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隋代文学思想

自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到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有隋一朝，只有三十七年。自中国社会之发展言，这三十七年的成就可以说是巨大的，几近辉煌。分裂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国土，重归统一。在极短的时间内，在政制上，法律的制订和运作上，在考试制度上，都为后来各朝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即使是当时沉重的劳役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的通济渠、永济渠的开凿，亦使后代受益无穷。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运河系统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中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而这一无可估量的成就却伴随着一位残暴荒淫的帝王的名字。正是这位残暴的隋炀帝的种种暴政，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导致了隋朝的灭亡。历史有时候真是严酷得近于幽默，它常常把许多错杂纠结的事实呈现人前，让人感慨万千。

隋朝的建立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成就与影响大多带有开创的性质，但是它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远远地落在后面。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历史上找一个文学艺术的成就与政治经济的发展不相称的例子，我想，隋朝可以算是一个典型。有隋一代，没有足称一代代表的文学大家，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取得划时代的成就，当然，也没有一个有特色的文学思潮，更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理论建树。

在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这是一个过渡期。它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

第一节　文学创作的过渡期状态

这个过渡期的存在，有其复杂的原因。

自文学发展之角度考察，隋朝建立前夕，文学的发展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向。梁、陈之际，有重抒情的一支，创作上的代表是阴铿、何逊、吴均等人，理论上的代表是钟嵘。这一支有很高的成就，但其时并非处于主要潮流的地位，自发展趋势言之，亦无成为主流之可能。在北方，文学的发展虽然吸收了南方的词采的华美，特别是庾信、王褒北来之后，艺术技巧的运用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就其特征而言，与南方的文学实甚为不同，那是一种较为质朴的、刚健的文学。隋统一中国之后，这种较为刚健的文学极有可能成为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其时北方的作者在文坛上并非主要的力量。隋统一全国之后，南方的作者占着文坛的主体地位，特别是杨广周围，聚集的基本上是南方的作者。北方文学作为其时文学的发展的主要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第三种可供选择的文学方向，是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娱乐的文学。就其时之作者群落与影响言，娱乐的文学实是隋朝建立前夕的文学主潮。入隋之后，它也仍存在巨大影响。如果从这一点说，它有可能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但是，事实上它也没有能成为文学发展的方向，原因颇值得探讨。

魏晋之后，文学的艺术特质不断地得到体认与发扬。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着眼于抒情与艺术技巧、艺术形式的完美，而一步步远离政教之目的。从建安的重抒情，到两晋之引入哲思，到宋、齐间复归于抒情，再到齐、梁间的走向娱乐，都是沿着远离政教这样一条道路发展的。不论是抒情还是哲思，它都把题材拓广了，在它面前展开的，是一片广阔天地。但是，当它走向娱乐时，它却把自己又封闭在一个小天地里。它所涉及的，只是咏物、闺阁情怀和日常琐事。它的社会地位已类同博弈与酒色，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动人魂魄的震撼力量。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它将走向萎缩。

问题还不止此。娱乐的文学当然是远离政教目的的文学，但它却与政治紧密纠缠在一起。这一娱乐的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正是梁、陈的亡国之君。这就不可避免的提供一种口实，把它与国家败亡连在一起，让它承担起亡国的若干责任。这样一种文学，可能在习惯中继续存留，却不可能为新的朝廷所公然提倡。

由上可见，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考察，隋朝建立前夕的文学现状所能提供的三种选择，都没有能成为这个统一全国的新王朝的文学发展整体风貌的代表。终有隋一代，还没有形成文学的统一进程。一切都似乎是在等待，需要时间。整个隋代，文学发展处于一种过渡期的状态。

这个过渡期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文学创作相对沉寂。有影响的、哪怕是略有成就的作家，已经退出文坛，而新的杰出的作家还没有出现。谢朓去世已八十二年，沈约已死六十八年，江淹已死七十六年，何逊已死六十八年，郦道元已死五十四年，王褒死于开皇三年，南北朝最后一个重要作家庾信，死于隋朝刚刚建立这一年，即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而在中国文学史上稍有影响的另一批作家，例如初唐的“四杰”，要到隋亡后七八十年才在文坛上出现。与它的前后朝代相比，隋代文坛显着冷落和沉寂。那原因，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个伟大的作家的出现，需要合适的社会生活的土壤（例如，一个思想比较活跃的社会），需要一定的民族文化的积累，需要有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组成的创作环境和创作基础等等。但是，隋代文坛沉寂之一原因，恐怕与这个朝代的短促和它的统治集团的不重视文艺有关。公元581年，杨坚夺取北周的政权，建立了隋朝，是为隋文帝。隋朝刚建立时，江陵还有一个后梁政权，江南有陈叔宝的陈朝。虽然后梁政权形同虚设，陈朝也极其腐败，南北统一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南北分裂的局面终究还是实际存在着。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改革和统一全国的准备工作上。加之他是个不重视文化的人，史称他“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开皇七年废后梁，八年下诏伐陈，九年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三百七十余年战乱、分裂的局面，这才有了发展文化的社会条件。二月统一全国，四月隋文帝即下诏：“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隋书·高祖本纪》）十二月，下诏改定音乐。十四年，颁行新乐。看来，在统一全国之后，隋朝的统治者注意到文化问题了。但是，对文化的这种注意，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不久，文帝就废学校。而更主要的是在全国统一之后才十五年，杨广即位，骄奢淫逸，残暴腐朽，营建东都，三幸江都，大兴徭役，挥霍无度。刚刚恢复和平生活不久的人民群众，又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刚刚复归统一的局面又迅速陷入了战火。也就在全国统一之后二十一年，即公元611年，王薄于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起义。从此，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整个社会都卷入到这场大风暴中，虽留下来一些反映这场起义的很好的民歌，但作家们却无暇于创作了。《隋书·经籍志》对隋朝作家们的未能得到发展而民歌却兴盛起来的原因，有一段议论：“属以高祖少文，炀帝多忌，当路执权，逮相摈压。于是握灵蛇之珠，韫荆山之玉，转死沟壑之内者不可胜数，草泽怨刺，于是兴焉。”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于历史实际的。

二、南北文学互相吸收，但并未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文学进程。

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论南北朝文学的差别，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南北朝文学的这些不同特征，在隋朝建立以前，事实上已经开始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庾信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早期仕梁，是宫体诗的重要作者。四十二岁以后，历仕西魏、北周，诗风为之一变，变清绮而为刚劲，充满深沉的乡关之思。但就在他后期的那些充满深沉的乡关之思的作品里，也仍然保存有早期那种描写细腻，声律和谐，讲求辞藻的特色。所以杨慎说他的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升庵诗话》卷九）。为庾信所赞赏的北朝诗人卢思道，也写了像《美女篇》、《采莲曲》、《夜闻邻妓》那样的类于宫体诗的作品。最有意思的是北齐中书侍郎刘逖荐辛德源表，称赞辛德源的才能之一，是“文章绮艳，体调华清”（《隋书·辛德源传》）。南朝文学的基本特征居然成为北朝用以衡量人才的文学才能的标准。辛德源的诗，也确实有南朝情调。他的《芙蓉花》、《浮游花》、《东飞伯劳歌》、《短歌行》诸篇，写来均似宫体。如《短歌行》：

驰射罢金沟，戏笑上云楼。少妻鸣赵瑟，侍妓转吴讴。杯度浮香满，扇举轻尘浮。星河耿凉夜，飞月艳新秋。忽念奔驹促，弥欣执烛游。（《隋诗》卷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同）

乐府旧题《短歌行》原为慨叹岁月不留，人生短促而作，往往写得悲凉梗概，即使有的梁诗人写此题，亦多类此，如张率《短歌行》：“盛壮不留，容华易朽，如彼槁叶，有似过牖。往日莫淹，来期无久。秋风悴林，寒蝉鸣柳，悲自别深，欢由会厚……短歌是唱，谁知身后？”（《全梁诗》卷七）而辛德源写来，则成了艳情诗，纵乐而已。情思柔靡，词采亦雕饰。《隋书·薛道衡传》称：“江东雅好篇什，陈主犹爱雕虫，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北朝的文学也影响着南朝。这些都说明，南北文学的交流，是早已存在了的。待到庾信、王褒北去，这种交流就又前进了一步。

隋统一全国之后，消除了南北地域的限制，南朝大批文人北来，为进一步的交流和互相吸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于是文学出现了南北混一的局面。不以地域的南北分，而以作家群分，南北错落。在隋朝短促的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各个作家群的大致轮廓。首先是在晋王杨广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文人。这批人大多是从南朝来的，历仕梁、陈。《隋书·柳传》称：“（）转晋王咨议参军。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作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以后，文体遂变。”柳诗文，唯用力于繁辞丽句，供消遣玩乐而已。如其《奉和晚日扬子江应制》：

……日斜欢未毕，睿想良非一。风生叠浪起，雾卷孤帆出。掞藻丽繁星，高论光朝日，空美邹枚侣，终谢渊云笔。

又其《阳春歌》：

春鸟一啭有千声，春花一丛千种名。旅人无语坐檐楹，思乡怀土志难平。唯当文共酒，暂与兴相迎。（均见《隋诗》卷五）

从他的诗文看，他是以诗文为消遣宴乐之用的。史书所载他在杨广身边的情形，实在是被当作俳优蓄之的。虞世基是杨广顾遇甚隆的又一南朝北来的文人。他现存的十首诗中，渡江北来时的那几首如《初渡江》等篇，稍有一点真情实感，而北来之后，备受礼遇，又复如其旧，雕琢文辞了。试以他的《出塞》二首与杨素、薛道衡的同题诗比，辄可了然。杨素《出塞》诗：

……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隋诗》卷四）

此诗朴素质实，有一种雄厚沉深的情思贯串其中，纯为历尽征战者的甘苦之言，非亲历者不能道。薛道衡《出塞诗》：

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笛曲，霜天断鸿声。（《薛司隶集》）

诗中虽有一种边地的悲怆情调，然粗犷壮大之气，弥漫全篇。而虞世基的《出塞》诗：

穷秋塞草腓，塞外胡尘飞。征兵广武至，候骑阴山归。庙堂千里策，将军百战威。辕门临玉帐，大旆指金微，摧朽无勍敌，应变有先机，衔枚压晓阵，卷甲解朝围。翰海波澜静，王庭氛雾晞……（《隋诗》卷六）

杨、薛诗中那种真实、浓烈的感情氛围不见了，而纯为雕琢词采，无病呻吟。他的弟弟虞世南的诗作亦大率如此，讲求词采，而少有情思。他写得最好的一首《奉和月夜观星应令》：

早秋炎景暮，初弦月彩新。清风涤暑气，文露净嚣尘。薄雾销轻縠，鲜云卷夕鳞……（《虞秘监集》卷三）

可以看出，他的这诗在修辞上是下了许多工夫的。为与“清风”对，而称“文露”，以“轻縠”形容“薄雾”，以“夕鳞”形容“鲜云”，雾而言“薄”，云而言“鲜”，费了许多工夫，终觉做作，有词采而无情思。诸葛颍诗亦如此，然词采更其华美，如《春江花月夜》：

张帆渡柳浦，结缆隐梅洲。月色含江树，花影覆船楼。（《隋诗》卷五）

写江中月色花影，词采是很美的，然其中并无动人情思在。杨广周围另一文人王胄的作品，于华美词采之外，更时有庸俗情趣。如其《为寒床妇赠夫》，与宫体诗人们写闺怨者同，而着眼于性生活，并无远念征戍的内容在内，淫靡轻艳，比一些宫体诗尚进一步。但王胄有一点与杨广周围其他文人不同的，就是他也有一些情思凄凉而且词语亦较清新的诗作，如《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酬陆常侍》诸篇，大抵皆叹人生之无常，从情思与词采看，颇受北朝诗风之影响。

要之，杨广周围这一作家群，在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上仍沿梁、陈之旧。杨广自己的诗作也是这种倾向。他是一个写宫体诗的能手。他的《东宫春》、《江都夏》诸篇，写来全像萧纲的诗作，而又杂以江南民歌的色彩。他的《春江花月夜》，写得是很美的：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隋炀帝集》）

此诗之意象，或对后来张若虚的同题之作有些影响。他的乐府，写得清新明快，充满江南的明媚情调。他的另一些诗，词采华美，充分展示了南朝文学的特色。他在《叙曹子建墨迹》中说：“陈思王，魏宗室之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赠余。余观夫字画沉快而词旨华致，想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其褾首。”可见他的文艺思想也是重华致的。

与杨广周围这一作家群并存的另一作家群，是北朝入隋的作家们，如重臣杨素，历仕北齐、北周而入隋的卢思道、薛道衡，以至现存作品不多的元行恭、孙万寿、尹式诸人。他们的创作都表现得比较质朴刚劲，情思亦较浓烈真挚。重情思是这些作家的主要特色，但他们也有一些作品表现出受到南朝文风的明显影响，如薛道衡的《昔昔盐》：

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闺。恒敛千金笑，双垂双玉啼。龙盘随镜隐，彩凤逐帷低；飞魂同夜鹊，绻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那能惜马蹄。（《薛司隶集》）

全诗对仗工整，辞采绮丽，描写铺排，颇为细腻，而与他的其他诗作比，则显得情思不足，有南朝类似诗作之气味。

另一些作家，如刘炫及其门人，大抵崇尚质实。他们的作品不多见，而从仅存的看，似与时文大异。如《隋书·刘炫传》引他的《自赞》，就很有特色，流畅动情，虽骈散间行，但已大有冲破骈文桎梏之势。

上面这些都说明，当时文坛上存在着不同倾向的作家群，他们错落并存，虽时有互相影响处，而主要创作倾向却并不相同。南北文学在有隋一代处于混合状态，而并未融合为一统一之文学进程。因之，也就没能形成一种反映它自己的时代特征的共同创作特色。许多时代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如建安风骨，梁陈绮艳，盛唐兴象等等，但是短促的隋代，却没有自己文学的鲜明的独特印记。它实在还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中。

三、但是，它之所以是过渡期，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上述两个特点，还因为它究竟表现了一点生气，就是一点真实质朴、刚健雄深的东西。薛道衡的诗就是一例。关于他，各种文学史多有论及，此处不拟赘述。这里要着重介绍杨素、卢思道和其他一些不大为人论及的作家反映出来的这点征象。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功臣，他的诗有一种粗犷壮大的气概。他的十四首赠薛道衡诗，皆质实深厚。其叙思念之情，谓“还望白云天，日暮秋风起，岘山君傥游，泪落应无已”。杨素与道衡深相爱重，时值仁寿中，道衡正检校襄州总管，已届暮年，不爱外任，不胜悲恋。杨素知其悲凉心绪，想象其登岘山而感慨之情景，亲切动情。其叙离情，则称“衔悲向南浦，寒色黯沉沉，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苦调，讵假雍门琴”。道衡前此曾配防岭表，道出江陵，杨素此诗盖记此事，而质实沉深之外，又复梗概苍凉。首言其南行之悲：风起洞庭，烟生云梦，木落岁暮（道衡坐苏威事遭遣。苏威坐事除名，在开皇十二年七月，道衡道出江陵，当已入冬，故诗称时暮。事见《隋书》高祖本纪、苏威传、薛道衡传），已是一派悲凉景色。继言其遭遣南行，于此景色中，倍增其迁客之寂寞与感慨。挚友亲爱之情，感人颇深。杨素诗类皆如此。清人刘熙载称其“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艺概·诗概》）。可谓知言。杨素给文坛带进来一点生气以其诗，卢思道给文坛带进来一点生气则以其文。其《劳生论》作于入隋之后，抨击世态之“谄谀谗佞”，激昂慷慨：

朝露未晞，小车盈董、石之巷；夕阳且落，阜盖填阎、窦之里。皆如脂如韦，俯偻匍匐，啖恶求媚，舐痔自亲；美言谄笑，助其愉乐，诈泣佞哀，恤其丧纪。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铣玉华，弃同遗迹。及邓通失路，一簪之贿无余，梁冀就诛，五侯之贵将起，向之求官买职，晚谒晨趋，刺促望尘之旧游，伊优上堂之夜客，始则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兽，心战色沮，似叶公之见龙。俄而抵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侣弃廉公之第，携手哭圣卿之门。华毂生尘，来如激矢；雀罗暂设，去等绝弦。贻蜜非甘，山川未阻，千变万化，鬼出神入。（《卢武阳集》）

文虽仍为骈体，而中有激奋之气，言之有物，已非“为文而造情”者可比。薛、杨、卢之外，孙万寿实不亚于薛、杨。其《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为其配防江南时所作，长达四十二韵。以文弱书生而配防江南，不胜凄楚悲概。首言其拙于谋生，而致被弃置；继言其配防江南时一路所见：“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继叙其思归之情怀：“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复忆往昔为滕穆王文学时之欢娱，而慨叹如今之寂寞。忆往昔而伤沦落，刚健梗概，以其质实真挚而动人情怀。他的《赠别》、《庭前枯树》、《东归在路率尔成咏》诸诗亦皆类此。还有一位尹式，存诗二首，其一为《别宋常侍》：“游人杜陵北，送客汉川东，无论去与住，俱是一飘蓬。秋鬓含霜白，衰颜倚酒红。别有相思处，啼乌杂夜风。”亦颇质厚沉深。文坛上出现的这一点刚健的生机，透出了一点讯息，报告着将会有一种新的文风要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虽然道路还漫长而曲折，但亦唯其有这一点讯息，才标志着过渡期的开始。

第二节　违背文学特质的纯功利文学观

文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过渡期，向文学理论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呢？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根据文学发展的趋势，引导文学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既纠齐、梁文风之弊，使文学有充实的内容，又总结、继承已经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引导南北文学合流，把文学引导到一个健康的统一的进程中，从过渡期进入新的发展期。有隋一代，文学理论是不是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呢？事实是令人失望的。隋代在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它的文学理论的最致命的弱点，是用一种偏颇去取代另一种偏颇。我们来看隋代值得一提的、也是仅有的两次文学主张。一是隋文帝的下诏改革文体，另一是王通的文学主张。一代表在朝，一代表在野的观点；一在隋初，一在隋末。

开皇四年，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事见《隋书·李谔传》。《传》引有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

这次改革文体的起因，《书》中提到：“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隋朝建立之初，文帝励精图治，改革政治，崇尚质朴，改革文风乃是他的弃华返朴政策的一部分，是在弃华返朴的整个背景上进行的。《隋书·食货志》称文帝即位初年，“恭履俭约，六宫咸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燕享之事，所食不过一肉而已”。史臣赞誉，或过其实，然即位之初，意在图治，抑奢之举，不为无据。开皇二年，颜之推上书请去胡乐，改用梁乐。隋文帝不从，说：“梁乐亡国之音，奈何遣我用邪？”开皇九年十二月，下诏议定新乐，又提到“朕情存古乐，思深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参加议定新乐的何妥，大抵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正乐之准则。他为此事的上书，掇拾《乐记》言词，拼凑成篇，无甚新意。略可怪异者，在其录上三调、四舞曲名，并为之制作歌辞之后，又称“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隋书·何妥传》）。则可见于制作雅乐之同时，似亦未排除淫乐。妥性轻躁，有《乐要》一卷，已佚。其时参预议乐者，尚有苏夔、牛弘、辛彦之与郑译。夔撰有《乐志》十五篇，亦已佚，无从察知其思想。郑译与牛弘，皆曾上表论乐（《隋书·音乐志下》），各言其是非，虽皆以倡雅乐为名，而其要实在别华胡。他们主张用梁乐，大抵与开皇初颜之推奏用梁乐之理由同，以为永嘉南渡之后，雅乐流传在齐、梁。文帝不懂音乐，不甚了了。然其意在恢复雅乐，则甚明白。开皇十四年，乐定，下诏颁行，诏称：“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可见反对齐、梁的绮丽文风，并非一种孤立现象，而是隋朝建立之初，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的一部分。这一措施所考虑的，也许就是李谔在上书中说的“文笔日繁，其政日乱”，纯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这次改革文风的主要内容，在李谔的上书中可以看出来，就是“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着眼点在应用文上，要求应用文去掉华艳的辞藻，讲求实用。而且更可注意的，是似乎连文学也一概加以反对。这可以从李谔此书的开头看出来，《书》称：“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利禄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这里十分明确，是连“建安风骨”的主要代表三曹也和齐梁文风一起加以反对的。所反对者，为其“更尚文词”、“唯务吟咏”，是五言和词赋，是缘情虚构。《书》中并没有区别何种诗赋该反对，何种诗赋则不在反对之列；也未区别在何种范围内（譬如说，如刘勰所说的“为情而造文”，“情欲信”等等），缘情是容许存在的。而是不留余地，十分严厉，一律不许存在。

再来看这次改革文风的方法，《书》亦叙述甚详：下诏改革文体的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因文表华艳而被交付所司治罪。李谔更于《书》中请对有华艳文风者绳之以法：“请勒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李谔的主张，是得到隋文帝的赞许的，史称文帝以谔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隋书·李谔传》）。改革的后果是否如此处所言，容后再论。不过，御史台而主辖文风，实别开生面。中国封建社会文网甚多，然因辞采华艳而须绳之以法者似于此仅见。

关于此次改革文风的效果，《书》也略有透露：“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可见，虽司马幼之治罪于前，而亦未能收复归典坟之效。且若齐之以刑而能遽收改革文风之功，则无劳李谔为此而更上书。此中道理，固已甚明。

开皇初年的这次改革文风，随着文帝晚年的渐趋骄奢，特别是炀帝的即位而烟消云散。有意思的是朝廷改革文体的政令未能行之于终始，改革的势头已消失，而在野却又出现了改革文风的主张。这就是王通《中说》中反映的文学观点。

王通，《隋书》无传，新、旧《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中虽均曾提及，然皆极简略，称其为隋末大儒而已。通生于开皇四年，卒于大业十三年⁽¹⁾。其生年正好与隋文帝下诏革文体同在一年。杜淹又称，仁寿三年，通始游长安，献策文帝，而未被擢用。大业中，始聚徒讲学。王通子弟记述其言行，为《中说》一书，傅会闻人，虚相夸饰，中多不实之辞，前人已辩之甚详⁽²⁾。然疑通之实有其人与《中说》之为后人所伪造者，似亦难以论定。司马光以为《中说》“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并依时事从而附益之也”（邵博《闻见后录》卷四引）。朱熹以为“《中说》一书如子弟记他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中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余嘉锡亦以朱熹之说为是（《四库提要辨证》卷一〇）。要之，王通实有其人，《中说》亦实有其书，然非通自作，实为其子弟辈掇拾其讲学时之言语，加以整理，并增益附会而成，中多不实之词，然亦有王通思想在⁽³⁾。

王通的文学思想略不同于开皇四年文帝下诏改革文风的地方，是他并不反对诗歌。《关朗篇》：“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建安文学，《事君篇》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虽然他肯定的并非建安风骨，但他终究还是肯定了曹植的文。舍此而外，他的主张与隋文帝的改革文风，实质并无多大差别。不过一个以帝王之威，齐之以刑，一个以圣人自命，导之以理而已。

他的文学主张的核心，则是论文主理，论诗主政教之用，论文辞主约、达、典、则。

论文主理。见《王道篇》：“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天地篇》：“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文以言理，文以济义的具体要求他没有详说，从《中说》全书看，当系指儒家圣人之道无疑，非指事理与物理。这其实就是文以明道说，而且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明道说。

论诗主政教之用。《天地篇》称：诗必须“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赋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事君篇》则谓诗有四名五志。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四曰叹，以陈诲立戒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这实际是孔子的诗言志和诗可以兴、观、群、怨说的部分内容的复述，加上汉儒的诗六义说，而更加狭窄，唯及风、颂，未及怨、刺。且明三纲、达五常之说，去掉了言志说发抒个人怀抱的积极意义，纯以诗为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说教的工具，比孔子的诗教说和汉儒的诗义说，要落后得多。

论文辞主约、达、典、则。《事君篇》中说：“古之文也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并且把文辞的是否约与达，与文人的品行联系起来，论颜延之、王俭、任昉，而称其“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对宋、齐以降的其他主要作家，他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中说·事君篇》）有的研究者认为，因人品而论及文品，有其积极意义。其实，因人品而论文品，前此刘勰已论之甚详，王通于此一观点并无所发明。而刘勰论文品与人品，多切中要害；王通则门外谈文，率皆不切实际，拟于不伦。上引所论，实无多大意义。其中所表述的文辞须约、达、典、则的观点，亦来源于孔子之“辞达而已矣”。皆非新说。

隋代仅有的这两次改革文风的主张，有没有为过渡期的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途径，有没有完成文学理论理应完成的对于文学创作起指导作用的历史使命呢？

回答基本是否定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这是一种违背文学发展规律的理论主张。隋代的理论家们对于齐、梁文风的批判有其正确的一面。希望改革文风，以有利于政权，也未可厚非。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对文学采取这种纯功利的态度，是理所当然的。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以返归质朴来纠正绮靡文风，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出发点。问题在于，他们的主张脱离了文学发展的实际，无视于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文学已经发展了。它已经从早期的与哲学、历史混一的状态中分出来，独立成科了。它的特点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也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虽然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走上了片面追求形式的偏颇的道路，需要引导它健康发展，使它内容归于充实。但是，文风的这种改革，必须在承认文学的特点、承认它已经发展起来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必须从它自身的特点出发加以引导，从它自身的规律中引导出它发展的方向，而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为改革文风而彻底否定文学的特点。事物的发展有其辩证的法则，文学也不例外。它是螺旋式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复归。而隋代的文学主张，却正是一种简单地复归的主张。他们在理论上无所建树，连前代理论家们已经达到的高度，他们也没有达到。前代理论家的理论成就，他们并未接受过来，例如曹丕、陆机、刘勰、钟嵘的许多精辟见解，他们一点也没有吸收。他们的主张实质上来自孔子，而比孔子的主张却要褊狭得多。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与落后性，当然不可能发挥指导文学发展的作用，即使以帝王之威，齐之以刑，以圣人自命，导之以理也不行。

二、这是一种没有正确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理论主张。如前所述，隋代文学的发展正处于过渡期。这个过渡期的特点之一，是南北文学的互相吸收。它最终将要随着统一局面的出现，进一步发展到完全融合为一体。正确的文学主张，应该反映文学发展的这种趋势。但是，隋朝的理论家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把南朝文学的特点完全否定了。在这一点上，后来唐朝的统治者和理论家们，比他们的隋朝前辈要高明得多。他们一开始就主张合南北文学之两长，以达到文质彬彬的尽善尽美（参见《隋书·文学传序》）。他们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寻找到一条解决齐、梁文风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在创作实践上和理论上，探索如何合南北文学之两长。简言之，在内容上，主张风骨；在充分反映文学的特点上（主要是诗歌），主张兴象；在审美趣味上，崇尚自然之美；而且，他们也未否定格律。从唐太宗、魏征到“四杰”、陈子昂，以至李白和殷璠，就是这样一种理论主张逐渐明晰、成熟的过程。正是这种理论主张，为盛唐文学的到来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从唐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回过头来看隋代的文学主张，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隋代文学主张与文学发展趋势有多么格格不入。这种不能正确反映文学发展趋势的主张，当然不可能担当起引导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使命。

三、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和它在认识论上一样，也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特点。一种理论主张的生命力，取决于它的实践的价值，而不取决于推行这种主张的行政威力。一种正确的文学理论主张，要看它在文学创作实践中是否反映出实际业绩。它的作用在于引导，而不是威逼。这一点，在唐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史实中同样可以得到证明。“四杰”的主张是以他们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陈子昂的主张也是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的，李白的主张同样以他的创作实践为基础，殷璠的主张，则更是盛唐诗歌的理论总结。如果一种理论主张的实行在创作上取不到效果，那么要改变一代文风，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隋代的统治者们却正好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想借助行政手段，以刑罚的威慑力量去改变文风，这当然不会有好效果。不但如此，他们一方面想借助刑罚的威慑力量改变文风，一方面又不身体力行，当文帝和李谔主张改革文风时，晋王杨广周围却正团结着一大群从南朝来的文人，继续追求繁采丽藻。己之所爱，而强他人不得爱，那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之，隋代的统治者和理论家们，虽有改变齐、梁文风的愿望，但因其文学观点之落后，理论上之无所建树，和以政令、刑罚干预文风的粗暴方法，他们的理论主张没有起多大作用，并未能担当起引导文学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使命。有人认为，王通的主张开唐代古文运动之先河，韩愈的主张来自王通，此说不确，后将论及，此处不赘。

(1)王绩《游北山赋》称：“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余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余”字衍。杜淹《文中子世家》称，王通生于开皇四年，卒于大业十三年，则王通正好享年三十三，说与此同。

(2)举其要者，如：宋·邵博《闻见后录》卷四载司马光所作《文中子补传》并载其评曰：“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王通以开皇四年生，李德林以开皇十一年卒，其时通才八岁，而《中说》有李德林请见之语；关朗以大和丁巳（应为乙巳）见魏孝文帝，至通生已一百零七年，而《中说·关朗篇》有通就学于关朗事；薛道衡以仁寿二年为襄州路总管，炀帝即位始召还，而《中说》有仁寿四年通于长安见薛道衡事。凡此等等，皆可证其伪。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指出，《中说》称文帝于太极殿召见通，而据《唐会要》，唐武德元年五月始改隋大兴殿为太极殿。

此外，宋咸、陈兆仑、俞正燮、章炳麟等人，也均有疑王通其人与《中说》其书者。

按：《中说》一书，确有疑点，可举者尚多。如：仁寿三年，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年已六十三，杨素仁寿初为尚书左仆射，史称其时素权倾朝野，“朝廷靡然，莫不畏附”，而通年仅弱冠，亦未成名，既献策而未被擢用，焉有朝廷重臣如左右仆射者请见之理。王通聚徒讲学在大业中，贺若弼被杀在大业三年，焉有贺若弼受业之事。李百药于大业九年充戍会稽，寻授建安郡丞，行达乌程，而江都难作，根本不在王通聚徒讲学之处，而《中说·天地篇》有“李百药见子而论诗”之说，亦属无稽。杨玄感大业九年起兵于黎阳，八月兵败即被杀，李密随杨玄感起兵，感兵败，密亦被执，后遁逃，至淮阳，隐姓名，后又入翟让军，从此转战各地。而《中说·周公篇》称：“杨玄感问孝。”《天地篇》称“李密见子而论兵”，亦均属子虚乌有。刘炫为隋代大儒，大业初退居河间，聚徒讲学，而王通在绛郡，两地相去远甚，而《中说·问易篇》称“刘炫问《易》”，亦甚荒唐。还可以举出一些，凡此种种，皆可证《中说》一书，多有与史实相背处。

(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辨之甚详，其所征引，有十八例可证王通之实有其人与《中说》于唐时实有其书。其实，不须引后人之种种论断，从王通后辈之著述中即可取得足够证据。王绩《游北山赋》：“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根矩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襟，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自注称：“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又称：“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昔，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谓：“此溪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相为俊颖，而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这都说明王通于隋末确曾在白牛溪聚徒讲学，生徒常以百数，其中确有温彦博、薛收、姚义、杜淹诸人。而且王通其时确曾自比和被人称为王孔子。王绩还有《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诗，提到他和薛收的遭遇：“伊昔遭丧乱，历数闰当余，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吾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尔为背风鸟，我为涸辙鱼。”这是指大业十三年闻李渊起兵时，薛收潜往首阳山事。《旧唐书·薛收传》称：薛收“郡举秀才，不应。闻高祖兴，遁入首阳山，将应义举”。王绩又有《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时忧乱，有道无位，作《汾亭操》，盖孔子龟山之流也……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杨、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吾近作《河渚独居赋》，为仲长先生所见，以为与《白牛》连类。今亦写一本以相示，可与清溪诸贤共详之也。”此又说明，薛收、姚义，与及《中说》中数处提及之仲长子光，均确曾为王通门人，而与王绩有交往。王绩《负苓者传》又云：“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室成列。讲罢，程生、薛生退省于松下，语及《周易》，薛收叹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辞之多也！’”从王绩的上述言论看，王通之确曾讲学殆无疑义。而此讲学之内容，可能经由王凝而传至通子福郊、福畤。福畤《王氏家书杂录》：“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十九年，仲父被启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受余，曰：‘先兄之绪言也。’”王福畤后来大概又传给了他的儿子王勃。王勃《续书序》称：“我先君文中子，实秉睿懿，生于隋末，睹后作之违方，忧异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约大义，删旧章，续《诗》为三百六十篇，考伪乱而修《元经》，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述《易赞》以申先师之旨……当时门人千百数，董、薛之徒，并受其义。遭代丧乱，未行于时。历年永久，稍见残缺。家君钦若丕烈，图终休绪，乃例六经，次礼乐，叙《中说》，明《易赞》，永惟保守前训，大克敷教后人。”（《王子安集》卷四）这些都可说明《中说》一书，虽经附会增益，但仍包含着王通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