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漫漫科举路

圣人必可学而至

既然已经成了家，这以后就不是一个人过日子了，就要负起一个男人应该负的责任。因为多了一份牵挂，所以王阳明乖了很多，小夫妻恩恩爱爱，最初的婚姻生活和谐而美满。

为了避免王阳明再次到处乱跑，诸介庵把王阳明留在自己的官署，忙的时候就让他帮忙处理一些公文，闲了就任由王阳明喝茶、看书打发时间。

这日子过得也太无聊了，总不能每天看着天花板、抠指甲吧。王阳明便开始自己找乐子。他迷上了书法，用大部分的时间来练习书法。结果，王阳明报销了几箩筐纸，书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字清劲峻拔、自由散逸、风格独特，在明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只是这一成就被他突出的哲学成就所掩盖，没能鲜明地显示于世。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的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将心学融入书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著名书法家徐渭曾说：“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阳明则‘以人掩其书’。”正如王阳明自己所说：“吾始学书，对摹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这段话强调了“心”在学书法中的作用，只有用心揣摩古帖的神韵，才能“始通其法”。这表明王阳明已经开始注重“心”学了。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年底，诸介庵见女婿还算本分，没有吃喝嫖赌的恶习，只是偶尔脑袋短路，做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总算放心了。但总是这样拴着女婿不让他回京，也不是个事儿，毕竟不是上门女婿。于是，诸介庵经过再三考虑，决定让王阳明带着自己的女儿回京。

年前来南昌，王阳明还是孤身一人，现在却带着娇妻返乡。听着船头激起的哗哗的水声，王阳明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路过上饶时，听说著名的理学大师娄谅就住在这里，王阳明异常兴奋，便带着妻子一同拜访自己的偶像。

娄谅，字克贞，别号一斋，江西广信上饶人，明代著名理学家。他年轻时就立志成圣，曾经遍访名师，结果却不令人满意。他曾不屑地说：“大家所说的都是举子学，并非是身心的学问。”就跟现在写书一样，跟风永远不会写出畅销书，要有自己所想，发自内心的东西才能在出版业长盛不衰。

后来，娄谅听说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字傅，号康斋）在抚州崇仁乡居，便从上饶赶往崇仁，投在吴与弼的门下。吴与弼完全遵从程朱之道，认为人应当让自己的身心变得明净。他的学术流传较广，弟子众多，形成“崇仁学派”。该学派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理产生气，气产生万物；坚持万事“万殊而一体”。这对明代学术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

吴与弼非常赏识娄谅，把自己平生所学全部教给了他。在崇仁待了几年后，娄谅因病回到上饶。得到了吴与弼的真传，娄谅的知名度在上饶越来越高，地方官员对他也很尊敬，常常带着幕僚前来拜访。但他不愿与官府过多交往，把时间都用在做学问上。他每天早早就起床，先拜家祠，接受家人及门生的揖拜，随后翻阅群书，常常到了深夜才入寝，从来不曾有丝毫懈怠。

在学术观点上，娄谅基本属于程朱一派，但已受吴与弼的影响，其格物之学已经有了心学的色彩。所以，王阳明在娄谅那里，除了接受宋儒“格物致知”的老一套外，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句话就是：圣人必可学而至。这就坚定了王阳明致力于成为圣人的信念。所以，后世认为，即使娄谅不是王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阳明格竹

弘治三年（1490年），王阳明的爷爷王天叙逝世。先是母亲离开自己，接着爷爷也离自己而去，偌大的宅院中只剩下祖母一人。面对一榻一椅，总让人回想起祖父的音容笑貌。

人的生命如孤木般易断，如花瓶般易碎，不堪一击。亲人的去世让王阳明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发誓，在有限的岁月里一定要创一番伟业。在成圣的道路上，他将永不止步！

因为父亲去世，在京为官的王华回到老家守丧。在守丧期间，他顺便给家族里的子孙们讲经解义，以应科举考试。有状元爷亲自上课，这无疑提高了成功的概率。没什么好说的，玩命地学吧。于是，王阳明白天跟着大伙儿一块儿上课，晚上搜集诸子百家的经书，广泛浏览阅读，常常看书看到深夜。

复习备考的日子艰苦又漫长，王阳明每天的生活除了吃睡，就是学习。虽然单调无聊，但通过这一阶段的勤奋学习，王阳明的文字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待人接物方面也不再喜欢说俏皮话，而是模仿圣人“端坐省言”，不再放纵自己，开始体悟理学家的身心修养。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王阳明此时的表现，那就是这孩子真的长大了，懂事了。

但王阳明注定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贯风格是不走寻常路，总要做一些在常人看来异常荒唐的事情。这不，在读书迎考期间，他就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这天，看了半天的书，有些疲惫的王阳明来到院子里，抬头仰望天空的浮云，一下子浮想联翩。

还记得，《礼记·大学》中提到“格物致知”，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都以“格物致知”为前提。但长期以来，作为理学思想源头之一“格物致知”之说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后来，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高度概括地论述了“格物致知”的思想，指出“格物致知”既在求真，也在求善。这样，人不仅获得了外部事物的知识，自身道德体认也得到了践履；知识愈多，心中之知就愈加明了。

在理学权威著作《近思录》中，王阳明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仔细品味一番后，他的眼睛一亮：原来“理”这个东西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要放心大胆地去格，总有一天会恍然大悟，成为圣贤的。

王阳明立志要当圣人，就要把这个问题搞得明明白白。既然朱熹都这么说了，那就格吧。该格什么呢？记得爷爷在自家后园种了很多竹子，那就从格竹子开始吧。

王阳明特意邀请了一位姓钱的朋友和他一起格竹子。两人一屁股坐下来，眼睛盯紧一根竹子“格”了起来，竭尽全力想格明白其中蕴含的道理。

不得不说，一动不动地想透过竹子的形相认识到内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这种举动非常消耗人的精气神。果然，到了第三天，小钱就开始打退堂鼓。一来，因为用脑过度，他坚持不下去了；二来，他感觉自己的行为像个傻子，开始质疑这种举动的实际意义。

看着小钱离去的背影，王阳明心想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一定能坚持下去。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了第七天，他便开始头晕眼花，因为劳累过度病倒。病倒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他一无所获。就这样，王阳明以竹子为题，整整思考了七天，这场为期七天、轰轰烈烈的格物运动，史称“阳明格竹”。

其实，程朱的“格物致知”强调的是多观察多思考，这样才能化繁为简，融会贯通。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少年王阳明却想通过格竹一蹴而就，领悟万物之理，这自然是他一厢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通过“格竹”，王阳明终于明白，仅凭意志力是不能走得更远的，从外部去认识这个世界是行不通的。正如孔子所说，“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想一步就悟道成圣是不可能的，必须积极寻找其他的道路。

折磨人的科举制度

“格竹”之举失败后，王阳明成圣的心开始动摇了。有一段时间，他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提不起精神。的确，这几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除了准备科举考试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这怎能让人不沮丧呢？

人总要找点儿事儿做，既然格物不成，那就只能掉头钻研“辞章之学”，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本以为凭着聪明才智，自己能轻松过关，也像老爹一样弄个状元，但老天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在弘治五年（1492年）的浙江乡试中，年满二十岁的王阳明便轻松中举，所有人都认为他在第二年的会试中一定会一鸣惊人。王阳明自己也信心饱满、志在必得，但在弘治六年（1493年）的会试中，他却落榜了。

在这里，介绍一下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选官制度。它大体上在南北朝萌芽，始于隋而成于唐，完备于宋元时期。到了明代，科举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宋时期，科举录取名额非常少，通常一科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人们纷纷以读书为业，挤破了脑袋也要往里钻，为的就是通过科举来谋得一官半职，改变自己的人生之路，光宗耀祖。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社会培养人才，然而手段往往与目的是颠倒的，明朝的科举之所以被“妖魔化”，就是因为没能很好地实现教育目的。因为若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你需要经历重重考验，不掉几层皮是过不了这个独木桥的。

当时，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四级：

第一级是在州县举行的院试，不管你的年纪大小，考试者被统称为“童生”。考试合格的人被称为“秀才”，从此摆脱平民的身份，步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

第二级是省一级的统考，叫乡试，这种考试三年才有一次，由省里出题，名额有一定的限制。如果你又幸运过关，就成为举人。这时你还不能乐得太早，因为虽然你有资格做官，但不一定真能当官，只有等到官缺，才可能派你去补缺。

第三级是会试，这是人生的真正考验，因为你的对手是其他省的精英，是在人才中选人才，竞争自然是非常激烈的。

第四级是殿试，这是最后一道考验，主考官是当朝皇帝，由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

根据在殿试中的表现，考生被划分三甲，一甲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这就是明朝科举制度的程序，如果你顺利过了这四关，恭喜你，你会被派任官职。不过，要从基层锻炼开始，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

不管官职大小，好歹也算是个公务员了，有了铁饭碗，就不用担心下岗失业，再也不用为以后的生活担忧了。再说，与人聊天时，说自己是进士出身，特有面子，所以，科举考试不仅是博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读书人使出浑身解数挤这座独木桥就不足为怪了。

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想跻身于公务员的行列，但没那么多坑啊。怎么办？统治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八股。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称为“八股文”。

这道关卡让无数考生陷入到极端的痛苦中，因为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限制，要求人们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结果，八股考试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这一制度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

我们接着看王阳明，面对落第的现实，说他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暂且搁下他的远大理想不说，单单就如何面对身为状元的父亲，就够让人头疼的，这次少不了又要被父亲数落半天了。

不过，王阳明与那些落第后哭天抢地，甚至要闹着寻短见的同学不同，他比较淡定。因为考取功名不过是现实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一步棋罢了，自己尽力拼过，就足够了，至于结果，就听天由命吧。在王阳明心中，如何成为圣人，参透人世哲理才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会试落榜后，王阳明这样说：“世人都认为没有考中进士，没有获取功名是可耻的事；我却认为，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丧失自尊，一蹶不振，那才是可耻的事！”（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不就是落榜吗，也没要人的命。在王阳明看来，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潇洒啊，简直帅呆了。

扛得住，才会有未来

对于会试落第，虽然王阳明没什么感觉，还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的，但有些人觉得这打击对他太大了，他现在的说笑是装出来的，没准半夜自己在被窝里偷偷地抹眼泪呢。

看在他有个状元父亲的面子上，一些人纷纷前来安慰，尤其是那些他父亲的同僚，早就听闻王阳明才华了得，没想到会落榜，便前来安抚他那颗受伤的心。

内阁首辅李东阳开玩笑说：“你这次落榜没关系，下次考试一定能得状元，试着写个《来科状元赋》吧。”（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其实，李东阳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安慰一下同僚的儿子，让他找回自信，以状元爹为榜样，继续在科举路上拼一把。

按理来说，一般人都会感谢一番，谦虚一番，毕竟是宰相级别的人物前来安抚，这面子还是要给的。但王阳明却不这么想，不就是个命题作文，这难不倒我，于是他提笔就写，一气呵成，写完了这篇命题作文。

当时在场的其他官员读后都大为惊叹：“天才！天才！”

也许，王阳明也没别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罢了，但他忘记了一句话：枪打出头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争斗。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扬才露己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先贤教导我们为人要低调，低调，再低调。但王阳明在李东阳的鼓动下，自信都快爆棚了，忘记了为人低调这一点，结果“悬笔立就”。虽然一个人自信一些是好事，但如果把握不好分寸，过了头，就成狂傲偏执了。虽然王阳明还没到这一步，但他的表现已经让一些人心里犯嘀咕了。

有些官员就悄悄议论：“这小子的确有才，他若是真的状元及第，当了大官，眼中还会有我们这些人吗？”（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

都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话不假，嫉贤妒能是一些小人物的本性。被这些人惦记上的王阳明会有好果子吃吗？自然不会。

果然，来科会试，二十二岁的王阳明又名落孙山了。

也许是老天爷故意要苦他的心志，劳他的筋骨，让他走一段弯路，或者是让他暂时停滞下来，所以让他接连遭遇两次失败。

接连的落榜打击，放在谁身上也不会觉得心里好受。好在以圣人为追求的王阳明有开阔的胸怀。他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做一件事，只要尽心尽力了，不管结果如何，都问心无愧，所以他依旧潇洒。

连续两次落榜，不能不算是王阳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挫折，但他却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达观态度，这种心态值得我们后人效仿。

不管怎么说，王阳明暂时是一个失败者，他该如何应对这场失败危机呢？有的人在失败面前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有的人恰恰相反，越挫越勇。王阳明属于后者，他没有因为考试落榜而颓废不堪。

既然落榜了，继续留在京城也没什么意义，王阳明便回到老家，成立了龙泉山诗社，用诗歌来填补内心的落寞和失意。

在中国古代社会，失意的文人总会搞些东西，一来发泄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二来借以表明自己的存在。自从唐中期出现文人结社后，文人士子就以此作为自己重要的活动方式。到了明代，就更不能小看这种结社活动了。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明代有六百多家结社。这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文风、学风，而且对明朝的地方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

大体来说，明朝文人结社有四大类，分别是：纯粹的诗社，怡老会社，文社和政治会社。

纯粹的诗社是一种诗人的小型社团，主要是为了流连诗酒、愉悦性情。这种诗社往往起于诗人之间的诗酒兴会，互相酬唱，抒发意气。成员一般都是同一地域的诗人，聚散不定。

怡老会社往往带有某种隐居的性质，更多的是纯粹的怡情养性之举，大多是由年老退休或退隐的官吏组成。这些人在官场沉浮多年，习惯了前呼后拥，如今退下来后，多少有些空虚和无聊，便建一处别墅山庄，几个同乡故友凑在一起，在林下湖边吟唱，这无疑是一种怡养晚年的好方法。

文社以作文为主，说起来似乎更近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其实不然。文社是应文人士子研究八股时艺、谋取科举功名而兴盛起来的，专门研习时艺，揣摩风气，以求取功名、跻身官场为最终目的。

由于文社有强烈的实用功利性，转化成政治会社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干预政治，很容易卷入政争和党争中。明末的政治会社以复社为代表。复社是由江南一带的许多文社组成的，曾召集东南人士集会，一度多达数千人。这股很强的政治势力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结果复社由于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骨干人物的下场都非常悲惨。所以政治会社犹如流星一般，璀璨而短暂。

到了清朝，鉴于明朝社盟的弊端，清政府多次颁布法令，严禁立盟结社。雍正三年（1725年），清世宗再次颁布严令禁止结社，结果，文人士子不得不开始收敛自己，文人结社从此走向衰落。

接着看王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和政治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是一个纯粹的诗社。诗社成员除了吟诗作赋，就是游山玩水，一派名人文士的格调，悠闲自在，好不快活。

在诗社的这段日子里，王阳明以诗歌来言志，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诗，比如《忆龙泉山》：

我爱龙泉山，山僧颇疏野。

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一夕别云山，三年走车马。

愧杀岩下泉，朝夕自清泻。

这种山清水秀的生活陶冶了王阳明的心性，让他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的得意和失意。

虽然寄情山水让王阳明潇洒自如，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和信念，有诗为证：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在这首诗里，王阳明先讨论了一下明代“前七子” [1]的文学复古主张，接着笔锋一转，表达了自己追求内圣外王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