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若只如初见^*

*本文刊于《书城》杂志2011年第12期。

人生中吸引两个人的初次相见，不管是萍水相逢似的邂逅，水到渠成般的约会，还是电闪雷鸣式的一见钟情，往往是有如诗意的梦一般美丽。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再美满的两情关系之中，也总有不欢或误解之时。人的情绪的起伏，有时犹如街头拐角上的一阵风，完全不在凡人的预测之中。

好莱坞2004年的一部科幻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便讲述了人的恋情中既令人永生不愿忘却，但有时却又是苦涩而不堪回首的记忆。金·凯利饰演的男主角乔尔为人寡言木讷。在一个寒冷的情人节里，乔尔邂逅了一位性格开朗而又冲动任性的女孩克莱门汀（由凯特·温斯莱特扮演）。克莱门汀主动找上乔尔，告诉他她喜欢把头发染成各种颜色的：蓝色的，橘黄色的，粉红色的，来代表她的不同心情。但是共同生活了两年之后，在又一个情人节的前夕，乔尔买了礼物想送给心上人，克莱门汀却根本就不认识他了，并在与他人亲热。后来乔尔发现女友做了一个脑部程序，把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抹去了。乔尔在失恋的煎熬之下，于情人节当天来到同一个医生的诊所，把有关克莱门汀的记忆抹去。正是在抹去女友记忆的沉睡疗程中，乔尔却刹那间发现了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反悔初衷，一意要保留那些记忆了。

事实上，两情中的永恒阳光，大都出现于或者说主要集中在“初见”的一段时间里。要是这种抹去记忆的疗程可以选择性地抹去任何苦涩的记忆，而保留所有令人魂销神迷的回忆，那这个世界定将充满永恒的阳光了。在现实中，人的记忆本来就是有选择性的，会相对记住更多美好的事情，但却做不到把不愉快的往事全部忘掉，只有在时间的浪潮的长年冲刷下才能把陈年的痛苦、记忆的棱角渐渐抹平，而把美好的记忆越磨越澄亮闪光。所以虽然初恋大都不会成功，但却总是一束永远明媚的阳光。

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中引到了尼采《超越善恶》书里的一段话：“健忘者是有福之人；他们甚至从自己的过失中也得到良好感觉。”（Blessed are the forgetful, for they get the better even of their blunders.）讲起这位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情也印证了“人生若只如初见”的美丽。

时光倒流到1882年，当时尼采已经38岁，病残在家（普法战争中受过伤，年轻时就染上了梅毒，而且眼睛已经半瞎），靠一份养老金为生。虽然已有《悲剧的诞生》和《快乐的科学》等多本著作问世，但他当时仍然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作者。为了《快乐的科学》一书，尼采与作曲家瓦格纳的关系也闹翻了，从而更是处在形单影只的孤独之中。4月里的一天，他收到了从前的学生保尔·雷的一封信，邀请他到罗马去会见保尔和他的俄国女友莎乐美。几天后，尼采仿佛是从天上降落到了罗马，在圣彼得教堂里见到了保尔和莎乐美。见到芳龄21岁的莎乐美之后，仿佛有一道雷电闪过了尼采的脑际，尼采对莎乐美说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从哪一个天外的星球共同跌落到这里？”（From what star have we fallen together here？）尼采平时那严肃的表情一扫而光，而显示了轻松愉快的神情。

露·安德如斯·莎乐美（1861—1937）出生于一个俄国的德国移民家庭，父亲是沙皇的一位将军。他们圣彼得堡的公寓就在冬宫附近，郊区还有别墅。莎乐美十四五岁时在圣彼得堡结识了一位新教牧师吉罗特（Gillot）。牧师除了做她的信仰的“牧羊人”外，还指导她读了哲学和文学方面的名著。莎乐美此时已经读过斯宾诺莎、康德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刚失去了父亲的莎乐美对其感恩戴德，充满感激和热情，把他当作了一个神一般的父亲形象。然而几年之后，这位年过四十，家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牧师居然背着莎乐美，向莎乐美的母亲提出了对莎乐美求婚的意愿。当莎乐美的母亲让莎乐美自己做出决定时，莎乐美说她从前敬重的心中的“上帝形象”一下全倒塌了。此时莎乐美还不到20岁。正好这时莎乐美患上了肺病，不断呕血。于是便开始了她那漫长的欧洲之旅。

回到1882年春天，莎乐美在欧洲南部旅行是为了避开寒冷的北方来养病。尼采的到来则打乱了她原来与保尔去巴黎的旅行计划。尼采建议经瑞士去他的家乡德国南部城市图藤堡（德文的含义是“订婚之地”）。莎乐美对尼采的哲学心领神会。没过几天尼采竟要保尔从中做媒人，向莎乐美求婚了。莎乐美只能向尼采解释说，她在原则上反对结婚，而且为了从她父亲的贵族待遇里领取一份抚恤金，她也不能很快结婚。尼采心中不乐，但没有放弃他的追求。三人一行，加上莎乐美的母亲，经米兰来到了瑞士的琉森市（Lucerne）。在琉森市的狮子公园，三人在照相馆留下了一张合影：尼采和保尔站在一辆破旧而小的驴车前面，尼采装成一头驴子拉着驴车，脸对着驴车的前方；莎乐美则手执鞭子坐在驴车之上。据莎乐美回忆，这个三人拍照姿势都是尼采出的主意。琉森市面对雄壮的阿尔卑斯山和美丽的湖泊。有一次尼采和莎乐美两人单独到山上游览了几个小时，直把保尔和尼采姐姐在山下等得干着急。有传记作者说，尼采在山上吻了莎乐美。

这之后，莎乐美抄写了一首她同年早些时候在苏黎世写成的题为《生命祈祷》的诗，送给了尼采。全诗如下：

生命我真诚地爱你，爱你所有的神秘。

就像朋友爱朋友——

无任我欢笑或是哭泣，

也无任你带给我苦痛或欢喜。

即便你造成了伤害，我仍然爱你。

如果你必须毁灭我，

那我会把我从你身边撕开，

就像我离开一个友人。

我会用我所有的力量拥抱你，

请用你的火焰点燃我，

在那最后战斗的火光之中，

我将揭示你深深的谜底。

但愿生命永葆千古，

用你的手臂再次抱住我：

假如你已经没有更多的欢乐可以给予，

那就至少献出你的痛苦。

（译自Lou Salomé：Looking Back：Memoirs /《莎乐美回忆录》，1995年英译本，第21页。）

尼采、保尔和莎乐美的合影

几年后，尼采把这首诗改题为《生命颂》，对词句做了润色，并在一位作曲家彼得·卡斯特的帮助下把它谱成了一首钢琴曲。但是随着保尔与莎乐美之间的关系日趋亲密，尼采的嫉妒之心日益加深，尼采与莎乐美为时六个月的恋情也画上了句号。保尔·雷与莎乐美去了柏林，而尼采重新折回意大利。后来在绝望之中，尼采给保尔的信中竟是对莎乐美满口脏话了，说她是一只“猫，一只假装是家养动物的野兽”，没有灵魂的妖怪，“这只干燥、肮脏、气味难闻的猴子，带着假的乳房”。尼采还暗示，莎乐美写的那首《生命祈祷》只能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在另一封给保尔的信中，尼采又说，“我多么想抹去这一整年的记忆——不是因为这一记忆让我气恼，而恰恰是因为住在我心中的莎乐美。”这句真诚的坦白竟与电影《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中的主题不谋而合，也让读者看到了上引健忘者格言的影子。

此后尼采进入了最为旺盛的创作时期。然而在他三年后出版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不仅没有感激给予了他灵感的缪斯，而且仿佛是对所有的女人都余恨未消。那位波斯先知居然说：“女人还不能够保持友谊。女人仍然不过是猫和鸟，至多不过是牛。”查拉图斯特拉的那句千古名言则是：“你去拜访女人吗？不要忘了你手中的鞭子！”然而人们怎么会不想起莎乐美在琉森的合影中手执的鞭子呢？无论如何，1886年尼采将莎乐美的诗谱成了钢琴曲，还是说明时间的浪涛逐渐抹平了昔日的愤恨；然而尽管尼采可能瞥见了一束他记忆中的明媚阳光，不过我绝对不敢说他拥有一个美丽的心灵。

到1882年秋天，莎乐美在尼采和保尔·雷之间，选择了更为年轻英俊，也更为随和的保尔（当时32岁）。那年10月中旬，在莱比锡与尼采度过了最后三个星期的充满嫉妒和欣喜的“三人游”之后，11月5日，莎乐美和保尔双双来到了柏林居住。莎乐美身材高挑，性感妩媚，但却一身黑色的长裙严严地遮住了迷人的窈窕体态。她与作为道德哲学家的保尔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一个屋檐之下同居，但不同床，做一对柏拉图式的纯粹心灵之友。在他们周围，一批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学者朋友经常聚集在一起举办沙龙活动。这些学者中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当时德国的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和社会学家滕尼斯。但中国读者恐怕并不知晓，这两位知名学者都向莎乐美正式求过婚，但都被拒绝了。

1886年，莎乐美又结识了一位名叫安德如斯的东方语言学家。安的父亲是一位亚美尼亚的王子，母亲是德国-马来亚人。40岁的安德如斯认识莎乐美后就像是着了魔，而莎乐美也不知为何被安的强大意志力给镇住了。两人在1886年11月1日订了婚。但莎乐美同保尔的同居一直持续到1887年春天。在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因莎乐美即将成婚，保尔与她谈了一夜的心。于清晨时分，保尔留下一张便条：“请对我慈悲一点，不要再来找我。”然后消失在大雨之中。在莎乐美一生中，向她求过婚的知名之士不下十人，为她坠落爱河的就更是不计其数，可是她的终生婚姻却是40多年的异床异梦（结婚43年而从未与丈夫同床）。但是莎乐美没有告诉保尔“她同安德如斯也将是同屋之下不同床”，因为她怕这样会丢了她丈夫的面子。

1887年6月，莎乐美与安德如斯结婚后住在柏林的郊区。安德如斯当了哥廷根大学的东方语言学教授。他们周围的文人骚客比以前更多了。最初几年受丈夫的影响，莎乐美也穿起了粗布衣服，喜欢素食，赤脚在树林中长时行走。但莎乐美平时不戴结婚戒指，很多社交圈的人都当她没有结婚。1892年，一位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的记者莱德宝爱上了莎乐美。当时42岁的莱德宝是一位口若悬河的社会主义演说家，一个独立、风趣而讲究适度的自由思考人，具有强大的人格魅力。莎乐美在其《回忆录》中隐晦地坦白说，她的情感不是没有受到莱德宝人格魅力的影响而波动。虽然她丈夫寻死寻活的胡闹也是一个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莎乐美自己的心魔，断送了一段常人眼里的“正常美满的婚姻”。1900年后，莱德宝做了20多年的国会议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经过此番风波之后，莎乐美从丈夫那里赢得了彻底的独立自由，婚姻只成了一个装饰性的外壳。

很多传记作家把莎乐美这种不愿过“正常美满婚姻”的心理倾向称之为“莎乐美现象”。这种心理可以归因于莎乐美的理想主义，虔诚的宗教感情，以及由此而来的贞操神圣化。用柏拉图在《会饮篇》中的比喻来说，美是一个海洋，而个人所体现的美不过是几滴水珠而已；个人身上的美永远是不完美的。追求永恒之美的女人就会把贞操留到最后。《会饮篇》同时又借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之口讲了一个远古神话：最早的人都是两人一体的，是主神宙斯把原初人一劈成二，从此个人才开始寻求自身的另一半；如果原初人是一男一女，那么个人会渴望异性的伴侣；如原初人是同性的，分开后的个人仍会去找同性。另一种情况是，宙斯劈开原初人时太匆忙，以致分开的个人身上既有女性的成分，也有男性的因子；这种人便会成为“双性人”（Bisexual）：既渴望男人，同时也喜欢女人。莎乐美在论文中就激烈争辩说每个人都有男女的双性成分，她在自己身上就时时感到既有女人，也有男人的成分。（参见Angela Livingstone：Salomé：Her Life and Work /《莎乐美生平与著作》，1984年，第68页）1882年秋天在瓦格纳的庄园里，莎乐美便公开说过：“如果她和尼采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里，她一点都不怕，因为她一点都不会受到诱惑。”此语经过尼采妹妹伊丽莎白的张扬，曾在两人的社交界闹得沸沸扬扬。莎乐美在论女人和爱情的文章中也强调“女人是一个自足的澄明整体”，不像男人那样需要“另一半”的补充。

作为天生的缪斯，莎乐美注定不会过美满的正常的婚姻生活。1897年，21岁的匈牙利诗人里尔克匿名给莎乐美寄送了多首诗歌。此时36岁的莎乐美已是成名的作家。开始莎乐美对这些匿名的爱慕诗很恼火，但当她同年在慕尼黑遇到里尔克时，却很快可以说是生平第一次真正地坠入了爱河之中。里尔克有幸成了采走莎乐美初贞的折花人。随后他们两次结伴前往俄国漫游，走上了朝圣之旅。第一次（1899年），莎乐美的丈夫与他们同行，三人一起见到了托尔斯泰。1900年，莎乐美与里尔克再次结伴出游俄国，在托尔斯泰的庄园小住，同时采访了这位乌托邦主义的作家。回到德国后，两人已经吵翻了。里尔克去了巴黎做了罗丹的秘书，认识了罗丹的助手克拉拉，并很快就与克拉拉结了婚。但里尔克与莎乐美之间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26年里尔克去世。1912年，莎乐美在维也纳又结识了释梦大师弗洛伊德。51岁的莎乐美最终成了弗洛伊德的核心门徒，与大师保持了20多年的友谊。

某位英国作家说过，“一个贵族绅士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作为才造成的”。同样，某些人天生就是独特的：超凡的悟性，极度敏感的心灵，不同凡响的原创力，以及心比天高的梦想。如果这些特质又正好体现在一个女子身上，她往往会忍受不了社会规范，从而注定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莎乐美正是这样一位奇女子。她的出身、教养和个人品质，注定了她会像一朵奇花异苞一样招徕众多优秀异性的青睐，可是她却偏偏拥有一种非凡的独立自足的天性，虽然神灵的偶像已经倒塌，但却仍追求一种超越现世的永恒精神目标，视婚姻和家庭为窒息个人灵性的桎梏。

莎乐美一生写过多部小说：《为神奋斗》、《露丝》、《异数》，以及论易卜生剧作中的女性、宗教、妇女和爱情的专著和论文多篇，但是她留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却更多是“为人作嫁衣裳”的缪斯。在《回忆录》中，莎乐美对爱情做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当我们坠落爱河时，那份爱情仿佛是让我们浮在水面上练习游泳的救生圈，然而我们却把对方当作了支持我们浮在水面上的大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眼里，对方会变得如此独特而珍贵，仿佛是一个终极的家园，然而同时又像一个无限之谜一样误导人和使人混淆不清。”（《莎乐美回忆录》，第17页）在其处女小说《为神奋斗》中莎乐美又说：“两性之间的友谊是一种高贵的艺术之花，需要相当的园艺天才来护养。”作为缪斯的莎乐美无疑拥有这种天才；问题是，单方面的园艺天才恐怕还是不够，长久的友谊需要双方都是园艺天才。在莎乐美这样的才女身上也印证了，做真正的朋友才能友谊地久天长，而一旦有一个“情”字渗入，则很难“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两情关系中的最明媚的时光大都在开端。古人早已意识到了。有词为证：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西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儿，比翼连枝当日愿。

——纳兰性德《木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