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学派及其异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学一直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清代“汉学复兴”，“稽古右文，超轶前代”。它有着不同的经学流派：有宗古文经学的吴派、皖派，有主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扬州的经学研究，也有其地区特色。探究这些学派的发生、发展，进而剖析其异同，是研究清代经学的关键所在。
一
“汉学复兴”，是指乾嘉时期古文经学的鼎盛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古文经学是在空谈心性的理学盛行而汉族人民遭到满洲贵族压迫的时代，顾炎武揭橥倡导的，他扛起经学的大旗，说是“理学，经学也”，“舍经学无理学”，对宋学的“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置四海之困穷不言”
极为不满，提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设想依附儒家经籍，保护民族意识。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加强和文字狱的压制，一些学者只是汲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方法，而回避其“通经致用”的实践内容。乾隆以后，“汉学”（东汉古文经学）流行，主要可以分为起源于惠周惕、成于惠栋的吴派，和起源于江永而成于戴震的皖派两大支。他们都推颂顾炎武。江永说：顾炎武是“近世音学数家”中之“特出”者，所以“最服其言”。吴派的王鸣盛也说：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音为十部，条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旨，舍顾氏其谁与归”。
吴、皖两派继承了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而加以条例发明，施之于古代典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他们从校订经书扩大到史籍和诸子，从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天算、历法、音律、金石，方法较顾氏精密，领域也随之扩张，对古籍和史料的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充实。然而，他们对顾氏的“明道救世”“通经致用”，却回避或阉割了。
乾嘉年间，正当宋学高踞堂庙、汉学“如日中天”之际，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翻腾一度”，庄存与揭橥于前，刘逢禄、宋翔凤接踵于后，形成“常州学派”。他们重在“剖析疑义”，发挥微言大义，崇奉今文，“取法致用”，讲“大一统”“张三世”“通三统”，使湮没二千多年的西汉今文为之“复兴”，并进而推衍出近代社会改革的蓝图，予学术界巨大震动。
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是清代最具影响的经学流派，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又有没有共同点？这是研究中国经学史时必须弄清的问题。
二
作为经学史上的一个学派，是指具有特点大体相同的一些经学家而言，单是一个人是形成不了学派的。就清代的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而言，吴派、皖派继承了顾炎武的“博学于文”而予扩展，他们推演的主要是许慎、郑玄之学。常州学派则利用《春秋公羊传》经义，发挥今文“微言”。他们有着不同的特点，也有着不同的成就。
然而，在分析这些学派的特点和成就的同时，却又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异”，而忽视他们的“同”；也不能只看到他们的“同”，而忘记了他们的“异”。他们都遵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并凭借经典加以阐释或发挥，这是他们的“同”；而他们对孔子的看法以至对经书的理解，又有着各自的观点，对所尊的经书也自有不同。正由于这样，他们成为中国经学史上不同的流派。
不同学派在治学方法和治学宗旨上是有不同特点的，然而，它又只是主要倾向不同，没有对别的学派一律排斥，特别是在它发端和流传之初，还没有严格区分。
从常州学派来说，它导源于庄存与，但庄存与却不拘汉、宋，重在“剖析疑义”，既发挥今文《公羊》“微言大义”，又对古文经《周礼》《毛诗》作“说”；既寻西汉的坠绪，又不全废宋儒经说。庄存与的父亲庄柱即“邃于理学”，他从小也受其熏陶。对古文经学派崇奉的《周礼》，也采用“《尚书》《国语》及博闻有道卫之文，宣究其意，为司马作记以附于书缺有间之义”。还撰有《毛诗说》四卷，《毛诗》也是古文经书。尽管他“详于变雅”，宣扬大义，但《毛诗》毕竟是古文学派尊奉的经书。那么，庄存与虽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但他还没有完全抛弃宋学，也曾为古文经书作注，和后来继承其说的人专崇今文有别。
我们称庄存与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是因为他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宋学和古文经学的影响，但他的主要学术倾向却是尊奉《春秋》，纂释大义。他认为《春秋》“非纪事之书，不书多于书，以所书知所不书”。“法可穷，而《春秋》之道则不穷。”其大义存乎《公羊》，“通三统”“张三世”诸例，辨名分，定尊卑，明内外，举轻重，拨乱反正，“舍《公羊》奚求”。他注视“大一统”，推衍《春秋》，欲使“六合同风，九流共贯”，“全至尊而立人纪”，虽然不拘汉、宋，却和“高言性理”的宋学既不相同，又以“辨古籍真伪，其术浅者近者也”。因此，他虽说“不拘汉、宋”，而其主要倾向则是尊《公羊》，主今文，因而被推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只是在创始之初，体例尚未严密，尚未与宋学和古文经学明确树帜对立。
主张古文的吴派、皖派，在其初期，也没有和宋学明确树帜对立。
吴派导源于惠周惕，他“通经积学，治古文有名”。如他注释《诗》《礼》，有人说是“博而不芜，辨而不诡于正”。其实他对《诗》的大、小雅之分，说是“大、小雅以音别，不以政别”。“正雅、变雅，美刺杂陈，不必分《六月》以上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上为正，《民劳》以下为变。”他言之有据，不空言“正”“变”，搜集和推演东汉经说，所以有人称他是“毛、郑之功臣”。但寻求汉儒经说，主张博览群书，启示了后来的搜集、辑录汉儒遗说之风，只是到了其子惠士奇、孙惠栋才为吴派奠基，并旁及史学。
皖派的江永，考释先秦名物，有其创见；又精于音理，注重审音。他以考据见长，开皖派经学研究之风。然而，在他的《近思录集注·自序》中却说：
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也……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晚学小生，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
对宋学却予推崇，对朱熹更示盛誉。
照此说来，无论是常州学派，还是吴派、皖派，在其创建之初，虽已发凡起例，还未严立规范，还未对不同学派树帜区分。与之相反，在他们的撰著中，还留存着受其他学派影响的迹象，也有采用其他学派说解的事例。只是到了他们的继承者，才进一步发展创始人的主旨，奠定各学派的地位。
三
学派的治学方法和思想内容，是在其继承中逐渐丰富，具有自己的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体系的；他与其他学派的差异也随之逐渐显著。
庄存与虽重《公羊》，主微言，但体例尚不严密，到了他的外孙刘逢禄，发挥外家庄氏之学，今文经学才卓然成家，蔚然成派。庄存与揭橥《春秋》微言，刘逢禄致力最深，“自发神悟”的也是《春秋》，认为《春秋》“垂法万世”，“为世立教”。在《春秋》三传中，“知类通达，微显阐幽”的是《公羊》。“《春秋》之有《公羊》也，岂弟异于《左氏》而已，亦且异于《穀梁》。”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认为《左传》经过刘歆之徒增饰“附会”。“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作《左氏春秋考证》。所撰之书，有例证，有论断，以章太炎之信从古文，都说刘逢禄“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清代今文经学，到了刘逢禄，对儒家各经有了比较全面的阐述，也有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他是直绍西汉今文，加以发挥的。接着，宋翔凤之于“四书”、魏源之于《诗》《书》、邵懿辰之于《礼》，绍其遗绪，专经阐发，进而议政，终使常州学派“翻腾一度”。
吴派、皖派，也是在继承者的阐发下“卓然成家”的。惠周惕之子惠士奇熟读经史，“晚岁尤邃经学”。所撰《易说》，以为“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今所传之《易》，出自费直，费氏本古文，王弼尽改为俗书，又创为虚象之说，遂举汉学而空之，而古文亡矣”。“其论《春秋》曰：《春秋》三传，事皆详于《左氏》，论莫正于《穀梁》。韩宣子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春秋》本周礼以纪事也……夫《春秋》无《左传》，则二百四十盲焉，如坐暗室之中矣。公、穀二家，即七十子之徒所传之大义也，后之学者当信而好之。”惠栋守其意而撰《易汉学》《周易述》，专宗汉说，学者推为千五百年汉学“至是而粲然复章”，使一些人治经“无不知信古”，从而弃宋《易》而治汉《易》。又撰《古文尚书考》，辨证伪《古文尚书》出于晋人；《九经古义》讨论古字古义。他搜集汉儒经说，加以辑集、考订，以详博见长，划分汉、宋。说是“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汉学、宋学的界线，判然厘别。清代“汉学”至此自成体系，具有自己的治学规范、学术风格，“成学箸系统”，汇为吴派。当时就有人说：“吴中以经述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惠栋），则尤多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
皖派的导源者江永，对朱熹《仪礼经传通释》曾予补正，但对朱熹却甚推誉。戴震则对东汉郑玄和宋代程、张、朱子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
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秽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而为说转易晓学者，浅涉而坚信之，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闳者，故诵法康成、程、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
对郑玄、朱熹等评定得失，没有拘泥古训，而贵“深思自得”。皖派和吴派的差异，就在于它能在考核古训的基础上，阐明经典“大义”和哲理。
戴震受江永启示较深的，是“先生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步算、钟律、声韵尤明”。他自己寻求治学，“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主张以文字学为基点，从训诂、音韵、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书大义，是受到江永启示的。但他并不像江永那样盛誉朱熹，而对朱学的“空凭胸臆”表示反对。他说：
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要懂得儒家经籍就要“识字”，就要弄清“故训”，这就比江永发展了一大步，使皖派卓然成家，而以文字学为基点，以求古训，以明经义，也成为皖派的一大特点。
因此，学派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丰富其内容、厘明其体例，形成本学派的特色，并为一些人遵循、继承、发展的。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学派有其不同点，但不是没有相同处。上述三派，或重今文，或主古文，而他们崇奉汉学则同。除常州学派的庄存与生前不以著作传世，治学方法与吴、皖不同外，吴派和皖派却都尊奉古文经学。吴派的搜寻故训，予皖派的考据带来方便；皖派的考据详博，也为吴派所称许。如吴派钱大昕即对戴震的学术精博极为称颂。戴震也专门访问过惠栋，惠栋“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予，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惠栋去世后，戴震又写了《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以为“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藐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松崖先生，即惠栋。他对吴派经学的奠基人惠栋是仰慕的。从清代经学流派来说，他们研习经书有不同点，但彼此还是尊重的，不能因为他们是不同流派，就说他们什么都不同。上述不同流派的经学家，都宗汉学，与宋学的高谈性理不同，但他们从小读四子书，科举考试也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宗，立身行事又何尝完全摆脱宋学的影响。
这里所以不惮其烦地判析异同，无非是说：不同学派的经学研究，有其不同特点和不同成就，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不同学派，就认为什么都不同；也不能因为看到他们之间有某些共同点，就对他们是不同学派发生怀疑。同异应从主要倾向着眼，不同学派的同异是存在的，也是无容否认的。
四
不同学派之间，也不是没有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日趋激烈，又每与政治有关；但在某一时期，却又站在同一阵营，尽管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不同的。
章太炎和康有为，一个治古文经学，一个援今文论政，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争论。章太炎1903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6年的《箴新党论》、1911年的《诛政党》、1913年的《驳建立孔教议》，都对康有为及其政党进行批评，都指斥康有为援用的今文公羊学。可是戊戌前后，章太炎却和康有为、梁启超交往，并在自己的论文中有着沾寻今文的迹象。如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
是故整齐风俗，范围不过，若是曰大一统；益损政令，九变复贯，若是曰通三统。通三统者，虽殊方异俗，苟有长技则取之。虽然，凡所以取其长技，以为我爪牙干城之用者，将以卫吾一统之教也。
吾闻《齐诗》五际之说曰：午亥之际为革命，卯酉之际为革政，神在天门，出入候听，是其为言也，岂特如翼奉、郎颛所推，系一国一姓之兴亡而已。大地动搈，全球播复，内奰中国，覃及鬼方，于是乎应之……然则如之何而可？曰：以教卫民，以民卫国，使自为守而已。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在《实学报》所刊的《异术》一文也说：
道生于五德，德生于色，色生于统。三统迭建，王各自为政。仲尼以春王正月莫络之，而损益备矣。
“大一统”“通三统”，是《春秋》公羊家言；《齐诗》传者喜以阴阳五行推论时政，他们都是今文经说。
今文学派的学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援用，但作为严守家法的古文学派来说，每每视若鸿沟。
和章太炎所学异途并为他后来深诋的今文学说，在维新变法时期一度被援用，原因何在？他的援用《公羊》《齐诗》，旨在阐明变法的必要性，说明“修内政”，行“新制度”的必要；是因为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严重。康有为那时的救亡主张，代表当时中国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意义。从挽救民族危亡，进行变法图强来说，他们这时的政治主张是基本一致的。
政变后，章太炎对学派不同的康、梁仍表同情，当时有人提出异议，章太炎就说：他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论学”，指古、今文学说不同，“行谊政术”，指维新改革、变法图强。还引朱熹（晦庵）、叶适（水心）为例，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但政治上却不含糊。所以自己虽如东汉时范升、陈元之争《左传》，至今仍旧“相昵”。自述和康、梁“论学之殊”，“所与论辨”的，在于“《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亦即囿于学术上今古文学的异同，师法渊源的殊别。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亦即政治方面，“未尝少异”。
章太炎进而自述政变以后仍与康、梁“相昵”，而对一些人的“丧其所守”则加讥讽，指出“学无所谓异同，徒有邪正枉直”，并以康有为为“持正”。章太炎在今文、古文的传授得失、治学途径上“始终不能与彼合”，至于政治上还是同情康、梁的。只是到了革命形势发展，章太炎由改良转入革命，康有为却停留在原来的岗位上，章太炎才举起革命的旗帜和康、梁斗争，并批评其“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了。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学派的争论固与政治有关，即同一学派在动荡的潮流中，态度也时有差异。例如被鲁迅称为与章太炎同样“治朴学”的孙诒让，在民族危机掀起的刺激下，也称誉梁启超，想望会试时，“卓如先生讲学湘中，前见所拟学约，综贯道艺，精备绝伦，不胜钦佩。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伉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尽管他对《新学伪经考》极为不满，还想在“本科公车”“列名”。然而，时隔不久，政变发生，六君子就义，孙诒让就痛言康有为“学术之谬”，说什么“至于本年夏秋间之新政，乃今上之圣明，与康氏何与”，转而攻击维新派了。因此，在剖析清代经学学派的异同时，应该具体分析，指出异同所在。
五
同一学派，也不是完全因循师说，固守旧训。就从皖派来说，“最能光大”戴震之业的，都推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他们“之说相出入”也有不少。对此，梁启超有一段很好的评述：
戴派之言训诂名物，虽常博引汉人之说，然亦不墨守之，例如《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所谓旧注者，则毛、郑、马、贾、服、杜也。旧疏者，则陆、孔、贾也。宋以后之说，则其所不屑是正矣。是故如高邮父子者，实毛、郑、贾、马、服、杜之诤臣，非其将顺之臣也。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彼等不惟于旧注旧疏之舛误丝毫不假借而已，而且敢于改经文，此与宋、明儒者之好改古书，述相类而实大殊，彼纯凭主观的臆断，而此则出于客观的钩稽参验也。
如果因循师说、固守旧训，那么，学术就不会创新、发展了。即使是同一个人，学术思想也不是永远不变的。
本文论列清代经学学派的异同，是从乾嘉学派即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举例阐述的，也就是说主要是从“汉学”立论的。以乾嘉学派分列吴、皖，似乎始于江藩《汉学师承记》；而论述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以吴、皖、常州并举的，则是章太炎的《訄书·清儒》和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两文都发表在1902年。江藩卒于1830年，当然只能记载清代中叶以前；章太炎、梁启超之以“吴派”“皖派”概括乾嘉学派，也主要是从学术风尚考虑，因为吴、皖虽是地域，两派的创始人分属吴中、皖南，而它的继承者却不都是吴人或皖人，如上述段玉裁、王氏父子就不是皖籍；而把自己列入吴派的江藩，也不籍吴中，而是扬州（甘泉）人。过去以吴、皖分派，学术风尚互有异同，而学术名称却又按地区。
学派的地区特点，也较显著，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学术研究的延续性和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从地区而言，清代扬州的经学研究却是出了很多大家，有人主张应称扬州学派，并从事专题研究。我可能受章太炎、梁启超的影响太深，总觉得还是称为“清代扬州经学研究”比较稳妥，传统的惰力，使我不敢越雷池一步。事实上，地区的特色和影响，也是无容否认的。现在各地编写地方志，对各该地区的风土人情、文化渊源，也会染有地区色彩。清代扬州辖境相当今江苏宝应以南、长江以北、东台以西、仪征以东地，当运河交通要冲，经济文化繁荣，经学大师辈出，称之为扬州学派，并从事它的经学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
举例来说：焦循是江苏甘泉（今扬州）人。他有《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等经部著作，主张“通核”，说：“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他的言《易》，就不是单纯考据注辑，而是从经文诠释大义，与一般治《易》者不同。尽管他对皖派的戴震极为尊重，说：“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说者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理也。”也因为《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理学“去欲存理”“理在事先”的批判，对于“其弊也疏”的考据，却有意见，说是：
本朝理学盛兴，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邱，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者，著书教授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如所谓考据者混同于其间乎？
他的治经，自较一般的墨守旧训、单纯考据者不同，自有其独特见解。他的同乡江藩《汉学师承记》没有专门为焦循列传，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刘文淇、刘宝楠、柳兴恩、陈立都是扬州及其附近地区人。他们相约各治一经，结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论语正义》《穀梁大义述》《公羊义疏》先后撰出，或由其子孙继续纂述，不是扬州的经济条件和文学风尚是很难有此经学成就的。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属少见。以地区特点而名扬州学派，也是可取的。
章太炎是在《訄书》中记述清代经学有吴派、皖派和常州学派的。但在晚年，有人问他：“宝应刘氏三世，既遵示移吴入皖。而仪征刘孟瞻（刘文淇）父子祖孙及凌晓楼、陈硕甫诸先生，虽出皖系而笃守汉儒，实吴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吴否？”章太炎是这样回答的：
仪征刘孟瞻本凌晓楼弟子，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
对仪征刘氏，以为可“入皖”，又说是“学在吴、皖之间”。可知吴、皖虽有分派之异，又有方法之同。扬州经学吸取了吴、皖之长，又有自己的特色，以地区而言，清代扬州的经学研究，是有其特色的。
——原载《清代扬州学派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炎黄春秋》增刊《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2001年版
-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第93页，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岳氏家塾本。
- 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四第109页。
- 顾炎武：《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第103页。
- 江永：《古韵标准例言》，《古韵标准》第236册第4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王鸣盛：《音学五书及韵补正论古音》，《蛾术编》，卷三三，《说文》一九，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
- 庄存与：《序冬官司空纪》，《周官记》卷一六〇，清光绪十五年上海蜚英馆石印《皇清经解续编》本。
-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十《诛乱贼》第17页，《味经斋遗书》光绪八年阳湖庄氏重刊本。
- 庄存与：《春秋正辞》卷二《天子辞》第4页。
-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龚自珍全集》第141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 郑方坤：《惠吉士周惕小传》，钱仪吉《碑传集》卷四九第129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 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刘礼部集》卷三第26页，光绪壬辰延晖承庆堂重刊本。
- 刘逢禄：《申左氏膏肓序》，《刘礼部集》卷三第26页，光绪壬辰延晖承庆堂重刊本。
- 章太炎：《清儒》，《訄书》卷一二第25页，共和二七四六年秋八月，日本翔鸾社再版本。
- 钱大昕：《惠先生传》，《碑传集》卷四六第1306页。
- 王昶：《惠定宇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三第3984页。
- 任兆麟：《余君萧客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三第3998页。
- 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集》第1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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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戴震集》第183页。
-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第214页。
-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第213页。
- 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第214页。
- 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见《时务报》第十九册，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一日出版，见拙编：《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13页。
- 见《实学报》第四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一日出版。
- 《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清代经今古文学的传承》已引录。
-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96页。
- 孙诒让：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 孙诒让：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二册第1474-1476页。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二，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四第32页。
- 焦循：《寄朱休臣学士书》，《雕菰集》卷一三第20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
- 焦循：《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集》卷一三第214页。
- 章太炎：《答支伟成书》，《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首第11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 梁启超在晚年（1924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在论述乾嘉学派时说：“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又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他提到“扬州一派”，所指是焦循、汪中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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