得多甜。我不敢乱动，惊醒她可没好果子吃，发脾气，闹别扭。若然，“孺子牛”的辛苦不下于拉犁耙的。只是，肩膀上的分量，愈来愈有点儿那个。

难怪，肩膀没负重有年了。在故国，肩膀可是货真价实的“如牛负重”。磨破多少层披肩布和包裹肩胛的皮肤，肩膀的肿痛消长多少回，才练就挑130市斤柴担走20里崎岖山路的功夫。三十多年前离开故国，110多斤的移民行李，是肩膀最后一次和扁担的因缘。

以后，肩膀之为用，似乎仅仅是供女儿和女儿的女儿搁上熟睡的头颅。第一次，以逃难的急切离开国门，乘坐从香港飞往旧金山的越洋飞机。不满两岁的女儿，非要我抱着。我让她坐在怀里，半夜，她伏在我的肩膀上入睡。舷窗外，是10万米高空上静穆的云絮。三十二岁的新移民，被向后的乡愁和向前的梦同时拽扯，绞扭，好在肩膀上的分量在不断提醒我作为父亲的责任。为后代争好一些的前程，无疑是此行最重要的宗旨之一。

在旧金山定居十二年，才有了余钱和闲暇，了却一个心愿：把孩子带回故乡，让他们祭拜祖先的坟墓，告诉他们，矗立着碉楼的村庄，就是他们出生、学步的人生出发地。让憨憨的牵牛，这最普通也最美丽的篱上花，和乡愁一起栽在他们的心田。那一年，儿子十八岁，女儿十四岁。机上，女儿坐在旁边的座位，深夜，又一次，靠在我的肩膀上沉沉睡去。我从行李袋拿出笔记本，写下一首诗。其中有句：“少女的梦境升上数万英尺的/高空，可是宇宙中一颗新星？/是在中学的礼堂朗诵诗吗？/是在电话中和伙伴说悄悄话/约定在耳垂锥上更大的孔/好戴上更巨大的耳坠吗？/看，她在梦中笑了，迷人的笑纹/漾至我的肩头，我的心头。”

岁月并非一味流水落花似的冷酷，它偶尔也眷顾马不停蹄地老去的人父，此刻不就是多情的回放？我回到负重而倔强的青春，我又回到拖家拉口而兴致勃勃的壮年。从我的肩膀上醒来的女儿，揉揉眼睛，她面对着人生，不论在异乡还是故土，只要有父亲的肩膀（哪怕并不宽厚）在，有无所不在的母爱在，她就有底气，有勇气。

如今，三十六岁的女儿光荣地成为两个女儿的母亲。我无非极为普通的男人，唯一庆幸的，是从来没有逃避责任，和妻子一起，在另外一个国度，以“一世祖”的卑微和勤俭，履行家族传承的义务。一年年，抱着，背着，牵着儿女，从上幼儿园的路，到上学的路。然后，他们学会独立，离巢，完成大学教育，进入职场，建立家庭。我们顺理成章地变为云淡风轻的老人。

小外孙依然酣睡，微汗从额头沁出。老妻怕我惊醒她，把手巾抢过来，替她轻轻地擦，一边像赞美出自自家之手的最美艺术品一般，说着：“啧啧，看这眉毛，小嘴噘起，多像她妈妈小时候……”然后，怀着喜悦和些微醋意问：“干吗靠着你的肩膀，睡得这么久？”

二十二年前还乡时，在越洋飞机上为在我肩膀上入睡的女儿写的诗，最后是这样的：“故乡近了，亲爱的女儿/你说得颇笨拙的家乡话/该派上用场了。你还在/沉睡？好吧，且把你的梦境，移到故乡的溪畔/在捻子花的香气中睡吧/做第一个带蜜味的乡梦吧……”同是睡着我的肩头，女儿这一代属于移民“二世祖”；至于第三代，“乡愁”进一步淡化，不复成为话题。再想，脚下的新大陆就是她的家乡，“无中生有”再造一个并无必要。这么说来，如果非要注入诗意，那么，我的肩膀要努力变为“爱的支撑”。

书卷故人

冬天，阴冷的黄昏，我和妻子站在朱家三层高的房子前方，朱太太在里面按下开关，铁皮门隆隆升起。眼前是一个长长的车库，前一截停着浅蓝色的老式凯迪拉克。她领我走到尽头，指着胡乱堆起来的纸箱子，说：“随便挑好了。”风从不远处的太平洋刮起，越过金门公园的芦苇和枞树灌进来。朱太太赶忙按开关，关上门。朱太太和我的妻子是多年好友，见了面有说不完的家常话，两人兴高采烈地上楼去。

天花板上垂着一盏低瓦数的电灯，晕黄的光落在书堆上。幸亏和朱太太同住的小叔子来洗衣服，把洗衣机上方的灯开了，强光从车库后墙照过来。我从靠墙处拉来一张塑料小凳子，在书堆旁边坐下。这些书，都是朱先生的遗物。

洋谚语“You are what you read”，我是一直信奉的。这语录一看就懂，要翻译可不容易。较为贴切的译文，该是：“读什么书，你就成为什么人。”不过，这一表述排除了“看”，如果稍加引申，解为“看你读什么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则增加了操作性，但愿聪明人不要据此走捷径，“看”到牧师走近便朗读《圣经》，“看”到前辈上门就装作无意地在厕所放上他的著作。我所以对朱先生的藏书怀着少有的热心，是因为一个多年的悬念。

朱家和我家的交谊，始于新移民时代。妻子原先在一家车衣厂当单针工人。她出国前已是技术能手，如今也胜任愉快。可是这种制作成衣的厂子，不求活计好，只以效率挂帅，人人没命地赶定额。妻子吃不消。好在这厂子属于一家大型时装公司，有专属品牌，上游有设计部和制办部。朱太太是制办部的资深师傅。有一回，制办部要赶一批样板，把妻子调到公司去支援。妻子当了两个星期临时工，本来要回到老厂去。幸亏朱太太竭力推荐，妻子留在公司，当慢工细活的制办工。从那时起，朱太太和妻的情分在师友之间。捎带地，两家人走动得颇频繁。二十多年前，我和妻子头一次造访朱府。这是一幢含两个单元，每个有三卧室两厕所一厨房一客厅的大宅。朱先生夫妇打拼数十载，赚下了这栋房子，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就在那一次认识了朱先生。他刚满六十五岁，从“奥林匹克俱乐部”退休。朱太太在旁边说，他在这家老牌会所的餐厅当练习生一当就是三十五年。我和妻子走进本来宽敞却被太多旧物挤出压迫感来的朱家。朱先生刚吃过晚饭，坐在客厅的胡桃木太师椅上，全神贯注地剔牙。他个子瘦长，秃头亮得出奇，我差点混淆了，以为发光体不是天花板上的灯泡。看着他细细的眉毛，收拾得干净的下巴，马上想起末代皇帝溥仪晚年的标准像。他脸膛红润，也不知是头顶的反光，还是退休后日子惬意，使容光焕发起来。

朱太太待人接物的功夫，比木讷的丈夫强许多倍。朱先生还在为来不及找到恰当的辞令而尴尬，她已站在两个男人之间，充当桥梁：“刘先生是读书人哩，你除了啃书没别的生涯了，对谈正合适。”然后，朱太太和我的妻子走到缝纫室去，交谈两人所在时装公司的人事趣闻。朱先生和我默默相对，我也为怎么开头而着急。好在朱先生福至心灵，豪迈地宣告：“退休后，要完成的工作，就是给《辞源》和《辞海》改错。”我怕听错了，问他是不是指中国最具权威的两部工具书。他给予肯定的回答，还随手从案头拿起带封套的《辞源》，啪啦啪啦地掀了掀。他的手指细长，骨节嶙嶙，在蓝色书脊上蠕动，教我起了莫名的感动。一个读书人，在异国，如此警惕地护卫彼岸古老的文明。透过斜射到桌面的阳光，看到一阵轻灰在朱先生的手下扬起，恍惚了一阵。我对此毫无准备，如果这地方是硕学鸿儒的书房，线装书层层叠叠，仿佛一棵棵偃蹇的老树，而夹在书页间的纸条，有如叶片或者芽梢。老先生轻抚长须，向我开讲《说文解字》。那么，这样的人物来给大部头辞书勘误，是十分合理的。可是，这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蓝领人家啊！老房子，老家具，老移民，扫眼周围，没看到几本书。不过，作为命根子的藏书，排列在没邀请我参观的书房里头也说不定。出于唐人街约定俗成的规矩，我们不谈及他过去所从事的职业。说实在的，朱先生仙风道骨，动作迟缓，怎么看都不像在洋人俱乐部当“仆欧”（Boy）当了大半辈子的角色，干那种活计，不必饱学，但须是粤人形容的“眉精眼企”，脚步如风，他却像煞鲁迅笔下的孔乙己。

“谬误多得很嘛！流传了这么多年，居然没人指出来，愧对先人！”他激动地发议论，声音很大，却仿佛从老远的地方传来。我从沉思中惊醒，连忙追问：“有这回事？倒是闻所未闻，请举个例子。”他探探瘦长的身子，颇为踌躇满志地拿起一本拍纸簿，翻开来。我有如在爆炸性新闻现场采访的记者，注意力高度集中。然而，他坐正，把拍纸簿扔回桌面，说：“算了，待完稿再说。”人家是“良贾深藏若虚”呢！我的好奇心敌不过他的韬晦。然后，他把话题岔开，评论起唐人街中文学校的老师来，口吻自然是不屑的。“‘病入膏肓’的‘肓’念成‘盲’，‘咄咄怪事’解作‘拙拙’，也就是‘笨的怪事’。我小时候教蒙馆的先生把‘逃之夭夭’的‘夭夭’念成‘天天’当天大笑话；不过，这里有一个老师教《诗经》，确实把‘桃之夭夭’念成‘桃之沃沃’。”我连忙附和，说这现象嘛，和中餐馆里的挂炉鸭和佛跳墙走样类似，厨房里的“香港名厨”，原先是大陆的教书匠，移民后进餐馆当洗碗工一年，帮厨一年，第三年靠偷师恶补来的半拉子手艺，跳槽当大厨去了，哪来的真传？他点头，叹气。

那一晚，我和朱先生面对面，喝光了一壶铁观音，聊到最后，他竟有了引我为“知己”的架势。遗憾当然有，那就是，我耍尽“阴谋”，要他说说《辞源》及《辞海》的错处，他总是不经意地避开。幸亏，临走前，他卖了天大的关子：他在有生之年务必完成的，是超越这两部过时及谬误百出的工具书的大制作，“肯定是厚厚的一本”。“把它出版，我便算对故国家山有个交代了。”他把我送到门外时，信心满满地说。

朱先生所设置的悬念，从20世纪末搁到现在。可惜最初也是最后，此后，再也没有和朱先生单独谈心的机会。好在朱太太，退休前每星期五天，和我的妻子一起干活；退休后也隔三差五一起上茶楼，偶尔，也请上我。我每次和朱太太谈天，当务之急当然是刺探朱先生的“名山事业”。“他把那部书写完没有？”“他写过书吗？天晓得，他从来不给我看，我也看不来。”我很快侦察出，这对夫妻的关系，比怨偶还糟糕一点。怨偶之间，怨也好，骂也好，好歹有互动，哪怕负面。他们从结婚起，从来没过多少感情。幸亏家庭和谋生两项，耗费了两人的心力，在需要感情滋润的青春期与前中年，凑合过去，到老来，维持现状变得轻车熟路，一辈子就这么打发掉。

从妻子口里知道，洋名字叫珍妮的朱太太在广州上完初中，是抗战胜利不久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她刚满十八岁。朱先生从旧金山回国相亲，和珍妮在陶陶居茶楼见了面，第二天托媒人上门。珍妮心中没谱，问妈妈。妈妈说，人怎样难说，但是十八甫那边，半条街是朱家的祖业，我查得清清楚楚，没假。珍妮懵懵懂懂地当了过埠新娘。往后，生了儿女。2006年，七十八岁的珍妮回国，和地产商签订合同，同意后者推平十八甫的朱家楼宇，建造公寓大厦。她对亲友说：“我这辈子，嫁的就是这些建筑物，而不是人。”

无法了解朱先生撰写中的“巨著”，便向朱太太珍妮打听他的本领，好确定他有没有夸大其词。把许多次旁敲侧击或单刀直入而得到的信息加以过滤，勉强拼凑出朱先生的生平。朱先生的父亲，在旧金山开“衣裳馆”（洗衣店）赚了钱，抗战胜利后回国发展。同时把在香港长大，后来以子女身份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待了三年的长子送到广州，念了一阵子中文补习学校。这一经历，提供了相当于初中三年级的中文基础，也让他成了《伊索寓言》里可怜的驴子，左边一捆草料是美国文化，右边一捆草料是中国文化，为了选哪一捆，伤透了脑筋，饿坏了肚皮。朱先生回到美国后，自知没有大学文凭，吃不了斯文饭，乖乖地进奥林匹克高尔夫俱乐部里，以洋名乔治担任练习生，直到退休，一辈子没领过失业救济金。他在摆设着19世纪都铎王朝家具的餐厅里服务，如鱼得水，从来没想过跳槽，尽管练习生是侍应生的下手，属于最低一级。这家号称旧金山最有权势的老牌俱乐部，是专为高尔夫球友设立的，百多年来，只吸收男性会员，会所设在金融区一栋多功能大楼的第九楼，整整一层没有女性洗手间。会员的人数固定，从来不增加，有人因搬家而退出或者蒙主宠招，才从长长的申请名单中物色替补，入会费从20世纪初起就是10万美元，还得由两位资深会员做担保人。在这个以白种人占绝对优势的私人俱乐部，朱先生很受那些爱使唤人、爱被人侍候的资深成员喜欢。那些爱肆无忌惮地大笑，把一只手插进马甲里的口袋，另一只手捏着由古巴偷渡来的技工以手工卷制的纯正哈瓦那雪茄的老绅士，爱给也已有大把年纪的朱乔治手里塞小费。像朱先生这样的仆人，在资本家群体中很受欢迎。他们勤奋本分，埋头干活，余事不问，也不在乎低工资。朱先生在俱乐部餐厅，为银行家、证券商、地产商、律师、医生以及政界的要人、影视界的名人端咖啡，送牛排，还捎带跑腿，买刊登肯恩专栏的《旧金山纪事报》，提球具。头一次去他家，他给我看“光荣退休”那天拍的照片，他穿着类似“踢死兔”的制服，打蝴蝶结，一脸陶醉。他的左右，站着老出气派来的洋鬼子。他告诉我，一位是富国银行的总裁，一位是“淘金者”足球队的老板。

“朱伯一辈子不爱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像孵蛋的母鸡。”有一天，朱太太邀我夫妻上茶楼。我问她，先生呢？她这般回答我。我脑海里浮现出朱先生在家里的姿态，一张藤椅，扶手上的藤片松脱，以胶带缠上。他稳稳坐着，腰弯成标准的冷冻对虾，二郎腿轻摇，两只手轮换着，塞进两腿之间，寒冷天为的是取暖；暑天亦然，出于惯性。椅前的案头，打开《辞海》，他用放大镜细细瞄着，做索引，写笔记。不算过去，光是退休以后基本上足不出户这么多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法国哲人帕斯卡在《沉思录》里宣称：“人类不幸的唯一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安安静静地留在一个房间内。”朱先生也许瞌睡多于思考，想入非非多于手不释卷，也许创下奇迹，局外人谁可推断？

三年前，朱先生跨过了“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关坎，但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即老年痴呆症。别说捧着死沉的《康熙字典》训诂，连自己的名字也常常忘记掉。从那个时候起，他彻底改变不出门的习惯，趁家里人不留神，便溜到街上去，傻乎乎地在车龙里穿插，自得其乐，好几次朱家差点向警方把他报为失踪人口，幸亏都及时从某家医院领回家来。朱太太怕他迟早有一天葬送在车轮下，便自掏腰包，每月花三千多元，把朱先生送进疗养院的封闭式单位，食宿医疗由专人负责。朱太太和儿子媳妇们，每月去探望他两次。人问朱先生有没有亲人，有时他掰着指头数出家人的数目：老妻、儿子、媳妇、孙儿女，有时却摇头，声称“一个都没有”。可是，念兹在兹的是辞典里的字。负责照顾朱先生的护士助理小寒，是中国移民，先前在广西教小学，她半喜半忧地告诉来探望的朱太太：“朱先生半夜里睡不着，爱念字，小学生做功课似的，‘手，手，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执子之手……哎，慢着，与子什么’？有时念不下去，就呜呜地哭。我听着，咦，脑筋还没全废掉呢，有救！可是，有时看他抓住头发往墙角碰，为的是‘以子之矛’后面该是一句什么，说不来，我又怕他疯掉。我好几次把辞典递给他，让他自己查，他摔得远远的，说‘不看，荒谬书，干吗要碰’。”唉，汉字啊汉字，和朱先生纠缠一辈子的梦魇！

此刻，我就着洗衣机上方100瓦大灯泡的余光，面对着陪伴了朱先生一辈子的精神仓库，心怦怦跳着。心里积存二十多年的疑团，此刻即使不能完全解开，也可窥见一个以“安于室”为其晚年生命状态的老派中国人，是怎样消费光阴的。

打开一个又一个箱子，抖出一本又一本泛黄的书，有的沾着尘灰、水渍或油污，有的干净光滑，似一户建成后从无人入住的老屋。其间朱太太来看过两次，对我说，先生的遗产，除了房子和不多的股票，就是这些书。言下不胜感慨。我别有遗憾，为的是这么多年深日久的中国书籍，居然没有一尾蠹鱼。翻检时，如果从被吃成许多圆形的书页，悠悠然爬出一尾银灰色的肥硕小动物，一似皓首穷经的道学家，至少可抵消掉扑鼻的霉气。

《唐番票图指掌》、《六书通》、《对联精选》、《苏东坡诗词选注》、《声律启蒙》、《古典诗歌常识》、《三字经精解》、《正草隶篆四体千字文》、《汽车学》、《作诗百法》、《成语故事》（共四册）、《浮生六记》、《南中剑血》、《奇女子余美颜浪漫情书》、《人海潮》（共五集）、《尺牍大全》、《最新应世杂文》、《王羲之草诀歌》、《曾文正公书札》（上、中、下册）、《文学尺牍大全集》、《高中数学》。

我暂时忘却了“解谜”的初衷，当上了精神探员。如果被我从纸箱倒在水泥地上，成了一个个迷你山丘的书，可以喻为苏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里的“雪泥”，那么，朱先生退休前在俱乐部苏格兰风味餐厅收拾盘碟，替老绅士点雪茄的手，就是“鸿爪”了，可惜经年累月的手印难以用肉眼察觉。幸亏有若干例外，在《唐注写信必读》的扉页，留下字迹：“朱子丹藏”，小楷中规中矩，说不上“有根”，却上得台面，在唐人街同乡会的祭祖仪式上，够资格替乡亲写“××伉俪乐捐香油钱××元整”。我据此知道他的正式名讳，虽然它没载在美国护照和死亡证上，但肯定刻在墓碑上。原来的封面已毁，从全书的破损程度推测，是翻得太多的缘故，主人用胶水贴一张白色硬纸不算，还加上酒红色塑料皮。不知主人是爱书成痴，还是穷极无聊，连加塑料封皮，也隆重其事，把日子记下：1994年5月10日。在更残旧的《秋水轩尺牍》里面，好些语句旁边以圆珠笔划线，原先是红色，如今变为乌黑，一似古老的血迹。该是进入朱子丹夫子“法眼”的警策之处。想象他半躺在单人沙发上，戴老花镜，摇头晃脑地啸吟，抑扬顿挫。“浮云一别，秋色将残。”“加以陌头柳色，丝丝牵少妇之愁；因而枝上鹃声，夜夜起王孙之感。”“三径其就荒矣，得毋听子规而情动乎？”设想在严冬，朔风在金门公园橡树林里制造的涛声从窗缝挤入，他戴着太太手织的绒线帽子，手握着书，靠近炉火熊熊的壁炉，温柔的火舌在他清癯的脸孔上舔着。如果你见到这一幅景象，难道不要失声赞叹：这不是朱先生的王国吗？

我有滋有味地翻着书，越是旧的越有探险的价值。妻子下来，问我找到合意的没有，还告诉我她们有说不尽的家常话，就怕我等得不耐烦。我说，尽管放心，在这里待多久都不腻。我试图仿效警方重组案件现场，用书来拼出这位半拉子文化人的心路。看来，他钟情于古人书信的骈文，但不大可能依葫芦画瓢，写出骈四骊六的典雅书简；即使写得出，亲友们也看不懂。他几乎算得林语堂的早期粉丝，不但藏下三集《京华烟云》，连林氏三个女儿在幼年以英文写下的回忆文字也不放过。这位讨厌交际，几乎没有朋友的呆子，似乎不乏浪漫情怀。不但爱看言情小说和情书结集，还研读了英文书《怎样和女性做爱》。他和太太结婚六十多年，在痴呆症加重前，儿女已赶着替两个老人举办了钻石婚的庆典。不过，他们的结合只有责任，没有爱情。珍妮下嫁仙风道骨的餐厅练习生，是和父母一起信服了媒婆一句话：“干吗非要先看人？看房产就值得嫁。”朱先生不会给太太写情信，也不可能给别个写。姑且算是一点秘密的向往吧。

不知道我在书堆里待了多久，朱太太的小叔子用洗衣机洗了三批衣服，并放进干衣机里烘干了，我还没翻完。我迷失了，忘掉“揭开谜底”的初衷。不，即使我时时提醒自己，也无济于事。这里并没有任何线索，证明朱先生在小学上下过功夫，没有片言只字，记载他在辞典上发现的谬误，更看不到他校勘、改正辞典的笔记。我听朱太太说过，她把再也没有力气照料的丈夫送进养老院时，连他最宝贝的字典也带去，放在单人床的檀香木枕头旁边。惨淡经营一辈子的“名山事业”，何以湮灭得如此彻底？他“侍候人”的职业，不也留下痕迹吗？精装的英文《礼仪大全》上，有他的英文签名呢！

夜深了，我随便拣了十来本文学书（当然少不了林语堂的），放进带来的布袋。在楼梯口唤一声朱太太。朱太太下楼，看我挑得少，竟抱歉地苦笑，意思是害你白跑一趟。又说：“明天我让小叔子送到图书馆去，图书馆挑过，就送上垃圾车。”她不但认不了多少汉字，也压根儿不关心丈夫年复年地待在房间，干了什么来着。我本来要问问，朱先生在养老院的遗物里，有没有笔记本，忍住了。留下个把悬念吧，人生之谜难道非要解透吗？

沧桑中国城

下午三点，美国西海岸的阳光清澄若金山湾的水，大街恍如硕大无比的水族箱。我坐在中国城的石阶上，身后是“美丽华”多功能大厦，身前是帕思域街。“帕思域”（Pacific）是台山话音译，原义是“太平洋”。这名字够贴切，放在1849年兴起的淘金潮之际，我所在的位置，便是太平洋的岸边。此后百年，唐人街内广东台山人占优势，连带地，这珠三角末端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县份，其方言成为美国各城市唐人街的“中国官式语言”。且想象，这一带挤满台山来的“猪仔”，头上盘着辫子，肩上搭着褡裢，他们刚刚从俗称“大眼鸡”的三支桅越洋大船走下来，即将被送往沙加缅度荒山野岭淘金，都正在抓紧时间，对陌生的“金山”东张西望。如果加进一些联想，这地点离我的外祖父开豆腐店的企李街有四个街区，那是一百年前。离我三十一年前当练习生的长城餐馆，有三个街区；离意大利区一个街区。在八十年前，唐人街的疆界离这里不远，中国人一旦越过百老汇街，便可能遭到意大利裔小混混斥骂乃至殴打。

我坐在这里，是为了等候岳母大人，她在我妻子的陪同下，进大厦三楼的物理治疗室治腰疼去了。理疗不同于一般的看病，先由医师讲解复由病人身体力行，费时颇长。为了增加耐心，我走进大厦一楼的杂货店，买了一包花生。坐在粗粝的石阶上，剥一颗想一阵往事。本来没那么多情，坐就坐好了，看风景可写游记，想却可能陷进忧郁。被勾起身世之感的是花生的商标——万里望。我从来极少买零食，这回是被牌子吸引的，“万里望”，望夫山般的“望”啊！前年我参加一个会议，和我同席的老先生递给我一张名片，原来他是“万里望”花生的生产者，厂设在金山湾对岸的奥克兰。两人聊得投机，我当场决定，回到旧金山以后要多多消费“万里望”。

此刻，算是兑现诺言。嘴嚼花生米，心驰骋万里。家乡和唐人街，互作万里之望。我移民的20世纪80年代，唐人街是家乡人的终极梦土。台山话把出洋谋生叫作“出路”，刻意排斥其他谋生路径，唯漂洋过海才有希望，而“去花旗国”是首选。直到国门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家乡百姓依然顽强无比地推崇“去美国”这一“出路”。合法门路走不通，就假离婚，假结婚，当人蛇。好了，到了极乐世界，一切遁词，一切前提都得撤掉，实打实地过日子了。我此刻所思考的，就是这一过程。

从台山到金山，是何其重大的人生转折。我外祖父远赴美国时，家乡的亲人要在村前的社坛点上长明灯。花岗岩做的坛子，有专门放置菜油灯的石龛，通风却不会被吹熄。直到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抵达旧金山的“出路客”寄来“回头银”，添加菜油、日日照料灯台的常规作业才告终止。然后，时代更迭，不变的是出走的惯性，逃亡的鞋子、追求新生活的鞋子，从贫瘠、闭塞的乡村，通过深圳罗湖的海关，乘搭单程飞机，飞来旧金山，这里是不是福地，难说，不到黄河心不死，这里是不会泛滥不会改道的洋“黄河”。

刚才，我在手里拿着一包“万里望”之前，去了位于市得顿街和帕思域街交界处的一家蔬菜店。在门外的台子上拣了两根萝卜，每磅才两毛九，比家附近的菜店便宜一半。我至今没改掉“捡便宜”的“新乡里”做派。进店内排队付钱，前后都是女乡亲，正宗的台山话和不正宗的广州话洋洋乎盈耳。放在十年前，她们可能是车衣厂的单针工，每天赶工12个小时，下班后买菜，回到附近客栈的房间，用煤油炉子做饭。一家子，有的坐在双层床下层的边沿，有的坐折叠椅，埋头吃着不必凭票买的米和肉。如今，制衣业衰退，她们改当护理工、点心师、清洁工，失业的麇集在花园角摔纸牌。当然，菜市是必须来的。看一个个在家乡田垌里挑秧苗、大粪的矫健身影，聚集在这里。一个新媳妇，为买一磅五毛九的白菜心还是买一磅一块三毛九的番薯叶踌躇，直到背后发出不耐烦的抱怨。好不容易下了决心，拿起水灵灵的番薯叶。我知道，她在思念家乡的味道，我还猜到，她走出这道门，会拐进杂货店，买一罐“广海虾酱”，炒番薯叶缺不了这家乡海产。仔细看吧，她们都没有国内富一代、官二代的豪爽，极小心地消费。在梦想必然要驻扎的地方，她们没有不吃苦的运气，然而，儿女的作业本和毕业证，写着同一个希望。

我买了菜以后，缓缓地走在一位持杖的老先生后面。从头发既疏且白和步履的迟疑看，该在八十以上。迎面来的一位，也老得够火候，踉跄其步，右臂停摆，左臂夸张地挥动，可见患过中风。待到在铺满阳光但无诗意的落叶的石阶坐定，接受我的非正式检阅的，仍旧是老残类同胞，一位老太太，被年轻的女子扶着，从电梯挪出来，三步分作五步走。我遂想及这里并非校门，大厦除了楼下，各层被开业医生租下当诊所，进出的当然是病人和陪人。而这些老人，就是我不远的未来，如果我不提早翘辫子的话。他们都年轻过，二十五年前我陪同大陆一位当红作家走进“美丽华”时，他四十六岁，我比他年轻，但是他步伐带起的风，硬是厉害得多。

但凡盘桓旧地，教人伤感莫如“物是人非”，除非必得定格于青春年少，其实，人还是这些人。至于“物”，帕思域街在过去三十年中，并无拆迁，也没有伤筋动骨的改建，换掉的只是招牌。依然是唐人街的“次中心”，如果人流不算最熙熙攘攘，单个铺位动不动近万元的月租却说明它的优越。唯一的例外是美丽华大厦，20世纪80年代初期拆掉一座电影院后建起来的，高六层，二楼是火热一时的美丽华酒楼。初期，它以装潢新颖和场面大吸引了茶客，天天满座，周末更是大排长龙。几个忙昏头的带位小姐，在门口面对着黑压压的轮候人群叫号，霸道的声音似乎还在头顶回荡。这家当过唐人街老大的食肆，它的兴起、没落和消亡，折射出一个地方商业的生存曲线。如果我的记忆无误，美丽华集团的地盘在洛杉矶，打进旧金山之初，气势如虹，五年间在同业间以点心疯狂减价为主轴的割喉战中落败，我猜高租金是最重要的因素。然后，由一个姓李的香港人接手。李先生并非饮食业专才，他从香港移民的初期，身无分文，在下城的大厦群当清洁工，积下一点钱后，在唐人街开旅行社。卖机票和旅游套票一类正常业务，难以大发，他另辟蹊径，专为雷诺赌场揽客，每天包几辆大巴，把梦想发横财的同胞送往300英里外、位于内华达山脉下的赌城，赌场按人头付款，他稳赚不赔。美丽华餐馆的中文名照旧，但注册的英文换为李老板的名讳。于是，在茶水的水汽缭绕间，不难见到穿西装的李老板，在桌间时而挺胸巡逻，时而哈腰向故旧问好。好景维持了三年。平地一声雷，李董事长突然失踪，留下一大堆账单，包括欠下工资60万元，税金、水电费和供货商的赊账近100万元。他逃之夭夭，烂摊子却害苦了一位受李老板的丰厚利息诱惑，一个月前才入股20万元，光荣地成为董事会成员的老太太。她作为仅次于法人代表的高管，被劳工法庭和国税局揪住不放，前者讨拖欠全体劳工的薪水，后者查税。具讽刺意味的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居然回国开起了“商务咨询公司”，教人投资。我听到这个消息，起初有点纳闷，但马上想通，如果他教的是：怎样在数月无薪可发的艰难环境中，仍旧让伙计为老板卖命？怎样制造假象，在生意极度萧条时，让供应商继续送货？怎样在连年亏损以后，仍旧能拉冤大头来替死？李老板失踪数年之后，另外一伙不信邪的同胞，逼业主大幅减低租金，再来一次。几年之后，落荒而逃。如今，电动扶梯已拆掉，二楼空落落的。

和“美丽华”隔五个铺位的新亚洲酒楼，倒是历经风雨而不倒。我们一家刚到时，早一步移民的亲友按惯例请饮茶，就在那个地方。三十多年以后，还是那个格局。但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星期一、三、五的晚上，桌椅被移开，餐厅中央铺上硬木地板，作为舞池。每一客人才收13元，包一顿晚餐，吃饱以后在小乐队伴奏下翩翩而舞，何等实惠！这就是艰难时势中的变通。

帕思域街，没有变换过的是它的使命——充当一代代人“黄金梦”的舞台。待到做梦的人都到把白天不尿湿裤子，夜里只小便一次作为重大成就的岁数，才朦朦胧胧地明白：生命原来是简单的。被“利益”驱使着的人寰，多少悲壮的冒险，多少成功的诱惑，都依次黯淡，在越来越多的生日蜡烛被吹熄之时。

我的思绪脱缰，没有丝毫逻辑。面前突然冒出一张黑人脸孔，是中年女性，穿着邋遢，神色匆忙，十分之任重道远似的。我猜，她住在对面的公寓大楼平园。“请问你有没有‘跳线’？”“跳线”是用来给蓄电池停摆的车子充电用的，即使我有，也得把车子开到她的车子旁边，才能把电输送过去。我摇摇头，但为了增进种族和谐，我建议她找拖车公司。她微笑着感谢，雪白的牙齿在午后的太阳下更加亮眼。平园建于20世纪70年代，是政府资助的廉价公寓，为了消除隔阂，一直容纳多个族裔入住，因此常闹小摩擦，不是因为鼠窃狗偷，就是卖淫，在墙壁上乱画。这位傻大姐模样的黑人，也许没有车子，只是拿个借口套近乎，下一步就是卖赃物或拉皮条。但不知为什么她没和我搭讪下去。

“万里望”花生报销了半包，老妻来了电话，说岳母大人的理疗作业接近完成。我站起来，伸个懒腰，一个把头发染成火红色的中年男子，在石阶尽头抽烟。看不出他有什么历史感，若有，我便和他交流面对这街道的今昔之感。木心说过：“临风回忆往事，像是协奏曲，命运是指挥，世界是乐队，自己是独奏者，听众自始至终就此一个。”

如果有人走近，对我说，阁下的回忆，尽是人与物分开的，“有鸟有鸟丁令威，城郭如故人民非”，有没有“城郭”和“人民”融为一体，似侠客的“剑手合一”的？我马上想起一个例子。站在“美丽华”面前的人行道，往海边方向望去，密密麻麻的汉字招牌中，夹着一个新的，叫“永新杂货”。它的前身，是“新华书店”。唐人街的老字号中，从革命年代照抄的招牌，“东方红”和它，算得出类拔萃。20世纪80和90年代，书店是正宗的书店，以文学书居多，我一个星期至少去一次。老板姓陈，和美丽华酒楼的落魄李董事长一样，也是半路出家，年轻时在亚利桑那州当头厨，中年忽然转轨，投身文化战线。陈老板所卖的书，多数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浓厚色彩，我一边听他歌颂新中国，一边从书架上拿下各种文学作品翻阅，每次都买一两本，他都会给我折扣。陈老板在唐人街是以骂国民党出名的，20世纪80年代前，亲台湾势力在唐人街还是主流，他没少吃白眼。有一次，一位在《少年中国晨报》当过编辑的老先生经过新华书店，在门口运足中气，虚张声势地发一声“呸”，把一口浓痰吐在门前，扬长而去。陈老板追出去骂街，老先生已走远。第二天，陈老板探听到老先生在一同乡会喝茶，便气势汹汹地走进去，在谈笑风生的老先生面前照样来一声气壮山河的“呸”，啐一口一点也不浓的痰。这一次过招，在唐人街传开，舆论认为打了平手。我佩服陈老板的理想主义佩服了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在一家洋人开的中文书店，听到权威的说法：陈老板一直从洋人那里进中国书籍，都是“记在账上”，近乎是零成本。中国的总公司偶尔来追欠款，他以“赔光”作理由，不了了之。原来，主义的后面是有偿交易。陈老板在90年代先患中风，恢复过来，形销骨立地站在柜台后，忽然对我这个常常顶撞他的同乡亲切起来，把不下20本精装大部头送给我，什么《明清瓷器》《古代交通考》《钱币图鉴》，都是最好的道林纸印的。这些书，不是给国内人看的，送到外国为的是争取国际声誉。陈老板和在书店前吐浩气凌云的口水的老先生，都已是古人，他们的恩怨也成了乌有。陈老板的继承者是外甥女。撑持十年后，终于退出。汗牛充栋的书，也许和二十五年前给陈老板供应中国图书的洋书店一般处理——送给造纸厂。我刚才已去窥探过，一排排书架被放着“李锦记耗油”“广海咸鱼”“肇庆排粉”的货架代替。陈老板的外甥女，不知干什么去了。他继承舅父的遗志，堪称艰苦卓绝，常常把新书介绍给我，也常常抱怨生意太难做。是的，二十年前，别说中国来的书籍，连《羊城晚报》也有几个从国内“粉”到旧金山的粉丝，一星期来这里一次，买一个星期的积报，而每星期空邮一次的报纸，是要专人去机场领取的。陈老板和他的时代，以及象征物——宋体“新华书店”的大红招牌，消逝了。

我把做完理疗的岳母大人扶进车子，离开帕思域街。在市得顿街前等候绿灯时记起，二十四年前，岳父出殡，管乐队绕过唐人街半圈以后，就在这个地方散队。碰巧，此刻，仁慈而爱说话的岳母大人，在后座说起岳父来：“你们还在等签证排期，他爸就说，他们一来到，我就退休，多一天也不干。他真的做到了，才六十岁。”我们移民那年，岳母比现在的我年轻几岁，如今已九十二岁，依然记得上百个电话号码。

1. “三支桅”，因船首画鸡的图画，又叫“大眼鸡”。
2. Hospice，指为垂死者设立的医院。
3. 踢死兔，指燕尾服，由燕尾服的英文名近音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