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一种无趣叫仕途

忧国忧民，纸上谈兵

虽然寄情山水的日子让人留恋万分，但心中的那份信念迫使王阳明不得不放弃这种生活——不能就这么混下去了，人活着总得有些追求。

弘治十年（1497年），二十六岁的王阳明打消了归隐念头，离开家乡，再次回到北京。这次，回荡在耳边的消息让他坐立不安：蒙古人在边疆闹事了，跑到大同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小王子犯潮河川。己巳，犯大同。）

边关危急，朝廷上下都忧心忡忡，急切地需要派一名文武双全的武将前去戍边。但弘治年间，明朝已经没有了朱元璋当初建国时的勇气和魄力，实力大不如前。休养生息的时间久了，一旦谈到打仗，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两手冒汗，因为他们习惯了醉生梦死，这种卫国御辱的重担把他们压得爬也爬不起来。

面对国家的严峻时局，王阳明心里很焦急。不就是推举出一名大将，真的就那么难吗？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感慨地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而欲临时备用，不亦难乎！”也就是说，朝廷在选将时只注重你能不能打，忽略了谋略，如今想选一位文武全才的将领，自然就难办了。

边患危机让王阳明意识到兵家之学的重要，他感到只专心于“心”学是不够的，于是，他开始学习各种军事典籍，把骑马、射箭练习得更加娴熟。

其实，王阳明少年时就娴熟骑射，而且也接触过兵法。他不仅仅只是个书生，在余姚读书时，一个叫许璋的私塾先生就曾教过他骑射，还跟他讲过很多军事理念。许璋，字半圭，明代上虞人。他性格淳厚，吃苦修行，曾是王阳明在余姚的塾师，传授王阳明奇门遁甲诸书与诸葛武侯战阵之法。

王阳明有这打底子，再钻研兵法，自然就是小菜一碟。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克敌制胜时，心学和兵道是可以画等号的，王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不管做什么事，只要专注，一定会有奇效。王阳明就是如此，既然决定研究兵法，就要有研究兵法的样子。他留心武事，抱来一大堆兵家秘书钻研，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等。

另外，每当遇到宴席，王阳明就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阵势演练，入迷程度可见一斑。一个二十六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了解王阳明的人知道他在忧国忧民，不了解王阳明的人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好言兵，且善射”。

王阳明的努力换来了收获，这时期对兵法的钻研让他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虽然未能成为戍边大将，但后来能成功镇压农民起义和平藩，与这段时间的苦学是分不开的。

明代学者薛侃这样品评王阳明：“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评价说：“阳明先生，百世之师。”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绝非偶然，而是靠实力的。《广名将传》选录了从西周到明代的一百七十多位名将，其中就有王阳明，这足以说明王阳明文武全才，是古代名将之一。

王阳明认为一个将才，应该是道德、心理、智慧、技术都属优秀者，他在治军上主张储备良将，曾这样说：“臣惟将者，三军之所恃以动，得其人则克以胜，非其人则败以亡，其可以不预蓄哉？”在将领的使用上，他主张“隆其委任，重其威权，略其小过，假以岁月，而要其成功”，也就是说，要信任和尊重将领。王阳明熟谙《孙子兵法》，精通战争谋略，他运用《孙子兵法》中“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的思想，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战略，往往能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在《明史》中，史臣这样评价王阳明：“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对于文臣出身的王阳明来说，这是极高的赞誉。

虽然王阳明在对兵法的研究中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也获得了后人极高的赞誉，但这段时间他是苦闷的，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有这个念头的王阳明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封朱熹上宋光宗奏疏，其中有这么一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想想自己二十多年的求学经历，王阳明发现自己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没有循序而致精，所以没什么大的收获。既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那么后面的事就好办了。王阳明很快调整了读书方法，按照朱熹开的“方子”，循序渐进，以穷“天理”。

修炼一段时间后，王阳明依旧茫然失措，一头雾水。先有格竹子，再有循序致精，都不能让王阳明有所突破，他开始怀疑自己成圣的目标，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了。

初入官场

转眼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二十八岁的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这一次他没有再次遭遇失败，终于考中进士，“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二甲第七名也就是全国第十名。从此，王阳明正式跻身于官场，属于他的时代到来了。

在明代以前，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沿用了秦始皇创立的君主之下设宰相辅政的政治体制，只是相权的形式和职权的大小有所不同。明朝初年，也基本直接承袭元朝旧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理全国政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设左、右大都督，掌管军事；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另外，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政治体制既然能沿用一千多年，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朱元璋对此有些不满，为了加强君主集权，他开始进行微调，最大的改变就是废除宰相，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内阁大学士一般三到五人，官阶是正五品，虽然官位比较低，但这些人相当于为皇帝处理文件的秘书，与皇帝走得很近，实际上内阁成了最高的权力机关。

朱元璋、朱棣父子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是起顾问、参谋的作用，自己仍旧亲自批示奏章。但后来的皇帝越来越懒，逐渐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大学士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结果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

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宦官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导致朝政越来越腐败。这种结果不是朱元璋愿意看到的，但他不是神，岂能料到百年之后的事情。

再看王阳明，他被分配到了六部之末——工部见习。工部是一个掌管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既然是搞建设，那么就有不少油水可捞，是个难得的肥差。

虽然历朝都属工部最富，许多为官者都想在工部谋个差事，捞几笔，让自己的腰包鼓起来。但王阳明视金钱为粪土，志不在此。他不甘平庸，一心想创建一番功业，虽然是一个实习生，也干得热火朝天。

这年秋天，工部特派王阳明去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

王越，字世昌，身材高大，力气大善于骑射，颇有雄才大略。

据说，当年科举殿试，王越早早就答完了试卷，不巧的是，刮来一阵狂风，试卷嗖地被刮跑了。在这种关键考试中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可怎么办？如果是常人，也许早就乱了阵脚，但王越是强人，他没有丝毫慌乱之色，随即奋笔疾书，在剩下不多的时间内又写好一份考卷，最后惊险入围进士行列。

这事儿还没完，没想到这年秋天，朝鲜使臣进京朝圣，竟然把王越的试卷又带了回来。小小的试卷竟然从京城飞到了朝鲜，又被人拾起带回京城，这真是不可思议。单单一张试卷就如此神奇，王越就更是一个传奇了。

虽然王越以文官入仕，却拿起兵器，当了武将。他曾经两次领兵深入河套地区，与北元 [2]作战，多次击退蒙古军队，威震四方。他一生战功卓著，为保卫明朝江山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威宁伯”。

对于这样的英雄，王阳明是极其崇拜的，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他就曾读过有关威宁伯王越的文章，对于王越的才学和武功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有一天晚上还梦见威宁伯王越送他弓箭和宝剑。

如今，王阳明成了“包工头”，为强人王越督造坟墓，他岂能为自己脸上抹黑？所以，他没想着吃多少回扣，捞多少油水，反而秉公无私，不仅不贪污公款，还为国家省了不少银子，真可谓尽职尽责。除了为国家节省银子外，在闲暇之余，王阳明还组织民工演练“八阵图”，比之前把果核聚到一起列阵势演练直观得多，他的统御之才在这里也得到了实践。另外，这次的监工经历让王阳明明白：若想干大事，就要指挥更多的人，拥有更大的权力。

上边务八事

王阳明虽然是工部的官员，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工部的事务，他还会考虑户部、兵部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他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其实，王阳明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忧国忧民，不想只当个“官混子”，除了喝喝茶、看看闲书，就没啥要干的了。他要把自己所有的光和热都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为大明江山的稳固尽心，为天下苍生的幸福尽力。

这年，天空有彗星出现，京城内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都以为大祸将至。而且边境不再安宁，虏寇猖獗。皇上急得茶饭不思，一边向天祈祷，一边向臣子们寻求良策。

主忧臣辱，作为臣子就应该为皇上分忧，于是，王阳明就针对当时朝廷死气沉沉的现状，上了一篇《陈言边务疏》，现摘录一段：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王阳明认为：现在的大臣们不思进取，争名夺利，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利用特权赚取不义之财。社会风气日益变坏，大家都养成了因循守旧、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江山社稷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但当权者却一点都没有察觉，依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改革变新势在必行，只有革除弊政，选贤任能，锐意改革，才能救大明于倒悬，救万民出水火，让江山社稷代代相传。

王阳明的见解深刻而尖锐，他不仅提出改革建议，而且紧接着提出了改革的具体措施，供皇上参考，这就是所谓的“上边务八事”：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这些建议具体来说就是：

第一，建立军事后备人才，以备不时之用。他自己就非常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才，随时响应国家的号召。

第二，用人要不拘一格，古人云：“事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所以，王阳明认为，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要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一定要具有慧眼识人才的本领。

第三，精兵简政，节省费用。战争就是烧钱，虽不要轻易言战，但也不能惧怕敌人的侵略。兵贵精不贵多，王阳明就此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

第四，军队屯田。敌人来了就戎装待发，敌人退去后就让将士们屯田。这样，既可以减少向边关运输粮草的麻烦，也能保障边关守军的粮食供应，从而与敌人持久相持。

第五，赏罚分明、令行禁止。一支没有纪律的队伍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如果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后果是很可怕的，虽有百万之众，在关键时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为将者一定要赏罚分明、一视同仁。

第六，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激励士气。打了败仗不要紧，关键要抚恤那些阵亡的烈士亲属，让死者无憾，生者感动。然后向将士们揭露敌人的恶行，让我军士气高涨，还会打不败敌人吗？

第七，分清主次，谋大利而弃小利。敌人士气正旺，我军不宜轻易出兵，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不要在意战术上小胜小败，而要把精力放在战略上的胜利，见机行事，我军才能以逸待劳，克敌制胜。

第八、严防死守，见机行事。我军善于防守，敌人善于野战。既然如此，我军就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严防死守，趁机出击。况且，我军刚败，敌人士气正旺，此时不宜再和敌人交战，应当据城坚守，养精蓄锐，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能完胜敌军。

王阳明提到的这八点军事改革主张，阐述了自己多年来对军事研究的见解，体现出了高超的军事才华和治军方略。平心而论，王阳明的这些主张句句切中要害，但人微言轻，他的奏折根本就没有机会摆到皇帝的案头，早被内阁大臣们扔进垃圾桶了。

结果，奏折呈上去后杳无音信。没办法，谁让自己没有手握大权呢，如果手握大权，就不会坐冷板凳了。

刑部新来的年轻人

再怎么说，王阳明也是大明的官员，遭到如此冷遇，他难道就没有怨言吗？其实，王阳明也是人，没有怨言是不可能的。但不同于他人的是，他能全面地看待事物，把心态调整到最佳。

的确，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做事有困难是必然的，有困难才更能展现自己的价值，才能在过程中学到更多。若想成功，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被自己一时的情绪所左右。

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这一差事，王阳明完成得非常漂亮，获得了上司与下属的交口称赞。由于上司很满意王阳明的表现，二十九岁时，王阳明便担任了实职，被授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一职，为正六品。官虽然不大，但握有实权。

虽然官职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但不用去云南，身在京师处理千里之外的事务就可以了。在明朝，云南是边民生事的多发地点，大小事务杂乱无章，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关于刑部部属的工作，王阳明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部属之中，惟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暂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愿为，而多才者之所欲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