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贾谊（前200—前168），是汉初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年青时就以才气闻名乡里。十八岁那年，因为能诵《诗》、《书》和撰写文章扬名于郡中，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至门下，做了郡守的门客。大约在贾谊二十二岁时，汉文帝刘恒继皇帝位，下诏征吴公作廷尉，吴公向文帝荐举贾谊，于是文帝召贾谊为博士。

汉初的博士，掌管文献典籍，属于咨询性质的官职。在博士任上，年青的贾谊表现出优异的才能。据说，每当文帝下诏令交付议论，诸位老博士还未来得及发言，而年纪最轻的贾谊，却“尽为之对”，且能道出其他人的意见。这自然要得到文帝的赏识，破格提升。一年之中当上了太中大夫，成为文帝身旁的一名高级顾问官。贾谊的才华、文帝的惜才偏爱以及事实上的官职的骤然升迁，引起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当文帝打算进一步擢升贾谊“任公卿之位”时，朝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以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宿臣老将，群起攻讦贾谊“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所谓“专欲擅权”，当然是指贾谊官职的步步高升；所谓“纷乱诸事”，是指贾谊企图对政治制度进行的一些改革。由于群臣的一致反对，汉文帝也渐渐疏远了贾谊。贾谊最终未被重用的原因很复杂：奸佞小人的拨弄是非，可能有之^[1]；绛、灌等老臣对洛阳才子的所作所为看不惯、想不通，可能有之；而贾谊有些主张不大切合时宜，也是重要的方面。但无论如何，这次政治上的挫折，对于贾谊一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汉文帝疏远了贾谊后不久，就任命他为长沙王吴差的太傅，实际上是从王朝中央贬谪到地方上去了。贾谊在朝中任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被贬的那一年，他大约二十四岁。

长沙王吴差是当时仅存的一家异姓王，贾谊被任命做他的太傅，这不能说是一种被信任的做法。再加之地方僻远，低洼潮湿，生活的不适应更加重了贾谊的抑郁之感。贬谪长沙的三年中，贾谊的生活一直非常苦闷。他有着屈原那样的因不被理解、不受重用而产生的一腔愤懑；他甚至用道家“无贵无贱”、“无智无愚”的人生观，来慰藉苦闷的灵魂。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他的政治生涯又一次出现了转机。文帝在宫中会见贾谊。可能是君臣久未会面，晤谈十分融洽，一直继续到深夜。因为文帝刚刚参加过祭祀天地的仪式，所以只问一些有关鬼神的本源问题，治国安邦大计却未能涉及。就在这次召见后不久，文帝令贾谊任其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贾谊从异姓藩王的太傅变成为皇帝所钟爱的小儿子的太傅，其地位的转化是明显的。

贾谊被召回长安后四年，即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又一次政治变故落到了贾谊头上。梁怀王刘揖因不慎坠马而死，贾谊作为太傅，觉得自己未能尽到职责。无穷无尽的自责，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使得他日夜啼哭。再加上政治上的彻底失望，就在梁怀王死后的第二年，贾谊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总共活了三十三岁。

贾谊一生写了许多文章。他的文章在汉代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重视。司马迁写作《史记》，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全文收录了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在《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的篇后，又引录了《过秦论》。班固写作《汉书》，在《贾谊传》中也全文收录了《吊屈原赋》和《鸟赋》，并将《请封建子弟疏》、《谏立淮南诸子疏》等奏疏列于文中。此外，《贾谊传》中还有一篇洋洋大观的《治安策》，这是班固在贾谊平时论著的基础上，“取其要切者”（颜师古语）集缀而成。在《汉书·礼乐志》中，还收有贾谊的《论定制度兴礼乐疏》；《食货志》中收《论积贮疏》、《谏铸钱疏》等。

除了《史》、《汉》载录的文章外，在汉代很可能有贾谊作品集子流传。集子的名称或称《贾谊》，或称《贾谊集》。到隋、唐，又有了《贾子》和《贾谊新书》的不同名称。称《贾子》，是因为把贾谊的作品视为子书的缘故。称《新书》，很可能与西汉后期刘向父子的校书有关。他们把尚未校理过的图书称为“旧书”，把已经校理过的称为“新书”，于是，已经校理过的贾谊作品集子自然叫作“新书”了。可是，久而久之，《新书》逐渐演变成贾谊集子的专名了，时间大约在北宋时代。

目前流传的《新书》，包括十卷五十八篇，其中两篇有目无辞，实际只有五十六篇。由于不少篇文字讹错较多，在内容上又与《汉书》（特别是《治安策》）所录多有重复，所以自宋代起就有人怀疑其真伪。我们认为，这种怀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倒是有更多的理由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2]。诚然，今本《新书》未必是贾谊亲手编定，且多残阙失次，但所辑录的文章是基本可信的；编辑者的时代也当与贾谊相去不远。

总之，贾谊传世的作品，除《史》、《汉》所载录外，尚有《新书》十卷。《古文苑》所载《旱云赋》一篇，也可以肯定是贾谊的作品。它们是我们研究贾谊的依据。至于《楚辞》中的《惜誓》，是否为贾谊作品，已经难以分辨了^[3]。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总脱离不开他所处的历史时代。贾谊的政治主张、思想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

汉文帝时期，巩固封建政权仍然是十分严峻的任务。为此，贾谊提出了许多政治主张。鉴于诸侯王的“尾大不掉”、反叛迭起，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以下只注篇名）的削藩政策，这样就能通过缓慢的、以大化小的方式，逐渐削减诸侯王的势力，减轻他们对中央王朝的威胁。汉文帝时虽然未采纳贾谊的建议，但到武帝时实行主父偃的“推恩策”，其实正是贾谊的主张。匈奴的崛起及数次边患，是汉初又一政治难题。贾谊坚决反对向匈奴投降，也不同意和亲的做法，而是主张以德怀服，即多给予物质利益以引诱匈奴臣民，使其背叛单于而归服汉朝。贾谊的主张明显含有理想化的成分，所以被后人讥为疏阔；但他强调与单于争民、主张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仍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重农务本是贾谊的又一项重要政治主张。他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经济的空前发展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使更多的人“背本趋末”，“生之者甚少而食之者甚众”（《无蓄》）；另一方面，又造成社会风俗的淫佚、侈靡。他还把重农积粟与抵御匈奴、防止诸侯王反叛和人民铤而走险紧密联系在一起。贾谊的重农思想引起了文帝的重视，对于巩固西汉初期政权起了重要作用。贾谊还提出了一项具体经济政策，即把“铸钱”大权收归中央。原来，汉文帝执政的第五年，下令允许私人铸钱。其结果，豪商大贾几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并带来一系列的弊病。贾谊分析说：令民自铸，其一，“伪钱不止”，“钱用不信”；其二，诱使农人“弃其田畴”，“损其农事”；其三，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令民自铸，必杂以铅铁，从中牟利，朝廷必惩以黥罪。然后禁铸，禁铸又必然使钱还重。“钱重则盗铸者”又起，“死罪又复积矣”。而如果由中央掌握铸钱大权，就能做到：其一，通过对货币的发放或回笼来稳定物价；其二，用中央掌握的货币大权与商人争利；其三，有利于劝农务本。贾谊认识到货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这是很深刻的经济思想。

贾谊还主张进一步确立严格而又十分明确的封建等级制度。这个制度，皇帝居最高地位，其次是群臣，最下是众庶百姓。他比作“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阶级》）。这是对封建制度最深刻、最形象的说明。贾谊重视民的作用，认为“君者，民之父母也”，甚至应该“亲民如子”（《大政》上）。贾谊的重民、爱民、富民、教民等主张，其目的都是为了封建制度的巩固长存。所以，他在主张重民、爱民时，又流露出了一定的愚民思想，这与他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和思想基调是一致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贾谊把“礼、义、廉、耻”作为处理君、臣、民各方面关系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他认为礼教、制度应该相辅相成，制度是一种规定，而礼教则起潜移默化的作用。

西汉初期，正是我国封建制度全面确立并要求进一步完善的历史阶段。嬴秦未遇到或虽遇到却未能解决的问题，一下子摆在了汉统治者面前。因此，贾谊探求和回答的这些问题，其中就有不少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根本意义。比如，尊君统一、重农务本、仁政爱民、御侮抚边等，几乎成了其后封建王朝的既定国策。贾谊思想的根本意义，在于顺应历史发展方向，对我国封建制度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

贾谊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和辞赋两方面。贾谊的散文主要是议论文，其突出特点，是有一股强烈气势，明人方孝孺用“深笃有谋，悲壮矫讦”^[4]概括贾谊散文的气势，是比较恰当的。贾谊散文具有气势的原因，与贾谊本人感情丰富密不可分；而多用夸饰铺陈、排比对偶的表达手法，对形成雄骏闳肆的气势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此外，贾谊注重在对比中论说事理，注意多方论说，层层推演，使文章具有既明晰又缜密翔实的特点。在《春秋》、《先醒》、《谕诚》等篇中，引用历史故事说理，多有形象的叙述和描写，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贾谊散文形成了素朴浑厚而含悲壮之情，明朗犀利而不乏富赡之气的创作风格。一般说，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排丽。贾谊散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显露出排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这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贾谊的赋也表现出从“楚辞”向汉赋演化的痕迹。它们明显具备“楚辞”的特点，比如，时时抒发着真情实感，语言上多用“兮”字，且更多地使用“楚辞”的句式等。但同时，它们又已经具备铺陈描写的因素。如《吊屈原赋》中众多的比喻，特别是《旱云赋》以细腻的笔触，从多方面具体而形象地刻画云的特征，更多地具备“体物写志”的成分。其次，在整蔚的四字句式中，又往往夹带散文式的不押韵的句子，这正是汉赋句式的特点。至于《鸟赋》中与鸟的对话，影响及汉赋的问答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沈约说：“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5]正确指出了贾谊赋承先启后的作用。

贾谊属于那种在历史转折关头应运而生的历史人物。由于多种原因，他未能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但他思考问题的广泛程度和深刻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水平。贾谊在文学上的建树，则使他成为那类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最后，简单谈一下关于本书的编写体例。

1）这是贾谊散文的选译本，选篇注意照顾了内容的代表性。只是对《道德说》等几篇哲学论文，由于贾谊使用的概念本身不很明确，翻译起来不好把握，只得忍痛割爱了。考虑到赋也是广义的散文，所以作为附录选了贾谊的三篇赋作，这样，这个选本在体裁方面也有了代表性。

2）贾谊作品讹错甚多，因此校勘的任务较重。我们的做法是：凡讹错之处在正文中径直改正，有的情况在相应的注中说明正文原貌及改正的依据。注文或先校后注，或先注后校，灵活掌握，视不同情况而定。

3）所选散文以卢文弨抱经堂本（《四部备要》本）为底本；所选辞赋《吊屈原赋》依据《汉书》，《旱云赋》依据《古文苑》（《四部丛刊》本），《鸟赋》依据《文选》本。用以校勘的主要版本有：

宋淳祐长沙刻本，简称潭本（此本作者未亲见，均据卢本注）。

明成化乔缙刻本，简称乔本。

明弘治沈颉刻本，简称沈本。

明正德吉府刻本，简称吉本。

明正德何梦春刻本，简称何本。

明万历周子义辑《子汇》本，简称周本。

明万历程荣刻本，简称程本。

明崇祯张溥集刊《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本，简称百三本。

《史记》、《汉书》以及有关类书也是我们校勘时的重要依据。此外，还参考了俞樾《诸子平议》、孙诒让《札迻》、刘师培《贾子新书斠补》、陶鸿庆《读诸子札记》以及章太炎《春秋左传读》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对于贾谊，我们虽然写过一些研究文章，但译注他的作品却深感不易。诚恳希望方家批评指正。

本书的写作，得到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董治安先生的直接帮助，在此致以谢意。

徐超（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洲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1]《文选·吊屈原赋》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曾受到佞臣邓通的谗毁。

[2]详见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

[3]《楚辞》王逸注：“《惜誓》者，不知谁所作也。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

[4]见《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

[5]见《宋书·谢灵运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