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年孟浩然

绪言

正如杜甫在《忆昔》其二中所吟“忆昔开元全盛日”，玄宗的开元年间(713—741)被视为唐王朝国力最为强盛的时代。虽然幸逢如此盛世，然而孟浩然(689—740)这个以山水田园诗在中国诗坛留下了盛名的诗人却隐居于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虽然孟浩然具有隐士的一面，但同时，因为是孟子的后裔，加之生于尊崇儒风的家庭，故笃志从政之心不泯。

开元六年(718)，适值孟浩然而立之年，其出仕的愿望越发强烈。为此他曾而奔赴洛阳，再进吴(今江苏省)、越(今浙江省)，行旅云游。虽如此，却始终未能获得步入仕宦之途的契机。返乡后，又再次出游，往返于长安、洛阳之间。开元十六年(728)，四十岁时应进士不第，怅然离开长安踏上返回故乡襄阳的旅途。

夙愿难偿的孟浩然，只好日复一日周游四方。关于其三十岁以后十年间的人生轨迹，已在前章《孟浩然三十岁以后的行旅》中做过论述。本章将继续就晚年的孟浩然阐述一己之见。

第一节　拜访乐城张子容

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进士登第的梦想破灭了。是岁终了后，孟浩然又迎来了新的一年。年过四旬却依然顶上无冠的孟浩然，身不由己不得不在故乡的田园间聊度春秋。在《田家元日》的前半部分里，诗人吟道：“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缘惟尚农。”①接下来，诗人在后半部分诗作中，抒发了与老农及牧童一起来到田间地头后所享受到的看到五谷丰登景象后的喜悦心情和乐趣，并力图借田园生活来暂时抚慰自己那颗失意的心灵。诗中写道：“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丰年。”

但是，正象前年岁末在《岁晚归南山》一诗中所云“多病故人疏”。身体罹病的孟浩然在吟诵了《田家元日》一诗以后，终于横卧病榻，许久不能品味田园林莽的乐趣。病榻上的诗人，思念着被贬为远方乐城(今江苏省乐清市)尉的同乡友人张子容，在春风中慨叹人老何其速兮，为向友人倾诉自己深恐这般被埋没终生的忧虑之情，吟诵了《晚春卧病寄张八子容》一诗。昔日的张子容曾在孟浩然的相送下，为应进士举而进京，并于先天二年(713)及第，早早步入仕途。子容的为官经历虽然不明，然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开元中叶，曾受封晋陵(今江苏省常州市)尉，但当时他似乎已被左迁为乐城尉②。

开元十七年(729)或翌岁，等待病愈的孟浩然，为拜访乐城张子容再次开始了越地之旅。此次的路线大约可以做出如下推定：先南下至洞庭湖，之后顺长江至下游的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再渡鄱阳湖取陆路，自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至歙州(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之后进入浙江上游的新安江，顺流直抵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最后终于抵达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在浙江省内泛舟而行，途中所作《经七里滩》中的“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③”诗句，便讲述了大体上的行旅路径；而《夜登孔伯昭南楼时沈太清朱升在座》中的“再来值秋杪”一句，则传达了抵达越州的时间乃秋末之际的信息④。

对于病后结束了长途旅行的孟浩然来说，越州的冬天着实令他心旷神怡。可以想象，初游时的往事令诗人怀念不已，再访时走过的名胜古迹亦是不胜枚举。其时恰逢崔国辅身为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尉已经走马上任，二人约好要在翌年春季效仿兰亭之宴以文会友。从这一点看，孟浩然此次出游时间较久，似乎也是当初就计划好了的。

岁末，孟浩然取海路直奔张子容的任地——乐城而去。《岁暮海上作》的前半部分吟有“仲尼既云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的诗句。此诗大约为途中所作。孟浩然将“道不行”(《论语·公冶长》)欲与子路乘桴浮于海上的孔子的心境拿来自比，在暗夜泛舟之际，慨叹岁月不饶人、志向不果一无所成的懊悔心境。诗作后半部分云：

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

为问乘查人，沧州复何在。

此四句大约可以作出如下理解：空船可以任其自由向前漂浮⑤，即便仿效太公望垂钓，也并非为了期待周文王的现身。请问乘槎直达银河者⑥，传说中隐者所在之沧州竟在何方？迄今为止孟浩然从未期待过为世所用，虚度了自己的人生。但是，吾道既不能行，也就只好将怀才不遇的悲观心灵，寄托于浩淼无垠一望无际之大洋彼岸的隐遁之所了。

渡海以后的孟浩然乘船来到了温州的治所所在地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在此之前，诗人曾于温州湾瓯江河口一带寄诗(《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与山阴县尉崔国辅。而当时崔国辅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县令举似乎已经决定进京⑦。此诗的首联内容如下：“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也正因如此，预定来春举办的以文会友之约也只好作罢。此后，孟浩然自乐城返回。在似为创作于途中瓯江之上的诗作《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中对此事颇感惋惜，咏曰：“春堤杨柳发，忆与故人期。……不及兰亭会，空吟祓禊诗。”

孟浩然历尽艰辛，总算自永嘉抵达乐城见到张子容时已是除夕之夜。他吟诵了《除夜乐城逢张少府作》，以“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二句表达了友人相聚的喜悦，并以关爱的口吻继续作诗道：“余是乘桴客，君为失路人”。以表明自己乃一羡慕隐遁之士的船上旅人，友人则失去了升官之道，乃一左迁之身。表达了对双方怀才不遇身世的关切之情。孟浩然在这一诗作的最后吟道：“一别十余春”。此句指明了自友人于先天元年(712)踏上应试之路，进京一别后至此次再会的岁月之数。对此，张子容亦作诗《除夜乐城逢孟浩然》以复之。

孟浩然就这样见到了“故乡亲”，并迎来了新年。虽如此，不久后却依然旧病复发，卧病乐城，不由得思乡之心日甚(《初年乐城馆中卧疾怀归作》)。待病情好转后，便旋即离开乐城。与来时相同，诗人先赴永嘉，即上归途。张子容似乎亦陪其同至永嘉。在永嘉，二人再次惜别，孟浩然作了《永嘉别张子容》一诗，曰：“何时一杯酒，重与季鹰倾。”在诗中，他将张子容比作怀恋鲈踭之美味，进而返回了故乡的晋代张翰(字季鹰)，表达了他期盼友人早日归乡的心境。而张子容也吟诵了一首《送孟六浩然归襄阳》⑧，似乎显示了其也有思乡之意，诗中有云：“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但若根据孟诗《永嘉别张子容》中“新年子北征”一句，则似乎说明张子容的归乡为期尚早，必须继续走他的为官之道⑨。

于是，我们便可以想象出：从永嘉出发的孟浩然再次折回了会稽。但后来孟浩然究竟在该地逗留了多久却难究其详。不过，如果载有“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诗句的诗作《久滞越中贻谢甫池会稽贺少府》是孟浩然再次漫游时所作的话，那么，时光便是流逝了两年之久。此外，关于孟浩然越地漫游的目的以及他在越地的山水、世外之游已在前章作述，请参阅。

第二节　韩朝宗的推举

再度漫游了越地并返抵襄阳的孟浩然又一次回归到田园生活中来了。其间，孟浩然在长安和洛阳结识了众多的诗人。此外，恰如王士源在《孟浩然诗集序》中所述，诗人曾应秘书省举办的联诗会之邀赴会作诗，云：“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闻诗，举座嗟其清绝。职是之故，在居住故乡之际，孟浩然便常常会接到慕其诗名的襄阳地方官吏或游历至襄阳的官员的邀请，参加酬文之宴，在宴会上吟诗作赋。在上述相关作品中，有可被视为乐城归乡后所作、与襄州刺史独孤册⑩对吟的《同独孤使君东斋作》和《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两首。前一首诗盛赞了施政得力，将襄州拯救出旱魃灾难的独孤册；后一首则作于参加了独孤册招待员外郎萧证的宴席上。萧证大约是萧诚之误¹¹。据《容斋随笔》所述，萧员外于开元二十年(732)就任荆州大都督兵曹参军一职¹²。孟浩然的《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便是送其赴任之际所作。而《陪独孤使君》一诗亦基本上可被视为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孟浩然以开元二十年(732)为终点，从再度进行的越地之游返回故里，恢复了其在襄阳的生活。

在王士源的《集序》中，作为与孟浩然有着“忘形之交”，可与独孤册等人并列者，还可以举出卢僎其人。如谷口明夫在《孟浩然事迹考》(《中国中世文学研究》第十一号，1976年9月)中所述，在孟浩然的六首诗作中曾经出现过的“卢明府”毫无疑问指的就是这位卢僎¹³。六首诗作中的《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就张氏海园作》一诗，正值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义王笿开府，是一首赠与被任命为司马的张郎中的送别诗¹⁴。卢僎的襄阳令在任时期，大约是上述期间前后的数年期间。

在任期间中的某年春天，县令卢僎巡视所辖领地，孟浩然亦随往并作《陪卢明府泛舟回作》。诗曰：“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哀叹了自己的怀才不遇。卢僎对年事已高却仍然未能登第进士的孟浩然深表同情，并亲自为孟诗做了精雕细琢，将诗句推敲为“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同上诗)。由此可见二人交谊甚笃。落第后，孟浩然以“不才明主弃”(《岁晚归南山》)的诗句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即便通过越地之游或田园生活也无法排遣诗人内心世界的忧愁。

此外，当时的孟浩然还在《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一诗的后半部分中咏道：

洞庭一叶惊秋早，濩落空嗟滞江岛。

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

此诗表达了孟浩然瞥见洞庭落叶飘落，知早秋已至，而自己依然无法离乡为官，只能在江汉之地聊度光阴的无奈心态以及诗人希望自己仕途洞开，进而上京与在朝为官的要人故交再叙旧情的愿望。但是，孟浩然自己也深知这一切全都难以实现。借此亦可以窥望出诗人在悲观状态下对上京为官还存有一丝依恋。

在王士源的《集序》中，曾对当时为官之念不泯的孟浩然记载了如下一段意味深远的逸闻：

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蜫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¹⁵

韩朝宗自开元二十二年(734)至开元二十四年(736)任荆州大都督府(今湖北省荆州市)长史，兼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刺史、山南道采访使¹⁶。孟浩然注重及时行乐，辜负淹没了韩朝宗举荐好意的这一逸闻，当然是在其任期内发生的事。韩朝宗的父亲韩思复，过去也曾两次受封襄州刺史。据《新唐书·韩思复传》(卷一一八)评价韩思复云：“治行名天下”。据传，韩思复殁后，故吏卢僎和邑人孟浩然曾于岘山为其立碑。立碑之时日当在卢僎任襄阳令期间内。而韩思复之子韩朝宗亦有下述政绩传世(参见《新唐书·韩朝宗传》同卷)——似曾在一眼“传言汲者死”的井口处举行过“移书谕神”的驱鬼仪式，以解行人之渴。据此便可以做出肯定的推断：其子韩朝宗亦曾广施善行，遗政绩于世。孟浩然自然受其恩惠多多。最为重要的是：韩朝宗曾不遗余力地提携晚辈，受其知遇之恩者颇众，故而声名远播。对孟浩然深怀敬意的李白，亦是希冀得到韩朝宗知遇之恩者之一。收录于《古文真宝》后集卷一○中、在日本广为人知的《与韩荆州书》(宋蜀刊本《李太白文集》卷二六)，便是在发生了上述孟浩然逸闻后，李白为实现自己的凌云之志，为使韩朝宗承认自己的才学，接受其举荐而寄给韩朝宗的一封自荐信。从开头处李白所引用的“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以及“龙盘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等天下辩士之言，便可看出当时那些雌伏的文人隐士是何等地翘盼能投奔到韩朝宗门下¹⁷。如跟随卢僎同行时所咏唱的前述二诗所云，因为孟浩然并未抛弃仕宦之志，且深得天下处士之仰慕，因此，很难想象他会轻易放弃故交之子襄州刺史韩朝宗的举荐。孟浩然为了“文酒讲好”居然会无视约好的时间并放弃被举荐的机会，这大约是王士源的杜撰之言。

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韩朝宗因受某被荐者所累，以连坐罪名被贬为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刺史¹⁸。在韩朝宗赴任之际，孟浩然吟咏了《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韩公父尝为襄州使》。诗中云：“重颁江汉治，旋改豫章行。”对继承父志、治理襄州政绩颇佳的韩朝宗被贬至豫章(洪州的治所)发出惋惜之音。并以“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为诗篇收官。“孺子”乃后汉末期处士徐稚的字号，曾受到後汉末期名士洪州刺史陈蕃的格外礼遇。前句似可做出如下解读：孟浩然将自己比作同为处士的徐稚，将韩朝宗比作同为洪州太守的陈蕃。徐稚受到与韩朝宗同为洪州太守的陈蕃的厚爱，而自己本来不是徐稚之类的人物，却也得到了韩朝宗的厚待。对此，孟浩然深怀感激之情。而后句的“同声”则取自《易·乾卦》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指志同道合的同志。此句表达了孟浩然对“虽然相隔千里，韩朝宗亦将自己视为“同声”的感激之情。从这两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深受韩朝宗厚待的孟浩然与韩朝宗之间心灵相通的关系。而在韩朝宗赴任洪州以后孟浩然则欣然赋诗《和张判官登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其中有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

孟浩然在诗中引用了伯牙、子期的故事¹⁹，将理解自己的韩朝宗视为“知音”，并向其表达了自己一如既往的思念之情。

通过上述两篇诗作，我们可以看出孟浩然与韩朝宗的交往是何等的亲密深笃。孟浩然绝不是那种为了一时的欢愉而置韩朝宗的美意斡旋于不顾的愚蠢诗人。该逸闻的真相想必应该是这样的：孟浩然得到了韩朝宗的举荐，就在其即将踏上仕宦之途的关键时刻，韩朝宗突然被贬左迁，致使孟浩然眼前豁然洞开的官运亦随之烟消云散。故此，该轶闻大约是王士源想把孟浩然描写成高雅之士，进而做了有趣的润色加工而已。

第三节　身为张九龄的从事

由于韩朝宗遭受贬谪，孟浩然似乎失去了走上为官之道的机运。然而，另一个机会却出乎意料地迅速降临到他的头上。在故交韩朝宗左迁之际，就是张九龄²⁰编写了制诰(《曲江集》卷七《贬韩朝宗洪州刺史制》)。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同李林甫的政治斗争失败，张九龄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也被贬为韩朝宗曾经任过官职的荆州大都府长史一职。正如《旧唐书·本传》中所述：“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也就是说孟浩然因此便成了张九龄的从事。从事属于州府长官的私人幕僚，并非正式官职。但对孟浩然来说，似可谓不拘如何总算走上了仕途。是年孟浩然四十九岁。

如前所述，根据孟浩然《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一诗，我们可以认为张、孟二人的亲密交往始于张九龄担任宰相一职以前²¹。而下述诗作则似乎是孟浩然受聘从事之前献给张九龄的诗作。

岳阳楼

八月湖水平，含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空有羡鱼情。

此诗被誉为孟浩然诗歌的绝唱，被收入众多选本中。尤其是《唐诗选》中亦有收录，且注解数目颇多。按通解，前半首吟唱了时值涨水期的八月时节洞庭湖地负海涵的壮阔气势；后半首则被解释为吟咏诗人自己泛泛的求仕心境。但是，各种版本以及诗题却不尽一致²²。显示出呈张九龄字样的诗题有《文苑英华》卷二五○中的《望洞庭湖上张丞相》或《唐诗选》卷三、《唐诗纪·盛唐》卷一七、《全唐诗》第三函第三册中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此诗题虽然难以断言即为原题，但从其歌咏了出仕意愿的诗歌意境上看，视之为赠与张九龄的诗作并非不合情理。

除此以外，孟浩然的诗作中尚有七例可见张丞相字样。大约可以理解为均指张九龄一人²³。萧继宗在《孟浩然诗说》(1969年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修订版)中虽然认为上述诗作的诗题应为《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但却依据《四库提要》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认为“张丞相”并非张九龄，而是孟浩然三十余岁时正在相位上的张说。萧氏说：“此时孟浩然用世之心正切，非如晚岁之绝意仕途。”这便是他将该诗看作孟浩然三十岁前后所作的理由。但是，即便步入晚年，孟浩然也不曾放弃仕宦为官的希望。如前所述，通过“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的诗句以及其与韩朝宗的关系便可略见一斑。再者，从诗意上看，也碍难将此诗的创作时间牵强地拉回壮年时期。此外，黑川洋一也在《关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七号，1979年3月)一文中有过如下论述：“晚年的孟浩然心中寄托的只有自然与佛道，而非俗世间的名利与荣华富贵。走入这样一种心态下的浩然，在事已至此的情癋下不可能对张九龄提出希望荐举的请求。”但笔者却以为：就后四句诗而言，如果该论文作者的观点是“孟浩然虽仍抱有出仕之心，但事到如今已没了当官的打算。只是面向湖水将上述心态一吐为快而已”的话，笔者则对这一论点不敢苟同。无论如何笔者都认为《岳阳楼》一诗依然是孟浩然希望张九龄推举自己出山为官的诗作。

此外，关于《洞庭湖寄阎九》、《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这两首诗，傅璇琮在其《唐代诗人考略》(《文史》第八辑，1980年3月)中认为是荆州时代的作品。但这两首诗篇恰如黑川洋一(前出论文)所述，本应属于与《岳阳楼》同一时期的诗作。根据上述三首诗作我们可以得知，孟浩然已经再次开始了自己的出游之举，且当时正旅居洞庭湖畔。根据其对韩朝宗的后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九月至翌年四月任襄州刺史的宋鼎²⁴酬吟的一首诗作《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便可以判断出孟浩然最有可能旅居洞庭湖畔的时间毫无疑问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737)夏秋之间。

那么，孟浩然于八月离开洞庭湖并实现了自己的宿愿——接受了张九龄辟召的时间，则应该为是年岁末之际。下面的一首诗作大约是孟浩然成为从事以后的作品。

荆门上张丞相

共理分荆国，招贤愧楚才。

召南风更阐，丞相还开。

觏止欣眉睫，沉沦拔草莱。

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

始慰蝉鸣稻，俄看雪间梅。

四时年硁尽，千里客程催。

日下瞻归翼，沙边厌曝腮。

伫闻宣室召，星相列三台。

上述诗作的大意如下：

张公领符契，受与天子共治之命，就任荆州长史之职，遂广纳天下贤士。自己本非楚国人士，亦征召，深感惶愧。张公崇贤敬德，几越周时召公。又如汉代公孙弘，大开东阁广招天下贤人达士。咫尺相随左右，尊颜随时可见，自是三生有幸喜不自禁。在下乃本不得势之在野之人，全凭张公宠爱提携。几如陈蕃之待徐孺子，即蒙厚情。张公府门难攀本如李膺，却蒙恩宠，每每奉陪张公之宴。此生何其幸乎！

孟浩然如是鸣谢了张九龄的征聘委任。以上即为与孟浩然辟召相关的上述诗作的前半部分的大意。

而诗作的后半部分则转为有关张九龄的内容。第九句的“蝉鸣稻”说的是夏秋之际将熟的水稻²⁵。此句所指大约是张九龄的荆州赴任时期²⁶；而下一句则表明本诗创作于冬末。第十一、十二句道出了年关将近的事实，说的是张九龄唤起了归隐之情。而“千里客程催”自是一种诗歌性表现。比较稳妥的解释是：应指自荆州至张九龄故乡岭南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的距离，而非指孟浩然自襄州赴任荆州之举。最后四句说的是祈盼张九龄重返中央政界的希望。犹如看到的飞回京师的鸟儿一般，张九龄重返朝廷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却又恰似鱼儿不得戏水两鳃晒于日下之状，苦不堪言。表明孟浩然已经看不下张九龄受贬长江岸，左迁荆州府的苦难境遇。作者祈盼着能够听到来自宫中的召还圣旨，传来张九龄重返朝廷位列三公的捷报。至此诗作收官。此外，诗题“荆门”虽亦可指荆州²⁷，但一般来讲，均解释成位于荆州上游宜都(今湖北省宜昌市宜都县级市)的荆门山。倘若此诗作于荆门山，则创作时期要么是孟浩然偶然奉命离开荆州之时，要么就是离开洞庭以后，未曾归乡周游此地时受辟召²⁸赶赴荆州途中所作。

这首诗表达了孟浩然预祝张九龄被朝廷召还返京，弃除归隐之念的希望。但这似乎并不仅仅就是场面上的寒暄之词。孟浩然在《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一诗的结尾处吟道：“谢公还欲卧，谁与济苍生。”倾诉了希望张九龄为了拯救天下黎民百姓，效仿东晋谢安放弃归隐之念的心声。当时的读书人曾一度热血沸腾，全都将莫大的希望寄托在原本毫无名望，且出身于偏远地区，赴京赶考科举及第，并终于渐次登上了宰相宝座的张九龄身上，只觉得属于文人雅士的时代即将来临。也正因如此，张九龄的垮台才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希冀其官复原职的呼声也绝非虚假谎言。与张九龄属于故交的宋鼎也曾赋诗曰：“皇恩傥照亮，岂厌承明庐。”(《赠张丞相》)表达了其希望张九龄重返政治舞台的愿望²⁹。更何况孟浩然是在长久沉沦之后，始获张九龄提携并随伺左右的人，其祈盼张九龄复归京师的愿望自是倍于常人。

在吟诵了《荆门上张丞相》一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岁末之际，孟浩然跟随张九龄出游巡视，来到了当阳(今湖北省宜昌市当阳县级市)及松滋江，途中曾屡屡吟诗作赋。至翌岁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张九龄在荆州庆祝玄宗于东郊进行的迎气，吟诵了《立春日晨起对积雪》一诗(《曲江集》卷五)。孟浩然就此诗作了和诗《和张丞相春朝对雪》。因嗣后再也难以寻觅到其在张九龄身边吟诵的作品，因此便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测：即在完成了这一唱和之诗后不久，孟浩然便辞去了张九龄从事一职，返回了襄阳³⁰。此次归乡似乎是源于疾患缠身。而另一方面，身在荆州的张九龄，便“每读韩非《孤愤》，泣涕沾襟。”(《曲江集》附录徐浩《张公碑帖》)，及至后来看到对权势之争已感厌倦的玄宗已经将权利完全委让给李林甫，致使李林甫的地位坚如磐石后，遂在孟浩然离去的两年以后，即开元二十八年(740)春，以祭祖展墓为由，请辞官职返回曲江，从此不再面圣，并于是年五月卒于故里。

第四节　孟浩然之死

孟浩然自荆州返回故乡的开元二十六年(738)，抑或翌年之秋，王昌龄被左迁南方，于途中拜访了襄阳的孟浩然³¹。孟浩然邀请遭受流贬的友人出门野游，以慰其心。其《与王昌龄宴王十一³²》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开篇之句为“归来卧青山，尝魂在清都”。而在送别王昌龄时，孟浩然又以《送昌龄王君之岭南》一诗为王昌龄饯行³³。诗中曰：“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充分表达了本有顽疾在身的孟浩然，对被贬至瘴气四溢之南方友人的担心。

王昌龄在归途上再次拜访了孟浩然的闲居之所。但让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此次重逢竟然成了永别。与王昌龄的欢宴畅饮引来一场灾难，导致孟浩然骤然辞世。王士源在《集序》中对孟浩然之死做了如下记载：

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甚欢，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

背上的痈疽正在好转过程中，孟浩然将此事全然抛在脑后，一醉方休。由于食用了生鲜之物，自招死神入室，卒于襄阳城南郊之故园，享年五十二岁，结束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生。其时为开元二十八年(740)。正值“全盛之日”即将宣告终焉之际。

王士源在上述文章之后，又在文中记载了“子曰仪甫”的字样³⁴。后来，孟家便似乎走向了没落。符载在《从樊汉南为鹿门孟处士求修墓笺》(《文苑英华》卷六二七)中这样写道：“一旦陨落，门胤陵蔑。”《新唐书》本传云：“樊汉南，即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从符载劝言，修复了满目荒芜的浩然墓。其时浩然已经殁去五十余载。”

结语

孟浩然的家系若从“唯先自邹鲁”(《书怀贻京邑同好》)看，似乎为山东鲁国郡内的名门大族³⁵。但孟家实际上并非赫赫望族，所出不过是一个连先祖是谁都完全不明的普通人家而已。正如诗句“先人留素业”(《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素产惟田园”(《涧南即事贻皎上人》)所述，虽然规模有限，却也拥有一块祖上传来的农田，大约属于中流地主阶级一类。这种出身的孟浩然，若想踏入仕途，便只能依靠考取科举。而且，若无有力后盾的支持，在当时便很难及第。在出仕愿望极为强烈的三十岁时创作的《田园作》中，孟浩然写下了“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的诗句，慨叹自己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朝廷都没有可以举荐自己的好友，自知要想步入仕宦之道，必然前途多舛。从那时算起，过了大约二十年，孟浩然多次周游的结果，总算成为张九龄帐下的一名幕僚。可以想象，作为科举出身官员的领袖，张九龄虽然被贬荆州，但孟浩然却将自己走上仕途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押宝一般押在了张九龄重返朝廷的希望上。但是，当时的玄宗已经不重视科举派官员，并将国家大事完全交予李林甫掌管处置。在这种情况下，科举派的没落便在所难免。对孟浩然来说，形势不利已成定局。离开荆州以后，无论从体力上还是从社会形势上，孟浩然都不得不打消自己出仕的念头了。

回到故乡后，孟浩然晚年的心境可以从《与王昌龄宴王十一》一诗的“归来卧青山，常梦游清都”的诗句上略见一斑。这两句诗文大约道出了孟浩然希冀通过将心灵交给道教世界之举来排解自己长年怀才不遇的失落感。此外，吟有“晚途归旧壑”诗句的《还山贻湛法师》一诗，虽不能断定为自荆州归乡以后的诗作，但是属于晚年之作则毋庸置疑。通过该诗前半部分就可以看出诗人希望通过归依佛教来促使自己摒弃世间俗情的心境。

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

心迹罕兼遂，崎岖多在尘。

晚途归旧壑，偶与支公邻³⁶。

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

烦恼业顿舍，山林情转殷。

首句的“无生”如《维摩经·菩萨品》所云，意味着超越了生死妄念的绝对真理。孟浩然孩提时代曾闻听过“无生之理”，自那时起，他便无时无刻不在审视自己的迷妄之念，并力图寻求到真理。然而心境与行动相悖，其每每行走于艰难的世路上，便难免时而被卷入世俗之中，故而宿愿终难实现。晚年归乡以后，偶然得以与堪比东晋支遁的湛法师为邻。法师那妙不可言不可思议的佛法令孟浩然倏然间摆脱了污浊的烦恼，得以结为净心之因缘。长期以来的烦恼之源——“业”得以舍弃，于是，便益发体味到了山中清幽的深邃。“崎岖多在尘”大约说的就是为求得一官半职，曾多次饱尝漫游之苦。正是那出仕的想法成为阻碍其佛缘的“烦恼”。如果孟浩然真的接近了“烦恼业顿舍”的境地，此诗则应被看作孟浩然暮年的收官之作。

迄今为止令孟浩然欲斩不断的“烦恼”，就在于他既心怀脱俗的愿望，同时又不舍为官的志向。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方式令他烦恼不堪。孟浩然的山水、田园游历赏析，道教、佛教的清心雅游，是其精神生活的两大支柱；而其不时吟诵出来的诗篇则构成了其文学之精粹。但是，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出仕的愿望又时时捕捉着他不即不离。诗人摇摆于脱俗与出仕两个极端层次上。于是，诗人便将摇摆幅度内的所有一切均吟诵于诗作之中。这一现象并非仅限于孟浩然一人。王维也好，李白也罢，都是如此，即便杜甫也不例外，他们全都拥有相同的侧面。他们之所以将亲近及尊崇之念寄于孟浩然身上，皆源于他们拥有与孟浩然相同的摇摆性，故而产生了一种共鸣。孟浩然之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即已名扬四海，除了诗人那夺人魂魄凄绝清丽的诗境以外，更是因为他代表了一代新兴阶层的共同利益，忠实地塑造了那个阶层的典型形象。倘若孟浩然没有出仕的愿望，恐怕到头来他也只不过是襄阳的一介农夫而已，难以成为一位盛唐诗人。

注：

①本章引用的孟浩然诗以影宋蜀刊本(《宋蜀刊本唐人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9月版)所收录的诗作为依据，其中未收录的诗作则依据汲古阁本，并参阅了各影明刊本(石印唐人合集本、四部丛刊本)、元禄和刻本或诸总集并做了校正。此外，第四句在汲古阁本、影明刊本、和刻本等中为“无禄尚忧农”。

②陈贻焮在《孟浩然事迹考辨》(《文史》1965年6月第四辑；又载《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中，将孟诗《登岘山亭寄晋陵张少府》中所出现的“张少府”理解为张子容，解释为晋陵尉在任。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陈铁民担当，中华书局1987年5月版)，也在考虑了张子容的《云阳驿陪崔使君邵道士夜宴》、《九日陪润州邵使君登北固山》二诗之后写道：“似由晋陵或丹杨尉而贬乐城者，但亦未能确考”。

③在两句之前有：“五岳追向子，三湘吊屈平”的诗句。五岳在此拟解释为庐山等途中名山。另外，宋代的谢灵运在永嘉赴任途中也曾路过七里滩，并赋诗《七里濑》。孟浩然的《经七里滩》学谢诗处颇多。

④在《礼记·王制》中指年末，载有“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的内容。《楚辞·九辩》中指晚秋，“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胵而有哀”。从此句“杪秋”则可解释为秋末。

⑤在《庄子·山木篇》中有“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的记载。

⑥《博物志》卷一○“旧说云，天河与海通，云云”词条，说的是一个乘槎渡海，遇到了牛郎、织女的人的故事。

⑦《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崔国辅集》注云：“应县令举，授许昌令”。马茂元的《唐诗杂丛》(《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四辑；又载《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版)中载：“盖浩然漫游吴越之时，即国辅举县令之日。其时详不可考，要在开元中也”(注中引用徐松的《登科记考》)。徐松《登科记考》将崔国辅的县令举视为开元二十三年(735)牡宰科，据此研究孟浩然者众。可是，似乎与崔国辅一起应县令举的房，却得以登科并被授予卢氏县令。之后，又于开元二十二年(734)拜官监察御史(《旧唐书》卷一一一《房琯传》)。若据此，孟浩然漫游吴越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以前才对。关于房的县令举，从《中国中世文学研究》1976年9月第一一号刊登的谷口明夫所著《孟浩然事迹考——以赴京应试为中心》注(48)中得到了启示。再者，卢氏县令如果是一考三年任期满了的话，便可以做出如下推测：县令举的授官时间应该是开元十九年(731)(《旧唐书·房传》中为“堪任县令举”)。倘如此，孟浩然和崔国辅的相逢时期，则可被视为实施县令举的前一年，即开元十八年(730)。因此，孟浩然再度越地漫游的时间便很有可能是起始于开元十八年。

⑧影宋本《孟浩然诗集》中作《送孟六归襄阳二首》，以《东越相逢地》一诗为首，又将《杜门不欲出》诗收入其后。《东越》诗与孟诗《永嘉别张子容》(影宋本误作《送李膺》)在内容和表现力上相对应，构成了送别与留别的对诗。而《杜门》诗的内容是：劝孟浩然不应离乡，应该与世间俗情保持距离，并以饮酒读书了此一生，完全不必为仕宦之举劳心费神，与永嘉送别并无任何关联。《文苑英华》卷二六八将此诗标题定为王维的《送孟六归襄阳》(注云：“一作送孟浩然”)，在编撰者名下注有“附见孟浩然集”字样。在宋本孟集中，继《杜门》诗后，又登载了孟浩然落第离开长安之际创作的《留别王侍御》一诗。笔者认为：《杜门》诗是王维送别孟浩然离开长安的诗，而《留别王侍御》则是孟浩然针对王诗所作的答诗。恰如对孟诗《永嘉别张子容》附有张诗《送孟六归襄阳》一样，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种推测：《留别王侍御》一诗原本就附加了王维的《送孟六归襄阳》。因为王、张的送别诗诗题无异，故而后人便将王诗误编为张诗了。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文苑英华》将其作为王维诗，并“附见孟浩然集”(但，此注乃出自南宋彭叔夏之手)一说便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然而，在宋刊麻沙本、宋蜀刊本、元刊本的王集中，似乎并未收入《杜门》诗，故此疑点尚存。因在了解王孟交友方面事关重要，故进一步就《留别王侍御》的诗题问题略做说明。王维的殿中侍御史拜官时期，由于有《哭孟浩然》一诗的自注，可以视为开元二十八年(740)前后。在孟浩然赴京赶考落第离别而去时，王维尚未就任该职，因此，世人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十分怀疑此诗是赠与他人的诗作。但是，考虑到宋本孟集中将《永嘉别张子容》的诗题误作《送李膺》(因将末句的“季鹰”误写为“李膺”，故题目错得也算权宜)以及宋本此处发生了上述混乱现象，因此宋本的《留别王侍御》诗题是否为原来的诗题也就令人顿生疑窦。元禄和刻本、影明刊本等作《留别王维》，此题大约才是原来的诗题。再有，宋本孟集(收录了一一一首)与王士源序言中所述收录诗篇数量(一一八首)相比，只略少几首而已。从大体上分类编辑三卷成书，加之附录了他人的酬赠诗作角度考虑，可以说是一部保存了王士源本原貌的珍贵书籍。

⑨孟诗《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的“张少府”如果指的是张子容的话，那么，便可以将此诗理解为是在会稽与上京的张子容再次相会后，送其北征时(抑或是为了县令举)所作。

⑩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认为是在开元十三年(725)的崔志廉与开元二十二年(734)的元彦仲之间，将独孤册的襄州刺史在任期间列记为约在开元十五、十六年(727、728)。

11《湖北金石志》卷五引自《金石存佚考》中云：“孟浩然集有陪独孤使君同与萧员外证登万山亭诗，同字疑即册之讹，而萧员外证即谓诚与。”

12《容斋随笔·卷八·赏鱼袋》中云：“衡山有唐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此外，《新唐书》卷七一下《宰相世系表一下》之萧氏齐梁房中，就萧诚是何等员外郎做了如下描述：“诚，司勋员外郎”。再有，窦泉的《述书赋》(引自《法书要录》卷六)注中记云：“萧公名诚，兰陵人，梁之后。起家奉礼郎。开元初，时尚褚、薛，公为之最。拜右司员外郎”。

13关于“卢明府”的诗有如下六首。(1)《陪卢明府泛舟回作》；(2)《和卢明府送郑十三还京兼寄之什》；(3)《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4)《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5)《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就张氏海园作》；(6)《同卢明府早秋夜宴张郎中海亭》(宋本未收录)。但《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亦出现于《唐诗纪》(卢象诗·盛唐卷二四)中。在《唐诗纪》的孟浩然诗中，注解为“一作卢象诗”(《全唐诗》沿袭了《唐诗纪》)。因此，有将“卢明府”看作卢象一说。本文遵从将其视为卢僎的谷口明夫的考证(王辉斌《孟浩然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其第二章第四节孟卢之辨亦为同解)。但在《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中出现了“眷言华省旧”；在《同卢明府早秋夜宴张郎中海亭》中则出现了“华省曾联事”的诗句，故两首诗作可以被视为曾在尚书省或秘书省供职之志同道合的老同僚所作。因此，似应将《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得秋字》视为卢僎诗，而将《同卢明府早秋夜宴张郎中海亭》视为张郎中诗。即便《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大约也是如此，即原本是创作于与孟诗为同一时期的酬唱之作，因而被附加在了孟集之后，于是便被误解为孟诗了。此外，《卢明府九日岘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恰如唐钞本《唐人选唐诗》(伯二五六七)之《奉和卢明府九日岘山宴马二使君、崔员外、张郎中》或《岁时杂咏》(卷三四、重阳)之《和卢明府九月九日岘山宴马使君、崔员外》二诗，应冠以唱和之意的词语为宜。

14参照注②陈贻的《孟浩然事迹考辨》。但陈氏主张与孟诗《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探得阶字》中的“张明府”相同，“张郎中”即为张子容。李景白的《孟浩然诗集校注》(巴蜀书社，1988年3月版)也从此说。而陈铁民则在《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文史》1982年9月第一五集)中阐述了如下观点：即“张明府”、“张郎中”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不能断定就是张子容。

15王序与宋本和四部丛刊影明刊本之间相左甚巨。本文从文意流向较易理解的后者之说。

16《新唐书》卷一一八《韩朝宗传》中云：“累迁荆州长史，开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采访史，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张九龄的《置十道采访使敕》的日期为开元二十二年(734)二月九日(辛亥)(《唐大诏令集》卷一○○)。《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中误记为开元二十三年二月辛亥，并题为“荆州长史韩朝宗为山南道采访使”。任期终了时期参阅注18。

17关于当时的各诸道采访使亦优待并支援了有意为官者的详细内容，《唐会要》卷七八《采访处置使》中曾有如下记述：“至(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七日赦文，……比来诸道所通善状，但优仕进之辈，与为选调之资，责实徇名，或乖古义。自今已后，诸道使更不须善状”。

18《册府元龟》卷九二九《总录部·谬举》中云：“韩朝宗为荆州刺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采访使。玄宗开元二十四年九月，邓州南阳县令李泳擅兴赋役，贬为康州都城县尉。泳之为令也，朝宗所荐，乃贬为洪州刺史”。

19《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云：“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

20《册府元龟》卷五四九《谏争部·褒赏》中云：“张九龄、韩朝宗，玄宗时，为左拾遗。先天元年九月，将幸新丰之温汤。九龄、朝宗以时属收获，恐妨农事，上疏切荐。帝大悦，召见慰谕，各赐衣一副”。可见作为谏官，二人皆颇有建树。令人饶感兴致的是，通过文中时间亦可看出，与开元末年不同，此时的玄宗常常采纳科举派人士的忠言。而韩朝宗的被贬洪州，大约也是李林甫在背后进的谗言。

21采纳了这一见解的论文，有黑川洋一的《关于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樱美林大学中国文学论丛》第七号，1979年3月)；田口畅穗的《孟浩然与“张丞相”》(《中国古典研究》第二五号，1980年10月)。但王辉斌在《孟浩然研究》(参见注13)中解释道：“孟诗的诗题中出现张九龄字样时，均有‘丞相’二字。可是，《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一诗却与之相反，没有‘丞相’二字。故‘呈张九龄’四字当为后人妄加。”

22如《洞庭湖作》(唐钞本《唐人选唐诗》，但缺后四句)；《洞庭湖》(《众妙集》)；《湖上作》(《唐诗纪事·卷二三·孟浩然》)；《临洞庭湖》(《诗林广记》前集卷八、《瀛奎律髓》卷一《登览》)；《临洞庭》(影明刊本、元禄和刻本)等，异见颇多。

23诗题上写有“张丞相”名号的孟浩然诗作为以下七首：(1)《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2)《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3)《陪张丞相祠紫盖山途经玉泉寺》；(4)《陪张丞相登#州城楼因寄蓟州张使君及浪泊戍主刘家》；(5)《荆门上张丞相》；(6)《和张丞相春朝对雪》；(7)《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四库提要》(卷一四九)《孟浩然集》中云：“至序(王士源《集序》)中丞相范阳张九龄等，与浩然为忘形之交语。考唐书张说尝谪岳州司马，集中称张相公、张丞相者，凡五首，皆为说作。若九龄，则籍隶岭南，以曲江著号，安得署曰范阳。亦明人以意妄改也。”以上一说乃推测错误，已由下述人士的论文作过阐述——如谷口明夫前出论文；黑川洋一的《关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参见注21)；田口畅穗的《孟浩然与“张丞相”》(同上)；傅璇琮的《唐代诗人考略》(《文史》1980年3月第八辑)。此外，陈贻(参见注②所载论文)也认为(1)—(7)诗的“张丞相”应为张九龄。

24宋鼎曾取代韩朝宗以荆州长史的身份兼任过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但随着张九龄的荆州左迁，宋鼎则转任为沔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刺史。参见注10所载郁贤皓的《唐刺史考全编》。

25《齐民要术》卷二“水稻条”引《广志》云：“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此外，庾信的《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其六(倪注本卷四)中有云：“六月蝉鸣稻，千金龙骨渠。”

26张九龄的《荆州谢上表》(《曲江集》卷一三)中云：“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属小道所使多，驿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张九龄到达荆州的时日为仲夏五月八日。

27王维《寄荆州张丞相》诗云：“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在赵殿成言及荆门山之后注解曰：“然唐人多呼荆州为荆门，文人称谓如此，不仅指荆门一山矣”(《王石丞集笺注》卷七)。此外，江陵府(原荆州)荆门县设置于贞元二十一年(805)(《新唐书·地理志四》)。

28在荆州附近咏颂的孟诗里，还有一首名曰《秋日陪李侍御渡松滋江》的诗作。孟浩然在张九龄处吟诵的诗作[参见注23之(1)—(7)各诗]均为冬春之际所作。因此，此《秋日》诗有可能是在孟浩然位于荆州附近的漫游寓所中所作。

29宋鼎的《赠张丞相》诗序(《唐诗纪事》卷二二《宋鼎》)中云：“张丞相(注云九龄)与余有孝廉校理之旧。”一般均认为宋鼎亦与张九龄一样，同为景龙元年(707)登第于材堪经邦科，授校书郎。据传，“同期”进士间的交情一向笃厚。

30孟诗《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是其途中或归途中所作。唐城(今湖北省随州市西北唐县镇？)是开元二十五年(737)所设县名。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山南道随州唐城县)中有云：“开皇三年，改镇为唐城县，大业二年废，开元二十四年，采访使宋鼎奏置”。《唐会要》卷七一《州县改置下》中有云：“随州、唐城县，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在《旧唐书·地理志二》以及《新唐书·地理志四》中，记为开元二十六年设置。

31关于王昌龄的南方左迁请参照附录。

32汲古阁本所校的元刊本及元禄和刻本将诗题定为《宴黄道士房》；《唐诗纪·盛唐》卷一七、《全唐诗》第三函第三册则将诗题定为《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但不拘如何，实际上属于浸淫于道教世界的漫游之宴是毋庸置疑的。

33孟诗《送王大校书》中以“导漾自嶓冢，东流为汉川。维桑君有意，解缆我开筵”为起联和前联。此乃送其友顺汉水而下的归乡之作。身为孟浩然友人，又是校书郎的王姓人士可以考虑是王昌龄(孟诗中还有《初出关怀王大校书》)。但是，此诗的内容与王昌龄的南方左迁及归路送别并无关联。故此诗当待后考。

34与之前的引用文相同，王序乃根据影明印本。另外，朱庆馀的《过孟浩然旧居》一诗(《文苑英华》卷三○七)中云：“冢边空有树，身后独无儿。”此句原本讹误。但在庆余(宝历二年[826]的进士)时代，孟浩然的家系就已经后继无人，是谓之也未可知。

35但若据池田温《唐代的郡望表》上、下(分别刊载于1959年12月、1960年3月出版的《东洋学报》第四二卷第三、第四号上)之《太平寰宇记》中的图表，孟氏并非鲁国郡，而是平昌郡。

36汲古阁本所校的元刊本、元禄和刻本、影明刊本中，此句后载有“喜得林下契，共推席上珍。念兹泛海苦，方便示迷津”四句。

(帅松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