灶，水火兼容的地方

【作者交代】

《灶》写于1979年我大一，参加第一届“台大文学奖”获散文第二名（1980年，首奖从缺）。这篇文章是我创作生涯的起跑点，犹然记得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澎湃情绪中一气呵成写出，我视作是缪斯之神正式要我归队。后收入《月娘照眠床》书中。几年前，有出版社选入高中课本，嘱我对鲜少进厨房连“煤气炉”都少用的高中生谈一谈写作背景。我深知编者选此文的用意，自家常器物切入，引导学生认识农业社会主中馈之女性角色进而探勘庶民生活史，以祈感悟传承之意。我因此写作此文，娓娓道来，颇有自问自答之感。于今重读重修，情感上再次抚触记忆中那一口灶，仍是热的。

亲爱的同学：

用过灶的人，大多已凋零，写灶的人，如今也灰发如霜。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宜兰县冬山河沿岸乡村仍是单纯的农业社会，放眼所见景致大约跟日军登陆那年与“国民政府”来台时相同，差别只是农舍自茅屋蜕变为砖屋，屋内照明从油灯、蜡烛换成五烛光灯泡。不过，我阿嬷对那几颗灯泡十分宝爱，白天不开晚上因早睡缘故也不常使用。因此，在那原本就进步缓慢近于龟速的偏远乡间，加上长辈的铁腕管理，使我有机会在一种封闭式、脱离时代滚轮的旧社会氛围里成长。我甚至相信，我所经历的吃地瓜签稀饭、河里摸蚬抓螃蟹、插秧除草割稻晒谷等农家经验，跟生于“大正二年”（1913年）的阿嬷与生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阿母并无不同。

高中北上读书，都市生活与我的乡村习性几乎水火不容，这种宛如时空错置的经验是我这一辈人的共同记忆——我们赶上乡村人口涌入城市的“岛内大移动”兴盛期，又恰好在情感丰沛的少年时期离乡背井，踏入台湾经济正要起飞的指标城市台北，骨子里的田园旧习性与眼睛所见的城市新风貌形成严重拉扯。我们是脚底仍有泥味的四蹄动物却被逼着要变身为两翼猛禽，有人成功有人挫败。不管如何，我这辈人对“乡愁”有深刻感受，这种愁绪无关乎地理方位、空间距离，而是一种失落：离家前，我们以少年之眼拓印下来存入脑海的田园农舍，却在青壮年返家时的眼中消失了，只剩下那份拓印图，一张土地所有权状或是一个挂在嘴边的住址。对我而言，内在的城乡对抗从未停止，虽长期蜷伏于城市却是变身失败的案例，单翼双蹄怪物，田园骨骼敷上城市血肉，喜欢住在靠山近河有林荫的地方，厌恶市中心。

这些日积月累的情感底基，注定了《月娘照眠床》必然会在我的创作时程表出现，而且很早就会出现。少年离乡的我，经十一年间乡愁激荡无从安顿，不得不借笔墨重塑记忆中的江河田舍，以童稚之眼返回葛玛兰族“穆罕穆罕社”（意为新月形沙丘）的我的“武罕”小村，因再次经历而完成“仪式”般的离家手续，把浓郁的乡园深情永远封存在文字里。我的写作生涯里，有两次“重返童年”，一是后来因育儿经验写《红婴仔》追忆了成长意义上的童年，一是《月娘照眠床》完整且强烈地追忆了地理意义上的童年。我私心所爱的当然是后者。实言之，每次翻《月娘照眠床》，看到类似“天气转凉的时候，竹叶开始落。落得池上、井里都是。闲来的时候，我常跟自己玩，擒几片干的竹叶，让它们飘在池上，分别用指甲尖沾一滴水驮在它们背上……”不免眼角微湿，俱往矣，俱往矣！深情封存在文字里。

《灶》是书中较早写成的一篇，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着前面所说沉重的乡愁情绪，这篇文章有了不一样的下笔方式。“缕缕炊烟呵……”两小段自问自答，糅合召唤、怀想与感叹的短句之后，我用慢速导游之法写了三大段乡村田园景致，仿佛引导已成年身在异乡的自己一步步回家，意在“重建现场”，写出当时农村风貌，由远而近、由外而内带入厨房——在农舍格局图上，厨房大多位于屋子最里面，与厕所、猪圈相邻，俚谚“宠猪抬灶，宠子不孝”点出了地缘关系——进而交代厨房摆设，最后与那口灶面对面。

乡下人称厨房为“灶脚”，可见灶是厨房里的灵魂之物。灶，那庞然且有嘴（灶门）有尾（烟囱）的形貌，颇像一头圣兽。厨房，是女性领土，可是掌管这头兽的偏偏是个男神——灶爷公，即灶神。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灶神返回天庭述职是件大事，必得恭敬祭拜。情感上，我当然希望管灶头的若是个女神会更好，不过既然这是没得商量的事只能接受，但我不免猜测，听多了女性心声的这位灶神说不定有些女性化倾向，跟婆婆妈妈有了类似姐妹淘的情谊，所以拜灶爷公时供品直接放灶头上，我们小孩一点也不怕，也是直接偷吃，“一口接一口，直到都没有。”

靠近灶门墙壁上贴着的“司命灶君”春联，色泽鲜红，经年不褪，符号里蕴含着坚定的信仰，对历经日据、饱受水涝之苦的旧社会女性而言，每日有米有菜可以下锅是一件多么值得感谢、感恩的事，这种心情，绝非走到巷口就有池上便当、必胜客的现代年轻人能理解。是以，她们日日在灶前挥舞锅铲，与佛教徒做早晚课同等虔诚。在我眼中，她们是挥铲的灶头菩萨。

因此，《灶》文有三层相互叠印、递进的意涵，除了依年龄叙写我的灶头经验之外，第二层是经由我的眼睛所看到的阿嬷、阿母与灶的关系，最后是延展而出具普遍性的灶与女性的关系。

第一层写小女孩（我）的经验，以观看、戏耍、尝试为主，偷烤番薯是例证。在那个没有7-11、没有零钱、没有零食、同学都跟你一样穷、兄弟姐妹也跟你一样馋的年代，能烤个番薯来吃实在是人间美味。当然，要加上“顺利地烤成功”（这段祷词亦可用于联考前文昌庙内），灶内五个番薯，长条形小颗的必是老大老二的，圆滚滚最大那颗必是三岁老幺用双手捧去塞的。

第二层写阿嬷、阿母与灶的关系，侧重于年节、祭祀之描写，并写出信仰的力量，灶与阿母合一，刻画母者精神。

我还记得过年前炊发粿的趣事，阿嬷平日就有些小禁忌，逢年过节时禁忌更多。蒸发粿时，当她要掀锅，坐在灶前顾火的我必须配合她的口令，弹跳起来。她说，这样粿才会发！我一向配合她的“带动唱”，但心里觉得自己很像乩童。当然，阿嬷炊的粿一向都会发，跟我认真弹跳应该无关。

第三层，从“村子里有人娶媳妇的时候……”“每一个做母亲的……”到“于是我自自然然地想起邻厝的那对夫妻……”扩大观照面，写灶与女性的关系。借由婚姻，灶得到传承，一代代女性也在灶口前燃尽一生。然而，在灶前张罗柴米油盐的妻子，永远需要一位体贴的伴侣而非等着吃饭的员外，与之相知相惜、同心同行。我写那对夫妻在灶前相处情形，用意在此。

写作《月娘照眠床》最困难之处在于语言文字，我刻意脱去华美词汇，引入母语，贴近乡亲父老、田园风俗来写，希望写出虽素朴却情深意重的田园之美。

六十年代的农村已经消逝，当年所用器物没有一件留在现代生活里。灶被瓦斯炉、微波炉取代，灶爷公大概失业很久了，大扫除时刷洗厨房的人变成外佣或钟点清洁员，结婚时做妈妈的也不必叮咛女儿去熟悉灶的习性，因为双薪小两口都是“老外”（三餐老是在外）。旧时厨房是女性疆土，现在精于厨艺的男生比比皆是（据说“不烧饭”早已是女性的结婚条件之一）。从传统大家族到现代小家庭，灶（或厨具）仍是见证者，过去那口灶一日三热，现在的煤气炉常常只用来烧开水。有了插电热水瓶，又直接买瓶装矿泉水，连水也不必烧。

然而，有所变，亦有不变之处，“经营家庭之道”是新旧社会共同追求的。过去采用的任务分配或许不再适用，那么，属于新一代的家庭经营之道又是什么？

我希望同学们从三个面向来读这篇文章：

社会面。文学作品往往是观察社会变迁的“切片”，借由文中对农村生活的描写进而理解六十年代台湾的局部面貌。

文学面。如何以朴素文字、真挚情感与技巧，描写寻常生活里的器物，层层推进，渐广渐深，终而立论完整。

女性角度。灶，是镇压女性、使之永不能翻身的“雷峰塔”，还是让她们发挥治家才能的“军火库”？旧社会女性不能不煮饭，新时代女性可以不下厨吗？家中挥舞锅铲的是谁？是否细心地观察过她（或他）的炉边身影？属于你家“灶的故事”是什么？

2009年，我策划、撰写《吃朋友》，在这本结合饮食、友谊与生命故事的书中，我赫然发现每个说故事的人所追忆的菜肴，都是小时候妈妈做的家常菜。

刹那间，仿佛灶口熊熊大火再现，或胖或瘦、或健康或孱弱、或优渥或苦命的灶头菩萨一一现身，故事中，每个子女都证明他们的妈妈，在灶前修得永恒不灭的亲情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