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孟浩然三十岁以后的行旅

绪言

孟浩然(689—740)，盛唐时期著名诗人^①，擅咏自然风光，其时既已素负盛名。因仰慕孟浩然是一位自由奔放的文人雅士，李白曾赋诗赞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卷八《赠孟浩然》)^②此外，杜甫也同情孟浩然虽有诗才，却怀才不遇枉其一生，作诗曰：“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宋刊本《杜工部集》卷三《遣兴》其五)

此外，李白还以“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的诗句，力求勾勒出孟浩然陶醉于自然美景之中超凡脱俗的人生图像；而杜甫诗中所说的孟浩然之怀才不遇，则意在指明其仕宦志向未能遂愿。由此可见，李白视孟浩然为超凡脱俗之人，杜甫则视其为怀才不遇的处士。

笔者以为：李白和杜甫对孟浩然的这一看法，在理解孟浩然的生平与文学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章将以李杜二翁上述“孟浩然观”为基点，就孟浩然三十岁至四十岁的人生轨迹做一探讨。此外，关于孟浩然的事迹，诗人极少言及其自身的经历，加之资料匮乏，故而难究其详。芸芸学者，推论沓至，全然一种众说纷纭的状态^③。现谨参考涉及到管见的已出论述研究成果中笔者以为正确者，试作小论如下。

第一节　逗留洛阳与吴越之旅

一　逗留洛阳

据史料记载，孟浩然而立之年以前似乎一直生活在故乡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④。正如其二十四岁(先天元年，712)时所作《送张子容赴进士举》^⑤中所吟，“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⑥。与友人奔赴仕途之举相反，孟浩然当时正隐居于襄阳。

待到迎来而立之年(开元六年，718)时，处于“唯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书怀贻京邑同好》)家境的孟浩然，已经开始意识到《论语》中“三十而立”的含义，并在脑海中刻印下了《韩诗外传》卷一中“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的诗句，对仕宦之途充满了憧憬。但是，由于孟浩然得不到位高权重之人的举荐，故而难以踏入仕途。对此，孟浩然充满了怀才不遇之感。请看其间所作《书怀贻京邑同好》第七句至第十四句：

三十既成立，吁嗟命不通。

慈亲向羸老，喜惧在深衷。

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

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

此外，《田园作》第五句至第八句的内容则为：

粤余任推迁，三十犹未遇。

书剑时将晚，丘园日已暮。

再看第十五句至第十八句：

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

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

如上所述，蛰居故乡的孟浩然在上述诗句中倾诉了自己胸中步入仕途的志向，并终于为实现上述理想走出了襄阳。

根据萧继宗的《孟浩然诗说》(1961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6月修订版)，孟浩然在三十岁那一年的秋冬之际曾奔赴长安赶考。然而，省试落第，遂于翌岁移居洛阳。近年来，根据萧氏学说进行研究^⑦者众。但萧氏虽依据《赴京途中遇雪》一诗主张孟浩然是三十岁时赴京，却并未提出任何可以佐证该诗创作时期的依据。故笔者不能容易赞同其说。如本论后文所述，比较妥当的解释应该是：《赴京途中遇雪》一诗乃孟浩然为应对四十岁(开元十六年，728)时的京师赶考(参见新旧《唐书·孟浩然传》)而于前一年冬季自襄阳奔赴长安途中所作。

笔者认为：已过而立之年的孟浩然背井离乡所赴之地当为洛阳^⑧。有其诗作《姚开府山池》为证。诗题“姚开府”，指的是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开元九年九月三日在洛阳私邸内故去的原宰相姚崇^⑨。所谓“山池”位于洛阳询善坊，乃姚崇府宅的庭院，谓为“山池院”。该庭院原为将军郭广敬的宅邸。《唐两京城坊考》卷五有“郭广敬宅。后为姚崇山池院。崇薨，为金仙公主所市”的记载。如后文所述，《姚开府山池》诗中有云：“主家新邸第，相国旧池台。”这里的“主家”便是指的公主之家^⑩。此二句与《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相符。于是便可做出如下解释：上述诗歌创作于原相国姚崇殁后该宅邸由金仙公主购得并将其作为自己“新邸第”时期。

可是，由于《姚开府山池》一诗并未被收入宋本《孟浩然诗集》内，故作为资料缺乏可信性。于是便有人对这一逗留洛阳的事实持有疑问¹¹。不过，比宋本更为古远、因而从资料角度上看就更为珍贵的唐钞本中，则有一残卷记载了《姚开府山池》诗。据此便可以拂去上述疑点。该唐钞本被罗振玉命名为《唐人选唐诗》(伯二五六七，《鸣沙石室遗书》及1958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人选唐诗》)。但是，根据罗氏的提要，该残卷中以李昂为首，虽然收录了包括王昌龄在内的六位诗人的诗作，但孟浩然的诗篇却并未得到确认。然而，倘若一览其中王昌龄的诗作，便会发现：卷中所收的王诗不过七首而已，即从卷首数第四首至第十首。而之后的九首，即第十一首《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林寺以诗寄之》至第十九首《寒食卧疾喜李少府见寻》实际上乃孟浩然所作¹²，均出现在现行的《孟浩然集》(四部丛刊本)中。因为该残卷第十一首诗的诗题下作者署名处空缺，所以罗氏便将第十一首以后的九首诗也误认为是王昌龄所作。诗题虽然佚失，然收录其中自卷首数排在第十六首的诗作，便是上述话题之作《姚开府山池》。

由此可知，《姚开府山池》一诗毫无疑问是孟浩然所作。据此，开元九年(721)以后孟浩然曾经逗留洛阳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下面，笔者便根据唐钞本，举此诗作，就其逗留洛阳时的行踪试窥一斑。

姚开府山池

主家新邸第，相国旧池台。

馆是招贤辟，楼因教舞开。

轩车人已散，箫管凤初来。

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

此诗前后联的各上句，回顾了旧主人姚崇时代山池院的风貌；各下句则描写了新主人金仙公主家歌舞升平的饮宴状况。由此便可以想象出孟浩然当时曾巧妙地得人引荐参加了上述喜宴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末尾两句。这里引用了“欲为后汉名士李膺的门生几可谓难于‘登龙门’，虽如此，孔融(字文举)仍以其机敏睿智的应答为李膺所认可”的典故，显示了孟浩然对知遇的渴求。

另外，诗中也暗示了孟浩然奔赴洛阳的目的。那就是为自己的仕宦之途做铺垫。据传，开元十年(722)二月，玄宗曾巡幸洛阳，御驾洛城门，试文举(文藻宏丽科)，及第者凡二十人(《登科记考》卷七)。因此，孟浩然奔赴洛阳的目的当在此岁之制科。由此可见，其奔赴洛阳的时间便极有可能是前一年的冬季。金仙公主与玄宗乃一母胞亲(《旧唐书》卷五七《睿宗窦皇后传》)，孟浩然之所以参加公主之宴，其目的大约就是希冀获得举荐的机遇。李白就曾经得到过金仙公主的妹妹玉真公主的举荐，倘若孟浩然当时也像李白那样能够得到金仙公主的举荐，便极有可能走上仕宦的道路。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洛阳仕宦索荐活动以失败而告终。

此外，孟浩然在洛阳时的诗作，除了《姚开府山池》以外，尚有九首存世。其中《同储十二洛阳道》是针对储光羲献给《文选》注释家名士吕向的《洛阳道五首献吕四郎中》的唱和之作。根据王辉斌《孟浩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三章第五节“诗歌编年”的介绍，从储光羲和吕向的为官履历上看，该诗可考证为开元二十年(732)所作。此外，《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是孟浩然赠与綦毋潜校书郎在任期间(天宝初年辞官)的诗作。据王氏考证，诗作当创作于开元二十一年(733)。这两首诗可视为孟浩然嗣后再次逗留洛阳时所作。如果再加上第一次洛阳之行即将结束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及《自洛之越》，则共计四首。不过，另外的五首¹³，则无从考究是哪次洛阳之旅的作品。故此，除了《姚开府山池》流传于世以外，很难再进一步探究出孟浩然第一次逗留洛阳时的相关情况¹⁴。

二　吴越之旅

向金仙公主寻求为官之道未果后，孟浩然便离开洛阳，开始了自己的吴越之旅。在《洛下送奚三还扬州》的后半部分里，孟浩然咏道：

余亦离家久，南行恨不同。

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孟浩然在这首诗作中向即将离开洛阳回归故里的友人惜惜道别。之后，便与友人天各一方。从这首诗作中我们已可以看到即将奔向吴越之地的孟浩然的云游决意。孟浩然终于迎来了自己离开洛阳的那一天。如果孟浩然是开元九年(721)抵达的洛阳，并将描写其后来逗留洛阳感叹时日已久的“离家久”理解为两年左右的话，那么其离开洛阳的时间便应该是开元十一年(723)，即孟浩然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此时的孟浩然，回首迄今为止自己所走过的人生旅途，有感而作启程的一诗：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

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

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

首句中的“遑遑”，源于《孟子·滕文公下》之“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说的是求取功名碍难遂愿时的不安心绪。此外，“三十载”应该指的是孟浩然当时大概的年龄。次句说的是：犹如“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史记·项羽本纪》)之项羽一般，“书剑”均未修得正果，暗示了孟浩然为官不果的结局。接下来的两句，则阐明了出游的动机：孟浩然对洛阳城中勉为其难的应酬以及世俗的生存方式已经感到厌倦，这才奔赴吴越之地以求山水之乐。承此前半段意境，后半段便引用了雪会稽之耻，“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的范蠡，以及以“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癧酒”(《世说新语·任诞》)来回答他人之问的张翰等与吴越之地素有因缘人物的典故，来强调自己的出游是一种超凡脱俗之举。

但是，《自洛之越》一诗中的“山水寻吴越”，或许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层次的理由而已。在向金仙公主索荐无果，洛阳求官失败以后，孟浩然会不会是因为期待着南下后会有所斩获这才踏上了南行之旅呢？只要我们看看这首诗头两句所倾诉的为官不果的心声，便难以相信孟浩然只是为了寻求山水之乐才开始了他那超凡脱俗的南下漫游。

如是，离开洛阳以后，孟浩然似乎泛舟南下汴河，并在途中留下了数首诗作。

首先，他在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创作了《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诗中曰：“吾从伯鸾迈”。伯鸾乃后汉梁鸿的字号(《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因创作了政治批判诗作，被贬至吴地。就此出走时曾自赋诗曰：

欲乘策兮纵迈，疾吾俗兮作谗。

竞举枉兮措直，咸先佞兮耲耲。

固靡惭兮独建，冀异州兮尚贤。

此诗倾吐了梁鸿憎恶社会腐败，贯彻自己特立独行的初衷以及奔赴吴地寻求崇贤尚德风气的心声。孟浩然缅怀这位先人，在自己的诗中吟出了“吾从伯鸾迈”一句。由此可以想象出：孟浩然逗留洛阳之际，为世间不正之风所阻，志向难酬，不得不怀着新的期待踏上奔赴越地的旅途。此外，因为诗中出现了“幸值西风吹”的诗句，可见诗人是在金秋之际踏上旅途的。

踏上了旅途的孟浩然，应该先是乘舟南下汴河，靠泊临涣县(今安徽省宿州市西)以会友(《临涣裴明府席遇张十一房六》)，嗣后赴淮水(《问舟子》)，接下来便南行自扬州渡长江(《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扬子津望京口》)，而后经吴地最终抵达越州的。孟浩然理应于途中顺路游览了以太湖、姑苏台为首，名胜古迹不胜枚举的苏州城，然而遗憾的是，云游该地的诗作并未流传于世。

第二节　逗留越地的孟浩然

如前所述，孟浩然为求得一官半职曾一度奔赴洛阳，奈何仕宦之途不通，便只好开始了奔赴越地的行旅。不过，孟浩然的越地之旅并非仅此一次。其赴京赶考落第后，即再赴会稽，并寻访了乐城(今浙江省乐清市)尉张子容(详见第二章第一节)。孟浩然在钱塘江及会稽附近吟咏的诗作虽有数首留存于世，却很难判断出这些诗作的创作时期。因为从这些诗作中很难找到判断其创作年代的依据。此外，从时间上讲，两者均为孟浩然求官不果，渴望另辟蹊径之际，故而感怀相近，导致创作时间难以分辨。现仅将可以被推断为其再访会稽时所咏作品¹⁵剔除在外，且对其它诗作并不探究创作时期，而是将着眼点放在追寻孟浩然漫游目的上，试作小论。

我们首先通过下述诗篇来窥望一下逗留越地时的孟浩然。

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

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

负郭昔云翳，问津今亦迷。

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

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

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

圣主贤为宝，君何隐遁栖。

在前四句中，孟浩然将自己虽然贫穷却足智多谋，迄今为止一直蛰居故乡的事实托借陈平之身述出，并将疲于周游前途渺茫的境遇比作孔子，倾吐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受。之后，又述说了在可以远眺秦望、会稽两峰的越地壮志未酬虚度了光阴的情景。逗留期间则正如“两见”以后二句所示，至创作此诗时为止，孟浩然曾在越地居住了大约两年的时间。而“怀仙”二句则展现了他雅游会稽之一端。末尾二句为诗人劝说友人应该响应天子崇贤尚德之举，出茅庐以济世。

对《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以下简称为《久滞越中》)一诗，有两点需要探讨。其一便是第四句“问津”的含义。显而易见，“问津”源于《论语·微子》。但笔者以为：孟浩然此处的“问津”一语，乃寻求举荐以求踏上仕途之意。除此诗外，尚有以下诗例存世。

余复何为者，価価徒问津。

中年废丘壑，十上¹⁶旅风尘。

这是作者自长安返乡以后，赠与京中友人之《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一诗中的部分诗句。引用的后二句其意大约如下：岁至中年以后，孟浩然不再隐居故里，而是奔至俗尘滚滚的长安，再三献上笔墨披露自己的文采以求博得一官半职的举荐。由此我们便可以做出如是理解：孟浩然将“问津”指作自己为寻觅官职举荐者的一场运动。而《久滞越中》一诗中的例子大约也是此意。此外，在《久滞越中》中，继“问津”句以后，还出现了“未能忘魏阙”的诗句，表现出孟浩然难以割舍的出仕愿望。从这句诗上也可以看出，“问津”毫无疑问是其谋求举荐以达仕宦之途的意思。

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谁怜问津客，岁晏此中迷”¹⁷(《游江西上留别富阳裴刘二少府》)，或与之类似的“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早寒江上有怀》)的用例。透过这些诗句，我们已可以想象出孟浩然为踏入仕途寻求举荐却不可得，为前途所困扰的暗淡身姿。

此外，读了《久滞越中》一诗以后，有一点绝不可忽略，那就是孟浩然将自己比作了孔夫子。第二句“尼父倦东西”取自《礼记·檀弓上》“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孟浩然将自己的流浪之身比作孔子。虽然他自负自己的德才堪比孔子，但却并未为世人认可。因此不得不四海徜徉周游八方，其苦闷心态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其恃才傲物，故怀才不遇之感尤甚。

如《久滞越中》一诗所述，虽然孟浩然云游浙江之地可以被理解为谋官求仕所需，但详情至今仍然是个谜。只有参拜天台山一举似乎可以被推测为与谋求仕宦之道有关。

天台山作为道教的一大中心所在，自古声名显赫，乃至博得了武后及睿宗的尊崇。此外，曾将法授予玄宗的司马承祯亦曾居住于该山桐柏观。孟浩然与道教的关联并不仅仅局限于天台山。在蛰居故乡之际，他便与王白云(迥)及梅道士等有过交往，对他们的教诲之言心驰神往(参见《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梅道士水亭》等)。

可是，诚如前人所述，因为当时的皇帝曾每每邀请隐士或道士觐见，所以，本应超凡脱俗的隐逸和求仙，反倒成了人们寻求荣华富贵的手段。与著名的道士相交，便可提高自己的声望，许多人都希图以此为“步入仕宦之途的捷径”¹⁸。孟浩然在第一次逗留洛阳之际，就曾主动接近身为金仙观观主的金仙公主(据《旧唐书·睿宗记》景云二年[711]五月条)。这一举动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随波逐流的行为。因此，若追究孟浩然造访深受朝廷尊崇的天台山的背景，其目的大约就是力图寻求步入仕宦之途的引线也就不难理解了。

诗作《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便暗示了这一点。诗中云：“江海非堕游，田园失归计。”既然为寻求仕途已经背井离乡，孟浩然便无法在壮志未酬的情况下返回故里。正如诗中所吟，“江海非堕游”。孟浩然并非是在闲情逸致的催促下为了漫游而途经江海，而是求官不成，已无颜返回故里。为了找到返乡的理由实现自己的夙愿，孟浩然这才不得不趋身前往越地。此外，本诗第二句据说起源于《论语·阳货》之“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孟浩然相当自负，自诩拥有匡时济世之才因而云游四方。按此诗所示，他的目的地当为天台山。再看最末两句“羽人在丹丘，吾亦从此逝”。诗句中透视出了孟浩然对道士寄予的期望。据此，我们或许可以做出如下推断：即孟浩然的天台山之旅，其背景就在于谋官之举。

孟浩然交往的天台山“羽人”是一个唤作太一子的道士。在《越中逢天台太一子》或《寻天台山》中均可见到“吾友太一子”的诗句。但是，此道士究竟何许人物？对孟浩然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至今依旧是个谜团。再有，在此山上，孟浩然曾吟下了“倘因松子去，长与世人辞”(《寄天台山道士》)和“愿言解缨络，从此无烦恼”(《宿天台桐柏观》)的诗句，希冀借助归依道教而忘掉世俗烦恼之意明显可见。不过，就仕宦之举的实际情况却未做任何说明。

至此，笔者就孟浩然为寻求做官的路子而奔赴越地的行为阐述了一己之见。不过，到头来其目的似乎在越地也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却似乎达成了“山水寻吴越”的另外一个目的。通过《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一诗，便可清晰地看到寻访越中山水的孟浩然形象。

在此仅举前十句为例：

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

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

台岭践嶝石，耶溪溯林湍。

舍舟入香界，登阁憩旃檀。

晴山秦望近，春水镜湖宽。

在这首诗里，诗人对自己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越地之游发出深沉的感慨，并描画了自己饱览的人间仙境以及收入眼底的会稽山风光。从“久负”二字上可以看出，此诗为首次出游时所作。因此，诗中列举的各地处所，均可理解为孟浩然这个时期内的所访之地。“台岭”，指的是天台山。“耶溪”则为若耶溪。在该地，诗人创作了《耶溪泛舟》一诗。“舍舟”二句指的是当时来到了云门寺。在寺中，诗人还创作了《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秦望”即秦望山，与“镜湖”同在云门寺以南(《水经注》卷四○)。而作于镜湖的诗作则可以举出《与崔二十一游镜湖寄包贺二公》。

综上所述，孟浩然在漫游越中时游历了众多的名胜古迹，这当然是源于其寻山访水的愿望。但也不排除其求仕无门，便在苦闷中意图临时逃避现实的可能性。孟浩然对此曾赋诗曰：“依止此山门，谁能效丘也。”(《云门寺西六七里闻符公兰若最幽，与薛八同往》)这两句说的是孟浩然想要依靠云门寺僧，潜心向佛，仿效孔老夫子，忘掉“东奔西走谋求官职”初衷的心态。此外，因厌倦世间俗情而吟诵的“愿承功德水，从此濯尘机”(《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和“看取莲花净，应知不染心”(《大禹寺义公房》)等诗句也是如此。说到家不过是逃避现实而已。如果反而论之的话，则可以这样理解：上述想法越是强烈，就越能说明孟浩然求官心态之迫切。

那么，孟浩然完成越地周游踏上归途之后，其返回的路径大约就只能是沿长江逆流而上了。孟浩然于长江沿岸吟诵的诗作有数首流传于世¹⁹。但是，孟浩然曾不止一次地游览了长江，因此除了下面列举了部分内容，作于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的《自浔阳泛舟经明海作》以外，其他诗作是否为越地漫游归途中所作便不得而知了。

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

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

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

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

在这首诗中所引用的第三句，是指钱塘江观潮(《与颜钱塘登樟楼望潮作》、《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作》)。此句显示了此诗乃越游归途中所作。而下一句则表示嗣后将前往洞庭湖。此外，“魏阙”以后的两句则吟咏了诗人在流浪途中片刻亦不曾忘记自己的仕宦之志。可以说表现出了孟浩然的行旅与宦途的关联。末尾二句则暗示当时的季节虽为春季，但仕途不畅，志向未酬的诗人心境大约与寒冷的冬季并无二致。

第三节　孟浩然赴京

据《旧唐书·孟浩然传》(卷一九○《文苑传》)记载，“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在《新唐书》本传(卷二○三《文艺传》)中也有“年四十，乃游京师”的记述。孟浩然四十岁应为开元十六年(728)。下述《赴京途中遇雪》诗，似为前一年离开襄阳奔赴长安途中所作。

赴京途中遇雪

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

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

落雁迷沙渚，饥鹰集野田。

客愁空伫立，不见有人烟。

诗作第三句中的“穷阴”指的是冬季阴冷之气。前联说的是阴冷之气自朔日起至晦日止，延续了岁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之后便是大雪纷飞，覆盖了其奔赴长安途中的山山水水。后联也是一副阴郁的光景，加深了他的“客愁”，宛若暗示了其翌年进士科举的必然落第。

笔者以为：孟浩然至开元十六年秋，大约一直逗留在长安。诗中吟有“羁旅属秋霖”一句的《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当为其失意的长安之旅终了后归乡前夜的作品²⁰。其中的诗句“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沉”，刻画了诗人为秋天的连绵阴雨所苦，再加上权门势家的压力而应试不果、沉陷于苦闷之中的困窘身影。此外，诗人还以“跃马非吾事，狎鸥²¹宜我心。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述说了诗人的如下情怀：对于甘于淡泊与世无争的孟浩然来说，仕宦生活本来不适合他。诗人向路人倾诉了自己的归隐之心，并以此为诗作收官。孟浩然归乡后所作的下面一首诗作内容上亦大体雷同。

京还赠张淮

拂衣何处去，高枕南山南。

欲徇五斗禄，其如七不堪。

早朝非晚起，束带异抽簪。

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旧潭。

此处须注意的是：诗中的孟浩然采取了清高的姿态，并力图以此给自己怀才不遇的境遇带来一丝慰藉。孟浩然的这种思绪，在先前出现的越地之游中亦有所展现。对孟浩然来说，入朝为官是他一生都感兴趣的事。但是，夙愿轻易难偿，他体味到了怀才不遇的滋味。可以说孟浩然是力图通过追求山水之美、聆听道教教诲，或以一种超脱的态度来超越自己因谋求仕宦之路而产生的苦恼。

然而，孟浩然逗留长安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应试前后。下述陶翰的《送孟大入蜀序》(《文苑英华》卷七二○及《全唐文》卷三三四)则传递了其赴京尚有别的机缘的信息。

送孟大入蜀序

襄阳孟浩然，精朗奇素，幼高为文。天宝年，始游西秦，京师词人皆叹其旷绝也。观其匠思幽妙，振言孤杰，信诗伯矣。不然者何以有声于江楚间。嗟乎，夫子有如是才如是志，且流落未遇。……至广汉城，西三千里。清江夤缘，两山如剑。中有微径，西入岷峨。□有奇幽，皆感子之兴矣。勉旃，故交不才，以文投赠。

此序作于首次奔赴长安的孟浩然虽有奇异诗才且为世人所公认，却怀才不遇欲入蜀漫游之际。文中虽云“天宝年，始游西秦”，但是，由于孟浩然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故“天宝”明显属于“开元”之误。如果开元年间“始游西秦”之说可信，则结果只能是此番长安漫游早于孟浩然于开元十五年末起始的逗留长安之举。即在此之前的某个时期，孟浩然曾奔赴长安，并于其后前往蜀地漫游。但除此序言外，现存史料中难以寻觅出佐证其曾经漫游蜀地的资料，故关于漫游的时期等详细内容只能以不明处之²²。

离开长安以后，孟浩然大约是于开元十六年(728)岁末之际返回了襄阳。归乡以后，诗人在下述诗篇中流露了自己失意的心声。

岁晚归南山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此诗前半部分说的是孟浩然仕途的失败与归乡，被明君视为无能不得不返回故里后疾病缠身、友人疏离；而后半部分则表现了在送旧迎新的岁暮之际，孟浩然忧患自己身体的日益老迈，尽显了仕途、无才、疾患、友人、老迈与时光的流逝。末句所吟诵的月影虚虚，似乎恰恰象征了孟浩然那颗夜不能寐忧患一切的心灵。

《岁晚归南山》是孟浩然四十岁岁末时所作。在那之前，他已多次出游，然而仕宦的理想终未实现。十年间怀才不遇的孟浩然，此时正在等待着新岁的降临。

结语

以上拙论描绘了孟浩然三十岁以后十年间的人生轨迹。其间，诗人将大半时间耗费在周游洛阳、吴越、长安乃至蜀地上。其屡次漫游的主要目的，可被视为意在谋取官职。但是，仕途险恶，令其屡遭挫败。在周游越地时，孟浩然的心态有了明显的变化：寻求佳胜之美景，浸淫山水之秀丽，依从道教佛门之教诲，并试图以此治愈自己心灵上怀才不遇的创伤，超脱世间的万物俗情。

不过有一点不能忽略：在孟浩然超凡脱俗态度的背后，依旧存在着力图走上仕宦之途的通俗欲念。也就是说，其力图超脱俗气和意欲仕宦为官的想法构成了其心态的表里两面。可以说绪言中所谈及的李白和杜甫眼中的孟浩然形象，正是两位大诗人各自撰写的孟浩然的半面人生。

注：

①孟浩然没于开元二十八年并无异说。但，宋本《孟浩然诗集》(杨氏影印本；又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中)中所附王士源所作序中则视其五十岁作古。山本岩的《孟浩然行年考》(《宇都宫大学教育系学报》1980年12月第三○号第一部)就沿用了此说，将其生年定为天授二年(691)。但《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古逸丛书三编》影印宋版卷一)中的孟浩然小传，则将其定为“享年五十二”(静嘉堂文库所藏宋版又同)，与通行本《孟浩然集》王序相同。拙论采信后者，按通说将其生年定为永昌元年(689)。

②关于“风流”一词的语义，参照了铃木修次的《“风流”考》(《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东京书籍，1978年9月)。

③先行研究成果见于川口喜治的《孟浩然研究论著目录(增补版)》(《山口县立大学国际文化系学报》2002年3月第八号)。

④谭优学在《孟浩然行止考实》(《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中认为：开元三—六年(孟浩然二十七—三十岁)期间，孟浩然曾赴长江、洞庭湖漫游，并创作了《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等诗作。在岳州参谒了张说。后张说移住荆州，孟浩然遂成为其幕僚。开元七—十一年间，曾以幕僚身份跟随张说至幽州。但谭氏的论据是张说曾向玄宗举荐过孟浩然。因此说来自坊间逸闻，而非记载了史实的《唐诗纪事》，故拙论不取其说。

⑤若根据陈尚君《<登科记考>正补》(《唐代文学研究》1993年11月第四辑)及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7月)的考证结果，张子容的进士登科当在先天二年(713)，故其离乡的时间应在前一年。再有，《长安早春》诗据传亦有孟浩然所作一说，但《文苑英华》卷一八一或《唐诗纪事》卷二三张子容条中，均认为该诗乃张子容所作。而前者与无名氏一首同题诗并列收于省试部分内。若据此，《长安早春》诗应可视为张子容的答题试卷。

⑥本章引用的孟浩然诗以影宋蜀刊本所收录的诗作为依据。其中未收录的诗作则依据汲古阁本，并参阅了各种影明刊本(石印唐人合集本、四部丛刊本)、和刻本(元禄刊本)或《文苑英华》等总集并做了校正。

⑦铃木修次的《孟浩然传论》(见《唐代诗人论》凤出版，1972年4月版；又见1979年3月讲谈社学术文库版)、《唐代的诗人》(大修馆，1975年11月)中小川环树的“绪论”及黑川洋一的《孟浩然的生涯》(《大阪大学教养系集录》1980年2月第二八辑)一般均沿用萧氏学说。

⑧笔者以为游信利在《孟浩然疑年录》(《孟浩然集笺注》，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8月再版)中所述“后以亲老，始有出仕之思，乃北上洛阳”一说为正确的见解。

⑨《旧唐书·玄宗纪》开元九年中有云：“(九月)丁未(三日)，开府仪同三司，梁国公姚崇薨。”姚崇之传详见《旧唐书》卷九六、《新唐书》卷一二四以及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碑》(《张说之文集》卷一四)。

⑩关于“主家”，诸书中作“主人”，应为误记。苏!《奉和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文苑英华》卷一七六)第一句亦为“主家山第早春归”。“主家”意为公主的宅邸。

11见谷口明夫的《孟浩然事迹考——以赴京应试为中心》(《中国中世纪文学研究》1976年9月第一一号)。

122王重民在《补全唐诗》(《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三辑)中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有一点尚嫌不足，即将残卷中第二十首诗《咏青》误认为是孟浩然的佚诗。此诗的作者是荆冬倩，以《奉试咏青》的诗题收录于《国秀集》卷下内。

13即《李氏园卧疾》、《宴包二融宅》、《上已洛中寄王迥十九》、《洛中访袁拾遗不遇》、《都下送辛大之鄂》五首。但吟有“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诗句的《李氏园卧疾》一诗极有可能是《姚开府山池》的同期之作。

14前述王辉斌《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六节中提出了“孟浩然六游洛阳”一说。即，(1)开元九年(721)春夏之际；(2)开元十一年冬季进京途中；(3)开元十六年第二次进京往返时；(4)开元二十年进京往返时，共计六次。其中(2)，说的是由于张说的举荐，孟浩然得到了玄宗的召见之命，故而进京时路过洛阳。此乃讹传(参见注④)。(4)则可以被考察为进京之后，再自洛阳前往越地漫游。第二次越地漫游则应视为开元十七年(参阅下章第一节)。因此，此处亦难以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孟浩然长期逗留洛阳只是开元九年以后的某个时期。

15《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一诗中写有“山水会稽郡，诗书孔氏门。更来值秋杪，高阁夜无喧”的诗句，故可视为再访会稽时所作。

16四部丛刊本将“十上”作“上国”。拙论从宋本、汲古阁本、和刻本(元禄三年刻本。下同)。

17宋本《孟浩然诗集》中将此二句作为“谁怜问苦劳，岁晏此中栖”。今从《文苑英华》卷二八六及和刻本。

18在《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序》中，有“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的记载。另有陈贻作论《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政治理想和从政途径》(《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

19比如有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汉市)创作的《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或写有“分飞黄鹤楼”诗句的《江上别流人》。此外，黄锡皀认为：与上述两篇诗作产生于同一地点的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创作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而詹"则认为是开元十六年以前所作。但两种论断均无确凿的证据加以佐证。

20关于此诗的创作时期参照了前注11谷口明夫的论文。

21“狎鸥”源于《列子·黄帝篇》的故事：“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另外，在《三国志·高柔传》中所引用的孙盛话语中有：“机心内萌，则鸥鸟不下”一语。

22对于同样属于创作于云游四川之地时期的《入峡寄弟》、《途中遇晴》、《行出竹东山望汉川》等诗作，谭优学在其《孟浩然行止考实》中推断是开元元年起数年间的云游之作。这一推断似乎微有存疑。再有，关于孟浩然漫游蜀地的时间，诸学者亦各执己见莫衷一是。现简单介绍一、二于此，待后考。陈贻在《孟浩然事迹考辩》(《文史》1965年6月第四辑；又收入前注18所记陈氏书中)中认为是在开元二十一年(733)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之间；宋天镐在《孟浩然诗之研究》(丰福健二译，朋友书店，1994年12月版)中的见解亦大体相同；刘文刚在《孟浩然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中认为大约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冬季。但不论如何，所有推断皆为开元十五年进京以后，故此疑问有存。而王辉斌则认为：是在他主张的开元十一年(723)第二次进京后，于翌年开元十二年七月前后离开了长安(本文前述《孟浩然研究》第一章第四节“由秦入蜀”)。笔者在此之前已经再三言及，碍难从王氏第二次进京说，该入蜀年代亦非妥当。

(帅松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