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王蒙用了一年半时间过渡，才慎重推动了1985年《人民文学》耀亮整个文坛的效果。1984年的《人民文学》基本立足于与他年龄相近的五六十年代作家：从维熙的《雪落黄河寂无声》、刘绍棠的《京门脸子》、李国文的《危楼纪事》、何士光的《青砖的楼房》、蒋子龙的《燕赵悲歌》、林斤澜的《矮凳桥传奇》。青年作家仅江西陈世旭与山东张炜两人上了头条，作品都保证了平稳的现实主义基调。这一年有两个重要作品都发表在上海：邓友梅的《烟壶》发在《收获》，阿城的《棋王》发在《上海文学》。

《人民文学》1985年的大胆推进，一个重要背景是1984年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前三次开在1949、1953、1979，而这次会的基调是清除左的偏向，保证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这个跨年大会是八十年代文坛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上，王蒙成为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副书记（主席是巴金，党组书记由张光年换成了评论家唐达成，唐达成五十年代曾评论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后也打成“右派”）。四次作代会结束后，周明、崔道怡、王朝垠正式成为《人民文学》副主编。排序上，负责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的周明排在了负责小说的崔道怡与王朝垠前面。而在小说组，也正式宣布我主管北京，王扶主管上海。

1985年的《人民文学》面貌焕然一新是从第三期发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始。在《你别无选择》前，其实，第二期就发表了阿城的《孩子王》。但《孩子王》未放在突出的头条位置，这一期头条是五十年代老作家李準的《瓜棚风月》。王蒙对阿城的《棋王》是赞赏有加的。当初北京有一个重要的稿件“中转站”——李陀家，各地作家几乎都要到那里“拜拜码头”，李陀因此称“陀爷”。《棋王》是因我得知消息晚到一步，就给到了《上海文学》杨晓敏手里。我找到阿城，先拿到他一个短篇《树桩》，发在1984年第十期《人民文学》上。《孩子王》是他“王系列”的第二篇，他原计划写“八大王”，可惜后来只写出一个质量下降的《树王》，发在《当代》上，就再没有创作冲动了。

《你别无选择》在当时，确实是读后能令人热血偾张的一个作品。我是在李陀手里拿到的稿子，小说明显是受《第二十二条军规》影响：其中无论学生老师，几乎人人都带点神经质。一帮精力过盛无处发泄的学子，到处不谐和音交织成的喧嚣。那个“功能圈”高悬其上，人人都如陀螺。所描写人物中，依稀能找到谭盾、瞿小松、叶小刚、郭文景及刘索拉自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他们这一班的种种原型。因为这篇小说，我知道了不协和和弦，知道了无调性的张力，知道了勋伯格。李陀当时说，这稿子，你们《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记得我当时写了满满一页的稿签，没想到王蒙很快就有了终审意见，一下将这小说提到很高的高度。可惜当时没意识，将他的稿签准确留存下来。记得大体意思是，我们有志突破自己无形的框子久矣，而“青春的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闹剧的形式是不是太怪了呢？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也许这篇作品能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一点兴趣和评议？争论更好。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都来自王蒙的稿签。

1985年《人民文学》之令人激动，是调度了各种不同类型创作的可能性。记得王蒙当时经常得意于每期头条风格的反差。他告诉我，风格变化越大，就越能体现文学表现可能性的差异。这是我从他那儿学到的主编术。比如第三期以《你别无选择》为头条，第四期以何立伟诗化的《花非花》为头条，第五期将我发现的黑龙江京剧院一位不知名作者王毅的幽默小说《不该将兄吊起来》作头条，第六期以军艺也是不知名的部队作家宋学武的《山上山下》为头条。《不该将兄吊起来》是京剧《三家店》的唱词，小说描写摊不上角色坐冷板凳，嫉妒名角的马先生偶尔做了件助人为乐好事，被反感抓业务的书记竖了典型，却像被“烙上了饼铛”。最后，在讲用会上唱“不该将兄吊起来”而醒悟了为人之道。《山上山下》则写山上战壕里的士兵，面对死亡气息的真实心理。在《人民文学》头条位置写士兵对女人、对死亡的感觉，在当时绝对是突破。

下半年，从第七期起，王蒙开始用“双头条”强化刊物质量。比如第七期，第一头条是刘心武的《5·19长镜头》，第二头条是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第九期，第一头条是何立伟的短篇《一夕三逝》，当时无名的王树增的中篇《黑峡》是第二头条。第十二期，刘心武的《公共汽车咏叹调》是第一头条，莫言的《爆炸》是第二头条。

《你别无选择》与《无主题变奏》在1985年最有标志性影响。徐星当年拿着稿子到编辑部找我，带的是张辛欣的推荐信。他又高又瘦，表面一身的玩世不恭，当时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吊儿郎当上班，混的却是音乐学院的圈子。我还记得小说发表后，他安排我们小说组全体到和平门吃烤鸭的情景。《无主题变奏》用《麦田守望者》的调子，那种以处处不屑维护的自以为清高，却是他自己的。王蒙对这篇稿子同样是高度肯定的，极喜欢其中我行我素的“嬉笑怒骂”。“妙极了”，这是他对喜欢的作品的口头禅。现在回头看，1985年的《人民文学》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尤其是5月专门召集全国各地最活跃的40位青年作家开过座谈会之后。但王蒙对作品基调的把握一直是清晰坚决的。在他的判断中，《你别无选择》与《无主题变奏》仍然是贴近社会现实、充满青春活力而精神追求积极的作品，表达的迷惘是“追求的苦恼”。因此，作为当年寻根派的重要代表作，韩少功的《爸爸爸》反而摆在了“配菜”的位置。因为它揭示的是国民的劣根性。

王蒙对主调显然是有考虑的。他专门让我去邀刘心武，问能否写一些更贴近社会现实脉搏的作品。这就有了刘心武的“纪实小说”系列——以虚构的人物、故事，表现真实的社会事件、社会变化脉动。从1985年第七期到1986年的第五期，刘心武以三篇纪实小说做王蒙所期望的社会情绪引导，之后，王蒙就将《人民文学》交给了他。

现在回头看，1985年《人民文学》之所以完成了面貌改造，关键就在王蒙清晰的基调与“配菜术”。这基调把握不仅靠智商，亦是他自身烙印所在——不单纯以文学为考量。他的框架，其实还是秦兆阳1956年提出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秦兆阳当时是《人民文学》副主编，《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不少“右派”作品，都经他手发表，他也因此成“右派”。王蒙与秦兆阳观念之区别，只不过王蒙对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理解更开放——他喜欢以西方的表现方法来改造和丰满现实主义。比如《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在他看来，就是“新现实主义”。他自己也以此为实践而乐此不疲。