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楼头

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核桃溪的“溪”

搬进女儿一家所居住的“核桃溪”好几个月了，起初以为它虚有其名，一如岭南千年古镇佛山市，既无“佛”也缺“山”。后来才知道，这个位于旧金山海湾东部，人口六万五千的小镇，确有溪名“核桃”，因溪畔遍种核桃树之故。虽然心向往之，但因住在山麓，出门不多，一直无缘得见。

今天也无意当“乐水”的“智者”，出门购物而已。在停车场停好车，路过一家宠物食品店，门外贴着一张醒目的告示：“领养猫咪。今天由上午十时至下午三时。”告示下方有一说明：“本店长期举办此项活动，捐出猫咪，无任欢迎，请于每周星期一、三、五送来。”心头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这个商店真是亲切到家了。

走进名叫“Trader Joe's”的超市之前，门前一丈开外一个透明塑料圆筒引起我的好奇心，它里头盛着许多白色的消毒纸，下方放着垃圾桶。什么用途呢？我的疑问马上得到解答——一对夫妇从购物车放置处取出一辆，从筒下抽出一张消毒纸，仔细擦拭横杠。超市知道顾客担心被许多手握过的购物车横杠带有病毒，尤其是流感高发的季节，于是，不但顾客，即将坐进购物车里的孩子也给照顾到。在店内的货架之间转悠，又发现，这里供应免费咖啡。我一边选购蔬菜和肉类，一边喝了三杯容器特小的咖啡。走出店门时，“家”的感觉充盈心间。“核桃溪”就是在停车场旁边无意发现的。之所以肯定它即久已向往的那一道，是因为溪岸立着40英寸高的铁丝网。而铁丝网，是登载在核桃溪镇政府的官网上的。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伫立于铁丝网旁俯视，脑海里忽然冒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明明知道时地两不相宜，怪不得爱走极端的鲁迅夫子声称“不读中国书”。我无法逾越铁丝网，所以不可能“缘溪行”，更不可能“穷其林”，只好按官网的介绍，把远处层层叠叠的绿拟为核桃林。

阔三四米的溪水，在明朗的阳光下闪烁。加州遭遇千年大旱，幸亏昨天下了几场小雨，黄昏还夹带冰雹，使它免于断流。我的惊喜莫可名状！在美国去过许多大小城市，偶尔看到河，波士顿有牛津，纽约有哈德逊，内华达有科罗拉多。但极尽婀娜之态，从城里穿过的溪，仅眼前这一道。当然，期望不宜过高，枝条纷披的柳、小篷船、披蓑衣的渔翁、叼鱼的鹭鸶、鹅卵石，乃至传出阵阵捣衣声的埠头，这些只属于古中国的溪流。

如果溪的上游，就是抛在故土的童年。那么，水呈碧绿。岸上，丛丛蔷薇、野草和万京子。水声潺潺，来自田堰。刚才第一眼看到溪，儿时记忆蓦地醒来——捉鱼！我长在一个面积不到核桃溪十分之一的小镇，镇外是夹着溪水的田野。我和小伙伴在溪上以泥土和草坯筑坝，再以戽斗或水车淘坝内的水。水落石出，鲫鱼的鳍和虾的须露出来，草鱼和塘鲺“狼奔豕突”，我们心花怒放！当然，不是次次都有收获，如半途下大雨，洪水冲塌小坝，选错地方，季节不对，若然，归途上空荡荡的鱼篓是绝不让人揭开的。

这儿可有鱼？哪些鱼？无从知道。大概没有哪个笨蛋，爬过铁丝网，去以“钓”试法。如果你发思古之幽情，想及老杜当年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可否问夏日在后院开烧烤派对的人家，有没有这等豪兴？答案是：不可能，即使溪畔的房子栋栋相连，贴邻也以坚固的栅栏分隔。偶尔的来往，如小孩子生日派对和复活节找彩蛋，须以书面或手机短信预约。当不速之客是不合社交规矩的。好在，树木繁茂，“穿花蛱蝶深深见”不算稀罕。水流混浊是大遗憾，从岸边众多的排水口，可以推想到，是上游的街道排出的雨水，聊胜于无。

蓦地，溪下传来嘎嘎的叫声，是鹅。水湄三只结伙，岸上四只落单。一只发声，众鹅响应，如临大敌，但只是瞎起哄。年少气盛的一只，迈到铁丝网前吆叫。我粗略估算，全溪的鹅，至少数百只。这么说来，设置铁丝网，直接的作用乃是圈养这一备受吾国书圣王羲之喜爱的族类。水里和岸上，水草丰茂，养活这群素食主义者应没有问题。

沿溪岸上方的平地往上游走，前路被横跨溪上的公路桥阻断。站在桥上，感到每一辆汽车经过都引起颤动。拍着清凉的水泥栏杆，俯瞰溪水，溪岸是水泥加石头砌就的斜坡，极少汽水罐、空饭盒、塑料袋、破衣服、废纸，在人口稠密之处，殊为难得。不远处一棵碎叶桉倒在水上，枝丫挂满草屑，还有一张破旧的转椅，可能来自被洪水冲垮的房子。想起镇政府官网有关“核桃溪之友”的报道，一个义工团体，多少年来，一代代地担任这道溪的保姆，铁丝网和坚固的堤岸，就是在他们的促进和参与下建成的。更频繁、更琐碎的，是日常的维护，没有疑问，一年至少有几次，这些全心建设美好家园的核桃溪居民，不论老幼，都下到溪里，捡垃圾，清理堆积物。他们没有中国古典文人临水把酒、唱酬咏叹的雅兴，但致力于把对家园的爱具体化，同时使人生以及环境都净化和诗化。

浊水悠然梳理藻荇。我的思绪随着溪岸的藤萝摆荡。想起黄仲则的“悄立市桥人不识”，想起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些诗句都没有触动深心的块垒。刚才所见，却促使我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关于家园和自我认同。无论是宠物食品店门前的告示、超市门前的消毒纸和里头的咖啡，还是这一道溪，都向我暗示一个问题：我的归属。

不错，我在核桃溪只是暂住者。几个月下来，我除了在超市、餐馆消费，贡献了购物税之外，为它干的好事，无非扫街上的落叶，捡起路上的汽水瓶。那么，我已居住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呢？不能拿公民证和护照来证明我是旧金山人，关键是你怎样待它。

我们一直满足于“此心安处便是家”，这个“日久他乡”演变成的新“家”，原来和乡愁，即对故土的依恋是此消彼长的，何者为熊掌何者为鱼随你界定，唯一要承认的客观事实就是：不但我们引为骄傲，而且彼岸从官方到民间，从老屋的神龛到乡亲的眼神都予以鼓励、奖励的，乃是乡愁。我们作为两边的边缘人，长久经受精神的拉锯，一头是现实、儿女、物质；另一头是根，带乳香的记忆，一辈子拥抱的汉字、故人、家山。

这一道溪教我惊觉，“心安”仅是第一步，我们要投入，像核桃溪的居民热爱核桃溪一样，热爱我们所归化的土地，倾尽全心和全力，投入它的事务，维护环境，参加各种听证会和投票，以一天天的具体操作，向因为我们不投票不参加各种公民行动而对我们掉以轻心的政客们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曙色

在核桃溪女儿家住下来，作息时间大变。每天夜晚九时多便就寝，为的是和婴儿同步。婴儿四个月大，过去老妻和我两人在客厅睡觉，婴儿床就在我们的沙发床旁边。后来，我把动不动就失眠的老妻赶去卧室，由我独自在客厅陪伴婴儿。

顺理成章地早起。每天四点多，至迟五点，开灯，坐在案头。不远处的婴儿，并不在乎灯光。离我数英尺的是玻璃门，门外夜色如墨。我暂时不能进入苍茫的夜，因为隔着一组密码（为了防盗，临睡前设置警钟，输入密码才能开门，不然，全屋铃声大作）。我好整以暇，喝下第一杯开水，凝视黑夜。在时钟按部就班的敲打下，黑夜松动，它要向黎明交班了。

交班不是政变式的突变，也不是政党轮替一般分明，而是类似蛇蜕皮、蝶破蛹。而且，这仪式是在完全的静默中进行的。和故土的村庄比，核桃溪虽然树木更为丰茂，但具体到黑夜和黎明的接合部，村庄多了生气。迫不及待的公鸡和启明星一起上班，柴扉咿呀开阖，漏出零落的猪狗叫声，不知疲倦的蟋蟀振翅到了尾声，井沿的铁桶哐啷地响。一切就绪，远山上一丸，被霞彩簇拥着，一跃而出，一步抵达早晨。

这里呢，同是从内而外的蜕变，但小有分别。以栏杆为界，栏杆后为以树木为主的立体景观。对付森然而立的黑夜，光明从无形的“漏斗”泄出，先去掉覆盖所有白色的漆黑，使得白栏杆、灰墙壁，以及马蹄莲、绣球花最先呈现轮廓。其次，去掉附着于枝丫的褐色，使得伸向天穹，几乎触到星星的梢头清晰起来。往后，夹杂在婆娑树冠的，藏匿于屋顶烟囱下的，缠绕街旁枫树的落叶的，所有影影绰绰的黑，都被更密的孔眼筛去，光明终于浮现。至于栏杆前平坦的院子，曙色先以微明布下疑阵。木板铺的地面起伏迷离的光斑。光斑蓦地消失，眨眼之间，大片亮色从顶盖边沿，瀑布一般泻下，漫流开来，地上尽是水银。我揉了揉眼。光明已堆满玻璃门，再不打开，怕要挤爆。

我没有把玻璃门打开，因为忘记密码，无法停掉警报系统。只好专注于另外一种黎明。它从婴儿床上升起。我断定，不多一会，美妙的躁动要开始。我扶着围栏俯看，小宝宝伸胳膊，蹬腿，翻身，眼睛依然闭着。她十分享受将醒未醒的瞬间。我等待，一如万物等待日出。她漫不经心地睁开乌溜溜的眼睛，嘴巴张成甜甜的笑，似乎得意地问：“我睡得怎么样？”她上一次喝奶粉，是七个小时之前，本该饥肠辘辘，按惯例会大哭，但她只专心于伸展解除捆绑的手脚。我慌忙到厨房去调奶粉，把奶瓶放进微波炉加热，然后，把她抱起，当起乐趣无限的“奶爷”，这头衔比“奶爸”更高阶。此时，室内涌进喧哗的晨曦。

隔着玻璃门看远处的草地，长尾巴翠鸟是第一批觅食者，麻雀即将加入。松鼠在横过天空的电线上敲击音符。晨光在叶子间跳跃。室内婴儿吸奶瓶的声音，和屋檐下排水管（它专收集屋顶的露水）的滴答声取同样的节奏。哦，至美的黎明！

最小合唱团

以我超过一个甲子的人生阅历，从来没看到年龄这般小的合唱团，从来没看到这般糟糕的表演。然而所有观众都承认，这是最美好、最感人的享受。

12月23日，后天是圣诞节，明天起幼儿园开始放假。女儿紧张起来，因为她的大女儿小C即将登台。我再自豪也不敢给才两岁九个月的小宝贝的“首演”打包票。她还裹着尿布，依然牙牙学语，加上从四个月起就负责照顾她的保姆只说中国话，当妈的也决心训练出一个双语顶呱呱的千金，很少和她说英语，进入幼儿园这个纯英语语境，难以适应。好在学唱歌比学说话容易，而且她勤于排练，睡前躺在婴儿床上，先响遏行云地高唱，每一首开头都咬字准确，唱下去便成南郭先生，咿咿呀呀地胡混，最后是哼哼，慢慢地，声音消失——入睡了。

我开车，老妻和女儿，以及刚满两个月的小A赶往幼儿园。开设在居民区的幼儿园，只有三个供接送用的停车位，今天这个小社区因这一年一度的盛事停满了车子。冷风呼呼，黄叶铺满游戏场。推开幼儿园的大门，灯光明亮，暖洋洋的。来得太早，人不算多。小C看见我们，笑着扑过来。

这是核桃溪镇一个中产阶级社区的私营幼儿园。内部并不奢华，但一切以幼儿为中心。大厅旁边一排低矮的小小马桶，为了方便老师监督，采用开放型，小孩子的隐私权让位给安全。饮水器、衣物柜、电冰箱，凡是要孩子自己动手的，都位置适当，不必他们踮脚。每人一个衣物柜，自带午餐放进电冰箱。午睡用的小被子也是自带的，写上名字放在固定地方。一切说明都是以图画演示。到处贴着孩子们的作品，从蜡笔画作业到当作奖品的纸星星。

为了迎接客人，幼儿园准备了简单的食物，一盘面包，一盘冷肉，一盘马铃薯块，还有矿泉水。在家里须大人喂的孩子，在这里要自己动手。为了往面包上涂上“美内”酱和芥辣，用力挤压瓶子，小孩子不假手于人，宁肯酱汁洒在桌子上，往嘴里塞面包时涂在脸上。

六点，人一下子挤满了大厅。厅内只有一排小凳子，其他的都要坐地上。以年龄介乎三十岁和四十岁的爸爸妈妈为主体。三两对祖父母靠墙并立，慈爱地看着孙儿女，一点也不因为太老而尴尬。

六时半，合唱队开始召集。孩子有五十位。哥哥姐姐级即年龄在四岁以上的作为台柱，在另外一个房间进行最后的彩排。三岁多的作为主力，却满不在乎，也许都和我家小C一样，近来天天回家后直着嗓子喊，自以为成竹在胸。我们的小C进幼儿园才两个月，又属于最小的，有点怯阵，依偎在妈妈怀里，不愿出场。她妈妈连哄带夸，把她抱起来，从后排穿过满地密密麻麻的观众，小C还是扭扭捏捏。好在受过专业训练的老师既有技巧又有威严，微笑着走近，张开怀抱，小C就乖乖地被抱过去。

幼儿园的院长致为时一分钟的欢迎辞后，表演开始。从来没看到这么散漫的合唱团，什么姿势都有，幸亏都站着，没有坐着和躺下的，让老师有了起码的面子。许许多多族裔——南美洲人，印度人、中国人、越南人，“联合国”一般的孩子们，无不欢天喜地。

主唱的是五位五岁的男孩女孩。印度裔的瘦高个儿显然是核心人物，戴上醒目的领带，脸扬起来，得意扬扬地领唱。开始以为是清唱，细听有风琴声，老师在另一个房间伴奏——严格地说，不是从头到尾的“伴”，而是提示、引领，一似孩子们在爬上滑梯时，背后关切的目光和不让孩子察觉到的防备跌倒的手。我家小C靠老师站着。

第一首《铃儿响叮当》，小C在家练得最勤的就是它。指挥的老师没有站在合唱队前面，而是排在队伍里头，左臂抱一个和小C一般大的男孩子。开头有点杂乱，一似游戏场的喧闹。走调的，忘词的，像我家小C一样不懂歌词而以“咿呀”充数，但第一段之后，统一起来了，蛮有气势。幼儿声和童声，如果共用“金属”的譬喻，那么，后者是铃铛，前者是细丝，更为敏锐和脆亮。

铃声响叮当

令人精神多欢畅

我们今晚滑雪真快乐，把滑雪歌儿唱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今晚滑雪多快乐，我们坐在雪橇上

冷风拍打玻璃窗，和落叶纷飞的萧瑟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室内的气氛。黑压压的人，舞台和观众几乎是零距离。妈妈猫着腰，替台上的儿子戴正绒帽子。她的宝贝穿着苏格兰式红裤子和长筒靴子，显然是今天一早被妈妈“武装”过才送进来的。我的女儿后悔没来得及让小C穿上刚买到的粉红绸子“演出服”。

环顾室内，可推断，绝大多数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可以放弃大牌歌星演出的门票，关掉正在直播足球队比赛的电视，连公司举行的带丰盛奖品的圣诞派对也可以溜号，唯独这个演出必须准时参与。如果台上的孩子看不到爸爸妈妈充满期待的眼神，听不到热烈的掌声及口哨，那是他们人生起步期的大缺憾，家长将之视为犯罪。门口也挤满了大人，都是下班后赶到的。一曲唱完，全场太吵，谁也不知道唱到哪。演员们有的在鞠躬，有的在提裤子，小不点的公主跑得太快，被长裙绊倒了。老师说“不哭”，观众齐声鼓气：好样的！

下一个节目是小话剧，五个小孩，该有王子和公主，黑孩子披着贴上纸星星的披风，威风八面，爸爸得意地叫好。照相机和手机一齐对准他们。我无法看懂剧情，谁在乎他们演什么？欢喜就是一切。最后一个节目又是合唱，孩子们又排成松散的队列，小C进入状态，在杂沓的歌声里，只有我们一家听清她的“嚷嚷”，相视而发会心之笑。小C的爸爸因上班地太远而迟到，他站在门口最外一层，向歌星女儿鼓掌。

我不知羞耻地哭，脸上纵横的泪一似圣诞树上的彩带。我回到我的童年，那里有没有家长的身影？回答是极少。小学六年，父母和祖父母没有来过学校。怎能怪他们？那年头，让孩子长大，不病，病能治好，挨饿却不患浮肿，1960年的困难时期没死掉，已是了不起的成就。姐姐接受聘礼那天，妈妈把六个喜饼偷偷塞进我的书包；祖母赶到我寄宿的县城中学去，给我送来一罐香港的“寿星公”炼乳和鸡蛋。和“饱肚子”有关的少年记忆，仅此两桩。

在后代的成长过程中，“不在场”的重大缺陷，一样出现在我身上。儿女在异国长大，上公立学校，我接送过，但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校内活动，极少和老师见面。幸亏他们的毕业典礼我没有缺席，若然，那就是可耻的失职了。今天和家长们坐在地上，最强烈的震撼在这里：他们完全投入，担任孩子的啦啦队。

演出完毕，全程不过15分钟。孩子们在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里，扑向家长的怀抱。家长们亲着孩子，夸奖，祝贺，笑语满堂。我的脸开始出汗。小C离开舞台，把她的新朋友带来，一个是每天早上在幼儿园门口迎接她的雷根——金发碧眼的小姑娘，一个是替她把午饭盒放进电冰箱的黑人孩子亨利。他们的爸妈在旁边微笑。家长们早已因为孩子而成为好朋友。

门外，夜色浓郁，所有房子都披上闪亮的灯饰，车行其间，有如流连于梦幻公园。车里，女婿和女儿唱《平安夜》。起先，依然为了演出兴奋的小C没有发声，我们以为老师没有教过。突然，她提高嗓门，插入爸爸妈妈的合唱：

平安夜，圣善夜！

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圣善夜！

我一直看着车窗外，泪水又一次涌出。

“寂寞”的基座

十月初，下了立秋后头一场雨，秋意马上变得浓重。在女儿家宿夜，大早起来，拨开窗帘，院子的四周嵌上一道数寸阔的褐色“滚边”，是落叶。风来，群树簌簌，叶子纷飞，可是，我无所感，直到面对院子东侧栅栏旁边的蹦床那一刻。

被塑料网紧密围住的蹦床，是夏天最热闹的游戏场，四岁多的大孙女和一岁多的小孙女，每天多则四五次少则一两次，把我拖离电脑桌，我说稍等行不行，不行，她们爬上椅子，在键盘上捣乱，我只好投降。陪她们走进院子，拉开蹦床安全网上的拉链，把她们逐一抱进去。然后，我被命令，加上两双小手的拖曳，也得钻入。她们如鱼得水，蹦啊蹦啊，连带笑闹，愈蹦愈快活，愈蹦愈高，头顶的树枝给震下绿油油的叶子，松鼠屁滚尿流，扫帚般的尾巴不敢摇，躲在远处窥视。小宝贝嫌不过瘾，非要我加入，我小心站起，起跳，怕蹦塌她们的江山，作势而已。

近月很少来女儿家小住，迷你娘子军缺了资深司令，没去蹦好多天了。于是，圆形蹦床易手，落叶成了主人。面对落叶堆积的蹦床，老眼被刺了一下，全身掠过微颤。绕蹦床外围走一圈，网内的落叶厚且密，带着湿意，风吹乱了我刚刚被老妻抹上染发水的疏发，叶子们却自恃势众，纹丝不动。我对新统治者说：我不是不可以持扫帚或手提式吸尘器，在总统大选前先把你们赶下台的。然而，总归无所动作。因为大孙女兴趣转向，爱去公共泳池的矮跳台蹦；小孙女少了同盟军和壮胆者，再也不愿意上来。

于是，蹦床变得如此孤单，惊心的空无！环顾四近，没有哪一棵树，哪一丛草，像它这般，以触目惊心的孤独无依撞击我的心。更不必提街旁所有我未曾涉足的屋子，和我没有纠葛的白种人、黄种人邻居。我站远一些看，蹦床成了古罗马的斗兽场，支撑防护网的铁杆幻化为风化的廊柱，顿时，院子回到荒古。

次日早上，在被落叶镶出“蕾丝”边的山麓小径上低回，遂想及，孤单并非一空依傍，寂静不是单纯的无声。它是断臂的战士，那褪了色的军衣旁晃动的空袖（这是痖弦先生一个著名的比喻）；它是“文革”武斗中被人砍断了胳膊的“罪人”，无日无夜的“幻肢疼”（见于陈善壎获奖短篇小说《幻肢》）。

寂寞的基座是回忆，它接通“当下”与“往昔”，使寂寞在长、阔、深和时间这四个维度上有所拓展。一栋深山庙宇，哪怕老上数百年，你推开被蜘蛛网锁住的门，扑来的荒芜如死，也不是孤寂，除非你填上它有过的清磬，诵经声，乃至坐化的庄严。所谓“人去楼空”，此楼不是刚拿到钥匙的新居。独钓寒江，寂寞之雪洋洋洒洒于天地之间，永远不停，不融，不因为钓客乃得道的仙人，而是因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背景愈是深宽，寂寞愈是庞大。名将美人不许人间见白头，根子就是“往昔”过分辉煌造成难以承受的沉赘。

挥别了女儿家院子只供落叶栖息的蹦床，和一次次地跑来道别的小孙女拥抱，飞越太平洋，回到故乡。走进祖屋，独自面对知青年代所住的北厢房。屋子自三弟一家移民后空置二十多年，灰尘和泥土合为底色，盘踞在墙壁和家具上，再也揩洗不去。举步上楼，楼梯的木板蓦地发出婴儿的笑声，儿子刚会学步，就爱上爬楼梯，我躺在楼上的床上看书，听到响动，探头，栏杆的缝隙露出两只乌溜溜的小眼睛。我拿起iPad，给楼梯照了相，光线暗淡，一如记忆深处的能见度。我马上窥知楼梯的心事——等待四十多年前那一双顽强的稚嫩腿脚，还有“登顶”之际的笑。

也是在祖屋，凝视厅堂墙壁上一列炭笔画的肖像，从左到右——青年时远赴秘鲁谋生，和家人一别即成永诀的曾祖父；在家乡和祖父相依为命的曾祖母。他们去世以后我才出生。第三位是一生安分经商，总是笑嘻嘻的祖父。我五岁那年，命令他陪我去埠头，我跳进六月的洪涝扎猛子，他瑟缩在石阶上用毛巾蘸水擦身，不时吆喝：“别游太远！”横水河就是我的蹦床啊！第四位是以泼辣和抠门闻名的祖母，她因心梗遽然去世前一个星期，从小墟挑回一只猪崽和喂猪的潲水，怯生生的小猪给关在天井旁，呶呶叫着……老屋对亲人永不褪色的深情，对家族一代代的眷恋，我终于从寂寞中一一体悟。我待在回忆的重围，目光所到，尽是无声的呼唤——铰链脱落的书箱，以缺口喊我读字迹漫漶的青春诗句；榫头松了的“餐柜”和刨刀生锈的木刨，要我回到四十多年前的木匠工作凳；抽屉里的信件和模糊的老照片，是我从海外寄的，每一次家里收到，都引发一阵波及四邻的欢喜的骚动。神龛前的香炉，地下的碓坎，乌黑的灶门和禾堂旁边的水井，都是张大的嘴巴，诉说我一定听得懂的家乡沧桑。

乡亲把我们为祭祀所买的整只烧猪抬到榕树下的社坛，我和妻子虔诚下拜时，我对“寂寞”多了一重感悟，那就是：即使并非亲身的体验，记忆也凭着“相似”的优势，成为承托更深广的“孤单”的基座。这保护一方水土的“社稷之神”，是由花岗岩砌就的祭台，已历百年，它的左右各安置一个设计独特的灯台，方形，中空，当通气孔。先我等“新移民”百年，乘坐俗称“三支桅”的涡轮蒸汽船，横越太平洋的乡亲，他们签下劳工契约，成为到加州山区淘金的“猪仔”。出发之日，这灯台里面就放上亲人点亮的油灯，亲人务必天天检查，及时添加灯油，换上新灯芯，使灯一天到晚亮着，以护佑风浪里的远行者，直到一两个月以后，收到从彼岸付来的第一封报平安的家书和俗称“回头银”的第一笔侨汇。这灯台的四方口，道尽故乡对游子的血肉牵挂！此刻，我这去国三十六寒暑的归人，仿佛置身于历史交接处，周遭一片寂静。村人的谈话声和香烟味均退得远远。

祭祀之后，我研究社坛上方的榕树。这两棵是我出国以后种的，碰巧出力最多的泥瓦匠良哥站在旁边，他向我述及经过。我们这个位于田垌边沿的村庄，建村百年，过去一直以“种不活榕树”而遗憾，而南方乡村，村头婆娑的榕树，意义不下于社稷之神。良哥说：“这一回，树苗栽下以后，我及早用打通了竹节的竹子插进地下，把新生的须根引入泥土，树获得的水分大增，成功了！”我点头赞好，也暗里怀着遗憾，为了我的记忆和榕树没有牵连；入秋以后依然油绿的叶子，在风里的诉说我难以明白。

傍晚，我在水泥铺就的禾堂上徘徊，从北端的碉楼逐次看到南头的村口。向东的村屋一律老旧，除了一面墙壁上新安上带玻璃门的橱窗，供张贴乡人大代表选举公示和本村财务报表外，其他的斑驳青砖上，有远年白灰水和红漆的痕迹。记起来了，我在乡村当民办教师那阵，曾经在这些墙壁上以红漆写诸如“苦战三年，建设大寨式社会主义新农村”一类时髦标语，每个字一平方米多，我包下这一活计，不是因为字好，而是因为不必画线加格打草稿，徒手写下隶书，足够省事。那些毫无书法根底、嚣张浅薄的字，全被岁月吃掉了。斑驳砖壁上，若有若无的字迹，是不是四十多年前的遗留？可惜，从北端走到南端，都找不到一个稍成形的字。

当天晚间，在邻村招待乡亲的餐会末尾，我和白天与我聊榕树的良哥谈起，因记起当年，他在这村庄替人建房子，曾邀请我去给他画在墙壁上的花鸟画写古诗句。“如果我没记错，那年你写下的，前些年还在阿羡家看到。”我大喜，拉上一位乡亲，请他带路，摸黑去阿羡家。一脚高一脚低地在巷子深处走，竟听不到蟋蟀叫。阿羡家灯火通明，但门楣上的画旁，那些字不是我写的。记起来了，我写的是位于土灶旁边的“土地”神位，该是对联——“土能生白玉，地可出黄金”。我走进去查看，灶已改为白瓷砖铺的新式样，废然离开，巷子更暗。

离开乡村时，这样给独家拥有的“孤单”下结论：它以“记忆”为基座；予心灵，它是“往昔”所能提供的最好滋养。

路多长幸福就多长

今天，应友人之邀，到唐人街赴宴。友人知道我不喜欢这类应酬，一并邀请刘洪根，请他接上我。刘洪根是我的同村乡亲，还当过我的学生。我和他约好，在金门公园另外一侧的列治文区富吞街碰头。洪根说，富吞街离你家很远呢。我说，散步是我的日课。

10点40分，出门去。为了走路，穿了带破洞的球鞋。阳光依然是温吞水一般，海风不减其凌厉，使得百多年前马克·吐温的抱怨“最寒冷的冬天是旧金山的夏天”依然成立。但毛线衣加夹克，太多了，到了林肯大道，便要脱下外层，夹在腋下。

走进金门公园，坑坑洼洼的是草地，下了一个坡，又一个坡。走上一条公路的边缘，一辆自行车大呼小叫地驶近，是母亲载着女儿，都戴着头盔。我回头看她们走远，感动起来，上帝真是仁慈，他造了人，他给了人一个足够长的成长期。这对母女的前头，有多少好风景啊！

忽然想起，从前，在这里步行过，那是1980年的冬天，距今将近三十二年。那时，我在唐人街读“四四制”职业训练班，上午上课，下午到下城的“马车”西餐馆实习。在以大型和热闹称雄金融区的酒吧当码酒瓶和洗酒杯的下手时，和白人吉米成了朋友。蓝眼睛、金头发的吉米，五十岁上下，参加过朝鲜战争，以军械上士的官衔退伍（这是载于他的名片上的），是“马车”的资深调酒师。他最得老板喜爱，因为他在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地实行“忘我劳动，不计报酬”。他的上班时间是上午11时，但天天9时前便来了，码杯子，盘点，补货，为收款机换纸带，至少一天白干两个小时，唯一的回报就是一顿丰盛的早餐。不全是白吃，中国厨师尤金给他煎两只一面生的鸡蛋，加五根熏肉和一勺马铃薯泥，吉米往他的围裙口袋里塞上两块钱。那年代，麦当劳的早餐也不过两三块一客。他喜欢上我，因为我勤快，而且从来不会顶嘴。连听也没听全，还敢乱说？他有过几次婚姻，没人晓得。但最近，他的分居妻子回心转意。这消息，是他自己到处宣扬的。在酒吧逢人就说，兴奋起来胖而歪斜的肩膀更要一边倒似的，蓝眼睛眨巴着。星期五下班前，吉米拉上中国人伊凡当翻译，在酒吧里三人面对面，问我明天能不能去他家。我说当然可以。我问，去干什么。吉米作了拿滚筒漆墙壁和拿扫把扫地的姿势，那倒是我看得懂的。伊凡替吉米翻译完，再以吉米听不懂的广东话告诉我，吉米的老婆后天一早搬回吉米租赁的屋子，明天要做好迎迓的准备。

星期六早上，我坐巴士穿过金门公园，到了吉米的家。1200美元租金，一栋小楼，别说我这穷光蛋，即使月薪、小费加上退伍津贴，税前收入近3000美元的吉米也嫌吃力。可是，吉米只怕怠慢娇妻，绝不计较口袋“月月光”。我要干的活计是给车库和车库后面的杂物房油漆和清洁。这是粗话，他信得过我。至于二楼，给所有窗帘和地毯吸尘，换床单，整理衣柜和鞋架，布置鲜花，挂两口子的合照，这等技术活，则由一位墨西哥女佣包办。我兴冲冲地干了六个小时，午间吃吉米送来的火腿三明治，那是他昨天买下，放在电冰箱里的。吉米长于示范：“手这样握刷子，这样扫过去，啧啧，不赖……”“噢，我的老天，完了！补课，再刷一遍！”其实，活计只够干三个小时，但他非要我磨蹭，光是刮掉方形洗手槽周围的污垢，就费了两个小时。我离开时，吉米塞给我40块钱。我遵循国内的交友之道，坚决不要。他生了大气，吆喝着，粗颈项上的血管差点变为出土的蚯蚓，最后，把两张20元钞票塞进我的上衣口袋，把我推出去，旋即关门。我惊愕地站在门口，他上了楼，从窗子探头，向我挥手，说：“谢谢你帮忙，再见！”调皮的蓝眼睛眨巴着。第二天，吉米上班以后对伊凡告我的状，说我不懂规矩。伊凡责备我，说干活拿钱，是美国的铁律，以后不要再被嘲笑为乡巴佬。

我在街上转了一会，白色的雾气游走在寂寞的草地上，几乎见不到人，遛狗的女子在远处闪过。我在刚才下车的巴士站，站了30分钟，巴士没来，不耐烦了，走路！开始时照巴士路线走，走得兴起，改道进入金门公园。

一样的路，一样的风景。树的年轮，人的皱纹。草地的绿，头发的黑与白。这条横穿公园的南北向公路，我驾车经过无数次，但脚板没触及软软的沙土。不知道是走在“从前”，还是“从前”回到“当下”。漂着绿萍的池塘，被梧桐树遮蔽了一半，梧桐在仲夏进入全盛期，翡翠般的叶子密匝匝的，把水面折射的稀薄阳光吸进绿色深处。一队大型哈雷牌摩托车开过，该是俱乐部的集体行动，一律男人驾驶，女士坐在后面，一色黑皮夹克。都五十开外了，无不镇定自若，不知是大马力、加长型的车给了底气，还是他们给机动车添了活力，只有对自身魅力洞若观火的人物才这般目不斜视的。车队的后面，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骑自行车，蹬得兢兢业业，后座上的儿子一味做鬼脸。

我的光阴如此多情！这一结论是走到第十九街街口时从脑际闪现的。不是吗？上一次和这一次的分隔，成为恰到好处的中点。我从三十二岁到达六十四岁，依然可以靠两条腿穿越时空。记得上一次，到了这儿，才宣告对巴士绝望，不再回头看，径直走上贯穿金门公园的公路旁小道。那年代，家里一台带圆盘的电话机，已教我这新乡里受宠若惊。我那天既没借用吉米家的电话给家里报个讯，也没在路旁的电话亭给投币孔投下十美分，明明知道妻子在家牵挂。而劳苦和期待，是可以把时间拖长的。

那年头，我周遭的美国，和现在比，自然陌生、新鲜、神秘得多。厄荣街的汉字招牌，中文日报的招工广告（那一年，人生理想极为卑微——当赚小费的“企台”），居民区的悠闲情调和商业区的竞争气息，一个不在乎吃苦的新移民。走吧，我在起起伏伏的小路上兴冲冲地迈步，身边呼啸的，是轿车，坐着在万紫千红中探赜索隐的观光客，还有当今流行的“多功能车”的前身——箱形车，载着去公园内足球场练习的中学生。三十年过去，依旧太平世界，景色没太大变化，变的是人，还有人的服装。1980年，美国人的后脚还来不及从反叛的20世纪70年代抽出来，长鬓角的男人和喇叭裤曳地的女子偶然见得到。但在公园里，谁都穿休闲服，那倒是变不出花样的，充其量是运动衫上的字句和图画换了。

经过一个野餐专用区，一对马来西亚情侣对着地标牌，查荷兰式风车位于何处。不远处一个厨师模样的胖子在做烧烤的准备，依稀嗅到日本产“塔拉雅集”酱汁的香味。草地有如白人女子的眼瞳，晶莹地绿着。

再往前，是一个巴士站，上次穿越时它肯定没在这里，这种以厚玻璃为墙壁、塑料板为盖，挂着电子信息牌的统一样式，是本市到了新世纪才普遍设立的。一个年龄和我相仿，但比我雄姿英发许多倍的男人，穿着雪白的衬衫，熨褶触目的“达克”长裤，在庄严地演说。供候车人坐的简易小凳子上，放着一本带图解的小册子，似乎是关于什么“经”的。“诸位千万不可草率，此点至关重要……”我捕捉到这一行，居然是地道的乡音。我揣测，虽然此公面对的是芦苇和橡树，并无听众，即鲁迅所慨叹的“无物之阵”，但不会是表演欲过剩的精神病人，而是做实战训练，今晚他将登台，闪光灯下的讲台，会场上的崇拜者、掌声……他拥有成功人士应享的尊荣。不过，单单截取“练习”这一片段，便成我一部分人生的象征。这三十二年间，我没有放弃的，便是类似于“无人处大呼小叫”的写作，纯然为了发泄，所以不敢庄严其事。好在，我已走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愤懑期，也走过“恐修名之不立”的追逐期，往“坐看云起时”的空灵期前进。

走上连接日落区十九大道和列治文区要塞街的一段，小路紧贴公路，车的流水从耳畔滔滔流过，谁也不会向一个左手挽着巧克力色夹克的东方老头子多看一眼。一路是细叶桉，路面被叶子覆盖了一层又一层，踩上去，酥软如春泥。褐红的、杏黄的、乌黑的，斑驳的、破碎的、完好的，如剑如刀般锋利的凋零之物，是它们把岁月切割为日与夜、明与暗、生和死吗？也许不是，它们是时间与空间无时不进行的混战所留下的，没有胜负之分，只能做意味深长的见证。不过，即使是最底层的腐叶，也不可能印上三十二岁的健步，那不要紧。业已做好跋涉和摔跤的准备的脚，有路承托着，不管里面铺的是泥泞、碎石还是柏油、水泥。

那一回，走出树木蔽天而冷意森然的公园区，就是铺满阳光的富吞街，再走两三公里，在第十六街和格里大道交界处，是我租来的居所。月租200元，车库改成的。露出水管的矮天花板，下雨天有水漫过地板的卧室。破地毯上碾过女儿的自行车，用第一笔工资买的26英寸电视机前，晃着儿子的大脑袋。同甘共苦的妻子，那年三十岁，在缝纫机前赶做车衣厂送来的裙子。那就是我在异国的依托。后院多刺的冬青树伴着我栽下的白菜苗，一似月光搅拌鲜美的乡愁。在路上，想到因了出外一整天没给家里打过电话，妻子一定急坏了。我进家门，她会抱怨，然后捧来一碗“清补凉”汤。

人生之美，莫如有路走，长长的路。此刻，和三十二年前一样，路在前面延伸，即使连接它的是未知，是虚无，乃至陷阱，也比无路可走好，更比几步就走完好，好在一路有挑战和希望。我走出兴头了，步幅大大的，呼吸依然均匀。刘洪根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树林里头。面对着林子里弯曲而崎岖的路，我成了在村里赚大寨式工分的知青，面对着大片等待栽下秧苗的稻田；我成了乡村小学月薪25元的民办教师，办公桌上堆满待批改的作文簿；我成了旧金山勤劳但不勇敢的新移民，只知道路是有得走的。说时光多情，是指它的赐予，如此之长久，如此之丰富，让我尝遍人间百味，不错过生命的全部阶段。

这不，我一路走过来了。我的家，转移到这一段路的后面，我的家里，第三代——外孙女，没到当年她妈妈的年岁，正被她外婆抱着，吮吸奶瓶。“不行了，太多了，四盎司吃完，还要哭闹！”外婆的抱怨就是骄傲。

走到富吞街，全身冒汗。坐在靠近第十八街的巴士站，拨通刘洪根的手机。

一杯喝了十年的咖啡

我在旧金山一个住宅区徜徉。站在日落大道，往西看，太平洋的浪，远的如大青鱼的鳞片，近的呢，像老在沸腾的清水汤，似乎在咫尺间，只要有一轩窗，水花说不定会把帘子溅湿，其实在一公里之外。此刻是午后3点，已走了30分钟，看到的人不到一打：给车库大门油漆的亚裔女子一，跪着侍弄长满马蹄莲的前院的白种女子一，在院子前摆摊出卖扩音器、碗碟、葡萄酒架、旧衣服的白种男子一，人行道上出售自烤曲奇小饼子的小女孩二，站在车子前谈笑的青年三……作为主宰者的“人”既寥落如此，“物”便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

在大街上走，一门心思要把视野内的“物”组合起来。在故土，一弯新月，一丛修竹，一两座村舍，户外一张八仙桌，两个持杯的饮者，一只蹲着的狗；一个破庙，一支牙旗，一块被练武者踩得凹凹凸凸的方场。这些景致，摄进照片，意境高低姑毋论，浑然一体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里，广漠而纯粹的蓝天下，移动或停着的车子，颜色五花八门的屋子，零零星星的芍药、波斯菊、薰衣草、门牌、垃圾桶、蓝色邮筒、搁在院子角落的工具，无不各自为政。不管你如何换角度，调焦距，站到第十四街的高坡动用广角镜头也好，匍匐在足球场的绿草上捕捉搬家的蚂蚁也好，都难以获得教人产生整体感的画面。从前，读不懂前卫新诗的雅人，讥笑分行的玩意儿是“打翻的铅字架”；眼前的实物，可算“打翻的调色盘”。

我带着如此之类的无聊想头，走进一个大商场。在“联邦快递”寄一件包裹，然后走过无一不冷清、不协调的体育用品店、大型超市、邮局、成衣店、墨西哥餐馆、改衣店、果汁店……在“皮特”咖啡店前驻足。从玻璃门看进去，格局一点也没变。大柜台前三张小圆桌，靠窗一排高脚凳。三个比我老的男人，在悄悄地喝，说话。

我的口腔充满某种咖啡的味道。它的原产地，该是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吧？味蕾保存着对它的鲜明记忆——电动螺丝一般，一边旋转一边突进的力。“皮特”和“星巴克”类似，是全球连锁企业，每日供应的招牌咖啡，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曰为多数人所接受，二曰独一无二。二者的矛盾，一如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兼得不易，只能折中。即使努力偏向中庸，对我这样的非“瘾士”来说，它的冲击力仍嫌太大，好在那时不忌糖分，加进三包粗砂糖，以及奶精，才没有像喝极苦涩的双份意大利浓缩咖啡“爱克斯皮拉索”一样，进口即成轻度“电击”。

说到品咖啡，如果是“咖啡精品协会”的会员，便需紧扣干香、湿香、酸度、醇厚度、余味、特别风味这六个指标，一一评鉴。至于我等普通消费者，对不起，咖啡永远是配角。在哪里喝，和谁喝，喝时聊什么，看到什么，感觉如何，从来比杯中味道重要。这一杯之所以教我记了十年，是因为有同喝的人。那一次，也是春天，外面下雨，三个男人都没带雨具，只好躲在这里。专画抽象画的画家，写连续剧的剧作家和我，具体话题全忘记了，只记得满心的欣幸。在社交圈子狭窄的海外，能听内行者谈论抽象画流派、大师，电视剧制作流程、审批程序，着实难得。还记得，雨停后，檐溜滴答，应和着咖啡机以蒸汽管制造奶泡沫的噪音。而画家要等候进下城买菜的太太。三人坐得更久。把续杯三次到五次的纸杯子扔进垃圾桶时，已是落座三个小时以后。走进停车场，雨后的阳光，被橡树的叶子筛成丝绦。简单的一杯，放在以叱咤风云为志业的大人物身上，无关重要。我记住一杯不可能和历史有丝毫关联的咖啡，是幸运还是自嘲？

为了纪念，不，为了延续十年前的味道，我推门进去，向瘦高的店员买一杯小号咖啡。上一次给我倒咖啡的，是年方二十的女子，如今该早已从当年半工读的旧金山加州大学毕业，当上白领，也许有了两个孩子。这一杯1.80元，上一次是1.35元。没人和我对坐，只好算外卖。一边缓缓地走，一边喝。味蕾依然识别出，这一回的味道和上一回近似。这就是老字号的聪明处，总有“旧”让回头客低回。

为了向凶猛的车流表示不羁，从马路中间穿过。在一棵尤加利树下稍停，看这一带的云和树。十年前有一消遣方式——买下咖啡以后，驾车到海边，在靠涛声最近处停下，读叔本华或者萨特。让飞溅的浪花稀释过的咖啡，味道似乎不伦不类。此刻只有双脚，且沿大街走回去，兴许能从车库前的卖旧物摊档淘到什么。

风吹着不少的衣服和很少的头发。咖啡从口腔细水长流地进入，一般的苦味与香味。说来你不信，此刻从高坡下望，景致井井有条，一切都可以被归纳，成为秩序里的“统一”。刚才不是一盘散沙吗？哦，是因为——皮特咖啡在手，在口，“吹皱一池春水”，却不存在“干卿底事”的疑问。

不错，物都不曾互相依赖，然而，所有个体的独立，都服从至高无上的意志，加入庞大而无声的交响乐，它的主题是安宁。一辆劳斯莱斯古董车，被蓝色布覆盖着，停在车道上。这可是富豪的象征，却毫无霸气，风掀开三分之一的蓝布，露出车头前端的“飞翔女神”，女神的嘴巴玲珑地突出，有如鹰喙。它的邻居，是零星的三色堇。

刚才在车库前流连所见的一幕，没来得及体味，此刻悟出，它蕴藏着人间社交的密码：我随意地看摆在车道上的旧物，抚摸一张边角破损的三斗柜。小女孩向我打招呼：“先生，有什么喜欢的吗？”“正在看。”“珍妮！我叫你呢！”老太太在楼上吆喝。“听到了！”“我不早跟你说，有人来，你就按门铃吗？”“我知道，可是人家光看，没打算买，所以我不打扰你。”“那就好，谢谢。”老太太声音像破锣，好在够温柔。

呷一口走一段。每一步都带上沧桑感怀。咖啡，不但能够喝成生猛的爱情（尤其是“一见钟情”型的前奏），喝成恒久的友谊，而且可以喝成编年史，喝成自传。看，我的人生被咖啡标上里程。蓝天坦荡，地上没有云影。此外，所有的物都带上影子，如此清晰，“意义”被置于焦点；边缘炫目，有如焊条在延烧。就这样，走了十年，手里的一杯，依然是上一次斟出来的。是它，把我的观照提炼，纯化。

西哲谓，生命的意义，无人能予以昭示，你只能在“不知怎么一来”的状态下获致。今天，偶然性来自咖啡。

面对父亲

感恩节的午间，我正在翻译一个从网上下载的故事，书房外一片喧哗。妻子和丈母娘一起，边看食谱边炮制火鸡。我在忍受碗碟的碰撞声之外，还得随时听候差遣。“喂，过来一下，把烤炉的温度和时间校好。”太太站在书房门口，威严地下达命令。平时她要是听到键盘的敲击声，不轻易来叨扰，但今天是合家团圆的法定节日，按惯例，要努力感恩，我当了逃兵，道理上亏了。我所以争分夺秒，是因为过一会，亲人都要来，弟弟和妹妹、他们的配偶和孩子，到时济济一堂，野小子们到处跑，更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了。

我在翻译美国某城市一名夜班计程车司机的自述。故事太动人了。

二十年前，我以开计程车为活。一天凌晨二时半，我依约到达一个建筑物的门前。夜深人静，大楼里一片黑暗，只有楼下一个窗户亮着灯。在这种情况下，换上别的计程车，司机顶多按一下两下喇叭，如果没人出来，就开车走掉。不过，我知道好些可怜的人赶早班车，只能依赖计程车，我要是开溜，他们可能赶不上趟，于是我下了车，到门口去。我对自己说，那乘客说不定需要我的帮助呢，我对自己解释道。于是，我敲敲门。

“请等等。”里头传出苍老的声音。我听到她在地上拖着什么重物。过了好一会，门开了，一个小个子女士，看模样有八十岁，站在我跟前。老太太穿着印花上衣，头戴方形帽子，帽子上用扣针连着一块面纱，活像从20世纪40年代的电影里走出来的。她身后有一个尼龙衣箱。我环顾一下这家公寓，好像许多年没住人，所有家具都被床单覆盖着。墙壁上没挂钟，厨房的柜台上没有小摆设也没有餐具。在墙角倒有一个纸箱子，盛着玻璃器皿和照相簿。

“劳驾，把行李提上车去。”老太太对我说。我把衣箱放进车后厢，回过头去帮她。她挽着我的臂膀，缓缓地走下人行道，一个劲地感谢我，说我是大好人。我说：“我没做什么，我所干的不过是这样：我要求人家怎样对待我的妈妈，我就怎样对待每个乘客。”

我马上惦念起父母亲来。父亲最近害了重感冒，别的症状好对付，咳嗽却折腾得他睡不着，坐不好，叫苦连天。我开车送他去看了几次医生，医生说，没什么大碍，只要不引起肺炎并发症就好。今天早上，父亲在电话里说，咳嗽轻了点。随即他抱怨起同他们一起住的妹夫来，昨天说好的，妹夫开车，中午和他们一起来。可是，妹夫临时被在车衣厂当裁剪工的弟弟抓了公差，要在下午四点前把货赶出来。父母亲只好在家里等。我以为老人家来到这里，也就是坐在客厅，要么读读报纸，要么打瞌睡，几个精力过剩的小子到处蹦跶，没个安宁，晚点来就晚点来吧！

我继续翻译下去。

“你真是个好孩子。”她说。

老太太上了车，把目的地告诉我，接着问：“你能不能穿过下城？”

“路可不近。”我随即说，意思是不想她额外付车费。

“不要紧，反正我不赶，我这趟去的是Hospice。”

我从后视镜注视她，她的眼睛含着泪花。她喃喃道：“我没有亲人，医生说我的日子不多了。”

我没搭腔，悄悄地把里程表关掉，问：“你要走哪条路？”

往后两个小时内，我和老太太穿过了整个城市，她指给我看，她曾经在那栋大楼内当电梯操作员。我们开进一个住宅区，她告诉我，她和丈夫在那幢房子里度蜜月。她让我在一家家具店的门口停下来，说这里原来是个大舞厅，她在里面跳舞时还是小姑娘。好几次，驶过特别的楼房或者街角，她要我放慢，她坐在车里，久久地沉默，凝视着暗处。

午饭后，父亲来了几次电话，一次比一次急。我纳闷地想，人老了就难缠，又没什么要紧事，赶到这里来干吗呢？我安慰父亲说，聚餐反正在晚上，再等一下吧！父亲说：“不等了，你叫阿文来接。”我的儿子文躺着看电视，不想动弹。我离开电脑桌，拿不定主意，可能要跑一趟了。然而，对老爸有点气，这么一个有担当的男人，脾气怎么变成小孩子呢？手头的翻译放不下。想好了折中的办法，给在车衣厂忙碌着的弟弟打电话，问妹夫什么时候可以收工。妹夫回话说马上就好。我松了一口气，在电话里告诉父亲说：“阿民现在去接你们。”

我还在翻译。

到第一线晨曦洒下来时，她蓦地说了一句：“我累了，走吧。”

一路上再也没说话。目的地到了，低矮的房子，看样子像疗养院，驾驶道直通往门前的柱廊下面。车子一开到，两个医护人员马上跑出门来，他们又殷勤又紧张地盯着老太太迈动每一步，他们早就准备好迎接她。

我打开车后厢，把衣箱拿出来，放在门口。这时老太太已经坐在轮椅上。

“多少钱？”老太太边问我边打开手袋。

“不用付钱。”我说。

“你要养家糊口呀！”她说。

“我从别的乘客那里赚回来就是。”我回答。

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弯下腰来，拥抱她。她紧紧搂着我，说：“你给了老人一点快乐时光，感谢你。”

我攥着她的手，好一阵才放开。然后，我走进熹微的晨光。背后，是关门的声响，一个生命完结的信号。

三点多，楼下的门铃响起来。我连忙下去迎接。父亲病恹恹地拄着拐杖进来，后面跟着神情端肃的母亲。我要扶父亲上楼，父亲把拐杖搁在楼梯口，说不用，自己握着栏杆，一步步地挪。八十一岁的父亲，真的老到火候了。脸上不再有深刻的皱纹，老人斑所覆盖的五官，重新膨胀起来，一似早已瘪了，揉得皱巴巴的废气球，再次充满了气，平滑诚然平滑，轮廓却是陌生的，晚年的忧患不声不响地把相貌安排过一次。我遂惊觉，父亲的肩膊倾斜，过去的中等身架，已经缩小四分之一。从背后看，父亲拄拐杖站立的模样，和祖父酷似，也是肩膊歪斜，不同处是祖父惯常所拿的是乡间称为“大碌竹”的水烟管。可以预测，我如果有幸活到八十出头，模样也差不离——肩膊肯定是歪掉的。妻子早已这般预言。世代的传承，在体形方面，如此昭彰，真是惊心动魄。

父亲还在病中，心理较脆弱，我不敢像往常那般放肆，请他坐下，问他喝点什么。安顿好了，我回书房，继续敲打计程车司机的故事。

这一天，我再也没有接载过一个客人，我漫无目的地开着车子，脑袋一片混沌，几乎无法说话。我想，如果老太太碰上一个坏脾气的司机，或者一个急着下班，失去耐性的司机……如果我不载她跑这一趟，或者在接她前，只在门外按一下喇叭就溜之大吉，结果会是怎样的？

回顾一番后我想：刚刚做完的这档子事，在一生中没有比它更重要了。我们总是费尽心机去追寻好时光，可惜好时光在手中时，我们不曾发现它的美丽，因为它被好些人裹在“微不足道”里头。

译到这里，父亲进书房来。平时，他看到我在忙，便不多说话，唠完非说不可的就离开。但今天不是，他在我背后的椅子上稳稳地坐下。我赶快把最后一段翻译完。

一位老人，读罢这个故事后说，人们未必记得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他们都记得你的言行让他们感觉了什么。

转过身，和疲态毕露的父亲说话。当然是说病。这几年，父亲的话题逐渐缩小，病成了中心。他本来很健壮，精力充沛，脑瓜灵敏。我二十一岁那年，他四十四岁。父子俩到四十公里外的乡村买“黑市”稻谷，每人用自行车运一百多斤。路长不说，还提心吊胆，提防路上的关卡把谷子没收。回到家，我累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父亲没事似的，和弟妹们打草包直到半夜。临睡前过来看我，说了一句：“骨头太嫩！”从壮年到老年，他都硬朗。七十岁上才因为右膝盖严重磨损，导致肌肉萎缩，进医院换上一个塑料膝盖。从此行走有困难，近年来尤其严重，据医生说，十年的保用期已过。他偏生就行动型的性格，坐言起行，风风火火。

“爸，我和你说多少遍了，不要给医生折腾了，有确切的症状才看，不然就不去。死生有命，怕得那么多！”

“我晓得，我如今的状况，是心脏科医生害的，非要我服阿司匹林，吃得我的眼球出血，手脚的毛细血管出血。我不吃，他又说我的心律有毛病，照心电图，照X光，折磨得真惨！”类似的话，每天他都对我念叨至少一遍，我不敢打断，只说：“那么你吸取教训，不要随便找医生，别以为不花钱，跑诊所是不捡白不捡的便宜。”我终于明白，父亲迫不及待地来我家，是要撇开母亲，和我说说体己话。

“我早就拒绝，应付不来。上午在甲医生那里量血压，结果正常。下午到乙医生那里一测，高出二十多。乙医生说危险，必须马上服降压药。我是老鼠进风箱……”

“还有你妈，我不去她就唠叨，像在耳边嗡嗡的苍蝇，一定把我弄到医生那里去。”父亲说到和他结婚六十多年的老伴，语气的可怜，教我惊讶。上星期，父亲抱怨母亲彻夜失眠，要我说服她服安眠药。我几乎磨破嘴皮，举了岳母和几位朋友的例子，说明安眠药的可取，也引用了医生的权威结论，父亲在旁帮腔，但母亲坚决不从。我差点下跪，说：“你今晚试半片，为了我，好不好？”母亲摇头，那种决绝，一似赴义的仁人志士。后来，趁父亲不在旁，母亲才把原因说了：父亲每晚起来小便七八次，服了安眠药后，神志不清，没走进洗手间，随地乱撒。我对母亲说：“乱撒也随他，顶多是洗洗地板吧！总比你晚晚不合眼好嘛。”

现在我才省察，母亲夜夜不睡，是为了监视她相依为命的丈夫，怕他摔倒。牺牲自我，保全丈夫，已到病态的偏执。那么说来，五头牛也不能拉她回头了。

“我没法独自出门好久了，到几个街区外去买一份报纸，她也跟着。”父亲长长地叹气。

“这也好，你的腿不好，万一摔了真难办。”我想起十年前他在唐人街的街上，失足跌进一个小坑，锁骨脱臼，送到医院急救。

“好是好，可是我不能到处走走，散心的自由也没有。”看来，父亲所面对的是两个死结，一是被母亲逼着去看除了折腾别无用处的医生；二是过度的受保护，妻子以自虐来履行守护他的职责，徒然增加他的负疚感。我作为父亲最信任的长子，对此能做什么？白发齐眉的恩爱夫妻，这爱，部分地以牵制和折磨来体现。为爱的奉献，有时是可怕的，如果以损害自己为前提。

“这辈子，不敢回头看，失败，从头到尾是……还幸亏末尾这十多年，在美国吃到安乐茶饭。”父亲呜呜地哭起来，那样地哀切，那样地绝望，我的眼也被泪水模糊了。我高声叫起来，客厅的孩子以为出了什么事，蹑足前来窥看。

“是你的罪过吗？整整一个中国，你那一代，我这一代，都是这样过来的，能怨自己吗？”我激昂地说着。我的父亲，左手拨拉算盘珠子右手写账簿的精明人，开文具店不到两年就把全镇竞争对手打垮的强人，新中国成立后当过镇工商联第一任主任。老天爷给了他卓越的头脑、健全的性格、旺盛的精力，却没有给他机遇，青年时逢上抗日战争和内战，刚进中年就被下放农场劳动，然后是“文革”，他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的牌子，在镇里敲破锣游街。我泪流满面，对父亲无言。我要问，父亲，这个账怎么算？我们失去的是岁月，是生命。

父亲还在哭着。五十多年间，我没看到父亲这般悲哀过。上一次是三十多年前，他被关在牛棚里，靠一位同情他的工作队员通关节，我在天没亮时，趁他出外上厕所，在黑暗的公厕过道里匆匆忙忙见了一面。我压低声音说：“爸爸，要顶住。”爸爸的声音颤抖着说：“好好。”那阵子，他被工作组的车轮战逼得万念俱灰，想去自杀。临分手，我对他说：“母亲在家很好，就是挂着你，你没事，很快就能出来。”在厕所门外，熹微的晨光照着，他的脸色苍白，心中失去凭借的惊慌，从眼神中透露出来。他毕竟没有失去全部希望，至少，妻子和六个儿女在守候他。可是今天不同，末路在不远处，想及失败的不可挽回，怎不撕心裂肺？

“我问自己，到这田地，还不满足？儿女孝顺，每月领的福利金花不完，看病服药也是政府包下，可是，心里就是难过。”我仍旧无言。对这个赋予我生命的男人，对这个给我最丰沛的父爱的男人，我的心绞痛着。我能做什么？面对无情的光阴。我们都是遭受剥夺的失败者，一天天退却，一天天讨价还价却无法取得任何宽限的可怜虫。啊，命运！

我要做计程车司机一般的好人，尽可能地让末路上的父母亲活得轻松一些。可是，我绝不敢向父亲转述这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为了忌讳的缘故。

人生铺垫

上星期天，是母亲的生日。午间，我和往常一样，躲在书房里，要么上网浏览，要么看书，要么写作。午后，亲人们陆续来到：母亲，妹妹和妹夫，弟弟和弟媳。我仍旧和往常一样，走出来，打招呼，稍作问候，说些闲话，然后，把接待任务交给太太，又回到电脑前。我似乎从来都是这样，并非和血缘最近的人们谈不来，也不是阔人猛人要我赶写旨在治国平天下的宏文，连不给稿费的本市报馆也没向我约稿，我本该和大家坐在客厅谈天而不去，只是出于不爱群聚的习惯。这习惯是可恶的，我知道。然而改不了，幸亏家里人早就晓得，予以原谅。我呢，也思量补偿，到团团坐着吃饭时，嘴巴除了吃，还忙碌地投入社交，恶补亲情。

我即便独处，也有一坏脾性，家里不静就无法写作，好在可以干别的，比如此刻，我在敲键盘，回复电子邮件。书房的门打开，客厅的谈笑声一波波地递来。亲人们在讨论，争辩，主题是弟弟该不该回国买房子，在哪里买，花多少钱，多少个卧室和阳台，洗手间是坐式还是蹲式。“如今还看到有的新楼装修，马桶和淋浴间不分开，每次洗澡，都把马桶板浇湿了。洗完澡连穿裤子的干地方也没有，活见鬼！”谁在义愤填膺地指斥。笑声，争执，喝茶吃点心的声响，窗外不时塞进日落大道上消防车和救伤车的鸣叫。

我兀自微笑，踏实地、从容地、幸福地打字。回电子邮件不比正经的写作，尽可心猿意马。这时刻，忽然想到，我的自在是有铺垫的，那就是亲人和平与健康的人生。如果他们不在客厅制造可爱的噪音，我能安坐在里面吗？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如果因病或别的事故缺席，我也许要在路上奔波，到医院去探望，买药，找医生、律师、移民官、会计师、保险经纪，以应付一场官司或意外。即便没有显而易见的问题，亲人的事，哪样不教你牵挂？妹妹多日失眠，最后使用极端手段，喝光有晕眩副作用的止咳药水；母亲的耳鸣如雷；弟弟夫妻吵架……

英语有一被人用滥的比喻——“冰山一角”。短暂的安宁，浅薄的文字，插在书架上的一排书，属于我的正面的物事（或者叫事业）都被不可见的亲情、爱情这巨大无比的山架承托着。我尽管不愿直截表白，但心里永远洋溢着感恩。父亲在世的时候，每次全家老少十多口，团聚在家，笑闹成墟，我也只是偶尔出去插插话，捎带从咖啡桌上抓一把炒花生。然而，我独处时，总沉浸在巨大无比的安全感中，念着古人的“三大乐事”：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俯仰不愧；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眼泪潸然而下，是啊！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此刻是全的，稍纵即逝的“全”！最后一乐和我无缘，但已占其二，何况，“俯仰不愧”这“乐”也部分地以父母兄弟安好为前提。如今，爱咋呼爱管闲事爱和孙儿女逗笑的父亲已变为墙壁上的照片。最小的妹妹在父亲辞世两个多月后，也因中风变为植物人。我一厢情愿地假设是父亲招走她，安慰母亲说，父亲最疼幺女，他们在泉下做伴。

没有这些铺垫，我能在案头玩幽默吗？能洋洋洒洒地写世间的悲欢离合吗？也许马上有人教训我：古来多少天才，饱受人世与内心的折磨，在最艰难的状态下写出不朽之篇，你干吗这么娇气？我的回答是：即便这些巨人，也不曾热烈地招请苦难登门；来了，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既然拥有幸福，当然珍惜。其实，这是多少年的习惯。儿女幼小时，在客厅玩耍，我在书桌前背英语单词，妻子在踏缝纫机，似乎都不相干，然而，一家子都在感应着，照应着，互相成为心情的铺垫。直到现在，妻子一到晚上就打没完没了的电话，听着她咯咯的笑声，我取笑她是刚刚下过蛋的母鸡，她不恼。我胸有成竹地对自己说：唔，我的运气不赖，老婆不必列进“受牵挂名单”。

礼赞所有为我的人生高度做的铺垫，一似山岗上番薯最嫩的苗儿，恋蕊上一滴清露；一似熟睡中的宝宝，以长睫毛的拉链锁住临睡时爸爸在床前说的童话；一似踏上红地毯的新娘，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一似枝丫间的黄叶在秋风中的坚持，我抓住短暂的圆满。家族聚会在午饭后便结束，亲人将陆续离去，或先或后。新一代将长大，成熟，家族就这般绵延着。

我在书房里，机警地捕捉母亲的话语，她很少说话。但我晓得，她坐在长沙发中，左边是媳妇，右边是女儿，她听着，笑着，满足着，一似我在书房里。

海上观烟花

今天是美国独立节。夏天日长，傍晚六点多，阳光还神完气足，在黑得沉着的橡树叶上舞得欢。怕路上拥挤，按张先生的吩咐，我这就开车，和太太一起去，接上德大姐。出门前从衣橱里拿走的棉夹克是最厚的，前年在日本横滨，就靠它来抵挡凌厉无比的海风。懒得提在手里，穿上身去，在路上不停冒汗。在车上，妻看我的额头发亮，有点得意地扬了扬搭在臂上的轻巧秋衣。

到了张先生家，本来马上要起程，但为了不辜负好意，进他家后院观赏了密匝匝地摆满一地的兰花和芍药。他领我去看一盆昙花，肥厚的叶片，带着怪异的斑纹，叶子中藏着一坨大智若愚的黄色花托。主人说，看样子快开了。我问，能预知花信吗？如果没十分把握，半夜到户外来喝露水加老北风，扑空就太亏了。主人说，绝对准确做不到，从蓓蕾的成色却能猜到九分。然后呢？在午夜，围着昙花，等待，等待。好在，沉默的星辰比人还有耐性。

“不要磨蹭了。”德大姐嚷着，原来张太太早已发动了引擎。这时我想，此行如果没有意外，便可以“观赏天上昙花”名之。

上了车便晓得，每年今夜必到海上看烟花的张先生，凭经验，设计了既舒服又稳妥的程序——由不看烟花的太太开车送我们去，结束后再由她接我们回来。

棕榈和梧桐的叶子响亮地反射着夕阳的强光。满街是去看烟花的车，大轰大涌，为了占个好位子，或者为了避开一两个小时以后开始的交通瓶颈。然而，“躲避堵塞”的经验过于丰富也害人，无非是把瓶颈延长或扩散而已。这不，车子从高速公路转上大街，便都成了蜗牛。不过，在休闲日子，慢不失妙趣，好在这个壳，尽可悠然看风景，不看加油站前大牌子所标的吓人价格就行。夹在浩浩荡荡的蜗牛阵里，沿着轮渡大厦前的大路看，兴冲冲地往海滨走着的，多半是一家子一家子，父亲牵着儿子的手，步履带着当家人的豪迈。母亲和妙龄女儿并行，是最能引发旁人发出关于光阴的感喟的组合。一幅幅由市旅游局制作、旨在宣扬旧金山的“得天独厚”的广告牌，亏得堵塞，我能从头到尾地读遍，有一句似乎是这样的：“古典与现代，你在这里一次性领受个够。”愈近渔人码头，冷气愈重，夕阳终于招架不住了。人行道上，挂满了御寒衣服，带西班牙语口音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一排排衣架，把飘忽的雾帐和跳跃的阳光隔开。顾客们贪婪的手在厚夹克上翻弄着。价钱当然比平时贵得多。精明的生意人早已料到，是敲一笔的时候了。停车场前，一个被冷得嘴唇发青的白人小伙子，把新价目牌扛出来——停车一晚，30块。原先是以10分钟为单位计算的，一个小时才五六块吧，现在却漫天要价，还不是因为烟花？

看看手表，才到七点，有点饿。这时光不上不下的，晚饭没赶上做，也没打算吃。幸亏食物档虽多，却尽是涂芥辣的面包圈、热狗加上可口可乐，没有特殊的诱惑力。堵塞终于变得不可忍受，离目的地39号码头还远着，我们还是下了车，信步走去。人的潮水，棉大褂和背心，婴儿车和轮椅，树和云的影子。茵茵草地上的狗，是最不理会热闹的隐士，一个红色皮球孤傲地滚过。

天色暗下来，雾气好像无孔不入的推销员。我们沿海边去找登船处。码头上由木条排成的人行道，哪里都是人。几艘短途游轮停在码头旁边，一副奇货可居的傲慢样子。栅栏门上的告示，登的都是为看烟花而设的特别航班，20时，20时5分，20时15分……直排到21时5分。穿黄制服的小伙子手拿扩音器在人堆里穿插，吆喝着：“20时5分的靠左边排，不要排错了！”我被人潮推着，糊里糊涂地靠到栏杆的左边去。我裹紧夹克揳进人龙，马上，一条白种大汉轻声说：“对不起，请让让，我是排在他后面的。”礼貌诚然礼貌，但同时横过身子，把我逼到队伍外，这一挡力度不小，放在娇小女子身上，可要打趔趄。我偏身让开。接着，另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走近，指指前面的长龙，说：“我是和他们排在一起的。”我再次被挤出。这时才悟出，别看这队乱糟糟，并不是一个紧挨一个，但自有秩序，一旦认出你是揩油的，马上同仇敌忾，以语言或动作驱逐。我灰溜溜地走开，追上三位同伴，逆着长龙走，原来，末端在远处。对扰攘的人寰，海水是不关心的，它在忙于为金门大桥后面的海平线上行将收摊的日头准备平展展的眠床；海鸥更不在乎，潇洒地掠过船上刚刚亮起来的桅灯。

暮色缓缓降下，海水映着迷离的光波。靠着因没上油漆而显出斑驳的苍凉的栏杆，居然没有想到辛稼轩的“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放在平时，这点文人的酸气是不会不冒的，今天不冒，是因为太热闹——彻底地洋化的热闹。唯一让我发游子的幽情的，是海水里的一排木桩，青苔如绿火，在和水交接处闷烧，近水面的一段被咸水腐蚀久了，凹了进去，连接处只有一两寸，纤细欲折，却仍旧不改其挺拔。低头看，腼腆的水波映着栏杆后面密密麻麻的人影，在黑夜完全降落之前居然泛动着晚霞的灿烂，那是女人们所穿的彩色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