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的故事

凡是家里出过几个读书人的，俗称“书香人家”；如果讲得古雅一点，也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书而言“香”，既有事实根据，也有感情色彩。如纸有香味，墨有香味，印成书，当然展卷之际会有一股清香扑面而来。如果为了防蠹蛀，而在书页中夹上几片苏叶或芸草，则书的香气就更为浓郁。但书而言“香”，恐怕更主要是主观感情在作怪。因为自有文字乃至书籍以来，人类才从野蛮走向文明；到后来读了书的人又可以猎取功名，光耀门庭。谈书而言“香”，自然非同寻常。我觉得把书跟“臭”联系起来，是不见经传的；至于把读书人跟“臭”挂起钩来，那只能由“人”负责，与“书”是无关的。

我父亲总算与“书”有缘，是满清的秀才。据说是在光绪末年停止科举前的最后一场考取的，所以家人特别感到庆幸，曾为此大宴宾客。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乡下的读书人家，为了子弟科举得中，即使贫家，而且子弟并不高明，事前也总是喂养两头肥猪，准备庆贺之用。凡落第而归者，都是待夜黑时才进村庄；而且一入家门，数月不敢外出，乃至因此而害病不起者，也大有人在。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当然这是听大人讲的。不过后来我懂事时，对这类事也有些纳闷。如父亲中秀才时，“学政”大人还送了几块金字煌煌的匾额。我小时，这匾仍挂在客厅。中间有一块写着“棣华竞秀”四个大字，据《诗经》，“棣华”是比喻兄弟，故匾的题款除了我父亲的名字，还有伯父的名字并排着，还称他为“监生”。据我所知，伯父性笨，没有读过几句书，识字不多，为什么竟成了“监生”，并说是“竞秀”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凡是家中一个人科举得中，则父母兄弟都可得到功名，不过要向官家交纳些钱才行。待我读了几句书以后，终于明白了历史上所谓“卖官鬻爵”，就是指的这类事情；故得爵得官的人，不一定是与“书”有缘的人。

我长大之后，趁父亲不在家，往往去翻检父亲读过的书。这些书放得很乱，有的放在案头，有的放在门楣的搁板上，有的放在几个大木箱里。其中，经史子集之类古籍自然不少。但也夹杂些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什么《矿物杂志》之类。看来父亲当时也可能是个“维新”派。有一次，我第一次打开了大木箱，里边尽是些“闱墨”，装成袖珍册子，长不过六七厘米，字小如聚蚁。所谓“闱墨”，即是采自历次考场得中的优秀试卷，印出来供学子们摹拟揣摩。有些书名还是很雅致的，如《铁网珊瑚》，即是一例。据说凡从海底采珊瑚者，必先以铁网撒水中，几年之后，珊瑚的枝桠即长入网孔，举网即可得到鲜红夺目的珍宝。这书名，既把文章的身价抬得很高，又有对佳作网罗无遗之意，是一顶绝妙的广告。至于书为什么印得如此之小，这也许是为举子们“私藏夹带”更方便吧。总的讲，我觉得父亲的藏书太杂。数量虽不算多，几乎包罗古今中外。父亲一次对我说：当时正是康梁维新之际，除了考试“经义”八股之外，又有“策论”题。对此，不能不做多方面的准备。据父亲说，有一次考场的“策论”题是《论项羽与拿破仑》，有个考生的文章第一句是：“项羽有拔山之力，岂不能拿一破轮哉。”人们传为笑柄。

据我个人小时读书的体会来看，人跟书要发生感情，是不容易的。

记得我七岁进入小学读书时，父亲有意识把我的座位安在最前排，跟严厉的“解老爷”对面而坐（解系我祖母的弟弟，故我只称“解老爷”，不称解老师）。但我对“国文”“算术”一类的课，并不感兴趣。倒是坐在最后排的刁举成同学所画的人物画（多是戏台上的关羽、张飞之类），我们都觉有趣。往往暗中从最后排一直传递到最前排；在“解老爷”面前，我不敢公开看，就带到厕所，慢慢欣赏。其次又觉得唱歌很有意思。唱的是“四千余年故国古，是我完全土……”我并不懂歌的含义，但唱起来，觉得悠扬好听，就爱上了。甚至我大哥、二哥在高年级唱的什么《西湖十景》中的“风暖，草如茵，岳王故墓，苏小孤坟，英雄侠骨儿女柔情。湖山古今，沧桑阅尽兴亡恨……”我也唱得溜熟。至于词句的涵义，全然不知。时至今天，我才能根据记得的字音填成上述的文字。但是，我对“国文”课里的“人、手、足、刀、尺……”，却是在老师的严逼下，才不得不被动地读呀，划呀，好不吃力。也许人类的文化意识，绘画、唱歌，跟先天的本性更为接近些，而文字书籍则是在功利意识的驱使下才出现的。

正由于父亲跟古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跟旧的科举制又有一些渊源，所以在“五四”以后，他在村里办了一所村塾，我们弟兄又在村塾就读。我那时几岁，记不清。只记得在读《诗经》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我并不懂得什么是男女之情，只知道它既是书，就要读、要背、要讲。村塾没有星期天，小学生闷得慌，如果老师要派个学生出外做事，都抢着去。这竟成了学生不可多得的“美差”。例如，那位栾老师要吃远在五里之外的山泉水，学生就争先恐后去抬；老师喜欢在花盆里栽上绿茸茸的青苔，学生就七手八脚爬上山崖去剥取……但这并不是因为读了《论语》“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而是可以借此离开书本散散心，活动一下坐得麻木了的腿脚。如果附近的庙宇赛神演戏，学生就请村里有声望的老者到老师面前求情，放学生去看一天半天戏。求情的结果，大都是使学生失望。

村塾学生生活的三部曲，就是听书、吵书、背书。听书，是老师讲，学生听，听不懂，也要装懂；吵书，就是每天晚饭之前，全堂学生都要高声朗诵，听起来有些像塘里的青蛙在吵闹；背书，是定在每天早晨，先把书放在老师桌上，背向老师，面壁而立，把规定的内容背下来。背书的声调是有区别的，背诵古文有古文的调子，背诵诗歌有诗歌的调子，都悠扬悦耳。至于背诵经书，则只是一般说话的调子。这个传统怎么来的，不得而知。最可怕的是，如果背书背不上来，老师往往会冷不防从背后用烟袋锅儿敲打你的脑壳；这是否反而损伤儿童的记忆力，那是不管的。每读一部书，都要能从头到尾一口气背下来才算完成任务。在背时，老师还要三番五次从书中任抽一句，使你接背下去。这虽然不算“倒背”，但却打乱了原书的次序。现在想起，这确实有点“庸人自扰”。因为要背书，我每晚就在炕上摆个小桌，读到深夜。为防止瞌睡袭来，我总是把被子卷得高高的，坐在上面，稍困倦，即会滚跌下来。我一生没有卧床看书的习惯，也许就是这时养成的。当时我每晚练“八段锦”时，也要边练功，边背书。一部《易经》，其中最难记忆的表示阴阳爻的“九二”“六三”之类的数字组合也能背得一字不错。至于佶屈聱牙的《尚书》，那就更难背了。无怪我三哥浩正曾发牢骚说：“《尚书》不过是古人练习写字的烂本子，字与字之间毫无关系，为什么要求我们背呢？”的确，小时对书内的含义不理解，这给记诵带来多少倍的困难。而村塾的学生们就是这样地把“四书”“五经”及历代诗文等，灌了一肚子；至于“食古不化”，乃至“伤脾败胃”，则非所计也。不过，我今天还能朗朗上口的，多半是那时读的几本书，后来读的，总是记不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