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

波光粼粼的水面，

印着古桥的清晰倒影。

——赫尔曼·黑塞

一

南昌过去是出隐士，是人跑来隐居的地方。隐士，并非一个不名誉的词，过去多是不得已，今人却见高雅。我一再这样看，说到底，南昌的历史文化中有一条可以贯穿南昌建城二千二百年年历史、甚至更远的文化形态，就是隐士文化。

南昌至今已经形成了一条隐士文化清晰的历史线条，沿着这条线，可以毫不迟疑地列出从远古乃至各个时代的代表性隐逸人物，由此可见，南昌是个以隐士文化著称的地方。而在南昌的历史上，隐士的首选隐逸之处，城西是西山，城东是青云谱，当然城中的巷闾、寺观、府第、洲汀上、古桥畔，都有隐者的影子。这其中又以几位隐士本身就大有来头或在南昌隐逸期间闲情野鹤似的作派，给此地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使西山不仅在全省，乃至全国甚至海外，都成为了一块令人向往的文化净土。从传说中的萧史弄玉驾凤飞来西山，降栖于萧峰，历代名士大隐络绎不绝，先有黄帝乐臣伶伦炼丹洪崖，再有郭璞、许真君等一路下来，蔚为壮观的隐士队伍让人咂舌。

现今南昌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抓住了南昌的文脉宣传其别墅式洋楼，到处可见——“隐于市，藏于墅”的广告语，这是在催开着奔驰宝马的富人再掏一把钱出来，过现代的隐士生活。这种隐士生活显然是物质主义的伪隐士作派。与守着一方净土的精神与肉身上双重归隐的隐士无关。

为什么说过去的南昌是一块文化净土呢？这是由隐士的操守决定的。看看历史，我们便知道，南昌的隐士几乎都是高洁之士，有一种不趋俗、不媚世、不事权贵、白眼朝天的文化人格，有一种正直、干净、向善的美好心灵，有一种追慕自然、云卷云舒般超脱世俗功利的独特灵魂。正是因为他们大致都具备了这三种特征，南昌的隐士在人们的印象里白衣飘飘——来去捐世俗，超然辞世伪（张载《招隐诗》）。可以说，隐士文化与地域特点影响了南昌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当然，真实的隐士不是轻松飘逸的，那是人们的天真想象和制造的语辞幻象。肉身沉重甚至缁衣破帽，草屋茅舍，面孔沧桑，手头拮据，让人忽视且不待见，甚至视为异类，这可能更接近隐士的常态。古代的南昌隐士我没亲眼见过，但在云居山云居寺见到虚云的照片，我心下一惊，说实话，真有些像今日南昌街头见的流浪乞丐。但过去的僧道云游，是要持钵行乞的，只是人多了一份庄敬。

过去的南昌出现过很多隐士，从伶伦、澹台灭明、梅福、徐稚、许逊、郭璞、贯休、施肩吾、苏云卿、朱权、张位、朱耷、牛石慧、蒋士铨、陈宝箴、乃至后来的黄秋园、陶博吾等等，甚至有学者大胆提出，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被贬，也是隐居在西山步兵学校。这样说的话，如果真要开一个完整的名单，恐怕会很长。这是出了名的隐士，没有出名亦怀抱珠玉之才，在古代老死山中茅庐，城里穷街陋巷的隐者绝对还大而有之。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谈及南昌隐士，便接到电话，人说在扁担巷有位早年大有经历的书画老者，不为人知，希望我去看看。时至岁末，忙得很，又下了一场雪，一拖就过了几周，等我约好记者朋友准备去拜访那位老者，电话那头说：“不用来了，老人没捱过那年冬雪。”这事让我心里一直不安。反之，我又想，老者应该是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书画，知道他的名字的。他这辈子到死只甘愿做个隐者，这是在当今这个逐名求利的时代，很多人不理解的一件事，也许他还真不愿与这个名利的世界发生太多关系。所以他无声无息地走了，也可以这样想，我们庆幸没有惊扰他。他是当代真正的隐士。

若是要研究中国的隐士文化，恐怕绕不开南昌，别的地方或许以隐居闻名，比如南阳，那也不过是历史上隐居过一个大名鼎鼎的诸葛亮，而南昌历史上出现的这一大批隐士，足以佐证南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隐逸之城。

南昌未必是隐逸之风的发端地，但南昌最早的一位隐士伶伦，却是出现在黄帝时代。关于伶伦，《中国人名大辞典·洪崖》载：“上古仙人，世称洪崖先生。或曰，即黄帝之臣伶伦。或曰，帝尧时已三千岁，居西山洪崖，有炼丹井。受帝命，取竹以为黄钟之官。”这位上古时代高寿的伶伦先生，若以当今人的眼光看，绝对是位仙人，不错，伶伦正是传说里中国远古的一位音乐之神。他作为黄帝专司音乐的大臣，“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俞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吕氏春秋·古乐》）伶伦创制吹奏乐器的这番作为，虽不惊天动地，却使人们的耳朵在听过鸟鸣、风嘶、雷吼等等声音之后，终于听到了音乐，而这音乐的第一声，来自一节青翠嫩绿的竹管，这竹管来自于南昌的西山，亦即伶伦当时的隐居之地。

也就是说南昌最早的一位隐士是一位半神半人的音乐家，他既受命于黄帝，又能以三千岁的高龄飘然世外，躲在南昌的西山炼丹，伐竹制乐。想象一下这位老人家白眉白须、仙风道骨，在山里忙乎着，一定有副好身板，说不定就跟现今三十岁的小伙子差不多；但是且慢，也许当时的伶伦就是三十郎当，只是由于上古时代人类社会属于草创时期，没有文字论载，只有口耳相传，山里的事一来二去，添油加醋，一个普通人干出了不普通的事，让人佩服得不行，就说成了神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伶伦作为我们的先祖之一，他的隐逸之姿无疑影响了后世南昌乃至各地的隐逸之士，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南昌是中国隐士出现最早的地方。

二

南昌西山梅岭，不是真有梅花，却是因一个姓梅的隐士而得名。他叫梅福，我想，他不可能天生下来就是个隐士，其之所以隐居或成为隐士，肯定有其归隐的原因。

我们今天已很难知道梅福具体长得什么样子，个子是高是矮，身材胖瘦，气质风度如何，他的脸仿佛就像汉砖雕壁画一样模糊不清。当然你可以凭想象为他画像，古人，尤其是已经归为于某种类型的古人，用国画的笔墨，也不难将其归类到那一种符号型的脸谱，更可以用几根简洁的线条就画出他的某种仪态。但我对古人像的图形一直存疑，疑就疑在它的笔墨符号化，它抹杀了人物个性，其实也就抹杀了那个曾经昂扬的生命。如果以此为认识的基点，后人如何能从中找到相隔千百年的先人的生命信息？在这种时候，文字的叙事或许更能还原哪怕一点点生命的存在本真，乃至复活一个不凡人物的某些故事情境。

梅福，字子真，这个西汉末年的南昌人，他的祖籍是在安徽凤阳府寿州，也就是当今的安徽寿县。梅福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两汉的过渡时期，上层朝廷虽权利斗争从来没有消停过，但好在没有大的战乱。梅福也就能少年求学于长安，像所有的儒生一样，读书目的明确得很，就是“学而优则仕”，啃了一肚子书本，就是为了当官。南昌人梅福官是做到了，不过只是个县尉，还是个候补的南昌县尉。然而他还是把这个官做得有模有样，认认真真。那年头能把官做好不容易，朝廷里最大的“官儿”汉成帝刘骜，不仅没有领导才能，致使外戚当道，大权都落到了佞臣王凤、王莽手里，他自己更是个生活作风有大问题的腐败分子。刘骜不仅贪酒好色，还和身边的一个叫张放的高官搞同性恋。梅福为汉室忧心，每日干着小官的事，竟操着天下的心。

当时有个京兆尹王章得罪了权贵，被当权者寻个借口杀了。由此出现了“天下灾异数见，群臣莫敢正言”的局面。梅福不管自己头上戴着的是一顶芝麻般大小的乌纱，也不怕会像京兆尹王章一样死身罹难，只毅然提笔向皇帝上书进谏。他应该写得一手不错的汉简，那一个个优雅的汉隶在竹简上都吹胡子瞪眼、都一腔正义、都义正辞严！弄得刘骜拿在手上仿佛针刺，他不得不扔到内侍手中，念念看！他吩咐内侍：“这篇奏简里是啥意思？”内侍很快看了一遍，并快速作出了回答：“这个县尉请求削除外戚之权。”刘骜脖子一拧：“他怎么说？”内侍：梅福上书言，“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刘骜冷笑道：“这种狗屁道理还用他来教朕！他是在表示对王章之死的不满吧！”

梅福的诤诤进言，一片丹心，只是渴望皇帝刘骜可以听进去，他想以此唤醒皇帝对人才的重视，对京兆尹王章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士的重视。他直陈、甚至是悲愤地抨击皇帝不纳忠言带来的恶果——他希望今日的汉室天下能像当初高祖皇帝刘邦那样稳步前行，不步亡秦的后尘。可刘骜忙于跟男宠张放谈恋爱，两个大男人卿卿我我，搞得死去活来，他哪里把一个候补县尉的逆耳忠言听得进去。

对身处边鄙的小吏习焉不察早已成为习惯，而对身边男人的相貌却格外留意，正是这种本末倒置的习性酿成了这位天子深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危险。没等人把梅福的上书念完，刘骜就不耐烦了，他觉的这个狗屁县尉不知天高地厚，连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都不知道。他从内侍手上一把抓过那篇奏简，狠狠摔在地上，大骂：“边鄙小吏，妄议朝政！”梅福的忠心是让皇帝当了驴肝肺，梅福的一腔热血换回来的是一盆冷水。泼冷水的刘骜不思国事整日陷入同性恋中不能自拔，在遭到太后的强行反对将他和“情人”张放拆开后，没出息的汉成帝竟因相思而成疾，不久就驾崩了。有意思的是，他的同性情人张放得知刘骜之死，居然哭泣身亡。

梅福碰到这么个人当皇帝，他写的谏书又不是情书，怎么可能得到关注呢？而接下来坐上皇帝金交椅的更不是个善辈，他就是前京兆尹王章提醒刘骜要防一手的野心家王莽。梅福自然知道王莽不是好鸟，干脆，这破乌纱咱不戴了，赶紧撤！撤回到一个干干净净没有污浊腐败与堕落气息的地方，撤回到一处有水可以濯身，有鸟可以歌唱，有云可以当衣服穿，有道可以修炼的地方。

那个地方只能是南昌西山，唐朝末年诗人罗隐路过南昌，他钦佩梅福的忠直，心有所感，立碑作文以吊先贤。其文言：

汉成帝时，纲纽颓圮，先生以书谏天子者再三，夫火政虽去，而剑履间，健者犹数百位，尚不能为国家出力以断佞臣头。夫何南昌故吏愤愤于其下，得非南昌远地也，尉下僚也！呜呼，宠禄所以劝功而位大者不语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则正人在上，天下无道则正人在下，余读先生书，未尝不为汉朝公卿恨，今南游复过先生里，吁！何为道之多也！遂碑以吊之。

梅福归隐，追慕王子乔，潜心修道，被人称为梅真人。他的修道之所后来也被称为梅仙祠。

一个县尉小官是怎么变成仙的，中间的桥梁就是“道”，官场的事不干了，咱一心求真炼道，内外都脱离了世俗之尘，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都减轻，人就获得了提升，也就由凡入仙了。这就是道家的所谓由“入世”而“出世”。但千万别以为你“出世”了，就万事大吉，没有的事。梅福离了官场，可麻烦还没断呢，官场上还要追究你，捕快还要捉拿你。怎么办？梅福不禁哀叹：“生为我酷，身为我梏，形为我辱，妻为我毒。”此话表述了他无可奈何而又低徊不已的痛楚和悲哀。

你说他羽化成仙，我说他肉身沉重。

梅福不得不背着沉重的肉身逃离故土。他躲进过南昌西山的飞鸿山，以期学道，遁避红尘。那山后来也被人称为了梅岭。可红尘是一路撵着梅福跑，此后他的行迹几度变幻，从西山梅岭到抚州梅山、丰城、新淦玉笥山、瑞州梅墩等地，又游于会稽，谒吴县。表面上看他是在拜访名山，求仙问道，实质上他是在逃避追杀。这种情节我们今天只能从电视剧中看到。此前我们还很难准确地描摹他的形象，他的仪表与风度。他在逃，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敏捷的身影，他不敏捷不行，跑不快会被捕快逮着。你看他改名换姓，行踪飘忽，像一个典型的逃亡者。他甚至改头换面不惜屈身做过江苏吴县（今苏州）城门的守城门卫。

从城门出出进进的行人，谁能想到一个满面风霜、表情漠然的门卫竟是个曾经声惊朝野的“刺儿头”。他像个做地下工作的“潜伏者”一样看上去沉静如渊，很可能有追捕他的马队从面前呼啸而过，卷起的黄尘使他眯起了眼睛，使他觉察到此地不宣久留，还是撤！他撤到海昏（今江西永修），他撤到了生命的最后底限。他的足迹并不像后世以为的潇洒如仙，他毕竟是因忠正刚烈触犯权贵而不得已以肉身之体逃亡——逃避权力欲置其肉身于消失的追杀。

如果他的内心已然是个得道者或修仙者，也最多使他的逃亡仿佛暗夜流水，有一种灵颖或不至于怆惶之态。但他还是在出逃，直到他的灵魂逃出他的身体——他最后没有死在故乡南昌，而是死在吴门（今永修吴城）。

也许正是从梅福怒向皇帝上书到归隐之路，亦即逃亡之旅中，梅福的面目形象便越来越清晰，他的表情、声音、动作和呼吸，让我们隔着漫长的远年也仿佛一清二楚。

南宋绍兴二年（1132）宋高宗赵构赐封他为“吏隐真人”。明万仁三十五年（1607），南昌西湖南岸建起了一座吏隐亭，又名梅仙亭。南昌知府卢廷选在亭上题联：疏草孤忠扶赤汉，湖云千载拥丹青。

在很多人的眼里梅福是雪白的云，高洁的象征；是闲逸的云，隐者的象征。其实梅福的一生在貌似闲云流水中隐藏着惊心动魄。这是忠直之士的苦衷——让我们再重温一遍他的痛苦之言：生为我酷，身为我梏，形为我辱，妻为我毒。便能懂得他灵魂的痛楚。他为什么想要学道修仙？因为他的灵魂渴望逃脱肉身的桎梏！

他女儿的丈夫严光——大名鼎鼎的严子陵先生，严先生的形象在中国历史上比他的老丈人梅福要清晰得多。严是深懂老丈人梅福的，他干脆不沾官场的边，遗世而独立，隐居浙江富春江。纵使老同学刘秀做了皇帝，多次邀请他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严子陵只摆摆手，头也不回。他的眼睛只注视着富春江的满目烟波。

他的老丈人梅福当年隐居南昌时，也喜欢坐在湖边，满天的白云倒映在青色的湖水上，梅福的眼里看见了一条鱼在天上飞翔，那是他的灵魂。

三

隐士不是好当的，一个“隐”字后面，做得净是减法，要抛掉现世的功名利禄，受得起清贫寂寞，如勃莱诗里写的：“贫穷，而能听见风声也是好的。”这不容易，但南昌人偏有这等不容易的人。南昌一条有名的大街，叫孺子路，是纪念一个“老南昌”的，他叫徐稚，徐孺子。

徐稚恐怕是中国文化史上身份最简单的名人之一，如果按现在的方式填履历表，徐稚的身份一栏，只能填：平民。

在已有的资料里你几乎无法找到他的第二个身份，他固然有学问，有名气，但他什么官位和社会头衔都没有。就是这么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洁身自好，所以人尊他为“高士”。

东汉桓帝、灵帝时，凡德行高洁而又有学问者可举孝廉从而通向仕途。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许多为了当官而先炒作出自己名声的“伪高洁”者，当时闾里小儿就拍掌唱出了这样的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二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你没有文化偏要装秀才、一星半点孝顺也没有还称孝廉，这与当今某些功利的炒作者没什么两样。

徐稚并不是没有当官的机会，跟现在很多做梦都想往上爬当官的人相比，徐稚当官的机会太多了，官帽找到他头上戴，他也一再推拒了。

公元159年，时任尚书令的陈蕃与仆射胡广在一张送交汉桓帝的推荐表上，写下了五个名字。这五个名字都是作为当时的高士拟推荐给皇帝作为辅佐朝廷的大臣。他们分别是：豫章人徐稚、彭城人姜肱，汝南人袁闳，京兆人韦著，颍川人李昙。汉桓帝看过这张名单后问陈蕃：“卿等所荐五人，哪位为首呢？”

陈蕃答道：“袁闳、韦著等四人出身贵族，受学条件优越，熟悉社会上层礼仪风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唯独徐稚生长在江南穷乡僻壤之处，环境艰苦，竟自成材，角立杰出，名闻天下，因此，堪为五人之首。”

汉桓帝在陈蕃简短有力的推荐语中已然看清了一个“高士之首”的形象，他当即下旨以“安车”“玄丝”备礼去豫章征聘徐稚为官。“安车”是当时舒适度很高也很华丽气派的马车，“玄丝”也是极为贵重的币帛，这绝对是天子礼聘贤士的最高待遇。但当马车带着重礼来到豫章郡徐稚简陋的家门口时，居然碰了钉子。徐稚伸出手掌，五根指头一晃，说出了他的“五不”，弄得来人先是一头雾水，后又肃然起敬，称说徐稚是真正的隐士高人。

徐稚说出的“五不”是：不出仕，不为官，不入浊流，不离故土，不舍百姓。这“五不”中不仅表明了这位南昌老俵的隐士操守，还流露了他对家乡的一往情深。换过别人，哪有这样的定力！君不见而今多少人恨不能削尖脑袋混个一官半职，求之不得在官场的浊流里摸爬滚打。不要说“中央”有专车来接你去当官，若是“组织部”一个电话下来就是一路吃车屁也会立马疯跑去报到。所以说，隐士不是好当的，一个“隐”字后面，要抛得掉很多现世的功名利禄，而不是像贪官那样隐藏很多非法财物。

徐稚心不在官场，而朝廷一直惦着他想让他出来做官，甚至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征聘他的马车又停到了徐家的门口。这一次他没有伸出那只手，但来人的眼里又分明看着那五根手指在空气中晃了一下，便永远消失了……

徐稚当然是钦佩老俵梅福先生的，也知道梅先生的遭遇，但与梅福不同的是，他生来就是心甘情愿做隐士的。他当然是讨厌官场的腐败，怕弄脏了自己，他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有洁癖的人总是喜欢简单的。而大凡做隐士的人都须有板凳功，即坐得住，坐得住的人多半是读书人，徐稚广学博览，精通“五经”“六艺”，尤其对《颜氏春秋》、《欧阳尚书》、《京氏易》造诣独到。江夏名流大儒黄琼对他欣赏之余欣然纳为弟子，经常带他外出游学。徐稚很快便成了一位既有知名度又受人尊重的儒家学者。他开办学堂，以拥有弟子三千的孔子为榜样，尽所能地广收门徒，让更多的人能有从学机会。一时起，豫章学子以身为徐老师的弟子为荣。徐由此更加勤勉，黎明即起，打开木雕轩窗，沐着晨风朝阳，给弟子们讲天文地理，诗经周易。当暮色渐蓝，星月在天，便夜步户外，仰观天象，默察世事，然后回到书房秉烛夜读。

这样一个视读书、授学、耕稼为三乐的布衣学者，是一个纯粹得透明的人。他讲学传经居然从不收礼金，还不遗余力地帮助贫寒学子，使之读书成才。数年之后，徐孺子门下俊彦辈出，乡中父老，皆效儒家之仁，皆习儒家之礼，使豫章出现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天下人称这是一座仁人君子之郡。人们仰慕徐老师的才学，从四面八方而来聆听他讲学，由于学生急骤增多，书籍需求量大，已有的竹书和帛书逐渐损坏，传抄不便，徐孺子便请石匠凿石立碑于东湖草堂内，在石碑上篆刻《尚书》、《春秋》等经文，碑里文字以隶书为体，字大小两寸见方，是为范本，供人传抄阅读，被称之为“石经”，在石上刻经，一时成为创举，远近学子闻风而至，豫章儒学风气从此大振，仿佛出了个孔子的齐鲁。

那年河南汝阳人陈蕃来南昌出任“市长”，担任豫章太守。尽管徐稚低调，但并不是说他是个迂腐的书呆子，他游学林下，可以说还是有交际能力的。那时读书人与读书人之间并不隔膜，即便不似现在有飞机火车，千里路途夕发朝至，但读书人百里千里之间的彼此拜访与切磋也跟武侠小说里所写的武林中人行走江湖差不多，没有沟通能力是行不通的，也学不到别人的东西，成不了学术气候，扩大不了知名度。徐稚有游学经历，他的知名度不是来于游学，但游学肯定也让他在南昌以外打开了一些名气，陈蕃来自外地，显然他对徐稚已是久仰。

这一“久仰”之下，就有了相互交往。“陈市长”特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这位令他尊敬的朋友弄了一张榻椅，徐稚每次来，陈都亲手为之扫榻，客客气气地请他落座。然后两人就打开了话匣子，从天道国运、三韬六略谈到星官算历、河图七纬，彼此之间有请教、有礼让、有直陈、有聆听、有欣赏。徐离开。陈绝不让他人碰那张徐兄坐的榻椅，为了保持这张榻椅只有徐一个人所座的纯粹温度，陈蕃想了个办法，干脆用绳子把它吊起来，等到下回徐来时再放下来。

公元675年秋，才高八斗的山西小伙子王勃，路过南昌，恰逢滕王阁上热闹非凡，当地官员、富绅、名流，以及不少试图投机巴结上层的暴发户、古董商、诗歌和字画作者都众星捧月般围着“行政长官”阎都督转。王勃虽内心有所鄙夷，但他更希望得到当时的南昌领导人阎都督的赏识，也向往着阎能像过去南昌的陈蕃“市长”一样礼贤下士，给他一张榻椅坐坐。为此他以一个外来者的视角写下了《滕王阁诗并序》，呈给阎都督。

王勃以称赞南昌的方式入手，在处处设典的大量华辞丽句的铺排中，既显示了他对南昌人文的熟悉、又炫耀了自己的才气。最关键的是狠拍了阎都督的马屁。诸如：“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表面看这完全是一句对南昌的马屁话，但实质上隐藏了王勃渴望像徐被陈看重那样得到阎的青睐。可在更大程度和更远的时间里，这句话是给世人造成了徐是一位坐在榻椅上谈笑风生者形象。好像徐稚的屁股跟官员的榻椅密不可分，这很不严肃。

真实的徐稚，与他的很多颇善辞令、崇尚清谈的同时代人相比，可能相对内向，是个不一定很爱多说话的人。但他的交际能力并不逊色于他的学问与人品。所以陈蕃才会在他的“市长办公室”专门为他准备一张榻椅。徐来了他欢喜而又隆重地放下来，徐走后他旋即用绳子把榻吊到墙上。陈蕃的这个动作当时或许没有太多寓意，简单到人性，他只是喜欢徐这个人，徐是他合得来的朋友。问题在于陈是个官，是豫章地方上的一把手，太守，而徐是一介布衣，一个地方长官为一个小民将一张榻弄下弄上，这里面若无炒作之嫌，只能是人性，然而就是陈长官这么个动作千年以来便成了“礼贤下士”的符号，也成了老徐同志在高士中享有特殊高度的佐证。所以人们不难以为徐具有话唠的特点，喜欢发表一番不懂装懂的高论。其实徐稚绝不是这么一个人。太守陈蕃在《世说新语》里也是个潇洒任诞之士，他不会那么俗。两个行为方式都有些不类于常人的家伙在一起，肯定会有火花，这种火花乃是生命的精彩！

长期以来徐稚在世人心目中的声誉，不仅在于他的学问美德，还在于他作为一个智者与他所处的不智时代保持了一种精彩的脱节，从现在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他是处于一个混乱时期的头脑极为冷静的洞察者。他拒官，也劝别人守住心智。

一次徐稚拜访大儒郭林宗先生，还没进郭府院门，就听到“嘎吱嘎吱”拉锯的声音。见郭大儒在院中央满头大汗两手拉锯跟一棵大树过不去，那双摆弄经书的手此时操纵着大锯怎么也使不上劲，徐哈哈大笑：“郭兄你这是为哪般，此树在院里不挺好么锯它何来？”郭沮丧地叹口气，说：“你不见俺这是四合院，中间却生着这么棵树——夫四合者，口也，树者，木也。这好端端口里有一木，不是一因字么，俺好歹要把它锯了也解了这困。”徐稚闻言，更笑。郭问：“笑啥？”徐止笑道：“郭兄锯掉院中之木，人却住在院中，岂不成个囚字。郭兄愿作囚徒么！”郭一拍大脑壳哎呀一声，赶忙扔了锯子站起来，徐兄说得对，不然俺险些成囚了。两人执手相视呵呵大笑。

郭回头吩咐家人：“摆酒摆酒俺要和徐兄好好唠唠。”徐一点也不怀疑朋友老郭的智商，他甚至对郭在儒学上达到的造诣极为佩服，只是对老郭热衷于功名官场颇不为意。郭反对宦官专权，也跟官场腐败展开斗争，却总是屡屡败下阵来，他心有不甘，借院中树撒气，老徐焉然看不出来。二人推杯换盏之际，徐开导郭林宗说：“当今朝政已陷入宦官与外戚之争的臭泥潭，无可救药，好比大厦将倾，靠你一绳之力哪能挽之于不倒！在这腐败的时代，你我一两个书生徒劳无益，还不如将咱的学问传播于民，实实在在地办些学堂。”此后不久，朝廷便发生了李膺、陈蕃被宦官谋害之事。郭林宗不得不认为徐稚兄有预见力，自叹不如。

从徐稚在东汉时期南昌的一系列行为来看，他确实像个圣人，换言之，他就是南昌的孔子。当他听到恩师黄琼在江夏去世的消息时悲恸无比——黄琼是汉章帝授匾为“江夏黄香忠孝双全，天下无双”的二十四孝子之一的黄香之子，不仅知识渊博、才华出众，还是位忧国忧民的好官员。徐决定从南昌步行千里赴江夏去吊唁。只是这时的徐已年过花甲，面对遥远艰辛的旅途，朋友们都劝他在家乡遥祭即可。徐矢志不移，以每天走四十里计，四五十天到达。长路孤旅，其苦可想而知。身无旅资，他便以为人磨铜镜的手艺赚得温饱，走了一半，人病倒了，多亏好心人搭救，养病七日，又继续前行。一个花甲老人为吊唁恩师，千里奔丧，人瘦了，脸黑了，背弯了，脚破了，直走得人又老又瘦，衣衫褴褛；直走得人面目全非，亲友不识；然而墓里的恩师从那一声嘶哑的哭喊声中知道，是他的弟子来了，是他曾经看重的门生徐孺子不辞千里吊唁他来了！徐稚用颤抖的手，恭恭敬敬地在恩师的墓碑前献上一束生刍（青草），表达对恩师洁白无瑕人品的崇高敬意。《诗经》有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后人也用这句话来评价徐的一生。

自王勃开吹捧之滥觞，后世关于赞美徐先生的诗句很多，但多清虚高蹈颇不着调，在赞美诗中让人对徐稚先生的认识愈发云里雾里。而一位法国诗人雅姆，他当然不知道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徐先生，但他有首题为《为活得简单而祈祷》的诗，对认识徐稚这类人而言却比较靠谱：

蝴蝶听从每一股风，像温柔的孩子们，掷向仪式队伍的那些花瓣。

其实老徐的生活就这么简单。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生活上做减法的人是高人，简单是境界。

四

过去南昌民间对隐士高人常有夸饰之词，或讥之为怪，或赞之为仙。其实这种民间读法只是对不同于普通人的一批另类者作出的一种简单区分，于是仙怪之属便成了非寻常者的特殊称谓。青云谱道观在历史上肯定是与符篆、法咒、道坛、桃木剑相关的——异香缥缈中，人们很难把画符念咒、手执桃木剑的道士形象与传说中的神仙区分开来。你看，那道人口中念念有词，手挥木剑，登坛作法，桃木剑所指——妖鬼立现原形。这分明是仙人的形象！而且道家的终极追求也就是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然而有意思的是，道家的仙人又往往以残缺者的面目在世人中出现。比如传说中八仙之首的铁拐李，得道成仙后，由一个堂堂一表的美男子变成了一个蓬头卷须、黑脸巨眼、并且还跛了一只右脚的丑八怪。又比如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大约在公元1322年至1399年间出没在南昌的仙人周颠，就是个眼斜嘴歪、语无伦次的家伙。他身穿一件黑乎乎、又破又烂的道服整天疯疯癫癫在南昌街头晃悠，人叫他周颠，以致把他的本名都忘了。

周颠，对。就是这个家伙。在所有南昌人都以鄙夷的眼光把他看成一个癫子、甚至嘴上拖鼻涕的屁孩都厌恶朝他吐口水时，他仅仅是个癫子。忽一日，一支军队过来，领头的是名震天下的朱元璋，癫子的表现就似癫非癫，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就连叱咤风云的朱元璋也对他定眼观瞧，说实话，周颠当时样子实在无足观瞧，后人有首诗形容了朱元璋初次看到的周颠的形象——“眼开青白复歪斜，口角流涎一似蜗。晓乞街坊惊吠犬，晚眠泥滓伴鸣蛙。千丝缕结衣衫损，两鬓蓬松髯发莎。潦倒世间人未识，且将鸾凤混鸟鸦。”也许这就是周颠在未成仙前潦倒的样子。

但就是这么个十分令人恶心的家伙，居然跑到正在绞尽脑汁跟对手陈友谅与张士诚打仗争夺天下的朱元璋面前“预告太平，天下将定”。朱元璋不得不“咦”的一声对这个癫子有些惊讶。更令他讶异的是——这家伙竟然酒灌不醉，把他置于缸里猛火烧蒸而不死，让他半个月不吃不喝也一点事没有。你再看他，他就不是个癫子，是个故意装疯卖傻的高人隐士啊！

关于周颠的神奇表现，《明史·方技传》载有：

太祖命覆以巨缸，积薪煅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馔，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

自身相貌就不敢恭维且是小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胸怀打江山坐天下的志向，他绝不会错过一个可以为其所用的高人。此时正当朱元璋与陈友谅鄱湖大战前夕，朱元璋打算把这个非同寻常的癫子请到他的总指挥部来，听听他会有什么高论——在民国初年文人蔡东藩所著的卷帙浩繁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明清史卷第十一回里，蔡先生用传统演义小说笔法生动描写了这么一个段落：

只有一个僧装的释子（应是道服的癫子），形容古峭，服色离奇，素与元璋未识。至是与元璋晤着，方向刘基替他报名，叫作周颠，系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氏……博通术数，能识未来事，刘基尝奉若师友，因亦邀他偕行。元璋大喜。忙问破敌的法儿，刘基道：“主公且暂收兵，自有良策。”元璋依言便招兵返旆，退走十里，方才停泊，于是复议战事。刘基也主张火攻，元璋道：“徐达、郭兴等，统有是说，奈敌船有数百号，那里烧得净尽？况纵火全仗风势，江上风又不定，未必即能顺手，前次已试验过了。”说至此，铁冠道人忽大笑起来，元璋惊问何因？铁冠答道：“真人出世，神鬼效灵，怕不有顺风相助么？”元璋道：“何时有风？”周颠插入道：“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元璋道：“高人既知天象，究竟陈氏兴亡如何？”周颠仰天疑视，约半晌，把手摇着道：“上面没他的坐经。”元璋复道：“我军有无灾祸。”周颠道：“紫微垣中亦有黑气相犯，但旁有解星，当可无虑。”元璋道：“既如此，即劳诸君定计，以便明日破敌。”周颠与铁冠道人齐声道：“刘先生应变如神，尽足了事，某等云游四方，倏来倏往，只能观贺大捷……”

蔡东藩先生的笔下，周颠何来癫相，完全是一副诸葛孔明神机妙算借东风的样子，朱元璋和陈友谅决战的重要时刻，周颠发表的意见帮助了他作出关键决策，果然一战而胜，把陈友谅置于死地，回头朱元璋要感谢出谋划策者——“周颠二人，不知去向。”这令朱元璋更信此乃仙人助我。

他原先在南昌城里的癫态可以说是一种隐藏真实面目的伪装，他装疯卖傻就是不愿使人一眼就能看破他有不凡的才能，否则被一个他不看好的人——像陈友谅之类的胁迫而去，要他帮忙打朱元璋怎么办。那绝对比他装疯卖傻还难受，没准你不给老子出力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将命丢了也有可能。

但若是把他完全看作是个健康人也不是事实，有文字记载周颠这个人小时候还是患有癫疾的，或许没那么严重，是他将错就错将颠病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外衣。抑或他的颠疾与其智商以及超凡的本领同步发展到了极致，于是在常人眼里他便成了仙人。如果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周颠显然还是个气象专家，他能事先准确作出天气预报，让朱元璋打胜仗，至于说他仰天看人的星座如何如何，自然有些故作高深之态，好在后来发生的一切都被他言中了。朱元璋对这一个预言家更是奉若神明，他开辟了明朝基业后对周颠难以忘怀，居然亲笔为周颠作了一篇传记文字。

若是我们看看朱元璋写的所谓《周颠仙传》，说不定还真会把这位隐居南昌的癫道人看成是比杭州的济公还济公式的人物。朱元璋以帝王的身份且以亲历者的口吻，动用了不算小的篇幅描述了“朕”与一个看似极不正常的“癫者”的过从。通篇叙事看似平实又无处不神奇魔幻，很有看头。其关于周颠其人的信息资料恐怕是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的，仿佛周颠是他从小一块穿开裆裤长大的哥们，只是他们之间的交往远非是普通打交道的方式——毕竟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皇帝眼里的仙家。

这篇据说是出自明太祖朱元璋御手所作不算短的传记中，朱皇帝将一个公开身份是癫道人，实质是一个潜伏于世俗中的神仙人物刻画得起伏跌宕、绝妙传神，完全可以算得上是篇笔力老到、文学水平不低的通俗传奇故事，乍一看仿佛出自当今一个专业畅销书作家之手。正因为如此，我怀疑此文是伪作，亦是出自朱皇帝帐下枪手之笔。朱便于此顶个慧眼识异才之名，又能捞个作家的头衔当当。其实出生穷苦人之家的朱元璋从小忙于放牛、当讨饭的和尚，后来又忙上加忙起来造反打仗，根本没读过什么书，肚里那点不多的墨水也是靠他在百忙中自学得来的，依他真实的文化水平，绝对写不出洋洋洒洒的《周颠仙传》来。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记载：

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纪周颠仙事迹。颠仙，建昌人。少得狂病，其踪迹甚怪。初谒太祖於南昌，随至金陵。后从征陈友谅，旋即辞去。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洪武二十六年，太祖亲制此传，命中书舍人詹希庾书之，勒石庐山。后人录出别行，并附以太祖御制祭天眼尊者文一首，群仙诗及赤脚僧诗各一首。《明史·方技传》叙周颠事，即据此文也。

周颠道人的仙踪起于南昌而消失于云深不知处的匡庐。谁说这不是中国版的“绿野仙踪”呢！

五

德国诗人赫尔曼·黑塞在一首题为《中国隐士》的诗中吟道：

月光透过白云的空隙，

把根根竹梢辉映，

波光粼粼的水面，

印着古桥的清晰倒影。

景致幽雅，万物一新，

……

不错，在一个二十世纪老外的想象里，古代的中国隐士肯定是出现在自然生态环境如此幽雅而安静的地方。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肯定没有到过南昌，他写到中国隐士出现的地方，完全是出于诗意的想象，但他的想象又对应了南昌的生态和地理特征。

南昌位于中国的东部，青山、绿水、古桥。不说古代，当今南昌的最大财富就是青山绿水，由于历来经济欠发达，反而免受污染，“落后”成了“优势”，这“优势”好像不是“干”出来的，却是“不干”出来的，当政者没什么可炫耀，南昌人还是可以夸下口的。而桥，拥有历史文化记忆的古桥依然还保留着它们的身影，虽然高士桥、洪恩桥、算子桥等等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但灵应桥、状元桥、定山桥、妙济桥仍在。

想飘然出世做隐士的人，大都要找一个风景不错，多少能令人心旷神怡而不至于厌倦的地方来结庐归隐，否则环境喧嚣噪音盈耳，满目都是有损视觉的景象，哥们拔腿跑都来不及哪有心思在那里做半是神仙般的隐士？虽然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不能说全无道理，但“隐于朝”的隐士虽是大隐，却不是名副其实的隐士，头上戴着乌纱，身上穿着官服，心里却打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主意，这样的隐士多是城府深得可怕的角色，有点像“卧底”或“潜伏”的特务。“中隐隐于市”的哥们特别可爱，他可能操持着在街头屠狗或买水豆腐的营生，卸下担子来，则可能满腹经纶，笔走龙蛇。也可能本是经世大才却看破世事，甘于寂寞，辟一私塾，课五六学生，传道授业，布衣终生。而“小隐隐于野”者，大抵可分三类人物，一类是避世的人，这类人多半是为了避祸或在热闹名利场遭受了挫折，不得不找到僻静的地方躲起来，那地或是山野或是郊野庙观之类；而另一种则是真心向往自然，冀求隐居潜修以达天人合一之境的人物，这类人物是吃了铁秤砣的，你用五匹马也拉不动他出山。再有一种人就是为了出名，为了捞取世上的好处，而事先就到处张扬来“隐居”的家伙，这类人绝对是找有名的地方隐居，就等于他在央视一套做广告，以取待价而沽，以“隐世”之名谋取“出世”之道。这类隐士历史上不乏其人，但南昌几乎没有。

隐士当然喜欢过一种慢生活，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之境，其实没有比自然更慢的，如果我们的节奏跟着它走，而不是逆“自然”而行，这世界至少不会破坏得太厉害。隐士的处世态度当然有消极的一面，闲散、自在、看似少了一些积极进取心，更多是“独善其身”的作派，这一点，南昌人身上绝对还存留着它的影子。

说的好是不过于热衷名利，不善抓机遇，不求进取，不愿炒作，甚至真正的南昌人鄙夷那种太会“来事”的人，对善巧取钻营者，很是不屑。所以南昌人在市场经济年代到来时，总会比别的城市人慢一拍，或半拍。由于传统观念的固守，脑子转得没别人快，所以而今南昌人也开始嘲笑脑子“不得转”的人，见人当官发财了，也开始焦急，恨不能把自己也像陀螺一样抽得“转”起来。

但不是南昌人不“来事”全然不好，我近年愈发觉得，南昌比外地要少些浮躁、喧嚣，这当然是指对于人头脑和内心的影响，它的节奏可以稍微比那些一线大城市慢一些，人倒可以静下心来，略微沉潜地干些事，比如写作、比如画画。你大可以把手机一关，“宅”在书房写一本自己想写的书，却也没有“手机关一日，世上己千年”的感觉，书写好了，书出版了，南昌还是南昌，南昌人还是那么活着。

但话又说回来，出过那么多隐士的南昌却没有让这座城市造就出隐士的定力，所以南昌人难免心浮气躁，说话狠、刻薄，甚至不无尖利，人也不得从容，便也更难行止有度，大气雍容。还是遗留着过去地“偏”而“寂”的外省人的特点，去了一趟国外或京城乃至上海回来，就觉得自己“活了跟没活一样”，却又找不得“活”得更“翻身”的法儿，只有一边埋怨、一边苛求。一旦“小富”，必然显摆，一朝大阔，必然露“暴发户”嘴脸。所以南昌人“拼”房、“拼”车，一点不比大城市弱，收入不高，房价却比同类城要高，街上跑的豪车也不比发达城市少。没事我寻思，南昌人还是有疯劲的，只是这股“疯劲”没使对，是逆着南昌城市气质和性格的。

我想，南昌人的状态按理应该是成都人的状态，可以不求太多的钱，可以开着小排量的车，可以吃吃麻辣，可以打打麻将，可以心安理得，有滋有味调理生活，可以在“慢”节奏中找到合乎自然的东西，经营我们的城市，经营我们的生活。可南昌人偏沉不住气，这与过去的“欠发达”、“穷”有关，因此，面对当今世界，难免乱了些方寸。我楼上的邻居，先是跟对门比，谁家卖的肉类多，吃得阔气！又比谁家先买了车子，再比谁家除了现有的几套房之外，又在新区买了房子……这么比下去，气短的，就埋怨，就嫉炉，仿佛被人压着，活得比谁都累。气壮或领一时之先、乃得须臾之胜者，便扬眉吐气，顾盼自雄，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活在当下的南昌人的某种状态。面对高楼大厦，面对地铁银行超市品牌店，你没法像先人一样修道炼丹，面对同事提拔加薪你不可能挂冠归隐而去，不管怎么着，你还真没法把自个装成一个什么现代“隐士”。

也许过去的南昌隐士是以一种超尘脱俗之态，成就了一座历史上的隐逸文化之城。但今天这座“隐逸之城”的南昌人与其说是遭受考验，不如说遭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