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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色》之后的《相见时难》，表面看终于涉及了情感纠缠，实质上，翁式含与蓝佩玉的情感错位，是为表达选择决定着人生的轨迹。表面看是蓝佩玉因迷路错过节头时间的错位，导致两人越行越远，即使三十年后重逢亦无法挽回，相见时难。实际上，翁式含根本不需要蓝佩玉的解释，蓝佩玉的道路只是为了衬托他（其实是王蒙自己）对人生所付出代价的态度——无怨无悔。小说核心其实是翁式含内心与蓝佩玉的对话——“如果不付出代价，如果所有聪明的、有文化的人都像你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才可怕呢。”王蒙是不屑于讨论情感滞留的，所以，这个中篇小说回避了一次次可能的情感深入，蓝佩玉只是一个符号：先是无法承担政治的残酷而选择了逃离，三十多年后回国，又成为优裕的“美金、别墅、汽车”，“美国”物质的象征。翁式含痛心于时代变迁导致的身份颠倒——“他们的身份，似乎反而超过了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付出牺牲的人。”表面看，这情感阻隔，深度是在《庄子·秋水》中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追问。其实，翁式含所表述的“治疗痼疾正是为了维护和发展她的光荣”，已经是《布礼》《蝴蝶》《杂色》后，对自己，或者说整个这一代付出的沉重代价，一种铿锵豪迈的宣言了。

这篇小说发表在1982年第二期《十月》上，中国青年出版社9月就出了书。这个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王蒙被增选为中央委员。这确定了他整个八十年代的身份与将要扮演的角色。现在回头看，也许，他到《人民文学》，是1982年就确定了的。那时候，《人民文学》在文坛的位置不言而喻。它的第一任主编是茅盾，茅盾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随后，邵荃麟成为主编，他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王蒙接任前，主编是张光年（《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但不是中央委员。当时作协成员里，似乎只有贺敬之是中央委员，他是中宣部的副部长。

1977、1978年，我曾在《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当时的主编是诗人李季，曾允诺帮我解决知青进京的户口问题。后来久盼无望，我就去了《中国青年》，是王蒙当主编，带我回的《人民文学》。当时我已经从《中国青年》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青年文学》，王蒙对我说，做文学编辑，还是到《人民文学》吧，是他与《人民文学》当时的副主编刘剑青一起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帮我办的调动。要不然，我就与马未都成同事了，马未都那时在《青年文学》当小说编辑。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时有个就职演说，没有慷慨陈词，反复强调他只是个作家，编刊物还要仰仗各位专家，很低调。他的上任，意味着八十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意味着《人民文学》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真有幸亲历了整个过程。

王蒙上任后，第八期的《人民文学》版权页彻底改头换面。先是葛洛、李清泉不再任副主编，只留下文艺评论家、老好人刘剑青一人，严文井成为顾问。然后，编委会大换班：冰心、孙犁、沙汀、张天翼、草明、贺敬之、魏巍等一批老人换成了茹志鹃、徐怀中、谌容、蒋子龙、黄宗英这样的新人。人选上，经他努力，上海选择了茹志鹃，北京只选了谌容，部队选了徐怀中。这个名单中没有与他同类的“右派”。年纪稍大点的，选了武汉的徐迟，他是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也是，可见对报告文学的重视。诗人，保留袁鹰，增加了张志明。这个名单更重要的是，增添了编辑部的老人崔道怡、王朝垠与周明，这意味着他们将成为副主编人选。但在具体的人事调整上，王蒙却极谨慎：先让他们参与轮流发稿，一年半后，1985年初，才确定他们为副主编。

王蒙在这一期《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就职宣言：《不仅仅为了文学》，署名却是“本刊编辑部”。文中说，“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历史使命需要精神上更加伟大的人民”，“我们更希望奉献给读者的是亿万人民的心声和时代的壮丽而又斑驳的画卷。通过篇篇作品，我们希望读者能够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欢乐和憧憬，看到我们的民族的艰难而又伟大的振兴，看到我们大家的生活，波澜壮阔，多彩多姿，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生活”。用他惯用的起伏长句，先强调“眼泪”，后才是“欢乐和憧憬”。而“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则成为他之后强调的一种基调。

现在回头看，王蒙对《人民文学》循序渐进的文学革命推进，是充满智慧的。但在当时，作为当事人，我对他的推进速度是常感失望的。那时我年轻气盛，经常埋怨编辑部陈旧观念当道。王蒙是靠作家的作品，一步步推动《人民文学》面貌变化的。先依靠的还是北京作家群，当时编辑部的说法，北京是“半壁江山”。编辑分工中，谁管北京，自然也就决定了其在小说组（那时还未称“小说编辑室”）的重要位置。除了北京，次要是湖南，因为湖南有一个强大的作家群；再其次才是包括上海的华东。小说组中，原来是崔道怡管北京，王扶辅之；王朝垠管湖南，向前辅之。

我回小说组，一开始分配主管很次要的黑龙江——我下乡的第二故乡。但王蒙有意识带我接触北京的一批重要作家，给我直接处理他们作品的特权。上任不久，他就带我去郊区参加北京市作家协会办的一个创作班，很有拜码头，求支持的意味。我们在创作班住了一夜，汪曾祺的《陈小手》就是在那个班上谈及的构思。1983年刚开始推动《人民文学》变化的一些作品，其实都是王蒙先约好，我跑腿，取稿子，也经手改稿、发稿。当时主管北京的王扶放手让我独立处理这些稿件，1977、1978年实习的时候，她就是带我的老师。也是她介绍我去的《中国青年》。

初回《人民文学》的下半年，经我手发表的重要作品，就是汪曾祺的《故里三陈》。汪先生刚开始只写了《陈小手》，不到两千字的一个小短篇，写得有声有色：陈小手是个产科医生，陈小手的手比女人的手还柔软。他帮孙传芳军的团长太太接生，团长给他了赏，转身一枪将他打下马来。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小子，太欺负人了”。最后结尾是：“团长觉得怪委屈。”文字简练、传神而老道，结尾有辛酸的幽默，曾令我在一段时间津津乐道。王蒙读后说，能不能让曾祺再写两篇？一篇太单薄了。我传话给汪先生，就有了《故里三陈》。

而谭甫成、石涛这样的青年作者，原来是不可能上《人民文学》的。这一年，石涛的《在那个夏天》与《故里三陈》一起，刊登在《人民文学》第9期上。同期刊登的还有湖南作家何立伟的处女作《小城无故事》，王蒙称它是“诗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