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久违了

收拾去年住客房时带去的一袋邮件，又看到了“艾芜110周年纪念与研究文集编委会”署名、邮戳标记“2014-01-16-17四川师大3”的大信封。去年收到时，曾奇怪组织者何以会寄给我、又怎样获悉我的准确地址。而之所以没有及时回复，则是因为觉得没有资格谈论艾芜这位新文学的前辈作家，无论是写馆名还是纪念文章。

这个信封所包含的纸质文件，实则为对折的《艾芜故居：恢复重建筹备委员会工作通讯》，一共五期，即2013年8月至12月，每月一期，下钤“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人民政府”公章。内容除了纪念文集征文函，还有关于艾芜的一些照片和史料，以及编者就恢复重建艾芜故居的不少设想。看得出，作为艾芜故乡人，他们想做件有意义的事。

虽然没有资格谈论艾芜，却也勾起了我关于艾芜先生的一些个人记忆。

最初知道艾芜，是在1979年考入大学后的“现代文学”课堂上，30年代“左翼文学”这个话题，“沙汀、艾芜、张天翼”在必讲之列，授课人是刘增人老师。1985年以后，我也回母校开讲新文学史，这就每年都要难免讲一点艾芜和他的《南行记》。何以说是“讲一点”呢？只缘艾芜从未列入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偏左翼的“一流”系列，后来也不曾列入沈张钱这个新的“一流”系列，甚至也没法与萧红、柔石、何其芳、卞之琳、废名、丰子恺、芦焚、路翎这些二线、三线作家并列，讲来讲去从没有超出左翼文学的“概述”范围，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新编的教材目录上几乎已找不到沙汀、艾芜的名字了。

至于我自己的“讲一点”，往往也只限于《南行记》中的一两篇，读得较仔细的是《山峡中》《人生哲学的一课》，忘不了“野猫子”亦匪亦人而更偏于“人”的那份藏而不露也并不异于白素贞的人间情怀。我以为，因其对人性独辟蹊径的挖掘和发现，仅这一篇就也该在文学史中有个座位了。至于上述文学史目录，那实在只是个“简史”，换种编法，比如文学史长卷或多卷本现代小说史，我想艾芜先生总归找得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再退一步说，即便“国家文学史”不肯将艾芜纳入，四川的现代文学史甚而成都的现代文学史总不能也把艾芜摒除在门外吧？历史是多层面的，意义也是相对而言的，大海是水，小河小溪是水，就算眼里流出来的点点滴滴，那也都是水呀！

我这么说，当然也不是一定要把艾芜先生塑造成“不朽的大师”，不是的。艾芜写过人性的复杂，却也并非不折不扣地始终如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像不少所谓“与时俱进”的同时代作家一样，他并没有真正完成自己。就从《艾芜故居》所载1951年7月15日他对刘盛亚小说《再生记》所说的一番话中，也能感受到艾芜的幼稚：“特务不可能有人性，有人性，他就不会做特务。”这究竟是真心话还是表演？如果是真心话，你相信有心理学或人性学依据吗？

我记得自己似乎买过一册《南行记》，却遍翻橱柜无觅处，只找到一本1981年以特价（两角五分）购于济南市中区新华书店的《丰饶的原野》（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正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书前有艾芜新写《前言》一篇，其中有对农民刘老九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辩护，而认为“只有地主汪二爷之流，雇人种田，而又大搞工商业，才会由地主阶级，过渡到资产阶级去的。”这话拿到今天，可能连笑话的水准都不够了。

说到最后，我的意思就是：对艾芜，一要尊重，二要清醒，一是一，二是二，不忘其长，不护其短。果如此，庶几近乎历史真相以及对人的基本态度。

还记得90年代讲艾芜时，恰好王志文演的改编电影也刚从电视里播出，镜头里好像还出现过晚年艾芜的影像，我曾经把影片录制下来，也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过。那段时间，大概是艾芜先生最红火的时候吧？瞬已二十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