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鬼子

那么多的阴影，那么多的创伤。

那么多的生命。

——维森特·加密斯

一

“鬼子”这词，在这里出现，肯定是要打引号的，它的前缀词是“南昌”，若不打上隐号，仿佛就与“日本鬼子”等同了，乡亲们还不揪着我的头发暴揍！得，令人犯嘀咕的是，“南昌鬼子”这词，我还真不是从外地人嘴里听来的，很早就听人说，“南昌鬼子”貌似忠厚，内有乾坤，肚里尽是“鬼法术”，没留神，就中了他的“法”。近些年又从胖子老徐嘴里听说。老徐是丰城人，总说过去他先人受南昌人欺负，老上南昌人“鬼法术”的当，民间便用一种点穴功“五百钱”，对付南昌人。

南昌人至今言及“五百钱”而色变，老街坊闲谈中都称丰城人那手点穴功夫厉害，想必当年是有南昌人吃过“五百钱”的亏。传闻挺神，说丰城的会家子，从仇人身边过，也不见手脚大动，只佯装客气地拍你一下，便中招了。起先没事，两日后便有青肿，三日便半边身子下坠。日愈往后，愈不得结，便知是中了人“五百钱”了。若不找到点穴的人，向人叩头下跪赔礼道歉，人是不会为之解穴的，其结果可想而知。要说丰城人下手阴毒，乃是南昌人用“鬼法术”暗算在先。于是，便遭人骂作“南昌鬼子”。这是我从胖子老徐那儿听来的一家之说，未予考证。即便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南昌人使在当年丰城人身上的“鬼法术”是什么？可以肯定不是能跟人对掐的点穴功。

我年幼家住豫章后街的芭茅二巷，每早上学必途经大众剧场旁边的南昌名拳师熊师傅伤科诊所，也是他家门口。每见老拳师气定神闲坐诊堂中与人把脉诊治，悬壶济世。又见他一堂子孙在大众剧场前的空地上施展拳脚刻苦练功，尤其那少年男女，一撩脚便能搭过头顶与树干齐直，一下腰，脑袋和身子就能从后裆钻过来，令我俺钦羡有加，惊艳不已。心想，世上果有高人，真是了得，甚至一厢情愿而又异想天开巴望有朝一日，能被熊师傅收之为徒，加入其一干矫矫少年英豪的行列，也可成就一番拳脚的功业抱负。只是直到熊师傅的伤科门诊与武场关张，我也没勇气去投师拜艺。乃至后来熊师傅的名号在南昌消失，忽一日我想起来，便朝人打听，方得知，熊师傅跟人比武，被人下了“五百钱”。起因是，他“暗算”过人家，而其“暗算”，不是用拳脚武功，竟是欺骗人家为人治伤，分几次多收了人家的钱，人知道，便不服，请了丰城打师，约他半夜至下沙窝木材场比武，却中了丰城人的招儿。此传说来自坊间，未经证实，但是典型南昌“鬼子”遭遇丰城“五百钱”的案例。

从中分析，南昌人的“鬼”，无非是玩了点不名誉的“心计”，骗了点钱，此为缺诚信，抑或行业失德。但将人致死，是犯罪的。好在那不过是一桩未经证实的传说，人也不必当真，只是为了说事。也可见，在当年无法无天的年代，有时民间一点纠纷便用了私下的武事裁决，也够残酷。可见“鬼”的成分里，有骗的伎俩，故“鬼子”对南昌人而言，似乎是一个大大的“不名誉”的词。宁可弃之远之，而不愿重提。但我不以为然，为什么要避开呢？如果要深究南昌人，什么又是避得了的呢？若是像丰城人对熊师傅那么干法，毕竟还是“五百钱”比南昌人的那点鬼伎俩更深不可测，甚至更“鬼”，更不名誉。你瞧，他笑着跟你打招呼，还当他手轻轻伸过来拍上一拍，是多么友好，谁知那是要人命的鬼爪子，真正是“鬼手”。为什么偏不指责，反说南昌人是“鬼子”？没事我就坐在珠宝街“老南昌”茶楼，跟徐胖子那厮掰理，常闹得面红耳赤，好在没伤朋友和气。老徐每回圆场的那句话都是：“‘南昌鬼子’说法又不是我发明的，说的人多了，谁不知道。”

确实，这事跟胖子老徐无关。

二

回过神来想想，“南昌鬼子”这顶帽不小，非一丁点伎俩所能名副其实地撑起来，那么到“百度”搜搜，“鬼子”这词的本义究竟何在。

说是甲午海战前，李鸿章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日本人意想侮辱中方，竟亮出白绢，上书写上联一条，声言要“汉字发源地的人”对下联。上联曰：“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李鸿章不含糊，大笔一挥，下联即出：“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众多记者看了，都叫好。下联意思再明白不过：倭就是倭寇，来偷大清龙衣，“八大王”变成“四小鬼”，“琴瑟琵琶”变成“魑魅魍魉”，“并肩居头上”变成“屈膝跪身旁”，“单戈独战”变成“合手擒拿”。此后人便不将“倭寇”，改称“鬼子”了。以上文字，自不可作权威论，姑且当一种阐释或佐证。

据我所知广西有位作家便以“鬼子”为笔名，出版了不少带来声誉的作品。可见当今也有人不把“鬼子”这词完全钉死是贬义，也有新解，或回到其本义的“鬼”的层面，也衍生出“小鬼”（指孩童）、“鬼才”、“鬼机灵”、“鬼名堂”等昵称，或泛指有另类才华智慧的人。如此，才有人干脆将“鬼子”用作自己的笔名，其中确乎无丝毫贬义。但，人称南昌人“鬼子”，南昌人自是不舒服。

其实，南昌人心里是装不得一点事的，尤其别人说了让你听来不舒服的话，总是耿耿于怀，心里放不下，这跟中国人普遍好面子有关。但多少也让人觉出些偏窄的气量来。

当年余秋雨说“南昌不好玩”，让南昌人一惊，继而跳起来愤愤不平，尤其当时南昌主政官员正在考虑开发旅游、扩大影响，没想在全国文化界大有话语权的老余竟爆出这么句话来。尽管作为南昌人，咱心里当时也确实觉得南昌没什么好玩，但你不能这么大声写到《收获》上去，不然怎么开发旅游，招商引资？

省会的《南昌晚报》为此还专门辟了文化版面，邀上几个本土学者专家来“侃”，好像硬要把余秋雨那句话堵回去。我当时也恭忝在受“邀”之列，但借故不去，只是写了几篇文章，意在说明一种看法，让人家去说，别太在意人家不好听的话，自己干出几桩漂亮事来让人看看岂不更好。余秋雨在爆出《青云谱随想》之前，南昌人是很推崇他的，不论有些文化的官员还是文化人本身，那文字一出之后，人人似乎唯恐避之不及。但也有个例外，倒是青云谱八大山大纪念馆悄悄在院门口砌了一面墙，专门把全文刻在上面，仿佛成了宣传青云谱八大山人的最大免费广告。因为余秋雨在抛出“南昌不好玩”那话背后，有句精彩之语，那就是“幸好它的郊外还有个青云谱”。这是先抑后扬，还是考虑到南昌人接受程度的。只是这“抑”的一棍子棒打得不轻，让南昌人一时缓不过神来。偷偷缓过来且窃喜的当然是青云谱，但青云谱毕竟是南昌的一个区，大哥挨棍子，小弟岂能窃喜。

过不久，我去八大山人纪念馆，见那墙不见了。若干年后，南昌已不比过去的南昌，有了摩天轮、秋水广场、开发了象湖、建了大型傩园，据说有领导传出话，请余秋雨先生来南昌看看，当然话不生硬，是很客气的那种，当时的市长是南昌进贤人，人也幽默，更能干事，爱文化。他是真心想结识余先生这样的大文化人，自然也希望老余说句“南昌现在不同了”把原那话作个修正，或收回去。领导毕竟有领导的难处。只是余秋雨一直不见再来南昌，前年到江西，似乎没在南昌露面，仿佛直接去了宜春明月山。

我至今仍然认为，余秋雨那句话并不那么重要，是南昌人把那话看得太重，太当回事了，他也就那么随口一说，分明一根飘着的羽毛，南昌人就将它看成是关公抡过来的青龙偃月刀了，那还了得！你还怎么招架？

三

对于“南昌鬼子”之说，南昌人表面不正视，心里不可谓不在乎，一提“鬼子”，准没好。这是大多南昌人的想法，我早先有写本书，就叫《南昌鬼子》之念，后来也被人劝回去。但总放不下，我是南昌人，我就想好歹正视一下“南昌鬼子”这个词。南昌人究竟“鬼”在哪里了？我一直嘀咕着，一直觉得不可思议，南昌人“鬼”吗？我一直觉得南昌人挺老实、挺本分、挺安分守己的。不是历史上出了那么多一心“宅”在本地的“隐士”，出了那么多只知就着红薯啃书本的读书人吗？南昌人经商不出名，打架不出名，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不敢沾事惹事，没有强悍刁滑的民风，没有出运筹帷幄的统帅和跃马挥刀的勇士，没有大商大贾，倒是靠读书取仕，出过翰林、出过学士、首辅，出过不少文人，出过不少一流大画家。南昌人不像湖北武汉人侠义好斗，不像湖南长沙人敢为人先，更不似浙江温州人商业脑瓜灵敏。南昌人很少闹事，古代没有奔京城告御状的，明代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叛乱，不是南昌人的作用，朱宸濠是朱元璋的后人，老朱家是安徽人。南昌起义也不是南昌人领的头，几乎都是外地人。

南昌人在干什么？据《南昌文史资料》南昌人赵昌蓉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关于南昌起义的几件事》记载，起义是头天晚上发生的，八月一日早晨“打开门一看，路上行人不断来往，菜贩照常挑菜上市，卖早点的照常叫卖……我沿着大街到洗马池，街上店铺照常营业……”，当一场历史大变局到来的时候，南昌人还在本分地过着“老日子”。若说南昌也有过敢在历史中明火执仗的人物，那就得把在南昌友竹巷隐居过的奉新人张勋算上，这位“辫帅”率一干辫子军入京闹复辟，动静不小，也算招摇了一回。说到“鬼”，有时，我还真想把宁王朱权的“善谋”，与他在南昌由一个威震天下的王者，而转为专心戏曲、琴谱、茶事的世外者的功夫，看成是“鬼谷子”的遗授。他的这份智慧多少在其后代朱耷身上也能看到。但这算是“鬼”吗？要说南昌人是“鬼子”，那是对他人有侵害表现的，比如胖子老徐说的欺负丰城人，至少“鬼”是一种厉害的大脑里的“软实力”，南昌人有这么厉害吗？对此，我是怀疑的。

南昌人性格不鲜明，但不排外，甚至还羡慕外地人，这自然是有点不自信，也难怪，南昌历史上没出过皇帝，中国古代很少拿南昌当回事。有一次当了南唐小朝廷的国都，不到三个月，小朝廷就觉得南昌太狭窄，又退回了南京。这不仅没给南昌增光，反而愈发沮丧，尤其，那还是个没用的朝廷，连南唐中主李璟（李后主的父亲）死在南昌，他留言葬在南昌西山，李后主不答应，硬是将父亲“还葬金陵”。所以，南昌人绝口不提南昌也曾做过“国都”的事。南昌人知道这里成不了首都，但北伐时蒋介石一心想在南昌建都，却被左右说项，还是打消了念头。但南昌人对外地人、外面的城市有热情。外地人来南昌做官也罢、做生意也罢、做工也罢，南昌人不反感，还希望外地人给当地带来变化。不管你是大城市还是一般城市来南昌做事的人。七十年代的福建民工南昌人称“福建地瓜”，山东转业军人南昌人称“山东跨子”，上海知青南昌人称“上海阿拉”，八九十年代的温州商人、东北客商，南昌人都能接受。不像有的城市嫌外地人抢了本地人的饭碗、赚走了当地的钱。对此，南昌人大度，还向人学习，学上海人的时髦，福建人的吃苦，温州人的赚钱，东北人的豪爽。

南昌人羡慕上海人时髦会过日子，喜欢上海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大白兔糖果，却鄙夷上海人的小市民气，尤其瞧不起皮肤雪白又爱精打细算、琐琐碎碎的上海“小男人”。南昌男人对早晨起来倒痰盂、刷马桶的上海男人习气尤为不屑。八十年代，我邻居一女的，叫黑皮，竟找了个瘦高白净的上海老公，那时住射步亭巷，都是一门而入，深约几进的老式大屋。黑皮家住门口那房，总是见她闲闲的，嗑着瓜子、或打着毛线拦住进出大门的邻居，有的是聊不完的天。她家上海男人却不吱声，一任老婆跟人闲扯，他只闷头忙家务，桌头碗橱，门里门外都收拾得井井有条，星期天还自己动手做点木匠活，打个小床头柜、做对小沙发、钉个音箱什么的。南昌男人闲着，先是当热闹站一边瞧，继而啧啧夸赞几句，慢慢觉着上海男人聪明、手巧。便也跟着学，借来刨锯，混在人家里头有模有样跟着干，一来二去，射步亭一条巷人的家里坐的大小沙发，几乎没谁家是花钱买的，全是男人砰砰嘭嘭自制的，虽然坐起来不似店里结实，却还舒适，靠跟上海人学，南昌人“自力更生”提前进入了“沙发时代”。须知，那时候家有沙发不是富裕的体现，而是“级别”的体现，只有十三级“高干”家，才有公家配备的沙发啊！

四

有个叫金澄宇的上海人，干过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20年来，没写小说，一直在杂志社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快退休了，在网上用上海话写上海人的故事，火了，推出一本写上海人的书叫《繁花》。几年前，我买过一本香港人叶锦添，以图片和文字片段记述他搞影视美术设计的书，就是《繁花》。

上海人和香港人内心都是有“繁花”的，这不奇怪，两座城市都殖民化过，属于洋派，叶锦添是搞美术的自不必说，像金澄宇这般的“老爷叔”，也不忘“繁花”一把，因为他是上海人。南昌以来没有繁华过，即便当年做国都，也是因为繁华不起，又撤了。

南昌人过去叫洋气时髦的女人为“洋盘”。老人们提醒子女：“洋盘”货不能要，是“秋白梨”，好看不好吃。南昌人指的“洋盘”，多是学上海人的穿着打扮，女的烫大波浪，男的留飞机头，都穿擦得锃壳尖皮鞋那种，上海人又是学外国人的。那时，南昌人出差上海，耽着的一桩就是到锦江饭店门口看外国佬。南昌八一大道也有座江西宾馆，偶有外国佬，当年都是“亚非拉”的朋友，多是黑人，没想象中的洋气。南昌的“洋盘”，是三道贩子，何“洋”之有？“洋”又能“洋”到哪里去？

我对上海人最初的羡慕，来自于上海芭蕾舞学校的学员。当时我年方十四，家住瑞金北路140号“市委招待所”，正是有些胡思乱想的年龄，就碰上院子住进来一批同龄的上海芭蕾舞学院的少男少女，个个身材修长，气质非凡，男的长发，女的盘头，颈脖子细又白，如天鹅。每天起来在院子里练功，男孩子端女孩子的腰，蹦上蹦下，这些长腿细腰的妖精和小子们三五成群，在院子里叽叽喳喳，仿佛出访凡间的天国仙人。是时，我只跟几个佐近的小哥们，得空便坐在井栏的抽水管上，如同一溜傻鸟，土头土脑瞅人家，一帮南昌土逼少年，对上海芭蕾少男少女，那可是打心眼里艳羡，又满心眼里的自惭形秽啊！

跟外地人比，南昌人往往气短。所以这也造成了南昌人总想骂“南昌人”的心理，甚或形成了一种习惯。南昌人是这样的，自己没本事，对别人还不服气，在小巷口一站，他就一汉子，仿佛随时可出手奉陪三百合的样子。煞是要命！——几个南昌人聚一起，没来由般有时反会骂南昌人来发泄，推而广之，就像咱中国人有时会骂中国人一样，骂得狠且果决，好像他是鲁迅，人是阿Q，他优越感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仿佛自己不是中国人。这说明人是有对自己不满且愤怒的地方，孰不知，在南昌，哪个南昌人不是自己的镜子，南昌人的优缺点你又如何没有？南昌人骂南昌人的习惯，是一种自信心缺失的表现。好像他是以骂南昌人来证明自己是个优越的“非南昌人”，这当然是非理性的“批判”，与鲁迅对国人劣根性解剖刀式锋利的批判性勾不上关联。

虽说南昌人由羡慕外地人，而学外地人，但往往小农意识，瞻前顾后，穿着打扮不说，干起事来，更怕打破本不值钱的一点坛坛罐罐，不敢越雷池一步，终是胆小，往往错过机遇。人家干的时候，南昌人观望，自己不敢下决心，怕吃亏，怕亏本，不敢赌，不敢拼，缺乏闯劲和冒险精神。人家成了，南昌人再动手，已然晚了一步，有时就那么一步，机遇全失。南昌人窝在本地是一条虫，跑到外头是一条龙。主观能动性往往激发，顾虑不在身边，反而获得解放，南昌人有倔劲，认准的事，哪怕不是做官赚钱的，也硬磕。纵是头破血流也不回头，这股倔劲很可贵。

我一老哥八十年代去海南，不是淘金，是写作，海南潮起潮落，他也几经浮沉，老婆离婚跟有钱人跑了，多少人去了又走，干这不行又干别的，他终是没丟一支笔，终是在写着，有人改行做了酒店，有人干了广告，有人做了房地产，他仍写他的文学，一头黑发写成了白发，写成了海口市文研所所长，不是官，还是个文人，我佩服他。而今老哥著作等身，根据他作品拍的电影都十几部，仿佛他的笔已是戳在天南的一柱。另一批大学同学开始在南昌混，都稀松平常，一跑出去，十几年后，竟个个都是人物，有的是上海上市公司老总，有的在外省重要部门坐上了相当的位置，有的成了报业界的“巨子”。由不得外地人不叫：“南昌鬼子”进村了！

这种“南昌鬼子”，是叫人提气上劲的，我看好。

也有人认为“南昌鬼子”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嫉妒心强，暗地里好相互拆台。没有必要否认嫉妒，不止为南昌人，世界各地人都存在此心理，《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南昌人的嫉妒心如果是体现在暗地相互拆台上，那当然是容不得他人，尤其是容不得“人才”。南昌当地确有这种情况，对本地人才视而不见，却到外地去“引进人才”。由不得本地人冒尖出头，宁可将好处和位子，让给外地人，这叫“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过去，上面来南昌考察干部，都背地使绊，弄得谁也上不去，只有从外面调干部来。所以南昌市的头，多是外地人。南昌人只服服帖帖让人管。这种情形，不只是官场，乃至商界、文坛等各领域南昌人皆不互相抬举、互相捧场，自己出不了“头”，也不愿别人出“头”，自是由于心胸狭窄，嫉妒心厉害造成的坏习气。从另一方面看，抑或南昌人个个都太鬼精鬼精，鬼精的人在一起便陷入了集体的昏聩或弱智，也便败坏了南昌人一些名声。

南昌桃花巷有个现今被举国公认的大画家黄秋园，但他的一生，几乎是被同行嫉妒而打压的一生，所以生前寂寂无名，一个不起眼的和和善善的南昌小老头，谁也不把他当回事。连女儿也小看他，女儿出嫁，他认认真真画了一幅画给女儿陪嫁。女儿挖苦他：“人家女儿出嫁，父母都是用缝纫机、电视机作陪嫁，你却陪一幅破画。”黄秋园无奈，却对女儿说：“将来我的画，每一寸都要用金子来量。”如今，果应验。可据说南昌本地的同行又起了另一重嫉妒，黄秋园画价高么！弗洛伊德讲，人的嫉妒心是天生就有的，但是西方文化克制这个东西，培根说嫉妒是“凶眼”。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由此形成一个可怕的怪圈，人可悲地在怪圈里游戏着，使的都是负能量，“南昌鬼子”难免要遭些恶名。

过去有“随波逐流”一词，有点警世意味，现在没人说了，因为大家都在随波逐流，惟恐的是被“波流”拍上岸。那么，另一个词“遗世独立”，反指那跟不上趟的，既没“人脉”也不被谁待见的家伙，碰这么个时代，不合时宜，近乎冷遇。八大山人活在当下，可想而知。南昌人喜欢捧不在世者，而对当下活物，不待见。几年前我参加在南昌开的一个省级文化单位研讨会，主持者就说：“我们从不给活人开研讨会。”

南昌人的性格不鲜明，保守，是本土文化的结果，江西古称“吴头楚尾，闽腹粤庭”，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盆地态势自给自足，自然饿不死，也便是小农经济思想的温床，不思进取，缺乏闯劲，没有从盆地突围的冒险性。

江西的本土宗教是道教，江西是道教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国道教创始人张陵在东汉永元二年到江西龙虎山等地从事创教活动后，江西有组织的道教开始发端，龙虎山遂成为道教发源地。宗教地理学所说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江西就有五个洞天和九个福地，现存道教分为正一派与全真派两大派别。正一派之源即在江西龙虎山。江西名山大川、风景殊胜，是神仙方士和黄老道们出没之地。传说黄帝的乐官伶伦曾隐居于南昌西山修道炼丹。西山，古称洪崖山，因伶伦或曰洪崖先生而得名。南昌又名“洪都”，亦来于此。西山还被称过逍遥山、散原山、南昌山等。西汉末年的南昌尉梅福（子真），因为王风、王莽等奸臣专权误国，不愿为官，一朝弃官、弃妻入西山学道修真。在东汉有组织的道教形成之前，像上述神仙道士的传说在江西还有很多，道教在江西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丰厚的沃土。在民间有很强的生命力，晋代产生了儒道融合的新道派——净明道。该派创始人许逊生于南昌，祖籍河南汝南，年轻时虽有学问，但不求功名，而专事修道，希望用仙道法术，拯救人间时政弊端。南昌人对许逊的信仰历久不衰，每年农历8月到西山万寿宫朝拜许真君的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

上山修道，下山捉“鬼”，入世做风水师。过去南昌民间常见道士的身影。

道家的力量就是“消解”，它不仅能消解妖魔鬼怪的法力，也能消解外来文化，使外来的文化，无法“落地”，不能与本土相融，难以形成一种更有入世精神的文化。道家文化作为南昌文化乃至江西文化的一种基调，与佛教禅宗、儒家理学在江西相遇，形成了一个更具“消解力”的本土文化形态，我姑妄称之“磨盘文化”。“磨盘化”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对外来文化造成顽固的“消解”，另一方面直接“消磨”了自身的锋芒与锐气，造成了本土江西人的“豆腐化”人格。千百年来只有跳出江西本土“磨盘”碾磨，与逃出了“磨盘文化”磨化的江西人，才能成大器。所以有人说江西出人才，但人才只有离开江西才能成才，这就是说要逃脱那只“磨盘”，留在本地可能就会磨成“豆腐”，跳出去却成了人物。故又有人说，江西仅仅是人才的“摇篮”，如果一直在“摇篮”里，便也无法成长，永远是婴儿。只有到外地，逃出了相互倾轧、拆台、嫉妒、打压的另一重“磨盘”的磨化，到另一个环境，异地文化的优势不仅不会使江西人自卑，反而激化了江西人的优异潜质，从而得以有超越自我的能量爆发，这恰恰成就了江西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化个性。这种个性使江西人在外面的世界成了一条真正的“龙”。

而南昌人的个性不鲜明、思想保守，是江西“磨盘文化”的直接结果。它磨光了人的棱角和轮廓，磨平了人的思想，磨得人世故圆滑，诡谲了起来。它使一种消极情绪固化为顽固的文化心理，甚至可怕的堡垒。

据说蒋经国赴台带去的赣南“老兵”，几十年来没有什么变化，江浙“老兵”都通过经商或其它途径都有钱了，唯独他们仍是守着一点“老兵”费，日子过得艰难。

五

清凉庐山脚下的九江人似乎爱九江，据说五十年代初台湾老蒋派人尝试与北京和谈回归大陆，便希望让他待在九江，他喜欢夏都庐山。山上有他以夫人名字命名的别墅“美庐”，毛泽东当年上山到“美庐”，却将“美”字倒着看，笑着对随行人员说：“这分明是‘大王八’庐嘛！”虽然如此，老毛也喜欢在庐山开会。气候、风景皆佳。

南昌人却反而对南昌一肚子抱怨，原因之一是气候造成的，夏天热得浑身发躁，气温高过别的城市，降温费还少，弄不好还停水停电，南昌人能不骂吗？冬天湿冷彻骨，北方人到南昌都受不了，南昌还没有取暖设施，室内室外一样冷，南昌人只有硬扛，边跺脚边咒南昌这“鬼地方”。每年这两季有多少老人都捱不过去，能不悲愤填膺吗！

不是说“三个南昌人，抵不过一个九江人。三个九江人，抵不过一个湖北佬”吗！“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一比，就把南昌人似乎比到桌子底下去了。“湖北佬，九头鸟”，这还了得，“南昌鬼子”算几头鸟？一头鸟，头脑里有多少“鬼名堂”，也看得见，不足以给稍强势者带来威胁，也不足以对他人造成伤害，而反是为防着受外人欺负而绞尽脑汁以求“自保”。所以好歹就可把明末清初朱耷，也就是画界名号响当当的“八大山人”拎出来，作为“南昌鬼子”的典型代表来说事。山人的“鬼”，是作为明皇室后裔逄满清入关、家国变易，为求保命的生存智慧。这智慧也是“苦肉计”。无非为僧为道、装疯卖傻、装聋作哑。有研究者将八大说成是“圣洁的狂僧”，我对其“圣洁”存疑。一个伏窜山林，出家避祸的人，你说他向佛求道之心是“圣洁”的吗？我说“保命”在八大身上大于“圣洁”。然其由生存智慧、人生立场、精神思想而形成艺术智慧，形成“鬼怪”的大写意艺术风格，这就了不起了。不是几头鸟的问题，硬是许多头鸟凑一起，也抵不过八大一个头的。我们称这种人为“鬼才”。过去也称唐朝的李贺是“鬼才”，现在也有人叫台湾的诗人洛夫是诗魔，是鬼才，还把贾平凹、范曾这么叫。我想，他们不会反感，这是对他们才能的肯定，是褒奖的意思。

朱耷当然是隐士，“隐”——当然是有神秘的一面，有点飘忽不定，不露形迹。至少，像人说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可说这是“鬼”的特性。南昌人做事低调，隐而不显，绝对与历代南昌的隐士风盛影响有关。尤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多少人成了“牛、鬼、蛇、神”，今天读着马原写的长篇《牛鬼蛇神》，却觉得魔幻，当年竟是真实存在的生存境状。记得当年外公身为旧军官被划为“鬼类”，劳改后回到羊子巷，每日天不亮便起来扫大街，那是没有分文报酬的，其时我尚年幼，总受外婆差使到街上叫外公回来吃饭。街上有人走动了，外公和隔壁也是“鬼类”的老头一起，会分别自觉挂上“我是牛鬼蛇神”的硬壳大纸牌，戴上小丑般纸糊的高帽子，不约而同站在街头去向行人低头谢罪，接受来来往往人们的任意挖苦、斥骂和嘲笑，因为他们不是“人”，是“鬼类”。这南昌街头的一幕，仿佛悲剧，却以人间喜剧的形式每天在街头上演着。相信那时不仅南昌，在全国各城市都有这样奇怪的“景观”。那么多“鬼类”站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仿佛人人都可扮演驱鬼的“道士”了。

隐约也就那时候，我跟一老人学画，我叫他秀清叔。秀清叔是个整日担挑子的剃头匠，鳏夫一个。我在他家墙壁上胡乱画小人（现在想来，那画的哪是人，分明是鬼），他不怪，反喜欢得很，总是龇着牙先称赞一番，然后再点化我，人物的比例、结构该怎样画才好。有时，他一边看着我画，一边给人剃头，同样龇着牙唱南昌采茶戏——“人往高来，水往低，深山树木长不齐，荷花流水有高低。”人理一个头，五分钱。他有时拖着我，一把按在摇摇晃晃的破旧理发椅上，剃头剪子在我头顶叽咔叽咔一阵，然后让我一拍屁股，分文不取。有个雨天，他没担挑子出去，便在家为我捏了个泥人，其实是件精美的雕塑作品，一个背上长翅膀的孩子，他送给我。当时我不知道，那是天使，或者说，那是秀清叔心里的天使。

许多年后，我早已将我童年中遇到的这样一个人物完全淡忘。当我长大成人，又画起画来，不觉想到给过我绘画启蒙与引领的人，便向先辈问起秀清叔的事。人皆嘘唏，说秀清叔可惜了。仿佛得知秀清叔早年就读过刘海粟的上海美专，跟后来成名的一批大画家都有过从，还拜过名师习武事，做过青帮的堂主一类角色，后来又被打成“特务”，住到羊子巷来时便是劳改就业犯。

我试着去找他，外公说，他过世了。这个若碰上好世道绝对是个了不起人物的秀清叔，就这样和他的剃头挑子，他的泥塑天使，他的吱吱呀呀龇牙咧嘴的戏文一起默默无闻的隐约存在过，又默默无闻地消失，他身上还有怎样的传奇经历，此刻也仿佛从未存在过。他没有亲人，我外祖父去世后，也甚至没有一个更多了解他的人，我不知道他姓什么，秀清二字也只是按谐音写的，外公当初只让我叫那个住在对门的剃头匠为“秀清叔”，他叫对方“秀清”，是哪个“秀”，哪个“清”，也不清楚，但我的印象，这个受过良好美术训练，甚或有可能成为一代大师的人物，他不能从事他所热爱的绘事，他只能剃头为生，他消瘦，脸部凹陷，但面目清秀、慈蔼，他就是我说的秀清叔。与“八大”的境遇相对，秀清叔算不得什么，但以其“行藏”，总觉得他也是个“南昌鬼子”。不是说他是“鬼才”，而是说他过的生活。他当然像个隐士，汉朝的大隐南昌人梅福，为躲避迫害，从南昌跑到当时的吴县（苏州）当城门卫，穿一身号衣，满面风尘，也不过是为了掩藏自己的光芒。我总是对外地人说，别小看南昌，这里“人杰地灵”并非虚言，不是王勃一味恭维说着玩的。南昌市井中一貌不惊人，拢着袖子在墙角椅上打盹的老者，说不定就是个满腹经纶之士。什么是“南昌鬼子”？这才是真正的南昌鬼子呢！

日前，导演熊相仔兄邀我去他的公司看片，看后大家都热闹地聊着，老熊却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眺望窗外独个哼着戏。那腔儿煞是熟，哪儿听过，有点悲怆，有点落寞。我一问，是南昌老采茶戏《方卿戏姑》。我听得极熟，却唱不得，叫老熊把戏词写下来，分明是：人往高来，水往低，深山树木长不齐，荷花出水有高低。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门前系着高头马，不是亲来也是亲，门前披着破草席，亲生骨肉也是陌生人……

老熊刚拍完电影《八大山人》，真应了那句话：“他唱得悲凉，我听得心头猛地一热，险些下泪。”像八大山人一样，那些能被称作“南昌鬼子”的人，是肚里有故事的，那故事仿佛难言之隐，不可与外人道，他便多半“隐”而不显，人再怎么看他，也似个影子，后来一打听，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